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市場經濟理論無與倫比的先驅（下）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04日 00:34  中華工商時報

作者:李義平

　　

亞當亞當·斯密

斯密指出：「勞動所有權是一切其他所有權的重要基礎，所以，這種所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個窮人所有的世襲財產，就是他的體力與技巧。不讓他以他認為正當的方式，在不侵害他人的條件下，使用他們的體力與技巧，那明顯地是在侵犯這神聖的財產。」◎斯密指出人們在支持國內產業，即投資時，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儘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

 

　　◎斯密的論述告訴我們，只有承認勞動所有權，勞動者才是獨立的，才會自己對自己負責（自己對自己負責的反面就是依賴國家、依賴組織，就無法搞市場經濟）；只有自由勞動，才談得上勞動者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才談得上勞動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和高效配置

　　◎由自然秩序的思想出發，斯密反對以各種形式對工商業一般事務進行干預，主張保護私人產權，主張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扮演「守夜人」角色的自由市場經濟

　　◎在《國富論》里，斯密對當時的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經濟體制，有著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來依然發人深省、耐人尋味的評論

　　3.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合理地配置資源。

　　「看不見的手」在斯密的書里曾經出現過兩次（就我自己的掌握）。一次出現在《道德情操論》中，是講必需品的分配，另一次是在《國富論》里，是講資本，或者說社會資源的配置。斯密指出人們在支持國內產業，即投資時，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儘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寫道：「關於可以把資本用在什麼種類的國內產業上，其生產能力有最大價值的這一問題，每一個人處在他當時的地位，顯然能判斷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圖指導私人應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那不僅是自尋煩惱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問題，而且是僭取一種不能放心地委託給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於任何委員會或參議院的權力。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大言不慚地、荒唐地自認為有資格的人，是再危險也不過了。」（［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27-28頁）斯密特彆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他說，如果某一部門投資太多，利潤的降低會糾正這種錯誤的分配。「用不著法律干涉，個人的利害關係與情慾，自然會引導人們把社會的資本儘可能按照最合適於全社會利害關係的比例，分配到國內一切不同的用途。」（［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199頁）

　　斯密的這些論述告訴我們什麼呢？他告訴我們：①產權是重要的。只有產權與決策者的利益休戚相關時，決策者才會把利潤和企業的健康發展放在首位，才會在作出決策時慎之又慎。②它起碼告訴我們：每一個活動於市場經濟中的投資者，會根據自己的利益和自己掌握的信息，作出在他們看來是最佳的判斷，在市場和投資者的相互博弈過程中使社會稀缺資源達到最佳配置。③由於信息和認識能力方面的原因，集中決策往往不能保證最佳的資源分配。就我們的經濟實踐而言，聯繫歷史和現實，斯密的上述論述實在應當引起我們深刻的思索。

　　4.自由勞動是資源市場化配置的基礎

　　其實，分工、交易、資源的市場化配置，都是以自由勞動為前提，為樞紐的。

　　對於自由勞動，斯密從財產權和資源配置的角度作過十分精湛的論述。讓我們不嫌羅嗦地把這些「原始」的論述介紹給大家吧！斯密指出：「勞動所有權是一切其他所有權的重要基礎，所以，這種所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個窮人所有的世襲財產，就是他的體力與技巧。不讓他以他認為正當的方式，在不侵害他人的條件下，使用他們的體力與技巧，那明顯地是在侵犯這神聖的財產。顯然，那不但侵害這勞動者的正當自由，而且還侵害勞動僱傭者的正當自由。妨害一個人，使他不能在自己認為適當的用途上勞動，也就妨害另一個人，使他不能僱傭自己認為適當的人。」（［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王亞南等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115-128頁）他批評歐洲的政策，「妨害勞動和資本的自由活動，使不能由一職業轉移到其他職業，由一地方轉移到其他地方，從而使勞動和資本的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時會出現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王亞南等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287-258頁）斯密的這些論述告訴我們，只有承認勞動所有權，勞動者才是獨立的，才會自己對自己負責（自己對自己負責的反面就是依賴國家、依賴組織，就無法搞市場經濟）；只有自由勞動，才談得上勞動者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才談得上勞動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和高效配置。事實上，也只有如此，市場經濟才能發揮他的應有功能，如果不承認勞動所有權，窒息了勞動力的流動和交易，也就很難有大規模的其他商品交易，也就難有勞動者從低層次的酬勞對應到高層次的酬勞對應的努力，也就難以帶動其他資源的優化配置。在馬克思的只有勞動成為商品，貨幣才能成為資本，商品生產才能普遍化的論述里，也包含著同樣的意思。當今中國市場經濟發達的地區，也正是通過大量的人員流動發育起來的。據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自由勞動是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基礎。我們欲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能不承認勞動所有權和自由勞動。

