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背後的故事

（一）

在中國的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甲骨文的發現應當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因為，由於甲骨文的發現，使許多充滿了迷惑和爭議的歷史事件有了確鑿的憑證，使中國的整個考古工作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它在古文字研究考證和書法史上也是一件是破驚天的發現。甲骨文的發現似乎很偶然，但是隱藏在背後的許多故事卻有許多人並不知曉。

第一個發現甲骨文的人是晚清的王懿榮。他是個名人，他不僅是一個晚晴王朝的翰林，南書房的行走，國子監的祭酒，還是一個著名的古文字學者和金石學家，他曾在古代彝器上的銘文做過深入的人研究。因此，當他看到給他從達人堂藥店買回來的中藥里沒有磨碎的「龍骨」的古文字時便敏感地感覺到這絕不是一般的中藥。於是，他不僅出資收購了達仁堂藥店里全部的龍骨，還派人四處搜索，很快就集中了1500多塊刻有古文字的甲骨。由於王懿榮出手大方，見到甲骨就收，這一下子就使這位中藥材身價倍增，變成了很重要的文物，不少人也認為收購「龍骨」便是發財致富的一大商機。

王懿榮早就聽人說過在河南曾出土了字骨板，原來以為是「古簡」。他是一個熟悉古籍的人，見到了這樣的實物便快速地判斷出，這可能就是甲骨文字。這個判斷著實讓這位古文字學家心潮澎湃，激動萬分。他覺得，這可能就是古代「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的實證，也就是占卜時刻寫卜辭的甲骨。遠古時的統治者占卜，就是在有重大的行動之前要詢問天意，比如戰爭的勝敗，族群的凶吉，，收成的好壞，往往都要舉行隆重的儀式進行占卜，在事先整修過的龜板上刻上一句要問的話，然後再把龜板翻過來，在背面用火炭考出裂紋，根據裂紋的走向和長短尋找答案，並將其刻到龜板上，等到事情有了最後的結果，再把它刻上去。王懿榮一遍又一遍地看著面前的甲骨，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到了深思之中而不能自拔……

當時的晚晴王朝正處在最後的風雨飄搖之中。深知自己祖國幾千年發展歷史的王懿榮似乎已經看到了這個王朝的末日和自己在危機面前的無可奈何。此時他可能還在深思，這一堆堆刻滿了先祖卜問天意的甲骨為什麼在地下沉睡了幾千年之後，突然現身於世間，莫非這裡邊會有什麼昭示或是玄機？他無法找到答案，他更無法再像先祖那樣用這堆獸骨去占卜這個王朝的吉凶。就在王懿榮發現甲骨大約半左右的時間，八國聯軍攻進了北京，那個垂簾聽政的老佛爺和光緒皇帝已經逃離北京。此刻，王懿榮被告知，他已經被任命為「北京團練大臣」，將在此危急時刻負責整個京都的防禦重任，並委託他代表朝廷與義和團聯繫。於是，他思索再三，在自己既無法保證北京安全，又怕自己落入敵手而喪失其民族氣節的情況下，他帶著深深的自責和遺憾而自殺殉國……

（二）

王懿榮肯定是在極為糾結和痛苦的心態下離開人世的，當然最讓他不舍的就是那一堆刻著古文字的甲骨。他用結束自己生命的極端形式展現了一個讀書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氣節，但是，那個未竟的對他充滿誘惑的甲骨卻使他留下了一生的遺憾。據有關史料記載，王懿榮是一個很正直也很清廉的官員，他幾乎傾其所有購買了那些甲骨，人死了之後家境非常拮据，甚至是債台高築。聽說他的兒子王翰甫為了償還債務，只好賣掉父親幾個月前花了大價錢買來的甲骨。這些甲骨對於識貨者可能是無價之寶，但是對於外行人就是一堆已經在藥店里出售的中藥材或是一堆廢物。於是，王翰甫決定應該把它賣給那些研究古文字的學者，其首選就是《老殘遊記》的作者，也是王懿榮的好友劉鶚。

劉鶚也是一個重情義的人，老友王懿榮的自盡使他感到了深深的悲痛，出於對老朋友的一番情誼，也是對甲骨文的一種偏愛，他毅然出資買下了那些甲骨，並鄭重接過了研究甲骨文的重擔。在此同時，他又收購了好幾千片甲骨。經過精心研究，在在自己的小說,《老殘遊記》正式問世的同一年，也就是1903年，出版了,《鐵雲藏龜》一書，使甲骨文的研究正式拉開了序幕，並作為中國古文字研究的寶貴資料公佈於世。劉鶚本來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金石學家他在研究中第一次正式確定甲骨文就是殷人的刀筆文字，明確了甲骨文的時代定位。確切地說，這些甲骨就應當是商王盤庚把都城從山東遷到殷地之後被稱為商殷的那一段歷史時期。劉鶚的判斷在中國的史學界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

