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遺忘的魯迅遺物：那枚生鏽的圖釘

朱安女士（1878-1947）

謹以此文紀念朱安女士逝世七十周年。

她活了六十九歲，孤獨的度過了四十多個春秋。

回想起來，

她一生中快樂的那段日子，人們叫她安姑。

其他的時候，她叫朱安。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初六，是她出閣的大喜之日。下花轎時，她掉了一隻繡花鞋，後來老人們都說，那恐非吉兆。

繡鞋並不是無緣無故掉的。

五年前，她許了周家台門的大少爺，父母之命。大少爺是水師學堂的學生，祖父是京官，犯錯入獄，家道雖然中落，也算書香門第。成親在即，他卻留洋日本，婚期一推就是五年。

婆婆說，大少爺在日本作了新青年，託人捎話回來，請安姑放腳。母親說，好人家的女子都是三寸金蓮，大腳醜陋鄙俗，成什麼體統！夾縫中的小女子唯一能做的，便是婚禮時在其大如船的繡鞋里塞棉花。萬般小心，鞋還是掉了一隻。

當夜，月色凄寒。

蓋頭久久沒掀，大少爺坐在太師椅上，低頭翻書不語。她在蓋頭下瞥見牆角的一隻蝸牛，一點點向上爬，很慢，彷彿時間。她活了二十八歲，從沒有離開過紹興，這時心內卻有點憎恨起日本來：是日本之行讓大少爺換了個人。她預感世道變了，只是不知這新世道還容不容得下一個舊女子。

洞房花燭，彼此默然的一夜。第二天，大少爺沒有按老規矩去祠堂，晚上，他獨自睡進了書房。第四天，他就回日本去了。

紹興魯迅舊居

宣統三年，她的婚姻走到了第五個年頭。

大少爺回國兩年了，先在幾間中學堂當教員，現在是紹興師範學校校長，全家都尊他一聲「大先生」。

大先生從不歸家過夜，偶爾行色匆匆地回來，懷抱許多書，她看不懂。他和娘娘說話，「國民革命」、「中華民國」，大抵是些國事，知她不懂，也不對她多說。她沉默地聽，寂靜地看。他時而激昂，時而悲憤的模樣，讓她很喜歡：他是做大事的人。

她偶爾出門，街頭巷尾的茶館談的都是「革命」，人們與從前大不一樣。不束辮的男人、不裹腳的女人，日多一日。大先生是摩登人物，對這新氣象，自然是喜悅的。她卻是箇舊人，邁著三寸金蓮，被風雲突變的世道裹挾著，顫巍巍地撞進新時代，往哪裡走，她不知道。

在家中，她在他眼裡彷彿空氣，她心裡只有「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他也絲毫不快樂，拚命抽煙、喝酒，寫信給摯友許壽裳，說自己「荒落殆盡」。

她實在忍不住了，在家宴上數落他兩句，他一言不發。很多年後，孫伏園回憶，大先生後來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

 前排：羽太芳子、魯瑞、羽太信子

後排：周建人、不詳、周作人

民國了，皇帝換成了大總統。

大先生去了北京。他的二弟卻從日本回來了，帶了個日本女人，她生平第一次見到的外國人，竟然就是自己的妯娌。後來，三弟也回來了，娶了這個女人的妹妹。他們在家裡說日本話，做日本菜，過日本人的生活。她在一邊看著，有點新鮮，又覺得自己多餘。

二弟、三弟接連生了兒女，她不識字，托娘家小弟寫封信。

先生樹人：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望納妾。

妻朱安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

跟以前所有紹興朱家寄去的信一樣，大先生沒有回復。他死後，學生們整理書信日記，發現了兩件事：他一直記著這封信，日記評語只有兩個字：頗謬；在那前後，他有很多信給弟媳信子，寫日本字，也寫中國字。

大先生在京里做官，手頭寬裕了不少，要接母親北上，她自然也要跟著一起。臨行前，她回了一趟娘家，和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拍了一幀照片。她知道，此一去，山高路遠，再無回來的機會。離開紹興當天，碼頭上送行的娘家人，只有同樣瘦小的胞妹。

三年後，朱家台門被賣給別人，她的「家」，再也回不去了。

人生盡處是荒涼。

朱安（右）離開紹興前最後一張照片

來到北平她才知，大先生聲名竟如此顯赫。來訪八道灣的客人絡繹不絕，有小學生，也有大人物。每遇客訪她都居於後屋——他應該不想她出面待客。大先生由內而外都是革新，只有她是他的一件舊物。在她的記憶里，北京只有老鴰憔悴的哀啼，日子裡全是乾枯的味道。

