魯迅的改革國民性思想及其失敗
逝世後被人們尊為「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魯迅，在青年時代就從提倡文藝運動的失敗中反省，看見了自己「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1]他又感嘆「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而「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眾戰鬥，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2]其實魯迅自己就是這樣一位少有的失敗的英雄，失敗於所為乃是他幾乎命中注定的莫大的悲劇。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說，「一切真正的英雄」「其命運只能是悲劇性的」，[3]而這種悲劇性本質上產生於「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衝突。[4]魯迅畢生都在尋求著、踐履著救國救民的道路。「鍥而不捨」地想利用文藝的力量改革國民性，由「立人」而建「人國」。他作為自覺的「精神界之戰士」的戰鬥一生，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歷史要求，他的悲劇性則表現為這個要求不僅在他生前而且在整個20世紀屢遭挫敗，而在他生前身後對他的不實的毀譽也就是這種悲劇性的重要表現。今天，在21世紀第一年紀念魯迅的時候，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更應該認識他的偉大，同時不能不深感悲哀。
一
國民性問題自20世紀初即受到中國第一代啟蒙主義知識分子的重視。1902年梁啟超創立「新民」說，倡導「道德革命」，1915年陳獨秀在《青年雜誌》發表《敬告青年》等文章，都系統闡述了改造國民性的理論主張。魯迅關於國民性問題的思考就是在日本弘文學院開始的，幾乎與梁啟超同時，但他思考的重點不是構建理想國民性的體系，而是挖掘現實國民性的弱點和病根。否定性思維和韌性的戰鬥是他獨具的特質。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感情最熱烈，認識最深刻，批判最徹底，他在這方面的思想後期比前期有發展，但執著於改革國民性的思維方式和奮鬥目標始終沒有改變。
魯迅沒有系統論述中國國民性的宏篇大著，他對國民性弱點或曰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主要通過小說和雜文進行。寫阿Q就是要「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5]其他文學形象，包括「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6]也莫不直接或間接地指向改革國民性的總主題。雜文的形象性雖不如小說，但意旨比小說更明顯，表達也較直接，無論是文明批評還是社會批評，大都與國民性問題有關。他說：「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而「『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里了」。[7]粗略地羅列一下，魯迅在雜文里明確指出過的中國人國民性的弱點就有：卑怯、兇殘，貪婪、自私，敷衍、守舊，昏亂、迷信，調和、折中，麻木、健忘，無特操，信命運，要面子，眼光不遠，善於做戲，自欺欺人，糊塗主義，唯無是非觀，不敢正視人生的瞞和騙，不能平等待人的驕和諂，只求做穩奴隸的苟且偷生，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等等。上述種種有的表面上似乎自相矛盾，它們也並不一定同時都暴露出來，在不同條件和處境下表現即有所不同。對此，魯迅在一篇討論國民性的「通訊」中有十分精闢的分析：
先生的信上說：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
就是中庸。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
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
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
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
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
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
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8]
他以凶獸和羊為喻，認為「在黃金世界還未到來之前，人們恐怕總不免同時含有這兩種性質，只看發現時候的情形怎樣，就顯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區別來。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9]
中國人國民性的弱點決不是天生的、固有的。王瑤先生在紀念魯迅誕生100周年時發表專文《談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把魯迅在雜文中多處講到的國民性弱點產生的原因大致準確地概括為三點：「首先是封建等級制度」，「其次是封建傳統思想的毒害」，第三，「屢受外來侵略」，「這就說明，魯迅對國民性弱點的分析既是從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實出發，同時又是考察了它所形成的歷史根源的。」不過，說「無論國民性的積極面或消極面，魯迅所注視的對象都是勞動人民」，[10]卻並不盡然。至少，魯迅還密切注視著自己所屬的中國的文人，即所謂知識分子，而後者當時尚未被視為勞動人民一部分，事實上兩者也不可能混為一談。因此，說魯迅關注的重點是勞動人民還可以，說「都是」則有偏頗，這裡關鍵是對國民性的解釋。在魯迅筆下，「國民性」是與「國人的魂靈」、「民族根性」、「中國人的性情」等類詞語同義的，用現在的話語就是中國人——魯迅所指實為中國的漢族人——的文化心理，即形成和表現為民族文化的心理特質。魯迅把儒家所謂的亂世治世「直截了當」即一針見血地稱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11]說「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12]存在決定意識，所以，「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換來的。」[13]其中所顯示的奴性心理（奴隸性和奴才性）就是國民劣根性的核心。這種文化屬於全民族，奴性心理更非勞動人民所獨有。它來源於統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即所謂「聖人之徒」，依靠專制和「話語霸權」得以普及，上行下效，逐漸深入人心，形成根深蒂固的國民性。「愚民的發生，是愚民政策的結果」。[14]「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亂世時『成則為王敗則為賊』，平常是一個照例做皇帝，許多個照例做平民；兩者之間，思想本沒有什麼大差別。」[15]皇帝統治時如此，「民國」以後呢？「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么？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16]魯迅的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17]可謂「暗合」。