可能是因為甲骨在地下沉睡了那麼久的時間而使其充滿了許多的歷史疑竇，而讓甲骨文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充滿了肅殺之氣。劉鶚在他的著作《鐵雲藏龜》出版後第五年也遭遇了人生的厄運。他莫名其妙地被朝廷羅織了罪名流放到新疆，並在1909年在這個邊遠之地因患腦淤血而離開人世。

甲骨文從發現到劉鶚離開人世只有十年的時間。但是，對此有著卓越貢獻的兩位學者卻先後被奪去了生命。他們的死或許都與甲骨文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卻讓這項事業充滿了風險，在那條前行的路上也布滿了陰影……

（三）

從甲骨文被發現到劉鶚的病逝，僅僅十年間就有兩位有志於此項重大發現並取得了初步成果的金石學家和古文字學者離開了人世。他們的離去，儘管和甲骨文沒有必然的聯繫，但是也讓這項事業蒙上了陰影，造成了重大的損失。然而，這並沒有阻止住有志於此的那些學者要在這項研究上進行進一步探討的步伐，而是使他們接過了王懿榮和劉鶚手中的接力棒，開始了在這條漫長而又艱難的學術道路上的攀登與跋涉。甲骨文的神奇吸引力誘惑著他們以驚人的勇氣，把這項偉大的工程繼續推向前進，這就如同西方的那些考古學家和文化學者當年在發現埃及金字塔，發掘古希臘邁錫尼遺址和克里特遺址時一樣，都表現出了一種執著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劉鶚蒙冤去世之後，他的遺作和那些甲骨文的拓本，便被他的兒女親家，也是一位著名學者的羅振玉發現了，他感到非常驚訝，他立刻覺得這個發現以及這些甲骨上文字太珍貴了，簡直就是無價之寶。他甚至斷言，就是中國古代的那些古文字的學者，諸如許慎、楊雄、張昶等也不會見到過。於是，他在一種興奮中接過研究甲骨文的歷史重任。他寫的那一段話「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便是他當時的感觸和心境。

於是，羅振玉便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了甲骨文的深入研究中。為搞懂那些甲骨上的文字的內容，他在此前後，還深入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石室的文字、古代金石銘刻和漢晉簡牘文字，他力圖從他們的聯繫中能對釋讀甲骨文有所幫助。他在研究的過程，十分關注的是甲骨文的出土地點所在。因為，只有把這一關鍵性的問題搞清楚了，才可以知道這些甲骨文所產生的時代背景和來龍去脈，這是王懿榮和劉鶚還未來得及去做的事情。據說當時他們也想搞清楚這個問題，但是自從那些甲骨身價倍增之後，一些急於牟利的商人便開始壟斷這些甲骨，並矇騙世人讓你搞不清楚這東西到底是在哪裡發現的。那個時代，信息閉塞，想去矇騙世人要比現在容易得多據記載，當年劉鶚的兒子也就是羅振玉的女婿劉大坤曾經到河南湯陰一帶進行尋找，但是都為找到它的真正出處。直到1908年，一位范姓的古董商人在酒後泄露了這個重大的商業秘密以後，羅振玉才知道了河南安陽城西北一個叫小屯的地方。1915年的3月，也是中原大地春暖花開的季節，四十九歲羅振玉終於親自來到了小屯這個地方，他經過一路的鞍馬勞頓，帶著一身的疲倦和滿腔的期待出現在那些甲骨被發現的現場，從此，這裡也便成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點。就在小屯村那荒草叢生的一條小路間開始一個新的讓世人感到震驚的時代……

（四）

羅振玉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是一個功勛卓著的人。他博學多才，研究領域廣泛，成果又十分豐碩。 他的祖籍是浙江上虞，本人是,秀才出身。他在兩次鄉試落第之後便「充塾師」。後來與蔣伯斧在上海創辦了農學社，次年創立《農學報》，1898年又創東文學社。1900年在武昌任湖北農務局總理兼農務學堂監督，翌年回上海創辦《教育雜誌》，1904年在蘇州創辦江蘇師範學堂。1906年入京，任學部二等咨議官、補博物事官，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辛亥革命後去日本考察教育，從事著述，不管他晚年在政治上由於選擇了一條有悖於民族氣節的錯誤道路而如何為人垢病，但其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

