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關於民主與普世民主的相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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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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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弄懂民主問題並區分各種不同性質的民主,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民主,實質上是一種國家形式或國家形態。世界上從來沒有抽象的、純粹的民主,而只有具體的、歷史的民主。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有什麼全人類共同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目前西方少數強國的民主制度沒有"普世性"。以美國為首的當今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理論,是對自由資本時代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等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我們不能簡單地否認各種具體民主形式上的普遍性,但也不承認西方民主從形式到內容的"普世價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

【關鍵詞】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

【作者簡介】李慎明，男，漢族，1949年10月生，河南溫縣人，1970 年參加工作，197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研究生班畢業，研究生學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少將軍銜。主要研究方向為黨的建設、民主政治、國際戰略。代表作《憂患百姓憂患黨——毛澤東關於黨不變質思想探尋》、《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等。

不久前，在各種報刊、雜誌和互聯網上以及在各種研討會、報告會上，關於普世價值、民主和普世民主的討論十分熱烈。美國金融危機乃至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使這一討論和大家對這一討論的關注被沖淡。但隨著美國金融乃至經濟危機在全球的蔓延，人們尋求全球經濟危機這一重大現象的深層次根源時，卻很自然地又與普世價值、民主和普世民主聯繫在一起。

一、關於探討民主與普世民主的重要意義

　　 1850年，馬克思在《新萊茵報》發表評論，批駁英國作家托馬斯·卡萊爾「不管我們怎樣設想普遍民主，它是我們這個時代必不可免的事實」的觀點時說：「民主是什麼呢﹖它必須具備一定的意義，否則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問題在於確定民主的真正意義。如果這一點我們做到了，我們就能對付民主，否則我們就會倒霉。」[1]這充分說明，研究、弄懂民主問題並區分各種不同性質的民主，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

　　 1917年，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明確指出：「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2]我認為，這一定義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民主是國家形式，是指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民主是國家形態的一種，是指在有階級的社會裡，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專政。

　　遵循「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這一理論邏輯，我們還可以從下面列寧關於國家的相關論述中，進一步認識探討民主問題的極端重要性。1919年7月11日，列寧應邀到斯維爾德洛夫大學作關於國家問題的講演。他在這次演講開始時便說：「國家問題是一個最複雜最難弄清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被資產階級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的問題。」[3]「這是全部政治的基本問題，根本問題」。[4]「這個問題所以被人弄得這樣混亂，是因為它比其它任何問題更加牽涉到統治階級的利益（在這一點它僅次於經濟學中的基本問題）。國家學說被用來為社會特權辯護，為剝削的存在辯護，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指望人們公正無私，以為那些自稱具有科學性的人會給你們拿出純粹科學的見解，那是極端錯誤的。」[5]他還說：對國家問題「必須再三研究，反覆探討，從各方面思考，才能獲得明白透徹的了解」[6]。

　　當前，國內外意識形態領域在民主問題上的爭論，本質上都是從民主是國家形式和國家形態的一種這個層面和內涵上展開的。本文所涉及的民主，也主要是從作為國家形式和國家形態的一種而展開的。在探討民主之時，有時可能會涉及與民主相關的自由、人權等概念。

　　今天，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政治多極化初顯端倪，科技革命日新月異，各種新機遇新挑戰層出不窮。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我們又面臨著「全部問題在於確定民主的真正意義」和「必須再三研究，反覆探討，從各方面思考」民主「這個時代必不可免的事實」。

　　一是從國內看。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與輝煌。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也有得到廣泛公認的發展與進步：我們黨帶領人民積極探索適應時代潮流、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堅持並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的各項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得到鞏固，等等。我國成功舉辦2008年奧運會及殘奧會、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船成功發射並返回等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無疑向世人展示了我國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從一定意義上講，也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越性，並使其具有一定的世界意義。例如，在奧運會開幕前夕，一位美國學者便驚嘆我國各項準備工作的周密和完美程度：「人們不得低估中國的意識和能力，特別是當中國全民一致、共同努力的時候」，「北京奧運會的信息是，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僅使其可以遊刃有餘地化解國際事務危機，而且，『中國道路』甚至應當認為高於民主制度。中共堅持不懈的努力無疑將會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確保政治穩定並且產生重大的全球支持」[7]。

