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石景山的明朝著名太監墓
褒忠祠坐北朝南，欞星門額上刻「敕葬開國元勛司禮監太監剛公神道」幾個大字。欞星門上有火焰珠，石門兩側短牆上嵌有漢白玉的「麒麟祥雲」浮雕，神道的兩旁有石獅、石羊等石像生。褒忠祠面寬三間，進深二間；殿中原供有剛公彩繪泥塑神像，高有1.5米，為坐式戎裝像，頭戴雙翅斗纓鏨盔，身穿鎖子連環甲，外罩一件斜披的趁綠緞本金蟒戰袍，足登豹皮登雲靴。兩側還立有蔡倫、鄭和、王承恩三位的太監牌位。塑像前原有供桌，桌前左右兩側各豎有一把叉。東側是鐵叉，重120斤，傳為剛炳生前使用的兵器。西側原亦有一把鐵叉，後來丟失，補了把木製的。殿中東西山牆上舊有六幅「剛炳成聖圖」連環壁畫，畫的是剛炳跟隨燕王掃北的故事。 褒忠祠後是剛炳墓，墓前兩側立有「洪武年開國元勛司禮監太監剛公諱鐵之墓」和「洪武年開國元勛正承奉剛鐵之墓」兩通墓碑，碑前有石供桌及五供，寶頂兩側排列著6個御賜石礅。
在褒忠祠以西，原有一座兵馬墳和盔甲墳，據傳是剛炳部下將士和戰馬以及盔甲的葬處。褒忠祠內的剛炳塑像毀於1958年被拆毀，據說在塑像腹內還發現了一面銅鏡。鐵叉、木叉，剛公成聖圖以及供桌、供器、木牌位、剛炳墓等均無存。重修的褒忠祠已非原貌，祠中原有六通石碑，今僅存二通，現為革命烈士骨灰堂。褒忠祠東南方向的護國寺，現為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照片為海達莫理循作品，來源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李童墓 法海寺與龍泉寺之間的山坡上，有李童墓。 據李童墓碑介紹：李童，字彥貞，號朴庵，祖籍江西盧陵（今江西省吉安市）。祖父李宗文，父親李仁佑。母蕭氏，恪守婦道，善良仁惠，教導諸子。 永樂初，李童尚幼，舉止若成年人，被選入宮。成祖見其儀度非凡，端莊祥和，於是留在身邊。李童日夜小心謹慎，往來於皇宮內苑之間，從未做過錯事，皇上賞賜特別豐厚。他曾跟隨皇上平定北方，總是披戴盔甲，時刻不離皇帝左右。永樂二十二年（1424），護衛皇上回京。及至仁宗繼位，寵愛有加，命參與謀劃。李童更加畢恭畢敬，竭力盡忠，數次賞賜彩緞等物。宣宗繼位，李童跟隨皇上平武定州，出喜峰口征討敵人。宣宗授職，升為太監，賞賜宅第，僕人若干人。 正統二年（1437），李童思考再三：幾代皇上賞賜，隆恩如何報答？於是將皇上所賜的緞絹銀鈔，加上自己的全部家財，換成木材、顏料、磚瓦，於都城之西翠微山，創建佛寺一所。工程竣工之後，英宗賜額法海禪寺。同時將寺西的古剎龍泉寺修葺一新，兩座廟的殿堂樓閣異乎尋常，佛像莊重，金碧輝煌，光彩奪目，照耀山谷，四方雲遊僧人，無不留意。 景泰皇帝繼位之後，寵愛超過前幾位皇上，託付的任務也更加繁重。李童盡心竭力，督工辦事，對下人和氣，撫愛仁慈，雖是例行公事，但注意人的情緒。皇上觀察他的志向和操行，誇獎他勤勉而又有才能，賜與玉帶、蟒龍衣服，進行褒獎。恩寵的程度，為同僚所少有。 李童過去患有半身不遂，於景泰三年（1452）複發，竟然發展到不治之症。皇上命其回家調養，醫治無效，於景泰四年（1453）五月十四日去世。他生於洪武二十二年（1389） 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李童侍候過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五位皇帝，承蒙各位皇帝寵愛，令人推崇不盡，這不是偶然的。皇上得知李童去世的消息， 賜紙幣五千貫，以為葬祭之需。埋葬之後，賜白金□百五十兩，紙幣一萬一千五百貫，作為修葺墓域的費用，堪稱厚恩。李童的義子譚應等人，將李童安葬在法海寺附近。 弓勝墓 在人們的印象中，太監總是不離皇帝左右，手持拂塵，皇帝吩咐的事情，太監往往畢恭畢敬地回答：「喳！」