一天，周家老太太念叨，大先生的褲子還是三十年前留學東洋時候的，已經補了多少回。她實在看不過去了，做了一條棉褲，等大先生上衙門的時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換上。萬不料，第二天，褲子被大先生扔了出來。

又一晚，大先生破天荒與她閑聊幾句，說記憶中最抹不去的美味，是一種雪白米糕。她立刻附和道，我也記得那味道，確是好吃。大先生立刻板起臉，走進書房——那米糕是他在日本時吃過的，中國並沒有這種食品。他自己的回憶里，不需要一個多餘的她。

大先生、二先生恩斷義絕。搬家的那天晚上，大先生在日記里寫下：「八月二日，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衚衕六十一號。」在他所有的日記里，稱她作「婦」的，只有兩次。

大先生得了肺病，終日咳得厲害，只能吃流食。她寫信給娘家小弟，托他去東昌坊口的咸亨酒鋪買鹽煮筍和茴香豆寄來北京，她磨碎煮進粥里。大先生好了一點，她常走十里路，買「稻香村」自製的各式南味糕點。大先生恢復得很快，待她亦不似原先淡漠，她病了，大先生雇了黃包車，親自扶著她去看病，甚至將她的卧室作為書房。在她看來，莫不是一種恩賜。

只是這樣的相處，並沒有拯救她。

 朱安（左）在北京居所

越來越多的女學生到家裡來了。她們剪短髮、穿黑布裙、落落大方、談吐不凡。而她年近五十，臉色蠟黃、少言寡語。她們看她，彷彿在看一件古董。

也只有在她們來的時候，才會聽見大先生的笑聲。他跟她們一起喝酒，醉了還會拍打她們一個個的頭；他也替借住家裡的女學生剪頭髮。原來大先生不是一直都那麼冷冰冰的。

女孩子們曾經問大先生，為何不把她送回紹興去呢？這樣彼此好過。大先生回答：這是母親送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有贍養義務。

她出現了。

高顴骨，短髮，皮膚黑，個子很小，標準嶺南人長相，說話不會翹舌。先生講新國文，久居北平，京腔很重，有時糾正她，她便撒嬌似的說「講乜嘢？」先生笑，眉目間的情意展延，是她從未見過的溫暖。

大先生帶她離開了北京。

有一次，她夢見大先生領著一個孩子來了，她跟周老太太說，夢時有些生氣。老太太不以為然，她盼望有一個孫子在自己跟前「走來走去」。

她有點難過。以前，她覺得自己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到牆頂的。可是現她沒有力氣爬了。

 晚年朱安

大先生走了。

報喪的信是許廣平從上海寄來的。在遺囑中，大先生對自己的後事及家人做了交代，對朱安，隻字未提。

她身披重孝，在南屋陶元慶畫的大先生像下，設置了祭奠的靈位，又供上文房用具和大先生喜歡的煙捲、清茶和點心，無言地表達了對這個熟悉的陌生人的哀悼。

七年以後，周老太太也走了。她從此拒絕二先生任何經濟上的支援：大先生走了，娘娘（婆婆）也走了，她不應該再拿周家的錢。

家徒四壁，一日兩餐，只有湯水似的稀粥，就幾塊醬蘿蔔。萬般無奈之下，她想到了大先生的藏書。許廣平、內山完造聽了消息，立即寫信阻止售書，還推舉唐弢、劉哲民二人去北京西三條的家裡去勸阻。

她有點生氣，「你們只說大先生的遺物要保存，我也是魯迅的遺物，誰來保存我呢？」唐弢說，日本憲兵逮捕了許廣平，海嬰一個小孩子，也很艱難。她的態度立即發生了變化，發表聲明說，魯迅著作版權和遺產問題，由許廣平全權處理。當她聽到海嬰病已痊癒，說，大先生就這塊肉了，為什麼不將海嬰帶到北平，讓她看看。

出獄以後，許廣平回來過一次，整理大先生的藏書。兩個女人在院子里，頭髮都花白了。大先生唯一的孩子海嬰，她卻至死沒有見過。

據說，各界捐款，她一概拒絕，只收下了中央訓練團主任秘書鄭彥芬送來的錢，鄭秘書說，「這是蔣委員長特意給你治病和貼補家用的。」

四年以後，她終於也走到了生命的末尾。臨終前，她說想葬在大先生的墓旁，這當然不可能。

又過了二十年，破四舊，西直門外保福寺她的墳塋也被破掉了。

世間再沒有朱安這個人留下的一點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