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中國三部曲第三部：《中國超越：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光榮與夢想》第五、六、七章&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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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顏色革命」為何失敗？
一、從「埃及之春」說起
2011年1月底埃及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反政府浪潮，2月11日，長期執政的穆巴拉克總統黯然下台。西方媒體把這場運動渲染成了民主推翻專制的「埃及之春」和「中東之春」，預示著整個阿拉伯地區邁向了民主化。但我對這個地區做過多次的實地考察，真實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如我與福山辯論時所說，「中東之春」會變成「中東之冬」，時間證明我的預測是準確的。鄧小平說過，一個聽過槍聲的士兵和沒有聽過槍聲的士兵就是不一樣，實地考察過一個地方和沒有考察過也是不一樣的。做學問，特別是政治學，一定要接地氣，一定要讀懂社會這本書。
我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先後四次訪問過埃及，對這個國家有自己的觀察和思考。最北，我走到亞歷山大市，最南走到阿斯旺水壩，最東橫穿西奈半島走到與以色列交界的紅海小鎮塔巴。如果要讓我用一個詞來形容自己多次訪問埃及的印象，這個詞大概就是「爆炸」，特別是開羅，給人感覺是嘈雜（據說是世界上分貝最高的城市）、擁擠（到處車挨車人擠人）、髒亂（城市一半的地方似乎從來沒人打掃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埃及雖然到處亂糟糟，但給人感覺社會仍有活力，大部分人忙於謀生無暇他顧。近十年來，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並政治化，整個社會就像鋪滿了乾柴，只等著一點火星便會燃燒爆炸。突尼西亞的動亂成了這顆火星，引發了這場動蕩與革命。但革命是浪漫的，革命後的問題將更複雜，因為埃及許多深層次問題看來難以解決。
首先是人口爆炸問題。我第一次訪問埃及是1986年，當時埃及的人口是4 000多萬，今天已經翻了一倍多。當時埃及也有一個「計劃生育國民計劃」，但由於宗教傳統和教育落後等因素，這個計劃難以執行，埃及人口還是直線上升，導致了各種資源嚴重短缺。埃及的國土面積大約為100多萬平方公里，但全國95％的領土是沙漠，9 000多萬人口「蝸居」在5％的國土上。我曾坐飛機從開羅沿著尼羅河一路往南飛到阿斯旺。放眼望去，尼羅河兩岸狹長綠洲之外都是一望無際的沙漠，這使我真實地感到了埃及生存環境的惡劣，感到了「尼羅河是埃及生命線」的真正含義。人口爆炸意味著埃及人口過於年輕，今天埃及50％的人口不到25歲，青年失業率超過30％。在埃及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是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我也去過突尼西亞、約旦、阿爾及利亞等國家，情況也類似）。這些絕望的年輕人成了這次推翻穆巴拉克運動的主力軍。

還有就是貧困問題。我仔細觀察過負責中國大使館警衛工作的埃及警察，他們大都上了一定的年紀，紀律渙散，衣冠不整。這些人收入很低，不足以養家糊口，於是老向使館工作人員要吃喝的東西，往往自己吃了後還要往家裡拿。為了謀生許多埃及人現在都不得不打兩份工。近來埃及物價全面上漲，埃及民眾餐桌上的主食，如麵包、西紅柿、牛羊肉，價格都在成倍地增長。我的埃及學生告訴我，一公斤西紅柿半年前是2埃鎊一公斤，現在是12埃鎊（約2美元）一公斤，一頭羊過去是300埃鎊，現在至少要1 000埃鎊，也就是說，對於工薪階層來說，吃西紅柿和羊肉都成了奢侈。對於埃及人口中40％每日收入不到2美元的貧困人口，只能是度日如年了。這種局面下，老百姓怎能不怨聲載道，甚至揭竿而起呢。

人口爆炸蠶食了埃及這30年經濟發展的成果。這突出體現在住房的嚴重短缺上。埃及城市面貌普遍簡陋，開羅成千上萬的住房沒有外牆裝飾，只有千人一面的混凝土外牆。無數的屋頂上豎著密密麻麻的鋼筋，給人感覺房子尚未完工，但下面已經住滿了人家。我的埃及朋友說這是開羅市民的「智慧」，因為埃及的法律規定建完的房屋就要交不動產稅，而「半拉子」工程可以「免稅」，結果就出現了這種埃及奇觀。另一個埃及奇觀是「死人城」。受古埃及文化的影響，有錢的穆斯林會為死者建造帶有小庭院的墓室，這些墓室連接起來就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死人城」，裡面有街名和門牌號。但是「死人城」今天卻住滿了從農村湧入開羅謀生的窮人，他們拖家帶口，以墓地為家，與屍骨為伴，在這裡安營紮寨。「死人城」里，垃圾成堆，塵土飛揚，疾病流行，犯罪猖獗。據估計，開羅有上百萬人生活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
這一切的背後是極端畸形的埃及經濟結構。埃及整體上還很窮，但貧富差距巨大，國家經濟也早就成了大量依賴進口的消費型經濟。埃及沒有足夠的出口創匯能力，所以只能拆了東牆補西牆，後果是債台高築。我1986年隨當時的國家主席李先念訪問埃及，雙方會談的一個問題就是埃及由於經濟困難，要求推遲償還中國政府提供的貸款。埃及當時一年進口的消費品達90億美元，而外匯收入只有70億美元，其中僑匯佔了一半，其他靠的是石油出口、蘇伊士運河收入和旅遊業收入。今天埃及經濟結構有所改善，旅遊業收入佔了大頭，但整個國家仍然入不敷出，進出口失衡的狀況更為嚴重。穆巴拉克執政了近30年，進行了一些經濟結構的調整，但始終沒有形成完整的現代產業鏈。除了一些紡織和食品企業外，沒有多少現代製造業，因此難於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從糧食到許多日常生活用品都依賴進口。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等因素導致埃鎊迅速貶值，百姓的工資遠遠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
在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的同時，腐敗也越來越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在埃及辦事情要付各種各樣的「小費」。餐館裡明明是16％的服務費，但客人一般還要付額外的「小費」。凡是要排隊的事情，例如辦駕照、參觀繁忙的旅遊景點，總會有人（包括警察）與你搭訕，願意幫你做一些事情來換取你的「小費」。一次一位埃及朋友與我出去吃午飯，回來後發現他的車因停車不當輪子被鐵鏈鎖住了。他對我說，不要急，附近一定有警察等著。果然從樹叢里走出一位朝我們招手的警察，這位朋友塞給他一點錢，就解決了問題。這些都是在埃及司空見慣的小腐敗。坊間早就開始流傳各種版本的政府高官腐敗，特別是穆巴拉克家族的貪腐，一般人相信他的家族在海外擁有上百億美金的贓款，這使穆巴拉克在埃及日益失去人心。
埃及曾經被法國和英國殖民，所以繼承了不少殖民時代留下的傳統，如政府上層官員大都在歐美受過教育，但這些人與自己國家的民情往往脫節得厲害，導致了國家治理水平的低下。1987年我隨時任副總理的李鵬去考察阿斯旺水壩，埃及電力能源部一位副部長全程陪同，他曾留學英國，講一口漂亮的英文。但當李鵬問他，開羅居民一度電要多少錢的時候，副部長竟茫然不知，忙著問他的下屬，下屬又忙著問另一個人，最後才給出了答覆。李鵬見此狀輕聲地對我感嘆：「真官僚呀，但這個話你不要翻譯過去。」其實這種「上下脫節」的狀況在發展中國家極為普遍：上層精英大都出身豪門，受過西方教育，但與本國社會嚴重脫節，官僚習氣極重，對百姓疾苦不聞不問。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體貼民間疾苦的「民本」文化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勤政傳統確實是極為寶貴的政治資源，也是中國超越其他發展中國家、超越西方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埃及爆發的「革命」也將了西方一軍。如果西方真認為它那個民主制度是「普世價值」的話，那麼為什麼西方過去幾十年都不在埃及、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約旦、葉門、沙烏地阿拉伯這些「專制」國家推行民主制度呢？為什麼這些「專制」國家的「獨裁」領導人幾乎都是西方的鐵杆盟友呢？其實西方的邏輯非常清晰：只要西方認為你是他的敵人或對手，他就要用所謂的「普世價值」和「顏色革命」把你搞亂搞垮；而對於西方眼中的盟友，專制則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得到鼓勵的。西方這種雙重標準的「普世價值」在中東地區表現得一覽無遺。這一點值得國內那些西方模式的崇拜者好好反思反思。
當然，西方今天也開始意識到埃及動蕩對自己帶來的威脅，因為這場動蕩直接危及西方的三大核心議題：
第一是反恐。西方擔心伊斯蘭極端勢力會伴隨著伊斯蘭民主運動而迅速壯大，畢竟「穆斯林兄弟會」是埃及組織系統最嚴密的反對派勢力，也是蟄伏於阿拉伯世界各派伊斯蘭勢力的鼻祖，它與巴勒斯坦的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Hamas）和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d』Algérie）等激進組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果阿拉伯世界的西方鐵杆盟友們在這場伊斯蘭民主浪潮中紛紛倒台的話，最感到恐慌的應該是美國，最感到高興的應該是「基地」組織和伊朗。
第二是石油。蘇伊士運河是維繫西方石油供應的生命線，如果這條運河關閉，供應歐洲的油船將被迫繞道一萬多公里，歐洲石油消費大國將難以承受這種負擔。
第三是以色列。穆巴拉克是美國和以色列在中東最重要的「戰略夥伴」，這也是穆巴拉克本人在國內逐漸失去人心的一個原因，現在穆巴拉克下台了，埃以關係恐添變數。

鑒於此，西方處理埃及問題的戰略可以用「既要面子又要里子」來概括。他們一方面口頭上表示支持埃及民主運動，但另一方面則希望埃及軍方穩住局面，使埃及能夠「平穩過渡」到另一個親西方政權上台。美國手中仍然有兩張牌可以打：一是美國長期對埃及軍隊的滲透而形成的影響力；二是埃及經濟對美國援助的依賴。但事情的發展可能不會那麼簡單。西方式「大眾民主」的潘多拉盒子一旦真的打開，政治參與的爆炸就不可避免，其結果絕不是美國或任何一方可以輕易掌控的，這也是美國今天如坐針氈的原因所在。

從我自己的實地考察來看，阿拉伯國家，只要搞真正普選，上台的一定是伊斯蘭勢力，而不是親西方的自由派勢力。果然，2012年5月至6月的大選中，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上台。之後，埃及馬上就陷入了伊斯蘭派與世俗派不停的爭議中。選舉政治使然，這兩大派的矛盾不斷加劇，雙方都不妥協，結果是國家動蕩，資本外逃，企業關閉，物價飛漲，犯罪飆升。2013年7月，軍隊又罷免了民選出來的穆爾西總統，這導致了新的混亂和動蕩，世俗派和伊斯蘭派的爭議愈演愈烈，大規模流血衝突已經爆發，埃及的前景不容樂觀。
一些西方人士從埃及動蕩聯想到中國。埃及動蕩愈演愈烈的那兩天，我正好在荷蘭參議院介紹中國發展模式。有位荷蘭議員問我：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埃及？我建議他查閱一下西方機構在中國所做的各種民調。不管中國今天存有多少問題，但幾乎所有民調都表明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中國不是下一個埃及，而是下一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過去30年中，中國緊緊抓住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根主軸，使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使多數人覺得生活有奔頭。相比之下，埃及浪費了整整30年，民生每況愈下，人民感到絕望，這就是中埃兩個國家的最大差別，也是我四次走訪埃及見證到的。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大致摸索出了自己的成功之道，而埃及恐怕還要摸索很長的時間。
埃及的問題根本不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而是「國家治理好壞」的問題。如果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那麼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了。但實際上埃及深層次的問題，如人口爆炸、貧窮問題、住房問題、經濟結構問題等，西方模式一個也解決不了，非但解決不了，甚至還會使這些問題複雜化。如果說中國模式對埃及能有什麼啟發的話，我想，對於埃及來說，當務之急應該是儘快擺脫外來干預，儘早建立社會秩序，並全力以赴地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埃及很可能會進入新一輪的動蕩期。
放眼整個西亞北非的所謂「民主浪潮」，也就是西方許多人歡呼的所謂「阿拉伯之春」，所謂「一個新中東即將誕生」，三年過去了，利比亞已四分五裂，各個部落擁兵自重，整個國家陷入了無政府的失控狀態，連美國大使也被「民主」後的民眾殺死。突尼西亞雖然沒有解體，但國家的經濟已遭受重創，原來的世俗政權迅速地伊斯蘭化。葉門更是動蕩不止，一個人口數量和中國一線城市差不多的國家（2 360萬）同時經歷了三場戰爭：部落間的戰爭、教派間（遜尼派和什葉派）的戰爭、政府軍與「基地」組織的戰爭，不排斥還可能爆發葉門南部的獨立戰爭。埃及自身的形勢已經複雜化，真是剪不斷理還亂。
埃及還面臨著美國、以色列、歐洲、伊朗以及各種伊斯蘭激進勢力的廣泛介入和干預，國家已經陷入全面危機。埃及看來正在陷入發展中國家採用西方模式產生的那種典型的惡性循環，即普選產生民粹主義領袖，但他們搞不好經濟；然後軍隊就發動政變，但軍隊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選政府上台後，這個循環又重新開始。這真是埃及的不幸。
埃及也好，其他中東國家也好，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最終要靠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去探索。這些經歷了「阿拉伯之冬」的人民最終也許會找到一條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發展道路，但這個探索過程可能是異常艱難曲折的。
二、「顏色革命」的結局
如果說「阿拉伯之春」寄託著一些西方勢力扳倒中國的期望，那麼「顏色革命」則更是西方勢力企圖顛覆中國政體的樣板。經歷了「顏色革命」的三個國家（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喬治亞）都是前社會主義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某種意義上與中國的可比性比阿拉伯國家大得多。但是西方勢力還是打錯了算盤，「顏色革命」失敗得如此之快，連西方很多人都感到臉上無光。
讓我們先從2004年的烏克蘭「橙色革命」說起吧。這場所謂的「革命」充滿了戲劇性：先是西方主導的民調挑戰了烏克蘭大選的官方統計，引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潮，親西方的候選人「白馬王子」尤先科據說又遭到了投毒，他俊朗的臉龐迅速變醜，膚色發黑，臉上布滿了疙瘩。「毒藥事件」無疑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最終，打著和平抗爭旗號的「顏色革命」中，尤先科贏得了選舉，西方為此歡欣鼓舞。之後不久，尤先科的臉也奇蹟般恢復到「白馬王子」時代（確實有人懷疑陰謀論）。

這場「顏色革命」成功的背後是歐美的支持，他們通過各種渠道給反政府的所謂「公民社會」輸送了大量資金，然後又通過外交和輿論施加壓力，以選舉公正的名義，迫使當時的政府不能對示威民眾動粗，內務部派出的軍隊後來也被召回，軍隊的將領紛紛倒向反對派，政府終於妥協，憲法法院裁定大選無效，重新大選。第二輪大選，「我們的烏克蘭」聯盟主席及總統候選人尤先科以近52％的支持率，戰勝「地區黨」總統候選人亞努科維奇。「白馬王子」尤先科和美女政治家季莫申科形成了「雙頭政治」組合，分享了勝利，尤先科坐上總統寶座，季莫申科獲得總理之位。但他們的團結是權宜之計，兩人不久就爆發了激烈衝突，昔日盟友如同陌路。

