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羽美學思想簡論 ——讀《滄浪詩話》 鄭松生

在我國歷代許多詩話中，南宋詩人嚴羽的《滄浪詩話》是最有影響的一部。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部詩話雖有其局限和不足，但嚴羽力圖總結我國古代詩歌發展的成功經驗，針對宋詩弊病，提出了不少富有創造性的美學見解，至今仍可資借鑒。

文學藝術是人類審美意識的結晶，它的主要魅力在於以情動人。詩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感情色彩尤為強烈、濃郁、深永。這由於詩在反映現實的時候，總是著重表現人的內在的心靈生活，揭示人的感情世界。詩的這一主要特性，早在嚴羽以前就有人講到，比如，《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就是講詩通過語言，形象地表現人的思想感情。《文賦》、《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等，亦有類似的論述。嚴羽在他的詩話中，除了堅持「詩者，吟詠情性也」（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第2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以下凡引《滄浪詩話》本文，均出此書，不再另注）這一認識外，並對與此有關的詩的審美內容和審美價值問題，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豐富了我國古代詩歌的美學思想。

嚴羽明確提出：「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對於「別材」，徐經說，是指「詩學自有一副才調，具於性靈，試觀古人未嘗不力學，而詩則工拙各異，則信乎才自有別，非一倚於學所能得也。」⑴郭紹虞先生說：「重即目而不重用事，尚直尋而不尚補假，這即是所謂別材。」⑵這又是一解。對於「別趣」，也有爭議，但多半糾纏在詩該不該有「理」，什麼是「趣」卻談得少。其實，照字義看，「詩有別材，非關書也」，可以理解為詩有特殊的材料，不能搬弄書本學問；「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可以理解為詩有特殊的趣味，不能光講抽象的道理。在嚴羽看來，真正「吟詠情性」的詩都不是搬弄書本學問、光講抽象道理，而是與詩的「別材」和「別趣」聯結在一起的。那麼，「別材」——特殊的材料和「別趣」——特殊的趣味，具體是指什麼呢？

我們知道，嚴羽對我國古代詩歌的發展脈絡有一個基本看法：我國古代詩歌發展到盛唐時期，已經登峰造極了。他指出「當以盛唐為法」，而在盛唐詩人中，他又獨尊李白、杜甫，聲稱「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嚴羽這些看法在當時來說，有對的地方，宋詩的確沒有超過唐詩，沒有出現堪與李杜相稱的詩人；但也有不對的地方，宋詩畢竟有自己的時代特色和藝術上的革新，也有許多名家。嚴羽沒有全部否定宋詩，他認為宋初王禹＠⑴、歐陽修、梅聖俞等人的詩作，「尚沿襲唐人」，到了「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他把蘇東坡和出自蘇門，後來被尊為江西詩派首領的黃庭堅相提並論，同時指責江西詩派「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缺乏「一唱三嘆之音」，「且多務事，不問興緻」，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終篇，「不知著落所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嚴羽對蘇東坡有所批評：蘇東坡雖然詩風豪放，但有些詩議論過多，大量用典，理壓過情，成了敗作。嚴羽的用意指此，這是對的。黃庭堅遠遠不及蘇東坡，他直接主張詞意高深「要從學問中來」⑶，提倡「無一字無來處」，取古人之「陳言」以「點鐵成金」⑷。他的詩大都獵奇書、堆典故、押險韻，晦澀難懂，毫無詩情。當然，黃庭堅也有一部分詩抒寫他的坎坷遭遇，流露出真性情來。黃庭堅以下的江西詩派諸人，多以藻繪為能事，作品生活氣息淡薄，思想平庸，感情膚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至於嚴羽否定的「叫噪怒張」一類的詩，倒要作具體分析。「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⑸比如，大詩人陸遊有一首詩：「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遺老不應知此恨，亦逢漢節解沾衣。」⑹對南宋初年主和派排擠打擊愛國將領宗澤、岳飛的罪惡行徑，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和鞭撻，怒憤之情，罵詈之聲，溢於言表，然而仍不失為較好的詩。話又得說回來，儘管嚴羽的批評存在著某些片面性，但總的看是抓住了宋詩弊病的要害，正如他所說，「其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劊子手。」嚴羽認為，宋詩產生這種弊病，關鍵在於沒有以「盛唐為法」，沒有理解「詩有別材」和「詩有別趣」。

