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性的改變不能也不必通過大規模的社會政治改造來實現

科學地談論「國民性」

2013年01月26日 星期六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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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評人 李筠

　　對於中國人而言，「國民性」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民性的認定和改造已經成為洶湧澎湃的社會議題。甲午戰敗之後，嚴復通過翻譯《天演論》傳播社會達爾文主義，他的潛台詞便是傳統的溫良恭儉讓的國民性大大不利於國家間競爭。1902年，梁啟超創辦《新民叢報》，改造國民性在他心目中已經成為「第一急務」，《新民叢報》創刊便連載《新民說》，主旨非常明確：「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

　　新文化運動更是想以「德先生」和「賽先生」全面刷新國民性，來克服令人沮喪的民初政治現實，以至於後世常有學者將新文化運動視為激進改造人性的極權主義源頭。將中國之積弱歸結為千年專制所造成的文化積習，成為當時有識之士的共識，但對於這種落後的國民性該如何處置，卻沒有達成共識。嚴復曾經警告孫中山，如此疲弱的國民性承受不了共和制度，孫中山斥其為「曲學之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是有雄心抱負的政治家們普遍的心態。

　　幾乎世所公認，對於中國的國民性解剖得最為深刻的是魯迅。魯迅小說和雜文確實是一把把犀利的匕首和投槍，直戳中國人國民性的要害。魯迅筆下的一個個經典人物似乎就是中國人的典型人格，哪個農民不是閏土，哪個家庭主婦不是祥林嫂，哪個讀書人不是孔乙己，哪個中國人心裡沒有阿Q？魯迅筆下的經典評論也似乎成了中國人國民性繞不開的魔咒：中國人到底是做中國國民還是做世界人，不做前者要亡國，不做後者則與文明相敵對！如此深論，不勝枚舉。魯迅作品儼然已經成為研究中國國民性的經典。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魯迅診斷確實獨到，卻沒有開藥方！從《野草》當中，我們看到了他的無奈甚至絕望，他至死也沒有去寫改造國民性的鴻章。

　　關於國民性，在文化的曠野呼告是無效的

　　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我們談論國民性水平在七八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超越魯迅？！很大的問題就出在，如果診斷出國民性，就要對之進行改造，以實現某種宏偉的社會政治目標，而中國人經過了數次大規模的改造，如果不是敵視改造，起碼也厭倦和膩煩了。人們普遍對國民性的行動邏輯的拒絕，導致了談論國民性的動力枯竭。於是，國民性問題的地位變得很尷尬，大家都知道它重要，卻又無力甚至不願深入。

　　破解談論國民性尷尬局面的招法，在於改變談論的範圍、內容和方法。如果文藝作品仍然佔據國民性研究的主戰場，憑藉意象和決心進行改造的行動邏輯就仍然隱隱在惻。正逢左右為難之際，英格爾斯的《國民性——心理-社會的視角》給我們帶來了新視野、新思路和新方法。總體而言，他採用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方法來診斷國民性，國民性的改變不能也不必通過大規模的社會政治改造來實現。英格爾斯給出的「科學」理論，讓我們可以在談論國民性的時候既免除過度的焦慮和操之過急，又逐步探索真實情況並找到步步為營的改進辦法。

　　英格爾斯提醒我們不能把國民性和文化等同視之。這種文人鍾愛的曠野呼告固然能夠語出驚人，卻將國民性放錯了討論的地方，所有參與者的思路都將不知不覺被引向歧途。如果我們的國民性和傳統文化緊緊捆綁在一起，那麼，我們是狂飆突進地改造文化以實現國民性的更新進而實現國家的強盛，做一個數典忘祖的無根民族，還是頑固不化地拒絕文化更新無奈地留下國民性當中的劣根性，在孱弱和愚昧中永遠沉淪下去？文化決定論最後導致的局面只會是激進派和頑固派的二元對決，激進派勝利了，傳統文化將遭受滅頂之災；頑固派勝利了，國家與國民的現代化進程都將停滯。更糟糕的是，激進派和頑固派共享了同一種思維方式，他們的行為會在不同的社會政治情勢下互換，結果傳統文化也飽受摧殘，現代化也似乎總是充滿了無窮無盡的文化障礙。

