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楊義：李白詩的生命體驗和文化分析

　　 李白是公元8世紀前中期中國最有影響的詩人之一，

　　 他的詩是盛唐時代的結晶。在盛唐，杜甫的詩寫得比較沉重、踏實，比較有責任感，對唐以後中國的古典詩歌影響深刻。在中唐，白居易的詩寫得比較通俗、淺顯，在他活著和去世不久，對日本、對我們西域的少數民族影響很大。李白的詩呢，寫得比較飄逸，文採風流。他是中國在西方世界影響最大的詩人。我們今天就是講李白這位天才詩人盛世的風采。

　　 　　　　一　中華文明史上黃金時代的天才詩人

　　 李白名滿天下的時代是公元8世紀。這是以開元、

　　 天寶盛世為標誌的中國政治社會史上的黃金時代；同時，以李白、杜甫和王維為代表的中國詩歌也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所以，李白是處在盛極千古的，既是國家民族的黃金時代，又是詩的黃金時代的交叉點上。

　　 中華民族的形成與西方民族的形成很不一樣。我們民族的格局基本上奠定於秦漢時期。後來經過魏晉南北朝四百多年的大裂變、大碰撞、大融合，到了隋唐的統一，形成了一個氣魄非常宏大的、元氣淋漓的民族共同體。唐代文明應該看成是漢族和廣大疆域內眾多少數民族一起創造的文明。唐人的胡氣很重。李氏家族在北周當過很大的官，已經相當程度鮮卑化了，是胡化程度不輕的漢人；皇室的母族和妻族很多是漢化了的鮮卑人，像竇氏、獨孤氏、長孫氏，都是鮮卑人的姓。據《新唐書》里的宰相年表，唐朝有二十三個宰相是鮮卑人或其他少數民族的人。邊疆的將領中鮮卑人或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就更多。所以，在公元7 世紀前期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的唐太宗，也是各個民族共同推戴的「天可汗」。這種民族的創造力和凝聚力在延續百年後，形成了開元、天寶盛世。那時候中國的疆域、國力和文明程度，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李白就是從這樣一個環境、時代、文明形態和綜合國力中走出來的一個天才詩人。聞一多先生曾經講過：一般人愛說唐詩，我卻要說詩唐，詩的唐朝。讀懂唐朝，才能夠欣賞唐朝的詩。對李白也是這樣，只有讀懂盛唐，才能夠理解李白詩的文明內涵和精神氣質。今天我們就是要跟大家一起，來認識詩歌的盛唐，來對李白進行一些還原研究。

　　 李白的詩歌是我們民族對自己的文明充滿自信，同時又視野開闊、意氣飛揚的一種表達。李白出生於碎葉。碎葉在現在的中亞，當時是唐朝的安西四鎮之一，他自稱「隴西布衣」，隴西就是現在甘肅這塊地方。也就是說，李白幼時最原始的記憶是在西域少數民族地區。他五六歲到四川定居，二十五歲離開四川，一直在長江中下游漫遊到四十歲。所以，李白實際上是以胡地的風氣、胡化的氣質和長江文明的氣象，改造了盛唐的詩壇。這跟杜甫很不一樣。杜甫基本上是黃河文明或中原文明的一個代表。杜甫說：「詩是吾家事。」他的祖父杜審言就是一個大詩人。他幼時的家庭作業可能就是練習格律，從小埋下來的文化基因，早期的記憶，影響了他終生。所以他後來把格律做得越來越細，越來越得心應手，把中國的語言文字的妙處，發揮得淋漓盡致。而李白呢，恰是用胡地的氣質和長江的氣質，來改造中原文壇。

　　 李白怎麼樣改造中原文壇的呢？我們以他的《把酒問月》為例：「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他拿起酒杯來問，月亮是什麼時候來到天上的。你攀月亮攀不到，但你走的時候，月亮卻總是隨著你。這是別具風采的盛唐人的姿態。詩人借著酒興，與月對話，對人生和宇宙的秘密進行哲理追問。但月亮是什麼時候有的？無從作答。他問的是宇宙起源和生成的深層奧秘。這樣的問題大概只有屈原的《天問》中出現過。詩人問月時，半含醉意，半呈天真，人和月之間進行情感的交流、生命的渾融。所謂攀月不得，講的是人和月遠離。但月行隨人，講的卻又是人和月相近。在這一攀一隨的動作中，就包涵著非常豐富、生動的生命感。唐朝人對月亮有一種特殊的感覺。中國詩歌最美好、最透明的一種想像，跟月亮有關係。譬如，比李白大十一歲的張若虛寫過一首樂府詩叫《春江花月夜》，詩人面對宇宙的蒼茫空間，發出一種哲學的叩問：「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灧灧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在煙波浩淼之中，來體驗春、江、花、月、夜，這麼一種循環交錯的意象，散發著一種奇才和奇氣。詩人接著追問天地的奧秘：「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張若虛的詩歌留下來的不多，聞一多說：孤篇壓倒盛唐。這篇作品在詩歌史上佔有很崇高的位置。李白與張若虛一樣也是在問月，也是在進行人和月對話。但在李白的意識中多了一種詩人的主體精神，一種未被世俗禮法束縛和異化的主體精神，一種出於自然赤子而入於神話奇幻的主體精神。他問月，關心的不僅是人間的喜怒哀樂，還關心月亮的日常起居。他問它是怎麼發光的，怎麼登臨普照的，怎麼升沉出沒的，充滿著物活論的氣息。它像明鏡一樣，飛臨紅色的宮闕，其生命力瀰漫在天地之間。你夜間怎麼樣從海上升起來的，你在拂曉又怎麼樣向雲間隱沒？李白不斷追問生命的過程，關心吃不死葯飛到天上去的嫦娥，關心嫦娥的孤獨和寂寞。人和天地的情感就這樣溝通起來。李白的《把酒問月》比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多了一點神話的想像和超越性。李商隱也寫過《嫦娥》，李白比李商隱多了一些博大的、空明的對生命的質疑。所以李白的詩上承張若虛，下啟李商隱，富於超越性和很強的主體性，創造了一種酒道和詩道、人道和天道相渾融的境界。

