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佔中」的「街頭政治學」

歷史學中沒有「街頭政治史」，不知道政治學中有沒有「街頭政治學」這個分支，如果沒有，還真是一門學問。

昨天，佔中的香港學聯第一次擱置與梁振英派出的代表林鄭月娥進行政改問題的對話。什麼原因，局外人不了解，但無非是不承認梁代表的「合法性」、根本不想在全國人大決定的基礎上進行溝通、派不出代表進行此類溝通等等。林月娥已表示再次進行努力，如果再遭「擱置」，林鄭月娥還會提出第三次，如果第三次遭到學聯「擱置」，從中國人事不過三的行為方式看，港府方面不會也不應該再提出「請求」。

三次「請求」，港府表達解決問題的誠意已經足夠，以後事態發展，學聯方面即將承擔主要責任，香港民意也會轉移。這種沒有能力走進「廟堂」的「街頭政治」，聰明的組織者通常是在示威表達立場、喊喊口號之後馬上散夥。死纏爛打、賴在街上不走，除了表達政治決心之外，還有占街者的內部政治因素。

但聚眾鬧事，有時會造成相當的聲勢，聲勢會讓組織者造成錯覺、幻覺，以為自己在「替天行道」，一呼百應，把政府權威不放在眼裡，自己充當起「二政府」來。昨天，有輛為值勤警員送餐的警車遭到「佔中」者的攔阻檢查，以懷疑裝載防暴器材為由，不準行進，警察只能派人步行搬運。這就是不自量力的「二政府」角色。「佔中」違法，如果不主動撤退，警察動用武力是遲早的事情，防暴器材運不運進，「佔中」者根本沒有能力「管制」。這種錯覺、幻覺已經影響到「佔中」者不可一世的行為方式，強佔街頭成了「二政府」的存在方式，也就成為拒絕與合法政府對話的表達方式。

「街頭政府」也是一種權力，參與者也存在著權力形成和分配的機制。走上街頭表達不滿和與政府對抗各種力量風雲聚會到一起，由誰當「頭」說了算，常常是「街頭政治」中最難辦的事情，本來就是違法行為，要在其中形成有「法」可依的「民主」選「頭」，真是一個「夢想」；政治目標並不一致，臨時聚會，也難以形成「統一戰線」。所以，就有一個街頭政治地盤的問題。各占各的街頭，是一種形式；在同一街頭搶奪領導權也是一種形式。旺角、銅鑼灣、港府乃至中環，各有各的地盤，學聯在港府前佔了地盤，但也無法阻止其他人來一起占，這種「政出多門」的「街頭政治」，是香港「佔中」目前群龍無首的實態。

如何應對「街頭政治」，也是現代各國政府經常面臨的一個政治難題。大多數國家都有允許在劃定區域和時間遊行示威的規則，這是「疏」的方式。違反這些規則，如果參與人數過多，「法不治眾」，政府與「街頭政治」參與者進行溝通，爭取和解，這是「導」的方式。但是，如果街頭政治訴求的目標根本無法妥協，或者「街頭政治」力量根本沒有個代表性的「頭」進行談判溝通，政府就需要通過各種政治和法制手段設法取締。像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把街頭政治鬧到了立法院，雖然最終「和解」，但政治權威由「廟堂」向街頭轉移的後果其實難以估量，會長久地損害行政立法機關的效率。台灣「民主政治」的街頭化趨勢不斷強化，立法、行政機構的「空轉」也會越來越多。香港的「佔中」的「街頭政治」一起來，台灣的「街頭政治家」們最為熱衷，提供指導、幫助、輿論支持不一而足，但香港的「街頭政治家」且不說「學業不精」，算盤太多，其運作的政治環境與台灣完全不同。香港的法制化程度要比台灣高得多，港府背後有強大的中央政府支持，讓香港政治「街頭化」基本上沒門。

香港政治中心、商業中心沒有台灣這樣的凱達大道，聚眾而較小影響市民基本生活、經濟運行的條件幾乎不存在。所以，在香港搞「街頭政治」，市民和工商各界的承受能力很弱。在旺角、銅鑼灣這些小商鋪居多而租金昂貴的地方占街頭，首先受打擊就是這些在盈虧之間掙扎的小商戶，甚至有些靠收「保護費」的黑社會都難以容忍。佔領中環、包圍港府，使本來緊張的香港警力集中到這一地區，造成警力分布嚴重失衡，社會治安形勢也就嚴峻起來。香港缺乏工業、農業基礎，而以旅遊購物、金融貿易等服務業為經濟支柱，因為「佔中」而受到打擊，造成的內傷更難以統計。香港承受「街頭政治」的經濟環境也與台灣有很大差異，香港市民賴以維持生計的基本經濟運行方式，也不可能允許香港政治「街頭化」。

從香港「佔中」的「街頭政治」，可以讓我們悟出許多「街頭政治學」的道理，香港目前的「街頭政治」還正在繼續，事態如何發展值得關注，搞政治學的，歷史學的，可以從各自學科的角度考察和研究「街頭政治學」、「街頭政治史」，雖然可以政治立場不同，觀點有所分歧，但其中應該有些共同的特點或邏輯。「街頭政治」作為一種現代政治現象，「街頭政治」興起的原因和條件、「街頭政治」的內在組織和運行機制、政府應對「街頭政治」的方式和成敗教訓、「街頭政治」的社會反應、「政治街頭化」和街頭政治走向「廟堂」、「街頭政治」與民主和法制的關係等等，都是很好的研究論題，至於歷史上的個案研究，從「街頭政治學」這一特殊視角去考察，也會有些「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新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