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來 ||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社會科學發展

引 言

當下中國正處於全球化時代的世界結構之中。全球化時代不僅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中國的外部環境，事實上也對中國社會科學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本文擬以「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為題對全球化時代中國社會科學的「走出去」戰略予以初步探討。我將主要討論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全球化時代一種開放性全球化觀的可能性；第二，全球化時代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第三，制約當下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的兩大「瓶頸」及其克服。經由這三個問題的討論，我試圖指出：我們必須樹立一種開放性的全球化觀，看到全球化背後存在著的「話語爭鬥」和「文明衝突」；而作為中國的「思想庫」和「智力庫」，中國社會科學有必要也有可能「走向世界」。但是，當下社會科學界存在著的「西方化」傾向和「唯學科化傾向」確實制約著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的兩大瓶頸；為了履行中國社會科學的時代使命，並讓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我們必須克服上述兩種傾向，以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對全球化的方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質發言，進而為世界學術做出我們的貢獻。

一、一種開放性全球化觀

我們知道，二十世紀80年代以降，尤其是因冷戰的結束和鐵幕的消失而導致的意識形態之戰的所謂結束，「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漸從兩個向度上凸顯出來。第一個向度表現為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向市場經濟轉型，使二戰以來的國際經濟一體化和國際相互依賴的趨勢更加明顯，並且在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和貨幣基金組織這三架馬車的支配下以及經由全球性問題的增加或人類共同危機的出現而表現出更多全球性或更少民族國家的色彩，一如羅伯特·賴克所指出的，「我們正經歷一場變革。這場變革將重新安排新世紀的政治與經濟。屆時將不存在國家的產品或技術，不再有國家的公司、工業乃至國內經濟等等這些為我們熟知的舊概念。國家的邊界以內將只剩下組成這個國家的人民。……而全球經濟的離心力正試圖拆散把一國的公民們聯繫在一起的紐帶。」[i]實際上，每一個國家和全世界數十億人民的生活，都正在蒙遭全球化所帶來的往往是相當劇烈的改變，[ii]而其影響的程度和意義，幾乎是舉目所及且無所不在的。

第二個向度則表現為當代全球化問題的研究逐漸成了各個學科的「顯學」：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羅馬俱樂部」關於全球問題的研究報告[iii]發表以後，一方面，「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iv]漸漸成了國際社會科學界使用頻率最高的概念之一，進而成為人們審視當下各種問題的新視角，甚至構成了人們知識生活的真正「語境」。正如M．沃特斯所指出的，「就像後現代主義是80年代的概念一樣，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們賴以理解人類社會向第三個千年過渡的關鍵概念」。[v]湯林森也認為，當後現代主義故意地、挑逗性地做出反偶像姿態時，全球化理論卻悄然無聲地威脅著人們所珍視的信仰，它以其內在潛力來取代或迫使人們重新檢驗一些既定的有關社會和文化現實的分析結果。無論全球化是否會成為一種新的進程，它在理論上給人們所提供的新認識、極其豐富的理論意義以及頗具說服力的原理，都將對其他各種理論和觀點產生一些深遠的影響。[vi]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即刻指出的是，「全球化」也是內涵界定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但是無論人們如何評價全球化，涉及的都是這樣一種強勢理論：以領土來界定的社會領域的時代形象，曾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在各個方面吸引並鼓舞了政治、社會和科學的想像力，如今這種時代形象正在走向解體。伴隨全球資本主義的是一種文化與政治的全球化過程，它導致人們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圖景所依據的領土社會化和文化知識的制度原則瓦解。」[vii]

另一方面，關於「全球化」的學術研究也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科學各個研究領域的一項核心論題，因為不僅當今世界的一切重大經濟、政治、社會、法律和文化問題都與全球化這個論題緊密相關，而且當下在各種學術刊物上出現的以「全球化」為論題的研究（諸如全球治理研究、經濟全球化研究、文化全球化研究、全球共同利益研究、全球正義研究、政治全球化研究和法律全球化研究等等）也已幾乎覆蓋了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viii]關於西方論者所做的全球化研究，戴維·赫爾德等人經由分析而給出的分類頗具有理論參考的意義。他們把既有的西方全球化理論劃分為三大陣營：極端全球主義者、懷疑論者和變革論者。極端全球主義者認為，全球化標誌著人類歷史的一個新時代，而在這個時代中，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舊的制度在經濟全球化面前或者完全過時或者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礎，而且市場也正在成為決定和解決所有問題的惟一力量。這種全球化觀點把經濟邏輯奉為圭臬，而且它所信奉的那種新自由主義還把單一的全球市場和單一的全球競爭規則的出現讚譽為人類進步的標誌。懷疑論者則通過歷史比較的方法去證明甚囂塵上的全球化根本就是一個「迷思」(myth)和天方夜譚，他們甚至用一種充滿懷疑的語氣指出，「全球化是一個適合於沒有幻想的世界的神話，但同時也是一個剝奪了我們的希望的神話。」[ix]在他們看來，經濟相互依存的當代水平絕不是前所未有的，現有的經濟整合水平既不符合「理想模型」，也沒有超過19世紀晚期古典金本位時期的水平，所以當下全球化的程度被完全誇大了，因為它依舊停留在國際經濟的層面上。再者，當下的全球化進程並沒有擺脫控制，反而更需要依靠國家政府的管制權力來確保經濟自由化的不斷推進。與上述觀點不同，變革論者的基本觀點則主張，在新的千年到來以後，全球化將是推動社會政治以及經濟快速變革的核心力量，而這些變革正在重新塑造著現代世界和世界秩序。與此同時，變革論者也強調，這種「變革更新」的方向並是不確定的，因為全球化是一個充滿矛盾、本質上偶然的歷史進程。[x]但是在我看來，這裡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全球化理論給我們所提供的並不只是它們各自關於全球化的觀點，而是它們極可能從不同的角度為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所提供的一種新的研究範式，一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晚近出版的《世界社會科學報告》指出：「全球化理論是社會科學領域的一次主要的範式轉換，社會科學絕不可能再與從前一模一樣了。」 [xi]當然，更為重要的則是它們的存在本身為我們所提供的這樣一種啟示，即當下的全球化乃是一種可爭辯的過程。

