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教科書》第四冊 佛教史（6-10課）

星雲大師：《佛光教科書》編輯內容的特色有：

第一、《佛光教科書》全套共有十二冊，分別是：

第一冊《佛法僧三寶》

第二冊《佛教的真理》

第三冊《菩薩行證》

第四冊《佛教史》

第五冊《宗派概論》

第六冊《實用佛教》

第七冊《佛教常識》

第八冊《佛教與世學》

第九冊《佛教問題探討》

第十冊《宗教概說》

第十一冊《佛光學》

第十二冊《佛教作品選錄》

每冊含二十課，每課以兩千字左右為篇，但這樣的字數限制，對浩瀚無垠的佛法總有縛手綁腳的窘態，因此以注釋做為補充，也是幫助研讀學習者，減少搜羅資料的困難。

第二、這十二冊《佛光教科書》前後的分類是以基本概念及多元化學習為目標。佛教以三寶為中心，因此將《佛法僧三寶》列為第一冊，學者一旦對三寶建立信心以後，則佛法大海就能任其遨遊。

第二冊《佛教的真理》、第三冊《菩薩行證》，是對三寶的延伸，因此前三冊可以說是對三寶理論的架構。

• 第六課  佛教的東傳

• 第七課  魏晉佛教史

• 第八課  南北朝佛教史

• 第九課  譯經事業的開展

• 第十課  隋唐佛教史

第六課  佛教的東傳

佛教傳入中國的年代，依史料記載，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如「秦始皇四年(公元前二四三)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齎持佛經來長安」、「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霍去病討匈奴時得金人，安置於甘泉宮」、「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博士弟子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等。然在諸傳說中，一般以「漢明感夢，初傳其道」的說法最為有名，三國以來即被盛傳。

　　梁代慧皎《高僧傳》記載此事云：「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之年。明帝為紀念白馬馱經，將二僧所住的鴻臚寺改名為「白馬寺」，成為中國第一座佛寺。爾後，凡僧尼所住之處即稱為「寺」。白馬寺被後世佛弟子尊為「祖源」和「釋源」，而二僧所合譯的《四十二章經》，也成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

　　繼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之後，陸續有梵僧來華，他們主要經由絲路前來。然梵僧弘化有顯著事迹者，始於東漢末年以洛陽為中心的譯經工作。據《開元釋教錄》載，從桓帝到獻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譯有經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這說明中國佛教開始了較大規模的發展。而譯經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婁迦讖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為安息太子，東漢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東來洛陽，二十餘年間，致力譯經，共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諦經》、《八正道經》等三十餘部，多為小乘禪數「阿毗曇」之學，是中國早期傳譯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禪觀的修行及傳譯的平易精簡，對佛教的傳播貢獻卓著，是中國早期佛學流布的奠基者。

　　支婁迦讖(簡稱支讖)，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陽，於靈帝時譯出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為大乘之學，以《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最為重要。《道行般若經》乃中國般若系經典最早的譯本，其後魏晉玄學興起，般若思想能相應盛行，此經居啟蒙之大功；《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是介紹大乘禪觀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經》又為阿彌陀佛信仰傳入漢地的開始。支讖的譯典，為後世大乘佛教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綜觀中國佛教初期的弘譯可分為二系：一為安世高小乘禪數阿毗曇系，二為支婁迦讖大乘方等般若系。這是由於時當印度大小乘兼暢之世，所以漢末二大譯師實代表印度佛教的兩大系統，也可以說中國一開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這是中國佛教初傳的特色。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視為與當時流行的黃老神仙方術同類，僅通行於少數的王公貴族之間，如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桓帝「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爾後，在社會政治上，宦官外戚鬥爭為患，天災時起，黃巾起義，軍閥混戰而民不聊生；在學術上，兩漢儒家困於「經學考據」、「讖緯合流」而抑鬱難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長期生活悲苦、心靈困頓之時，佛教的無常及因果觀，紓解了他們的情緒，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啟迪了他們的思想。所以，到了漢末三國時代，佛教逐漸由上層遍及民間，由少數人逐漸擴展到多數人，弘化地區也由洛陽、長安往南方開展。

第七課  魏晉佛教史

魏晉以來，時局紛擾，傳統儒學名教解體，名士避世棄儒，趨附老莊「以無為本」思想而蔚為風氣，因其立意渺玄，故稱「玄學」或「清談」。當時佛教般若「性空」之學甚契此派「貴無」思想，又有學通儒道，博學多識的道安大師及弟子慧遠等，有系統的融和、開展，故玄談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實其學，或增清談之資，佛教於焉深入士大夫階層而迅速傳播。