嚴羽指出：「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這就是說唐人好詩具備主客體兩方面的因素。就客體說，有詩人親身經歷過的生活；就主體說，表現出詩人的真情實感，能給人以美的享受。可見，嚴羽講的「詩有別材」——詩有特殊的材料，指的是生活材料，即我們通常所廣義理解的生活題材；嚴羽所講的「詩有別趣」——詩有特殊的趣味，指的是審美趣味，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詩人對他抒寫的生活景象，作出不同於理論判斷的肯定或否定的審美評價。人類社會的生活五彩繽紛，千姿百態，當它們進入詩人的視野，被攝取為創作的題材時，必須經過詩人的審美體驗和審美意識加工，灌注進與思想滲透在一起的感情，表達出一定的人生態度，並且轉化為引人美感的活生生的形象，詩才有審美價值。江西詩派之所以有「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等等弊病，根本原因恰恰是脫離了生活客體，泯滅了詩人主體的審美評價。因此，我覺得，嚴羽的美學思想基本上是建立在唯物論的基礎上的；認為嚴羽是主觀唯心論，這個批評不大準確。

值得注意的是，嚴羽反對在詩里搬弄書本學問和光講抽象道理，但他並不否認「讀書」和「窮理」的重要。他說：詩人不「多讀書」、不「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也就達不到創作的完美境地。詩人「多讀書」，學習人類已有的認識，把他人的認識化為自己的認識，可以提高詩人認識生活的能力。詩人「多窮理」，把生活經驗和書本知識結合起來，通過思考，可以幫助詩人探索生活的道理。這些，都關係到詩人的修養問題，對於詩人發現生活題材的美質和培養健康的審美趣味，十分重要。不過，嚴羽雖然提出詩人要讀書和加強對生活的理性認識，但他始終還是強調詩的審美原則：「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就是說詩人在任何時刻都不能按照理性認識的路子寫詩，不能以語言詮釋來代替情感的形象表現。嚴羽不排斥理性認識進入詩歌，但他認為必須與意興和形象融合一致，成為詩的組織因素，所以他又說，「詩有詞理意興」，「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在這裡，嚴羽又提出「意興」，這「意興」與「別材」和「別趣」有什麼關係呢？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

如果說嚴羽從「詩有別材」和「詩有別趣」方面闡明了詩的審美內容，那麼他又從盛唐詩人創作的總體中揭示了詩的審美價值所在。他指出：「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很清楚，嚴羽講的「意興」和「興趣」，含義是一致的。對於「興趣」，歷來有種種解析。我們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興趣」是人們認識某種事物或愛好某種活動的定向性，這種定向性與人們的認識和情感態度相聯繫，它是人們學習知識，開拓眼界，豐富心靈生活的重要動力。人們認識越深刻，情感越強烈，興趣也就越濃厚。嚴羽講的「興趣」，可以說是文藝心理學所說的審美興趣，指的是盛唐詩人在創作中的定向性：追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藝術境界，做到有限形象和無窮情意的和諧統一。嚴羽看清詩不是現實的簡單再現，他充分重視詩人主體的心理活動在反映現實時的主導作用，不要求詩和現實相似。他提到的例子「音」、「色」、「月」、「象」等，都是自然界和社會的實在景象，但它們在詩里卻變成了「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透徹玲瓏，不可湊泊」，這完全是詩人審美意識加工和藝術處理的結果。看來，詩人所追求的這種境界，虛無縹緲，迷離彷彿，不可捉摸，但卻有現實的來源和基礎。它是虛構想像的、創造性的，同時又是真的、美的；它的形象表現是有限的，但所包涵的意蘊又是無窮的。司空圖把「不著一字，盡得風流」⑺看成「含蓄」的風格，姜夔把「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⑻看作詩歌創作中的「善之善者也」。嚴羽發揮了他們的美學思想，把盛唐詩人創作的定向性所達到的藝術境界，視為詩的高度的審美價值所在，這是有真知灼見的。

所以，「別材」、「別趣」和「興趣」的關係是：生活題材是基礎，審美評價是關鍵，而審美興趣是詩人在創作中的定向性，使生活經過審美評價變成詩美所達到的境界。我們不可把它們混為一談，但它們之間又有內在的聯繫。

從生活到詩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創作過程。單單懂得詩的基本特性、審美內容和審美價值也還不夠，還要把握詩的創作規律性。

