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評說陳獨秀

▲陳獨秀

　　毛澤東評說陳獨秀，前後的截然相反，反映了毛隨著地位的改變，思想也在不斷地變化。

　　毛澤東多次評說過陳獨秀，這些評說有的意思相同或者相近，有些則完全相反。

　　早在五四時期，青年毛澤東就是陳獨秀的積極追隨者和熱烈崇拜者。1919年6月的一日陳獨秀被反動當局拘捕，在這之前他就作了犧牲的準備，他說：「……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擁護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非難本志，要有氣力，要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1919年1月15日《本志罪案之答辯》《新青年》第6卷第一號）

　　陳獨秀的駁難引起了舊制度的叛逆毛澤東的強烈共鳴，當時毛澤東正奔波於長沙和上海之間，組織新民學會一部分成員赴法國勤工儉學，讀到陳獨秀的駁難，便迅速作出反應：

　　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所說的話，頭腦稍微清楚的聽得，莫不人人如其意中所出。……陳君之被捕，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政府沒有膽子將其處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陳君至堅至高精神的毫末。陳君原自說過，出實驗室，即入監獄，出監獄，即入實驗室。又說，死是不可怕的。陳君可以實驗其言了。我祝賀陳君萬歲！我祝賀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1919年7月14日《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二版第305—306頁）

　　陳獨秀在中國思想界的作用，陳獨秀在中國青年心目中的地位可略見一斑。可以說在當時陳獨秀是毛澤東的偶像，陳獨秀的思想和實踐深刻地影響著毛澤東。果然，是年下半年，毛澤東在上海拜訪了心儀已久的陳獨秀，向他彙報了湖南的工作，聆聽了陳獨秀的指示。後來，毛澤東在同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多次談到陳獨秀，他說：

　　他（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29頁 三聯出版社1980年）

　　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時候（1925年5月），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32—133頁 三聯出版社1980年）

　　1937年7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作了《實踐論》《矛盾論》的重要演講，從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方面總結我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演講中批評了大革命時期陳獨秀的錯誤，但同時也指出這個時期黨的年幼性，在這個時期，黨對革命的性質、任務和方法認識不可能深刻。就是說，沒有把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完全歸罪於陳獨秀，應當說這種認識比較客觀。延安時期，毛澤東多次高度評價陳獨秀，如：

　　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1942年3月30日在延安中共中央學習組題為《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03頁）

　　又如：

　　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五四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驚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1945年4月2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9頁）

　　這兩段話有三層意思：一，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二，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三，陳獨秀在中共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抹殺的。

　　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一段話，譴責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並回答陳獨秀被開除出黨的理由（托派，分裂黨），指出他最後「墮落為反革命」。但這不是對陳獨秀總體評價，而是批判陳獨秀大革命之後的錯誤。

　　建國以後，毛澤東對陳獨秀沒有任何肯定，而是全面否定。如在同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中毛澤東指出：

　　歷史證明，各種事實證明，沒有你也行。比如沒有高崗、饒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還不是也行嗎？沒有托洛茨基，沒有張國燾，沒有陳獨秀，還不是也行嗎？這些都是壞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51頁）

▲托洛茨基

　　在1969年黨的「九大」期間，毛澤東講過：

　　我看對我們黨危害最大的是陳獨秀、王明、劉少奇。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是同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理論直接聯繫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國際和國內都出現了一些政治風波，如國內的高、饒事件，1957年大鳴大放整風運動中出現的所謂「出格」現象，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萬言書」等，國際上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反斯大林以及由此引發的東歐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給毛澤東強烈的印象，也給毛澤東以錯覺，似乎社會主義事業越向前推進，人為阻力就越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就越激烈，而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反映到黨內就是路線鬥爭。毛澤東認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要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就要同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鬥爭，而走資派幾乎觸目皆是。因此一個路線，一個觀點，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群眾都知道。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用這個理論為指導，不但要深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同所謂走資派作鬥爭，同時在總結歷史經驗的時候，很自然地會把黨內持不同意見的人都看成是「反黨」，不同思想方法、不同意見之爭往往會被視為路線鬥爭。這樣，在歷史上曾經犯過錯誤的陳獨秀，自然就在徹底打倒之列。

　　老一輩革命家、身經百戰的蕭克將軍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發言：「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說是半禁區，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觸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還有顧慮……不認真研究陳獨秀，將來寫黨史會有片面性。」