　　三國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學及譯經為主，朱士行曾於洛陽開講《道行般若經》，並以「諸未盡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經》，可見此時對般若之學已有新的要求。在譯事方面，特別重視戒律的譯介，曇柯迦羅譯有《僧只戒心》、曇無諦譯出《曇無德羯磨》，而開中國戒法的傳承。

　　因避戰禍，僧人多從北方來到南方，因此，吳代建業的佛教，多由關中、洛陽一帶傳入，如安世高、支謙等。安世高原為東漢末年譯經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線正可顯示佛教已由北漸向南傳播。支謙漢文造詣很高，發揚支讖般若一系，譯經甚多。其中《大明度無極經》乃《道行般若經》的同本異譯，系內啟兩晉般若之學，外導六朝清玄之風的重要經典。吳地佛教另一位重要傳播者為康僧會，乃佛教史上記載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侶，曾學安世高禪數之學，最具代表的譯著為《六度集經》，孫權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晉時代，佛教活動仍以譯經為主，竺法護為當時的代表，所譯經典有《光贊般若》、《維摩》、《寶積》、《涅槃》、《法華》等各部類經，對於大乘佛教的開展，影響甚鉅。其中，《正法華經》的譯介，使觀音信仰普及於民間，為鳩摩羅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譯家。

　　西晉末葉，北方五胡十六國紛亂，晉室偏安江左，稱為「東晉」。於是中國分治南北二區。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響，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後趙時期，以佛圖澄開啟佛教的弘傳最為重要。佛圖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殘暴嗜殺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於華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業門徒萬計，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師為前秦時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學多聞，被視為當時北方學界的領袖。秦主苻堅延請他於長安主持譯場，一時中外譯家雲集。道安大師在佛教史上有許多創舉，如：1.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譯經理論，要求譯經必「勿失厥義」以深達佛旨；2.為眾經撰注作序；3.分經文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為此後譯經者所宗；4.創編《綜理眾經目錄》，開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的先河；5.制訂寺院清規及僧尼軌範；6.統一沙門同為「釋」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則以般若性空之義多有見地，創立「本無宗」，承其學者為慧遠。

　　竺法雅以善用老莊等外學來理解般若義著稱，此即所謂「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而為生解之例」的「格義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後秦，由於鳩摩羅什東入長安(四○一)，而更加昌盛。羅什在後秦姚興的護持下大興譯經事業，南北俊秀仰止雲集，門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為傑出，稱為「什門四傑」。所譯經籍種類遍於大小三藏教禪諸家，其中《大品般若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使得龍樹般若性空之學至此文備義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駁斥「格義」之迂。《成實論》、《阿彌陀經》、《十住毗婆沙論》、《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等譯著，文妙義精，流暢易讀，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後來以此諸經為基礎而有三論、四論、成實學派的興起，及天台、禪、凈等諸宗的成立。羅什譯業貢獻之偉，為整個中國佛教史開創一個新紀元，被譽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南方東晉承繼西晉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學及般若學也隨之南下。與道安同時，而在南方傳教者有竺道潛與支道林，兩者皆以擅講般若而受到貴族士大夫的欽仰，為玄學式的貴族佛教及格義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著有《聖不辯知論》、《即色游玄論》等，創般若學的即色義，主張即色本空。時人評其學「不減王弼，比做向秀」。與謝安、王羲之、許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遊甚密。支道林之後，南方佛教中心即轉為廬山的慧遠。師博通六經，尤精老莊，聽聞道安講般若而出家。後以遠避戰亂而入廬山東林寺。師持戒嚴謹，為南方佛學領袖，當地名紳士學皆崇其行。曾迎佛馱跋陀羅、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廬山譯經，開啟南方譯經的風潮。應江州刺史桓玄之問，撰著《沙門不敬王者論》，明示出家法與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當時佛教與中國禮法的扞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結白蓮社，以《般舟三昧經》的禪觀修行，期生西方凈土，是禪凈共修的初創者，後世尊為凈土宗初祖。

　　慧遠雖足不出山，然親近者眾，道生(曾北上長安受學於羅什門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發，以「佛性論」、「頓悟說」引起當時教界的辯論，尤其「一闡提皆得成佛」的主張，更被視為異端，而不見容於大眾，直至北涼曇無讖所譯北本《大般涅槃經》傳入，獲證同於佛說，時人方才驚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對於後來的涅槃、天台、華嚴和禪等各宗都有深遠的影響。