怎樣把握詩的創作規律性呢？嚴羽強調「妙悟」。他說，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要「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但他又十分重視廣泛地熟讀或熟參《楚辭》以後一直到蘇黃以下諸家的詩，最主要的是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依他看來，這就是工夫從上做下，「直截根源」，就是「頓門」、「真識」，入門「正」，立志「高」。他把學詩看作如學禪一樣，「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綜合上述，可以看出，嚴羽在「妙悟」上提出師古人和學傳統的美學思想。即使他所批評的蘇黃以下諸家的詩，他認為也要閱讀研究，通過比較，更好地領悟盛唐詩人特別是李杜的詩，博取眾長，化為自己的東西，以把握詩的創作規律性。誠然，嚴羽沒有關於生活源泉、學習生活或「師造化」之類的提法，但我們絕不能根據他師古人和學傳統，就說他是否認生活的主觀唯心論者。僅以李白和杜甫來說，他們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和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繼往開來，其詩歌的成就超出盛唐其他詩人之上，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和現實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嚴羽對李杜的高度評價，自然也含有這方面的肯定。

毫無疑義，「悟入」、「頓門」（頓悟）、「妙悟」種種講法，都是禪宗語。禪宗是中國佛教的一支，其特點是宣揚無須長期修習，一旦把握真理，便「立地成佛」的頓悟說，其思想實質，是一種主觀信仰主義。嚴羽受過禪宗的影響，但他不是借詩宣揚禪理，而是以禪喻詩，用「妙悟」來說明詩人必須通過學習傳統特別是李杜，加以融會貫通，以把握詩的創作規律性。這儘管不象他自誇的「莫此親切」⑼，但也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事實上，以禪喻詩大有人在，並不是由嚴羽始。比嚴羽稍前，曾作《江西詩社宗派圖》的呂本中就是一個。他說過，做詩「須令有所悟入」，「如張令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書而然也」⑽。其意是說，寫詩要專心致志，善於觀察。這樣就能觸類旁通，豁然開朗，頓悟理解，靈感一下子突發出來，打開了阻隔的思路，走上了創作的正途。但是，嚴羽講的「悟入」、「頓門」、「妙悟」，與呂本中的意思不大一樣，他強調的有三：一是，寫詩要領悟詩的創作規律性；二是，不是無師自通，而是必須從師古人和學傳統中去把握；三是，只有把握了詩的創作規律性，才能寫出有「本色」的好詩。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曾說：「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採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學道學詩，非悟不進。」這是對嚴羽的「妙悟」說的闡發，是符合嚴羽的本意的。所以，我們不宜把嚴羽講的「妙悟」當作創作的靈感來理解。靈感照一般的說法，「是創作過程中潛意識因素的傳統名稱」，「是具有『突發性』（如同心理學上的轉變性）和『非我性』的本質標記」⑾。詩人光靠靈感不一定就能寫出好詩，不靠靈感卻也能寫出好詩，靈感決不是詩人創作成敗的決定因素。杜甫靠的是勤學苦練，他「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⑿，並非依靠靈感的來臨。白居易也不靠靈感，他苦學詩文，連年不輟，以致自己「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⒀。嚴羽還舉例說，孟浩然的才學遠遠比不上韓愈，然而孟詩卻「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就總體上看，這個評價是比較公允的。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成就在散文，雖然他也寫出一些好詩，但往往由於忽視詩的創作規律性，所以有一部分存在著散文化的傾向，引不起人的美感。孟浩然則不然，他的多數山水詩，文字自然，格律嚴謹，寫景如畫，情感真切，境界清新，富於美感，就因為他隨時注意到詩的創作規律性。由此也可知，嚴羽講的「妙悟」不是說詩的創作靠靈感。嚴羽認為，只有「妙悟」了，即把握了詩的創作規律性，才可能「入神」。嚴羽把「入神」看作由「妙悟」進入詩創作的極致。他說，詩之「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什麼是「入神」？陶明ｊùｎ＠⑵在《詩說雜記》里說：「真能詩者，不假雕琢，俯拾即是，取之於心，注之於手，滔滔汩汩，落筆縱橫，從此導達性靈，歌詠情志。涵暢乎理致，斧藻於群言，又何滯礙之有乎？此之謂入神。」嚴羽對「入神」沒有作解釋，但聯繫到李白、杜甫的詩作，也可以知道它的豐富的內涵。李白一生傲骨，蔑視權貴，富有反抗精神。他縱橫馳騁，天馬行空，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他的詩真實地勾划出唐朝由盛入衰的社會政治黑暗腐敗的圖景，抒發了他通向人民的個人憤懣心情和理想願望。杜甫一生失意，歷盡艱辛，富有人道精神。他轉益多師，才高志遠，ｒóｎｇ＠⑶鑄創新，沉鬱悲涼。他的詩深刻地反映了唐朝貴族官僚集團的荒淫、無恥和下層人民生活的種種苦難，揭露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尖銳矛盾，寄託了他在安史之亂前後的憂國憂民的深沉的思想感情。他們的詩歌，代表了我國古代詩歌的最高成就。當然，在他們的詩歌中也有一些艱澀甚至庸俗的東西，但總的看，李杜詩歌的「入神」，就在於不論是敘事狀物，還是寫景詠懷，不論是寫古體近體，還是寫律詩絕句，都各具特色，都能透過生活景象，表現出意態神情來。我們還應看到，嚴羽講「入神」和清初王士禎的「神韻」說又有很大的不同。王士禎相當推崇嚴羽的詩話，完全贊同嚴羽的「妙悟」等觀點，但他所追求的是詩的「沖和淡遠」。他選編的《唐賢三昧集》不錄李白、杜甫，惟獨突出王維、孟浩然等人，同時也只是收入他認為王維、孟浩然等人的所謂「雋永超詣」的篇什。而王士禎本人的詩也多是抒寫日常瑣事、吟風弄月、粉飾昇平之作。所以，嚴羽的美學思想和王士禎的美學思想還是有明顯區別的。

