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你一國，我一國」

楊奎松|文

「你一國，我一國」，不要把蔣介石的國當成共產黨的國，這是毛澤東抗戰中批評王明右傾錯誤時講過的話。1959年，1973年，毛澤東又多次講過類似的話。

這些話，在今天很多人聽來會難於理解，但對當年流血犧牲打天下的共產黨人來說，這些話卻很形象，很好懂，而且是天經地義。

反過來，蔣介石被迫跑到台灣島上去之後，也是一樣，他不承認共產黨有立國的資格，繼續以正統自居。眾多國民黨人，也是同樣的思維和邏輯。

同一個國家，甚至同一個民族，何以會弄成「你一國，我一國」？純粹照斯大林式的傳統民族主義的觀念來解釋，顯然非常困難。

形成於19世紀的傳統民族主義的觀點主張，確實曾經對中國近代歷史選擇產生過重要影響。比如，傳統民族主義主張「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自決論，不要說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壓迫、欺凌，哪怕僅僅是感覺地位不平等，任何民族都有反抗、自決和另立新國的權利。20世紀初，梁啟超等人就據此倡言建立大中華、孫中山等人就是據此以革命的。

但是，隨之而來的情況，就不是傳統民族主義觀念可以解釋的了。

武昌起義星星之火，轟然點起十餘省造反烈焰，大清國瞬間倒台，漢人順利奪取了政權。緊隨而來的，卻是孫中山與袁世凱兩大政治強人之間尖銳衝突，南方與北方勢不兩立，以及地方軍閥割據勢力的迅速崛起。滿人統治已經垮台，中國已重回漢人名下，漢人自己卻陷入到互不相下、你爭我奪，甚至於你死我活的內訌之中。國家之四分五裂，民族之分崩離析，遠甚於滿人統治時代。

照理，有20世紀初漢滿不兩立的革命宣傳，有清末憲政改革因滿清皇室愚昧顢頇而夭折的教訓，特別是有辛亥革命一朝勝利的經驗，漢人精英階層中明內外大勢者必日多。然而，大清國傾覆後，不改正朔，不棄髮辮，不變衣冠，公開以清遺民自居，甚至直認「民國乃敵國也」者，卻比比皆是。他們中人，絕大多數並非滿人，反而是漢人。甚至有梁漱溟之父梁濟，1918年11月14日留下大量遺書，投積水潭自盡，「為清朝而死」。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王國維，清亡後蓄辮明志，得知清遺老葉德輝被殺後，留書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亦於1927年6月2日投昆明湖自盡。就連溥儀幾度醞釀復辟，包括最後成立偽滿洲國，身邊所用之人多數也竟都是漢人。

今日強調中國特殊論者，多批評西方建構主義的民族理論，因為後者認定民族只是一個近代概念，是建立在自我選擇和群體認同基礎上的「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姑且不論誰是誰非，觀察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歷史就會發現，如果我們相信現代國家就是所謂「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裡的「民族（nation）」也是指需要以平等權利和政治認同為基礎的「國民（nation）」的話，那麼，這種產生於19世紀歐洲的「想像的共同體」，其實也在中國開始上演著。所謂「你一國，我一國」，無論是被動建國，還是主動建國，某種程度上即反映出這樣一種近代政治的選擇過程。

比如，1930年代初在中國境內就接連出現過四個「國」。除國民黨統治的中華民國外，另外幾乎同時還並立過三個新「國」。它們分別是：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2年3月1日日本人扶持末代皇帝溥儀在東北「新京」宣布成立的所謂「滿洲國」；1933年11月22日在陳銘樞、李濟深等在福建福州宣告成立的「中華共和國」。抗日戰爭期間，事實上也還是同時並存著四五「國」。除毛澤東所說：「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外，東北還有日本扶植的兩個「國」，一個是偽滿洲國，另一個是汪偽標記的「中華民國」。