其實，在特殊情況下，太監也要親臨戰場，指揮戰鬥，有的還因指揮得當，得到皇帝的嘉獎，弓勝便是一例。 弓勝，原名弓本，字以德，山東濟南武定（今惠民縣）人。明宣德年間，年幼的弓本進宮，在都知監當了太監。都知監為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之一，負責聖駕的前導事宜。凡遇皇帝出宮、謁廟等出行活動，負責在前警戒、清道。顯然，這是個「清水」衙門。如果沒有「土木之變」，弓本恐怕不會有升遷的機會。 正統十四年（1449年），發生了震驚朝野的「土木之變」。英宗親自率領的明軍主力，遭到蒙古瓦剌騎兵的襲擊，50多萬軍隊全軍覆沒，英宗被也先擄至塞外。國不可一日無君。宣宗次子、正統皇帝的弟弟朱祁鈺繼皇帝位，是為景泰皇帝。景泰帝繼位後，提升于謙為兵部尚書，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京城保衛戰。 當時，京城的精騎勁旅都在「土木之變」時覆沒。于謙將河南、山東等地的備操軍、運糧軍，全部調入京城，加緊訓練，準備戰鬥。為壯大隊伍，宮中太監紛紛入伍，弓本正是此時在神機營任職的。神機營為京軍「三大營」之一（其它兩營為五軍營、三千營），平時練習火器，拱衛京城。弓本率領的神機營雖然練習火器的時 間並不長，但在保衛京城的戰鬥中發揮巨大作用。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率領的瓦剌軍，兵臨北京城下。面對高大雄偉的城牆和城外整齊、肅穆的明軍營，也先不禁勒馬駐足，格外謹慎。他把主力放在西直門 外，派出散騎到德勝門打探明軍虛實。結果被明軍殺死數百人，狼狽而逃。過了兩天，即十月十三日，也先率主力攻打德勝門。于謙早有準備，事先在德勝門外的民 房中埋伏，派小股騎兵攻向瓦剌軍營，以誘敵人入城。也先果然中計，尾隨明軍追擊而來。于謙見時機已到，命弓本的神機營開火。一時間，火炮、火銃齊發，聲如雷霆，閃如霹靂，只打得瓦剌軍人仰馬翻，倉皇逃遁。瓦剌軍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敗，號稱「鐵頸元帥」的孛羅（也先之弟），被神機營的火炮擊斃。瓦剌軍傷亡一萬 餘人，銳氣大減。 也先揚言為孛羅報仇，轉攻西直門。明軍守將孫鏜率軍迎戰，因寡不敵眾，退回城下。城門緊閉，孫鏜走投無路，與也先展開肉搏戰。不久，明軍增援部隊趕到，也先三面受敵，加之神機營的火炮象是長了眼，在敵群中開了花，瓦剌軍只好退去。 瓦剌軍在西直門受挫後，又氣勢洶洶殺向彰義門，試圖在這裡打開一個缺口。于謙命神機營將火炮、火銃排列在前，弓箭及短兵排列在後，以重火力挫敗敵人的前鋒 和主力之後，再發弓箭，最後才是短兵相接。猛烈的火炮、火銃在敵陣中開了花，只打得敵軍鬼哭狼嚎，倉皇退走。于謙又命神機營連夜炮轟也先大營，打死瓦剌軍 萬餘人。也先無心再戰，率軍回到塞外。在慶功會上，當景泰帝聽說神機營在京城保衛戰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時，龍顏大悅，「以其屢戰屢捷」，賜其名曰「勝」。景泰一朝，皇帝賜名並不多見，是極為特殊的禮遇。 弓本被皇帝賜名弓勝之後，奉旨鎮守獨石等八城。獨石口乃長城要隘之一，其口僅容只騎，險過居庸。距口南10里許，有獨石城（今為獨石縣）。弓勝來到獨石城之後，掃蕩瓦剌軍殘餘勢力，恢復了獨石等八城往日的昇平景象。不久，弓勝又奉旨鎮守永寧（今山西省離石縣）。 英宗復辟後，弓勝繼續得到重用。天順三年（1459年），弓勝奉旨鎮守代州（今山西雁門）。未幾，移鎮懷來。成化五年（1469年），弓勝奉旨鎮守宣府，皇帝賜其蟒衣，以示榮耀。成化十四年（1478年）九月二十五日，弓勝卒於宣府治所。弓勝一生，經歷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四帝五朝。他生於永樂十九年（1421年）八月十六日，享年58歲。