對當下中國而言，伴隨著中國對世界的開放，尤其是在中國經由加入WTO等國際組織而進入世界體系以後，我們所關注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孤立的中國，而是一個全球化時代的中國，一個世界結構中的中國。對於中國來說，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變局。此前的中國，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家，雖說也因位於地球之上而與其他國家交往或衝突，但是卻從未真正地進入過世界的結構之中——這意味著中國雖在世界之中卻在世界結構之外，是「世界遊戲」的局外人。因此，在根本上講，中國對這種世界結構的正當性是否發言乃是無甚意義的。然而現在的情形則大為不同了，中國經由承諾遵守世界結構的規則而進入了世界結構之中，成了「世界遊戲」的一方。中國進入世界結構的根本意義乃在於，中國在承諾遵守世界結構規則的同時也獲致了對這種世界結構的正當性或者那些所謂的普遍性價值進行發言的資格：亦即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對話者」或羅爾斯意義上的「虛擬對話者」——「正派的人民」（decent peoples）。[xii]當然，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對遵守世界結構規則所做的承諾本身，已經隱含了中國亦由此獲致了參與修改或參與制定世界結構規則的資格。

因此，我個人認為，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作為「思想庫」和「智力庫」的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來講，全球化都是一個挑戰和機遇並存的時刻。對中國社會科學來講，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特別是中國經由加入WTO等國際組織進入世界體系以後，我們事實上迎來了學術國際化和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新機遇。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不僅使得西方理論對中國的支配關係與現代化時代的那種支配關係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事實上也為中國提供了修改世界結構遊戲規則的機遇。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參與其間的這一世界結構，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著一種並非依賴「合謀」而是根據承諾的「強制性」支配；這就是說，這種強制性所依憑的既不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合謀，也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國就遵循當下世界結構所提供的規則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諾。[xiii]但另一方面，就像我們剛才講的那樣，中國進入世界結構的根本意義乃在於：中國在承諾遵守世界結構規則的同時也獲致了對這種世界結構的正當性或者那些所謂的普遍性價值進行發言的資格。這種資格的獲得顯然對中國社會科學的國際化和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並且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我們能否適應這樣的要求和把握這一機遇的前提乃在於：中國社會科學必須貢獻出中國自己的根據中國的理想圖景，否則這種資格和機會對於我們來說，充其量只能是一種形式資格而已。而僅僅依憑這種形式資格，我們則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來生活規則的方面做出中國自己獨特的貢獻，而只能要麼擁抱西方的既有規則，要麼退回來重談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國的傳統。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關於我們是誰、何種生活是一種善的生活、何種生活是一種可欲的生活、何種全球化是我們認為合適的全球化等這方面的理想圖景。顯而易見，在我們沒有這種性質的理想圖景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能力就修改或參與制定世界結構未來規則做出我們自己的實質性貢獻的。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在這個方面做出我們的貢獻，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事實上進入到了以探究「中國理想圖景和世界理想圖景」為核心任務的新時代。

由此可見，我們能否把握住全球化帶給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機遇，其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擁有自己關於中國和世界的理想圖景。然而，如果我們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現代性所主導的同質化、客觀必然的和封閉的進程，那麼，顯然我們就永遠只能生活在「西方理想圖景」的陰影之下。在這個意義上講，要想真正釐清全球化之於中國社會科學的挑戰與機遇，我們必須首先從理論上對全球化進行探究，亦即要將全球化本身「問題化」，探討一種「開放性全球化觀」的可能性。

我一直主張對全球化採取一種根據中國的「問題化進路」。我之所以主張採取這種進路，主要是以以下兩個理論預設為依憑的：

第一，當下的制度安排或社會秩序——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都不是人類的終極性制度安排或社會秩序，因此任何阻礙或反對制度創新或秩序重構的主張或視角都應受到反思和質疑；與此同時，任何支持或捍衛制度創新或秩序重構的主張或視角因而也同樣是一個必須接受審查或反思的開放性問題。根據這一預設，我們可以具體地認為，16-17世紀建構起來的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亞式」世界秩序，取代了此前盛行的帝國秩序。但是，這種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世界秩序，雖說延續了數個世紀，卻依舊不是一種終極性的制度安排，因為它還存在著許多我們必須反思並考慮變革的問題。因此，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便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反思和變革的努力。換言之，在我看來，一般視角下的這種全球化時代是一種「時刻」（time），它試圖把我們從既有的「民族國家」世界秩序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及其賴以為憑的關於世界的整個哲學理念中解放出來，並「命令」我們去重新思考和批判這種以「民族國家」為唯一基礎的世界秩序；但是與此同時，我們現在也沒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匆忙地得出結論認為，一般視角下的這種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就一定是一種比「民族國家」世界秩序更優、更善、更可欲的秩序，甚或一定是另一種終極性制度安排或社會秩序，因此這種全球化本身——不僅包括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全球化，也包括它們所賴以為憑的思想基礎或意識形態——也在我們的反思和批判之列。[xiv]

第二，在我看來，在根本的意義上講，「全球化問題」並不只是一個事實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話語的問題，是何種視角將支配我們審視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義的問題。但是，從中國社會科學目前的研究來看，這個話語維度基本上被忽略了，即使有論者論及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展開的。我個人認為，我們在被捲入一種所謂客觀的「全球化進程」的同時也介入了一場有關全球化的「話語爭鬥」之中，而且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這實是一個「話語建構」的問題，其核心就是話語爭奪權的問題。而這場話語爭鬥的關鍵意義便在於它向我們開放出了一個被人們所忽視的問題，即我們究竟面對的是誰的全球化？何種「全球化」？這不僅要求我們強調有關全球化的「問題意識」，更是要求我們強調一種由全球性與全球主義高度互動構成的全球化進程。這種要求所依憑的乃是烏爾利希·貝克在全球化研究過程中所提出的這樣一種頗為著名的概念分析框架：廣義的全球化既不只是一種客觀現實，也不只是一種主觀建構，而更是一種主客觀的互動進程，而這三個不同的層次便是被分別稱之為全球性、全球主義和全球化的三個概念。[xv]顯然，這一分析框架的意義在於它給我們開放出了這樣一個重要的維度，亦即我前面提到的關於全球化的話語爭鬥維度。就此而言，我們必須對那種片面強調全球性或全球主義的思維方式進行反思：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我們在面對各種因素繁複互動的問題的時候總是很隨意或者很習慣地把它們描述成一個極其片面的平面圖象？因此，將全球化問題本身做「問題化」處理的努力，不僅意味著我們意識到全球性和全球主義是一起出場的，而且還意味著我們絕不應當簡單地以為全球化是一種孤立存在的客觀現象，而應當充分意識到全球主義對全球性的建構或型塑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個人認為，我們應當介入到有關全球化之性質的「話語爭鬥」中，而且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這實是一個「話語建構」的問題，而其核心問題便是有關何謂「全球化」或「全球化」何去何從的話語爭奪權的問題。[xvi]