　　 李白詩對盛唐氣象的表達有他獨特的美學方式。這集中體現在三點上：第一是醉態思維；第二是遠遊姿態；第三是明月情懷。李白以醉態把自己的精神體驗調動和提升到擺脫一切世俗牽累的、自由創造的巔峰狀態。他一生愛入名山游，以遠遊來拓展自己的視野和胸懷，把雄奇和明秀的山川作為自己遼闊、博大精神的載體。同時，他又用明月這個意象，引發人和宇宙之間的形而上對話。所以說，李白精神上的關鍵點是醉態思維、遠遊姿態和明月情懷。

　　 宋以後的人不太理解李白。理學和政治專制主義的壓力，使他們活得很沉重。他們認為文學要載道、要經世。這種偏狹的價值觀限制了他們的眼光。因此，他們對於李白所提出的有關宇宙、人生的本體論問題無所用心，或者不感興趣，簡單地認為，李白只不過寫風花雪月，只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而對於社稷蒼生並不關心。譬如說，王安石曾經選過四家詩，座次是怎麼排的呢？杜甫、韓愈、歐陽修，最後才是李白。他認為，雖然李白的詩寫得很瀟洒，但是其見識很卑污，十句有九句都講女人和醇酒。雖然後人對王安石這些話的真偽有所辯駁，但是王安石，甚至不止王安石的宋人，對李白通過對女性、對酒、對月亮的體味去叩問人生和宇宙的深層本體論的問題不理解，則是無可辯駁的。實際上，後人不理解的地方正是李白極大地開拓了中國詩歌對宇宙人生的本體論思考，從而創造出來的難以企及的詩學奇觀。所以我們講，對李白也好，對杜甫也好，我們後來的研究受宋人影響很大。實際上，杜甫在盛唐名氣遠遠比不過李白。因為李白是一個明星型的詩人，拿起酒來就能作詩。杜甫是苦吟的，吭吭唧唧地在家裡推敲文字格律呀這些東西，他的臨場效應就不如李白，連杜甫也承認：「白也詩無敵。」中晚唐之後杜甫的影響就上升了，宋人把杜甫做大了。但杜甫的詩實際上大於宋人的理解。李白到了宋人那裡隔膜的東西就更多。宋以後的詩話、詩評越來越多，而觸到李白神經、觸到李白文化深處的東西反而少了。杜甫的作品是中國詩歌具有厚實傳統的象徵。但是李白這種精神狀態、這種詩歌方式、這種審美形式，對於中國人來說，永遠都是很好的提升、很好的調節和很好的啟蒙。

　　 　　　　二　醉態思維的審美原創和文化內涵

　　 醉態思維是盛唐時代的創造。開元、天寶盛世創造了一個醉態的盛唐。

　　 與李白的醉態思維有關係的重要傳說有三個。一個叫金龜換酒。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員佩戴金龜或金魚，四品、五品分別佩戴銀龜、銅龜，就像現在佩戴的勳章或肩章。李白三十歲初到長安，住在旅館裡。賀知章，就是寫「少小離家老大回」的那位作者，當時是秘書監，一個三品的官員，戴著金龜，去旅館看李白，讀到了《蜀道難》，還有其他一些詩，感嘆地稱他為「謫仙人」，天上貶謫到人間的仙人。當時賀知章沒有帶錢，就解下佩戴的金龜去換酒，和李白一起喝醉了。後來賀知章去世的時候，李白專門寫了一首詩，對金龜換酒這一幕進行了回憶。所以這是個有歷史真實性的掌故。那麼我們想一想，一個三十來歲的文學青年，到京城一個小旅館裡住下來；一個七十多歲的高官，而且又是一個著名詩人，竟然到旅館裡來看他，拿出自己當官標誌的金龜換酒跟他一塊兒喝。這一幕也只有在盛唐才能發生。在金龜換酒的醉態中，人與人之間官本位的那種隔閡被打破了。

　　 第二個與李白有關的傳說叫飲中八仙。杜甫有一首《飲中八仙歌》。第一個寫的是賀知章：「知章騎馬似乘船」，賀知章年紀大了，醉醺醺地騎在馬上，像船在風浪里顛簸；「眼花落井水中眠」，他眼睛也花了，掉在井裡在水底睡覺。八仙中有唐玄宗的侄子、汝陽王李琎，還有左丞相李適之、風流名士崔宗之，還有坐禪念經的，還有書法家、布衣，包括李白。「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李白喝醉後，天子來喚他，他顧不及禮節，居然說我是酒中仙，不上船去應召。盛唐，詩人、貴族、丞相、名士、書法家、布衣都在醉態中打破了等級隔閡，一起享受盛世的文明。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景象！盛唐能容納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享受自己的文明。