　　此外，建康的道場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鎮，以譯經為主。佛馱跋陀羅、慧觀、法顯等，為當時駐錫譯經的大家。

　　又這時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熱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顯。他在天竺參學十餘年，攜回《大般泥洹經》、《摩訶僧只律》、《長阿含》等多部經典。法顯在佛教史上不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國留學史上的貢獻也是影響千古。

　　兩晉時期，因玄學風行全國，使般若學的研究也達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勝之勢。「般若」豐富了「玄學」的內涵，「玄學」也成為傳播佛教教義的媒介，史稱「格義佛教」。直至鳩摩羅什、僧肇等師徒的導正，終於形成中國佛教正統的風格。由於學風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譯經事業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學派競立的基礎。

第八課  南北朝佛教史

東晉之後，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齊、梁、陳，稱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稱跖跋魏)，嗣後分為東西二魏，而禪位於北齊、北周，稱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南北朝形成對峙局面，歷時一百六十餘年，後由隋文帝統一。這個時期的佛教由於各帝王的支持擁護，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譯經更為隆盛，大小乘經論弘傳，佛教學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義則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為中國佛教發展快速的時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環境的差異，對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傳東晉法統，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風，所需於佛教者，較之北朝則多偏重於義學，且因南朝諸帝多喜問道，並延請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長足的發展。劉宋文帝曾先後令道猷、法瑗等，弘傳道生頓悟教義，並請慧琳參於國政，文帝之子武帝則時時問法於求那跋陀羅。而後齊文宣王蕭子良廣召賓客高僧，精研佛理，開講經義，並撰述著書。梁武帝親自講經說法，更使南朝佛教達於鼎盛，他曾率道俗二萬人舍道歸佛，又以提倡素食，親作〈斷酒肉文〉，敕寶唱撰輯《梁皇寶懺》，又建寺鑄像、講經註疏、設齋供僧，推動各種法會、佛事，甚至四次捨身同泰寺，願為佛奴，為歷代帝王中篤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簡文帝、元帝亦受其影響而崇佛。此後陳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輟。

　　南朝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無論是譯經卷數或其範圍，都相當可觀；又經論研究蔚為風潮，進而促成各家學派的成立。晉、宋之交，義學高僧如道生、慧觀、佛馱跋陀羅自關中還廬山而轉建業，沮渠京聲、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羅等譯經高僧亦陸續南來，建業遂代廬山而為南朝佛教領導中心，奠定了南朝譯經的基礎。法顯所譯六卷《大般泥洹經》因道生提倡，至慧觀、謝靈運就北涼曇無讖譯四十卷《大般涅槃經》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經》後，學者靡不研習，群為註疏，因而形成涅槃學派。《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晉兩朝。又沮渠京聲譯《彌勒上、下生經》，兜率凈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時。佛陀什譯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國四部廣律的傳譯。良耶舍譯出《觀無量壽佛經》等，對於凈土教的傳播產生莫大助益。求那跋摩譯出《菩薩善戒經》，為大乘戒法傳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譯出《善見律毗婆沙》，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槃年代的重要根據，另譯《雜阿毗曇心論》，形成專研毗曇學的風潮。

　　求那跋陀羅最主要的譯經有《勝鬘經》、《楞伽經》，對中國如來藏思想的開展帶來深遠的影響。陳真諦譯有《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大乘起信論》、《俱舍論》等，使無著、世親之學弘傳於中國，同時亦開啟攝論、俱舍二學派。又「三論」以僧朗、僧詮及法朗而中興；《成實》在梁世更為興盛。《法華》的研究，持續平穩發展。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還包括高僧史傳及佛教經錄的編纂，計有僧佑的《釋迦譜》、《出三藏記集》、寶唱的《名僧傳》、《比丘尼傳》、慧皎的《梁高僧傳》等。其中《出三藏記集》的目錄條例，開隋唐經錄的先例。

　　北朝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暫的反佛外，余皆護持佛教，相較於南朝，其佛教的發展與政治間的關係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帶，性多質樸粗獷，對佛教的信仰則多偏於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門法果為道人統，不僅開啟中國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現在皇帝即當今如來」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 又北魏文成帝時代的沙門統曇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設立僧只戶和佛圖戶，首創佛教的社會福利事業，並開鑿舉世聞名的雲崗石窟以為先帝薦福。爾後，龍門、麥積山石窟等相繼開鑿，此為北朝佛教與政治結合，重視佛教事業功德的表徵。