有人把辛亥以來中國之亂象和明朝滅亡，李自成、張獻忠，及南明諸王一度各立國號自認正統，分別抗清的歷史做比較，認為這些不過是中國一家一姓的王朝興替在現代之延續與表現。這種說法未必全無道理，但卻忽略了現代之人與古代之人在對國家問題認識上的重要差異。

現代中國和古代中國之間存在什麼重要差異呢？讀一下大陸傳統教科書就能發現，幾十年來國人談到最多的一個差異，就是辛亥革命後帝制在中國的徹底消亡。坦率地說，這確是一個事實。即不論清王朝顛覆後中國出現了怎樣的亂象，也不論政治強人、專制勢力怎樣層出不窮、長盛不衰，但要在中國復辟帝制卻難上加難。這種情況反映出，如果說古代之人將國家民族之命運寄希望於高高在上、乾綱獨斷的聖明天子的話，現代之人則已經不大相信「三綱五常」之類的傳統觀念，至少許多人已經有了「人民主權」的意識了。

當然，細究起來，社會的這種進步總是漸進的和依知識層面逐次遞進的。傳統教科書所謂帝制在中國的徹底消亡，是因為辛亥革命後「民主共和觀念已深入人心」的說法，顯然極不準確。比如，當年陳獨秀們就不這樣看。陳寫道：「我們中國多數國民口裡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裡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歐美社會國家的文明制度，連影兒也沒有，所以口一張，手一伸，不知不覺都帶有君主專制臭味。因而袁世凱想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

回顧百年來中國歷史變遷，可以肯定陳獨秀當年的這一觀感要遠比當今教科書給出的解釋更接近歷史真實。但是，陳的說法也不十分準確。因為，他講的「多數國民」，其實指的還只是大門上掛著「恩承北闕」，廳堂上供著「天地君親師」牌位的普通百姓，他們當年決定不了國家事務。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不成功畢竟是一個事實。問題是，誰，因為什麼，造成了這樣一種看似進步的歷史結果？

形象地說，古代中國就像一個由無數涓流彙集而成的龐大的水庫，無數個體小農就是構成水庫的浩瀚之水，皇權及其制度就是控制著水庫的水壩和水閘。皇權制度的存在，是將無數水滴集合成大一統水庫的重要前提。一旦水閘被毀，水壩崩塌，大水奔騰而下，勢必各行其道，各顯神通，不達到各自新的歸宿不止。

辛亥後帝制之再難復辟，除地方勢力紛紛崛起，國家已經四分五裂，覆水難收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因共和、憲政的試行，刺激了社會精英階層，也包括大批實力派代表人物多少有了自我權利意識。他們中已經很少人還會願意另立一個什麼萬世一系的帝王去伏首效忠了。

因為時代已大不同，因此，簡單地拿大中華觀來看待辛亥革命後這一段歷史，顯然也不盡妥當了。依據傳統歷史教科書上的說法，北京政府時期即使在民國史上也是極度黑暗混亂的。改革開放後，兩岸史家已經有很多人對此表示了異議。因為他們在研究中發現，恰恰是在那段時間裡，發生了中國歷史上近乎空前絕後的全國性的思想啟蒙運動；延續並推進了自晚清以來的憲政實驗；向來對列強奴顏婢膝的中央政府首度開始屈從於民眾輿論的壓力，廢止了秘密外交等。甚至於，有學者明確認為，這一時期憲政、共和、地方自治，乃至推動聯邦制的種種嘗試，特別是在20世紀20年代上半期形成的同樣空前絕後的聯省自治運動，理當應該被視為近代中國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一次重要機遇。

但問題是，在20世紀初期列強各國激烈爭奪殖民地，國際關係中還通行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特別是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的情況下，誰能相信國人在「你一國，我一國」的基礎上建立聯邦，就能夠換來自身的安全和發展呢？還在戰國時代管子就看出：哪怕是諸侯割據，面對外敵時，也是「合則強，孤則弱」。然而，這一時期多數閃光的歷史現象，卻是建立在中央集權及其大一統極大削弱的基礎上的。包括1930-1940年代出現「你一國，我一國」的情況，是好是壞，站在不同立場上也各有各的說辭。