　　把抽象的國民性還原為具體的人格

　　國民性並非文化，而是一種文化中大多數成年人相對穩定的人格特徵和模式。不錯，文化當然會影響大多數社會成員的人格形成，但人格的形成是一個複雜多變的過程，決不會是一個直接投射的劃一結果。就像孔子講禮，有顏回這樣篤行克己復禮的好學生，但同為入室弟子的宰我不守三年喪禮也同樣心安理得。顏回和宰我的人格能夠完全歸功或歸咎於孔子的禮嗎？文化是大背景，人格有獨立性。改變大背景，人格未必立即隨之改變。就像魯迅在《葯》裡面刻畫的，對於那些以革命者鮮血去做人血饅頭治病的迷信者，清朝還是民國並沒有什麼差別。

　　老話說，江山易改，稟性難移。很多時候，大多數國民的人格改變的步伐，不僅比政權變換的速度慢，甚至比文化的更新還要慢。包括魯迅在內，眾多的國民性剖析者都是在自覺地剖析國人的人格特徵，但問題在於絕大多數國人的人格處於日用而不自知的狀態，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知識去剖析自己，更重要的是，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勇氣去剖析自己。而且，剖析清楚了又怎麼樣，有足夠的意志力改變自己嗎？有意志力又怎麼樣，有足夠的韌性去面對身邊大多數依舊故我的人們嗎？所以魯迅感慨自己是在黑暗的鐵屋中吶喊。新文化、新知識、勇氣、意志、韌性都是改變自我不可或缺的，那麼，光追究文化的問題顯然就太過簡單了，也容易失之急躁，看來研究國民性得講點兒心理學。

　　英格爾斯的另一個提醒也很有啟發：在大型社會當中，穩定的多數成年人的人格特徵和模式不止一種！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社會事實，但我們以往談到國民性的時候卻對它視而不見。想想也是，傳統中國不僅有飽讀詩書的謙謙君子，也有勤勞樸實的普通農夫，哪會都是讀書人或者都是農夫呢！雖然無法通過統計的方法證實，但魯迅年代的閏土、祥林嫂、孔乙己、阿Q恐怕都不是少數，正是因為每個人都覺得身邊的人像他們，甚至自己就是其中一種，這些文學形象才會如此深入人心。實際上，在魯迅筆下，國民性——哪怕國民的劣根性——也不是鐵板一塊。

　　不要輕言改造國民性

　　國民性既然不是一個單一人格，那麼，還有國民性嗎？恐怕還是有的，但問題就變了。去發掘這個社會中許許多多的普遍人格，然後再發現他們之間的聯繫，結果不但不會使我們覺得中國人像美國人，反而會更加突出中國人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往往是好壞相雜的，我們做不到只要好的不要壞的，那是天真的一廂情願。確實，祥林嫂跟孔乙己不一樣，但他們之間有豐富而獨特的中國式聯繫，搞清楚他們之間的聯繫之後，我們決不會認為伺候斯嘉麗的黑嬤嬤和祥林嫂的關係比孔乙己更加密切。在多重普遍人格之間建立起一個聯繫豐富的網路，才更便於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我們的國民性。這樣一來，我們就不敢輕言改造，而只能去想春風化雨的辦法。

　　中國不僅大，而且飛速地現代化。現代社會急劇複雜化，發展速度驚人，人與人之間的分化越來越厲害，具有數量意義上普遍性的人格類型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的科學研究來勘察國民性就越來越顯得必要。托克維爾可算研究國民性的高手，無論他在《論美國的民主》當中對美國國民性的刻畫，還是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當中對法國國民性的觀察，都可謂入木三分，被奉為經典。

　　但觀察而後描述的方法到了現在恐怕已經不夠用了，它沒有辦法保證科學所需的普遍性。所以調查統計的辦法勢在必行。有人質疑，你能把所有中國人都調查一遍嗎？這個問題社會學已經有比較好的解決辦法，簡單來說，你要知道一鍋湯的滋味，並不需要把它全喝了，只要舀一勺嘗嘗便知，關鍵在於那把勺子——社會學就是那把幫我們嘗到國民性滋味的勺子。

　　這裡說科學地談論國民性，決不意味著我們普通人不是社會科學家就沒有資格談論，也不是說文學作品從此就不再對國民性發言了，而是說社會科學家們要更努力地為普通人提供談資。我們當然要談論國民性，因為它關乎我們和子孫的未來，在整個民族一起談論的過程中，文學作品應該儘可能地刻畫典型人格，社會科學應該儘可能地查清社會事實，前者為我們提供了改變的勇氣和意志，後者為我們提供了改變的起點和辦法。魯迅在前者的意義上堪稱勇敢的楷模，而英格爾斯在後者的意義上可以成為我們的啟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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