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與奕劻的矛盾關係

05-31

光緒三十三年，袁世凱應詔陳言，希望朝廷加速立憲，由於奕劻的阻撓，建議失效。光緒三十四年，奕劻具折彈劾袁世凱與張之洞，反對宣布開國會年限。袁世凱與奕劻雖然關係非同一般，也並非完全是相互利用的利益之交，但二人政治利益和政治見解並不完全相同，在一些問題上產生矛盾和衝突在所難免。

光緒三十二年：袁世凱力主設立責任內閣，奕劻沒有完全支持

劉厚生在其所著《張謇傳記》中描述了袁世凱賄賂奕劻的情形：「在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以前，袁世凱所最注意的，僅僅是一個榮祿。其時慶王為外務部領袖，亦居重要地位，而袁世凱之所饋贈，並不能滿慶王之欲。慶王曾對人發牢騷說："袁慰廷只認得榮仲華，瞧不起咱們的。』但榮祿自辛丑迴鑾之後，體弱多病，時常請假，照病勢推測，恐怕不能久於人世。於是慶王有入軍機的消息，為袁世凱所聞，即派楊士琦齎銀十萬兩送給慶王……此為袁世凱交結奕劻之始。」

佐藤鐵治郎在《一個日本記者筆下的袁世凱》中說，奕劻「自迴鑾後得晤袁世凱，一見傾心，深相結納，如膠似漆。遇事則袁謀於外，慶應於內。慶於袁之謀獻猷籌畫，無不言聽計從」。

這些描述之下的奕劻、袁世凱關係呈現出如下場景：袁世凱以金錢鋪路，重賄奕劻。奕劻昏聵，完全為袁世凱糖衣炮彈所打倒，甘為傀儡，對袁言聽計從，奉為謀主。二人關係莫逆，甚至密謀廢除光緒，立奕劻長子載振為皇帝。

奕劻貪黷好貨，袁世凱投其所好，二人關係非同一般，這毫無疑問。問題是奕劻是否真的如此昏聵，毫無政治見解，一切聽命於袁世凱？奕劻、袁世凱真的親密無間？事實並非此。

光緒三十二年官制改革，袁世凱力主立憲並設立責任內閣，成為眾矢之的，備受攻擊。與袁世凱的鋒芒畢露不同，奕劻表現的頗為圓滑。在會議官制時宣稱：「此事是非我已胸有成竹，務請諸公詳愼釐訂，總求盡善盡美，再為核奪，奏請施行，免貽他人之議誚。」九月十六日，奕劻等將所核訂的新官制進呈。新官制規定：「查立憲國官制通例，中央政府即以各部行政長官會合而成。蓋一國之政，至為殷繁，非有分司之官以各任其責，則叢脞必多。而庶政之行尤貴畫一，非有會議之地以互通其情，則分歧可慮。故分之則為各部，合之則為內閣，出則為各部長官，而入則為內閣政務大臣，此現擬內閣官制之由來也。內閣既總集群卿協商要政，而萬幾所出一秉聖裁，不可無承宣之人為之樞紐，故設總理大臣一人以資表率。總理大臣之稱，初不昉於日本，我朝雍正、乾隆間，固嘗有之。采鄰國之良規，即以復聖明之舊制，稱名至順，取則非遙。總理大臣既親承聖謨，平章庶政，而維新伊始，機務尤繁，不可無分任之人，為之參贊，必援立憲各國首輔之例，尚非其時，故設左右副大臣各一人以宏輔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官制還設計了一個備選方案。提出：「如以議院甫有萌芽，驟難成立，所以監督行政者尚未完全，或改今日軍機大臣為辦理政務大臣，各部尚書均為參預政務大臣，大學士仍辦內閣事務。雖名稱略異，而規制則同，行政機關屹然已定，憲政官制缺有始基矣」。儘管承認設立責任內閣是立憲各國通例，但經奕劻核訂的新官制並沒有完全支持袁世凱的主張，而是盡量折中調和各方意見。