一、他確定了甲骨發掘出土的準確地點。經過他實地考察，探明了甲骨出土之地為安陽小屯村，而非在此之前流傳的湯陰、羑里等說。搜求和研究安陽殷墟出土甲骨, 羅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學研究方面取得主要進展的學者。也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學者的注意後，古董商為了謀取高利，隱瞞了真實的出土地。羅振玉一開始研究甲骨就致力於調查其真實出土地，羅振玉為了找到甲骨的真正出土地，數年之間多方探詢，終於在1908年得出甲骨確切的出土之地在河南的安陽洹濱的小屯村。之後他於1909年和1910年兩次派胞弟羅振常和妻弟范兆昌去安陽小屯村收集甲骨，「雖龜屑不令遺。」1915年春又親自到安陽實地詳細考察研究確認。 1910年所著《殷商貞卜文字考》，首先考定甲骨出土地安陽小屯為殷墟，並正確地判明甲骨屬」殷室王朝的遺物」並且考訂出這些甲骨出土地為商代晚期都城。甲骨出土地和性質的考訂，直接導致後來安陽殷虛的發掘。羅振玉派人去小屯，不僅收集甲骨，還收集了一批不為古董商重視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龜，輔以獸骨」的文獻記載為出發，認為在搜集甲骨時必須龜、骨「兼收並蓄」。在《洹洛訪古遊記》中，他記載了殷虛的地形，甲骨出土情況，考訂其它出土物及繪簡圖，成為第一部實地考察安陽殷虛的著作，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對整個甲骨研究學科的形成和發展上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

二、他進行了大量甲骨收藏，為研究甲骨文字提供了較為全面和可信的材料。這是當時的甲骨研究者所不能比擬的。自劉鶚戎死邊陲，所收藏的五千餘片甲骨，除一部分歸英國人哈同，一部分歸丹徒葉玉森，其餘大部分則歸羅振玉。之後，「遣山東及廠肆古董商至河南購求，得萬餘片。 繼又遣戚屬至安陽採掘，收藏增至三萬餘片。」

三、他整理與刊布了甲骨文字，為甲骨學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二十世紀初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殷虛書契前編》(1912)、《殷虛書契菁華》(1914)、《殷虛書契後編》(1916)、《殷虛書契續編》(1933)四書，共收甲骨5000餘片，是殷墟正式發掘前零星出土甲骨的最重要集錄。羅氏所著《殷虛書契考釋》一書，1915年初印本釋字485個，1927年增訂本釋字561個，在該書中並且提出」由許書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窺卜辭」的研究方法，主張考釋文字應注意卜辭辭句的通讀和分類，這在甲骨學研究初期是一大進步。

四、他堅持了甲骨學研究的治學態度和科學方法。在甲骨學研究上，他一直倡導要堅持深入鑽研， 縝密謹嚴、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提倡大量佔有資料，提出「古器物出土地與考古至有關係」的科學見解。將甲骨上的文字與《說文》進行比較，將卜辭與《史記》、《竹出紀年》等典籍進行比較，從而得出精確可信的結論。又於1916年2月到安陽進行實地考察。成為中國甲骨學實地考察第一人。他對甲骨的出土地，埋藏情況及其出土收集到共存遺物進行綜合比較，擴大了人們對古代社會認識的視野，學術上得到很大的收穫。以至郭沫若在《卜辭中的古代社會·序說》中寫道：「這種熱心，這種識見，可以說是從來的考古學家所未有的。」這種治學態度直接影響到後來王國維對甲骨文的研究

五、 甲骨文單字考釋成就斐然。甲骨文是很難識認的文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點為主要依據，參照《說文解字》，並將甲骨文與金文、古文、籀文、篆文進行認真的比較，以闡釋文字的淵源與流變情況。他還利用字形或後世文獻資料推求字的本義及其通假關係。先後於1910年在《殷商貞卜文字考》中釋出單字近三百個，於1915年在《殷虛書契考釋》中釋出單字近五百個，其中多得到學界認可。1916年，他還將未識別的卜辭中的千餘字編成《殷虛書契待問編》，供大家探討。所有這些都為甲骨學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六、以自身的豐碩成果影響和帶動了甲骨學的興起和發展，培養了一批研究人才。王國維開始研究甲骨文並取得很大成就，形成了「羅王之學」。 王國維之所以研究甲骨文，直接受到羅振玉的影響，王國維認為：「物既需人、人亦需物」。羅振玉的「物」直接提供給了王國維研究。在抄錄《殷虛書契考釋》一書後，王國維從此走上了研究甲骨文的道路。羅振玉不僅在經濟上給予接濟，使王國維能夠安心研究甲骨文，更在學術上予以幫助和指導。王森然先生認為「先生貢獻於學術界之偉績，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在其提攜王觀堂……先生能始終如一，指示最適當之理解，使觀堂先生無支離破碎專己守殘之弊，使其完成絕世之偉業。」