　　北朝佛教除極力主張漢化的北魏文帝提倡義學外，余則多半重視實踐修行的禪、凈、律三門。在禪修方面，有佛陀傳慧光、僧稠以及菩提達摩傳慧可等二系；凈土則以曇鸞為主；律學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其中，以禪觀最為盛行，天台祖師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禪觀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因北土較接近西域，兩地僧人往來頻繁，故譯業亦盛；又因為佛學研究者眾多，由此亦促成學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譯經之冠的菩提流支，譯出《入楞伽經》，乃禪觀最重要的經典依據；《往生論》則為曇鸞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凈土一系的基礎；《十地經論》則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論學派栙，以及曇無讖翻譯的《大般涅槃經》(北本)，形成涅槃學，傳入南朝後，弘揚更廣。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發展，已脫離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問難。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間的諍論不斷，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時代發生二次的法難，佛教的發展因而停滯。

　　繼法難的產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經的護法運動由此應運而生。統觀本期佛教，呈上升趨勢，唯各學派的形成，則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礎。

第九課  譯經事業的開展

佛教發源於印度，其後能在中國弘傳生根，便是透過經典的翻譯。從東漢末年到唐代中葉，譯經事業由初創到隆盛，歷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雖有譯經，卻只有補余或重譯而已。中國佛教譯經事業的歷時久遠，可說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業，而所譯經論卷帙的龐復，誠為世界文化的瑰寶。以下依其發展過程略分三期來介紹：

　　一、漢魏西晉時期──譯經的初創時代

　　本期譯經始於東漢桓、靈二帝之間，當時佛經的傳入並非直接來自印度本土，而是間接由西域東來的僧侶所傳入，經本多以西域當地文字寫成，或由譯師以西域語言口傳，故通稱「胡本」或「胡語經典」。

　　最初的譯經大師以東漢桓帝年間入漢的安世高與支婁迦讖最具影響力，二師的譯著分別代表小乘禪數與大乘般若性空學的兩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時引進中國的情形。與二師同時的譯經家尚有竺佛朔、嚴佛調、安玄、康孟詳等，皆各有譯著，然多為助譯或合譯者。

　　二師之後的大譯家則為三國的支謙。支謙從支讖的弟子支亮受業，故承支讖之學，譯有《大明度無極經》、《維摩經》等三十六部經，吳國孫權拜為博士，為開啟江左譯事的功臣。康僧會及朱士行也是這個時期的高僧。

　　本期最後一位譯經大家乃西晉竺法護，譯有般若、寶積、法華、涅槃等各部類經，共一五四部三○九卷，乃本期譯經數量最多者。《佑錄·竺法護傳》評其「自西域歸，大齎梵經，沿路傳譯，寫為晉文……終身寫譯，勞不告倦」，故有「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的讚譽。

　　綜觀本期的譯經師，多為西域高僧，譯經費用多來自民間私人資助，規模則為一、二人對譯，故所譯經籍雖然不少，仍多為斷簡零品。此乃佛教處於早期傳播階段情形，爾後佛教流布漸廣，則譯經事業便有明顯的開展。

　　二、東晉南北朝時期──譯經的進展時代

　　本期譯經事業因有道安與慧遠兩位佛教領袖的努力推動，而能進展順利。道安首在長安網羅義學高僧，並組織譯場，經費所需由苻堅護持，對於翻譯文體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論點，要求「勿失厥義」以深達佛旨，以直譯方式開啟譯經事業新紀元。慧遠承道安之志，以廬山為中心，延攬許多天竺西域高僧譯經，如僧伽提婆、佛馱跋陀羅等，故有「蔥外妙集，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者，遠之力也」。二師本身雖非譯師，然乃真正推動譯事的元勛。

