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當代舊體詩，你一定要從他讀起 （第2頁）

　　 四

　　 「詩歌背後的詩人命運」，柏楊也好，聶紺弩也好，都非常的典型。但是我覺得我們從王學泰這本書里看到的不光是一個一個個別詩人的命運，比如說他們經歷了什麼樣的坎坷，如何如何，我們看到這些詩歌后面實際上是我們整個民族的面孔。

　　 書裡面有一篇文章，講宋詩跟唐詩的不同，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的。講宋代過去我們一直以為好像趙匡胤有一個遺囑，就在他的朝代裡面不要殺士大夫，說宋代是比較寬鬆的時代。其實不然，文字獄，詩獄，一個連著一個，士大夫也好，文人也好，更不用說其中拋頭露面的詩人，命運都不怎麼樣。最能代表宋代詩歌高峰的蘇東坡，就有烏台詩案，他這裡面詳細地講了烏台詩案的前前後後。正是由於文字獄詩獄的網羅越來越森嚴，所以宋詩就不再像唐代的詩人的詩風那樣，少用比興，宋詩多議論，直接大白話說出來，像這個背景我覺得，好像我沒有看到別人從這個角度談宋詩，談詩風的不同，所以整個宋代詩人文人士大夫的命運，就與之前不同了，就沒有那麼自由寬鬆，不但可以從這裡看到詩人的命運，看到古代讀書人士子的命運，為什麼宋代後來積貧積弱，從北宋到南宋，從南宋到亡國，根子就在專制。

　　 我覺得讀王學泰這本書，除了領會他指點出來的詩的精神價值，還能夠看到詩歌背後的社會文化社會政治的內容，這是很重要的。如果讀詩光是讀一些風花雪月，用不著花那麼大的精力。聶紺弩這樣一個人，在垂老之前送去勞改，他們北大荒非常的苦。我們當時廣播局選的地方雖然也是荒郊野外，野豬林，滄州東鄉的野豬林，現在的黃驊港那個地方。現在那是一個港口了，南戴河了，你一定要說他這樣一個去勞改的人，一個曾經活躍在政治界、文化界、國共兩黨之間、中國蘇聯之間、內地香港之間的這麼一個老同志，沒有一點包袱，幾乎是歡樂的改造性的勞動，鬼才相信，只有胡喬木可以這樣分析。所以今後對胡喬木的評價，就是說他這個人有學問讀書多，比如說十個政治局委員讀的書加在一塊也沒有胡喬木一個人讀的書多，這個我信，再誇張一點我都信，說他對文化人知根知底，能夠作出很準確的評價我也相信，說他多有學問文才我也相信。但是你說他人格怎麼高尚怎麼有黨性，我都不相信，不是那麼回事。今天我在這兒說的所有這些話，如果倒退幾十年都是右派言論，不用遠，就到文革後期就足夠打成現行反革命。

　　 我再舉個例子，我們都經過五八年開始的大躍進，勞動深翻土地，深翻土地就要翻到一米多深，二米深，把硬土都翻到。王學泰當時也在學校，他不光是文科好，他數學也好，所以他算出來了，說是一畝地要打多少萬斤糧食，他算出來了，那光種子糧包著在這也放不下。就因為他的數學好，成了反動學生。當時不是文字獄，是數學獄。所以我們在一塊兒難免說起這些舊事，說起大躍進。

　　 當時我記得有一次可能說，不光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就是當時彭德懷說的毛特別吃心的這句話，當時好像是說全國都頭腦發熱犯神經了。王學泰出口成章，說「有點精神，有點精神病」。我雖然詩寫得不怎麼樣，但是我對詩性的東西感受還比較敏銳，我說這句好，宋詞的詞，詞是長短句，有這麼兩句詞，是《蝶戀花》裡面的，「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就是用小女人的口氣說她心目當中這個男朋友就好像桐花，桐樹是招鳳凰的，「郎是桐花，妾是桐花鳳」，我就是你這個桐花樹招來的鳳凰，這是很深情的兩句詞。後來的文字遊戲喜歡套用古詩詞，我們抗戰期間內戰期間在南方活躍的有一個才子，詞人，名叫盧前，字叫做冀野，詞也寫得好，詩也寫得好，文章也寫得好，但是長得特別的胖，所以有人套那兩句詞說他，「文似東坡，人似東坡肉」。所以我把這個「有點精神，有點精神病」放到一句詞裡面去了。當然只有打油詩沒有打油詞一說，我們這個算打油詞，我發給他們，他們兩個都有和詞，和得都非常的好，都很切題，都談大躍進，當中兩句沒有改，還是他的原句，「有點精神，有點精神病」。

　　 這些要在當時那就是反動詩，抓起來夠判刑的，如果正趕上什麼一打三反，那判死刑都可能。所以我們今天還是要說社會在緩慢地進步著，我們在這兒把這個本來只屬於我們個人的隱私私密向大家公開，不怕大家笑話，不怕大家打小報告，現在打小報告不太吃香，都是雞毛蒜皮的那種，所以我們今天說了很多。包括錢鍾書先生在1979年以後寫了一篇文章，我們看得很解渴的，叫《詩可以怨》。但是長期以來我們法西斯的文化專制主義是不允許有怨的，只能是歌功頌德的，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就定了這個調子，所以錢老當時在日本的演講，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文章。錢老他是一個智者，他不會去搞硬碰硬的，或者是像聶紺弩那麼有口無心的，他心裡有數。實際上大家如果仔細地看《管錐編》，用文言寫的，似乎都是談古代和外國的文學現象和名家名作名言名句，但是你也可以當作一種變相的雜文來看，這裡面有很多作者讀者之間的秘密，這個是很超前的。所以錢先生能夠在1989年以後寫了一首詩，至今保留在他那個詩集里，你們看一看，都有年月日。這個我在這兒不算公然告錢鍾書的密，因為現在基本上文藝界的老人都心知肚明的，我特別推薦大家可以看一看。他不像聶紺弩的詩，聶紺弩也盡量想隱蔽一點，但是隱藏不住，聶紺弩說的寫古體詩不要加註，說寫詩就像作案一樣，加註就是揭發了。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也就知道為什麼在言論不開的情況下有些人轉而寫舊體詩，因為他可以用典，可以有多種解釋。有一利就有一弊，你可以利用它說一些你引而不發的話，但是要抓你的人他只要下決心抓你甚至就可以在你沒有特定內涵的舊體詩里也給你抓出問題來。在文革初期，他們文革小組最後拿出的殺手鐧就是我寫的九首詞，其實都是歌頌性的，硬是在這九首詞當中選了六首，他們從當中挑出毛病來了。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有一首詞寫春天到郊外去野望，最後一句用的是我的朋友兼老師吳小如先生的。當年他在密雲大鍊鋼鐵的時候，早晨下了工，在野地里回去，下了班很高興，從小高樓回到曠野里要往住處去，他有一首詩，其中有一句叫做「無限春光有限詩」，是說春光無限，是我這詩歌絕句沒有辦法表現出來的，挺好的，我把這個記住了用到我野望裡面的最後一句。在我們那兒批判我的時候，說邵燕祥他說春光都不受限制，他寫詩受到限制。你跟這樣的批判家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