七、豐富了中國的書法創作，拓展了中國書法的領域，形成了甲骨文書房藝術並且取得了較大成就。羅振玉首先是一位學者，其次才是書法家。他研究的項目很廣，如金石文字、佚書、青銅器等。甲骨文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始被發現後，引起了一些學者對它的關注。光緒三十年，孫詒讓首先考釋甲骨文，並著《契文舉例》，其後一批學者加入研究行例，有的還以甲骨文入書，羅振玉是其中研究及書寫的佼佼者之一。羅振玉甲骨文書法藝術的創作是他後期寓居津門時期的一大成果。閑暇興至時，集甲骨文字撰寫楹聯，竟在3個晚上撰成百副對聯，可謂痴迷。後來，他將這百首手書集聯，以《集殷墟文字楹貼》書名付印，從而標誌著甲骨文契刻跨越了3000多年的歷史長河邁入了毛筆書法的新領域。甲骨文是契刻文字，因工具的原因，許多字的筆畫多呈尖銳狀，不少書寫者便模擬這種效果，使毛筆成了一個附庸而不是發揮毛筆本身書寫的意趣，這當然是識見的淺薄所造成的，羅振玉還將寫金文的筆法用到寫甲骨文上，也就使書筆畫除堅挺遒勁的主筆外，輔以略輕鬆的筆調，墨的枯濕變化很微妙。 羅振玉著述宏富學問精博，達到清代乾嘉學者未曾達到的高度。他合樸學與書學，又合碑學與帖學，開書家以新出古器物文字為臨寫與運用對象的局面，是清代書法與現代書法的轉關。羅振玉先生是近代傑出的書法家，他的書學思想謹守傳統儒家中庸中和之美，同時通過傳布當時新出土新發現的書法史料，為現代書法的發展和轉變提供物質基礎和現實可能。

八、最大的成就為用甲骨文字和研究成果對殷商社會進行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拓展了歷史學研究的空間和領域，如對商朝世系、證史家之得失、考小學的源流、古代的占卜、戰爭、方國、工藝、雕刻等的研究的開拓。為二十世紀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中華文明史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

（五）

在羅振玉對甲骨文的研究已經達到了新的高度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的同時，在他的影響下，又一位更傑出的古文化研究的巨人已經站立起來，他就是比羅振玉要小接近一旬的王國維。

王國維也是浙江人，和羅振玉是同鄉。自從兩個人相識之後，便有了幾十年的交往。更為特殊的是，王國維不僅是羅振玉的學生，還是他的兒女親家。所以說，王國維與羅振玉，兩人一生關聯甚深。1898年，羅振玉在上海辦農學社和東文學社，王國維其時正在上海時務報館當雜工，一日，羅振玉偶然看到王國維寫於摺扇上的詠史絕句，極為欣賞，認定此人日後必成大器。那年王國維21歲，羅振玉33歲，兩人此後多年都不曾分開。羅振玉去蘇州做師範學堂監督，王國維同去任教；羅振玉入京任學部參議，在其保薦之下，王國維也一同入京做了學部圖書編譯局的編譯。

辛亥革命之後，兩人均留戀帝制，不願改朝換代，於是二人一同東渡日本。在流居日本的這段時間裡，王國維和羅振玉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一起相處的，他們由此也開始了學術上的討論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利用羅振玉私人圖書館的大量資料，他們朝夕相伴，共同探討學術問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此期間他們對古代的封泥產生了興趣，封泥就是在扎捆簡牘的絲繩兩端或是交叉的地方用黏土固定封存，並在黏土上鈐印以備驗證，這塊蓋有印章的泥土就被稱作封泥。由於簡牘易腐爛很難保存完整，就更不要提封泥了，所以，能見到的封泥都屬於極其珍貴的文物。羅振玉以其學術的敏感與前瞻性，曾經收集了一些這種封泥，而王國維在前期也寫了《封泥考略》《齊魯封泥集存》兩篇關於封泥的文章，頗有影響力，於是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投入到對封泥的研究當中。當時中國的很多珍貴文物都被倒賣到外國，有一個研究漢學的匈牙利學者沙畹就藉助這些從中國掠得的簡牘著書立說，並把其中一本未出版的書寄給王國維。在拜讀了這本書後，他們發現書中有很多遺漏和錯誤之處，這樣他們就決定對這本書校改，進行分工合作，終於歷經三個月的精心研究，著成了《流沙墜簡》一書，全書共分三卷。羅振玉負責其中的小學、術學、方伎及殘損或字跡不清簡牘的考釋，王國維則專門對記述有漢代屯戍邊軍事方面內容的殘損簡牘進行考釋。這是他們相識15年來的首度合作，可謂是一朵共同培育的學術奇葩。

　　

與此同時，他們對甲骨文的研究產生了極為濃烈的興趣，在羅振玉所搜集的甲骨文中，他們真正感到對甲骨文的考證與釋析的重要性，但他們研究的側重點是略有不同的，羅振玉比較倚重對甲骨文的釋析，而王國維則是通過這些文字的背後來考證殷商時期的社會歷史。羅振玉深感自己擁有這些甲骨，研究甲骨文是責無旁貸的事情，於是在他精心的編撰下，經過數十天的閉關撰寫，終於完成了《殷虛書契考釋》的初稿，並邀請王國維與其共同商討，進行修改，而通過王國維對書稿的錘鍊，自然使得書稿的文字更趨成熟與完美。在這本書的成書過程中，他們通過各自觀點的鮮明透析，為後來學者研究甲骨文奠定了基礎，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得出，這是羅、王通過傾力合作成就的學術成果，也是後世一直稱讚的「羅王之學」。 　

後來二人由君子之誼進而結為兒女親家，但在1927年，王國維長子在上海病逝，羅振玉未打招呼就直接把病逝者的妻子，自己的三女兒帶回了羅家，據說正因此事，兩人友情斷絕。