當年王瑤先生之所以強調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階級性，是為了反駁「那種不加分析地認為魯迅這一思想屬於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範疇」的錯誤觀點。[18]正是由於那種庸俗社會學和機械唯物論的階級論對人性論的簡單粗暴的批判，魯迅改革國民性的思想被塵封了幾十年。按照馬克思的想法，「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19]具體到每個人身上，共同人性（即人的一般本性）、性別之性、民族性或國民性、時代性、階級性、地域性以及因家庭、婚姻、身體狀況、所受教育、社會關係、職業、經歷等等而形成的個性，極其複雜地構成矛盾統一的特殊形態，因而「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其中，階級性和國民性或民族性都是在特定時代——還應加上特定民族、國家、地域等——「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而民族、國家遠比階級的歷史長久穩定，所以，魯迅說得極是：「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20]然而一個國家的振興，社會的改良，民族的進步，「根柢在人」，「首在立人」，[21]必須抓住國民性的改革，才算是抓住了根本。「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於無成，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22]再難也要改，縱無靈丹妙藥，魯迅還是開出了治本良方，一是科學，一是革命。魯迅前期極重科學，致力于思想革命，後期偏向革命，仍肯定科學救國。它們與改革國民性互為因果，相輔相成。這是一條漫長的不平的路，魯迅艱苦求索，走完了一生。
二
魯迅改革國民性的思想形成於留學日本時期，自然受西方和日本近代文化的影響。他很早就研讀過美國傳教士史密斯著的《支那人氣質》（日譯本）。他以「拿來主義」態度，對外國人的話語有鑒別，有分析，有取捨，決不照搬，更不盲從。他以和拜倫對奴隸「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23]相同的且更為真誠博大深切熱烈的愛心，對中國國民性之愚弱陋劣痛下針砭，目的在治病救人，使「民魂」得以發揚，人性趨於健全，擺脫奴隸的地位和心理，「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24]這和某些外國人研究中國國民性時那種居高臨下、冷眼旁觀，甚至惡意欣賞或妄加指責的態度是根本不同的。但魯迅對外國人的指責並「不很發生反感」，他由此而「博觀和內省」，分別情況予以棄取。例如，對史密斯《支那人氣質》里「以為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味的民族」，「體面」是構成國民性的重要「關鍵」，魯迅不僅坦然承認，而且進一步開掘和批判。而對日本人安岡秀夫《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卻顯然有所保留，並嘲笑了作者對中國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穿鑿附會者多，例如說中國菜「將肴饌和壯陽葯併合」之類的臆斷。[25]他認為日本新出的所謂「支那通」尚無真通，而史密斯的《中國人氣質》「雖然錯誤亦多」，但「較日本人所作者為佳，似尚值得譯給中國人一看」。[26]魯迅說：「中國的事情，總是中國人做來，才可以見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歡迎，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生長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的立場而已，……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27]魯迅決不是從外國傳教士那裡，而是從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親身觀察（閱讀）、體驗、研究中獲得國民性的真實而深刻的認知的。首先是現實：「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28]「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29]其次是歷史：「我看不見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讀經和古文得來的。我們這曾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駕了的國度里，古書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再進一步，並可以悟出中國人是健忘的，無論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後矛盾，撒誑造謠，蠅營狗苟，都不要緊，經過若干時候，自然被忘得乾乾淨淨；只要留下一點衛道模樣的文字，將來仍不失為『正人君子』。況且即使將來沒有『正人君子』之稱，於目下的實利又何損哉？」[30]同時把歷史和現實聯繫比較：「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么？」[31]「二十多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並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後，稱蒙古朝為『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凶到絕頂一樣。」[32]魯迅對國民性的研究和批判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完全是實事求是的，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的，是真正科學的。
