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養壓力變化對經濟的影響

    梁建章  黃文政

    2015年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4年中國人口數據，其中有關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的數據如下：

    一是勞動年齡人口下降：16周歲以上至60周歲以下的勞動年齡人口91583萬人，比上年末減少371萬人。這已經是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連續三年下降。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上一年減少345萬人；2013年又比上一年減少244萬人。

     二是老齡化率上升：60周歲及以上人口21242萬人，佔總人口的15.5%，比2013年高0.6個百分點，65周歲及以上人口13755萬人，佔總人口的10.1%。

    儘管在2010年人口普查獲得的詳盡數據之下，上述變化趨勢是預料之中的，但數據所突顯的勞動年齡人口加速減少和老齡化速度不斷加劇的現象，依然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以及輿論的進一步憂慮。這種年齡結構變化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長期低生育率，導致孩子以及進入工作年齡的年輕人的比重減少，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二是老年人口壽命延長，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

    在世界範圍內，中國的人均壽命屬於中等水平，而老齡化程度則靠前，並且在快速上升。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老齡化更嚴重的根本原因是長期低生育率導致孩子和年輕人比例太低。中國目前60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5.5%，在未來數十年內將會直線上升至40%左右，老齡化之痛只是剛剛開始。而且，如果生育率無法提升，老齡化並不會在嚴重惡化後就趨於好轉，而是隨著人均壽命的提高而更可能進一步加劇。

    我們將用四篇文章來闡述人口數量和結構與經濟的關係，本文是這個系列的第一篇，主要討論撫養壓力變化對經濟的影響。

    由於人在不同年齡的消費需求和工作能力不同，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經濟循環的重要外部因素。這種因素的影響可以粗略地從撫養壓力變化來分析。假設2015年全面放開但不鼓勵生育，那麼，如圖1所示，撫養壓力自1980起可大致分為如下三個階段：（1）撫養壓力下降階段，（2）撫養壓力上升階段，（3）撫養壓力穩定階段。國家統計局的「勞動年齡人口」是指16周歲以上至60周歲以下的人口，而圖1的「勞動年齡人口」是指20周歲以上至60周歲以下的人口，但這種差別不會對文章的結論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圖 1 撫養壓力變化的三個階段

（1）1980 - 2012年：撫養壓力下降階段。在這個階段，生育率下降帶來孩子比例的減少，多於老年人比例的上升，而工作年齡人口的比例則上升。這樣，會形成一個孩子和老人在總人口的比例都比較低的局面，總人口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即勞動年齡人口多，老人與孩子少。經濟產出中有更大比例，可以用於基本撫養以外的消費及生產積累，因而有利於經濟發展，這就是經濟學界所說的「人口紅利」。

    由1980至2012年世界各國的年齡別人口和GDP數據可以估算出，撫養比與人均GDP增長的關係。根據世界各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和生育率變化數據可估算出，在1980年後沒有生育限制的情況下，中國1980-2012間32年的撫養比變化軌跡。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生育限制政策從1980年到2012年，對人均GDP年均增長的貢獻最高不到0.4個百分點。相當於32年來最多只讓人均GDP高了13.6% （即1.004^32-1），即最多快了兩年，對整體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到1/15。因為計算過程中每步都是使用最寬鬆的假設，這個估算應該是其間計劃生育貢獻的上限。

    （2）2013 - 2055年：撫養壓力上升階段。在這個階段，孩子比例下降，少於老年人比例上升，總人口先緩慢增減，再急劇萎縮。在世界主要國家中，日本和德國是因為長期低生育率，而最早步入撫養壓力上升階段的兩個國家。日本的撫養壓力在1990年由降變升，當時如日中天的日本經濟也開始陷入長期萎靡。日本人均名義GDP在1991年比美國高20%，但2013年卻比美國低26%，儘管這期間日元對美元升值，和日本低於美國的人口增長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義GDP。極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老化，被普遍認為是日本經濟長期萎靡的主要原因（經濟學人，2010；Krugman,1998、2008、2013；大前研一，2010；Akram，2012）。不少人把日本的衰弱歸咎於日元升值，但日本曾長期維持貿易順差，真正影響日本國際競爭力的並非日元升值。

    德國的老齡化沒有日本嚴重，而且其勞動力市場和優勢產業，是歐洲一體化和新興經濟體崛起的受益者，但德國在2000年後幾年，也陷入經濟停滯（歐洲委員會，2008），經過大刀闊斧的改革後，德國經濟在近年好於歐洲其他國家。但是，德國的工資在歐洲一直不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2）。德國在財政上的地位可能犧牲了其生活品質。