　　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相適應，還需要我們繼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努力探索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形式，不斷擴大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這是因為，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我國社會日益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各種不同的利益群體越來越期望黨和國家能為其提供更加有效、暢通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利益博弈機制，維護和擴展自身的經濟利益，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逐步成為各個階層普遍的政治訴求。隨著社會各階層發育漸趨成熟，各種不同的政治訴求也正在沿著兩個根本不同的方向演進：其一，積極借鑒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有益成分，積極穩妥地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繼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進一步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其二，希望建立和實行西方民主政治體制，在我國全盤推行私有化，與西方社會「全面接軌」，讓資本甚至讓國際壟斷資本在我國「當家作主」。在這其中，我們也必須充分看到，持第一種政治訴求的人占絕大多數，其用心是好的，但對於其中重大問題的認識卻往往不甚清楚；持第二種政治訴求的人是極少數，但對於這極少數人的能量我們卻不能低估。

　　二是從國際看。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壯大和綜合國力的明顯增強，國內外敵對勢力意識到依靠「硬實力」在我國要達到他們目的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在運用包括民主、自由、人權和新自由主義等「軟實力」上。2008年8月，我們在歐洲訪問時，曾與英國國家戰略研究所負責跨國威脅和政治風險事務的負責人進行交談。當我提出，能否用簡潔的語言告訴我們，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什麼時？他本不願回答，後來在我們執意追問下，他說，可以用這樣簡潔的語言表述：中國若「硬實力」崛起，美國則十分歡迎；中國若「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將可能發生直接全面的激烈衝突。他的回答意味深長，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我認為，他所說的「軟實力」，主要是指包括政治制度、文化觀念、發展模式和社會價值觀念，當然也包括民主、自由、人權等這些政治意識形態。

　　長期以來，國內外、黨內外都高度關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特別是某些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異常「熱心」，給我們開出了各式各樣的「藥方」，總是希望我們也實行「一、二、三、多和『兩杆子』」，即一個總統、兩院制、三權分立、多黨制和新聞自由（筆杆子）、軍隊國家化（槍杆子），妄圖把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引向全盤西化的道路。

　　江澤民同志曾明確指出，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我們國家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的又是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所以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要特別注意防止國內外資本利用各種形式對人民政治權力的侵蝕，譬如，一些地方和單位特別是基層民主選舉過程中出現的「賄選」現象，尤其在西部偏遠地區，國外資本已經通過各種非政府組織等形式向我們的基層民主選舉滲透。這值得我們高度警惕。西方敵對勢力不斷攻擊我們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原因就是我們搞的政治體制改革與他們寄予「期望」的政治體制改革截然不同。他們所希望的改革，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顛覆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對此，我們要保持高度的警覺。當然，我們反對照抄照搬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並不妨礙我們對其屬於人類文明發展成果的有益成分的吸收和借鑒。

　　三是從理論界到人民群眾的認識和理解看。由於民主、自由、人權等與國家的發展前景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以一直是理論界和人民群眾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問題之一。近年來，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等問題的學術論文和專著汗牛充棟，這既為我們深入研究這些問題提供了較充足的資料，也使得在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方向性認識上產生了分歧。如，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問題上，學術界就分為本土派和引進派，這兩個派別的區別不在於要不要民主，而是在於民主是否具有普世性，尤其是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民主的存在是否要以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多黨制」為前提等等。這一系列問題，都是攸關中國民主政治建設進程的路徑、方向和前途的重大問題。另外，在對民主本身的理解上，也出現了多樣的認識。比如，一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二說「講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不是說民主沒有問題沒有局限性」，即說「民主是個不壞的東西」；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搞不好是個壞東西」；四說「對當代中國來說，人民民主是個好東西，資產階級民主是個壞東西」。這四種說法，都各自有著不同的認同群體，但哪一種或幾種更為科學呢？