　　 第三個與李白醉態思維有關的故事，就是他醉賦《清平調》。開元年間，皇宮裡牡丹花開放，唐玄宗在沉香亭跟楊貴妃一起玩賞。花開的時候，唐玄宗就說：賞名花，對妃子，能夠用舊樂嗎？必須要有新詞！於是他就命令李龜年拿著金花箋，就是皇帝的信封去宣召李白。李白醉醺醺地來了，就作了《清平調》三首，其一說：「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後來還有貴妃磨墨、高力士脫靴的傳說。這裡面就集合著很多第一：皇帝當然是第一人，牡丹花是第一花，貴妃是第一美人，李龜年是音樂里的第一人，李白是詩歌里的第一人，高力士是內臣中的第一人。這五六個第一在一起創造了一個盛唐的名牌。這種盛唐氣象是其他朝代很難重複的。當然對這個傳說還可以考證。實際上這時楊貴妃還沒有封貴妃，楊封貴妃在天寶四年。李白是天寶元年至三年在翰林院。但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個傳說呢？這其實是人們對盛唐氣象的回憶和想像。

　　 詩酒風流，是盛唐一種風氣。李白喝酒是很有名的啦，我們現在的酒店裡還有太白遺風。「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看看喝了多少杯酒，百年一千萬杯！在醉態盛唐，在國家、民族元氣淋漓的時代，詩人借著酒興，用詩歌表達了一種文明的精彩和對這一文明的自信。我們過去講李白，都說他是浪漫主義詩人。但是浪漫主義是雨果他們搞的，是西方18世紀、19世紀的思潮。李白根本不是按雨果那種方式來寫作的。如果要這樣講，李白會死不瞑目！他就是借酒力創造了詩之自由和美，我叫他醉態思維。醉態思維與中國詩歌傳統聯繫密切。中國詩歌史有半部跟酒有關係，起碼百分之三四十的作品都寫到酒。韓愈叫詩酒風流為「文字飲」，拿文字來作下酒菜。蘇東坡的酒量不太大，有酒興沒酒量，所以經常喝得爛醉。他稱酒是「釣詩鉤」。詩歌像條魚，從容出遊，詩人以酒為鉤子，把它釣上來。

　　 既然詩酒風流是中國文人的習尚，為什麼偏要說李白創造了醉態思維呢？中國詩歌史，從《詩經》開始，就寫了很多酒。到了魏晉六朝，竹林七賢用酒來避世，「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喝得個昏天黑地。但我們看竹林七賢，譬如說阮籍，他能作「青白眼」，表達對世俗的好惡，卻又與群豬共飲，宣稱「禮豈為我輩設也」。他請求當步兵校尉，因為步兵中有三百斛美酒。他似乎感到，除了酒之外，在那個惡濁社會中，再也找不到讓他信服和由衷開心的東西。阮籍寫過《詠懷》八十二首，文筆很流暢、很生動，但只有一首詩寫到酒，而且是五言整齊的句子。寫到酒這句話叫什麼呢？「對酒不能言，凄愴懷酸辛」，對著酒說不出話來，心頭有很多苦澀的、難言的隱衷。這個酒就只是他的一種生活方式、人生態度，而還不是他詩歌的思維方式。到後來，陶淵明的《述酒》詩寫了好多，酒對詩歌的滲透更深了一層。陶淵明的胸懷比較超曠，所以他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後邊又講「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是一種玄學的、忘言的狀態，這個酒還不是他的思維方式，而是他的一種生活態度，他的一種人生境界。我們再看書法。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也寫到喝酒，和謝安、孫綽他們面對著「適我無非新」的暮春美景，享受著「逍遙良辰會」，喝得飄飄然。但我們從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上，能看到一點醉態嗎？看不到的！看到的只是晉人那種清靜、瀟洒的風貌。而到了盛唐，草聖張旭、懷素，他們喝醉了酒，拿著頭髮，蘸墨，在紙上寫草書，滿紙雲煙，醉態淋漓。這個醉，已經滲透到他們的筆墨里去了。李白也是這樣。「李白一斗詩百篇」，就像民間演唱藝人一樣，要拿著一個鏡子、一張紙才能唱《格薩爾》，李白有酒才能夠詩興勃發。他創造了一種思維狀態。李白的詩像《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天上、大海、黃河，開闊的宇宙空間；早上、晚上，鬢髮變白了，成雪了，瞬息變化的時間，融合在一首詩里，時空都在李白操作之下。杜甫寫愁，白髮變短；李白寫愁，白髮變長。「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杜甫《春望》），發愁到把短髮搔撓得連簪子都別不上了，這是容易見到的。至於「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李白《秋浦歌》），就成了千古一見的奇句了，誰見過盤起來有幾層樓高的頭髮垛子呢？這種愁也愁得匪夷所思，愁得具有盛唐魄力，愁得帶有醉態的想像自由。在李白的不少詩中，文字句式也完全打破了正常的中文表達順序。譬如他說：「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其實，上一句就是說「昨日不可留」，因為不可留，才是「棄我去者」；後面這句其實就是說「今日多煩憂」，多煩憂當然是「亂我心者」，後面還要加「之日」。這麼一種句式非醉態不辦，把日常語言順序完全打亂了。這種打亂就創造了人類詩歌中很精彩的句子。他用醉態把自己的心靈調到了一種巔峰的生命體驗狀態，人間的時空限制、循規蹈矩的語言順序都打破了。在詩歌發展史上，魏晉六朝一直到唐李白，才揮灑自如地把醉態、醉態中的巔峰的精神體驗變成了詩歌的思維方式，創造了人類詩歌史上最精彩的詩句，最奔放、最具超越感的詩學境界。