就在二人割袍斷義的那年5月，王國維在頤和園投昆明湖自盡。坊間傳說紛紛，猜測王國維之死與羅振玉有著直接關係。大多以為兩個人友誼的斷絕讓王國維的心靈受到重創。但是，他們雙方關係的裂縫不是一日形成的，王國維先後經歷喪子之痛、失友之痛，最後再來的，可能也是最大的哀痛，就是他心中的失國之痛，他也是屢受打擊，才會走上輕生之路的吧。

王國維的死，使中國失去了一位名冠中西的學者，無疑是學術界的重大損失。特別是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更是不可彌補的損失。王國維在甲骨文研究上的最大貢獻就是在羅振玉對甲骨文字釋義的基礎上，開始運用它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這是一個極大的突破。正式通過他的深入研究，讓我們詳實地了解了商代的歷史以及它的典章制度。

如果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那麼王國維對甲骨卜辭的研究則是新史學的開山。王國維是使甲骨卜辭成為一種新的學問的奠基人之一。通過王國維的自述我們就可以窺見到他對甲骨文研究上的卓越貢獻。他曾寫道：「辛壬之交初抵日本，與叔言參事整理其所藏書籍，殆近一年，此時無書可讀，故得詩二三十首。嗣是以後始得重理舊業，數年零星纂述共得四十餘卷，皆系小品，且涉各方面，無足以就正宏達者。惟有一二事堪以奉告者，叔言前撰《殷墟書契考釋》，於殷先王之名已十得八九，前年維復於甲骨中考得王亥一人（即《史記·殷本紀》之振、《世本·帝系篇》之核、《作篇》之賅。）乃與《大荒經》稱正同。今年復考上甲微以後六世，系統與《世本》略殊。後復見一骨折為二者，合之，乃證明此事。」

王國維在研究甲骨文的過程中形成了很多著述。諸如《哈同氏之壽堂所藏殷虛文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論》、《殷墟卜辭所見地名考》、《鬼方昆夷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古史新證》等等。其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以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是我國甲骨學發展成為一門成熟學科的標誌，也為王國維本人奠定了在這個學科中的領先地位。在王國維所處的時代，他能用考古發現來舉證古史，將地下出土的實物與古籍上的記載互相參照，互相印證，擴大了人們對古代社會認識的視野，學術上得到了很大的收穫，在研究方法上也顯示了獨特的創新特色。

《殷周制度論》是繼甲骨文發現了殷商世系之後，進一步對商周社會制度的研究。這篇文章說明了王國維已能跳出單純考釋文字的罺臼，運用甲骨文與古文獻資料相印證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變。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王國維的甲骨文研究已經不再局限於古文字學的範圍，而是著眼於歷史文化制度的考據和研究。這篇文章還表明了王國維已經開始運用歷史發展的觀點來考察殷周社會，這是一個很有思想很有創見研究成果。

但是，最讓人們沒有想到的是，王國維還是延續了甲骨文研究大師們難以逃脫的悲慘命運，他最後也走上了自殺之路。他的死，又讓人們聯想到王懿榮和劉鶚先後離開的情形，這難道就是研究甲骨文的大師們的最後的結局……

（董作賓先生照片）

（六）

在王國維自殺之後，甲骨文的研究並沒有停下腳步。第二年，整個甲骨文的研究又迎來了一個新的變化。1928年，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便派出王國維的學生董作賓前往甲骨文出土之地殷墟舊址進行調查，發現那裡的文物並沒有挖掘完，還有很多的古迹急需保護。於是，就決定以國家研究機構的名義和力量繼續發掘殷墟舊址尚未出土的文物。當時的第一任院長是蔡元培，他對此事十分重視，親自致函駐守河南的馮玉祥將軍，請求他派軍力駐守小屯來保護髮掘工作。從此時開始，又連續進行了十五次大規模的發掘工作。經過董作賓和後來的幾位具有國際水準的專家的參與、組織和推動，使所有的發掘工作都按照相關的要求和程序有序地進行，建立了明確的坑位記錄，並對周邊的遺迹、文化層次河多種器物進行了系統勘察，使殷墟舊址的發掘工作大大地提高了學術等級，直到1936年的6月22日在第十三次發掘時終於發現了甲骨窖穴，獲得了奇蹟般地重大收穫。。這個窖穴好像是一個國家的檔案館，裡面埋藏著許多寶貴的文物資料。後來，隨著司母戊大鼎的發現和婦好墓的發掘，一個更加完整、具體、豐滿而又偉大的商代已經呈現在人們的面前。