弓勝去世的消息傳到京城，成化皇帝極為悲痛，命歸葬於「都城西十五里黑山會之原」，即今八寶山以南何家墳一帶。 景聰墓 以壁畫聞名的法海寺開放以來，吸引了大批遊人。在法海寺以東，還有座永濟寺，俗稱湧泉寺。 永濟寺的創建與太監景聰有關。明弘治年間，御馬監太監景聰，因公至磨石口，只見磨石口廟宇林立，古木參天，景聰由衷地愛上這個地方。他來到法海寺以東，聽到 泉聲如雷，景聰好生詫異：久聞法海寺附近有龍泉，莫非龍泉就在這裡？詢問當地老者，老者告訴他：龍泉在法海寺之西，法海寺之東是湧泉。景聰尋聲找到湧泉， 泉水形成水柱，噴出一人多高。景聰試著往泉眼裡扔塊石頭，那石頭立刻飛走了。景聰暗想：稱其湧泉，名符其實。景聰發願在此建寺，欲與先輩李童一比高下。經 過募捐，寺院建成。寺院坐北朝南，依次為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藏經樓，院落錯落有致，取名永濟寺。不過，這寺名始終沒叫起來，當地百姓稱為湧泉寺，永 濟寺的名稱反而默默無聞了。 景聰出宮之後，在永濟寺出家，任住持。弘治十五年（1502），景聰去世，葬於永濟寺之西。當年九月初七日，弘治皇帝派御馬監太監張恕到景聰墓進行祭祀活動。 進入民國以後，永濟寺已經破敗，也不見了僧人。今天的永濟寺遺址址之西，僅存景聰墓碑一塊。 王瑀墓 1959年，位於八大處附近的杏石口村拆遷，於該村之北出土了《明故惜薪司右司副王公墓志銘》。出土地點，除數株松樹外，別無他物。據墓志銘記載：正德元年（150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惜薪司右司副王公因病去世，他的侄子王敬等人將其收斂，將於十二月十六日，把他葬在香山鄉翠微山。墓地附近，有司禮監太監黃褒善墓。黃褒善是王瑀的義父，所以王瑀亦葬此處。 王瑀，別號道貴，祖籍順天府東安縣人。太爺王茂興，爺爺王斌，父親王福義，母親馬氏。王瑀自幼老成凝重，與眾不同，家人對他寄予厚望。到他長大成人，因長相俊秀被選入皇宮。天順八年（1464年），二十三歲的王瑀，選送司禮監學習。王瑀聰明，成績突出，成為班裡的佼佼者，於是被黃褒善看中，收為義子。成化九年（1473年），有人奏明聖上，推薦王瑀到惜薪司當監工。惜薪司分外廠、東廠、西廠、北廠、南廠、新南廠、新西廠等廠。王瑀是小監工，還要受大監工的控制。兩年以後，即成化十一年，王瑀有了一定的權勢。到成化十七年（1481年），王瑀升為惜薪司外廠監工。惜薪司是管理宮中所用柴炭的衙門，其任務重大。尤其是外廠，貯存上等的柴炭，至關重要。過去，外廠的監工收受賄賂，以次充好。王瑀到任之後，消除弊端，不管是上級還是下級，對他既尊敬又佩服。因工作出色，王瑀於弘治八年（1495年）升為右司副。當時貯存柴炭的廠房年久失修，每到雨季，多處漏雨，且院牆低矮，不利於防盜。王瑀將廠房修葺一新，並將院牆加高，嚴於防守。廠前有條水溝，流水不暢，王瑀將其疏浚，交通方便多了。 王瑀為人正直，對皇上忠心耿耿，與人交往特別厚道。可惜的是，他的父母去世早。對待他的哥哥王保、嫂子谷氏，敬重有加，始終不渝。王瑀有兩個侄子，王瑀精心培養，俱已長大成人。老大王敬，捐了個官，名聲不錯；老二王安，因武功好，在錦衣衛中所戈戟司任百戶之職。王瑀有五個侄孫：王淳、王濬、王潽、王淹、王瀛、王淳，都在學習，準備科舉考試。王瑀生於正統六年（144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六歲。 鄧賢墓 在模式口村以北的翠微山麓，有大大小小的圍牆，其中的一個圍牆內出土過《明故神宮監太監鄧公墓志銘》，顯然，這裡是鄧公的墓地。 鄧公名賢，字彥良，廣東肇慶楊江縣人。鄧賢自幼聰敏，立有大志。十三歲那年即成化二年（1466）鄧賢凈身入宮。成化十年賜牙牌，成化十四年賜帽，成化十九年升兵仗局右副使。弘治二年(1489年)轉御馬監左少監，明年升太監，又明年賜蟒衣。弘治十二年，許內府乘馬，弘治十七年，轉惜薪司僉押管事。