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與蘭德公司對中國現狀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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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與蘭德公司對中國現狀的分析

姚建國http://blog.voc.com.cn/yaojianguo

　　 我一直沉浸在對「民族性」的思考中不能自拔。

　　今年是中國的大悲大喜之年，每一次大悲和大喜都張揚著濃重的民族情結：從湖南的冰雪災到汶川大地震，國人在民族的悲泣中刻意尋找著悲壯的因素；從奧運會到神七升天，國人又在大喜中宣洩著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所有這些，都被山西的泥石流和三鹿毒奶粉的嚴重事件拷問著：我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我們中國人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族群？就在這個時候，看到了美國蘭德公司《對中國現狀的分析報告》（見附文），這是一個非盈利的研究機構為美國官方提供的所謂「客觀的分析和有效的解決方案」。這個報告從中國現今的經濟、文化、社會和民族心理諸方面給與了全面的分析，其中不乏嚴厲的批判。如果從民族主義的心理來看這份報告，那麼中國人很難接受這樣的批評，因為它從民族的劣根性上拷問著我們的心靈，讓我們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

　　我本人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如果我能像柏楊那樣用「醜陋的中國人」作為前提，凜冽地批判自己民族的劣根性，肯定會招來人們的咒罵，而且我也對自己的民族揭瘡痂於心不忍。可是讓外國人來罵中國人，心裡總是感到很彆扭，怪怪的。我知道，我的這種彆扭就是民族劣根性的一種：虛偽而不知認錯。面對別人的批評抑或是批判，我們能不能用自省的方式來對待？如果別人罵得對，罵到我們的要害上，這就需要我們忍住莊稼火，深刻地反省；如果他罵得不對且別有用心，那我們就進行反攻。問題的關鍵是，蘭德公司對中國現狀的分析和批判是不是客觀的？這就需要我們去辨析。如果在這個命題上深入思考，無疑會讓我們想起魯迅。

    二十世紀以降，對「國民性」、「民族劣根性」的反思和批判聲勢浩大。魯迅的小說及其雜文總是被自然地與對國民性的激烈批判相紐結。關於「國民性」的話語在二十世紀初與反對專制的社會學話題密切相關，而就民族心理和個性而言，這還不是魯迅先生獨有的批判內容。談中國國民性問題，我們應該記住十九世紀末美國傳教士亞瑟·亨·史密斯的著作《中國人的性格》，即魯迅在逝世前不久提到希望有人翻譯出來的「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中國人的性格》於1890年在上海英文《北華捷報》連載，後由紐約一家公司結集出版，算是第一部系統地分析中國人性格和文化心理特徵的著作。書中列舉的中國人特點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注重面子和善於做戲；過度節約；勤勞刻苦但漠視時間；漠視精確；思緒含混；堅韌，善於忍耐，卻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而缺乏誠信；極端迷信，謠言泛濫。

史密斯意識到生存條件是形成中國文化心理的一個重要原因：「成千上萬命該貧困而又無知的人，他們的眼界狹窄，自然頭腦含混。」同時，作者指出：「在許多地區，他們的社會生活條件使得有相當比例的人總是生活在死亡線上。」