由此可見，只有將全球化本身問題化，而不是前見性地將其看作是某種必然性的、客觀存在的現實或過程，我們才有可能洞見到全球化與全球性、特別是全球主義的關係，洞見到潛隱於全球化背後的話語爭鬥和「文明衝突」實質，進而洞見到一種服務於「主體性中國」的開放性全球化觀。我在《全球化與中國法學》這一長篇系列論文（即將由商務印書館以《誰之全球化？何種法哲學？》為題出版）對此進行了詳細探究，我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不僅是「經濟主義」論者所主張的經濟全球化過程，而毋寧是一個既依憑民族國家又脫離民族國家的社會變遷過程；「法律全球化」也並不是從「國家法律一元化」走向「非國家法律一元化」的進程，而毋寧是一種從「國家法律一元化」走向「國家與非國家法律多元化」的進程；全球化也不是一種同質化的進程，而毋寧是一個單一化與多樣化、國際化與本土化、一體化與碎裂化、集中化與分散化相統一的進程；全球化更不是一個客觀必然的進程，而毋寧是「全球主義」對其型塑後的產物，是我們根據何種視角去影響全球化進程的「話語爭奪權」問題。[xvii]

質言之，全球化其實開放的，是可以根據中國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國家利益予以型構的。只有樹立這種開放性的「全球化觀」，我們才能為中國以一種「主體性」的姿態，並依據「中國理想圖景」或「世界理想圖景」去重構全球化進程及其方向提供認識論前提；同時，也只有樹立這種開放性的「全球化觀」，我們才能為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進而為影響和重構當下的全球化進程與方向做出我們的貢獻。

二、全球化時代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我們知道，黨的十七大對中國社會科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發展創新，做思想庫，走向世界，同時明確提出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走出去」戰略。在此，我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從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角度來理解這一問題。因此，我特別關注中國社會科學的走出去戰略。在這一部分，我們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對此問題進行探究。

如果我們回顧中國社會科學百年「知識引進運動」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大致經歷這樣四個相對明晰的階段：（1）從1840年至今的「引進」階段，即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研究方法、學科體系和學術建制等，在翻譯大量社會科學文獻的同時，也在中國建立了現代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和學術建制；（2）從1990年代初開始的「複製」階段，即開始運用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和方法解釋中國問題，「複製」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模式，這在經濟學領域表現尤為突出；（3）從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國際接軌」階段，即開始與國際社會科學的學術規範、學科體系和學術建制等全面接軌，其主要的表現是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學術規範化運動；（4）在上述歷時性向度的社會科學發展史的觀照下，十七大所提出的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就可以被視為中國社會學科發展的一個重要時刻，因為它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從引進、複製、國際接軌的階段邁向一個全新的階段，即走向世界，並與世界進行實質性的思想對話和交流的階段。這個階段要求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再簡單的引進和複製西方的思想，而要有我們自己的聲音，要用我們自己的獨特思想去與世界交流和對話。否則，我們將只是西方學術的接受者和追隨者。這也意味著我們不能只用西方的學術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學術，也不能只用西方的標準來評價中國，因為中國至少這30年的發展和智慧，是許多西方的理論無法解釋的。

在我看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實施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使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有著重要的政治戰略和文化戰略意義以及深遠的歷史意義。在全球化時代，只要我們秉持我剛才談到的那種開放性的全球化觀，「走出去」戰略對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其實是一個歷史性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因為它可能預示著中國社會科學進入到一個新的知識轉型階段——亦即根據中國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國家利益建構「中國理想圖景」和「世界理想圖景」並使之走向世界，影響全球化進程之方向和世界秩序之性質的新階段。我個人認為，我們可以從如下四個方面來把握這個重大命題的背景性因素：

第一，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全球化的「話語爭鬥」維度。前面我們講到，全球化並不是一個客觀的、同質化的事實或過程，而是一個主觀可變的進程，在其背後潛隱的是一種「話語爭鬥」。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再來看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就會發現，它其實是我們實施大國戰略這一政治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庫」和「智力庫」，中國社會科學理應自覺擔當起其時代使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中國在全球化時代西方強勢文化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構成的世界結構的裹挾和包圍下成功突圍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而且，當今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大國不僅都制定了本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戰略，而且其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事實上都是以其發達的社會科學為前提的。比如說，美國對社會科學實施了一種「普適性強勢發展戰略」，主要表現在：利用社會科學方面的資源優勢，大力推動行為科學取向的實證科學研究和量化方法；利用社會科學的全面布局和重點機構，強調社會科學研究及其成果的「無國界」差異和普適性特性；利用高等教育機構的優勢資源，吸引外國學生和學者的加盟，實現社會科學的擴散效果等；大力推行、輸出「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制度模式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模式，以期獲得全球化的普適性。[xviii]在很大程度上講，這種社會科學戰略正是美國實施「單邊」外交，保持單極地位的關鍵步驟。因此，在大國競爭的全球化背景下，實施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也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實施中國大國戰略和促進中華民族和平崛起這一偉大的戰略性和時代性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實施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既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戰略意義。我們必須將其置於到全球化「話語爭鬥」的背景下，並站在國際政治競爭的歷史高度來對待這一問題；必須首先將其看作是一個理論問題，亦即全球化時代的「話語爭鬥」問題、國際政治問題和大國戰略問題。