　　除了對自由勞動的論述之外，斯密對於我們今天所講的人力資本，也有著高瞻遠矚的論述，只不過他在概括其內容、闡述其意義時用的是固定資本的概念，斯密把「社會上一切人民學到的有用才能」看作是「固定資本」的重要內容。他說：「學習一種才能，須受教育，須進學校，須做學徒，所費不少。這樣費去的資本，好像已經實現並且固定在學習者身上。這些才能，對於他個人自然是財產的一部分，對於他所屬的社會，也是財產的一部分。工人增進的熟練程度，可和便利勞動、節省勞動的機器和根據同樣看作是社會上的固定資本。學習的時候，固然要花一筆費用，但這種費用可以得到償還，賺取利潤。」仔細地想一想，斯密把這些內容歸結為「固定資本」，似乎意義更為深遠。

　　5.自然秩序：經濟自由主義的哲學取向和政策建議的深層依據

　　英國學者羅傑·巴克豪斯曾經在他的《現代經濟分析史中》指出，斯密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是廣泛的哲學體系的一部分……」（［英］羅傑·巴克豪斯，《現代經濟分析史》宴智傑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頁）

　　從哲學層面講，斯密信奉自然秩序，這是那個時代時髦的哲學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世界上存在著一種內在的自然秩序（不管這種秩序究竟是什麼），這種秩序要比人類人為地創造出的秩序優越得多，自然規律優於人造規律。

　　在斯密以前，重農學派（一個認為只有農業才真正地創造財富的學派）就堅持自然秩序的觀點，他們認為人類社會是由自然規律所統治的，而自然規律永遠不是統治者的獨斷法律所能改變的。他們具體闡述了自然規律的內容，即享受財產所得的權利，從事勞動的權利以及享有不妨礙他人的、追求個人利益的自由。把自然秩序翻譯成現代語言，即是說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其各個因素之間深藏著一種動態平衡關係，即我們通常所講的規律。斯密與重農學派過從甚密。在《國富論》里他把自然秩序的觀點發揮到了極致，閱讀《國富論》，可以發現字裡行間都滲透著「自然秩序」的思想，以至很難單獨把一段話引出來作為他對自然秩序的論述。

　　由自然秩序的思想出發，斯密反對以各種形式對工商業一般事務進行干預，主張保護私人產權，主張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扮演「守夜人」角色的自由市場經濟。

　　斯密具體規定了國家的職能或公共產品的範圍。這些公共產品是：一、公共安全。斯密說：「君主的義務，首先在於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暴行與侵略。」（［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254頁）二、法律秩序。斯密說，「君主的第二個義務，為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壓迫，換言之，就是設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272頁）三、其他公共產品。斯密說，「君主或國家的第三種義務就是建立並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這類機關和工程，對於一個大社會當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質來說，設由個人或少數人辦理，那所得利潤絕不能償其所費。所以這種事業，不能期望個人或少數人出來創辦或維持。」（［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284頁）斯密這裡所講的，實際上是現代經濟學所講的公共產品，除了上述的國際安全，法律秩序以外，還包括主要為便利社會商業，促進人民教育的公共設施和工程。