　　蕭克還提出一些尖銳問題：

　　對陳獨秀的研究，我認為不能僅限於他在黨內及其以前的時期，而且應包括托陳取消派的時期。中國的托陳取消派和外國的托派有什麼區別？他們的綱領如何？對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態度如何？對共產黨的態度如何？對帝國主義尤其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態度如何？在國民黨監牢的態度如何？出獄到去世時的態度如何？都在研究之列。

　　關於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右傾錯誤。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陳獨秀擔任中共黨的總書記，大革命失敗陳獨秀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另一個不能迴避的事實是陳獨秀頭上有「太上皇」，那就是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共是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對中共頤指氣使，指示多如牛毛。從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國共合作開始），一直到1927年國共分裂，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裡，僅聯共中央發布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個，聯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七百三十八次，還不包括共產國際的文件和會議（騰訊新聞 韓剛：《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熱點難點問題》2010年7月29日）。陳獨秀對此十分反感，也有所抵制，但要完全抵制則不可能。更何況面對錯綜複雜、瞬息萬變的形勢，正確與錯誤一時很難判斷。因此，工作指導上失誤，可以說無法避免。如果這些情況由於歷史的原因，過去並不清楚的話，那麼蘇聯解體後，蘇共檔案解密，披露了不少情況，它有助於我們了解大革命時期中共與共產國際、中共與蘇共的關係，有利於我們了解陳獨秀當時的處境，有助於我們對陳獨秀問題的再認識。

　　所謂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和托派。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對托派作了如下注釋：

　　中國托派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勝利，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當時只能進行以「國民議會」口號為中心的合法運動。

　　這是主流意識形態批判的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1927年大革命失敗，同年7月，根據共產國際指示，改組中共中央，宣布陳獨秀停職。11月12日至12月13日，陳獨秀連續三次《致中共中央常委諸同志》，提醒全黨對革命處於低潮的現實要有清醒的認識，革命暴動要視以後時機成熟與否而定，眼下可作一些能夠做到的事情。第一封信中他懇切地說：「我見到於革命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至於陳獨秀關於中國革命分兩步走，先是中國工人階級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然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論述，已被毛澤東後來寫進《新民主主義論》，成為中國革命的科學總結。

　　關於托派。這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是很複雜很可怕很不容易說清楚的事情。現在則不那麼困難，也不那麼可怕了。托洛茨基曾是列寧時代蘇共高層領導人，紅軍締造人和理論家，也是共產國際主要領導人，因在一些問題包括中國問題上同斯大林認識相左，在列寧逝世後，被清除出黨，又驅除出境，先在土耳其，後在墨西哥。1940年被斯大林派人秘密暗殺。陳獨秀在大革命後一次偶然機會讀到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論述，感到許多方面與自己不謀而合（特別是托認為中國大革命失敗以後，在一個時期中應當把工作轉入地下，多爭取群眾，進行「合法鬥爭」的論述），便與一些認識相同和相近的同志，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並同托洛茨基取得聯繫，這就是中國托派。中國托派於1931年5月1日成立，陳獨秀被選為負責人。但由於渙散，七零八落，缺乏群眾基礎，內部意見不一致；陳獨秀被捕入獄；1931年「九一八」東北淪陷；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等等複雜的原因，中國的托派根本無所作為，在中國政治生活中並未產生什麼重大影響，其組織自生自滅，自行解體。　　　　陳獨秀在國民黨監獄中的表現。

　　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被捕。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於第二年4月連續審訊陳獨秀，並以「危害國民罪」判陳獨秀十三年刑。6月15日陳獨秀上訴，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剝削被壓迫人民的政黨，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數人民之擁護，而不尚少數的英雄主義，更非陰謀分子的集團。予前之所行所為，即此物此志，現在及將來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此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見全國人民輾轉悲號於帝國主義及本國專制者兩重槍尖之下，而不為之挺身奮鬥也。（1933年6月15日《辯訴狀》）

　　面對蔣介石的誘降，陳獨秀揮毫以「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作答。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出獄。蔣介石又派人找到陳獨秀對他封官許願，還說「受蔣先生委託，要請獨秀先生組織一個新共產黨」。對此陳獨秀同樣義正詞嚴：

　　「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關了我五年牢，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要我組織什麼新共產黨，則更是異想天開，我陳某決不幹這種事。」又說「請朱先生（朱家驊）轉告蔣先生，現在大敵當前，國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國家需要我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蔣介石誘降手段徹底破產。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於四川江津縣溘然病逝。

文章來源：《文史天地》第1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