　　本期重要譯師，首推鳩摩羅什。後秦弘始三年，姚興以「國師之禮」迎請羅什至長安，在逍遙園組織龐大譯經場，這是國立譯場的創始。當時有僧叡、僧肇、僧契、法欽、道標等八百俊彥諮受襄譯，依《開元釋教錄》載，師徒所譯典籍有《阿彌陀經》、《維摩經》、《法華經》、《金剛經》、《十住毗婆沙論》、《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國佛教翻譯史上，因為羅什對龍樹中觀學作有系統的翻譯，中國佛教由此進入新的境界。總體而說，因羅什嫻熟漢語，博學多聞，故其譯文采意譯方式，重視簡練精粹，深達原旨，流暢易讀，在譯經史上樹立新的里程碑，是歷代最受歡迎的譯師，其譯本流傳最廣，後世尊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羅什所帶起的譯經事業，使得譯家賢哲輩出，在羅什前後的大家有數十位，如佛馱跋陀羅、曇無讖等。到了南北朝，譯業仍然隆盛，論部的譯著尤其輝煌，東晉羅什師資專弘龍樹般若性空之學，而此期則漸重於無著、世親的唯識學，其中真諦所譯《攝大乘論》、《中邊分別論》、《俱舍釋論》、《大乘唯識論》等，都是法相的秘鑰，為中國唯識學的發展奠定了初基。計真諦在華的二十三年間，共譯出經論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響卓著，亦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第二期譯經的特色乃因國家的重視與護持，在龐大譯經組織的優勢下，高僧雲集，共襄助譯，故能發展到有系統譯介大經大論的能力，使譯經事業呈現高速發展之勢。

　　三、唐代時期──譯經的全盛時代

　　本期的譯經特色，在於主譯者已由外來高僧轉為由本國高僧來擔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與義凈兩位大師。玄奘在唐太宗貞觀三年間(六二九)西行求法，歷十七年而榮歸，攜回佛經五○二夾六五七部，太宗為玄奘於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召揀高才名僧分掌筆受、證義等各職，譯場組織較前更加完備。玄奘自律甚嚴，未曾一日懈怠，計十九年間譯經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數量之多，為歷代諸家之冠，所譯經論如《大般若經》、《大毗婆沙論》，卷數之多，亦為曠世鉅作，而諸多唯識論著如《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的譯出，使唯識在中國的發展，能形成系統，繼由弟子窺基發揚而成宗立派。譯經事業至玄奘已達於最高峰。

　　義凈乃繼法顯、玄奘之後的西行高僧，遊學印度二十餘年，精通梵、漢，先後在長安、洛陽主持譯場十餘年，共譯有經論五十六部二三○卷，譯著的數量與質量皆稱卓越，與玄奘同列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此外，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翻譯大量的密教經典也是本期的特色。總之，本期以前二期譯經的成果為基礎，開創更完整的譯經組織，使得譯經事業達於巔峰。此後二百多年間，譯業漸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復興譯場，並設印經院，譯場組織與制度更形完備，唯所譯經論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雖仍有譯事的進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譯為漢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譯為漢文的零星之作。

　　譯經實非簡單易行之業，從譯師、經典的來源，到語言文字、譯文體例的抉擇等，皆為棘手難定的問題，故在譯經開展過程中，為因應時代的需要，即不斷的提出改進及創新的方案，如東晉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說，隋朝彥琮主張譯家宜具「八備」資格，唐朝玄奘立「五種不翻」的譯經原則，北宋贊寧則提倡譯語應用「新意六例」等。譯經事業在審慎嚴格及歷時久遠的經營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漢文三藏聖典。

第十課  隋唐佛教史

結束南北分裂局面而開展的隋唐，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最強盛的朝代，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經典翻譯、宗派競立的巔峰時期，其影響不僅深入中國各階層，而且遠播至韓國(高麗、百濟、新羅)、日本、越南，開啟各國佛教的燦爛新頁。

　　隋唐佛教的興盛繁榮，除得力於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穩固基礎外，更有賴於國家的統一強盛及護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後(五八九－六○○)，立即廢止北周毀佛政策，下詔修建寺院、重整經像、設「五眾」及「二十五眾」宣講佛教義理，更以大興善寺做為譯經的中心，計其一生致力於佛教的推廣，所度僧尼達五十多萬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寫經十三萬卷，佛教在隋文帝時代的盛況可見一斑。