第二，全球化的背後不僅是「話語爭鬥」，更是「文明衝突」。這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其實是維護中華民族「文化安全」、加強中國「文化輸出」的重要步驟，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戰略意義。從文化安全的角度看，當今世界，國際間的經濟、技術、軍事競爭正顯現為文化競爭；換言之，那種可見的國家「硬實力」競爭，已逐漸被更隱蔽的文化「軟實力」競爭所遮掩，這無疑是國際文化未來的基本戰略格局。當前，世界大國都在採取措施增強自己國家的文化影響力和競爭力，大國的文化安全，便成為不可忽略的問題。除了我們傳統上關注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外，東亞和南亞文化的最新動態也值得我們關注。比如說，近年來，韓國宣布將在全球一百個地區開辦「世宗學院」，日本在海外增設「日語學習中心」，欲與中國的「孔子學院」抗衡，而印度在擁有了兩艘航母，有了遠程彈道導彈的核威懾力量以後，強調2l世紀將是「印度的世紀」，大力加強文化輸出。[xix]因此，在亞洲文化大戰已經展開的背景下，在世界各大國都在採取措施增強自己國家的文化影響力和競爭力的背景下，我們站在中國文化安全的高度探討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的戰略，其歷史性和時代性的戰略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我們已成為「經濟大國」，但還遠不是「學術大國」，以及學術影響下的「政治大國」。我們剛才談到，我們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這標誌著，我們已經毫無疑義地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但由於社會科學學術傳統的總體缺乏，我們還遠不是「學術大國」，以及學術影響下的「政治大國」。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主要是囿於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階段性，中國對西方的影響主要還是局限在一般的政治層面、經濟層面和大眾層面，而忽略或無力對西方乃至世界的學術界產生足夠的影響，我們的研究在世界未來發展的問題上、甚至在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的問題上幾乎從來不為國際學術界所引證。而我們知道，作為社會之精英的知識界，通過其同事、學生這個通道，一直是影響社會發展和認識社會的最為重要的力量之一，但是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和成果卻是完全陌生的；這一點可以從2007年度SSCI收錄的來源期刊情況的統計中可以看出。2007年度SSCI收錄1962種由40餘國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國最多，所佔比例將近60%，但其中涉及中國社會科學的期刊卻只有10種，而真正由大陸地區主辦的只有兩種，這還包括今年5月份剛剛入選的一份刊物。[xx]更重要的是，我們在上面所發的論文引證率也是極其低下的。中國大陸地區期刊在SSCI來源期刊中所佔比例和引證率在很大程度上客觀反映了中國社會科學在世界學術中的影響力。毫無疑問，中國社會科學在世界學術中的影響力與我們的經濟大國地位是極不相稱的！中國社會科學要真正走向世界的確任重而道遠！ 

第四，對中國現代化或發展經驗的理論解釋為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提供了歷史和現實的可能性。如果說前三個背景使我們看到了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的必要性，那麼對中國現代化或發展經驗的理論解釋則為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提供可歷史和現實的可能性。我們知道，在改革開放的短短三十年中，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變化之中一定隱含著我所謂的「中國經驗」，因為中國並沒有遵從西方既有的發展模式但是卻達到了發展的目的。儘管我們可能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說強調的單一性經濟增長目標所帶來的人權問題、民主問題、環保問題等等，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我們已經在世界上傳統最厚重、文明最悠久、人口最多、專制歷史最長、現代化進程最曲折（僅半世紀以來，我們就先學習西方非主流的蘇俄計劃經濟模式，接著又轉向主流的歐美市場經濟模式）的國家初步完成了「市場化」的改革，持續了長達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這本身的確堪稱了不起的成功！[xxi]在這些成功的發展經驗中，不僅存在著中國人特有的運作模式，而且也存在著中國人的哲學、中國人對制度的認識等等，而所有這些都是西方社會科學所無法解釋的，而需要我們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來解釋。

如果我們更具歷史感地將我們的視野再向前推進，即將我們的視野投向16世紀以來的500年、特別是1840年以來百餘年的中國發展史，我們會發現，中國的這部發展史本身的確堪稱一個「學術富礦」。簡言之，約500年前，繼東方佛教文化之後中華文明開始遭遇西方基督文化（西方基督傳教士開始進入中國）[xxii]；168年前，第一次同西方國家之戰爭（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我們認識到在器物層面「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必要性；整整110年前，與同為後發國家和儒文化圈的日本的戰爭（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則使我們開始認識到制度層面民主建設的重要性（戊戌變法）；97年前，我們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終於結束了延續千餘年之久的帝國時代並走上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建設的探索歷程（辛亥革命）；59年前，我們終於完成了國家的獨立，但卻又移植了西方非主流的計劃經濟模式，並為中國現代性帶來了相對於古典傳統的計劃經濟新傳統問題（新中國成立）；而整整30年前，我們終於開始正面接受西方主流的資源配置模式，並於去年一舉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改革開放）。

回顧這段歷史，有太多的問題需要中國社會科學做出理論上的解釋，比如說，老生常談的、由「中西」問題與「古今」問題相勾連所形成的中國現代性問題（尤其是對西方文化與中國古典儒學傳統、蘇俄計劃經濟新傳統之關係的認識）；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與機遇（比如對中國置身其間的世界結構的認識）；中國持續經濟發展的機理和奧秘；中國未來發展的「理想圖景」問題；對「城鄉二元結構」、「貧富差距結構」和「政治意識形態結構」等結構性難題性的理論分析與回應等等。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再來看中國社會科學的「走出去」戰略，就會發現：它既「命令」我們必須立足於中國發展的歷史與實踐經驗作出社會科學的解釋，又為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進而為世界學術發展做出貢獻提供了歷史和現實的可能性。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全球化時代「話語爭鬥」和「文明衝突」的政治戰略和文化戰略的高度，還是從中國社會科學目前的發展水平來看，我們都有非常必要使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而500年來、特別是百餘年和晚近30年的發展經驗則為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為世界學術做出我們的貢獻提供了歷史和現實的可能性。

