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危機逼出來的

改革是危機逼出來的

　　□劉英傑

　　郎咸平說，中國經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擺脫不掉通脹這個瘟神；我們無法實現產業升級，只能產業轉移；我們距離香港式的樓市崩盤只差半步；國企根本不賺錢。國企拒絕改革；是我們的金融系統催生了高利貸；所謂保本的理財產品，其背後是風險極高的房地產；國有四大銀行有可能重蹈日本覆轍；所謂國際板，是國資委的另外一個孩子「紅籌股」回來圈錢了。在上一本書《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中，郎咸平提出了很多令人震驚的問題，但限於篇幅問題，重點在於指出問題，並非解決問題。解鈴還須繫鈴人，如何解答這些問題，他在新書《郎咸平說：改革如何再出發》（東方出版社）中沿襲了一貫的犀利與辛辣，重點解讀了讀者最關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包括十八大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段時間中國改革的「再次出發」。

　　郎咸平是經濟學家中的異數，他熱衷於用戲謔調侃的語言、環環相扣的邏輯、出人意料的結論吸引讀者，在這本書中，郎咸平獨具一格以圖表解析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熱點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本書的敘事更為宏大，從十八大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從「李克強經濟學」到習近平「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組合拳，還有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民生問題，與改革熱點——金融與民企，書中都有涉及。在書中他不僅僅是討論百姓民生，而且藉助民生議題來反思中國改革進程中的重大問題——如何釐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邊界。

　　郎咸平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提到：「三大危機」倒逼改革，所謂三大危機是：滯脹危機、地方債務危機和腐敗危機。正是基於作者清醒的認識和明朗的預判，全書內容都在剖析上本書《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中提出的問題及解決辦法，而且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緊密地聯繫起來。從早期的公司治理到後來的產業鏈陰謀，乃至近年對宏觀經濟的深入研究，郎咸平始終以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基於常識的建言這一特色聞名，是以本書對政府的評價更加犀利更加辛辣。

　　全書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會議的看法。第二部分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第三部分是政府和社會的關係。雖然所用案例都在其他著作中有所披露，但解析審讀並非閑筆，而是滲透了郎咸平一貫的透徹與犀利，書中的文字在《財經郎眼》中有所評述，以文章的形式呈現更有邏輯和說服力。

　　作者在書中闡述了三中全會的靈魂，即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邊界。十八屆三中全會大刀闊斧的改革，就是更進一步壓縮政府權力，開放更大的市場，而界定的基本準則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作者在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上，從「習李新政為何這樣開局」、「 錢荒背後：一觸即發的地方債危機」，直到「改革再出發：我所理解的三中全會」，從危機倒逼改革和經濟改革歷史變遷兩個視角作了系統的論述。另外，為了讓讀者理解政府過去如何扭曲了市場和政府的邊界，作者特別挑了三個和老百姓民生相關的話題做解讀，即「突圍金融困局，上海自貿區只是開始」、 「逃不掉的稅收：房產稅和遺產稅來了」和 「中美物價比較：我們的物價為什麼那麼高」。這三個章節都清楚地描述了政府如何越過市場邊界，干涉市場運作。

　　對於如何重新界定「政府與社會」的邊界，是本書的另一個重點，作者認為，對民生問題，政府該承擔公平平衡責任的社會部分，最應該避免的就是「過度市場化」，尤其在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和農業問題上，政府必須下放權力，放鬆管制，去承擔主要的管理責任，尤其是資金投入方面的責任。為進一步說明問題，作者在 「誰在推動醫改：從葛蘭素史克到俄羅斯免費醫療」、 「以房養老，老無所依」、「北京房產新政：『自住型商品房』」 、「我為什麼反對教育部減負令」等章節中進行了詳細的闡釋。

　　郎咸平在《資本主義精神與社會主義改革》中曾說，無論亞當·斯密，還是卡爾·馬克斯，他們的思想都是殊途同歸，即通過不同途徑打擊腐敗，建立和諧社會。打擊腐敗的關鍵就是將權力關進籠子里，讓其服務於經濟社會，而非直接控制經濟社會。是以《郎咸平說：改革如何再出發》正是從如何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等問題進行全景展現和深入剖析。

劉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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