　　 由橫的比較也可以看出，醉態思維是李白的創造。西方有一個狄奧尼索斯的酒神文化，與太陽神阿波羅的文化相對。酒神文化跟李白的醉態思維當然有相通的地方，它們都是通過醉態來把人的精神調動起來，把精神裡面的潛能開發出來。但是，西方的狄奧尼索斯文化是民俗性的、群眾性的、狂歡暴飲的。李白呢，有一種內在的精神體驗，他不是狂歡暴飲，他是「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他自己一個人在花叢底下喝酒，然後把明月和自己的影子作為第二、第三個人引來跟自己一塊享受春天的很容易消逝的光陰。獨酌，更多的情況是兩個人喝酒，同時還有餞別，送朋友走。所以李白的這種醉態是帶有更多個體性的內在的精神體驗形式。這種醉態思維的詩學是李白創造的。

　　 醉態思維對詩歌來說具有本質性的價值。清朝有個詩論家叫吳喬，他在分辨文和詩時這樣講：人的意思、意念是米，文章是把米煮成了飯；而詩歌是把米釀成了酒。飯還能看到米的形狀；而酒呢，米的形和質，都變掉了。吃飯可以養生、盡年，為人事的正道；而飲酒則醉，憂者以樂，喜者以悲，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一種擺脫世俗的狀態。這是吳喬在《答萬季野詩問》中的話。他把文比作飯，把詩比作酒，對文體的異質性作了極妙的形容。後來的人對這段話很欣賞。這個酒意或者醉興是詩的一種存在方式，是做詩的一種精神狀態和思維方式，所以它對詩來說具有本質性的價值。

　　 李白以胡地的風尚、胡兒的氣質和長江的氣象改造了中原文明。醉態就表達了李白鬍地的氣質。他喝酒不是喝悶酒，不是像杜甫那樣喝苦酒，而是把胡人的、胡化的豪俠氣質注進酒中。唐代的長安是個國際大都市。唐詩中常寫到「酒家胡」和「胡姬春酒店」。李白到胡姬的酒店去，那種風采，不乏胡人的氣魄。「銀鞍白鼻{J2Q401.jpg}」，他坐著銀鞍白鼻子的黑馬；「綠地障泥錦」，他的馬鞍子下面的障泥錦是綠色的；「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在春風細雨的時候，揮鞭騎馬到胡姬的酒店裡去喝酒。李白到胡姬酒店裡面，不是很陌生、拘謹，而是春風得意，有一點客至如歸的親切感。他從小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長大，他父親是在絲綢之路上做生意的一個商人，他的詩中也寫過碧眼高鼻棕發的胡雛，對來自西域的這一流人並不陌生。所以他進胡姬的酒店有一種親切感。他寫過：「五陵少年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白馬王子，高高興興地到胡姬酒店裡喝酒。這類胡姬風情當然和長安平康里的那些歌妓不同，每年新科進士以紅箋名紙去探訪「風流藪澤」平康里，把同年俊少者推為兩街探花使，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話者，這是帶酸味的風流（參看《北里志》及《開元天寶遺事》）。而酒肆胡姬則帶有活潑的野性，或者會表演：「心應弦，手應鼓。弦歌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白居易《胡旋女》）那種胡旋舞一類西域歌舞，是充滿胡地的野趣和激情的。因此，李白還寫過：「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欲安歸。」這個天上的謫仙人，「長安市上酒家眠」，這個酒家可能就是胡姬的酒家，喝醉酒後就不回去了。唐代的城市制度與宋代的汴梁、臨安不一樣。唐以前中國的城市制度是里坊制，四四方方一個小區，就像現在的社區一樣，除了達官貴人，都是牆朝外、門沖內。市場和居住的坊分離，長安一百零八坊，有東西兩個市場。你在市場喝酒超過了晚上十點鐘，是回不去的，進不了門了，坊長鎖了坊門了，只能在長安市上酒家眠，沒有夜間的交通。宋以後實行的是街巷制，臨街開店，我們現在城市制度就是宋以後形成的，你看《清明上河圖》，街面上就是店子，車水馬龍，夜晚一兩點鐘也可以回去。宋以後的市民文化發展起來、商業發展起來，這個街道制度是跟它相適應的。李白到胡姬酒店裡去喝酒，就帶有胡地的氣質。李白的醉態思維是他用胡地的風氣、遊俠的氣質來改造中原文明的一種方式。