基於上述認識，在我看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走向世界至少包含三個議題：一是如何使中國的哲學文化傳統走向世界；二是如何使中國當下的研究走向世界；三是如何建構中國自己的學術傳統和它的學術標準。與此同時，它還必然包含三個基點，因為上述三個議題乃是以三個方面的研究基點為依憑的，沒有研究，也就談不上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的問題了。第一個基點是如何繼續用批判的方式去研究和認識西方思想；二是如何以當下的視角去研究中國的傳統思想積澱；三是如何更為切實的分析和研究當下中國發展的經驗以及其間所存在的各種問題——這裡的關鍵是要認識、解釋和探究中國30年發展過程中的獨特智慧。在這個基礎上，使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也就是向世界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當下使命之所在。

三、制約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的兩大「瓶頸」及其克服

我們剛才在第三個背景性因素中談到了中國社會科學目前對世界學術影響力極為低下的問題。在今天演講的第三部分，我想專門把這一問題挑出來予以探討。這裡問題其實即是：為什麼當下的中國社會科學對世界學術的影響力極為低下？在我看來，這涉及到我所謂的制約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的兩大「瓶頸」。

第一大「瓶頸」便是我在前面曾經隱含涉及到的既有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傳統中的「西方化傾向」。[xxiii]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下述兩個方面：首先，中國論者在一定程度上毫無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論框架，而這實際上給西方對中國論者的「理論示範」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也正是在這種暴力性的示範下，中國論者毫無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經驗和引進理論的做法，也就被視為合理的甚或正當的。其次，這種知識實踐的展開，還迫使中國論者所做的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須經過西方知識框架的過濾，亦即根據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論對這些研究及其成果做「語境化」或「路徑化」的「裁剪」或「切割」，進而使得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帶上西方知識示範的烙印。更為糟糕的是，上述情勢還導致了一種在中國學術界頗為盛行的我所謂的中國論者對西方知識的「消費主義」傾向。

第二大「瓶頸」乃是與上述「西方化傾向」緊密勾連在一起的一種日趨嚴重的、狹隘的「唯學科化」傾向。[xxiv]我們知道，我們迄今所有的社會科學學科事實上都是伴隨著我們的「知識引進運動」而按照西方的學科體系逐步建立起來的。[xxv]但是，在以沃勒斯坦等為代表的西方論者在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否思」社會科學學科的時候，[xxvi]我們的學科化傾向卻日趨發達並僵化。我們必須承認，這三十年中國高等教育嚴格按照一級學科進行設置的模式大力促進了各個學科的獨立發展，然而這裡的要害在於，中國知識生產的整個建制也都是嚴格按照學科設置展開的，無論是學術研究項目的設定、申請或評價，還是學術論文的發表或評價，甚或是學術刊物的分類，概莫能外。具體而言，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下述兩個方面：首先，「學術研究的唯學科化傾向」。就整個社會科學而言，不僅中國的研究生培養是嚴格按照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經濟學等若干一級學科展開的，因而中國培養的絕大多數都是各個學科甚或某個研究方向的「專家」，而且在學術研究中，中國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也是以各個學科的邊界為限的。更為嚴重的是，「唯學科化」傾向甚至已經侵入到同一個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學術研究之間。以法學為例，不僅部門法學（應用法學）與理論法學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學科壁壘，甚至各個部門法學（應用法學）之間的研究也老死不相往來。其次，「學術評價的唯學科化傾向」。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更為致命的傾向，因為在中國，學術評價機制或標準在很大程度上講是學術研究的指揮棒：在學術評價機制或標準學科化的條件下，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大體上也只能朝著學科化的方向發展。因此，學術評價機制或標準的學科化傾向引導甚或決定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科化。比如說，在職稱評定製度中，各個學科大都會規定只有發表在相關學科刊物上的論文才能被認定為有效的學術成果；體制內各種學術獎項的設定或評價工作，乃至於各種科研項目的設立工作，也基本是按照學科而分門別類地進行的。

顯而易見，學術旨趣上的「西方化」傾向和學術研究或學術評價上的「唯學科化」傾向都絲毫不利於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

第一，「西方化」傾向的存在，不僅使得我們成為西方「文化霸權」的被支配者，而更為緊要的是，它還使得中國社會科學在具體研究的過程中完全丟失了中國，進而使得中國社會科學在國際向度上的學術自主性成為不可能。一如我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一書中所分析的那樣，儘管中國法學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卻受到了一種「現代化範式」的支配，而這種「範式」不僅間接地提供了一幅西方關於人類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的理想圖景，而且還使中國的論者們完全意識不到他們所提供的並不是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xxvii]因此，中國社會科學在西方學術話語系統已經為其設定了相應的規定性和理想圖景的情形下，其實質是把中國僅僅視作是普遍化的西方歷史在東方的一個特殊範例而已。我經過長期思考發現：知識不僅是一種力量，也不只是一種權力，它還具有更重要的維度，即我所謂的「正當性賦予力量」。[xxviii]這意味著我們在解釋、研究乃至於批判我們的某種研究對象的時候，我們實際上也在賦予這一對象以某種正當性。中國論者通過對西方知識系統的不斷詮釋或描述，也使得其間隱含的特定的社會秩序及其制度具有了某種正當的品格。這表明中國論者在這三十年中經由「知識引進運動」而形成的社會科學知識絕不像客觀實證主義者所宣稱的那樣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術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構性和固化性的，因為這些知識通過各種制度化安排而滲透和嵌入了各種管制技術和人的身體之中，並成為我們形塑和建構中國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的「當然」理想圖景。實際上，我在最近所做的一項以「消費者權利」的法學研究為個案的分析也表明：中國法學確實存在著嚴重的「都市化」趨向，亦即在「現代化範式」支配下把原本複雜的由「城鄉二元結構」、「貧富差距結構」和「世界結構」重合起來的中國社會做了一種盲目比照西方現代社會的「都市化」同質處理。[xxix]由此可見，我們思想一切，也思想西方知識中的「中國」，但唯獨不思想作為中國社會科學思想根據和研究對象的當下世界結構中的現實的中國。顯而易見，以西方化的「理想圖景」去對西方現代性所主導的全球化的發展走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質發言除了獲得「東施效顰」的罵名、甚至重蹈「老師打學生」的覆轍外，是不可能影響西方的！