　　最近一個時期，理論界和媒體上關於民主、自由、人權是否屬於「普世價值」的爭論比較熱烈。持贊同態度的人中，有的說，「民主是人類的普世價值，但實現這種價值的道路卻不是唯一的」；也有的說，「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從英國、美國推行民主以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地區都實現了民主，可見其普世程度」，「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是永恆的，而民族特色是會變化的……普世價值不應該成為遷就民族特色的祭品」；還有的說，「民主政治作為普世價值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和政治文明的標杆」，「現代民主政治往往是一種各個黨派自由競爭的政黨政治」，「民主政治是普世的價值，既然是普世的價值，這就意味著民主政治是可以移植的」，「西方民主可以移植到世界各地」，「文化差異和國情不能成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要民主就必須搞資本主義」等等。

　　還有人認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就是要確立到普世價值上來」，並把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歸結為「普世價值」；有人說：「以人為本是個綱，要貫徹這個綱，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權等一整套普世價值，就是需要價值觀的轉變。普世價值不能確立起來，就不會是以人為本。所以價值觀問題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個基礎性問題」；還有的說，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愛等意識形態，是「人類文明的核心，是人類在長期進化發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義的價值準則，以及由這些準則所規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終的制度進化歸宿」。

　　因此，無論從國內或是從國際，或是從理論界和人民群眾對西方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認識、理解和把握上看，真正弄清民主、自由和人權等，以大力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和政治制度，都是一項緊迫而重要的政治任務。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8]胡錦濤同志的講話，一方面把民主作為社會主義的生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示了我黨支持人民當家作主的堅強決心。另一方面，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表示了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模式的認同和信心，從而否定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資本主義方向。

　　可以說，民主及其相關問題是一個十分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它在各種不同的理論體系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都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也是當前國際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爭論的一個焦點。

二、我所認為的民主的馬克思主義定義

　　可以從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對民主下定義。但是，本文所探討的主要是從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識形態層面對民主所下的定義。

　　如本文開始所說，本文所探討的民主，是指社會政治制度層面上的民主，亦即列寧所說的作為國家形式或國家形態的一種。它不是指人民權利層面的廣義的民主權利或管理層面的民主管理原則，不是指思想觀念層面的民主精神或民主觀念，也不是指行為方式層面的民主作風和民主的工作方法等。現在理論界所爭論不休的民主，其實質都是從社會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識形態層面展開的。

　　馬克思說：「『民主的』這個詞在德語里意思是『人民當權的』」；[9]「國家是抽象的東西。只有人民才是具體的東西。」[10]恩格斯說：「民主這個『概念』……每次都隨著人民的變化而變化」；「資產階級統治的徹底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國」。[11]馬克思又指出：「顯而易見，如果主權存在於君主身上，那麼談論同它相對立的存在於人民身上的主權就愚蠢了。因為主權這個概念本身不可能有雙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對立的存在」；「二者之中有一個是不真實的，雖然已是現存的不真實。」[12]

　　列寧把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付諸實踐，成功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他對民主有過大量精闢的論述。他認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層建築一樣（這種上層建築在階級消滅之前，在無階級社會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歸根到底是為生產服務的，並且歸根到底是由該社會中的生產關係決定的。」[13]「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的使用暴力的組織。」[14]列寧還進一步論述說，民主「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著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15]但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無論在何時何地都保證公民不分性別、宗教、種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無論在什麼地方也沒有實行過。」[16]「極少數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17]「無產階級民主（蘇維埃政權就是它的一種形式）在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正是對大多數居民即對被剝削勞動者的民主。」[18]