隨著內鬥加劇，經濟凋敝，腐敗激增，烏克蘭主流民意對「顏色革命」也從「希望」轉為「失望」：「橙色革命」五年後的2009年，經濟萎縮了，貨幣貶值了一半，國家債務纏身，甚至面臨破產。到2010年，即「顏色革命」後的第一次大選時，當初獲得52％支持率的尤先科只獲得了5％的支持率，在18名總統候選人中，名列第五，遠遠落在昔日死對頭亞努科維奇之後。美國皮尤中心2009年在烏克蘭所做的民調錶明，烏克蘭人中僅有30％支持「民主」，比1991年時低了整整42個百分點。
2014年西方支持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又導致了新的動亂，對立雙方爆發暴力衝突，基輔成了血腥的戰場。美國與歐盟直接干預烏克蘭局勢，美國不滿歐盟相對保守的政策，直接策劃烏克蘭新政府的組閣，結果民選總統亞努科維奇逃往俄羅斯，這對西方民主模式的諷刺有多大！俄羅斯強勢反擊，出兵克里米亞，克里米亞公民也投票要求加入俄羅斯，俄羅斯隨之接受了這個要求。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迅速走入低谷。
我們還有必要以中國標準來評價一下烏克蘭的「橙色革命」。鄧小平說，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否好，關鍵看三條：第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1]如果用這三個標準來評價「橙色革命」後的烏克蘭，那麼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在這三個方面烏克蘭的表現都屬於「非常糟糕」：從「橙色革命」後，烏克蘭就一直內鬥不斷，亂象難絕。尤先科上台後不是抓民生，而是搞「階級鬥爭」，忙於清算歷史，緊抓「大饑荒」、烏克蘭起義軍等歷史問題，並跟美國一道，搞危險的加入「北約」遊戲，結果弄得個國庫空空。前總理季莫申科由於腐敗指控被投入了監獄，國家陷入深度內鬥，各種示威遊行衝突常年不斷。
烏克蘭人民不是更加團結了，而是更加分裂了。烏克蘭民眾大致分成了兩個勢不兩立的陣營，也就是所謂親西方的西部地區與親俄羅斯的東部地區，雙方都為了讓能夠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選人上台，進行各種形式的鬥爭。一半黃色一半藍色的烏克蘭國旗好像正好象徵了東、西烏克蘭人的經濟和政治歸屬，無論哪個人當總統，總有幾乎一半的國民不高興，而西方普選模式則在不斷地加劇這種分歧。2006年年中，我曾訪問過烏克蘭，與獨立廣場安營紮寨的大學生聊過天，他們揮舞的是歐盟和美國的旗幟，心中充滿著對西方世界的憧憬。其實歐盟和美國在烏克蘭的立場也有很大差異，但他們都反對俄羅斯的影響，他們都通過自己的代理人，在烏克蘭拉一派打一派，不斷地挑撥和強化所謂「親西方」族群和「親俄羅斯」族群的矛盾，結果弄得烏克蘭國無寧日，烏克蘭恢復團結的前景已經非常渺茫。
烏克蘭生產力的發展也遭受重創。去過烏克蘭訪問的人都會感嘆：一個大國（從領土面積看，烏克蘭是歐洲第二大國），有廣袤肥沃的黑土地，有原蘇聯留下的深厚的工業基礎（當年蘇聯「庫茲涅佐夫」號航母、安東諾夫飛機、T80坦克、先進的航空發動機和「天頂」號運載火箭都是烏克蘭製造的），今天經濟卻一蹶不振。通貨膨脹，經濟凋敝，腐敗激增，貨幣貶值，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烏克蘭是原蘇聯的一個富裕的共和國，1991年烏克蘭的人均GDP比中國高四倍，而今只有中國的一半。烏克蘭有「歐洲糧倉」的美稱，其重工業特別是軍工也非常發達。1991年獨立後的烏克蘭擁抱了西方制度，許多人曾非常看好烏克蘭的前景。但事實是，20多年後的結局卻是凄凄慘慘，其中有多少令人深思的教訓啊！
再來看看吉爾吉斯斯坦。1991年吉爾吉斯斯坦獲得獨立，前總統阿卡耶夫順勢掌權，他十分崇拜西方民主模式，按西方三權分立、自由市場經濟的模式對國家進行全面改造，但阿卡耶夫自食了西方民主的苦果。2005年3月，吉爾吉斯斯坦爆發了推翻總統阿卡耶夫的所謂「鬱金香革命」，統治吉爾吉斯斯坦15年之久的阿卡耶夫政權頃刻倒台。巴基耶夫擔任最高領導人。美國政界和媒體一度對這場革命歡欣鼓舞，聲稱這是「民主和自由」的勝利。但「革命」帶來的也是持續不斷的社會動蕩，代表南、北不同地區的政治勢力陷入內鬥，吉國經濟遭受重創。而且革命爆發後，吉國的事態發展與西方的預期大不一致，新政府與俄羅斯的關係似乎比與西方的關係更為融洽。
五年不到，又一場革命爆發，推翻了當年「鬱金香革命」的民主英雄巴基耶夫，並引發了暴力衝突，中國不得不從吉國大規模撤出僑民。這些動蕩對吉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負面影響持續至今。我2006年曾去過吉爾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凱克，給我的感覺就像中國1980年代的一個縣城，從表面上看，比當時的烏魯木齊落後至少20年。西方引以為自豪的民主模式，所謂兩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民主模式在吉爾吉斯斯坦反覆演繹，而國家治理毫無章法，經濟陷入巨大困境，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
至於喬治亞，情況也很慘淡。2003年喬治亞爆發了所謂的「玫瑰革命」，親美的薩卡什維利趕走了謝瓦爾德納澤總統。為了表彰小薩這位「民主英雄」，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曾專門造訪了這個人口不到500萬的小國，讚譽它為歐亞地區的「民主明燈」。我在電視上多次看過薩卡什維利的英文演講，他的英文很好，滿口都是美國人最喜歡聽的話，這一定是他贏得美國人喜歡的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極端敵視俄羅斯。2008年8月北京奧運會期間，小薩竟天真地以為他可決策而挑起格—俄戰爭，並得到美國的支持，結果普京總統強烈反制，使喬治亞完全失去了對兩個共和國的控制。這場戰爭以及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使喬治亞經濟遭受重創，雖然經濟近年有所復甦，但喬治亞經濟脆弱性顯著，多數百姓的生活沒有因為「顏色革命」而改善，全國一半人口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如果我們用上述的鄧小平評價政治制度質量的三個標準來衡量喬治亞和吉爾吉斯斯坦的話（這也適用於所有的「阿拉伯之春」國家），那麼這些國家的表現都屬於「非常糟糕」。這些國家的政局不是更穩定了，而是更動蕩了；人民不是更加團結了，而是更分裂了；老百姓的生活不是改善了，而是惡化了，因為生產力遭到了巨大破壞。

總之，「顏色革命」的結果，與「阿拉伯之春」一樣，也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凄凄慘慘」。這不僅是這些國家多數民眾的親身感受，也是許多西方政府和人士的感受。今天的中國可以自信地審視所謂的「普世價值」給「顏色革命」國家、給「阿拉伯之春」國家帶來的深刻危機，這將有助於我們更堅定地走自己探索出來的成功之路，邁向更大的輝煌。

三、台灣民主：從希望到失望
談「阿拉伯之春」也好，談「顏色革命」也好，本質上都是非西方國家和社會採用西方民主模式帶來的「水土不服」。這種情況也出現在中國台灣。我先後八次訪問過台灣地區，對台灣的民主還是有一些切身體會的。一次台灣朋友問我對台灣民主的看法，我說這使我想起了1976年大陸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時流傳的一個政治笑話：人家對鄧小平說，現在外面都在批判你。鄧小平說，很好，繼續批下去，直至批出真理來。如果台灣願意，它可以繼續沿著美國民主模式走下去，或者說繼續碰下去，直至某一天大徹大悟，悟出真理來，再來建設真正的優質民主。
台灣的民主質量確實不敢恭維。20多年的民主路一路走來，首先是經濟嚴重滑坡——台灣經濟已經從「亞洲四小龍」之首，變成最末，現在需要中國大陸的經濟輸血。20多年前，中國大陸提出兩岸建立「三通」時，台灣還不屑一顧，後來是台灣更需要「三通」了。民選上來的李登輝搞「戒急用忍」，台灣失去了大陸市場的發展良機。民選上來的陳水扁，8年換了7個「行政院長」，搞權術平衡，不是搞經濟建設，連續8年公共投資負數，經濟急劇走衰。馬英九上台後執政乏力，民調支持率已低於陳水扁當年的水平，但他有一點是對的：承認「九二共識」，穩定了兩岸關係，加強了與大陸的經濟融合，這也是台灣經濟的唯一出路。
台灣民主化這20來年，正好是大陸和台灣實力發生根本變化的20來年。台灣民主化看來辦成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台獨」已經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台灣已經成了對大陸依賴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台獨」即意味台灣經濟的立刻崩潰。台灣人口比上海還少，才2 300萬，但今天至少有150萬台灣人在大陸工作、生活或學習，這大概也算一種「用腳投票」吧。不少台灣人現在說，大陸有點像「蔣經國時代」，即一心一意搞建設，而台灣是處在「文革」時代，政治內鬥不止。
台灣民主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台灣選舉制度的設計本身就有問題。台灣領導人選舉是第一輪簡單多數就決定結果，如果像法國那樣，第一輪候選人得票低於50％的話，需進行第二輪投票，也許可以更公正些，但有關的法律修改很難推進，因為程序要求太高，這也是前面所說的「程序萬能論」帶來的困境。此外，民主制度成熟的一個標誌是辯論公共政策，而不是辯論意識形態。台灣迄今為止還未能解決所謂的「國家認同」問題，所以選舉總是成了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對抗。蘇聯當年也是國家內部的認同出了問題，所以一搞西方民主，蘇聯就解體了；南斯拉夫這樣搞，最後也是分裂和內戰。中國如果採用西方制度的話，拒絕「國家認同」的西藏、新疆分裂主義勢力就會興起，最終整個國家都會四分五裂。
台灣的腐敗問題也比過去更嚴重了，黑金滲入了選舉政治。亞洲政經風險公司2009年報告認為台灣地區的腐敗程度超過大陸，馬英九為此痛心疾首，本想讓台灣成為照亮大陸前進的燈塔，但現在台灣自己有點迷失了方向，方方面面都要靠大陸的支持才行，好在「台獨」的勢頭已遭重創。台灣民主化後，黑道和金錢大規模介入政治，台灣民主制度迅速市場化，特別是前領導人陳水扁八年貪婪斂財，令人髮指。台灣媒體生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台灣媒體在兩蔣時代被叫做「哈巴狗」，現在被叫做「瘋狗」，族群矛盾被故意挑起，什麼「本省人」、「外省人」，「台灣人」、「中國人」等等，族群被撕裂，政府喪失對社會的整合能力。
有人說，即使台灣民主問題這麼多，但多數台灣人也不願意回到20年前。談到東歐民主質量差的時候，一些人也會表示類似的觀點。其實，這樣說太籠統了，歷史倒退20年，大部分人當然不願意，但原因很複雜，比方說，20年前還鮮有手機，多數人當然不願意回到沒有手機的時代。世界上最願意歷史倒退幾十年的大概只有索馬利亞，我1985年去過那個國家，當時那裡的醫院、學校、郵局等還能提供服務，後來就陷入了無政府狀態，連這些服務都沒有了。還有一個是東歐的匈牙利，民調顯示多數人還是覺得20多年前最後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卡達爾時期比現在好。匈牙利政治巨變20年前後我都去過，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們也許可以換一種方式問問題，比方說，不要問是否願意回到20年前，而是問如果歷史可以重新演繹一次，你是否願意經歷這樣的變革，我估計大部人台灣人和東歐人都會選擇不同方式的變革。
台灣對大陸的軟實力也全面衰退，我2013年去台灣時發現大陸的電視劇《甄嬛傳》火遍台灣，大陸的娛樂綜藝節目《我是歌手》甚至引起全台人民的論戰，大陸的淘寶網購廣受台灣民眾的歡迎。台灣民進黨政客認為大陸正在給台灣人洗腦。想著二三十年前整個大陸都在聽鄧麗君、看瓊瑤劇，真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感。所以大陸現在比較自信，台灣希望接待多少大陸遊客，大陸就可以送去多少遊客，今天整個台灣的旅遊業主要靠大陸遊客來支撐了。
有台灣學者問我，台灣民主的前景如何？我說，我自己對非西方社會採用西方民主作過一個評判：基本上是兩種結局，要麼是從希望到失望，要麼是從希望到絕望。就台灣而言，民主化迄今為止的經歷可以概括為「從希望到失望」，下一階段應該是「從希望到更大的失望」，但大概還不至於絕望。為什麼不至於絕望？這是因為：第一，台灣通過東亞模式早已基本實現了現代化，中產階級比重還比較大。

如果當初就採用今天的模式，台灣的現代化也不會實現。第二，中國傳統文化在台灣一直沒有中斷，這意味著只要能夠維持最基本的穩定，老百姓吃苦耐勞，辛勤工作，整個經濟不至於崩潰。第三，中國模式的影響——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中國模式拯救了台灣。經濟上，中國模式帶來了大陸的迅速崛起，這為台灣和台灣同胞提供了大量的機會。政治上，中國模式通過選賢任能機制產生的領導人總體上比台灣民粹主義產生的領導人更為成熟和理性。2008年西方挑起西藏暴亂，馬英九在民進黨的壓力下也大聲呼籲要抵制北京奧運會，但大陸領導人權衡利弊，沒有計較馬英九的表現，而是著眼於兩岸人民的長遠利益，避免了兩岸關係的惡化。如果雙方都是民粹主義選出來的領導人，兩岸關係恐怕就要陷入劇烈動蕩了。

為什麼台灣民主的未來可能是「更大的失望」呢？因為台灣民主困境主要是結構性問題造成的：首先，成熟的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基本的「國家認同」，而台灣做不到這一點。當一個社會的主流還是為「愛國」還是「賣國」而爭執不下的時候，這個社會容易劇烈對抗。當民眾對國家認同沒有形成共識的時候，政客很容易打民粹牌，通過煽動族群對立來獲取選票。第二，台灣法律制度沒有足夠的公信力。比方說，人們不滿高等法院對兩顆子彈帶來的陳水扁當選的裁定，「紅衫軍」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爭等，這反映了人民對在現有司法體制內和民主體制內解決問題持懷疑態度。台灣的司法系統還沒有建立起一種超越黨派政治分歧的公信力。第三，「公民文化」嚴重不足。「公民文化」本來是一種特定的習俗與態度，特點是尊重你的對手，尊重少數。換言之，台灣僅僅實現了選舉民主，但「公民文化」仍然嚴重缺位，瀰漫了一種可以稱之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氣氛。「台灣人」、「愛台灣」成為一種民粹符號，政治對手的一切主張都可以被妖魔化。「抹黑」、「抹紅」、「抹黃」的手段，把人性中很多黑暗的東西調動出來。2014年春天，台灣大學生又蔑視法治，佔領了「立法院」，衝擊了「行政院」，抗議總體上對台灣有利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這一亂象的背後是台灣政黨惡鬥與台灣經濟和社會整體的沉淪。坦率地說，大陸社會的「公民文化」更加缺乏，從網上大量的語言暴力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所以大陸如果搞西方式民主，情況會比台灣地區還要糟糕。第四，美國和美國模式的過度影響。在台灣，美國勢力的滲透無處不在，這影響了台灣自己的政治探索。美國模式本身面臨巨大的挑戰，包括資本力量對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俘獲以及「民主遊戲化」等問題。
從台灣民主發展的教訓中我們可以引出幾點思考：
第一，我們一定要突破美國和西方主導的話語範式，即認為世界上只有民主與專制兩種制度。這種範式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定要用二分法來看世界上的制度，世界上只有良政（good government）和劣政（bad government）。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和非西方的制度。
第二，台灣在「兩蔣」時期，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沒有中斷，台灣民間社會基本上還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社會，特別是和大陸相比，大陸「文革」的時候把中國文化傳統破壞得太多了，現在大陸已撥亂反正，大力弘揚中國文化。我想如果當時台灣沒有照搬美國民主模式，而是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邏輯發展下去，並吸收西方制度的合理元素，台灣也許可以發展出一種高質量的協商式民主，而不是對抗性的美式民主；一種高度務實的民主，而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西方民主。但台灣可能已經永遠失去這種機會了，中國大陸還有這樣的機會。
第三，以台灣地區作為參照，可以看到中國模式的前途非常光明。20多年前，台灣感覺良好，而大陸經濟才剛開始起飛，台灣方面已經先走了一步，在蔣經國時期初步完成了現代化。20多年過去了，在中國模式推動下，大陸與台灣的實力對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陸迅速崛起，台灣迅速走衰。中國模式的一個特點是可以制定和執行符合自己長遠利益的政策，中國一系列五年規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奠定了中國崛起的基礎。而台灣「民主化」之後，就喪失了中長期規劃的能力。
另外，在政治方面，西方模式講一人一票，中國模式講選賢任能，兩者可以競爭。今天是新媒體時代，民主變得越來越民粹，越來越遊戲化，結果很難產生優秀的領導人。就領導人的素質而言，台灣媒體評論說陳水扁是「法棍」，知法犯法，自己拚命斂財；馬英九則是「法匠」，從不粘鍋，不敢越雷池一步，結果什麼都做不了。我真是覺得，台灣領導人的能力比不上上海的區委書記，所以中國模式真是厲害，不害怕競爭。兩岸實力的此長彼消已不可逆轉。台灣20來年的民主化過程也正是兩岸實力發生實質性變化的過程，兩岸走向某種形式的政治安排，並最終走向某種形式的統一的大勢將不可逆轉。
四、「顏色革命」為什麼失敗？
2013年春節前夕，原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法律事務顧問瑞納?穆勒森（Rein Mullerson）教授給我發來了一份郵件，說讀完我的《中國震撼》英文版後，發現在很多問題上與我的觀點高度一致，並給我傳來了他的新著（Regime Change:from 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 to Forcible Regime Chang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我很快把這本書推薦給了出版社翻譯出版。
穆勒森教授的經歷很獨特：在蘇聯大變動的關鍵年代他是戈爾巴喬夫的資深顧問，蘇聯解體後又出任過新獨立的愛沙尼亞共和國第一副外長。同時他也是一位資深的法學家和政治學者，先後在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和倫敦經濟學院任國際法教授，現在是愛沙尼亞最高學府塔林大學法學院院長。由穆勒森教授這樣一位政權更迭的親歷者和資深學人來評判「顏色革命」，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他引用了大量的學術文獻和媒體文章，較全面地介紹了西方關於「顏色革命」、政權更迭、人道主義干預、民主和平（即所謂「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等觀點，然後又結合自己參與蘇聯改革的失敗經歷，從學理層面和實踐層面對西方的這些主流觀點進行了全面質疑和否定。

穆勒森教授認為「顏色革命」的根源要追溯到歐洲啟蒙運動形成的社會單線演化的哲學觀，追溯到西方基督教的傳教士傳統，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簡單的由落後向「先進」的單向度進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認為是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成就，即所謂「歷史終結論」），後者則認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這種宗教得到「普世」，人類才可能得救。這種狂熱的傳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向別國強行輸出其政治和經濟模式的主要動力。另外，獲取更多的經濟、商業、戰略等利益也是西方推動政權更迭的一個重要考量。但是，從烏克蘭到喬治亞，從吉爾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人們看到這些國家都出現了政治混亂、社會動蕩、經濟凋敝。