第二，這三十年的學科化發展為中國社會科學的初期建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是「唯學科化」傾向所造成的危害也是顯見不爭的。首先，在我看來，如果說「西方化」傾向致使中國社會科學在研究的過程中丟失了中國，那麼「唯學科化」則使它在研究的過程中肢解了中國，因為原本作為整體研究對象的中國，在中國社會科學「唯學科化」的背景下，卻被肢解成了一個個孤立且互不相干的片面或局部。以當下中國頗為突出的城鄉二元結構為例，社會學論者一般都只會關注對這一結構的經驗調查和描述，法學論者大多會關注由這一結構所產生的所謂「國家法－民間法」的互動或緊張問題，而政治學論者則往往局限於城鄉平等問題甚至更為具體的戶籍改革或村民自治問題。但是，在我看來，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僅涉及到了上述各個方面或局部，而且還涉及到了中國發展及其階段的問題和人口問題，更是涉及到了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問題和社會秩序正當性或可欲性的大問題，而對於後者，只有綜合運用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等理論知識才能得到更為妥善的整體性解釋或回答。其次，在國際社會科學界普遍盛行「問題主導」而非「學科主導」的背景下，「唯學科化」傾向既不利於國際學術交流的進行，事實上也嚴重製約著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的步伐。比如說，前些年，德國學者哈貝馬斯訪華時，由於他本人的研究領域橫跨了幾乎所有社會科學領域，中國卻因為「唯學科化」傾向的支配而只能分別從各個學科派出多名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等等才能勉強與他進行對話，因此在這樣的對話中，每個學科的中國論者也只能就自己所了解的那個學科片面維度進行提問和展開討論，進而無法就哈貝馬斯哲學思想所依憑的貫穿多學科的前設和前提展開實質性的討論。此外，前不久，國內某著名高校邀請英國學者吉登斯來華講學，主辦者主要考慮到吉登斯在社會學領域的崇高聲譽而特意在他講座前一一介紹了邀請來參加討論的中國多名很有水平的社會學家，但是吉登斯在聽完主持人的介紹後卻頗有針對性地指出：「我並不是漠視自己作為社會學家的角色，但我不太贊成人們在學科之間設立嚴格的界限。我認為我們最好是以問題為中心，而非以學科為分界。」[xxx]

在我看來，正是由於中國社會科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西方化」和「唯學科化」這兩大瓶頸，所以我們不可能以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使西方社會比較確切地認識整體的中國；我們既難以我們的學術研究去解釋中國既有的發展經驗，更沒有辦法以我們的學術成果去影響全球化的進程和世界秩序的方向。當然，我們也就沒有辦法在使中國成為「經濟中國」的同時，也使之成為「學術中國」以及學術影響下的「政治中國」，從而擔當起全球化時代所賦予我們的時代使命！

在此，我必須即刻對「唯學科化」的問題做出進一步的澄清：第一，我指出學術研究「唯學科化」所存在的問題，並不意味著我就一定倡導「跨學科的」（trans-disciplinary）研究，因為「跨學科」的這一觀念本身仍是以分立學科的存在為前提的，它實際上是對分立學科範疇的意義和正當性的確認[xxxi]；我的主張毋寧是「無學科的」（non-disciplinary）研究或以「問題為主導」的研究。第二，我指出學術研究「唯學科化」所存在的問題，也不意味著我否認學科化本身對教學的意義和價值。為此，我們必須區分兩類知識：傳承或教育的知識與認識和解釋社會的知識；或者說便於教學的知識和用於研究的知識。應當承認，在傳授知識的過程當中，我們確實需要學科化，這主要是出於知識傳授的便利和傳承的考慮；但是我們在分析和研究問題的時候，我們在認識和思考問題的時候，我們卻不能以學科為界限，而應當以「問題為主導」。因此，考慮到教學與研究的差異，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從「學科化」單軌模式邁向「學科化」教學與「問題導向」研究齊頭並進的「雙軌模式」。

總而言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句話並不僅僅用於文學藝術，對社會科學而言，事實上也是如此。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社會科學只有為世界學術貢獻出「根據中國的理想圖景」，而不僅僅是複製「西方的理想圖景」，我們才能對世界發言，真正為世界學術做出自己的獨特貢獻；而要貢獻出「根據中國的理想圖景」，我們必須展開「問題導向」的無學科的綜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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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教授，法學與政治學博士生導師。

[i] [美]羅伯特·賴克：《國家的作用——21世紀的資本主義前景》，徐荻洲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賴克對全球化問題的分析並非如此簡單，而且我在這裡也只是在描述的意義上徵引他的這一觀點的。

[ii] 參見[美]喬治·里茨爾：〈〈虛無的全球化〉〉，王雲橋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iii] 關於羅馬俱樂部的主要研究報告，請主要參見《增長的極限》（李濤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人類處在轉折點》（劉長毅等譯，中國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

[iv] 安東尼·吉登斯認為：「全球化可能不是一個特別具有吸引力或者華麗的辭藻，……然而，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這個詞在學術界或日常語言中被普遍使用，因為它已經無處不在了。」他指出，在今天，「任何一個想要理解我們將來的人絕對不能忽視它」。[英]安東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們的生活》，周紅雲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頁。

但是從詞源學的角度看，「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的產生，據考大致有四種說法：一說「全球化」概念最早出現在美國人瑞瑟和戴維斯於1944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里，直到1961年著名的韋伯斯詞典才收錄了這個詞；二說「全球化」這個概念最早是20世紀60年代由「羅馬俱樂部」提出來的；三說「全球化」作為一個概念最早是由萊維（T．Levitt)於1985年提出來的，因為他在題為「市場的全球化」一文中，用「全球化」這個詞來形容此前20年間國際經濟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即「商品、服務、資本和技術在世界性生產、消費和投資領域中的擴散」（參見Theodore Levitt，「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in A．M．Kantrow (ed)，Sunrise...Sunset：Challenging the Myth of Industrial Obsolescence，John Wiley & Sons，1985，pp.53～68）；四說「全球化」概念最早應用於國際經濟學，它由「一體化」這個概念轉變而來。由此可見，全球化概念的產生和發展乃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相互滲透和相互影響的結果。關於這個問題，也請參見吳士余主編：《全球化話語》，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