　　 　　　　三　遠遊姿態的胡化氣質和南朝文人趣味

　　 李白的遠遊姿態包涵三個因素：一個是胡化的氣質；一個是慕道求仙的意願；一個是南朝文人的山水趣味。

　　 李白二十四歲離開四川，辭親仗劍遠遊。此後，他再也沒有回過四川。晚年流放夜郎的時候，他當然到過三峽，寫過「朝辭白帝彩雲間」的詩句。但他到了三峽還沒有進川，就被赦免，又回到了長江中下游，爽爽快快地寫了「千里江陵一日還」。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他不是把四川，而是把離開三峽東去叫做「還」。這個「還」與賀知章的「少小離家老大回」的那個「回」不一樣，是有不同的精神指向。讀懂這個「還」字，才算讀懂李白遠遊姿態的精神指向和文化內涵。這跟我們農業文明中「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是很不一樣的一種人生軌跡。他第一次出川到荊州後，寫了：「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游。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他憐憫著故鄉的水，從四川流出來的水，一直送他到荊門以外。但是楚國山隨平野盡的開闊意識，月下飛天鏡的宇宙開闊境界，令他產生一種新的感動。仍憐故鄉水嘛，他的遠遊當然也還有一份扯不斷的思鄉之情，所謂「清猿斷人腸，遊子思故鄉」。但李白遠遊不是因饑寒交迫而出外打工，他腰攜很多錢，他父親做生意留下的錢，揮金如土，去交朋友，去看山水。他追求的是一種精神自由，遠遊成了他的人生形態。這一形態中注入了一種精神自由的追求，「鳥愛碧山遠，魚游滄海深」。他的遠遊是深入民間的遠遊，「混游漁商，隱不絕俗」（《與賈少公書》），跟漁人、商人混跡在一起；他隱居，但沒有割斷跟俗人的交往。

　　 當然李白的遠遊也有遊俠的意氣，甚至有胡化的風尚，所以他的詩歌中寫遊俠的詩篇很多。除了這些之外，李白的遠遊還包涵著道教色彩。他的詩中不乏慕道求仙的東西。「精誠合天道，不愧遠遊魂。」他把精誠跟天道相合，這樣，對自己遠遊的魂就不感到慚愧了。所以他結交了司馬子微、元丹丘這樣一些道教徒，與他們一起游心於無窮。道教求仙的遠遊方式，為他神遊物外的精神自由和探究造化本原的宇宙意識，注入了一種新的理念，使其帶有宗教色彩。探究宇宙秘密，神遊八極之表，像鯤鵬一樣逍遙、高舉的狀態，在他的很多詩中都表達出來了。

　　 更為重要的是，李白擁抱祖國山川的名山游，接上了南朝文人的審美文化傳統。也就是說，他的遠遊姿態是胡化習氣、道教追求和山水詩人審美體驗的結合。在六朝山水詩人中，跟李白結緣比較深的，是謝靈運和謝脁。唐朝人都愛旅遊，例如李白送孟浩然到揚州去旅遊，「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在盛唐人的心目中，「煙花三月下揚州」，是一種非常浪漫的行為。當時揚州是一個大城市，唐朝叫揚一益二，就是揚州第一，益州也就是成都第二。「天下三分明月夜，兩分無賴在揚州。」天下的月光有三分，無賴的月光就有兩分在揚州。而李白更喜歡的是名山，他有一種名山情結。他自稱「五嶽尋仙不辭遠」，到五嶽去尋找神仙，不辭道路之遠；「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輩子喜歡到名山去旅遊。為什麼喜歡去旅遊呢？他說：「心愛名山游，身隨名山遠。」心喜愛到名山去游，身也遠離了人間的塵俗。他反覆表達：「久欲入名山」；「願游名山去」；「名山發佳興，清賞亦何窮」，喜歡去欣賞那種清遠的神工鬼斧的山水。他有一首詩叫做《秋下荊門》：「霜落荊門江樹空」，到了秋天霜落荊門，江邊的樹木都掉葉子了；「布帆無恙掛秋風」，無恙的布帆在秋風中掛起來，去旅遊了；「此行不為鱸魚膾」，我旅遊不是因為浙江、江蘇的鱸魚好；「自愛名山入剡中」，因為自己愛名山，所以到了江浙這塊地方。

　　 李白這種魂系名山的不倦遊興，是跟謝靈運開創的山水詩風分不開的。這種風尚包涵著一個了不得的驚人發現，自然山水中蘊藏著作為人文精華的詩，山水游也就成為他的詩魂之游。他的詩中，反覆談到謝靈運，「興與謝公合」，他的詩興、遊興與謝公是不謀而合的。他一再尋找二百年前謝靈運的遊蹤和心跡，謝靈運游過的地方他都願意去看看。他不時親昵地稱這位山水詩人的小名，叫謝客，並且把謝靈運山水漫遊的興感跟嚴子陵的歸隱趣味結合起來。

　　 在李白的詩中，我們經常看到「萬里游」、「歡游」、「游賞」和「夢遊」的字樣。他做夢的時候都在漫遊：「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這種游，是與精神、靈魂和詩魂結合在一起的游。李白開發出中國山水的很多精彩東西。他把中國山水崇高的、神奇的或者清遠的意境開發出來，寫成了與我們國家雄偉奇異山水相稱的詩。李白詩中的山水是大境界的山水，他好像坐飛機在天空上看山水，好像在宇宙空間站上看山水。這跟中晚唐之後的小山小水不一樣，跟普通的山水不一樣，跟謝靈運體現在山水裡面的具體細微之美也不太一樣。他對山水充滿著一種遊動的、生命的體驗。譬如他寫的《望廬山瀑布》，這是唐朝最好的絕句之一了：「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他用詩把中國的山水名牌化了。而且中國的山水在他的詩歌里，變成了一種人文的象徵，變成了一種新的體驗。他好以天的視角看山水，以天觀物，來雲遊名山大川，又交織著好多神話傳說和歷史人物的故事，從山水裡面來探尋精神的歷史。名山巨川、名勝古迹為李白提供了一種探討宇宙洪荒、出天入地、闡發道的趣味的載體。