董作賓是繼王國維之後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又一個取得了卓越成就的領軍人物。他1895年出生於南陽市宛城區的一個小店主家庭。少年時便博覽《四書》、《五經》及諸子百家學說。幼時的董作賓在課餘時常到旁邊刻字店裡玩，並細心地觀察各種雕刻技法，琢磨刻字的章法與要領。後來他又得到店主的熱情指導，使他對古文字和篆刻藝術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宣統二年（1910年），他入元宗高小，後輟學。1915年春，在張嘉謀先生（著名教育家）的催促下，董作賓考取縣辦師範學校。畢業後又以優異的成績留校任教。1917年春，董作賓跟隨張嘉謀去開封，在張家管書房兼辦家務。後經張嘉謀先生的指導和引薦考入開封育才館讀書，初步接觸到甲骨文，從此他便與甲骨文結緣併產生濃厚興趣，開始研究中國考古學。1922年，他應張嘉謀先生之約隻身來到北京求學，吃住在張先生家裡。張先生知道他學過篆刻，又有一筆好字，便託人為他介紹了一個謄寫講義稿的差事。這其間董作賓結識了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徐旭生（唐河縣人），徐先生髮現他聰明，又忠厚老實，還能吃苦，便介紹他入北京大學旁聽語言學，空餘時間對羅振玉的《殷墟書契前編》進行摹印、研究。1923年，董作賓經過努力考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系讀研究生，學習語言學、考古學、人種學和歷史學，並擔任《民謠周刊》編輯。

1925年，董作賓從北京大學研究所畢業後獲史學碩士學位，他先後任教於福州協和大學和河南中州大學。1927年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並同文學院代院長傅斯年結為知交。之後，入傅斯年創辦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1928年，回宛在南陽中學任教。同年暑假，他去安陽考察，發現當地村民在殷墟挖掘並出賣甲骨，即向傅斯年建議，由中央研究院主持進行系統發掘。10月，董作賓首次發掘獲得甲骨殘片784件，此後又先後15次參加安陽小屯村殷墟發掘。他又參加山東城子崖發掘，發現了龍山文化。

1932年，他升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3月，他發表了《甲骨文時代研究例》，確定了識別甲骨片上殷代文字分期的10個標準。從1928年董作賓參加安陽殷墟發掘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他先後多次參加殷墟的系統發掘，並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他也由此開始對甲骨文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文和專著。他最早提出甲骨斷代的10個標準，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譜、殷先王稱號、殷帝姓氏、出土物墓葬地段、異域地名、銘文所述人物、銘文語法結構、銘文表意標準、銘文書寫形態等重大課題的研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使他成為當時中國最著名的考古學家之一，一代甲骨學大師。他編著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編》。抗日戰爭時期，他隨歷史語言研究所相繼遷往長沙、桂林、昆明、南溪，並主持該所工作，繼續研究殷代曆法。1931年後，編著出版《卜辭中所見之殷歷》。1945年又編著出版《殷歷譜》，被譽為紀念碑式著作。　除了考古學外，董作賓對中國甲骨文的研究有卓然貢獻，並顯赭於國際間，學界把他與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及郭沫若（鼎堂）合稱「甲骨四堂」。他對甲骨學與殷商史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包含：大龜四版與貞人的發現；十個斷代標準的提出；殷歷的建構，著有《殷歷譜》；甲骨文字的考釋與解讀；殷代地理的推測及制度的研究等。從比較么些文字與埃及文字中，他證明甲骨不是造字的開始，而有更遙遠的源頭，這除了對文字學的影響外，也開拓了古代文化研究的另一途徑。

（七）

在甲骨文研究上，還有一位功勛卓著成就斐然的人就是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也是甲骨學四堂之一的郭沫若。

郭沫若（字鼎堂）從1928年開始研究甲骨文，共經歷了整整五十個年頭，無論是在早期緊張的革命環境里，還是在建國後繁忙的公務活動中，一直沒有間斷過對甲骨文和古史的研究，並在這一領域內屢創新說，成為甲骨文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

郭沫若（1892—1918），字鼎堂，原名郭開貞，四川樂山人，是一位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時期，他的白話文詩集《女神》氣勢磅礴，豪情激蕩，洋溢著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愛國熱情和革命理想，強烈地表現出了「五四」時代那種徹底的、不妥協的精神，教育了千百萬青年。1926年夏，郭沫若投筆從戎，參加了北伐戰爭，從廣州到武漢，再到南昌，他踏遍了關山險阻，經受了戰爭的考驗。就在安慶「三·二三」慘案之後，郭沫若滿懷無產階級革命義憤，奮筆疾書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隨後他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並在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由於蔣介石通令緝捕郭沫若，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郭沫若於1928年2月東渡日本，開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由「五四」時期的詩人，北伐時期的軍人，在被迫流亡日本後，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逐漸成長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古文字學家、史學家，是一名享譽學術界的大師。