　　隋煬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國的方針，對佛教的提倡亦不遺餘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並親從天台智者大師受菩薩戒，迎請吉藏大師入慧日道場弘揚三論，因此三論與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護持下能開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為前提，所創的三階教亦流行一時。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對佛教多采保護政策。高祖於帝業初創時，曾奉佛求福，即位後，更設十大德以統攝僧尼。太宗則於玄奘大師西行求法歸國後，於慈恩寺組織大規模的譯場，法相唯識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創立。武則天時代更是崇信佛法，他實行了一連串的佛教措施：開沙門的封爵賜紫，詔令僧尼於道士、女冠之前，於寺院中設立悲田養病坊，組織譯場，開鑿龍門石窟。其中以對神秀大師的禮遇，使禪宗大盛，而詔令新譯《八十華嚴》，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創立華嚴宗的大功臣。玄宗則崇信密教，對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禮敬有加，曾請不空入宮授灌頂法，因之密宗興盛一時。肅宗亦曾召不空等百餘沙門入宮朝夕誦經祈福，並受灌頂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並於戎狄入侵之際，召沙門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為國民消災。憲宗時，迎佛骨於鳳翔法門寺，更掀起社會上一股崇佛的熱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護持，得以迅速發展，其興盛繁榮表現在許多方面，如譯經、著述、藝術等，尤其中國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譯經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譯經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主要的譯家有那連提耶舍、闍那崛多、達摩笈多、彥琮等。其中梵漢文俱佳的彥琮，為中土僧侶主持譯場的先鋒，曾在《辯正論》中提出譯經者須具「八備」的條件，對後來譯經人才的評選發揮極大的作用。

　　唐代的譯經，基本上由國家護持，規模塊織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漢的中國僧侶主持，使得譯經在量上、質上皆為歷朝之冠。著名譯師有玄奘、義凈、不空、菩提流志、實叉難陀、般若三藏、善無畏、金剛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為傑出，他們都被列入中國「四大翻譯家」之內。此三人譯經各有所專，玄奘所譯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曇，成就最大；義凈重在律典；不空專於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幾已全部譯介，而且所譯經論較之前朝，更有選擇性、系統性與完整性。

　　隨著經論的大量譯出，高僧碩德的著作也相對豐富，如針對佛典，加以系統分類精確的經錄，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經的《眾經目錄》七卷、彥琮的《眾經目錄》五卷、費長房的《歷代三寶紀》；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內典錄》、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圓照的《真元新定釋教目錄》。其中以《開元釋教錄》影響最大，為後世大藏經編目和雕印的準據。

　　另外，還有大量針對經論所作的各種佛典註疏，而結合個人體驗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論專書也紛紛問世。這些表現各人獨特思想見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發展的重要理論依據。因此，顯示隋唐佛教興盛的天台、三論、法相、華嚴、密宗、禪、凈、律等八大宗派的創立，實與經典的翻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隋唐佛教的發展，對文學、藝術也提供了絕佳的題材與靈感，當時文人學士對於佛教的磅礡精深與僧侶的精神修養，產生崇高的敬意，歸向者頗多，如韓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維、李翱、裴休等，都與佛教有深厚的因緣，因此蘊含佛教哲理的詩文創作也應運而生。又由寺院的講經發展至社會的俗講也甚為流行，進而創作了許多變文作品。隨著變文的流傳，又發揮成多彩多姿的經變圖相，更增添寺院畫像以及繼南北朝以來持續開雕的石窟壁畫的內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興盛也引起韓、日各國的仰望，紛紛派遣學僧前來學習觀摩，韓國方面有義湘、太賢、惠日、法朗、信行、道義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鳳、最澄、空海等。韓、日佛教因此獲得大規模的開展。

　　總體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對佛教護持，對於儒、道亦采支持的態度，亦即以「三教並用」做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與儒、道在當時鼎足而立，互為爭勝，尤其道教對佛教的明爭暗鬥更是無有間斷，因此在武宗時，因個人極度的偏好道教長生之術，再加上道士趙歸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動，終於進行一連串的毀佛事件，以會昌五年(八四五)最甚，總稱「會昌法難」，共廢毀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萬餘座，迫令還俗僧尼二萬六千五百餘人，沒收寺田數萬頃。這次的滅佛，使佛教受到嚴重的打擊，佛教文化財，包括經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八四七)後，立即下詔復興佛教，爾後幾代皇帝也相繼護持。唯隨著唐末王朝的日趨衰落，佛教的鼎盛時期也隨之結束。

　　唐滅，五代十國分治北、南二地，動亂頻仍，五代中版圖最大的後周，在國家財政窘迫之際，於世宗當政時又再一次的毀佛(九五五)，佛教經此法難及戰火的摧殘，已衰頹不堪，著重義理研究的宗派盛況不再，唯剩著重實踐的禪宗以及強調信仰的凈土宗在民間流傳著。以永明延壽禪師提倡禪凈雙修，最受崇敬。

第四冊6-10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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