[v] 參見Malcolm Waters：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1995，p．1．萊斯利·斯克萊爾也指出，「無論怎樣，不可否認的是，即使全球化尚未在概念上完善起來，但是作為一種研究的問題和對象，它已在社會科學中被牢固地確立下來了」。[英]萊斯利·斯克萊爾，《社會學的幾種不同全球化概念》，《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3年5月號。

[vi] 參見[英]約翰·湯林森：《文化全球化與文化帝國主義》，周越美譯，載吳士余：《視點:大眾文化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

[vii] [德]烏爾里希·貝克：《全球化時代民主怎樣長是可行的？》，載貝克和哈貝馬斯等：《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頁。

[viii] 據坎特(Rosabeth M．Kanter)等論者的一項研究表明：1984年在世界55個國家出版的1600種雜誌中，僅有3篇在標題或摘要中使用了「全球化」一詞，而到1994年則變為 112篇，增長了37倍（參見R．M. Kanter and T. L. Pittinsky, Globalization：New Worlds for Social Inquiry, in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A Critical Review，1995-1996Volume, p．40）。另據學者的不完全統計，截至 2000年底，從國際互聯網(Yahoo英文網站)上可以搜索到有關全球化的文獻材料即達5萬多篇(參見文軍：《經濟與社會西方多學科視野中的全球化概念考評》，載《國外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以上均轉引自馮玉軍：《全球化與中國法制的回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晚近發展起來的各種有關「全球化」的學術期刊中，美國印第安那州立大學於1993年開始編輯出版的《全球法律研究雜誌》(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簡稱Indiana JGLS)最負盛名。該刊每年春秋兩季各出一期，迄今已有20多期。除了《全球法律研究雜誌》以外，《歐洲國際法雜誌》等學術刊物也以相當的篇幅對法律全球化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ix] [英]保羅·赫斯特、格雷厄姆·湯普森：《質疑全球化：國際經濟與治理的可能性》，張文成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

[x] 參見[英]戴維·赫爾德等：《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楊雪冬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頁。

[xi]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社會科學報告(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頁。關於這個問題，我在龐德《法理學》的譯序中也明確指出，「的確，上述根本視角的轉換有可能為中國法學邁向全球化結構的研究範式提供某種較為基本的具有哲學意義的基礎，也為我們真正發展中國自己的法學開放出了一個極具理論意義的可能性」（拙文《邁向全球結構中的中國法學：龐德<法理學>（五卷本）代譯序》，載[美]龐德：《法理學》（第二卷），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頁）。

[xii] 參見Jürgen Habermas: 「Was bedeutet der Denkmalsturz?」,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 vom 17. April 2003，轉引自童世駿：「全球政治中的普遍主義和意識形態批判」，載http://www.chinese-thought.org/modules.php?name=Content&pa=showpage&pid=711；以及鄧正來：《根據中國的理想圖景——自序<中國法學向何處去>》，栽《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10期。

[xiii] 我在其他地方已經借用齊美爾關於「優位之勢（superordination）」與「劣位之勢」（subordination）的論說和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對全球化時代「世界結構」的支配性質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參見拙著：《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0-15頁和拙文：《中國法律哲學當下基本使命的前提下分析：作為歷史性條件的世界結構》，載《法學研究》2006年第5期。

[xiv] 參見拙文：《認識全球化的問題化進路：對中國法學「全球化論辯」中理論問題的追究和開放》，載《河北法學》2008年第2期。

[xv] 參見U. Beck, What is Globalization? London: Polity Press,2000，轉引自張世鵬：《什麼是全球化?》，載《歐洲》2000年第1期。

[xvi] 參見拙文：《一種以中國為根據的「全球化觀」的論綱》，載《河北法學》2008年第1期

[xvii] 參見拙文：作為一種「國家法與非國家法多元互動」的全球化進程》，載《河北法學》2008年第3期；《作為一種矛盾且多元進程的全球化》，載《河北法學》2008年第4期；《作為一種主觀且可變進程的全球化》，載《河北法學》2008年第5期和《開放的「全球化觀」與「主體性」中國的建構》，載《河北法學》2008年第6期。

[xviii] 關於美國的社會科學發展戰略，可以參見

[xix] 參見王岳川：《大國文化創新與國家文化安全》，載《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2期。

[xx]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是由美國科技情報所(ISI)編輯出版的對社會科學期刊和論文進行評價的一種重要工具，2007年度SSCI收錄1962種由40餘國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國最多，所佔比例將近60%， SSCI期刊分布中前10位的國家出版了超過90%期刊。在2007年SSCI收錄期刊中，涉及中國社會科學的期刊卻只有10種，具體包括：英國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經濟》(China &World Economy)；美國紐約艾斯維爾公司出版的《中國經濟評論》(China Economic Review)；美國紐約大學出版的《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美國M E SHARPE公司出版的《中國社會與教育》(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中國政府與法律》(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和《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美國塞奇公司出版的《現代中國》(Modern China)；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國雜誌》(China Journal)；中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評論——中國發展綜合期刊》(China Review-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台灣地區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的《問題與研究》(Issues Stues)。在這10種期刊中，除了2006年中國大陸首份入選SSCI收錄期刊的《世界經濟》(China & World Economy)（由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共同主辦）以外，其餘9本都是由美國、香港、台灣等地的大學和機構主編出版。儘管2008年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IAS）和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經濟與管理研究院（CEMA）聯合主辦、由鄒恆甫主編《經濟與金融年刊》（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也順利入選SSCI，但中國期刊在SSCI來源期刊中所佔份額仍極其低下。上述數據是由我的博士生劉小平和孫國東從SSCI系統和網路中查詢獲得，在此也對他們致以謝意。

[xxi] 經濟學界已經開始探究所謂「中國奇蹟」的成因。比如說林毅夫提出的「後發優勢論」：「發展中國家一般說來，資金相對稀缺而相對昂貴，勞動力相對豐富而相對便宜，這就決定了這個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林毅夫：《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載《經濟學季刊》2002年第4期）秦暉則從交易費用的視角對此進行了解釋：「從1992年開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點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進色彩不復存在；其二是『在市場化進程中以集權降低制度轉換的交易成本』成為『奇蹟』的主要原因。」（秦暉：《中國奇蹟的形成與未來》，載《南方周末》2008年2月21日）