正如王瑤先生所言：「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是一貫的，包括前期和後期。所謂改造國民性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國民性的弱點，一方面是肯定和發揚國民性的某些優點，其目的都在促進一種新的向上的和符合時代要求的民族精神的誕生。雖然他對國民性問題認識的深度和側重點前後期有所不同，但這兩方面的內容無論前期或後期，都是存在的。」可是，說「如同魯迅的思想經歷了由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一樣，他的『立人』思想也經歷了一個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過程。」[33]這一論斷卻值得重新斟酌。魯迅前期的「立人」思想雖有空想成分，主要表現為誇大文藝改變人們精神的力量，但「致人性於全」[34]的美好理想則不應視為「空想」，否則共產主義理想亦當以同類視之，而他對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新村運動」的質疑卻無疑證明了他的清醒的現實主義和科學精神。後期的「立人」思想雖在文藝宣傳作用的估價上較為實際，認識到文藝的無力，但仍堅持前期改革國民性的基本主張，肯定和發揚優點的有所增加，揭露和批判弱點的力度不減，而自認為「覺醒了起來」的「階級意識」[35]的科學性則還有待歷史的驗證。
值得一提的還有兩點。
一是魯迅在竭力攻打國民性弱點和病根的同時又常常以希望給人鼓舞，這也是一貫的，不過後期比較具體，前期顯得抽象。但抽象的倒比具體的更有不朽的內在的哲理性和生命力，不會因時過境遷而被淘洗。他號召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因為「尼采式的超人，雖然太覺渺茫，但就世界現有人種的事實看來，卻可以確信將來總有尤為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36]魯迅離京南下前在女師大作最後一次講演，結尾就是一段情理兼備、境界高遠的安慰和鼓勵的話：
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
是過著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白費了。我們所可
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
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
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
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
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37]
這種啟示般的預言，比後期確信「蘇聯的存在和成功」,[38]「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39]是從空想到科學，還是從科學到空想，歷史已經做出了新的回答。
另一點是魯迅對中外國民性的比較，重點是中日比較，在一貫中且有發展。1925年在《出了象牙之塔》（廚川白村）的譯文《後記》里，魯迅寫道：「著者呵責他本國沒有獨創的文明，沒有卓絕的人物，這是的確的。……然而我以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為舊物很少，執著也就不深，時勢一移，蛻變極易，在任何時候，都能適合於生存。不象倖存的古國，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於要走到滅亡的路。中國倘不徹底地改革，運命總還是日本長久，這是我所相信的，並以為為舊家子弟而衰落，滅亡，並不比為新發戶而生存，發達者更光彩。」他又說：「著者所指摘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簡直可以疑心是說著中國。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沒有底力；一切都要從靈向肉，度著幽魂生活這些話。凡那些，倘不是受了我們中國的傳染，那便是游泳在東方文明裡的人們都如此，……但我們也無須討論這些的淵源，著者既以為這是重病，診斷之後，開出一點藥方來了，則在同病的中國，正可藉以供少年少女們的參考或服用，也如金雞納霜既能醫日本人的瘧疾，即也能醫治中國人的一般。」[40]而在1936年的一封通信中這樣說：「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們生於大陸，早營農業，遂歷受游牧民族之害，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但我們還要揭發自己的缺點，這是意在復興，在改善」。[41]魯迅通過中日文化的比較診治中國國民性的痼疾，昔日的類似和後來的反差應使近代慘遭日本侵略的中國人警醒和深思。在他後期改革國民性的思考中，不同民族和國度間的文化對比研究似乎比依據「階級意識」的論說更具科學性。他深刻地揭示了國民性源於人的本性的歷史性變化及其復歸的路，由此特別重視教育兒童對改革國民性的意義。他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照相），透視中外兒童教育的差異，分析兩種文化的「動」「靜」之別，深挖國民性的病根，並提出恢復健康的方法。「中國一般的趨勢，卻只在向馴良之類——『靜』的一方面發展，低眉順眼，唯唯諾諾，才算一個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面……凡是屬於『動』的，那就未免有人搖頭了，甚至於稱之為『洋氣』。又因為多年受著侵略，就和這『洋氣』為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下面這段文字最值得注意，包含了極其豐富而精深博大的思想：
其實，由我看來，所謂「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
的，但因了歷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
了。這是必須拿它回來——恢復過來的——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
接著又補充一句：「即使並非中國所固有的罷，只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42]我以為，這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和寫於同年稍後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樣，都可以看作魯迅改革國民性思想重要發展的標誌。
三