在「顏色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上，穆勒森和我的觀點幾乎完全一致。我們都認為國家是一個至少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的有機體，「顏色革命」最多只是改變了這個有機體政治層面的某些表象，而另外兩個層面則難以改變，特別是社會層面的變化非常之難，非常之慢。西方社會與非西方社會的形態迥異：早在西方社會確立民主制度之前，西方社會已經是以個人自由主義文化為主和法律至上的社會。相比而言，經歷了「顏色革命」的國家至今都不是個人自由主義文化和法律至上的社會，在這樣的國家裡實行西方民主制度，只能以失敗告終。從這個角度看，在一個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國家真正地搞一人一票的話，自由主義者是不可能被選上台的，「阿拉伯之春」國家的大選結局幾乎都證明了這一點。換言之，西方的「普世價值」模式根本解決不了這些國家深層次的問題——既解決不了原蘇聯國家的民族矛盾、地區矛盾和經濟危機，也解決不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爆炸問題、貧窮問題、經濟結構問題。推動「顏色革命」模式反而使這些國家陷入動蕩，使原本就分裂的社會更加分裂，使它們面臨的各種問題更加擴大化、複雜化、持久化。
穆勒森教授還花了相當篇幅探討了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機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危機，有一些很到位的見解。他認為西方國家自己問題重重，沒有資格強迫別人接受其獨特文化所產生的制度安排。他說西方與其「關愛中國和俄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還不如關愛自己國家內部的批評者」。他認為西方制度本身需要改革，因為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本質上是難以兼容的——民主制度追求平等，而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他認為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資本的力量已經壓倒了民主的力量，他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茲的話說，「美國夢」包含的所謂機會平等已經成為一種神話，美國的社會固化幾乎成為常態。美國今天實行的已經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
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穆勒森教授比較了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差別，認為「回顧當初，特別是與鄧小平相比較，戈爾巴喬夫只是一個天真的政客」，而鄧小平對自己國家的了解、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對西方國家的了解，「遠在戈爾巴喬夫之上」。他認為這個差別是中國改革成功和蘇聯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我自己近距離接觸過鄧小平，也實地觀察過戈爾巴喬夫推動政治改革後的蘇聯，穆勒森教授對這兩位領導人評價是準確的。他還感嘆，俄羅斯當時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養的賊吧Ｚei8。ＣＯＭ電子書生、「哈佛大學畢業的工商管理碩士」和西方派來的所謂「專家」，制定了許多嚴重脫離了俄羅斯國情的改革戰略和政策，結果導致了整個經濟的崩潰。這對中國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中國在下一步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一方面要繼續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但同時也要防止被一批「言必稱西方」、嚴重脫離國情的學者和機構誤導。
穆勒森還評述了西方的人權話語，與我的認知也高度一致。對於西方提倡的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的「人道主義干預論」理論，他認為關鍵是誰來界定「人權」，誰來界定什麼是「普世價值」，從現在已經發生的人道主義干預來看，效果都不好。他批評了西方的所謂「民主和平理論」，即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認為這個理論難以自圓其說，因為這個理論界定的民主國家只限於戰後的所謂「成熟民主國家」，如果把民主制度放到更大的歷史背景下，放到從希臘雅典城邦民主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漫長歷史中來檢驗，那麼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其實很多，因此「民主和平理論」難以成立。另外，這個理論已經成了西方對非西方國家推行「顏色革命」甚至發動戰爭的借口，導致了西方大國的盲目自信、政治傲慢和戰爭傾向，這個理論也支撐了小布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他以北約干預利比亞為例，指出：那些說不出利比亞四個城市名字的人卻可以說出攻打利比亞的四個理由，正是這種傲慢導致了美國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困境。穆勒森在書中還提出了其他很有見地的觀點，如西方在許多方面要向東方學習，向中國學習；西方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傲慢是中、俄與西方漸行漸遠的主要原因；西方媒體在「顏色革命」中奉行了雙重標準；在「人道主義干預」問題上西方的表現相當虛偽；西方在非西方國家的代理人往往是一批最終讓西方失望的人等。
從一個更大的視角看，「顏色革命」國家和「阿拉伯之春」國家內部的政治、社會和資本力量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制於外部勢力。對「阿拉伯之春」國家的干預，主要來自美國、歐洲、伊斯蘭極端勢力等，對「顏色革命」國家的干預主要來自歐盟、美國和俄羅斯。這些外部勢力對這些國家的滲透和干預可以說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如美國國務院官員直接指定烏克蘭新政府的總理人選。這些外部勢力互相角逐，特別是歐、美勢力與俄羅斯勢力的角逐，以及歐、美勢力之間的分歧等，導致了這些國家內部的分裂和動蕩不斷。烏克蘭東、西部被撕裂，克里米亞加入了俄羅斯，喬治亞失去了南奧塞兩個州，吉爾吉斯斯坦事實上的南北分裂，埃及伊斯蘭派與世俗派的分裂和對抗等，都說明了這一點。
中國是幸運的，中國政治、社會、資本力量的結構決定了中國可以避免「阿拉伯之春」和「顏色革命」的局面。中國的政治力量比較強勢和中立，不受制於任何外國勢力，可以確保中國走自己認定的路。雖然中國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也受到西方勢力不同程度的影響乃至滲透，但中國政治力量總體上保持了自己的強大獨立性，也有能力引領和規範中國的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徵也決定了，即使在中國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的內部，「中國本位」、「中國傳統」、「中國利益」的影響仍然巨大，甚至還佔主流，這也是西方難於撼動中國的主要原因。
國際關係的實踐已經表明：一個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要成功，其政治力量必須能夠凝聚本國國民對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共識，並儘可能地保持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擺脫外來勢力的各種干預，並在此基礎之上推動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政治變革。如果無法這樣做，而是把解決一切問題的希望都寄託於所謂「普世價值」和「民主化」上，寄托在外來勢力的幫助上，這種國家成功的概率大概為零。這種單向度的政治變革只會使社會力量極端躁動，期望值越來越高，而政治力量永遠滿足不了這些期望，結果期望就會轉化為失望，而且是破壞力巨大的失望，社會從此陷入動蕩，經濟走向凋敝，甚至整個國家都走向解體，最後只能靠西方大國來收拾殘局，這恐怕也是這些西方國家到處干涉別國內政的目的所在。他們會繼續以支持「普世價值」為名，拉一派，打一派，使這些國家陷入持續的內鬥，最終整個國家成為他們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而西方國家則可能在混亂中完成自己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整合，包括對這些國家資源和資產的佔有。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模式已經站住了，這是不容易的。西方一些勢力一直希望扳倒中國，消滅自己的對手，讓西方資本的利益主導這個世界，讓不受制約的資本力量吞噬中國的一切，吞噬整個世界，但中國模式成功地阻止了這種企圖。中國模式已經證明它在許多方面確實可以比西方模式做得更好，可以給國人乃至世界帶來更多的財富和利益，這也正是中國模式成功對於整個外部世界的深遠意義所在。
[1]參見鄧小平：「怎樣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13頁。

第六章　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光榮與夢想

一、光榮：昨天與今天
2013年9月，我在荷蘭國際關係學院做了一個關於如何理解當代中國的演講，一位法國學者隨之問我：中國正在迅速地實現現代化，但似乎又不願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性，這是為什麼？我是這樣回答的：「要解釋這個問題，先要了解西方的現代性是怎麼形成的。離這個會場不遠有兩個地方值得一看，一個是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的故居，另一個是荷蘭的戴爾福特（Delft）瓷器博物館。17世紀的時候，歐洲大都還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具有『異端思想』的哲學家斯賓諾莎在荷蘭也遭到了迫害，被基督教會除了名，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來海牙見他，只能秘密地進行。兩位哲學家探討了他們的一個共同發現：中國是一個很獨特的國家，它不像歐洲，它不是政教合一的國家，而是世俗國家，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國家。他們認為中國採用了世俗的、貼近自然、非神權的方法進行治理，結果是成功的。」
我說：「在戴爾福特瓷器博物館，你可以了解到，17世紀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了大量的瓷器，並從荷蘭銷往整個歐洲，當時的瓷器大概就等於今天的iPad，荷蘭商人也因此發了大財，但更重要的是歐洲人文學者從中國瓷器中發現了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他們發現中國瓷器不僅質地精良，圖案精美，達到了當時歐洲難以企及的水準，而且這些圖案反映的內容與歐洲藝術也不一樣。歐洲藝術當時反映的主題還是以宗教和上帝為主，而中國瓷器上的圖案反映的基本上都是民生，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如農夫耕作、老人垂釣、兒童嬉戲、多子多福，還有大量的自然山水風光。用今天的話說，中國藝術的題材早就是非宗教的、接地氣的、人間的。這一切給當時的歐洲帶來了震撼，甚至可以這樣說，是中國的世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把當時的歐洲從神學世界引向了人間世界。」我告訴這位法國學者：「要了解歐洲啟蒙運動開始的所謂『現代性』，一定要了解這種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起點就是中國。」
這也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東學西漸」運動，但今天的歐洲人出於種種原因很少主動提及歐洲啟蒙運動的中國起點，然而這個事實千萬不要被忘記，這對西方尤為重要，因為以我的觀察，西方很多人今天又陷入了新的神學世界，無法客觀準確地認識一個飛速變化的中國。西方要理解今天的中國，恐怕還是要回到歐洲啟蒙大師當時的起點，也就是客觀地看待一個世俗的、非神權的中國。西方的新神學就是「歷史終結論」，只要還是停留在「歷史終結論」的蒙昧狀態，那就無法真正地讀懂中國，甚至也無法真正地了解西方本身和整個西方以外的外部世界。
「西方中心論」和「歐洲中心論」的核心是這樣一種敘事：古希臘產生了古羅馬，古羅馬產生了基督教歐洲，基督教歐洲產生了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產生了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產生了民主政治、工業革命和現代世界。這種敘述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敘述：歐洲文明是優越的，主流是理性與民主，與之相對立的是東方文明，東方文明的主流是愚昧與專制，而歐洲文明代表了「通往最高級的人類文明」。我們國內學術界迄今為止的不少敘述也是在重複這種西方虛構出來的主流話語，中國也因此而產生了一大批「言必稱希臘」的學者和一大批「西方文明優越論」的信徒，只要中國的做法和西方不一樣，那中國一定是錯的，西方一定是對的，我們要做的無非是不斷地向西方模式靠攏，接軌乃至最終被西方社會所接納。美國歷史學家埃里克?沃爾夫（Eric Wolf）曾這樣指出：「歷史就這樣被改成了一個關於美德傳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戰勝落後族群（也就是東方）的傳說。」[1]
好在中國今天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我們可以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自信而客觀地審視所謂的「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指出它們的不實之處，這也是中國話語建構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的「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後來的「歷史終結論」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海內外那些唱衰中國的觀點，基本上都源於「歐洲中心論」及其衍生出來的「歷史終結論」。我們有必要正本清源，從源頭上反思「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從而更好地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話語自信。
海內外已有許多學者做了大量考證和研究，使我們今天似乎越來越能夠接近歷史的真相。這些研究的結論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第一，古希臘文明很大程度上源於東方的古埃及；第二，歐洲16世紀文藝復興的主要動力之一來自東方，特別是中國；第三，歐洲17—18世紀啟蒙運動的起點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第四，西方現代經濟學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來源於中國。「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是謬誤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腳的。
現在世界上至少有兩種關於古希臘文明淵源的全新解讀：一種認為古希臘文明本身是歐洲文藝復興後被虛構出來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一個統一、強盛的古希臘國家體系，也沒有什麼「古希臘哲學」，有的只是被包裝成「古希臘哲學」的中東哲學、亞洲哲學，因為這些所謂的古希臘哲學家幾乎都來自中東地區，屬於亞洲，而非希臘，虛構古希臘史的目的先是為了創建一種「反抗天主教學術的傳統」，後來是為了「替近代新興的資本主義市場文明找到一種源遠流長的根」。馬丁?貝爾納（Martin Bernal）所著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作。另一種觀點認為，即使有古希臘文明，那也多虧了中東的伊斯蘭國家保存了古希臘的典籍，才使歐洲最終得以走出長達千年的「黑暗時期」，使它銜接上了已經消失匿跡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而這兩種文明本身也都有東方的淵源。這種觀點在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中有詳盡的論述。
馬丁?貝爾納的《黑色雅典娜》揭示了古希臘文明的東方淵源，在學界引起相當的震撼。他追述了歐洲學者從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初期通過古希臘的塑造來完成對歐洲身份的重塑，他們「迅速地將古希臘提升為歐洲文明的發源地，根據是其所謂的民主制度和科學理性」。真實的歷史是古希臘人從沒有把自己看成是「歐洲」。「歐羅巴」這個詞本身是希臘神話中位於黎巴嫩海岸的推羅（Tyre）王阿革諾爾（Agenor）之女。換言之，古希臘在文化上與東方聯繫密切，甚至可以被看做東方的一部分。馬丁?伯納爾進一步指出古希臘的科學成就大多應歸功於古埃及，只是後來被重塑成與東方沒有關係的「雅利安模式」，並推演出所謂的理性的歐洲和非理性的東方，民主的歐洲和專制的東方。[2]

學者錢穆也從國家建設的角度比較過古代中國和古希臘及後來的古羅馬，他認為古希臘是「有民無國」，古羅馬是「有國無民」，而古代中國是「有國有民」。古希臘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而是由一批城邦（也有人稱「城邦國家」）鬆散組成的，一個城邦的人口少則上千人，多則二十來萬，小於秦漢時期郡縣的人口規模。之後的羅馬帝國是「有國無民」。帝國常年征戰，最強盛時期，其疆域近350萬平方公里，人口約7 000萬，與公元2世紀中國的西漢規模相當，西漢當時的疆域約400萬平方公里，人口約6 000多萬，但在國家的治理上，古羅馬始終沒有像秦漢時期的中國那樣把疆域內的人口整合起來，最後羅馬帝國終因經濟衰退、政治動蕩、日耳曼游牧蠻族的入侵等原因走向解體和滅亡（公元476年），之後的東羅馬帝國很難算是歐洲國家了。羅馬帝國解體後，多數史學家認為歐洲進入了長達千年的中世紀「黑暗時代」。一般認為到了16世紀的「文藝復興」，歐洲才開始擺脫漫長的「黑暗時代」。

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實行了「書同文，車同軌」，統一了度量衡，推行了郡縣制，奠定了維持中國統一的文化和制度基礎。之後的中國，雖然經歷了多次分裂，但歷代的主流政治都是尋求統一，歷代的政治制度幾乎都可追溯到秦漢時代，正如毛澤東所說，「百代都行秦政制」。中國「大一統」的傳統自秦統一之後就一脈相承下來，各個朝代甚至民間都廣泛地認同董仲舒所說的「《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3]
福山在他的近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認為：如果統一的、中立的中央政府是現代國家標誌的話，那麼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他認為，中國在戰國後期已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政權。當然，這裡「現代」並不意味著西方民主制，而是指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所稱的「統一和理性化的官僚制度」，如官階和職能嚴格劃分、官員升遷依照能力標準。福山說：「坦率地講，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一些現代國家要素，公元前3世紀就已存在於中國了，這比它們在歐洲出現早了1 800年。」他還說過，秦代中國的官僚政府「比羅馬的公共行政機構更為系統化，中國人口中受統一規則管轄的比例也遠遠超過羅馬」。福山的解釋是客觀的，某種意義上，這對「歐洲中心論」也是一種解構。[4]
古希臘在建築藝術上成就輝煌，但我去過埃及，也去過希臘，比較古埃及和古希臘兩地的古迹，可以清楚地看出古希臘文明的埃及淵源，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希臘雅典娜神廟的大理石柱廊是仿效古埃及神廟的，只是規模小了很多。學者陳平還從古埃及古希臘的建築中讀出了政治，他認為從政治角度來看，這種建築更可能是一場災難。雅典城邦在公元前5世紀，花了17年時間修建了壯觀的雅典娜神廟，但當時的雅典城邦只有20來萬人，如果比較中國人口的規模和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代價，那麼雅典娜神廟所耗費的人力、財力、物力大概百倍於中國，而雅典娜只是雅典人寄託戰勝敵人願望的神，建設神廟的目的是為了鼓舞自己，阻嚇敵人，但後來證明這一切都是徒勞無益的，雅典先後被斯巴達、馬其頓、羅馬打敗和吞併。相比之下，我們的祖先務實得多，修築長城和開挖大運河雖然也付出巨大代價，但它們確實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文明的延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雅典娜神廟為代表的古希臘建築藝術至今令人讚嘆不已，但不幸的是它們都建在火山帶，顯然無視了當地的自然環境，從這個角度看，這些建築也反映了古埃及古希臘文化中剛性易折的一面，與中國文化中崇尚天人合一、因地制宜的理念相距甚遠。
此外，還可以比較一下中國和歐洲當時在發展水平上的差異。儘管歐洲在建築、藝術等領域內成就巨大，但整體而言，歐洲的發展水平明顯落後於中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他的《中華科學文明史》中列出了幾十種16世紀之前從中國傳到西方的重要技術，除了四大發明外，還有龍骨車（比歐洲早15世紀）、石碾（比歐洲早13世紀）、鑄鐵（比歐洲早10—12世紀）、風箏（比歐洲早約12世紀）、弓形拱橋（比歐洲早7世紀）、獨輪車（比歐洲早9—10世紀）、弓弩（比歐洲早13世紀）、深鑽技術（比歐洲早11世紀）、活塞風箱（比歐洲早14世紀）、瓷器（比歐洲早11—13世紀）、河渠閘門（比歐洲早7—17世紀）等。[5]
歐洲隨著羅馬帝國的解體而進入了「黑暗時代」，主要是因為在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神學佔據統治地位，其對人性的壓抑和扼殺，導致了歐洲社會和經濟停滯不前。從這個角度看，文藝復興展現了對人性的重新重視，所以得到後人的高度評價。不少中國學者認為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類似的黑暗，比如秦朝的焚書坑儒和明清的「文字獄」等。但總體上看，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比基督教包容得多，基督教神學的那種絕對排外與儒家「包容並序」的理念大相徑庭。這也是為什麼西方歷史上宗教戰爭持續了上千年，至今都陰魂不散（從亨廷頓所表述的「文明衝突」到伊拉克、阿富汗戰爭到西方今天的所謂「價值觀外交」，本質上還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相比之下，中國漫長的歷史中也有各種各樣的衝突，甚至規模不小的「文字獄」，但中國鮮有種族滅絕、宗教法庭和長達上千年的宗教戰爭，不僅如此，中國還形成了不同宗教長期共存、儒釋道互補、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而不同」的統一國家。
究竟是什麼力量率先打破了歐洲的停滯與黑暗呢？不少學者經過詳細考證，提出了一些顛覆西方主流敘述的觀點。約翰?霍布森指出：「在7世紀後，伊斯蘭教的勢力迅速擴張，以致地中海實際上成了穆斯林世界的一個內湖，西歐成了亞非全球經濟中的海隅一角。伊斯蘭世界對歐洲的發展尤其具有強大的影響。」[6]加拿大學者格溫?戴爾（Gwynne Dyer）在《戰爭》（War）一書中強調，在地中海東部地區羅馬文明從未瓦解。那裡在阿拉伯和土耳其統治下，代之而起的是一種伊斯蘭化了的古典文明。也就是說，亞洲伊斯蘭地區保存了在歐洲早已消失的古希臘典籍。歐洲十字軍東征過程中，歐洲人得以把歐幾里得、托米勒、阿基米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重新從阿拉伯文翻譯成歐洲文字。同時，由於伊斯蘭世界所處的地理位置，它得以從中國和印度的發明中獲益匪淺，正如賈雷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所指出的：「中世紀的伊斯蘭社會，由於位居歐亞大陸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國的發明，包括採用了中國的紙和火藥，也承襲了希臘的學術。」[7]
比較15—16世紀的歐洲和中國，兩者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國並非十全十美，中國存在著各種問題，但歐洲的問題要嚴重得多。就經濟規模而言，當時的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35％左右。歐洲中心論者把15—16世紀稱為「偉大的航海時代」，但比較一下鄭和下西洋的船隊和哥倫布發現美洲的船隊，鄭和寶船（1421年）長超過百米，排水量超過萬噸，比80年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聖瑪利亞號大百倍。歐洲與中國在文化水準上的差別更大。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多次感嘆：「當我們還不知道如何認字書寫的時候，中國已經到處都是書籍了。」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國發現世界》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敘述：「當朱棣指示姚廣孝率領2 180名學者進行包羅萬象、長達4 000卷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的編纂工程時，處於文藝復興前夜的歐洲，對於印刷術還一無所知，實際上，那個時候亨利五世的圖書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還是從修道院借來的。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商人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擁有12本書，其中8本還都是宗教著作。」他推論，歐洲近代科學知識的興起，只能是大規模借鑒和引進中國、阿拉伯世界的科學知識的結果，而絕不可能是如韋伯所說的「新教世界觀」的產物，單靠全歐洲修道院里不到100本的羊皮書，就導致了近代科學的產生，這足以淪為天方夜譚，這種天方夜譚恐怕連上帝也不會相信。[8]
文藝復興16世紀從義大利開始絕不是偶然的，因為當時歐洲國家中和中國接觸最多的是義大利。學者朱謙之指出「在13至16世紀，中國的重要發明即以阿拉伯人為媒介，給歐洲文藝復興之物質基礎創造了條件」。[9]中國對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巨大。中國文化傳入義大利最早的是絲綢、青銅器、瓷器等，中國的紡織技術和造紙等技術也可能是經過義大利傳到歐洲的。13世紀十字軍東征後，曾經中斷的義大利通往中國的道路又被打通，威尼斯成了中歐交流的最重要城市，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在宋末元初抵達中國就是一個例子。他回到歐洲後出版的《馬可?波羅遊記》涵蓋了中國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義大利乃至後來在歐洲多數國家都引起了轟動，西方難以想像世界上還有如此繁華和發達的國家。
《馬可?波羅遊記》當年對歐洲產生的影響絕不會亞於中國晚清「睜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海國圖志》對中國和日本產生的震撼。學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is）認為《馬可?波羅遊記》「不只是一部單純的遊記，而是啟蒙式作品，對於閉塞的歐洲人來說，無疑是振聾發聵，為歐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識領域和視野，這本書的意義在於它導致了歐洲人文科學的廣泛復興」。[10]馬克思也說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11]其實，不少「歐洲中心論」者大概也知道這些事實，但他們似乎不願意提及，更不要說深入探討這些事實了。