歷史有時就是這樣弔詭和矛盾。對於一個民族而言，分也有分的好處，合有合的價值，但是合是分，卻由不得歷史當事人來決定。

近代以來的中國所以不能避免四分五裂，除了中央集權的老大帝國太快崩塌，缺少權力和制度的過渡外，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其實也是世界大勢的變化所致。

中國人開始下決心學西方、趕西方時，不幸正處在西方國家自身政治、觀念分崩離析、旁枝橫生之際。換言之，當19世紀末20世紀初，梁啟超、孫中山等想要重建一個現代中國的時候，他們至少面臨著三大主義和無數種道路方法的選擇。

一大主義是民主主義。這是歐美資本主義已經實踐成功，理當最容易成就國家富強的一種主義。但同為民主政治的實踐，事實上又有英國式、法國式、美國式，乃至日本式等多種不同的道路選擇。

一大主義是民族主義。這是19世紀下半期在奧匈帝國統治範圍內強勁生長起來，最能吸引落後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壓迫的思想主義。但同是民族主義運動，亦會因條件和訴求差異而生成為英國式的、德國式的、俄國式的，亦或所謂公民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族裔民族主義等。

一大主義是社會主義。這是19世紀興起的，建立在對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所帶來的社會分化、貧富懸殊和階級對立惡果反思和批判基礎上，人們探索建立新的平等社會的一種嘗試。但即使到20世紀初，社會主義的理論、主張及其黨派就已經是五花八門了。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到，從嚴復譯介赫胥黎的《進化與道德》（即《天演論》）和黃遵憲出版《日本國史》的1895年開始，至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日止，國中精英分子較多吸收借鑒的是此前掌握的一些西方民主憲政的經驗與知識，尤其想要以日本為榜樣，走一條英國式的君主立憲的強國路。戊戌變法失敗，大批政治精英和青年學生流亡或遊學日本之後，他們中多數人明顯變成為新興的族裔民族主義的狂熱擁躉和追求者。他們關心的不再是使國家政治運作合理化的法制和程序問題，變成了整個漢民族的情感尊嚴和地位問題，並將向西方日本學習，簡化成了如何儘快地從被少數蠻夷壓迫狀態下獲得解放的方法問題。

毫無疑問，族裔民族主義和英美式民主主義不是並行不悖的人類進化雙輪。族裔民族主義的訴求是建立在集體主義基礎上的，英美式民主主義的訴求是建立在強調國民個人權利基礎上的。族裔民族主義的盛行，在成就民族革命、國家一統的集體主義任務的同時，與強調國民個人權利的英美民主主義思想潮流、觀念意識，及其政治實踐發生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儘管同有集體主義的色彩，但它與事實上建立在個人全面自由理念基礎上，相信「四海同胞主義」，主張消除階級、民族、國家差別與區隔的社會主義平等主張，也是要發生矛盾衝突的。

然而，不論是梁啟超，還是孫中山，亦即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當年顯然都曾經對三大主義囫圇吞棗、趨之若鶩，追捧唯恐不及。最具代表性的是孫中山。他一向以「除我之外，無革命導師」的中國奇人自居，強調黨員「非服從我不行」。但是他卻又將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合而為一，規定為黨的指導思想。他信誓旦旦地聲言：我「決不會領導同志向專制失敗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結束數千年專制人治之陳跡，而開億萬年民主法治之宏基」；並且要使三大革命「畢其功於一役」，以創造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無論孫中山所言是否出於真誠，至少此主張下其追隨者本身的追求就漸呈分裂狀。三種主義、無數道路的選擇，在一個民族中催生出「你一國，我一國」來，也算是現代民族國家時代一種很難避免的怪現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