正是在日本流亡期間，郭沫若於1928年6月在東京的書店拿到了王國維寫作的《殷墟書契考釋》，從此開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雖然他對甲骨文一字不識，但他堅信通過對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是一條正確的途徑。他以異乎尋常的勤奮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從入門書籍看起，沒有老師的指導，一切全靠自己摸索和思考。當時，他住在鄉間，圖書資料奇缺，因此天天要跑到東京借書。而且因為沒有職業，生活極端困難，全靠朋友接濟。自己只能搞點文學創作、搞點翻譯，來掙些微薄的稿費糊口，有時甚至連一隻毛筆都買不起，要向朋友求助。但就是在生活這樣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每天從住處跑到東京，把藏書頗為豐富的東洋文庫所藏的一切甲骨文、金文著作，全部讀了一遍。他廢寢忘食，不分晝夜地讀書寫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甚至發高燒，染重病，也沒有停止研究和寫作。正是以這種精神，他先後編輯了《卜辭通纂》、《殷契粹編》等書，對甲骨文的搜集和傳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卜辭通纂》是郭沫若在1933年編輯出版的，此書集中反映了郭沫若搜集甲骨的功績。該書的「別錄」，將他在日本「所得公私家藏品之拓墨或照片，均選優擇異而錄之」。《卜辭通纂》中除「別錄」選錄甲骨一百二十九片外，正編共「選輯傳世卜辭之菁粹者」八百片，按干支、數字、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田游、雜纂等八項加以排比並考釋，每一項後又做有小結。這樣既可以使讀者全面系統地認識每一類甲骨文的內容，還可以從每項卜辭的內容里了解殷代社會各方面的情況。

郭沫若另一部重要的甲骨文著作是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編》。這部書與《卜辭通纂》選輯的傳世各家「卜辭之菁粹者」略有不同，而是僅從上海大收藏家劉體智所藏的二萬八千多片甲骨中，選出一千九百五十五片精品編纂而成。《粹編》一書在內容的分類上，大致與《卜辭通纂》相同，也對書中每一片甲骨做了考釋。 《卜辭通纂》和《殷契粹編》所收的甲骨，主要是1928年殷墟科學發掘前各家所藏的珍品，而且不少是以前羅振玉、王國維等人所未見的或遺漏下來的，在甲骨文字收集上足以矜傲於世。最重要的是郭沫若對各片的考釋又多有自己的創見，所以這兩本著作出版後，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重視。直到今天，在甲骨文和商史研究中仍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郭沫若在甲骨文的研究上充分地展示了自己勇於創新和善於創新的精神。他是在對甲骨文一無所知沒有任何知識儲備的情況下開始進入到這個領域的。，面對在地下沉睡了幾千年的甲骨開始這種枯燥的研究，就是一個極具科研素養的人也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但是，郭沫若卻在搜集了大量甲骨文的基礎上，對甲骨文本身的一些規律，諸如文字的考釋、分期斷代、斷片綴合、殘辭互補、卜法文例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多超過前人的創見。他在甲骨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和才華，橫溢在《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考釋》 、《古代銘刻匯考》和《續編》、《殷契粹編》、《文史論集》等專著和甲骨文論文的字裡行間。

正是他在文字考釋方面所做的艱辛努力和取得的創新成果，才顛覆了史學界原有的一些已成定論的判斷。比如，他考釋出「卜辭已有『黎』字，而且已引申為黎黑之黎，可見牛耕的使用已久。」這一考證從而證明了直到漢武帝末年趙國才開始使用牛耕的錯誤。他解決了羅振玉、王國維等人所沒能解決的問題，對殷代先王世系的研究做出了貢獻。從甲骨文中考察出商代在日出日落時均有祭祀，從而證明了《堯典》中「寅賓出日」及「寅餞入日」的記載的確為殷禮等等。

在甲骨文分期斷代的研究上，郭沫若開創了先河。雖然郭沫若沒有親身參加殷墟的發掘，但旅居日本的他，與董作賓不謀而合地發現了二百七十三年的甲骨文應有時代早晚之別。在他編纂《卜辭通纂》一書時，「初有意於書後附以『卜辭斷代表』，凡編中所列，就其世代可知者一一表出之」。但他在與董作賓的通信中，得知其《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正在撰寫甲骨分期斷代的十項標準，「文雖尚未見，知必大有可觀，故茲亦不復論列。」所以郭沫若和董作賓一樣，是最早進行甲骨文分期斷代研究的學者。

郭沫若是較早地發現將甲骨的斷片綴合的方法來進行研究的。由於他的精心綴合，不少分離各書的甲骨文得以重新合為一家，為甲骨文和商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此外，他還發現了一個現象，即卜辭紀卜或紀卜的應驗辭，每一事都書刻在多片甲骨上，因此當甲骨片有殘損的時候，不同片的殘辭可以互相補足，重整為一個完整的事件。在後來的《甲骨文合集》 一書的編纂中，也是根據郭沫若的啟示，盡量將殘碎甲骨綴合併將同文卜辭按卜序集中一起處理的。