    我已經意識到，史密斯看到了問題的重要之處：那就是貧窮和粗陋的生活狀態導致了中國的民族劣根性：即自私、不覺悟、無理性、麻木、愚昧和無休止的耐性。如果我們相信這一點，那麼，如果中國人富裕起來，就會遠離這種民族的劣根性了嗎？問題不是那麼簡單。從文化的視角來看，民族的劣根性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中國喜歡把孔子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而孔子又給了中國人什麼呢？是非常實際的處世哲學，而這種哲學直接導向就是自私。孔子是喜歡往後看的，所謂「法先王」就是如此，由此引導中國人過度依賴自己的歷史經驗，導致因循守舊而在知識上有致命的缺陷。有關這一點，我們的學者們都不能勇敢地面對這個事實。所以史密斯一針見血地指出：「封閉的生活使廣大的中國人沒有見到過條件更為優越的國家，因為他們對其他國家一無所知」。儘管史密斯懷有自己的宗教目的，但還是正確地指出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極其虛偽的一面：「真相在中國是最難獲得的」；「中國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盧梭的《懺悔錄》，情感高尚，而行為卑鄙。他砍下十萬個頭顱，卻引用孟子的話論述生命的神聖。他把修築堤壩的錢塞進自己的腰包，導致河水淹沒一個省，卻為人民的背井離鄉而哀嘆。」這就是典型的中國人，自私而圓滑。你不能要求一群中國人用團結的力量戰勝一切困難，因為他們是盤散沙，這是自私導致的結果。中國人不能用群體的力量走向成功，而只能用群體的力量走向毀滅。在南京大屠殺中，只一個班的日本人就可以看住站滿整個體育場的中國人。如果這時有一個人帶頭沖向日本人，潮水般的人流就會把那幾個日本人淹死，可是沒有人這樣做，一個極為自私的共同心理在起作用：我帶頭反抗死去了，你卻活下來，憑什麼？就這樣，整個體育場的中國人就被一個班的日本人統統地槍殺掉了。這就是中國人，典型的中國人。在這之前，魯迅不厭其煩地追問中國「國民性的病根何在」，就是對中國人的這種自私早就不耐煩了。身為中國人，看到自己的民族就是這樣一盤散沙，怎能不感到羞恥呢？

　　魯迅一生始終堅持改造國民性，求得人的真正解放，以最終在「立人」的基礎上建立「人國」。作為文學家的魯迅從來不曾像梁啟超那樣羅列國民性的優缺點，所著眼的基本上是「壞根性」。中國國民性在魯迅眼中是「墮落」的，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和「貪婪」，要「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國民性」作為一個貶義詞和攻擊的靶標進入中國現代思想話語，是魯迅所留下的精神遺產中重要的一部分。魯迅本人的獨特經歷、性情和氣質顯然直接影響他對國民性的認知，一方面是極端的深刻，另一方面因其個性中獨有的「毒氣」和「鬼氣」，他更多的時候是偏於負面和否定的，連他自己也承認：「我的作品太黑暗了。」魯迅以《狂人日記》揭示儒教吃人，振聾發聵。（但取吃人的喻意則可，如以其間所述的「易子而食」等典故來證中國人天性為食人民族則不盡然。食人是古代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不獨中國人專有，對此周作人在其散文中也曾論到。） 魯迅先生預先設定要以阿Q作為一個集所有劣根性於一身的典型人物實施批判，固然有強大的啟迪作用，《阿Q正傳》在1921年的問世，以諷刺和誇張的藝術手法將對國民性的反思推向極致，卻也引導人們集中於批判乃至嘲弄國民弱點，而不再像早期的論者那樣辯證地分析，去直擊造成不良國民特性的制度根源，儘管這未必是魯迅的本意，因為在同一年發表的《故鄉》中，魯迅說：「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指閏土）像一個木頭人了。」假如讀者不注意「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而一味批判這個「木頭人」身上的「國民性」，意義安在？