九月二十日，清廷宣布改革官制。該官制規定改兵部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設立郵傳部，管理輪船、鐵路、電線、郵政各事。按照該官制，袁世凱須將會辦練兵處事務、辦理京旗練兵、督辦電政、督辦山海關內外鐵路、督辦津鎮鐵路、督辦京漢鐵路等兼差交出。袁世凱不肯交出，郵傳部尚書張百熙親自赴津與袁世凱晤商。臨行之前，先到奕劻府邸請示。奕劻說：「慰廷本欲辭兼差，我說且至各設專部再議，渠不致不交；汝可告，既設專部，部中應有全權。」奕劻態度十分明確，袁世凱須交出路、電兼差。沒有奕劻的支持，袁世凱不得已奏請開去各項兼差。

光緒三十三年：袁世凱陳言加速立憲步伐，奕劻暗阻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革命黨人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朝野震動。兩天後，慈禧下詔，准許臣下上書陳言預備立憲事。

光緒三十二年官制改革，袁世凱力主設立責任內閣，結果不僅該主張未被採納，而且成為眾矢之的，備受攻擊。此次朝廷下詔求言，袁世凱與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端方來往電商後，於六月十六日上《奏為密陳管見條舉十事繕單備采事》一折。該折極言中國危險之狀，認為「欲救其禍，別無良策，仍不外趕緊認真預備立憲之一法，若仍悠忽因循，聽其自然，則國勢日傾，主權日削，疆域日蹙，勢不至如今日之朝鮮不止」。

奏摺所附清單甚長，陳列十條建議：

1、昭國信。

袁世凱認為現在朝廷宣布預備立憲，然而民眾仍然半信半疑，如果不能切實推行，像過去一樣將臣工條奏束之高閣，朝廷將完全失去信用，政令無人相信、無人施行，預備立憲不僅不能安定人心，反而成為革命派的口實，助長他們的氣焰。請求朝廷限三個月組織成立資政院，再限三個月令內外臣工條陳憲政，然後由資政院在三個月內將條奏分立門類，彙集編採，奏請飭下樞臣覆核施行。

2、設資政院。請求特簡資政院王大臣，參照原案，尅期成立。

3、舉人才。請飭京外保薦，不拘官階，破格錄用。

4、振國勢。請重交涉，修武備。

5、融滿漢。臣工如有滿漢意見較深者，請量予裁抑。

6、行賞罰。對於推行新政無有實效者請分別懲處。

7、明黨派。請勿概加疑忌，使人心瓦解。

8、建政府。請采內閣合議制度，或並軍機政務處為一，以固基礎。

9、普及教育。請詳查學齡兒童與人民財產的數量，通盤合計，強迫立學。

10、辦地方自治。請認真舉辦，行之十年，必有奇效。

袁世凱希望朝廷一改過去因循敷衍，切實推進憲政改革，以挽回朝廷信用，化解統治危機。由於奕劻、鐵良的暗中阻撓，會議政務處覆奏避重就輕，對於地方自治、普及教育這些末節問題卻給出了較為積極的具體意見。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袁世凱致電兩江總督端方：

「急。南京督憲：芝。京東電雲，十策無效，邸、鐵暗阻。冬。」這裡邸指奕劻。正是奕劻和鐵良的聯手阻撓，袁世凱所奏完全失效。電文中袁世凱失望之情及對奕劻、鐵良的不滿溢於言表。

鐵良「滿漢意見較深」，一向是袁世凱的政敵，光緒三十二年官制改革便與袁世凱時有衝突，此次阻撓袁世凱的建議不足為奇。和袁世凱私交甚好的奕劻為什麼阻撓袁世凱的建議呢？

首先，政治立場不同。袁世凱在清末新政中出盡風頭，撈足了政治資本，為了撈取更大的政治資本，獲得更多的政治利益，他自己也更安全（怕慈禧死後，光緒算戊戌舊賬），因而對立憲主張急進。而奕劻作為滿洲皇族，對如何維護皇權以及滿人的特權考慮的更多。推行設立資政院、責任內閣以及融合滿漢這些立憲措施，將不可避免地損害皇權和滿人特權。因而對立憲持消極態度，能緩就緩，能拖就拖。

