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如何成立的？

武漢中學和陳潭秋任教的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是當時湖北教育界的兩面革命旗幟。董必武和陳潭秋等先進知識分子，以武漢中學為基地而進行的革命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以及他們致力於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工作，為在湖北建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作了必要的準備。

為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由文華大學發起邀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新青年》主編、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來漢講學。1920年2月4日，陳獨秀在武昌作了題為《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的演講，他說：要改造當今的社會，必須研究改造的方法。免蹈辛亥革命失敗的覆轍。改造社會必須：（一）打破階級的制度，實行平民社會主義；（二）打破繼承的制度，實行共同勞動工作；（三）打破遺產制度，不使田地歸私人傳留享用，應歸為社會的共產。2月7日，陳獨秀又作了《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講，他說：你們「必須特別注意」工商業和交通發達的武漢，「將來必為全國最重要之區」。與此同時，曾經領導武漢地區五四運動的惲代英在武昌橫街頭開辦了「利群書社」，大量經銷進步書刊，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史》、《階級爭鬥》和《新青年》、《共產黨》、《湘江評論》、《每周評論》、《覺悟》、《勞動周刊》等。

為推進武漢地區的教育改革，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工農群眾中去，董必武和陳潭秋等發起組織新教育社，並組成了湖北職業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了刊物——《新教育》，辦起了勞工學校、女子補習學校、識字班、平民學校、農民夜校，以工農群眾及其子弟為教育對象，傳授文化知識，宣傳革命道理。

為了解工農疾苦，傾聽工農呼聲，支持工農鬥爭，武漢先進知識分子，深入群眾，開展社會調查，1920年，先後在《少年世界》、《新青年》等雜誌上發表了《武漢工廠調查》、《武漢工廠紀略》、《漢口苦力狀況》、《武昌五局工人狀況》等調查報告。從而加深了對武漢工人階級的了解．增進了對工人階級的感情，逐步地樹立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走上了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

陳潭秋

1920年6、7月間，參與創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李漢俊寫信給董必武，相約在武漢籌建共產黨的組織，董必武複信李漢俊，表示同意在武漢籌建共產黨組織。接著，他即邀約陳潭秋、張國恩共同參加組建活動。陳潭秋表示熱烈贊同。隨即共同發起，物色對象，積極開展組黨活動。正當此時，曾在廣東《惟民周刊》任編輯的劉伯垂由廣州回武漢，途經上海，由陳獨秀吸收入黨，並派他到武漢發展組織，劉伯垂帶著一份抄寫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幾本介紹社會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小冊子，回到武漢。根據陳獨秀的提議，他首先找到包惠僧、鄭凱卿進行商討。

1920年初陳獨秀來武漢講學時，包惠僧是新聞記者，因採訪新聞而結識陳獨秀。鄭凱卿是中華大學的校工，陳獨秀來武漢講學時住中華大學，時與鄭有接觸和了解。劉伯垂找了他們兩人商量之後，又找到當時正在籌備建黨工作的董必武、陳潭秋秘密聯繫，共同商討建黨事宜，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經過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等人的緊張活動，1920年8月，在武昌撫院街3號（現民主路）由董必武、張國恩租用的一個姓陳的房子（在湖北省警察廳背後，青年會對面）合辦的律師事務所內召開秘密會議。會議由劉伯垂主持，參加會議的有：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張國恩、包惠僧、鄭凱卿、趙子健等人。會上，首先由劉伯垂介紹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經過，傳閱了劉伯垂從上海帶回的由上海小組草擬的中國共產黨綱領15條。這個綱領是由陳獨秀和維經斯基共同起草的，它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以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廢除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直到消滅階級。綱領還具體規定了發展黨員和建立黨的組織的原則，參加會議的成員，一面學習，一面就綱領的內容進行討論，大家一致表示必須按照這個綱領行事，擁護這個綱領。

會上，大家還學習了一些馬列主義的通俗讀物和介紹十月革命的小冊子，研究了小組的生活制度，規定了每周開會一次，以檢討工作，交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心得體會。會議經過醞釀提名，選舉了小組負責人，包惠僧為支部書記，陳潭秋分管組織工作，宣告了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正式成立。為了避免敵人的注意，決定租用位於湖北省警察廳背後的武漢多公祠5號作為黨的機關，掛上劉伯垂律師事務所的招牌掩護黨的秘密活動。另外，離董必武、張國恩在撫院街律師事務所不遠的地方，還有一個舊廟宇叫龍神廟的，也是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經常活動的重要據點。「陳潭秋一參加黨就拚命干，湖北黨的工作主要是他負責」。