中國對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啟蒙也是顯而易見的。我上面談到的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的對話和戴爾福特瓷器博物館的館藏都是這段歷史的很好註腳。了解17世紀的荷蘭很重要，因為17世紀的荷蘭是當時歐洲最先進的國家，荷蘭的文藝復興，很大程度上是引進東方物產和知識的結果。哈羅德?庫克（Harold J.Cook）在《物質交換：荷蘭黃金時代的商業、醫學和科學》（Matters of Exchange:Commerce,Medicine,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一書中明確提出：荷蘭的文藝復興可能首先是東方文明在荷蘭的復興，而不是什麼古希臘文明的復興。對於荷蘭來說，所謂「自然的知識」大致就是指通過航海獲得的來自外國的知識：中國的印刷術、瓷器等工業產品、造船工藝、航海技術、航海圖紙、蒙古的戰爭技術（特別是火器）、阿拉伯的造園術、礦物、南洋的香料和物種知識、印度的藥用植物等等，這些與歐洲的「宗教知識」相區別的「自然知識」，極大地增加了歐洲人的審美和生活品位，擴大了歐洲的空間視野，造成了荷蘭17世紀的文藝復興，並最終促進了近代科學在歐洲的發展。[12]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如此渴望得到關於中國的知識，他在給自己朋友寫的信中說，他準備在自己房門上貼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中國知識中心。萊布尼茨崇拜中國儒家的「自然神論」。他認為，中國「有著令人讚歎的道德，還有自然神論的哲學學說……這種極富權威的哲學體系創立於3 000年以前，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很久以前」。萊布尼茲受到《周易》中卦象的啟發，提出了二進位演算法，成為近代信息技術的基礎。在萊布尼茲1714年發表的《單子論》中吸收了中國哲學，尤其是宋儒理學的精華。[13]萊布尼茨認為，中國在實踐哲學方面佔優勢，而歐洲在思辨哲學方面領先，中國與歐洲可以相互補充，組成一種世界文化。[14]
我本人在法國東部一個風景如畫的小鎮前後居住了十來年，我住的地方離歐洲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故居約10分鐘車程，屬於同一個縣，這使我有機會多次參訪了伏爾泰的故居，也因此感受到了一點歐洲啟蒙大師的靈氣。伏爾泰十分推崇中國的傳統哲學。他曾經說過，世界的歷史始於中國。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他還指出：當中國的文明已經相當發達昌盛的時候，歐洲人「還是一群在阿登森林裡流浪的野人呢」。
政治上，啟蒙運動提倡的是理性主義，而啟蒙思想家理性主義的偶像就是孔子，他們嚮往的理性精神就是東方世界。伏爾泰非常認可孔子的學說，他在《哲學辭典》中提出了「常識不平常」（Common sense is not so common）。「自從開天闢地以來，還有什麼道德準則比它更美？我們必須承認，對於人類來說，沒有比孔夫子更有價值的立法者了。」「我認真地拜讀了他的著作，並做了筆記，我覺得他訴諸道德，而完全沒有對奇蹟的說教或對宗教的借喻。」伏爾泰還質疑歐洲的君王們：你們在聽到中國以德治國，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後，該有何反應？你們應該「肅然起敬，感到臉紅，但更重要的是要學習摹仿」。
伏爾泰認為，中國人講「天」和「理」，既是「萬物的本源」，也是中國立國古老和文明悠久的原因。「中國的歷史從一開始就寫得合乎理性」，中國哲學中的一切都沒有任何「神奇的意味」，合乎自然。的確，「在以中國的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學說中，充滿了追求個體生命的自由這樣一種精神，把它用於生活，是一種瀟洒；將之總結為經驗，則是一種審美」。[15]
在伏爾泰眼裡，理性使中國擺脫了戰亂。與頻繁戰亂的歐洲相比，中國當時社會安定得令人羨慕和崇拜，他認為，中國是由哲人統治的。伏爾泰還根據中國元代戲曲《趙氏孤兒》改編成戲劇《中國孤兒》（Orphelin de la Chine），他借劇中的人物來推崇中國的習俗和道德標準。他認為中國把有知識的人當做貴族來尊敬。伏爾泰在1764年出版的《哲學辭典》中的「古代與現代」（Ancients and Moderns）詞條中說：「中國人早在2 000多年前，就築起了長城，但卻沒能抵擋得住韃靼人的入侵。」而在「迷信」這個詞條中，伏爾泰問道：「有一個徹底擺脫迷信的民族嗎？這等於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有一個人人都是哲學家的國度嗎？有人說在中國就沒有迷信。也許哪一天，我們歐洲也會有幾個城鎮能擺脫迷信。」[16]
法國啟蒙思想家笛卡爾也深受中國文化浸染。他在《方法論》一書中熱情頌揚了中國人的智慧和理性。法國啟蒙時代的「百科全書派」著名學者狄德羅高度評價了四書五經等中國儒家經典。他認為：孔子建立的哲學是理性宗教，不談奇蹟和啟示，純粹是倫理學和政治學的，是中國人長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學——實用哲學。學者朱謙之經過考證，認為從16、17世紀開始，耶穌會士把中國的宋儒理學傳入了歐洲，影響了包括笛卡爾在內的一批歐洲啟蒙思想家，為他們「反對宗教」、主張理性提供了武器。[17]
托克維爾曾說過：在漫長的16—18世紀，僅德意志就被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合約》瓦解為314個小國（而當時中國的情況是：清朝確立，康乾盛世開始）。1681年開始的一個世紀時間，直到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後，德意志才被歸併為39個有主權的城市國家，而這只不過是整個歐洲分崩離析狀態的一部分。從歐洲啟蒙思想家來看，中國的大一統，與戰亂頻繁的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把中國的大一統看做中國強大的根本原因。[18]
歐洲啟蒙思想家還發現中國不實行歐洲的貴族分封制度（封建制度），所以國家無需向貴族特權勢力妥協，從而可以「不持偏見地」統治。對於世俗的、非宗教的知識的重視，對於靠本事而不是靠世襲的科舉制度，他們都非常敬重。在他們眼中，中國沒有宗教化的意識形態，人們可以根據「理性」的法則而非「宗教的權威」來處理事務。經濟上也一樣，自由主義者的偶像就是中國。現在人們普遍把亞當?斯密當做經濟學之父，而經濟史學家普遍認為亞當?斯密的背後是「法國非常重視農業的經濟學家魁奈（Francois Guesnay，1694—1774），他被當時的歐洲學人尊稱為「歐洲的孔夫子」（Confucius of Europe）。魁奈認為，土地是一切財富的源泉，也是稅收的基礎。孔子的儒家思想和他所強調的農業為立國之本的理念，在18世紀法國思想界和經濟理論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西方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是「自由放任」，而這個概念源於法文的laissez-faire，一般認為它是魁奈從老子「無為」概念翻譯而來。
魁奈和米拉勃（Mirabeau）合作，在1763年出版的《鄉間哲學》（Elemens de la Philosophie Rurale）一書中，就專門談到中國的皇帝如何在每年的春天到來之時，到社稷壇主持親耕大典，以示對農人的支持和對來年收成的祈望的事例。男耕女織是中國古代農業社會小農經濟里常見的勞作場景。康熙十分讚賞古代流傳於世的《耕織圖詩》，曾令宮廷畫師繪製了「耕圖」和「織圖」各23幅，並為每幅圖賦詩一章。其中有「從來蠶織女功多，當念勤勞惜綺羅」等句，顯示出康熙對織女勞作的認識。後來雍正和乾隆兩朝也幾度臨摹這套畫作，表現出他們對耕織的重視。中國皇帝的這種親耕儀式，給了歐洲宮廷很大的啟發。路易十五在1756年曾親自效仿，奧地利的約瑟夫國王在1764年也亦步亦趨，親自參加了表示親農近民的耕作儀式。[19]
這兩年，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一個半世紀前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中國走紅，但許多人沒有認真讀過這本書，就大談所謂的革命容易發生在社會繁榮的時候。細心讀過這本書的人應該注意到作者對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普遍嚮往中國的一段描述。托克維爾如是說：在整個漫長的18世紀，對於法國啟蒙思想家們而言，「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讚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讚美……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民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考試獲得；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嘆為觀止，心往神馳」。[20]
當然，18世紀的歐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數對中國持比較否定態度的，主要是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他們把中國政體定義為「專制政體」，他們的觀點隨著歐洲地位的上升、中國和亞洲地位的下降，逐步變成了西方的主流觀點，影響至今。我們今天回眸孟德斯鳩和黑格爾對中國的批評，就會發現他們的話語逐漸成為主流的過程正好是歐洲種族主義理論興起的過程：即歐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種都不如歐洲人種優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鳩的自然環境決定論是種族主義理論的起點之一，而黑格爾本人是一個忠於普魯士皇帝的歐洲中心論者和集權主義者。他們從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和種族主義的立場出發，故意把中國塑造成西方的對立面，中國是停滯不前，是「東方專制主義」，是歷史終止的國家，以反襯西方的自由、文明和進步。這種虛構出來的話語體系後來也影響了很多中國人。
對於孟德斯鳩和黑格爾的觀點，許多學者提出過質疑。李約瑟就指出：如果古代中國「真像有些人宣傳的那樣是一個絕對專制、毫無自由的社會，我們就無法解釋幾千年來怎麼會產生那麼多的創造與發明，也無法解釋為什麼在那樣漫長的歲月里中國總是處於比歐洲領先的地位」。[21]真實的情況是，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內，中國在經濟、政治、社會、科技等廣泛的領域內全面領先於歐洲。
這種領先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中國的多數皇帝是敬畏「天命」的，而「天命論」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的「契約論」。荀子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這個意義上，「天命」就是「人心向背」，就是對皇帝的警訓。學者趙鼎新認為「天命觀」某種意義上就是「政績合法性」：「天命觀的一個關鍵要素是雖然統治者不能完全決定自己的命運，但是他可以通過德行影響天的意願，當上天對一個統治者不滿時，它會通過自然災害的形式對其發出警告」。當皇帝的「天命」被廣泛地視為不復存在之時，中國的平民百姓有權揭竿而起，這在當時的歐洲是不可思議的。中國的這種「契約論」從提出到實踐都比歐洲早了兩千多年。相比之下，歐洲大大小小君主代表的才是真正的絕對權力和絕對專制。[22]
其次，與中國「天命論」相聯繫的是中國政治傳統中強烈的民本思想。美國學者卡爾?賓格爾（Karl Buneger）認為，「中國的皇帝沒有統治的『權力』，僅有『天命』，即，一種必須履行的職責。皇帝有職責治理好國家」，所以「一個好皇帝就要按照儒家的道德標準來約束自己的行為，治國安邦、抵禦外敵、關注民生，例如，治理洪水、發展灌溉、修築道路、賑濟災民。古代中國政府所承擔的民生職責是大多數其他古代社會所不具備的」。[23]
第三，與中國這種「天命觀」相聯繫的是選賢任能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如科舉制度。從隋朝開始，中國實行了科舉制，多數官員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的，相比之下，當時的歐洲大多數國家還是絕對君主制，官員也都是貴族世襲的，直到19世紀歐洲才從中國借鑒了科舉制度，形成了自己的文官考試製度。
第四，中國古代社會人民的自由度也普遍高於歐洲古代社會，在農業社會，最主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而中國的土地在多數情況下是可以買賣的，在歐洲土地則大都屬於封建領主；中國當時是小農社會，而歐洲是農奴社會，小農的生活質量和自由度遠超農奴。
那麼歐洲後來為什麼能超越中國呢？現在看來主要是四個原因：
首先是戰爭。歐洲從16世紀開始一直在打仗，從三四百個國家開始，打到最後成了二三十個國家，但壞事變好事，當然這個「好」是要打上引號的，歐洲國家本身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死亡和破壞無以計數，但一些主要歐洲國家的軍事發展起來了，然後它們就到處打別人，包括建立海外殖民地，大量掠奪別人的資源和財富，後來也打敗了中國，並強迫中國支付天價的賠償，為歐洲的發展注入了大量的資金，中國自己則陷入了一貧如洗的境地。西方的軍事崛起還帶來了民族國家的崛起以及社會組織能力和科技實力的提高。
二是金融。從與東方貿易中發了財的威尼斯等地的商人開始投資戰爭，發戰爭財，資助了歐洲內部的許多戰爭，這個傳統後來又在荷蘭、英國等國得到延續。美國學者彭慕蘭在《大分流》一書中說，英國工業革命的資源動力是棉花，而棉花來源於美洲（奴隸主控制的農場），工業革命產品的主要市場是美洲和亞洲，而非英國本身。他說「英國1689—1815年間超過其國力數倍的額外資金是從倫敦資本市場籌借的，而1840年之後，資金的赤字則由中國的賠款所填充」。[24]中國被打敗後，中國的戰爭賠款系統也是英國人控制的。
三，與第二點相關，儘管古代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貨幣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一直沒有解決好，造成了整個國家對進口白銀的依賴。自16世紀西班牙在美洲大規模開採白銀，並向中國出口白銀，中國就患上了白銀依賴症。中國沒有充分意識到貨幣主權的重要性。某種意義上，這也說明當時的中國缺少全球視野，缺少處理國內外兩個市場的眼光和經驗。明清兩朝，中國都沒有解決好貨幣短缺和貨幣信用的問題，最後只能通過進口白銀來平衡。明朝幾位皇帝也嘗試過建立國家統一的財政制度和貨幣信用，但均未成功（民國時期的法幣也沒有真正成功，中國的貨幣自主是到新中國成立後才真正得到確立的）。鴉片戰爭前後，英國主導的貨幣體系由銀本轉向金本位，中國損失慘重，加上巨額的戰爭賠款等等，都是清王朝走向覆滅的重要原因。[25]
當然，第四點是中國自己的原因。中國朝廷後來妄自尊大的心理、不思進取的心態、閉關鎖國的政策等等，使中國對外界發生的巨變幾近麻木無知，整個國家自然也無法與時俱進，無法應對西方列強崛起所帶來的血與火的挑戰。
回望這段歷史，英國和其他歐洲主要國家不是以平等的市場交換，而是以軍事和金融的手段掠奪非洲、美洲和亞洲，並以軍事侵略和金融擴張打敗了當時的中國。時至今日，西方對世界的控制主要還是依賴這兩個手段：軍事和金融。美國在海外有大量的軍事基地，並不時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挑起戰爭。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還控制著對自己十分有利的世界金融體系。
當然，中國的情況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已經較好地解決了這兩個關鍵問題。在軍事方面，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扭轉了乾坤。1840年以來，西方第一次對侵略中國的選擇感到了畏懼，1949年4月還在中國內河裡上下游弋的西方軍艦再也不敢回來了，從此我們獲得了60多年的和平。某種意義上，中國執政黨對中華民族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締造和培育了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徹底終結了西方大國可以隨意入侵中國的屈辱史，這使我們得以捍衛自己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和未來。在金融方面，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們一舉確立了人民幣的國家貨幣地位，並很快形成了統一的、獨立的財政體系。這無疑是五百年來中國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環顧今天的世界，中國是世界上財政狀況最好的大國，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我們的人民幣正在穩健地走出國門，成為一種比較強勢的、具有高度信譽的貨幣。中國也汲取了歷史上閉關鎖國的教訓，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向全世界開放，融入國際市場，參加國際競爭，在競爭中改進自己，發展自己，有選擇地借鑒別人的經驗而絕不盲從，整個國家也因此而迅速崛起，給世界帶來了震撼。
我們為有中華文明這麼一種源遠流長的偉大傳承而感到光榮與自豪，我們也為人民共和國在世界範圍內的迅速崛起而感到光榮與自豪，我們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找到了自信的源泉。真正了解中國的西方有識之士也高度認可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定力。2013年底，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談到中國時表示：「我依然保持樂觀。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存在了四千年以上，而且現在依然生機勃勃，這樣的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古羅馬、古希臘、古埃及都已成過眼雲煙，拉丁美洲文明也已經逝去——早已不再有印加人或者阿茲特克人——可是中國還在。中國從來沒有過一種全國同一的宗教，但是他們有一位道德導師孔子，這或許就是他們的福氣所在。」歷史學家湯因比也曾如是說：「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中國的統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間，除了極短的空白時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幾億民眾統一為一個整體的。……正是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中國是一個「天降大任」的國家，它應該承擔起自己對於人類和世界的責任，特別是與各國人民一起去構建一個更加和平、公正、繁榮的世界新秩序。
二、放飛夢想：三種情懷
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有一個場景至今令我難以忘懷，那年的5月19日，舉國上下為罹難同胞默哀，但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大批民眾在儀式結束後仍遲遲不願離去，他們揮舞國旗，大聲呼喊：「汶川，頂住！四川，挺住！中國，加油！」這種場景可能不會出現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它展現的是特殊的中國情懷。確切地說，是中國人那種「家國情懷」、「大國情懷」和「天下情懷」。
今天我們說的「中國夢」，我看也寄託了這樣三種情懷：首先是「家國情懷」。家國情懷可能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情懷，因為與其他國家不一樣，中國傳統倫理價值觀是以家庭為本位的，而非個人為本位的。中國人重視親情與和睦關係，中國人還把對家庭的感情和責任擴展至整個家國和天下。漢語中的「國家」一詞就是由「國」和「家」組成，表達了中國人對「國家」的獨特感悟和理解。與西方社會不同，中國社會以家庭為中心的文化衍生出一整套思維和生活方式，例如「舍己為家」、「保家衛國」這種「家國同構」的社會傳統，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把個人追求與社會目標統一起來的儒家信念等。在今天的中國，這些價值觀又轉化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國家凝聚力，可謂「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非常關注國運的昌盛，認為國家的安定富強與個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密不可分，這種感受也是中國人經歷了無數的「國破家亡」悲劇後形成的集體歷史記憶。可以說，「中國夢」是一種「國夢」和「家夢」的結合：國好，家才好；國糟，家也糟，「國」和「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這種家國情懷，對西方個人本位的價值觀是一種超越。它使中國人的生活總體上比西方更加溫馨，它使我們的社會總體上比西方社會更有活力和凝聚力，它在過去30多年中幫助中國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來無法克服的困難：從幫助下崗工人到生活救濟，到上學、治病、養老、購房，到抗震救災等。它使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具備克服各種艱難險阻的巨大能力，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種家國情懷下的愛國主義，對於西方以狹隘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愛國主義也是一種超越。綜觀西方列強的發家史，狹隘的民族主義都是他們的「立國之本」，而絕非他們所謂的憲政民主制度。西方列強都是通過自己的民族主義來凝聚民心，形成了民族國家，進而產生了所謂的憲政民主。他們的國家也大都脫胎於民族戰爭，西方列強的國家當時幾乎都是戰神的化身，而且這種民族主義往往通過自由主義得以放大，變成歇斯底里的民族帝國主義。西方通過民族主義發達起來之後，卻採用自由主義來打擊後發國家的愛國主義，以此來瓦解別國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中國有些人也極力把「愛國」這個詞在中國污名化，但這種努力最終將被證明是徒勞的。因為中國文化中「家」與「國」的關係超越了西方話語的詮釋力，中國人「國」的背後是視「國」為「大家」的無數「小家」。中國人「國家」的觀念與西方不同之處還在於，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綿延五千年而沒有中斷文明的國家，是一個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文明型國家」。
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內涵也因此而遠遠超越了西方狹隘民族主義的解讀。中國人愛國主義既是愛一個國家也是愛一個偉大的文明。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是長江、黃河、珠穆朗瑪峰；是詩經、楚辭、先秦散文；是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是屈原、岳飛、文天祥、毛澤東；是普通話、四川官話、廣東粵語、上海方言；是萬里長城、北京故宮、桂林山水、陝西兵馬俑；是川菜、粵菜、魯菜、淮揚菜；是西湖龍井、黃山毛峰、武夷岩茶、洞庭碧螺春；是《梅花三弄》《高山流水》《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是四合院、廣東騎樓、徽派大院、江南民居；是崑劇、京劇、粵劇、黃梅戲；是南昌起義、平型關大戰、台兒庄血戰、抗美援朝；是兩彈一星、北斗導航、神舟號飛船、高鐵四縱四橫；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四海之內皆兄弟」、「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等等。這是一種包容性極大的、既有個人志趣又有人類情懷的愛國主義。
中國近百年最大的精神力量之一也是愛國主義。任何一種社會思潮和政治主張，只有與愛國主義結合才能為廣大民眾所接受，才能轉化為改造社會的巨大能量。「五四」至今卻有一批自稱代表著「普世價值」的文人墨客極力抹黑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但他們只能代表少數人，代表不希望看到中國崛起的某些外國勢力。沒有愛國主義，中華民族不可能在1949年完成民族的建國大業；沒有愛國主義，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沒有愛國主義，中國不可能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這個愛國主義的邏輯將在中國崛起的未來歲月中繼續不斷得到展現。〖賊吧Ｚei8。Ｃom電子書下載：Zei8.com 賊吧電子書〗