　　所以我們不必太苛求魯迅時代的中國人。那麼現在呢？中國人的國民性有何改變呢？我想，變化不大，魯迅先生批判的國民性已經在中國人的靈魂里安家。四川汶川大地震全國哀悼日時，默哀之後馬上就成為一種狂歡，這讓一個正常人無法接受。悲哀之後的狂歡意味著什麼？其實就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在操縱著人們的靈魂。奧運會就是一個運動會，而且應該是一個城市運動會，而我們卻要舉國辦奧運，非要把它作為一個展示國人風貌的窗口不可。那幾天北京見藍天了，可是奧運結束後，工業煙塵又瀰漫在北京的上空，這又意味著什麼？難道我們虛偽到就為了讓外國人看到我們的所謂好處而不惜一切？這讓我想起一個相聲小段，說一個很虛偽的窮人每天早上出來要用一塊肉皮抹嘴，讓外人看到他每天在吃肉，其實他連褲子都沒得穿。那一天他的兒子跑來告訴他，那塊肉皮叫貓給叼走了。這個人馬上著急地說：叫你媽媽趕快追呀！孩子說：沒法追，我媽的褲子不是叫您穿來了嗎？——這就是典型的阿Q行為。當我看到那麼多中國人在奧運期間露出自豪的微笑時，就想到那塊肉皮，就想到阿Q自負的傻笑。當三鹿奶粉釀成了一場災難時，中國人已經失去了最低的道德底線，這樣的行為也許連阿Q都不敢為的。

　　最終，伴隨著魯迅身後的巨大影響，「國民性」從一個中性詞蛻變為一個意義消極的詞語，與「國民劣根性」同義。國民性被看成是一切缺陷的集合體，是中國人的特徵，它的存在不再需要被解釋，因為它本身就成為一種解釋模式，而且越來越被看成一種內在固有的、持久的「心理構造」。

　　而美國蘭德公司對中國人的批判又是一個不同的視角，如果我們能接受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那麼就應該耐心和冷靜的分析美國民間對我們的判斷。值得注意的是，國人愚弱的根源是專制的壓迫和民權的匱乏。當社會批判轉向民族劣根性批判並看似深入一層的同時，批判和嘲弄的鋒芒卻從社會指向受害者，這似乎冷血了一點。可是我們需要同情嗎？

　　附：

蘭德公司對中國現狀的分析報告

　　如果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富裕和統一的國家，我們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就不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第二次歐洲大戰。中國能夠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敗日本。美國在這些衝突上的花費從根本意義上會減少很多，因為珍珠港事件不會發生。我們和整個世界，更不用說10億中國人，一個多世紀以來，已經為中國的弱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世界需要一個健康的中國。

　　中國的需求對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進作用。日本狀況給世界經濟帶來了風險。關於這一點，怎麼說都不誇張。日本巨額的債務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逐漸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國有力的幫助下，危險似乎已經過去。中國全球化給美國帶來了很多影響。最明顯的是，中國成為美國商品最大的市場。可口可樂早就完成了那個看上去像是神話的目標：賣10億瓶可口可樂；曾經嘲笑中國夢的通用在中國賣了很多的別克汽車，在困難時期，中國帶來的利潤占通用利潤的很大一部分；中國聯想購買IBM個人電腦業務，挽救了這個垂死部門的工作崗位。中國提供更低價的生活必需品給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尤其是對我們不是那麼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跡象表明由於能夠購買中國低價的出口貨物，低收入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國金融體系的不合理意味著中國建造了垂死企業，導致巨大的生產力過剩。近些年來，中國財政政策上的反覆無常導致過度建造，對鐵、鋁、水泥和其他原材料產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現在的中國人看上去似乎會買下世界上所有的東西，但是當你看到他們的財政狀況的潛在問題時，你會發現一個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這樣一個黑洞，至今還在努力地爬出來。中國人很多年後仍將會為目前這種無節制的狂熱的購買行為感到心痛。

    目前，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中國的銀行是我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銀行。中國每一代，都有相當於美國規模的人口從農村湧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 1300萬新工人加入就業大軍。在製造業，生產力對就業的影響比我們國家要嚴重得多。到2020年，中國人口老齡化會使工作人口與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沒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話，中國的經濟在那個時期就會狠狠地撞牆。到2020年，以我們的標準來看，它會是一個非常窮的國家。