　　至此，斯密完成了他的市場經濟思想的全部論述，而且由於這種論述深入淺出，（熊彼特說斯密的論述從來未使哪怕是最呆笨的讀者聽不懂），佔有材料十分豐富，故影響特別廣泛深遠。

　　6.斯密對當時中國社會耐人尋味的評論

　　在《國富論》里，斯密對當時的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經濟體制，有著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來依然發人深省、耐人尋味的評論。在此，我們摘其主要者而論之。

　　1）中國與近代歐洲產業政策取向的對比

　　斯密認為，「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比較有利於製造及國外貿易，即城市產業，比較不利於農業，即農村產業，」他強調，「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業。在歐洲，大部分地方工匠的境遇優於農業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卻優於技工。」（［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246頁）我們確實特別重視農業，並且是自然經濟的農業，歐洲確實特別重視製造業，特別是與國際貿易相關的製造業，結果歐洲發展了，中國落後了。就中國今天的情況來看，那些主要是農業產業的地區依然落後，而那些依靠製造業為主的區域卻經濟發達。問題的原因在於製造業附加值高，而且必須進入流通領域，甚至是國際貿易領域，是一個開放的競爭性的產業。而斯密當時所講的中國農業，即傳統農業，卻附加值低，而且進入流通的比例極少，是一種相對封閉的產業。這些分析告訴我們，為了經濟的發展，我們在產業選擇上應當遵循與市場化相結合的產業化，注重所選產業的附加值彈性，並且盡量擴展和提升所選產業的產業鏈和附加值。由此出發，我們應當改造傳統農業，使之儘可能的產業化和市場化。

　　2）中國應當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並重

　　斯密指出：「中國幅員遼闊是那麼廣大，居民是那麼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能夠支持很大的製造業，並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餘各地的市場，那麼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製造品，大大改進其製造業的生產力。」（［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247頁）斯密的這些評論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在今天依然有現實意義。中國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國內市場，因為中國幅員遼闊，國內市場廣大，忽視了國內市場的開發僅僅依靠對外貿易是不符合中國的國情的。中國在任何時候同樣不能忽視國外貿易，因為當今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

　　3）中國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旨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

　　在《國富論》里，斯密有一段對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法律構架的評論，這一評價即使現在看來也是非常切中要害的。斯密說：「中國似乎長期處於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法律制度所允許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麼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個忽視或鄙視國外貿易，只允許外國船舶駛入一二港口的國家，不能經營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經營的那麼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資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貧者或小資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下級官吏借口執行法律而強加掠奪的國家，國內所經營的各種行業，都不能按照各種行業的性質和範圍所能容納的程度，投下足夠的資本。在各種行業上，壓迫貧者，必然使富者的壟斷成為制度。富者壟斷行業，就能獲得極大的利潤。所以，中國的普通利率，據說是12%，而資本的普通利潤必須足夠負擔這樣的利息。」（［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87-883頁）斯密的這段論述起碼說明了如下道理，當時的中國，⑴封閉或閉關自守；⑵不是市場經濟極其與之相應的法制建設；⑶保護大官僚的壟斷利益；⑷普通老百姓的權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⑤這樣的制度安排極大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能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斯密的這些論述切中了當時中國的時弊，揭示了中國長期落後的主要原因。

　　19世紀末，中國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嚴復，曾將《國富論》以《原富》的譯名翻譯並於1902年出版，然而並沒有引起任何值得重視的反響，因為清末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條件，與《國富論》的精神相差太大了，根本沒有對《國富論》所倡導的精神和制度變革的需求。今天，中國人民在艱苦的探索中，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是，我們才感到了斯密思想的深邃和偉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斯密當年批評的現象有望得到根本的改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使中國人民同樣的富國裕民，中國人民須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堅定不移地前進。

　　（選自《經濟學百年》，李義平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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