二是「大國情懷」或者「大國夢」。中國是一個大國，美國也是一個大國，大國都有自己的大國情懷，但中國人的大國情懷有自己的特點。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曾領先世界上千年，後來內憂外患使中國跌入低谷，但通過中國人民長達百多年的奮鬥和犧牲，中國又快步趕了上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離我們這麼近。新加坡資深政治家李光耀曾說過：中國渴望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為什麼不呢？他們再次覺醒的使命感是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他還特別提到，「中國就是中國，而不是西方的一分子」。中國正以自己的方式崛起，實現民族復興之夢，中國不會照搬西方模式，也不會成為西方國家的附庸，中國將以獨特的方式影響世界的未來。
「大國情懷」也意味著中國夢的提出包含了中國自己的「大國意識」，這種「大國意識」還包括話語自信、價值觀自信、發展模式自信等。我們應該向世界自信地介紹我們的制度安排和價值觀念。我們還要打通五千年中華文明、中國近代史與當代中國之間的關係，打通中國傳統文化、社會主義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的關係，從而更好地確立中國作為新型全球大國的政治、歷史和文化定位。
三是「天下情懷」或者「天下夢」。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人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傳承；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古訓。毛澤東主席曾說過，如果不超越美國，「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這也表現了中國人的這種「天下情懷」。隨著「中國夢」的不斷實現，中國人要為這個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今天的世界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從貧困飢餓到氣候變暖、從恐怖主義到核擴散、從金融危機到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國通力合作、共同解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當今國際秩序的各種困境呼喚中國人拿出自己的理念和方案。中國人的「天下夢」應該包括這樣的胸襟和關切：我們應該為國際治理中各種主要問題的解決、為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改革與創新、為建立一個更加和平、公正與繁榮的世界，提出自己的主張，作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歷史上歷來有「王道」與「霸道」之辯。「王道」的核心是「仁政」，「霸道」的核心是強權政治。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迄今為止的邏輯都是「霸道」邏輯。在國際關係的實踐中，美國喜歡雙重標準，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一切為了自己的利益，對其他國家往往不擇手段，它可以政治上打壓、軍事上威脅、經濟上誘導、文化上滲透，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後還保留直接軍事干預的權利。中國曆來主張「王道」，但它從和西方打交道的過程中也學會了一個道理：「王道」必須以實力為基礎，沒有實力，「王道」就是烏托邦，甚至成為任人宰割的綿羊。當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具有強大的國防力量，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並在此基礎之上協和萬邦，實行「王道」，履行一個大國應該履行的使命，在國際事務中更加有所作為，更多地主持正義和公道，那將是一幅無比美好的未來圖景。中國確實是最有可能在國際舞台上實行「王道」的國家。從人類歷史的大勢來看，霸者可以氣勢洶洶於一時，但終將因為「霸道」而走向衰落，而實行「王道」者終將得道多助，贏得最為廣闊的世界。
三、放飛夢想：三個維度
夢是一種升華。平時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們可以在夢中實現，而平時已經初步做到的事情，我們可以通過放飛夢想來展望未來。正是在後者的意義上，我們不妨放飛夢想，使我們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探討獲得一種新的升華。我們可以從政治、經濟、社會三個維度來展望一下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光輝前景：
在政治領域內，通過我們持續不懈的努力，10—20年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許會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主流版本；中國模式將為世界許多國家所關注、研究和學習；中國話語也將順勢而成為國際舞台上的強勢話語，這一切將深刻影響世界秩序未來的變革。歷史上，佛教進入中國，改變了中國，但中國也改變了佛教，這就是佛教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改變了中國，但中國也改變了馬克思主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社會主義進入中國，改變了中國，中國也改變了社會主義，也就是我們正在推進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今天講中國所有改革最後的落腳點都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當我們在經濟總量上，在百姓財富上，在社會保障上，在人民的滿意度上，在其他中國人最關心的領域，大都超越美國時，我們就可以自信地說，我們證明了社會主義確實是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公正、更人道、更繁榮、更美好的社會。現在我們比較謙虛，我們使用的概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了那個時候，「中國特色」這幾個字也許可以省略，世界上估計還會有「瑞典特色社會主義」，有「越南特色社會主義」，但多數人所說的「社會主義」可能指的就是中國版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成為世界主流社會主義。鄧小平過去說過，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我們最終將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更為優越，這個目標看來正在穩步實現之中。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人創造的協商民主模式、新型民主集中制模式、「選拔+選舉」模式、比較強勢而中立的政府治理模式、「選賢任能」和「人心向背」理念、「民意」與「民心」的理念等等，都將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的認可。中國話語也將成為一種強勢話語。我們要在國際舞台上，更多地主張正義，更多地為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作出我們的貢獻。我們將從中國話語的角度重新審視「落後就要挨打」的邏輯，我們要指出：弱者要努力變成強者，但強者不能因為自己強就可以打人，你是沒有這個權利的。西方一直鼓吹的「民主與專制」範式將被「良政與劣政」範式替代，大多數國家將意識到，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國的成功將鼓舞越來越多的國家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發展道路。
在經濟領域內，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和幅度都為世界之最，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將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發展模式，世界經濟學教科書將因中國模式的成功而改寫。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結合了「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既發揮了市場經濟支配資源的高效，也確保了社會主義原則下的普遍公平，它超越了西方的主流經濟模式，也超越了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詮釋能力。它創造了世界上持續增長時間最長、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經濟體，同時還有效地避免了西方國家所經歷的一波接一波的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如果沿用上面所說的佛教改變了中國，中國也改變佛教的比方，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裡面提出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大部分都能實現的話，我們也可以說，現代市場經濟已經改變了中國，中國也改變了現代市場經濟，也就是實現了現代市場經濟的中國化。
中國過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我們把中國模式和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點結合了起來。只要我們堅持這條道路，它就會繼續產生巨大的人口和規模效應。以電子商務為例，網購在西方還是個人行為，而在中國，它已經成為數億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未來幾年內，中國最大的一兩家公司的網購和電子商務的交易額就可能超過整個美國的網購和電子商務交易額。同樣，在新能源產業領域內，中國的人口效應將大大降低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的成本，大大降低電動汽車的成本，從而使中國在全球清潔能源領域行業內引領世界的能源革命。從地域角度來看，中國模式產生了「准發達國家板塊」和「新興經濟體板塊」的高度良性互動。中西部地區正在重複沿海地區前20年的奇蹟，估計15—20年後，我們的內地也將變成比較發達的地區，推動整個中國的經濟規模和質量都走上更高的台階。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政府的規劃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也許我們可以用「發展管理」（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這個概念來概括這種能力。這可以與西方發明的「公共管理」相對應。中國的宏觀調控以及一個接一個的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中國的「宏觀穩定、微觀放活、社會托底」的制度設計和安排，都是中國「發展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終中國的大學應能開發出一整套「發展管理」的課程，就像今天大學開設的「公共管理」課程那樣。中國今天的宏觀調控也早已超出了凱恩斯經濟學的範疇，因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下，中國政府可以採用的手段遠遠超出了凱恩斯所講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中國還擁有其他許多國家不具備的一些「工具」，如國家掌握的土地資源和戰略資源、一大批表現不俗的大型國企等。它們使中國政府擁有更強的宏觀調控能力。
中國發展模式面臨的一個挑戰來自美國的金融霸權。中國金融業這些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績，特別是抵禦住了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這些成績已經很了不起，我們要充分地加以肯定，但我們主動進攻似乎還不夠。學者陳平曾建議利用中國現在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外匯儲備，在上海建設一個亞洲美元債券市場。一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如果有好的項目，需要發債籌資，可以到這個市場上來做。美國一次又一次地實行定量寬鬆，不斷轉嫁自己的危機，美元總體上還在不斷貶值，通過建設亞洲美元債券市場，我們也許可以形成某種中國人可以自己掌控的美元財富管理機制，我們不能老是讓美國出牌，我們接牌，這樣就太被動了。
如上所述，歷史上西方打敗中國主要靠了兩個東西，一個是軍事，一個是金融。歐洲從16世紀開始，從三四百個國家開始打仗，打到最後成了二三十個國家，結果軍事發展起來了，然後它就欺負和征服別人，擴展殖民地，把中國也打敗了。但是通過這60多年的努力，我們確實趕上來了，我們建立了強大的國防，軍事上已經沒有國家敢侵略中國。但是在金融這一塊，鴉片戰爭中英國打敗中國之後，馬上就要簽署不平等條約，不平等條約後面的支撐體系是英國主導的金融體系。當年中國的戰爭賠款系統都是英國人控制的。到了今天，西方還是控制著世界的金融體系，這是一個不公正的制度，需要進行相應的改革。
金融領域內我們已經取得巨大的成績，我們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人民幣已經超過歐元和日元成為國際貿易中第二大的融資貨幣，人民幣已開始大規模地走向境外，實際上今天世界上到處都可以換人民幣，因為全世界都有這個需求，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但由於種種原因，人民幣還不是完全可以自由兌換的貨幣，資本市場開放也有嚴格的控制。是不是我們要在金融這一塊也要試一試：能不能在這個領域，不說打敗人家，但是至少是趕上或者說是達到一個和西方平起平坐的水平。這麼大一個國家，這麼大的外匯儲備，這種事情一點都不做，恐怕也不行。現在上海自貿區已經開始這方面的試點，希望能夠成功。如果最終證明這個做法不行，我們也可以換一種方法來做。也許我們就自己這樣發展下去，人家遲早要來承認我們的貨幣，不必操之過急——我們是一個貿易大國，誰都需要人民幣，甚至需要很多，最終全世界都會接受人民幣。
我看過西方學者寫的一些文章，例如，法國就有學者撰文，認為中國手中握有對付美國的「金融原子彈」，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也曾私下問過澳大利亞當時的總理陸克文：中國今天已是美國最大的債主，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如何才能對中國強硬呢？換言之，西方一些人早就看到了，一旦中國成為美國的最大債主，就能對美國產生巨大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影響力。但我們國內這樣思考問題的人好像還不多，今天的中國需要鼓勵這種前瞻性的、原創性的研究，我們要把金融領域的問題思考透，我們的格局要更大一些，看看我們能做一些什麼，最終在金融領域內強勢出牌，把我們的資產盤活，使我們處於一個更加主動有利的地位。即使一時做不到，也沒有關係，這樣的研究和探討也要抓緊進行，其成果一定會產生震撼力，對於中國未來的戰略和外交都有積極意義。
我們要有大國意識，大國需要大思路，建設中國的亞洲美元債券市場就是這樣的一種大思路，能不能做到，還需要研究。我們可以借鑒中國發展國防科技的經驗。中國國防科技當時的直接領導人是聶榮臻元帥，聶帥的特點是走一步，看三步，積極防禦，進攻性地防禦。他有開闊的視野和長遠的眼光，對科學技術也有相當的知識。他採用的是毛主席的軍事戰略思想，我們第一顆原子彈是1964年試驗成功的，但聶榮臻早在1961年就向毛主席提議要搞洲際導彈，防空導彈將來要向反導彈系統發展，還要考慮通過搞探空火箭，為將來向星際航行開闢道路。我們在金融業內能不能好好研究一下聶榮臻當年領導中國國防科技的戰略思想？在金融這個領域內，我們今天就要有超越美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眼光和思路，使我們的金融業和我們的金融創新能更好地服務於中國的實體經濟，包括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科技發展、新能源發展等。我們的金融業需要一個聶榮臻，最終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確立離不開中國金融創新和超越。
在社會領域內，我們將創造一個真正屬於大多數人的「活力社會」、「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我們已經形成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奮發向上的社會，我們已經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有產階層和中產階層；我們將建設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住有所居」的社會；我們將拒絕西方的「社會—國家」對抗模式而選擇中國文化本位的「社會—國家」互動模式。中國社會變革的規模和速度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中國人一生所經歷的一切可能超過西方人兩三代人所經歷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社會是最充滿活力和變革的社會，雖然各種矛盾層出不窮，但中國社會總體上呈現積極向上的態勢，這與西方社會總體下行的狀況完全不一樣。
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本質上是一個普通人的國家，一個普通人感到比較自由自在的社會。我們國家和西方國家的最大差別在於：西方國家是貴族、富人、有產者創建的國家，而中國是無產者和普通人創建的國家。西方有產者創建了自己的國家，然後按照自己的價值觀重塑社會，建立起富人主導下的法治社會，規範所有人的社會行為，然後通過上百年的努力，逐步使更多的人群也進入中產階層。這種富人建立的社會有其長處，它比較井然有序，比較按部就班，什麼都有章可循，還有一點貴族的雅氣和傲氣；但這種社會也有自己的弱點，社會利益集團嚴重固化，社會缺少活力而停滯不前，窮人和普通人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越來越少，社會凝聚力日益走低，各種新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犯罪率普遍走高，現在又難以適應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
中國這種普通人社會源於中國源遠流長的平民主義文化，它體現在兩千多年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中，也體現在「人人皆可成堯舜」的古訓中。中國人較快地接受了社會主義理念也和這種平民主義文化傳承有關，因為社會主義注重平等。中國平民主義社會最終形成的時期，一般認為是宋朝，因為從中唐到五代數百年戰亂毀掉了漢代傳到唐代的所有世家大族，整個社會階層重新洗牌。更為重要的是科舉制度到宋代走向成熟，科舉制度雖然形成於隋唐，但當時的權貴的一些特權還是受到了保護，最有名的就是「門蔭制度」，允許對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孫直接授以不同的品階，當時的中舉者也大都是士族。但從宋代開始，科舉制度真正成了入仕的最主要通道，其他功名利祿的途徑均被關閉。錢穆先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至於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洲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26]
中國屬於平民社會，這大概是中、西方社會的最顯著區別。在英國，一個人看哪一類報紙大致就可以代表你的階級身份，如果你是上層，你讀的應該是《泰晤士報》之類的報紙，如果你是平民百姓，你看的應該是《太陽報》這樣的報紙，大家各就各位，心安理得，井水不犯河水。在中國，從計程車司機到共和國的部長，大家都看《參考消息》《環球時報》。平民社會的利弊都很清楚：從利的方面看，它充滿機遇和活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彩萬分；從弊的方面看，它真是有點亂，有點失序，有點令人眼花繚亂。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以如此快的速度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和社會地位。從過去30多年的情況看，中國任何一種耐用消費品，從空調、彩電、電冰箱到車子、房子（如果也能算耐用消費品的話）幾乎都在十年之內普及了，背後是絕大多數人改變自己命運的強烈願望和行動，是我們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平等觀念和從眾心理，你有的，我也要有，差距不能太大。
最近出現的「大媽」現象給全世界來了個措手不及。中國一個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里，大媽管著全家的錢財（社會主義制度解放了婦女），50來歲已經退休，渾身有用不完的勁，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投入了市場經濟（中國世俗文化的表現），購房產，炒股票，抄底西方黃金市場，還加入了世界大串聯——從港澳台境外游到歐美自由行。這是一種世界上罕見的「民眾經濟」現象。中國「大媽」不懂西方經濟學的深奧理論，但從常識判斷出發，就敢全身心地投入戰鬥，說出手就出手，開弓沒有回頭箭，雖然失手不少，但還是矢志不渝，甚至還屢屢得手，當然被套住的也不在少數。國際黃金市場上，中國「大媽」與華爾街金融大鱷對局，好一番棋逢對手，dama一詞也隨之迅速地融入了英語金融詞典。
一個平民社會的最大看點就是熱熱鬧鬧、熙熙攘攘、化複雜為簡單，把一切「高端大氣上檔次」變成下里巴人，於是西方的宮廷舞變成中國的廣場舞，西方的古典音樂變成了中國的通俗音樂，西方的五線譜變成了中國的簡譜，還有中國式過馬路——這是我的國家，我的城市，我怕誰。西方說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但北京的計程車司機可以為你點評政治局最新會議及人事變動。一個平民社會少一點貴族氣，多一點土氣和市井氣，缺一點優雅，但不乏精彩；看上去亂一些，但亂中有序。感覺好的人覺得這種社會「爽」；感覺一般的人覺得這種社會有點「亂」，但機會還真「多」；感覺差的人也會很快找到自己的圈子，自娛自樂，不跟你摻和。
當然中國人有偉大的抱負，我們不滿足只是一個「活力社會」，還要把這個社會變成一個「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用這樣的標準，中國社會確實還存在不少問題，從亂穿馬路到排隊加塞，從誠信缺失到道德滑坡，我們要正視並認真著手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我們能像抓酒駕和「計劃生育」那樣認真地去做，那我們的各種社會問題都會逐步得到解決。同時，我們也千萬不要以偏概全，不要悲觀，很多問題世界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13億中國人一下子都被帶進了市場經濟，七八億農民一下子被捲入了城市化，這樣迅速變動的社會難免出現種種不適應、不到位、不規範，甚至不健康的現象。在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史上，沒有國家能避免這種情況。好在中華民族是一個有深厚文化底蘊的民族，我們普通百姓身上有一些難能可貴的品質，值得我們好好理解和感激，如勤勞、向上、平和等品質。無論走到哪裡，中國人總是在勞作、在忙碌、在充電，在力求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是中國人勤勞向上的基因所致，這也是中國經濟為什麼可以如此迅速地發展、人民生活可以如此之快地改善的關鍵原因。我們的民風總體上平和，這也是中國社會最寶貴的一個特質。我多次說過一個假設，如果今天晚上上海（或任何一個中國大城市）、巴黎、紐約同時停電的話，我估計巴黎犯罪率會比上海高一到兩倍，紐約的犯罪率會比上海高三到五倍。這本質上是民風決定的。在中國，你可以把車開進任何一個小鎮，任何一個村莊，你有安全感，而在世界絕大多數的國家裡，這是難以想像的奢侈。