    中國人缺乏誠信和社會責任感。中國人不了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普通中國人通常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係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址，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毫無疑問，這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法制社會，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守法行為格格不入。中國人老想走捷徑。他們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即成就來自於與努力工作和犧牲。中國人傾向於索取而不給予。他們需要明白一個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於你你索取多少而在於你能給予社會和你的人類同胞多少。　　　　　　

　　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麼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中國人普遍不懂得如何為了個人和社會的福址去進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潛意識裡，中國人視他們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從而獲得別人的認知。這樣一來，一個人就會對"保有面子"這樣微不足道慾望感到滿足。"面子"是中國人心理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已經成為了中國人難以克服的障礙，阻礙中國人接受真理並嘗試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應受譴責的習性使得中國人生來就具有無情和自私的特點，它已成為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

    中國人沒有勇氣追求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首先，他們沒有從錯誤中篩選正確事物的能力，因為他們的思想被貪婪所佔據。再有，就算他們有能力篩選出正確的事情，他們也缺乏勇氣把真理化為實踐。

　　中國人習慣接受廉價和免費的事物，他們總是夢想奇蹟或者好運，因為他們不願意付出努力，他們總想不勞而獲。很少有中國人明白一個事實，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過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犧牲實現的，不付出就沒有所得。簡單來說，如果是為了謀生，那一個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為了生活，一個人必須要去奉獻。

　　由於在貧窮的環境下生長並且缺少應有的教育，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優雅的舉止和基本的禮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著裝笨拙粗鄙卻不感到害羞。他們在青少年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說謊並從別人那裡索取，而不是去與別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但無限制生育政策所帶來惡果使得中國成為了無限廉價勞動力的輸出國。這些輸出也包括那些受過教育的勞力輸出，除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實則和其他一般苦力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中國大規模生產的便宜產品降低了輸入這些產品的地區的商業信用度。由於技術落後，管理失敗，中國製造的單位能耗要比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高出很多。因此，隨著出口額的增加，中國在擴大生產的同時喪失著寶貴的能源。同時，這種行為也嚴重的污染了環境，使中國變為全世界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國家。

　　目前中國正在遭受著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邪惡的折磨，即環境的破壞與人性的喪失。由於中國人天生的貪婪的本性，它們可以毫無保留的接受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即無止境的追求利潤，忽視人的尊嚴。中國人對西方的技術與產品狂熱追求卻對西方管理文化所強調的坦率，直接，誠實這些品質漠不關心。

　　由於中國文化不鼓勵敢於冒險這種優良品質，所以中國人極力避免冒險，他們也不想尋求機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國人對於生活的平衡性和意義性並不感興趣，相反他們更執迷於對物質的索取，這點上要遠遠勝於西方人。大多數中國人發現他們不懂得"精神靈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這樣的概念，因為他們的思想尚不能達到一個生命（補：即肉體和靈性的並存）存在的更高層次。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專註於動物本能對性和食物那點貪婪可憐的慾望上。

　　在中國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為了尋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質量，而只是身份和顯赫地位的象徵和標誌。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別人那裡得到尊敬並不是因為他們為了別人的幸福做過什麼，而只是因為他們獲得佔有了相當的知識。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只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國的教育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敗和恥辱。它已經不能夠服務於教育本應所服務的對象：社會。這個教育體系不能提供給社會許多有用的個體。它只是製造出一群投機分子，他們渴望能夠受益於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毫不關心回報。

　　中國可以培養出大批的高級技能人才，但卻很少可以培養出合格的可以獨立主持的管理級專家。服務於一個公司或者社會，光有技術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勇氣，膽量，正直和誠實的領導才能，這恰恰是大多數中國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亞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傳教士一個世紀前所指出的，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和正直的純正品性。這個評價，雖然歷經百年，如今依舊準確診斷出中國綜合症的病因。

　　大多數中國畢業生對選擇出國並為外國工作不會感到內疚，事實上他們首先欠下了中國人民在教育上為他們所做出的犧牲。隨著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破壞和逐步衰弱，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受過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內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樣不知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