其次，對危機認識不同。袁世凱認為朝廷最大的危機在於威信喪失導致的革命危險，要挽回人心化解危機，就要改變過去的敷衍因循，切實推進立憲。奕劻對革命的危險性認識不足，認為宣布立憲已經夠了，即使步子慢一些也能化解危機，不致有革命的危險。

光緒三十四年：袁世凱主張宣布開國會年限，奕劻反對

清廷下詔求言，對清廷敷衍立憲早已不滿的立憲派以此為契機，紛紛呈文致電，要求開設國會，宣布國會年限。

如何應對如火如荼的速開國會、宣布國會年限運動，奕劻與張之洞、袁世凱意見相左。張、袁二人主張順應民意，宣布國會年限，速行開設。在政務處會議時，張之洞主張：「現在上海國會期成會員遊說全省，頗見成效，時代變遷，足見民間意向，宜速行開設。」袁世凱深表同情，認為「自設自治局，各省人民稍知國會事宜，政府宜將開設國會年限宣示，十五年後之說恐不合民意」。在軍機處會議時，袁世凱倡議「先頒年限，曉示天下」。奕劻表示反對，云：「期限之遲速，總須隨時酌定，庶免操切之弊。」奕劻提出，「事體重大，必須商之各省督撫如果內外一致，然後請旨宣布」，遭到張之洞、袁世凱的反對。在這種情況下，奕劻密上《奏為實力奉行應辦各事後再請宣布開設議院期限事》一折，彈劾張之洞、袁世凱，陳說觀點，希望慈禧、光緒宸衷獨斷，對張、袁主張不予採納。

該折云：「竊查實行立憲屢奉慈諭，天下臣民仰望甚殷。近日各省紳民復有要求開國會年限之事，其中有亂黨勾結，無非使權柄下移。迫不得已，憲政編查館嚴定君權憲法大綱，實行立憲預備應辦各事，庶可保全治安。今張之洞、袁世凱擬以預定年限，即開議院。據奴才愚見，不可預定年限，在軍機處詳細妥商，張之洞等總以定準年限為是。查日本明治十三年宣布立憲，二十四年宣布開設議院，今本朝立憲一切應辦各事尚未舉辦，先宣布開設議院年限，無此辦法，此事關係甚大，唯有據實聲明，恭請聖意堅持，總以應辦各事實力奉行後，屆時再行宣布開設議院期限，不可先定準期，庶權操自上，於大局有益。」

在奕劻看來，各省紳民雖以消弭內患外亂為詞，要求宣布國會年限，但其真正目的是「使權柄下移」。在朝廷宣布實行預備立憲已是迫不得已，萬不可聽從張之洞、袁世凱的意見，宣布預備立憲期限。為今之計，只能令憲政編查館嚴定君權憲法大綱，在保證君權不被陵替的前提下，實施籌備立憲應辦各事。待應該籌辦的各項事務籌辦完全後，再宣布開設議院期限，這樣「權操自上」，或許還能保全治安。從奏摺內容來看，奕劻並沒有世人所說的那麼昏聵，他認為國會請願運動只是立憲派向朝廷施壓以獲取政治權利的工具，實行立憲、開設國會將不可避免地侵損君權。立憲派要求開國會固然有為了救國的一面，但毋庸諱言，他們也有自己的政治利益方面的訴求，奕劻的認識大致是準確的。作為與王朝命運休戚相關的親王，奕劻從維護王朝命運、朝廷權威、皇族利益出發，對新興的政治勢力立憲派極其掀起的立憲運動有著天然的厭惡和敵視。掌外務數十年的奕劻知道立憲潮流不可阻擋，雖不敢公然反對憲政，但他希望能盡量緩行，以免局勢失控，君上大權旁落。所以在立憲問題上，奕劻是消極保守的，這也正是他和積極主張立憲的張之洞、袁世凱發生衝突的原因所在。

袁世凱與奕劻雖然關係非同一般，但二人政治利益和見解並不完全相同，關係並非親密無間，在一些問題上產生矛盾和衝突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