    中國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30年左右，但遠比日本迅猛。由於城市化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低生育率帶給中國的負面經濟影響要晚一些。屆時，隨著養老負擔增加，經濟產出中可用於撫養之外的消費將減少。在扣除城市化和技術進步的影響後，消費和生產將同步縮減；除了醫療、養老、殯葬等，其他行業都將步入相對衰微，國內投資動力將嚴重不足。因為老年人的消費意願低於中年人和年輕人，消費萎縮可能快於收入萎縮，引發通貨緊縮。由於整體經濟規模相對萎縮，家庭累積的名義財富將泡沫化，可能表現為投資收益低下和房地產市場長期低迷。

    隨著社會規模減小，基礎設施更新步伐放緩甚至停滯，已有的基礎設施將面臨老化，規模效應下降。由於勞動力供給受人口結構變化比消費需求的影響更直接，短期內勞動力可能趨於短缺，工作收入提高較快。尤其是需要年輕人的行業，可能出現招工難，但老年人可能面臨更嚴重的就業難。隨著老年人佔有的名義財富比例增加，年輕人啃老現象會更普遍。

    同時，資源需求的增長可能放緩，但緩和作用，會被其他國家的資源需求上升所抵消。中國資源消耗佔世界的份額將逐步降低，在國際資源市場上的地位將下降，也許會導致中國的平均購買價格升高。由於工資上漲壓力增加，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變化的動力加強，自動化與信息化技術可能會得到更廣泛的應用。年輕和中年人口減少，創造新產品的動力下降，旨在節省勞動的技術進步的動力變強，但資源節省型技術進步的動力變弱。隨著年輕人口不斷減少，整個經濟將患上老年病，特徵是知識更新緩慢，創新精神缺乏，創業活動減少，技術進步相對遲緩。

    （3）2055年及以後：撫養壓力穩定階段。如果生育率繼續維持在低位，撫養壓力最終會穩定於高位。到這個階段，各年齡層人口將成比例減少，相對比例不變，但人口規模不斷萎縮。老齡化將成為常態，其痛楚只是不再加劇，但不會減輕。屆時，經濟系統已適應老齡化的人口結構，將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的可能性更加渺茫。扣除技術進步的因素，中國的經濟規模將不斷萎縮，規模效應持續弱化，最終喪失綜合性的產業優勢，人均收入下降，國力全面衰微。

    總之，長期低生育率在前幾十年會給經濟帶來非常有限的好處，但其後上百年要還債，後面的代價要遠大於前面的好處。高生育率實際上是在積蓄能量，而低生育率則是在釋放能量。生育率從高到低，積蓄的能量得到釋放，推動經濟發展。但長時間維持低生育率，則是在不斷地低效釋放能量，更是在耗費發展的後勁。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討論的生育率變化對經濟的影響，已經扣除了其他因素如城市化和技術進步的作用。由於持續的城市化和技術進步會繼續推動經濟發展，即使人口老化和衰減有巨大的負面作用，中國經濟整體上依然會進一步增長。因此，所謂生育率持續走低會導致經濟相對萎縮是指，與正常生育率的情況比較，低生育率下的經濟增長相對更慢，並不是說經濟規模在絕對意義上會很快萎縮。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為636463億元人民幣，首次突破60萬億元，亦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中國經濟規模提升之迅速，令世界刮目相看。2000年內地國內生產總值為8.9萬多億元人民幣，經濟總量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2005年便突破2萬億美元；2009年則超過5萬億美元。5年之後內地經濟總量竟然可以翻一番，2014年能夠成功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從經濟規模跨入「萬億美元俱樂部」，到躍居成為「10萬億美元俱樂部」的一員，中國僅用14年時間。如果與日本相比，更可顯示中國經濟增長之迅速：在2010年超越日本晉陞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中國的經濟規模便開始大幅領先日本，據預測，2014年日本經濟規模約為4.8萬億美元，還不到中國的一半。

    綜合預計，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會很快超過美國，最後人均GDP會穩定在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到本世紀下半葉，由於人口規模大幅衰減，中國的經濟規模很有可能又會被美國反超。如果中國能夠提升生育率至更替水平，維持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人口優勢，那麼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速度，即使在人均意義上也會更快，經濟規模超過美國之後會長期維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在規模效應及更有活力的狀態下，達到均衡狀態時，中國的人均GDP會比低生育下的均衡值更高。換言之，走出低生育率陷阱會讓未來的中國更富裕、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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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兩本書：《中國人可以多生！》、《人口危局：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