　　毛澤東說：「實際上，世界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裡，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19]。

　　江澤民說：「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體的、相對的，而不是抽象的、絕對的。任何一種民主的本質、內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國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並且都是隨著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而發展的。」[20]

　　馬克思主義上述關於這種狹義民主的含義，主要揭示的是在階級或有階級的社會裡，以國家形態所表現的民主的特殊本質。因此，民主的本意應該是多數人的統治，即「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這就揭示了民主與國家在本質上的一致性。它一方面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部分人使用暴力，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人民）一律平等。「民主」這兩個字中，關鍵在「民」字，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人民或公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相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歷史階段，人民具有不同的規定性。在奴隸民主制下，奴隸在法律上是物品，並不是人，只有奴隸主才是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在封建民主制下，農民已不算地主直接佔有的物品，他可以把一部分時間放在自己的土地上為自己勞動，但他們不享受其他社會權利，只有地主才是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從形式上看，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大眾都是「民」，實行的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是多數人當家作主，但實質上是有產者少數人當家作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就是容忍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鎮壓他們﹗」[21]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形式與內容、名與實的嚴重背離，是資產階級民主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也是一切私有制條件下的民主制度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

　　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主義條件下，民主的多數人的統治才能變為現實，從而也才能實現民主的形式與內容、名與實的高度有機統一。

　　有人說，民主的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這就是民主的定義。我認為，這是對民主的一般意義上的定義。並沒有講清它實質性的內涵，即「人民」的具體內涵。我認為，可以對民主下這樣一個定義：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層建築一樣（這種上層建築在階級消滅之前，在無階級社會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歸根到底是為生產服務的，並且歸根到底是由該社會中的生產關係決定的。民主，實質是一種國家形式或國家形態。世界上從來沒有抽象的、純粹的民主，而只有具體的、歷史的民主。不同的社會形態，有著發展著的不同社會類型和程度不同高下的民主。

　　廣義民主的含義，指的是各種社會形態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民主所具有的基本特徵，它適用於國家形態的民主，也適用於非國家形態的民主，還適用於國家形態下各個不同階級內部的民主。原始社會沒有國家形態的民主，但是有非國家形態下的民主的存在。恩格斯曾明確肯定原始社會有過「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22]。列寧也明確肯定過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原始的』民主制」[23]。現在我們常說的黨內民主、企業民主、村民自治、小區民主、學術民主、軍事民主等都是廣義民主中國家形態下的人民內部民主精神的體現。

　　我們通常所說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既包括國家形態的民主，也包括非國家形態的民主，而注意力是在國家制度上。

　　民主是國家形式和國家形態的一種，其實質就是階級的統治，是社會上層建築中最核心的部分。而所謂的自由、人權都是在一定國家形式形態下公民權利的特定表現。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在民主、自由、人權的關係中，民主是前提、是核心。只有有了民主，才可能有自由和人權。這就如同一棵大樹，民主是大樹的樹榦，自由與人權是這棵樹榦上的枝杈，枝杈是依附於樹榦的，自由與人權是依附於民主的。只有有了一定的國家形式或形態，其階級或個人的自由和人權才有可靠的保障。所以，只要講清楚了一定的民主，自由、人權等也就順理成章的比較容易講清楚。

　　民主、自由和人權，都是在人類歷史發展一定階段形成的概念。無論是在階級社會，還是在從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里，或是在世界上依然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情況下，根本就不可能有什麼全人類共同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資產階級是打著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權的旗號上台的，它們的政府從來都把自己標榜為全體公民的代表。但是，實踐早已揭穿了資產階級的這類謊言。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就決不會有無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當然，馬克思主義絕不排斥抽象思維中的認識論意義上的民主、自由、人權的一般。但是，必須準確把握和揭示民主、自由、人權的內涵與實質，以利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爭取自己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爭得這些權利，本來就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