我們的社會還缺少一些優雅，缺少一些秩序，缺少一些溫馨，缺少一些溫良恭儉讓，儘管我們的文明中一直含有這些元素，但長期的貧困、資源短缺、戰爭賠款、政治運動、過度的市場化傾向等等，造成了我們的問題：一個甲午戰爭的失敗，我們就被迫賠償日本2.3億兩白銀，相當於當時中國政府三年的財政收入，到了1900年八國聯軍打敗中國，我們又賠償4.5億兩白銀。至此，整個國家和人民都陷入了一貧如洗的地步，貧窮又帶來了更多的饑荒、戰亂和民風敗壞。我們政治運動中歌頌無產者的文化也曾經走火入魔，「文革」中，優雅、秩序、溫馨遭到全面批判，連一天刷兩次牙都被看做是資產階級。我們今天所有的城鎮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第一次做城裡人，總體上還沒有完全適應和學會市民生活應有的規範。
建設「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需要時間。我們的經濟發展了，生活富裕起來了，但一些好習慣還沒養成，這些習慣需要教育，需要馴化，需要熏陶，需要時間和投入。好在一個「美好家園」的建設，首先體現在人民對自己和自己國家的前途感到樂觀。我們現在還有許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我們的明天會變得更加美好，中國人的積極樂觀精神在一個又一個民調中得到了體現。美國皮尤中心2013年跨國民調錶明85％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表示「非常滿意」，在美國和英國，這個比例分別為31％和25％。英國的WWP集團發布了《中國夢的力量與潛力》調查報告，認為「中國夢的吸引力未來可超越美國夢」。受訪中國人中有超過1/3認為，美國是當今世界的「理想國度」，但這種看法僅限於當前，有42％的中國民眾認為，再過10年，中國將會成為「理想國度」。我想這裡的「理想國度」應該就是「活力社會」、「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三者之和。
我把中國社會的建設分為兩步，第一步是「雪中送炭」，第二步是「錦上添花」。我們改革開放的前30年完成了「雪中送炭」，整個社會實現了相當高水平的溫飽；現在進入了「錦上添花」階段，我們應該把自己的社會建成一個「活力社會」、「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將逐步成為主流價值，「溫良恭儉讓」將逐步成為社會風氣，「真、善、美」將逐步成為社會發展的坐標：「真」就是真誠；「善」就是與人為善；「美」就是秩序和優雅，就是良好的市民文化，就是宜居的生態文明。我們把西方兩三百年走過的路，濃縮到30來年之中，但當我們的硬體全面趕上甚至超過西方的時候（這本身也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們的軟體建設也要迎頭趕上，甚至超越。我們的眼光一定要遠大。如果說過去30多年，我們已經很好地完成了「雪中送炭」的工作，建起了一個強大而繁榮的經濟，創造了世界上最龐大的中產階層，我們下一步的目標就是「錦上添花」，就是讓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走向完善、精緻乃至完美，使我們的社會真正成為一個屬於絕大多數人的「活力社會」、「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
四、超越：思路與經驗
過去60多年，中國已經積累了大量「趕超」的經驗，也有不少教訓，特別是「大躍進」「頭腦發熱」的教訓，正因為有這種刻骨銘心的教訓，過去30多年，中國「趕超」的步子比較穩健和紮實，展示了很強的定力，用西方政治評論家的話說就是「這次是真的」。這種定力背後主要是三大元素的有機結合：中華文明的底蘊、中國的紅色傳統、西方的有益經驗。這三大元素的有機結合使我們深化了對「超越」規律的認識，並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形成了一些思路和經驗。我這裡總結出四條思路和經驗，這樣的思路和經驗還有不少，但我認為把握好這四條，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達到「超越」西方的目的。這四條思路和經驗是：民本主義、組織起來、綜合創新、上下策結合。
首先是民本主義。這是中國人數千年治國理政的核心價值，也是一個可以操作的思路和經驗。民本主義的理念和西方的許多理念相比強在哪裡？它強在與中華文明的傳統相聯繫。中國歷史上長期領先西方，一個關鍵原因就是中國古人執政的「天命觀」本質上是民本主義的，也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把人民看做國家的基石，看做「人心向背」的關鍵所在，看做「天命」最實質的內容，民生問題解決得好壞是決定國之命運的大事，「悠悠萬事，民生為大」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這個理念還強在它與中國的紅色傳統相吻合。過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今天，我們講的「實現小康」、「為人民服務」、「體察民間疾苦」、「群眾路線」、「兩個一百年的目標」等等，本質上也都是民本主義的體現。中國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改善民生。這種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使我們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消除貧困的最大奇蹟，使我們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層，使我們已經把人均壽命提到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一切都給外部世界帶來了強烈震撼。
這個理念還強在具有包容性和現代性。它指的不僅是國家要致力於改善民生，而且也指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安排也要著眼於在更高、更廣的層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質，落實到政府為百姓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落實到讓人民過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
在與西方理念和模式的比較中，它也具有獨特的意義。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世界仍有近一半的人口飽受戰亂、赤貧、飢餓、基本生活品匱乏的煎熬。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頻頻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其導致了無窮的政治紛爭，導致政治機器空轉，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變得遙遙無期。「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顏色革命」一次接一次地失敗，本質上都是這個原因。現在連西方國家自己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西方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危機導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甚至顯著下降。西方政壇今天也流行著當年柯林頓競選總統時的一句名言：It』s the economy，stupid!（真蠢，問題出在經濟！）絕大多數西方民眾關心的也是經濟、就業、福利這些民生問題。
我多次講述過一個觀點，西方一直喜歡用「民主與專制」這個範式來評判世界，但今天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因為它的預設是「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什麼是民主」只能由西方國家來界定。問題是世界上採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團糟的國家比比皆是，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兩大類，那麼只有良政與劣政兩類。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為數不多的國家治理得還是可以的，而相當多西方國家也沒有治理好，否則就不會陷入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這一點非常重要。從最爛的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現在破產的希臘、冰島等，都沒有治理好。當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
那麼什麼算是「良政」呢？本質上，這應該由一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界定，不需要西方國家越俎代庖。從國際社會的實踐來看，絕大多數國家的民眾似乎都把民生改善看做良政第一要義，這也就是中國民本主義理念的國際意義所在，它不僅接中國的地氣，也接世界的地氣。民本主義源於中國，汲取了中國和其他文化的長處，也符合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所以這種理念充滿了生命力，無論在世界的哪個地方，它都會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
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民本主義揭示了一條深刻的執政規律，那就是，不管採用什麼政治制度，最終都必須落實到民生的改善，這種改善既包括物質層面也包括精神層面，這正是良政的核心意義所在。過去30多年中，中國的民本主義的發展模式，特別是中國模式中「民生為大」的特點，以及中國基於民本主義的制度安排（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形成一種有利於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平衡）已經表明：它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個主要思路和經驗。
如果說有一個「西方民主模式」和「中國民生模式」在競爭的話，那麼我的初步結論是中國模式已經勝出。今天西方民主話語似乎還佔有某種話語和道德上的優勢，但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來說，民本思想才是民主的實實在在的體現，它遠比空洞的民主說教更為堅定有力，時間和歷史一定在民本主義這一邊，全世界最終都會朝這個方向走，西方民主制度也得朝這個方向演變。難怪連《經濟學人》雜誌文章也感嘆：中國每十年，人民生活水平就翻一番，而美國崛起最快的時候，要三十年才翻一番。中國「用（西方）民主制度可能要花幾十年才能學會的方式去應對國家建設方面的一些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只用了兩年就將其養老金的覆蓋面又增加了2.4億農村人口，僅這個數字就遠遠多於美國公共養老金體系所覆蓋的總人數」。看來民本主義不僅符合中國政治傳統，也代表了世界未來發展的潮流，展現了中國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的一個核心理念和成功實踐。
第二，組織起來。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鄧小平曾多次說過：中國無非是「塊頭大」，指的就是中國「地廣人多」。地廣，意味著治理難度大；人多，意味著人均資源少。「文明型國家」也是「百國之和」，內部各種差異極大，稍微處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種矛盾和衝突。人多、地廣、資源少、治理難，四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的基本國情。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中華文明自己形成的治國傳統。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美國和中國。美國18世紀下半葉建國的時候，人口為300萬左右，到1848年美國打敗墨西哥、吞併加利福尼亞時，美國人口才2 000來萬，而當時中國人口已達4億，約為美國的20倍。當時雙方都處於前工業社會，前工業社會裡最大的資源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國人的標準，那麼當時的美國，家家都是大地主，大地主還要僱傭黑人來種地，這種資源佔有的奢侈使美國人更傾向於談自由，談權利。相比之下，中國屬於人均資源緊運行，資源的競爭異常激烈，所以中國人更多地談「孔融讓梨」，談權利與義務的平衡。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世界上很多文化傳統的形成，歸根到底，都與資源多寡有關。美國這些白人大地主，當初在歐洲就遭受政教合一政權的迫害，到了美國後，對政府還是處處設防。美國人的「政府是必要的惡」觀念大致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形成的。相比之下，中國人均資源少，資源競爭激烈，一個村裡的人甚至會為河水和井水資源的分配而打架。在這種條件下中國人形成的傳統就是通過選賢任能，組成一個比較中立的政府來協調和保證各方的利益，來確保「國泰民安」，了解這一點，就可以理解中國人怕亂的集體心理，理解中國人所說的「不可三日無君」。當然，中國人均資源緊運行也使中國人形成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比方說，中國人講「人氣」，沒有「人氣」，再好的房子也賣不掉。中國餐飲之豐富，世界上還無他國可比，背後也是人均資源緊運行帶來的大量餐飲創新和革命。
過去，中國人常被認為是「一盤散沙」、不團結、「窩裡斗」等，這也和人均資源有限造成的激烈競爭有關，鴉片戰爭後的大量戰爭賠款，辛亥革命後的長期戰亂，日本侵華戰爭的殘暴破壞，等等，導致了經濟凋敝，民生艱難，人均佔有資源更少。此外，中國廣大農村歷來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分散、孤立、封閉，多數農民僅關心自己「一畝三分田」，社會形態薄弱，自組織能力匱乏。雖然儒家提倡「家國情懷」，但舊時的中國還是缺少把「家」與「國」聯繫起來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這種「一盤散沙」的局面使中國大規模的工業化舉步維艱，也抵擋不住西方列強發動的一場又一場戰爭，最終中國整個國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
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開始真正改變，中國共產黨通過自己強大的動員能力把中國基層民眾組織起來了。從此，中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短短一個甲子，中國綜合國力全面躍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國不久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一盤散沙」的問題。經驗已經證明，一旦政府沒有擔當，一旦「組織」形態缺乏，中國還會陷入「一盤散沙」的局面，西方勢力也一直盼望這種局面出現，他們鼓動中國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對抗，鼓動中國不同民族之間的對抗，鼓動中國社會和政府之間的對抗，他們企圖搞亂中國。當然，今天的中國已非昔日之中國，中國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強的現代國家之一，搞亂中國的企圖將以失敗告終。2010年上海舉辦了盛大的世博會，我去參觀了三次，發現了兩個頗能說明問題的細節：一個細節是世博會廁所之乾淨令人印象深刻，另一個是晚上打車狀況之混亂令人感到失望。儘管每天參觀世博會的觀眾達數十萬，但世博會的廁所始終保持得乾乾淨淨，我看比紐約三大機場的廁所都乾淨，考慮到如此巨大的人流，這種保潔水平堪稱世界一流。但晚上9點從世博會出來打車，大概是管理計程車的人員下班了，一下子失去了秩序，雖然只有二三十個人等車，但就是沒人排隊，一輛車過來，大家就涌過去，再過來一輛，大家又涌過去，都搶著上車。車不算少，但混亂局面一直持續著。前一個例子說明：只要以某種方式組織起來，中國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國家競爭並可能勝出，世博會的保潔工作做到了高水準的數字管理和網格化管理。後一個例子說明：一旦缺少某種形式的組織和規範，我們社會往往會重歸「一盤散沙」和「內鬥四起」的局面。
當然，我這裡說的「組織起來」，不只是指政府組織民眾，而是指任何一種可以形成秩序和規範的作為。它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長期的，也可以是臨時的；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經濟的和社會的；可以是部分人自發組織的，也可以是全體國民共同去做的。只要確立基本秩序和規範（這就是我說的「組織起來」），大家既可以勁往一處使，力往一處用，也可以各盡其責，各司其職，各顯神通，任何人間奇蹟，中國人都能創造出來。
我自己走的國家越多就越覺得世界上各個民族似乎都有自己的相對長處與短處，用經濟學的術語就是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這兩個概念是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闡述國際貿易理論時提出來的，即每個國家都有相對而言可以做得比較好的產品，它應該集中生產並出口具有這種「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自己沒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這種貿易活動能使雙方都獲得更大的利益。我這裡無意評判國際貿易理論中的這種假設，而只是借用「比較優勢」、「比較劣勢」這些概念來說明：在政治生活中，一個民族似乎也有一些自己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如果想要超越我們的對手，我們就應該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
總體上看，以我自己的觀察，盎格魯–撒克遜人（英、美的主要族群）「自組織」能力較強，他們喜歡自己組織起來做事情，哪怕只有幾十個人在一起，往往就會自發地組織各種協會，進行選舉，實現某種形式的「自治」。相比之下，自組織能力似乎不是中國人的強項，中國人普遍喜歡由較為客觀公正的第三方來確立和維護某種秩序，並在這種秩序中，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學習和娛樂。中國城市住宅小區普遍聘用物業公司來管理就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在國外，普通居民小區的管理許多情況下是居民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為主，而非依賴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
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在政治領域，英、美人似乎更相信選舉，也更善於搞選舉；中國人似乎更相信「選賢任能」，也更善於搞選拔與考核。與英、美這樣的國家競爭如何進行選舉，我估計100年之後我們可能還是競爭不過他們，我們鄉鎮一級的直接選舉已經試驗了20多年，但總體效果令人難以樂觀，賄選情況極為普遍，家族影響處處可見。台灣地區的選舉年復一年，但黑金政治仍是棘手的問題。但與英、美比「選賢任能」，我們現在做的就比他們好，而且好很多。
我們當然可以也應該借鑒別人之長，但我們千萬不要放棄我們的「比較優勢」。實際上我們今天的選賢任能模式已經是一種「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的模式，其中，選舉是從西方借鑒的。當我們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而且是以選拔為主，選舉作為重要參考，這就產生了一種既高於我們過去那種光是依賴選拔的制度，也高於西方那種光是依賴選舉的制度。中國人把兩種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了一種制度創新和超越。
在中國這麼一個超大型國家裡，建立秩序和規範總是第一位的，沒有秩序和規範，天下一定大亂，什麼事情都做不成。其實，歷史上的西方也是這樣做的。西方自稱其民主制度比較穩定，但縱觀歷史，西方几乎都是在經歷了革命之後，由富人建立起一個富裕階層主導的社會秩序和法律框架，確保他們自己首先掌控社會主要資源（政治、經濟、媒體、法律等），然後再把這種法治覆蓋到更多的人。
中國今天要做的也是維護、改革和完善自己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特別是政治和社會秩序，但我們不是富人主導的秩序，而是由普通人參與並建立一種使大多數人受益的政治和社會秩序。「組織起來」不是說不要個人的積極性，恰恰相反，通過「組織起來」，首先就是確立秩序，有了這樣的條件，個人生活才可能出彩。在井然有序的條件下，中國人幾乎個個是龍，既可以聯合起來一起攻艱克難，做成別人做不成的大事，也可以發揮個人的積極性，按自己認定的方式使自己的人生精彩萬分。過去30多年，至少有超過美國人口總數的中國人以這種方式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中國的社會活力與西方社會的階層利益固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整個國家也因此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一個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世界上，「組織起來」也包括一個國家的組織能力、整合能力、規劃能力。總體上中國的這些能力均超過西方。以整合能力為例，現代社會帶來了一個國家內不同群體利益的分化，也帶來了不同國家之間利益的分化，從過去30多年的情況來看，中國模式在整合國內外不同利益方面，明顯比西方模式更勝一籌。例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政府通過自己較強的整合能力，更好地實現了產業調整與整合，歐洲不少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家明顯缺乏這種整合能力，所以他們到現在都無法適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帶來的產業競爭。
西方企業界對中國特有的組織能力、整合能力和規劃能力感知頗深。2012年，英國《金融時報》曾在一項針對全球著名企業CEO的調查中詢問：您認為最稱職、最可靠的組織是什麼？這些企業老總把自己的能力放在第一位，把中央銀行放在第二位，把「中國共產黨」放在第三位，得票率64％，遠高於美國總統（33％）和美國國會（5％）。他們的理由是，中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總是看得很長遠，而美國，「雖然我們不喜歡中國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們知道這些政策是什麼……美國的問題在於政策都是短期的，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27]
回想一下過去的60多年，中國遇到過多少溝溝坎坎？很多人都認為中國過不去了：「大躍進」的災難過不去，「文革」的悲劇過不去，知青大返城的困難過不去，社會普遍貧困的狀況過不去，物價改革過不去，國企改革過不去，稅制改革過不去，銀行改革過不去，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坎過不去，金融危機的衝擊過不去，「非典」過不去，等等。但現在回頭一看，都過來了。怎麼過來的？關鍵是我們能夠「組織起來」，我們的組織、整合和規劃能力比較強，我們整個社會的凝聚力也比較強，特別是國難當頭時，我們的制度有擔當，有定力。2008年汶川地震後的抗震救災展現了中國人這個特點：不分階層，不分貧富，不分東西南北中，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眾志成城，共赴國難。考慮到中國的人口規模比整個西方世界加在一起還大，中國今天「組織起來」的能力應該是中國體制1949年以來形成的最大財富之一。這種能力來之不易，它將繼續幫助中國克服自己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在更多的領域內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第三，綜合創新。比較中國與歐洲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重要差別是宗教戰爭的差別。歐洲歷史上，不同宗教之間，不同教派之間的戰爭持續了上千年，今天也留下了很多陰影，克里米亞2014年宣布從烏克蘭獨立出去，背後就有東正教和天主教之間的矛盾。在中國，印度的佛教傳入後逐步與中國的儒學、道教互相滲透，互相綜合，最終形成了儒、道、釋「三合一」的中國傳統。相比之下，歐洲的延綿不斷的宗教戰爭幾乎把西方文明毀於一旦，中國的綜合文化使中國避免了歐洲宗教戰爭的悲劇。從一個更大的範圍看，長於綜合，長於借鑒別人的有益經驗，應該是中國文化中最大的「比較優勢」。南懷瑾先生曾這樣描述中國的綜合文化傳統：