　　 在名山游和對名山的吟詠中，李白把盛唐的氣象和魄力，注入了中國的山水詩學之中。清朝有一個人說，「『大』字是工部的家畜」，「大」是杜甫家中養的豬、牛、馬；而「雄奇」二字是李白的絕招。譬如李白寫黃河。那時的黃河與現在不一樣。黃河在周定王的時候出現過洪水；漢武帝的時候，我們看《漢武大帝》電視劇都知道，發過一次很厲害的洪水；王莽的時候也發過一次洪水。東漢明帝時候治過一次水，修了一千多里的堤壩，把河水引到渤海。此後八百多年，一直到宋朝的慶曆年間，黃河平安無事。後來游牧民族進來，北方成了一個戰場，他們是不搞水利的，社會動亂，黃河就成為一條經常發生水災的河流。河道數變，一會兒從淮河出口，一會兒從山東出海。一打仗，就放黃河水去阻擋敵軍，放黃河水去淹開封城，現在開封的宋都可能在地下五米到十米的地方。黃河流域原來的灌溉網密如蜘蛛網，還有很多湖泊，現在你還能看見中原有什麼湖泊嗎？都給黃河的泥沙漫平了！良田都沙漠化了。所以經濟中心從宋以後，就開始轉移到江浙一帶。但李白那個時候，「黃河之水天上來」，水流充沛；「奔流到海不復回」，流程通暢。我們看到唐人、宋人畫的黃河，都是波濤翻滾。面對著這個黃河，李白寫黃河，大小緩急，隨心所欲，並沒有把它看成一條災害的、兇惡的龍。他講：「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水勢很大；他還講：「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像條絲一樣，從天上掛下來；還講：「黃河捧土尚可塞」，黃河捧上一捧土就可以把它塞住。總之，「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黃河在李白的心靈時空中，可以擒縱伸縮，顯示出創造主體面對著這個民族的母親河的非凡的魄力和氣象。李白的遠遊既是山水之游，又是詩魂之游，同時也是一種對自由的精神空間的尋找。

　　 　　　　四　明月情懷的個性體驗和民俗轉化

　　 李白在遠遊中雖然帶有胡人的氣質，但是也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鄉愁。這種鄉愁與明月情緣有著深刻的聯繫，或者說他為農業文明戀土戀家的鄉愁奉獻了晶瑩的明月意象。

　　 李白在宣城，安徽出宣紙的地方，看到杜鵑花的時候，寫了一首《宣城見杜鵑花》說：「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三巴就是四川，巴東、巴西、巴中。他用迴環往複的數字，渲染著迴腸百結的思鄉情懷。他寫過一首很簡單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二十個字，婦孺皆知。不少外國人學中文，背誦的詩，頭一首就是這個。小孩子受傳統文化教育，先背的詩也是這個。為什麼這麼一首詩能夠千古流傳、家喻戶曉？我們的文學理論在這種現象面前，幾乎是無能為力，顯得非常笨拙。譬如用女性批評的眼光看，難道是李白看到月亮想嫦娥嗎？其間奧妙很難講清楚。其實，它表達的就是與人類生命的本原相聯繫的一種原始記憶。這種記憶，也許在你去求學或者去從商發大財時埋在心底，但是被他這個詩一鉤，就鉤出來了。故鄉兒時的明月，它是我生命的最原始的、最純潔的證明。「床前明月光」，天上的光明之客，不請自來，來造訪我；這個很熟悉的客人來了之後，我還認不清吶，「疑是地上霜」，心境中一片晶瑩、清涼，渣滓悉去。這就為人和月相得、思通千里準備了一個清明虛靜的心理機制。而在舉頭、低頭之間，人和月產生了瞬間的精神遇合。瞬間的遇合激發了一種具有恆久魅力的回憶，那就是對童年時代故鄉明月的回憶，以及對「隔千里兮共明月」的時空界限的穿透和超越。由瞬間的直覺，達到了精神深處的永恆。這就是李白脫口而出之辭，卻令百代傳誦不已的奧妙所在。