[xxii] 事實上中國從16世紀就隨著西方基督傳教士的進入（特別是1583年利瑪竇來到中國）而開始遭遇西方文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論者指出：「當16世紀中國進入世界以後，思想史就再也不能不考慮全球的因素，」這標誌著中國從16世紀開始就迎來了「思想史的一個新時代」。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2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頁。

[xxiii] 參見鄧正來：《學術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楊國樞、文崇一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灣1982年版；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版

[xxiv] 關於這部分的討論，請參見鄧正來：《中國社會科學的再思考——學科與國家的迷思》，載鄧正來：《學術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xxv] 關於西方社會科學學科的建立，在19世紀還因每一門學科都持續強調與其他學科的差異以及由此而表現出來的對各自學科的非知識認同而得到了強化或固化，套用沃勒斯坦的話說，「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們從19世紀中葉直到1945年逐漸地成為大學裡的一些正式學科」，並在內部差異的強調下共同構成了一個可以「社會科學」名之並與前此的各種社會思想相區別的制度化知識領域。16具體到實踐層面來看，我們還可以把實現這一制度化知識領域的步驟進一步概括為：首先在一些重要的大學裡設立一些講座職位，然後再建立一些系科來開設有關的課程，學生在完成課業後取得相關學科的學位；當然，伴隨著這一學科知識訓練的制度化（知識再生產）進程，各自學科研究（知識生產）也得到了制度化──創辦各學科的專業期刊並且由此而確立了在這些期刊上發表論文是學術成功的必要條件的觀點，按學科建立各種全國性的和國際性的學會，同時也建立起了按這些學科分類的圖書收藏制度。除此之外，還需要特彆強調指出的是，規範已有的學者和訓練培養未來的學者還不是這些學科的最強有力的操縱機制，它們還擁有一個更強大的機制，即控制學生畢業以後的職業類型，甚至還能反過來規定或創造社會對知識的需求類型。參見[美]沃勒斯坦等：《開放社會科學》，劉鋒譯，第21-22頁，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

[xxvi] 對於重建這樣一種新的系統的社會科學知識，所需要的並不是那種對既有的前提所做的常規性重思（rethinking），而是「否思」（unthinking），亦即對19世紀以來普遍流行且具支配力的研究範式進行徹底的挑戰和批判13。對19世紀社會科學的這一否思向度，主要反映在沃勒斯坦的四項重要文獻之中：一是收集了他於1982年至1991年所發表的有關社會科學知識與其結構性基礎間關係的論文的《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諸範式的限度》一書；二是此後由他建議並在古根基金會資助下完成的社會科學集體研究項目，即1996年出版的階段性成果《開放社會科學》；三是1996年發表在他本人創辦的《評論》(Review)雜誌上的「科學探尋中的歷史」論文；四是他在1997年《美國社會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三月號上發表的題為「社會科學與對正義社會的追求」一文。主要參見Wallerstein, I.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History in search of science. in Review. vol. 19. no.1:11-22; 1997. Social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a just societ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2. no.5: 1241-57；[美] 沃勒斯坦等:《開放社會科學》，劉鋒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

[xxvii] 參見拙著：《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xxviii] 關於這個問題，我早在《研究與反思》一書的自序「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反思」中就明確指出，「正是這些被我稱之為『結構性基礎與社會科學知識之間的互動關係』才是人們熟視無睹但在根本的意義上卻支配著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現象，它們才是真正『不在場』或『始終沉默』的東西，因此，對這些現象的揭示和批判才真正是當下知識社會學的使命所在」。拙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反思」，載《研究與反思》，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頁。另請參見拙文：《知識生產與支配關係》，載《鄧正來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xxix] 有關「消費者權利」的法學研究這一個案的具體分析，請參見拙著：《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15-130頁。

[xxx] 吉登斯：《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精神導師吉登斯談福利國家》，http://www.infzm.com/review/pljj/200712/t20071219_32883.shtml。

[xxxi] 的確，在西方學界從各個面相對社會科學學科結構的衝擊和內在質疑的大背景下，人們開始在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實踐活動中形成了一種新的時尚，即採取所謂「跨學科」的研究策略以突破那種被制度化了的學科間的歷史障礙。就此一時尚而言，1945年以後最引人注目的學術努力便是知識者創造出了一個被稱之為「地區研究」的領域。實際上，地區研究依其定義便是一個「多學科」的領域，它依據那種把地理區域視作在文化、歷史和語言諸方面具有某種一致性的假設而將那些希望從本學科出發對特定「地區」進行研究的學者集合在一個單一的結構之中，從而跨越了上述推進社會科學學科制度化的三種矛盾或界限。這種學科間相互促進的實踐，不僅表明此前對社會科學知識所作的鮮明的制度性區分具有相當大的人為性，而且也影響了歷史系科和三個以探尋普遍規律為宗旨的社會科學系科內部的社會性結構。就「跨學科」的取向而言，最值得我們強調的乃是著名的法國年鑒學派，因為年鑒學派運動本身就是在亨里·貝厄、呂西安·費佛爾、馬克·布洛克和布羅代爾等著名學者的領導下為回應那些構成19世紀社會科學制度化的基礎的支配性前提（尤其是學科劃分）而創生的，這明確表現為年鑒學派在主張「多元學科」或「跨學科」時所提出的著名口號：歷史學家對社會科學「開放」！當然，經由對這個問題的強調，還可以使我們發現與年鑒學派之間存有極為緊密的學術傳承關係並於1976年創辦了「布羅代爾研究中心」的沃勒斯坦與該學派的分歧以及他試圖超越年鑒學派的出發點。但是，沃勒斯坦指出，無論是「跨學科」還是「多元學科」，表面上似乎都在努力跨越各學科的界分標準，然而，這樣的努力並沒有真正達到它所設定的目的，反而是強化了這些學科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所謂「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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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鄧正來，著名法學家、政治學家，傑出的社會科學學術組織者和翻譯家，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1956年生，1982年畢業於四川外語學院。曾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學研究所所長。兼任西南政法大學名譽教授，浙江大學法學院名譽教授，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創辦並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中國社會科學評論》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科學和知識社會學，側重西方自由主義的研究。2013年1月24日病逝於上海，享年5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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