講到中國文化，便以儒、釋、道三家並舉為其中堅代表……如果說中國有哲學思想，卻不是獨立的專科，中國的哲學，素來是文（文學）哲不分，文史不分，學用不分，無論研究中國哲學或佛學，它與歷史、文學、哲學、為政四門，始終無法分解，等於西方的哲學，與宗教、科學和實際的政治思想，不能脫離關係，是有異曲同工之妙。[28]
當然，古代中國和古代西方情況類似，由於生產力低下，社會分工少等原因，綜合文化在中國和西方都比較普遍。中國的《易經》《道德經》《大藏經》等典籍都屬於「綜合」性經典。同樣，西方的《聖經》、羅馬史詩等也可以算是「綜合」性經典，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反映了當時的歐洲社會也是「綜合」性的社會。
進入近代後，西方首先出現了「分」的趨勢，最大特徵是生產分工的細化，學術學科的分化，政治、經濟和社會也日益分離，在現代化基本完成後，西方大眾民主政治制度，與經濟也相對區隔開來，政治一般不會過分地影響經濟。但進入後現代社會之後，我們似乎又看到了「再綜合」的大趨勢，我們今天面臨的國際化和全球化大潮本身就意味著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綜合」與「整合」，通訊技術的革命性變革使「綜合」與「整合」的成本大大降低，世界正日益成為一個地球村，並迅速地進入了大數據時代。從科學角度看，綜合與分析相對應。自然科學從「綜合科學」走向「分析科學」，現在又在一個全新的基礎上走向「再綜合科學」。
中國人綜合觀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中國人的學習傳統。從「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到「三人行必有我師」，從「謙受益，滿招損」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陳言務去」到「學如蟬蛻」，從「推陳出新」到「獨闢蹊徑」等祖訓都反映了這種傳統。歷史上，我們從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養分，從世界各國借鑒經驗，就像中亞民族發明的二胡，今天成了中國民樂的主要樂器；英國人發明的乒乓球，今天變成了中國的國球，西方人提出的社會主義理念也中國化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借鑒了國外大量的經驗，包括蘇聯的經驗和西方國家的經驗。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有選擇地學習了美國在金融領域內的經驗，日本、德國在企業管理方面的經驗，以色列在農業方面的經驗，新加坡在開發區建設和反腐倡廉方面的經驗，香港地區和台灣地區在房產開發和管理方面的經驗。但總體上看，我們沒有簡單地照搬外部的經驗，而是綜合了別人的經驗，並根據中國的民情國情進行借鑒甚至創新。
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失去自我，這是中國的一條重要的「趕超」經驗。我們在借鑒別人之長的過程中，堅持以我為主，綜合創新，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我們的高鐵建設。我在《中國震撼》中曾這樣描述過：「我們建設高鐵的指導方針是：『引進先進技術、聯合設計生產、打造中國品牌。』我們先是利用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優勢，通過談判讓世界四大公司轉讓部分高鐵技術；然後是組織自己十多萬科研人員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整合、創新，最終形成了超越西方水準的新技術和新標準，創造了中國品牌，使中國得以引領今天世界的『高鐵時代』。縱觀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這也是中國模式的戰略思路：既學習別人之長，也發揮自己優勢；在對別人之長進行學習、消化與整合的過程中，大膽創新，進而形成自己獨特的東西，實現對西方標準的超越，並最終影響世界。」[29]
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我們過去30多年的最大成功幾乎都是綜合創新。在政治領域內，我們把「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這種做法明顯好於西方光是依賴「選舉」的制度。在社會領域，我們拒絕了西方主張的那種社會與國家對抗的制度，而是推進社會綜合治理，推動社會協商和對話，建立社會與國家高度良性互動的制度，所以我們的國家和社會都比西方更有凝聚力。在經濟領域，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是一種「混合經濟」，包含了「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有機結合，市場與計劃的有機結合，國企與民企力量的有機結合等，雖然這個制度還需要完善，但它已經展現了獨特的競爭力，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在法律領域，我們繼續推動依法治國，把「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并力求避免西方法條主義等弊病，建設一種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國家。我們還要繼續學習和借鑒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好經驗，但一定以我為主，博採眾長，洋為中用，自成一家。
中國近代史上，張之洞說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近代史上提倡的是「和魂洋才」，都有其道理，但我們再回頭看，毛澤東主席說的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眼光似乎更遠，氣派也更大。毛澤東主席的意思是：中華民族復興是「本」，其他都是「用」，我們對古今中外的一切借鑒，都是為了更好地發展今天的中國。我們應該從古人那裡汲取智慧，從外部世界汲取智慧，讓這一切為我所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用」，這也應該是我們綜合創新的真正要義。
第四，上下策結合。我們的古人是很有智慧的，談決策，一般都分上上策和下下策，甚至分為上、中、下策。這對我們探討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也是富有啟迪的。我們在上下策結合方面已經有了不少思路和經驗，對此，我們有必要加以總結。前面在討論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安排時，已經提到了丘吉爾所說的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這大概就等於中國人所說的「下下策」，而中國儒家政治文化的影響意味著我們還要追求「上上策」，也就是通過各種方法來選拔出一流的治國人才。丘吉爾的話，並非全無道理，因為西方民主制度有一個「托底」的安排，它至少可以保證通過定期選舉，使應該走下政治舞台的領導人走下這個舞台，從而不大會出現像埃及穆巴拉克執政近30年這種體制僵化的局面。
從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視角來看，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安排中已經具備了「下下策」，這包括領導人的任期制、退休年齡限制（西方很多國家還沒有）、集體領導制度（西方國家普遍沒有）。換言之，我們的制度中已經確立了比西方制度還要周全的「托底」安排。但除了這種「托底」的「下下策」之外，中國人的儒家政治文化傳統還包含了對「上上策」的追求，也就是要通過各種途徑把德才兼備的優秀領導人選拔出來。鄧小平當年汲取了「文革」的教訓，在中國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來鍛煉和培養優秀的領導人，並作出接班梯隊的安排，確保「上上策」得到落實。前面提到的中國最高決策團隊，至少需要兩任省部級的工作歷練，就是一個例子。總之，中國的政治制度安排已經是一種「上下策結合」的制度安排，它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證。這種制度創新，雖然還可以繼續完善，但已經超越了西方那種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
推而廣之，「上下策結合」可能是我們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條普遍思路和經驗。比方說，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視角來看「法治」與「德治」的關係。一個社會的凝聚力，既要靠「法」的他律，也要靠「德」的自律。我們現在講「法治」，這也是西方普遍的做法，指的是守住社會的底線。從西方法治社會的經驗來看，法治社會的最大長處是辦事有章可循，違法行為成本很高。「法治」做得好，可以減少社會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中國在走向法治方面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有人說，中國沒有法治，只有人治，這是不公正的。中國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房地產市場，中國也是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沒有法治的國家是不可能做到這一切的。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們在法治領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執法不嚴，有法不依的情況還廣泛存在，在落實「法治」方面我們確實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法治」也有自己的缺陷，例如法律的制定有滯後性的特點，這會造成某些領域一時無法可依的情況，滯後性也意味著法律難以對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及時反應和調整，對於一個像中國這樣處於大變革的超大型國家，情況更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強調「法治」的同時，還要提倡「德治」以彌補法治的不足。「德治」呼喚人們從內心出發，規範自己的外部行為，這是社會治理的最高境界。
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德治是社會治理的「上策」，「法治」是社會治理的「下策」，是保底的，但兩者要有機地結合起來，一個社會才能真正治理好。一個社會崇尚「德治」，把「德」內化成了自己精神品格的一部分，這個社會的治理成本就會很低，幸福指數就會很高。有人說，「德治」屬於「人治」，這是不確切的，「德治」不是「人治」，而是「人本政治」，是人作為人所應該具有的品格、道德和行為。西方社會其實也有「德治」，這主要指宗教傳統所產生的道德規範。但在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法治」早已壓倒「德治」，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治社會變成了「律師治理」的社會，而律師自己又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訴訟甚至已經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這種情況帶來的困境就是社會治理成本極高以及真正意義上的司法不公，因為富人總是可以花更多的錢聘請更好的律師團隊，他們勝訴的可能性也明顯大於普通人。另一個問題是法條主義，也就是我與福山辯論時提到的中國文化中「天」的概念，有些事情涉及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我們保留在法治的精神下進行政治處理的權利。像美國華爾街金融大鱷那樣給美國人民的財產帶來巨大損失後，還要根據原來的合同拿高達上億美元的獎金，這種「法治」文化在中國文化中是難以接受的。
有人認為法律屬於萬能的東西，社會要正常有序地運作，它就必須完全在法律控制之下。也有人認為道德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法律而沒有道德規範的世界一定是一個道德敗壞、危機四伏的世界。世界的現實告訴我們，光靠「法治」，或者光靠「德治」，一個社會都無法良好地運轉。光靠「法治」，很多人就會鑽法律的空子，甚至做傷天害理的事情，那些一時還沒有法律規範的領域就會亂象頻出；同樣，光靠「德治」，沒有足夠的法律約束和威懾，一個社會的犯罪成本就會非常之低，最終導致社會治理狀況惡化。一個社會唯有把「法治」和「德治」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真正良好地運作。這種「上下策結合」的社會應該是一種治理成本更低、社會更公道、社會生活更自然也更人性化的社會，這也是一種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社會。
在政治領域，中西方在觀念上也有一個巨大差別，這就是學者王紹光提出的「政體」與「政道」的差異。西方歷史上一直關注「政體」，而中國歷史上一直關注「政道」。「政體」指的是政治體制、形式和程序，西方人士覺得政治生活中，政體是最重要的，所以才有了所謂「民主還是專制」的分析框架。西方總是把這個框架套到我們這個複雜多樣的世界上，但顯然解釋不了這個複雜多樣的世界。與此相對照，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討論「政體」，中國人討論的是「政道」，如「國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表述。「正道」的重點是治國的理念和目標。西方人相信「政體」決定一切，中國人則認為「政道」才是治國的關鍵，無論儒家、法家、道家、墨家，討論的都是「政道」，討論的都是如何實現治理國家的最終目標。中國人從「政道」出發，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治國方法。至於「治國方法，該用什麼的時候就用什麼，有時候強調無為而治，有時候強調有為而治，有時候強調禮，有時候強調賢」。[30]
這種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巨大差異可能源於歷史上雙方治理版圖的差異：從人口規模來看，古希臘多數的城邦大概只相當於中國村鎮的規模，某種固定的政體也許就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但中國國家的規模一直比較大，政治家很少會拘泥於某種特定的政體，而是把重點放在執政的目的，並圍繞這個目的形成自己的制度安排。中國今天的制度安排也是這樣形成的。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政體，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統一戰線制度等，都是圍繞中國的「政道」而形成的。
如果用「上策」與「下策」的框架來分析，那麼確立什麼政體，一黨制還是多黨制還是無黨制，這相比於「政道」，應該屬於「下策」問題，而你這個政體要通過什麼方式，實現什麼目的，這屬於「上策」的問題。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一個關鍵就是如何使兩者都得到兼顧，但首先要把「政道」搞清楚，從「政道」出發來理順「政體」，而不是相反，更不能像西方那樣只關心「政體」，而不關心「政道」。從中國人的觀念出發，後者是本末倒置。這種「上下策結合」看來也是中國政治治理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關鍵所在。從「政體」出發，西方民主模式把重點放在「形式」和「程序」上，好像只要有了正確的「形式」和「程序」，一個國家就可以萬事大吉，一勞永逸了，結果西方民主模式日顯「教條」和「僵化」。與此相對照，中國民主建設把重點放在「目標」和「結果」上，大膽探索適合自己的民主「形式」和「程序」，結果是道路越走越寬廣。
鄧小平關於如何評估政治制度質量的三條標準也是「政道」：「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31]如前所述，用這三個標準來評價採用西方模式的「顏色革命」國家和「阿拉伯之春」國家，那麼這些國家的表現都屬於「非常糟糕」。用這三條標準來評判西方國家，那麼他們多數還算穩定，雖然不如以前，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國家還有老本可吃，有過去數百年財富積累（包括大量的不義之財）和制度建設的本錢，而後兩條，大部分國家也沒有達到。他們的人民不是更團結了，百姓生活改善的也不多，他們社會分裂的情況比過去嚴重了，他們的經濟也先後陷入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或經濟危機。
我們講的「民意」和「民心」本質上也是一種「上下策」關係。中國人有自己的政治哲學理念，尤其是「民意」和「民心」這兩個概念。「民意」一般指公眾輿論中所表現出來的民眾意願；「民心」則是指宏觀意義上的「人心向背」。孟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這個概念。中國人講「民意如流水」，講「民心大如天」，也就是說「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更重要。「民意」有時候可以反映「民心」，有時候不能反映「民心」。在今天這個自媒體和微博的時代，「民意」甚至可能在一個小時內就發生變化，但「民心」一定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東西，用現代政治學的話語，「民心」反映的應該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整體和長遠的利益。從這個角度看，「民意」與「民心」的關係也是一個「下策」與「上策」的關係，兩者要結合起來考慮才行。一流的治國應該力求從「民心」出發來把握甚至引導「民意」，而不是簡單地被「民意」牽著走。治國成功的關鍵是把握整個社會的「民心所向」。這些年中國政治雖然有時也有民粹化的傾向，但與西方相比，我們總體上的政治定力還是比他們大，所以我們取得的成績也比他們大得多。
西方「選舉政治」使然，政客傾向於揀選民願意聽的話說，結果導致民粹主義泛濫。民粹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自己民族和國家的長遠和整體利益，只求自己選票的增加，只圖眾人一時的喝彩。西方國家今天幾乎都是債務深重的經濟，這與政客無原則地向選民承諾各種福利有關，結果造成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在過去30多年裡，即使受到了民粹主義的壓力，中國執政者在多數情況下還是堅持了「民心治國」。這使中國得以進行中、長期的規劃，甚至為下一代的發展進行規劃，從而避免像許多西方國家那樣，最多只能規劃一百天或者只能規划到下一次選戰。這種「民心」與「民意」結合起來治國的中國模式，明顯高於光是依賴所謂「民意」的西方政治制度，這也是中國可以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條重要的思路和經驗。
[1]引自約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第2頁。
[2]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郝田虎、程英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
[3]《漢書?董仲舒傳》。
[4]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傑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5]李約瑟：《中華科學文明史》，科林?羅南改編，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3—84頁。
[6]約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第36頁。
[7]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謝延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第278頁。
[8]加文?孟席斯：《1421：中國發現世界》，師永剛譯，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年。
[9]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頁。
[10]Maurice Collis,「Marco Polo」,Collier』s Encyclopedia,vol.15,p.383.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頁。
[12]轉引自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85頁。
[13]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第236—238頁。
[14]夏瑞春：《德國思想家論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6頁。
[15]劉海翔：《歐洲大地的「中國風」》，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年，第74頁。
[16]同上，第74—75頁。
[17]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第196—207頁。
[18]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第238頁。
[19]劉海翔：《歐洲大地的「中國風」》，第77—78頁。
[20]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桂裕芳、張芝聯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03頁。
[21]李約瑟：《中華科學文明史》，引言。
[22]見趙鼎新：「天命觀及政績合法性在古代和當代中國的體現」，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年第1期。
[23]同上。
[24]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建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25]見安德烈?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第328—336頁；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第138—198頁。
[26]錢穆：「理學與藝術」，見《宋史研究集》（第七輯），台北：台灣書局，1974年，第2頁。
[27]見吉利恩?泰特：「中國共產黨：美國CEO的榜樣」，載《環球時報》，2012年5月21日。
[28]南懷瑾：《禪宗與道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頁。
[29]張維為：《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第115頁。
[30]王紹光：「中國的治國理念與政道思維傳統」，見瑪雅：《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325—328頁。
[31]同第192頁注釋!。
結論
一個「文明型國家」的邏輯
從《中國觸動》到《中國震撼》再到《中國超越》，這是我走訪百國，思考中國崛起、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心路歷程。我想把各種相關的問題思考得盡量全面一點、透徹一點，使自己呈現給讀者的東西能真正對得起讀者，對得起這個國家，對得起這個民族，對得起這個時代，也對得起自己。中國崛起到今天這樣，絕不能再被淺薄的西方話語忽悠了，那是要鑄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大錯的。我們的國家還存有很多問題，但我們取得的成績遠遠大於我們的問題，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是彪炳史冊的，是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先肯定自己，再來自信地解決所有的問題，最終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