　　 李白是四川人，他出川去浪跡南北的時候，他的精魂還在牽繫著、留戀著蜀中的名山大川：峨眉山、長江，以及和峨眉山、長江聯繫在一起的明月。他的故鄉月的複合意象，就是特殊地體現為峨眉月。他有一首詩叫做《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這是他初離四川時所寫。峨眉山是蜀中名山，名山才能配得上明月。如果用一座普通山頭來寫，那就缺乏審美的名牌意識。「峨眉」二字和我們形容美人的蛾眉同音，用它來形容一輪新月，就別有一層聲情之美。詩人把故鄉峨眉的山月當成老朋友來對待，在秋天的時候向它告別。平羌就是青衣江，從峨眉山東北流過，匯合岷江，進入長江。月的影子，映到江中來，隨水而流，伴著李白出川的船。人和自然的親和感，在這種人月伴隨中顯得非常清美。「夜發清溪向三峽」，清溪是個驛站，可見他出川的心情多麼急切。但他又回過頭來說，「思君不見下渝州」，渝州就是現在的重慶，對故土、故人還存在著一種割捨不下的留戀之情。「思君」的「君」是誰呢？過去有人說是李白的朋友，但這不是留別詩，也不是贈別詩，所以要說是李白的哪個朋友，「君」就有點落空了。人家是《峨眉山月歌》嘛，「君」就是峨眉山月，月亮是「君」，想念你，看不到你，我就到渝州去了。人和月相得，這麼一種思維，把生命賦予山、月、秋、江。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中有好多地名：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在以峨眉月為貫穿性意象中，參差錯落。詩人通過這些地名，把一種離別的留戀之情，自自然然地、層層疊疊地表達出來。

　　 「峨眉月」成為紮根於李白生命本原的一個意象，它曾經引起二百多年後同樣是蜀人的蘇東坡的共鳴。蘇東坡有一首詩叫做《送人守嘉州》，開頭兩句完全用了李白的詩：「『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後來，李白五十九歲時，有一個和尚到長安去，他還寫了一首《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送行。這離他二十五歲離開四川時寫《峨眉山月歌》，已相隔三十多年。「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黃鶴樓前月華白，此中忽見峨眉客。峨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長安陌。」李白捧出了心中的那輪峨眉月，把四川來的和尚當成峨眉客，用這輪明月伴著他一起到長安去。

　　 李白談到月時，用到兩個字「得月」，得到月亮，月得吾心，人與月相得，「得得任心神」，以表達他與明月的精神聯繫。神話思維的介入產生的超越性本身，包涵著親切感。人和月相得，這個「得」字有雙重性，既是獲得，又是得宜；既是人借明月意象向外探求宇宙的奧秘，又是人借明月意象向內反觀心靈的隱曲。在人對天地萬物的神性體驗中，月的神性以潔白的玉兔和美麗的嫦娥為象徵，因而較少恐怖感和畏懼感，而較多奇幻感和親切感。李白在流放之後，回到湖北江夏，寫過一首詩，說：「江帶峨眉雪，川橫三峽流」，他還是想著家鄉峨眉的雪；「窺日畏銜山」，太陽下山了，山把太陽吞下去了；「促酒喜得月」，催促上酒來，很高興得到這個月亮。他流放遇赦東歸，在長江的船上，內心的憂愁散去，一線生命的喜悅油然而生，和天上的明月渾然契合。他在登岳陽樓時寫過一首詩，說：「雁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雁飛走的時候，把我的愁心也引走了；山含著好月，非常晶瑩光輝的月亮來了。在雁引山銜的萬象動靜中，很微妙地寫出了人得月的喜悅。

　　 這種喜悅，借著我講的李白的醉態思維，有時候達成了一種天上人間的精神契合。這種精神契約一旦達成，既可以把人請到天上去：「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也可以把月亮請到人間來：「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這種借酒興達成的精神契約，當然是以那首《月下獨酌》表現得最為出神入化：「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孤立處境中的精神渴望，刺激著詩人要舉杯邀月的奇異行為，也刺激著他把月當成人的意興。既然把月亮當成人，就必然和月亮進行喜怒哀樂兼備的情感交流，對月亮既有埋怨，也有將就。埋怨這個月亮不懂得喝酒，而影子很突然地跟隨在我的身邊。那就將就一下吧：「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但是詩人的醉態好像也感染著月亮和影子，當他醉醺醺地載歌載舞的時候，月亮和影子也活潑潑地行動起來了：「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儘管最後「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但他所追求的最終還是達成一種永志難忘的精神契約：「永結無情游，相期邈雲漢。」這首詩沒有採用《把酒問月》中嫦娥玉兔的神話，但是，詩人的酒興和醉態在崇拜孤獨和拒斥孤獨的精神矛盾中，創造了一種人月共舞的心理神話。

　　 「得月」這種人月關係和醉態思維具有深刻的因緣，這種因緣聯繫著宇宙意識。剛才我講的那首《月下獨酌》就聯繫著這個宇宙意識。人月之思也聯繫著鄉愁，聯繫著宇宙，甚至還聯繫著李白的西域出生地。這就是他那首把人倫之情和民族之情緊密聯繫起來的樂府《關山月》。李白在《關山月》裡面，展示了一派雄渾舒展的關山明月情境：「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由於境界壯闊，詩人不需要雕琢辭藻，而以明白清通的語言縱橫馳騁天上地下萬里關山之間。開頭四句展示了一幅以明月為中心的，涵容天山、玉關、長風、雲海的邊塞風光圖。中原人士寫的邊塞詩都非常慷慨激昂，「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是一種以身殉國的心情。但是李白是從邊塞來的，他給我們展開的那種蒼茫雲海、長風萬里的景象，就超越了民族之間的隔閡，充溢著盛唐魄力，足以使山川壯色。他有如此雄渾的境界和魄力，讓明月來作證，儀態非常從容地進入歷史和現實，在一片遼闊的古戰場中進行民族命運和個體生命的體驗。「漢下白登道」，聯想到九百年前漢高祖領兵追擊匈奴，被匈奴誘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附近的白登山，圍困了七天。青海灣是隋唐時代朝廷與邊疆民族頻繁攻戰的地方。也就是說，詩人在天山、玉門關、白登、青海灣這些北部、西部、西北部，從蒙古一直到青海、新疆相距幾萬里的邊陲之地，思考著一個民族的生存環境和征戍兵士不見生還的命運。如此遼闊的地域和悲天憫人的情懷，沒有明月的視境是無以為之的。《關山月》最後四句：「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閑。」戍邊的士兵苦思難歸，無法在長風幾萬里中逆長風回到內地，而內地的高樓上有他夢魂縈繞的生命情感存在；他的妻子當此良夜，面對著同一輪明月，「隔千里兮共明月」，大概要嘆息不已吧。在這樣的蒼茫孤苦、生不能歸的境界中，有人登樓來想念自己，也是一種心靈的安慰吧。這首詩就以出入於邊塞和內地的地理空間的形式，真切靈妙地表現了出入於明月和內心的心理空間意義。李白把明月的意象思維推到一個新階段，在一種新的精神層面上綜合了「關山夜月明」的壯闊和「明月照高樓」的深婉。他賦予明月意象以盛唐的雄渾，一種從容自由的雄渾。