1920年秋冬之交，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秘書馬邁耶夫和他的夫人馬邁耶娃等人來到武漢，協助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開展活動。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人常與馬邁耶夫交談，交談時馬邁耶夫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一些情況。董必武、陳潭秋向馬邁耶夫介紹了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建立以後的工作概況和五四運動以來武漢進步知識青年的活動情況，同時，陪同馬邁耶夫參觀了武漢利群書社，會見了書社的主要成員。在與馬萬耶夫接談過程中，陳潭秋還擔負了一項特殊任務一一翻譯。馬邁耶夫一邊講，陳潭秋把一個小本子放在膝蓋上一邊記，然後隨時翻譯出來。

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以後，大力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宣傳活動。董必武、陳潭秋等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作為小組公開活動的組織形式。五四運動以來，武漢湧現了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如黃負生，劉子通、施洋等，都參加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先後參加這個研究會的達20餘人。研究會規定每兩周開會一次，報告各自讀書的心得體會。當時，主要讀物有：《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淺說》、《社會主義史》、《階級爭鬥》、《馬克思傳略》，《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傳》等著作和《新青年》、《共產黨》月刊等刊物。李大釗來漢時，董必武曾請他在研究會上作過講演。陳潭秋常在研究會上報告他的學習心得，講述舊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的腐敗、封建地主和軍閥政府的殘酷剝削與壓迫，列舉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罪行，介紹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心得體會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通過學習和研究，堅定了研究會成員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後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參加了共產黨，有的人還成為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堅強骨幹。

1921年2月創刊的《武漢星期評論》，是繼北京《每周評論》、上海《星期評論》，湖南《湘江評論》等刊物之後，又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介紹十月革命的重要刊物，陳潭秋是該刊的創辦人之一和主要編輯撰稿人之一，該刊主張改造社會，改革教育，解放婦女，揭露和批判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陳潭秋寫的《婦女運動》、《「五一」底略史》、《快！起來呀！》，李漢俊寫的《中國思想界寒暑表兼晴雨表的梁啟超先生》，林育南寫的紀念五一、五四的文章，董必武寫的短評，劉子通寫的《改良湖北教育意見書》等，均在該刊上刊登。該刊實際上是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下編輯發行的最早刊物。它「曾刊載過一些指導如何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幫助知識分子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起了一定作用，在當時曾獲得很高評價。1923年9月。《評論之評論》第1卷第4號上發表的署名覺天的文章寫道：「自從《每周評論》出世後，……不久，被強權壓迫下去了，他的兄弟如上海《星期評論》、成都《星期日》也慢慢地不堪惡勢力底摧殘而夭折了。現在卻還有那如旭日初升，生氣勃勃的《武漢星期評論》巍然獨存於中國之中，大江之旁」。「他的體例。同《每周評論》雖有多少不同，他的精神卻或者過之。武漢是再黑暗不過的地方。主撰者都是青年，而竟能本著初衷一下一下地清道，真不能不叫人驚倒。」

利用學校講壇對知識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是又一種好形式。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中有4人的公開職業是教員，他們利用在各校任教的合法身分，在青年學生中進行革命宣傳。1920年11月上旬，一天下午放學時，陳潭秋約雷紹全、王鑒去散步。他們從涵三宮出來，經撫院街，往江邊漫步。一路上，他們邊散步邊談學習和學生會工作。

陳潭秋問道：「上次讀書會上，我給大家傳看的書，你們讀後有什麼感想？「

王鑒說：「您是說《共產黨宣言》吧！讀是讀了—兩遍，但一時還讀不太懂，再說一本書傳著看，讀得不太透。」

陳潭秋點點頭說：「書是太少了，那—本還是我託人從上海帶來的。」

學生雷紹全聽後提議道：「能不能編一些有關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的常識性讀物？」