在甲骨文的卜法、文例等方面的研究上，郭沫若是一枝獨秀。他正確指出了「卜辭契例，也較早地注意到卜兆序數，認為這是紀卜的數字。至於郭沫若在《卜辭通纂考釋》一書中所提出的「卜用三骨」的著名論斷，已為安陽殷墟和藁城的考古發掘和其他資料所證實。此外，郭沫若還對「骨臼刻辭」做了研究，從其所刻的位置來觀察，發現其性質就如同現今社會的書頭或標籤，並經過考證，指出「骨臼刻辭」只在武丁時期出現，其前其後都未發現，應該是這一時期的習尚是這樣的。這一系列的發現，對於我們在甲骨文的釋讀、認知方面都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雖取得如此成就，但郭沫若對科學研究從未有過一絲懈怠。直到年近八旬的高齡，他還對甲骨文的起源、用途、事類、程式、規律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總結，並從象牙工藝的工序，悟到古代整治甲骨和刻寫文字時要用某種酸性溶液浸泡。為後來的學者指點了迷津。

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在很多方面都有其獨到之處，大膽創新，除了他學識淵博，批判並繼承了漢學傳統，精通古代典籍和各種古文字外，更重要的是他使用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因此他才能高屋建瓴，不少地方都超過了前人。他以甲骨文為重要資料，在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指導下，在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正如著名學者張堅所說的，郭沫若對於甲骨文研究的主要貢獻，不是甲骨文的搜集、整理、研究，而是在於他首先開創了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運用甲骨文資料對中國古代社會進行系統研究的風氣。他是第一個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我國古代社會歷史的學者。1928年，郭沫若開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利用所搜集和整理的甲骨文，開始進行商代社會歷史的探討工作。隨著文獻材料、青銅器銘文的整理研究有了新的進展，特別是隨著時代的前進，考古發掘工作有了一定突破，郭沫若早年對於商代社會歷史的研究又有了新的發展。他本著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以發展的眼光重新認識問題，否定了自己最初關於商代社會性質的估計，論定商代是奴隸社會。 雖然甲骨文的記載反映了商代的畜牧業還相當發達，但農業已經成為社會生產的主要部門。甲骨文里田疇農籍等有關農業的字經常見到，例如卜辭中常見的田字就是一個方塊田的圖形，「殷代必然有四方四正的方塊田，才能得出那樣四方四正，規整劃分的象形文字。」

郭沫若雖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他非常重視並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對於甲骨文研究的同行前輩，郭沫若也是很尊重的。他對於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都有很高的評價。特別是王國維，運用二重證據法，即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結合 《史記》 、《山海經》、《 竹書紀年》、《楚辭》等書，有力地證明了《殷本紀》所載殷王朝的世系是可信的，並訂正了先公先王的位次。郭沫若評價說：「為中國之舊學自甲骨出而另闢一新紀元，自有羅、王二氏考釋甲骨之業而另闢一新紀元，絕非過論」。郭沫若也正是在這些大家研究的基礎上，運用新的方法，運用先進的理論武器，將甲骨文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峰。 即使在建國後，郭沫若在公務繁忙的情況下，仍然關心著老一輩的學者。多次與他們歡聚一堂，將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與他們共同探討，他自己的文章在發表前也常常聽取他們的意見，虛心改正自己的不足之處。

在繼承國內外前輩、同行的研究成就，在積極與其他學者進行思想文化交流，促進甲骨文研究的同時，郭沫若還非常注重新一代人才的培養。他熱情關懷青年，特別是初學甲骨文 、金文和古代史的青年，很多都得到過郭老的親切指導，逐漸成長為新一代研究學者，打開了建國後研究甲骨文的繁榮局面。 我國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資料彙編——《甲骨文合集》，就包含了郭沫若與新一代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是郭沫若建國後對甲骨文搜集、研究和流傳做出的新的貢獻。在主編《甲骨文合集》的過程中，郭老熱情鼓勵新一代工作者，並親切的接見了編輯工作組的幾位負責人，對他們的工作提出寶貴的意見，並且一再叮囑老一輩甲骨學家要注意接班人的培養工作。正是在郭沫若的工作熱情和親切教誨下，《甲骨文合集》陸續出版，為今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全面而科學的資料，而且鍛煉了一大批新一代甲骨文研究人員，這是甲骨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個事件。為近幾十年甲骨學研究的日益成熟、不斷發展奠定了基礎，完善了甲骨文的搜集整理工作和隊伍建設工作。

郭沫若學識淵博、才華卓著。在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包括文學、藝術、哲學、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書法藝術，以及翻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外國進步文藝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雖然在學術界中，有人批評他是御用文人；有人認為他把理論放的位置太高，以理論領導學術，從而喪失了研究的學術性；更有人以其私生活對他大加貶斥。但是客觀來說，郭沫若在甲骨文、史學等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可抹殺的，而且他勇於自我批評、自我改正，堅持實事求是，「錯誤是人所難免的，要緊的是不要掩飾錯誤，並勇敢地改正錯誤。」他敢於在前人的肩膀上指正前人的錯誤並大膽創新。他面對工作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他關心下一代學者和初學青年，努力培養後繼人才和社會的學習風尚……這一切的高貴品質和精神，都是值得我們深入學習和發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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