　　 明月與文人詩歌關係極深，這大概是我們古代詩歌、尤其是唐詩中使用最多而且寫得非常精彩的意象。由於文人雅趣和文人所寫名篇的傳播和滲透，明月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很深的情結，最終化成了民間的節日風俗。這是一個人類文化學的有趣命題。六朝以來，中國文人就有玩月的雅興。謝惠連有一首五言詩叫《泛湖歸出樓中玩月》，鮑照有一首詩叫《玩月城西門廨中》。到唐朝，杜甫就寫了四首玩月詩；白居易也寫了很多玩月詩。六朝和初盛唐的文人所玩之月常有玉鉤弦月；到了中晚唐，玩月時間逐漸集中在八月十五前後，有「中秋玩月」這麼一個題目出現。比如白居易《中秋夜同諸客玩月》：「月好共傳唯此夜，境閑皆道在東都。」僧棲白《中秋夜月》：「尋常三五夕，不是不嬋娟。及到中秋半，還勝別夜圓。」雖見對中秋月的特殊愛好，但尚未透露出世俗節日的熱鬧勁頭，還是文人、僧人賞月的清靜境界。

　　 中秋月與唐玄宗游月有關係，後世把它看成盛唐風流的一頁。有一部據說是柳宗元作的《龍城錄》寫到，開元六年，唐玄宗在八月十五，由天師做法術，跟道士一起游月亮，製成《霓裳羽衣曲》。它把月宮仙境和盛唐最著名的音樂舞蹈，聯繫成為一個天風海雨的清明世界。以致後世的年畫《唐王游月宮》中以這樣的對聯作了調侃：「凡世本塵囂，何處有程通月府；嫦娥雖孤另，此宵何幸近君王。」由於李白和後來的蘇東坡這些人對月亮有非常精彩的描寫和抒情，宋代以後，這種高雅的文化夢逐漸轉化為民俗。中秋節成為萬民盼團圓、慶團圓或者思團圓的節日。北宋孫復《中秋月》詩中說：「十二度圓皆好看，就中圓極在中秋。」到了兩宋之交孟元老撰的《東京夢華錄》，就寫到了中秋節。在這一日，貴家和民間都到酒樓裡面佔座位，準備玩月，徹夜笙歌。夜市很熱鬧，一直開到早上。這樣，文人的文化就跟民俗文化合流在一起了。

　　 從文人文化到民俗文化的轉型可以看出，李白處於文人玩月意興的開拓期。他筆下的玩月，很少儀式化，更多的是一種精神探索和審美體驗的個人性。甚至「玩月」這個詞，在他的手中也還沒有定型，他的詩題除了「玩月」之外，還有「待月」、「望月」、「問月」、「泛月」、「對月」、「見月」、「邀月」、「夢月」和「得月」。李白那個時候，還帶有人和月對話、人和月相得那麼一種精神體驗的色彩。所謂「天清江月白，心靜海鷗知」，就是人以虛靜之心，與江天、明月、海鷗實現了精神遇合。這與在民俗節日熱熱鬧鬧場面中得到的精神體驗絕不一樣。所以李白的明月體驗，用詩歌方式注進了一種天才的想像。從李白到蘇東坡，歷代文人對月亮的體驗，加上千古流傳的月宮神話，以及農業民族思鄉、團圓和家族的意識，最後就積澱出來這麼個東方的團圓之節——中秋節。化雅為俗，必須雅到家喻戶曉，才能化作大雅大俗。

　　 李白的醉態，李白的遠遊，李白的明月，對中華民族的天上人間體驗，做了一個非常具有詩情畫意的開拓。而且，這種開拓帶有盛唐的氣魄。他一方面繼承了中華民族千古不絕的詩酒風流傳統，同時又藉助於胡地以及黃河、長江文明的綜合氣質，用一個謫仙人的風流給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體驗、審美體驗提供了一個新的空間和新的形式。李白既有胡地的體驗，也有長江和黃河的體驗，更有在長安對高層政治和文化的近距離體驗。因此，應該說，他是中華民族多重文化渾融一體的一個偉大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