陳潭秋聽後十分高興地說：「這想法很好，可以把校刊編委會的同學發動起來，搜集一些有關馬克思上義和十月革命方面的問題，採取作答方式編一個《政治問答》讀本，簡明扼要，通俗易懂。」

與此同時，董必武、陳潭秋，張國恩、鄭凱卿、李書渠等以武漢中學學生為骨幹力量，組建了「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該組織是一個半公開性組織，簡稱S．Y．，陳潭秋受共產主義小組的委託，分管青年團的工作，作為青年團的發起人負責組團。1920年11月7日下午，在武漢中學教務處召開了武漢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大會，參加此次會議的共有18人，會議由陳潭秋主持，會上正式宣布了成立「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青年團的宗旨是研究社會主義，實踐社會主義的思想。凡申請加入本組織者，需經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人介紹加入，為了方便工作，陳潭秋作為青年團的發起人也參加了青年團的組織，並參加了武漢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婦女運動委員會、學生運動委員會、社會主義教育委員會的工作。會議確定青年團組織每星期開會一次，彙報自己的思想、工作，交流學習的心得、體會。會上，請董必武講話。董必武站起來說：「自從政治戰爭停止以來，科學領域裡出現了許多重大變化，新思潮正在向我們撲面湧來，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呢？我們自然要投身到正式醞釀之中的新的運動中去。參加這場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會上講話的還有包惠僧、鄭凱卿、李書渠、趙子健等。

11月14日，社會主義青年團舉行第二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19人。會上，劉伯垂作了關於社會主義的專題發言。董必武介紹了工會的組織狀況，以及近期發生的一些罷工的原因和情況。鄭凱卿在會上也作了簡短的發言。與此同時，漢口也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12月26日，漢口社會主義青年團舉行會議，會上，宣讀了包惠僧、趙子健關於長江機器製造廠的調查報告。1922年4月9日，武漢社會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七次大會，會議介紹了三位新團員，由陳潭秋和林育南介紹上海團員馬念一加入武漢青年團組織，並選為婦女運動委員長。這一次大會另一任務是改選團的各委員會的委員長，陳潭秋被選為出版委員。在5月13日的全體團員的會議上，由陳潭秋和包惠僧介紹了楊子烈、袁溥之、夏之栩、陳媲蘭、莊子道、李革、吳勇、丁仲松等8位女士加入武漢社會主義青年團。從此，武漢團的組織開始有女團員了。

陳潭秋除在武漢中學任教以外，1921年又與倪季端等人一起創辦了共進中學，此外，他還先後在湖北省立女子師範、武昌高師附小等校任教，藉此向進步青年灌輸馬克思主義，勉勵青年們努力學習革命理論，致力於救國救民事業。為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潭秋和董必武一道在學生和教職員中先後組織了「青年讀書會」、「婦女讀書會」、「新教育社」、「仁社」等團體。董必武、陳潭秋等常在讀書會上作報告。陳潭秋說：「我們不是為了咬文嚼字才來辦讀書會，辦讀書會、學習革命理論，是為了救我們的國家，救被壓迫的勞動人民。

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開始有組織地「到紗廠去，到鐵路去，到碼頭去。經過同鄉或親戚的關係找工人談話，講解工人階級解放的道理。」董必武和陳潭秋採取辦夜校、辦識字班的方法，與工人接近，推動工人運動的發展，促進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辦識字班的有武昌第一紗廠、漢口英美香煙廠、漢陽兵工廠（包括煉鐵廠、制槍廠和火藥廠）、裕華紗廠、震寰紗廠、紗麻四廠、南洋煙廠等，在鐵路工人中也有這種識字班。包惠僧曾寫了一篇《我對於武漢勞動界的調查和感想》的文章，發表在1921年4月9日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要工人們；「快快團結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實現人類的福利」。

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經過小組成員的培養和介紹，小組本身也得到發展壯大。從1921年春起，陳潭秋先後介紹了黃負生、劉子通、張培鑫，董覺生等入黨，為武漢地區共產黨組織的初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由於董必武、陳潭秋等共產黨人的共同努力，馬克思主義在武漢地區得到進一步傳播，在進步知識青年中成了思想的主流，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和組織程度也有相當的提高，工人運動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五四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先進青年得到了進一步的鍛煉和提高。所有這一切，為在武漢地區建立共產黨組織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階級基礎和組織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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