作為自己百國之行「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我想在這裡把自己在這三部書中所提出的主要觀點綜合梳理一下，一方面是使讀者能更為全面地了解我關於中國崛起、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整體思考，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觀點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激發更多的人去思考相關的問題，為中國全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提供更多更好的思路和建言。
關於中國崛起，我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崛起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這個「文明型國家」有八個特徵，亦可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其中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和文化底蘊，不會跟著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會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勢頭和規模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它必將深刻地影響人類和世界的未來，並可能給整個世界帶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為了讀懂中國崛起，我建議從三個視角來重新審視中國：一是採用「板塊」及「板塊互動」的概念。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人口與美國相當的「准發達國家」板塊和一個更大的「新興經濟體」板塊。這兩大板塊之間實現了高度的良性互動，這是中國迅速崛起的秘密所在。二是採用購買力平價法來計算中國經濟的規模，因為它比官方匯率計演算法更接近真實的中國。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經濟總量應當在一至五年內超越美國。但即使用官方匯率來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也將超越美國。三是用包括房產在內的「家庭凈資產」來衡量中國人的財富。過去20多年裡，多數中國人事實上經歷了一場財富革命。在這個意義上，物質意義上的「中國夢」已經比「美國夢」更精彩，因為在這段時間裡，多數中國人的財富上了一個很大的台階，而多數美國人的財富不增反減。如果我們採用以上三個方法，或者將以上三個方法考慮進去，並重新計算有關的數據，那麼世界上許多關於中國的排名都將發生巨大的變化。
中國崛起需要通過國際比較才能看得更清楚。我自己估計：中國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就的總和，也超過了其他轉型經濟國家成就的總和。在不少方面，我們的成就也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我們雖然還有許多不足之處，包括腐敗、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問題，但我們可以對這些問題進行橫向的和縱向的國際比較，並得出一些審慎而全面的結論，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說清楚，最終也都有解。
關於中國模式，我提到鄧小平本人曾多次使用這個概念。在狹義上，中國模式指的是中國自己一整套做法和經驗的總結。在廣義上，它與中國道路的概念相通，指的是中國一整套做法、經驗、理念和制度安排。中國模式主要有八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在改革領域內，中國模式也就是中國改革模式，比較其他轉型經濟國家的改革，中國的模式屬於「穩健型」；原蘇聯和東歐的模式屬於「激進型」；古巴的模式屬於「保守型」，相比之下，中國的穩健改革模式，雖然也有不小的代價，但總體效果最好。
中國模式這些特點的背後是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點：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大「超級因素」集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的基本國情，這一切大致規範了中國道路的路徑依賴。過去30多年中，中國也有人嘗試要跳出中國模式框架，但最後在實踐中又總是被拉回來，可謂「萬變不離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國家」的超強基因帶來了一種規範：一旦我們不照這個基因圖譜生長和發展，中國的發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敗。中國模式並非十全十美，但其總體的成功是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所望塵莫及的，西方國家本身也受到了震撼。中國模式形成於全世界範圍內的激蕩和競爭之中，競爭產生的東西就是厲害，所以這個模式不會走向崩潰，只會進一步完善後走向更大的輝煌。
中國模式使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所有特徵——特別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四大「超級因素」——構成了中國崛起的最大優勢：我們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資源和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我們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我們有自己悠久的歷史傳承和獨立的思想體系，我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但是如果我們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樣，放棄中國模式，轉而採用西方模式，那麼我們「文明型國家」的最大優勢可能很快就變為我們的最大劣勢：「百國之和」變成「百國之異」。我們「百國之和」的人口將成為中國混亂動蕩的溫床，我們「百國之和」的疆土將成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們「百國之和」的傳統將成為無數傳統紛爭和對抗的借口，我們「百國之和」的文化將成為不同文化族群大規模衝突的根源。中華民族崛起的夢想將被徹底斷送。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離不開中國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可以概括為「一國四方」，即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這個國家有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它代表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文明型國家」的執政黨不可能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執政黨本質上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爭的西方政黨。
「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點是「百國之和」，如果執政集團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那麼國家將立刻陷入混亂和分裂。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國制度安排的最大特點是「協商民主」，包括在決策領域內實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組織制度方面，中國是「選賢任能」制度；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也是一種「混合經濟」。這些制度安排均包含了中華文明的基因、社會主義的基因和西方文化元素，三者有機結合後形成的制度推動了中國的迅速崛起。這些制度安排也將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證。
中國政治未來發展的大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特別是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總的說，我們的政治制度，雖然還在不斷改進之中，但就現在這個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政治制度進行競爭，我們歡迎世界範圍內政治制度的相互借鑒和相互競爭。一個現代國家的制度安排，關鍵是要確保政治、社會和資本三種力量達到一種有利於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平衡，我們要防止出現像美國那樣的資本力量壓倒政治和社會力量的格局，這是「美國夢」風光不再的主要原因。中國模式下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實現了一種動態平衡，特別是中國政治力量的相對強勢和中立，在受到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必要制約的同時，大致維持了自己規範和引領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的能力。這應該是中國過去30多年崛起比較順利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多數中國百姓夢想成真比較順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中美兩國的政治體制安排都繼續按現在的邏輯發展下去的話，「中國夢」實現的前景應比「美國夢」的前景更為光明和精彩。
關於中國話語，我三本書中的不少篇幅都是探討中國話語建構的。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伴有自己話語的崛起。失去話語，就可能失去一切，包括已經取得的成就。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最終都應該體現在話語自信上。我主張建設全面的、強勢的、透徹的中國話語，也主張推動民間的、學術的、國際化的中國話語。我總結了中國崛起背後的八個理念，即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並(賊吧Ｚei８.ＣＯＭ電子書)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我也總結了中國超越西方的四條思路和經驗，即民本主義、組織起來、綜合創新、上下策結合。
我還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政治話語觀點和概念，如「良政還是劣政」範式應該代替西方主張的「民主還是專制」範式，因為前者更能解釋今天這個複雜的世界；「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於天」，「民心」等於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整體與長遠的利益，治國要把「民心」和「民意」結合起來，但一定要確保「民心」治國的主導地位；中國的「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模式高於西方的大眾民主模式；西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稱為「最不壞的制度」，我把中國模式稱為「最不壞的模式」；非西方國家採用西方模式大致上只有兩種結局：從希望到失望，從希望到絕望；等等。從一個更大的範圍看，我三本書中的內容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建構中國話語的嘗試。
在闡述中國崛起、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過程中，我也對西方現狀、西方模式和西方話語提出了許多質疑。我們不再仰視西方，當然也不俯視西方，西方還是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們學習，但西方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引以為戒。我們可以平視西方，平視不是傲慢，平視才能看得清楚，看得準確，看出名堂來，才不會被別人隨便忽悠。關於西方現狀，我強調西方內部存在著一個龐大的第三世界，西方民眾對西方民主模式出現了持續的失望。美國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種充分組織和動員起來的利益集團所綁架。美國的「三權分立」僅僅局限於政治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之外，強大的資本力量似乎已經左右了美國的各種制度安排，這三種力量關係的失衡，資本力量獨大，導致今天的美國民主越來越像「錢主」。我認為西方民主模式運作中的三個基本假設（「人是理性的」、「權利是絕對的」、「程序是萬能的」）似乎已經變成了西方民主模式的三個基因缺陷。
我建議可以採用中國標準和中國話語來評述西方政治模式，包括其主要的弊端。這些弊端可歸納為「五個缺乏」，即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選賢任能」的機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綜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謀遠慮」的規劃。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了，西方整體走衰的速度還會加快。我也認為我們可以用中國標準，如鄧小平關於政治制度質量的三條標準，來評判各國政治制度的質量，來確定為什麼「顏色革命」會失敗，為什麼「阿拉伯之春」會變成「阿拉伯之冬」，為什麼西方制度也一路走衰。
至於西方的人權觀，它主要存在三大問題：一是公民、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間缺少一種平衡，西方過多地重視前者而忽視後者；二是西方一般認為只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權問題才算人權，而從政治方面推進和捍衛人權應該同樣重要；三是西方人權觀始終無法解決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之間的矛盾。
西方長期以來一直誤判中國，其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特別是「歐洲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和「歷史終結論」）。為了釜底抽薪地解構西方話語，我概述了海內外不少學者的研究成果和結論：首先，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在絕大部分的時間內都領先西方；其次，歐洲16世紀文藝復興的一個主要動力來自東方，特別是中國；第三，歐洲17—18世紀啟蒙運動的重要起點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第四，西方現代經濟學和政治學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源於中國，所以「歐洲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歷史終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本書所討論的中國超越，主要是指中國超越美國和美國模式，在一定意義上它也代表了中國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本書探討了中國在六個領域內對美國的超越，即在經濟總量上的超越，在百姓資產上的超越，在社會保障方面的超越，在科技創新領域內的超越，在政治制度和思想理念上的超越。在這些領域中，我們在不少方面已經超越美國，在許多方面不久將超越美國，在另外一些方面，通過繼續不斷的努力，最終也能超越美國。
坦率地說，以「選舉」為主的社會將競爭不過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的社會。以「民意」治國的國家將競爭不過把「民意」和「民心」結合起來的國家。以市場經濟一條腿走路的社會，將競爭不過「市場」和「計劃」兩條腿走路的社會。以「政體」為導向的制度模式將競爭不過把「政道」和「政體」結合起來的制度模式。以個人利益為核心的社會，將競爭不過能夠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的社會。所以我更看好中國模式，就現在這個水平也可以和美國模式競爭，當然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我們有偉大的歷史傳承，有輝煌的崛起業績，我們對此感到無比的光榮和自豪，我們從歷史和現實的兩個維度獲得了自信。我們有家國情懷、大國情懷、天下情懷，我們有「天降大任」的擔當，我們主張「王道」，反對「霸道」。我們願意放飛自己的夢想：隨著中國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超越美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可能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主流版本，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發展模式，中國社會有可能成為真正屬於絕大多數人的「活力社會」、「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
中國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範圍最廣泛、內容最深刻的變革，中國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並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將繼續借鑒世界各國的有益經驗，但不會失去自我，不會失去中國自己的許多優良傳統。中國人今天進行的探索必將為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的未來發展作出彌足珍貴的貢獻。
「中國從哪裡來，中國走什麼路，中國往何處去」，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需要回答這些大問題。回答對了，我們的國家將邁向第一，前途無比燦爛；回答錯了，我們可能功虧一簣，甚至前功盡棄。我們有些人只會在西方話語中打轉轉，在「歷史終結論」的邏輯下討論中國，所以他們解讀中國的發展永遠是從所謂的「極權模式」走向「威權模式」，從「威權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實踐證明這種邏輯是不靠譜的，它只會導致對中國未來一個接一個的誤判。
一個「文明型國家」有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中國歷史上長期領先於西方，過去兩千多年，中國在至少3/4的時間內是領先西方的，這種領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一。18世紀開始中國落後了，錯過了工業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訓，但中國現在又通過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趕了上來，並正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這種「趕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間是有繼承關係的，這就是「文明型國家」的邏輯。這種邏輯意味著：我們現在的制度安排，融合了中國自己的歷史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這種制度安排是超越西方模式的。
「文明型國家」的邏輯與「歷史終結論」的邏輯背後的哲學觀截然不同。「歷史終結論」的哲學觀是社會單線演化的哲學觀，它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簡單地由落後向先進的單向度演變的進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認為是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成就；而「文明型國家」的哲學觀則認為社會發展從來都是多元複合的，各種發展模式從來都是百花競放的，他們可以互相競爭，也可以互相借鑒，甚至你追我趕，超越對方，整個人類歷史就是這樣一路演變和發展過來的，只要人類存在，這種不斷變化的動態歷史進程便不會終結。
正如本書引言中所說，我們是帶著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荀子、孫子等偉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我們是經歷了上千萬人流血犧牲後真正獲得了民族獨立而崛起的，我們是在與世界全面互動並借鑒了其他文明無數長處之後而崛起的，這種國家的崛起不僅在物質財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並一定會深刻地影響世界未來的格局和秩序。我們從自己的文明中走來，我們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們將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行。
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中國超越，說到底，這不也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邏輯嗎？我們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正確方向，我們一定擁有偉大的未來！
後記
本書成書過程中需要感謝的人是無以計數的，一一列出來恐怕是一份很長的名單，即使列出來了也會掛一漏萬，但我還是想特別感謝一些朋友。
我十分感謝復旦大學的秦紹德、朱之文、林尚立、吳心伯等教授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王戰、潘世偉、黃仁偉等教授，感謝他們的鼓勵和支持。
我熱誠感謝我的學者朋友李世默、金仲偉、史正富、陳平、蘇長和、吳新文、寒竹、潘維、王紹光、胡鞍鋼、房寧、韓毓海、楊發喜、王文、宋魯鄭、瑪雅、劉濤、Martin Jacques、Robert Kuhn、Rana Mitter等，他們的許多真知灼見使我受益良多。也真誠感謝季平、孫海燕、孔丹、李琪、季桂保、沙燁等朋友的熱心幫助。
我要特別感謝世紀出版集團的陳昕總裁、施宏俊副總裁和世紀文景公司的王蕾、蔡欣、袁曉琳等，他們是出版《中國觸動》、《中國震撼》和這本書的功臣。
本書的部分內容曾先後在《人民日報》、《求是》雜誌、《紅旗文稿》、《光明日報》、《環球時報》、《北京日報》、《文匯報》等報刊上發表過，謹向這些報刊表達誠摯謝意。還要特別感謝觀察者網，它總是第一時間刊發我的文章。
真誠感謝復旦大學、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上海春秋髮展研究院、觀察者網等機構的許多朋友和同事，特別是蕭思健、陳康令、王小華、陶韡爍、余亮、楊晗軼、岑少宇、王震等人的熱誠幫助。
我也深深感謝妻子慧慧和兒子逸舟對我的理解和協助。
本書的部分研究和寫作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中國夢專題研究》項目、上海市中國夢研究創新基地、上海社科院中國模式研究創新工程的支持，謹向他們致以深深的謝意。
張維為
2014年7月6日於澱山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