嚴羽在詩的審美批評方面，同樣做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他不僅僅限於批評江西詩派，而且廣泛地評到我國古代詩歌史上有這樣或那樣影響的詩人。他注意應用比較方法，藝術分析細微，審美感強，講出了前人和同時代人所沒有講出的東西。

首先，嚴羽極其重視詩人的個性和詩的藝術風格，並且強調從比較和發展變化的觀點來看詩。他認為李白、杜甫，「正不當優劣」，這是力排前人尊李抑杜或尊杜抑李的看法。他指出，杜甫「不能為太白之飄逸」，李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李白的妙處，杜甫不能道；杜甫的妙處，李白不能作。李白的《夢遊天姥吟》、《遠離別》等，杜甫就寫不出；而杜甫的《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李白也無法寫。所以，要評李白，就「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而杜甫「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這就是說，李白、杜甫各有各的個性和藝術風格，只有認識了他們的個性和藝術風格，認識了他們詩歌的獨特性和獨創性，才能準確地評價他們詩歌的審美價值。對於李賀，他認為李賀的詩瑰詭，天地間欠此體不得。對於劉禹錫的絕句，張籍和王建的樂府，他也認為風格不同，各有創造，必須「深取」。嚴羽還把李杜和中唐一些詩人相比，指出象孟郊、賈島等人不過是「蟲吟草間」，李杜如「金＠⑷擘海，香象渡河」。在嚴羽看來，並不是所有有個性和藝術風格的詩人，其成就都是一樣的，他們詩的審美價值，依然有高低之分。就不同時代來看，嚴羽認為，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的詩，彼此不會相同，特別是表情達意的語言不會相同。「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而「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只有如此看，「方許具一隻眼」。總之，嚴羽這些評論，在方法上是值得肯定的，在觀點上，除對晚唐詩的評價有點不公外，基本是正確的。

其次，嚴羽在詩的審美批評中，傾向性很鮮明，他強調詩的審美功能，喜愛的是激勵人們意氣的詩篇。他對《楚辭》，只讚許屈原、宋玉的作品，而對屈原的代表作《離騷》，評價尤其高，認為讀《離騷》久了，「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⑸滿襟，然後為識《離騷》」。這是強調必須從鑒賞入手，再三體味，感應作品的思想感情，才算是真正認識詩的精粹。評到盛唐詩人時，他對岑參的詩也很欣賞。他認為岑參的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這也是很有見地的。岑參的邊塞詩，抒寫當時親歷的征戰生活，語言色調絢麗，境界宏偉壯闊，描繪栩栩如生。象《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輪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等等，歌頌了征戍戰士履險排難，為保衛國家而英勇抗戰的戰鬥精神，都是名篇佳作，讀後令人感奮不已。反之，嚴羽對孟郊的詩，頗有貶詞。孟郊雖也寫出一些象《寒地百姓吟》、《織婦辭》、《上河陽李大夫》等，對勞苦人民有所同情的詩篇，但他的作品主要是表現個人辛酸和對世態炎涼的不滿。如《古怨別》：「颯颯秋風生，愁人怨離別。含情兩相向，欲語氣先咽。心曲千萬端，悲來卻難說。別後唯所思，天涯共明月。」因此，嚴羽指出孟郊的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自為險阻，讀之使人不歡。對待韓愈和孟浩然，固然他認為孟浩然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有所偏愛，但他對韓愈也不是一概否定，認為韓愈的《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唐人七律，他評崔灝的《黃鶴樓》為第一，也很客觀。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