從魯迅在日本與許壽裳討論國民性問題至今，一個世紀已經過去。革命已使中國社會幾度滄桑，科學也在追趕西方縮小差距，然而國民性並沒有多少長進，國民性的改革步履維艱。「事實勝於雄辯」，歷史一再證明了魯迅的話：「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43]只需想想「文化大革命」中國民劣根性的惡性膨脹，民族道德水準的全面下降，看看近年愈演愈烈的集體腐敗，社會各階層的墮落和不幸，遍及各領域的「假冒偽劣」，我們就無法認同那種盲目和虛偽的樂觀。一個最明顯也最可悲最可怕的事實是，兒童從受教育起就學會說假話，在人文知識分子中魯迅式的「說真話」愈來愈變得高不可攀。魯迅改革國民性的失敗還不只在國民性進步的緩慢甚至倒退，而且在他的這一思想並未被國民接受。精神上的諱疾忌醫本是中國人的通病。五四以來文化保守主義的國粹派、新儒家和政治激進主義的新老革命左派，不謀而合地拒斥改革國民性。半個世紀統一國民魯迅觀的「三個偉大」的最高評語和把魯迅神聖化的宣傳教育，恰恰割掉了魯迅思想的這一精髓。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所謂知識分子自我感覺太好，他們也許尊崇魯迅，但或者不知國民性為何物，或者否認自身有劣根性。更不消說從來不曾停止過的敵對黨派的誣衊和流氓文人的謾罵。近年來全面推行的素質教育中也不見有改革國民性的內容。一方面是籠罩在魯迅研究上的傳統的階級論陰影尚未完全消散，另一方面則是國粹主義乘後殖民主義思潮再度崛起，借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否定魯迅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從根本上否定魯迅的思想和成就。海外的劉禾與本土的馮驥才就是這種理論的代表。而後者與當今「二丑藝術」的典型人物王朔和打著「巴金主編」旗號的《收穫》雜誌合謀貶損魯迅，[44]既為魯迅的改革國民性思想提供了最新的例證，如此貶損魯迅竟然大行其道又不能不是魯迅的最新的敗績。他們似乎沒有讀過魯迅在臨終前十四天發表的《「立此存照」（三）》，文章是從所謂美國「辱華影片」事件談起的，結尾一段是：「不看『辱華影片』，於自己是並無益處的，不過自己不看見，閉了眼睛浮腫著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卻也並無益處。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45]魯迅卻似乎早已預料到身後將向他潑來的污水，在《從孩子的照相說起》最後寫道：「我在這裡還要附加一句像是多餘的聲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於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46]此話真像就是對著劉禾和馮驥才們說的。
其實，魯迅並非不知道國民性的頑固和改革的困難，他是異常自覺地獻身於這項生前看不到勝利的工作，在《野草》里就曾描繪自我的形象，一個「失敗的英雄」，在「無物之陣」 中老衰、壽終的「這樣的戰士」，「無物之物」——國民性——則是勝者。「但他舉起了投槍」，[47]他的投槍就是一枝筆，「我明知道筆是無用的，可是現在只有這個，只有這個而且還要為鬼魅所妨害。」[48]既然一切都在預料之中，那麼預期的失敗就也許不算是失敗，而只是必然的過程。而且，誰也不能決定地說，在魯迅生前，在20世紀，國民性毫無進步。魯迅說過，「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49]在國民性進化的長路上，自覺為中間物的魯迅，決不向黑暗的過去倒退，要為子孫後代戰取光明，拚死執著於現在，寄希望於將來。他的反抗絕望、甘於失敗的生命哲學，繼承了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正是發揚了歷史上國民性曾有的優點。今天以研究魯迅為業的覺悟的知識者，是否也該想想如何繼承魯迅的精神呢？
注釋：
[1][28]魯迅：《吶喊·自序》
[2]魯迅：《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3]馬克思：《土耳其問題在下院》，《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58頁。
[4]恩格斯：《恩格斯致斐拉薩爾》，
[5][29]魯迅：《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
[6]魯迅：《集外集拾遺·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
[7]魯迅：《准風月談·後記》
[8][16]魯迅：《華蓋集·通訊》
[9]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 七》
[10][18][33]王瑤：《談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文學評論》1981年第5期。
[11][24]魯迅：《墳·燈下漫筆》
[12]魯迅：《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
[13]魯迅：《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
[14]魯迅：《集外集拾遺·上海所感》
[15]魯迅：《華蓋集續編·談皇帝》
[17]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52頁。
[19]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669頁。
[20]魯迅：《熱風·隨感錄三十八》
[21]魯迅：《墳·文化偏至論》
[22]魯迅：《二心集·習慣與改革》
[23]魯迅：《墳·摩羅詩力說》
[25]魯迅：《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
[26]魯迅：《331027致陶亢德》，《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245頁。
[27]魯迅：《331115致姚克》，《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273頁。
[30]魯迅：《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
[31]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 四》
[32]魯迅：《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34]魯迅：《墳·科學史教篇》
[35]魯迅：《且介亭雜文·〈草鞋腳〉小引》
[36]魯迅：《熱風·隨感錄四十一》
[37]魯迅：《華蓋集續編·記談話》
[38]魯迅：《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
[39]魯迅：《南腔北調集·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40]魯迅：《譯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後記》，《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243－245頁。
[41]魯迅：《致尤炳圻》，
[42][46]魯迅：《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
[43]魯迅：《兩地書·八》，
[44]馮驥才：《魯迅的功與「過」》，王朔：《我看魯迅》，《收穫》2000年第2期。
[45]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立此存照」（三）》
[47]魯迅：《野草·這樣的戰士》
[48]魯迅：《兩地書·二四》，
[49]魯迅：《墳·寫在〈墳〉後面》
（寫於2001年，載《學術研究》2001年第12期，題為《魯迅改革國民性的思想及其失敗》；廣東魯迅研究學會編：《魯迅的當代意義》，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題為《魯迅改革國民性思想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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