正德五年(1510年)，移陵神宮監司香。正德七年二月十二日，鄧賢因病去世，距其生景泰四年(1453年)四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弘治皇帝得知鄧賢去世的消息後，派內官監太監段祥主持鄧賢的葬禮，葬於京城西宛平境翠微山之原。 縱觀鄧賢一生，既無大過，又無大功。但他畢竟是得到皇帝賞賜的太監，非一般太監可比。從鄧賢的墓地位置分析，鄧賢出宮後養老的目標，應在模式口一帶的某個寺廟內。鄧賢生前，估計給某個寺廟不少布施，否則，也不會葬在模式口一帶。 李榮墓 天泰山慈善寺以北，原有善佛寺，1958年文物普查時廟貌尚整，之後僅存遺址，現在連遺址也遭到破壞。值得慶幸的是，善佛寺以北的李榮墓至今猶存。 說到李榮，熟悉《明史》的人馬上會想到發生在正德年間的「妖書案」。正德年間有個坐著的皇帝——武宗；還的個站著的皇帝——劉瑾。由於劉瑾把持朝政，挾天 子以令諸侯，將敢於反對他的尚書、都御史、郎中、主事、翰林檢討、十三道御史共計五十三人列為「奸黨」。被列為奸黨的人，有的被迫離職，有的下了大獄，有 的暴打而死，有的消職為民。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寫匿名信，列出劉瑾罪狀，請誅劉瑾以謝天下。武宗看完信，暴跳如雷，將其定為「妖書案」，命劉瑾火速查辦。 一天，早朝剛剛結束，群臣尚未散盡之時，忽有太監傳旨，任何人不得離去，全部跪於承天門外等候問話。群臣正在莫名其妙之際，一陣充滿恐怖的冷笑聲傳來，滿 臉殺機的劉瑾出現在眾人面前。他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群臣，晃了晃手中的匿名信，說：「有人想殺我，膽子不小啊！誰想殺我，請站出來吧？」群臣面面相覷，一言不發。見沒人答話，劉瑾說：「不站出來，誰也甭走！」 時值六月下旬，烈日當頭，酷熱難忍，部分老臣堅持不住，相繼中暑昏倒。劉瑾也有些支持不住，跑到涼快地方休息去了。劉瑾一走，司禮監太監李榮，示意伏在地上的群臣抓緊時間站起來活動活動，並命人取來西瓜，為群臣解渴止暑。時間不長，負責望風的小太監跑來，對李榮說：「來了，來了！」李榮忙讓群臣快跪下。剛剛休息片刻的群臣，驚聞此信，一時慌了手腳，慌亂地跪回原處。劉瑾見滿地西瓜皮，怒不可遏，破口大罵：「媽的，不給你們點兒顏色看看，不知道九千歲的厲害！」隨即召來侍衛，想對群臣施暴。 李榮見情況危急，怕有更多的人遭殃，於是高聲叫道：「寫匿名信的人，你聽著：既有膽量寫信，就該挺身而出。不就是個死嘛，還可以留個好名聲，何必讓大伙兒 一塊受罪呢！」劉瑾聞聽此言，氣個半死，雙眼惡恨恨地盯著李榮，心想：「我剛走你就給他們吃西瓜，你當為我沒看見哪，我不理你就算了！現在又暗示站出來必死無疑，傻子才站出來呢！」劉瑾見李榮亂攪和，無法達到目的，只好轉回內宮。 劉瑾視群臣如無物，怎麼給李榮這麼大面子呢？讓我們長話短說。李榮，字茂春，河南洛陽人，生於明宣德五年(1430)四月二十五日。他在景泰年間進宮，在乾清宮當太監，侍侯代宗。成化十四年（1478），李榮任司禮監掌印太監，憲宗賜其玉帶、蟒衣，許禁地騎馬，足見其地位顯赫。弘治十年(1497)，他曾主持德清公主與駙馬都尉林岳的婚禮。當時，凡國家大政，均有李榮參與，足見孝宗對李榮何等器重，亦可見李榮之權勢。武宗即位之時，李榮已經77歲高齡，請求退休，武宗是李榮帶大的，一天也離不開他，不同意退休。李榮和武宗是這種關係，劉瑾豈不也懼他三分？當然，李榮也不是傻子，「妖書案」還沒查清，就主動「休假」了。 正德七年(1512)九月十日，83歲的李榮與世長辭，武宗命太監丘聚、千經、莫英、柴歷、田智治其喪。同年十月十二日，葬於順天府宛平縣香山鄉之原。李榮生前，在這裡自營生壙，並預建祠堂（墓地的享殿），孝宗賜額「旌義」，並派人守護。 世事滄桑，旌義祠不復存在，李榮墓亦遭嚴重破壞。但是，就現存的華表、石人，石馬而言，在石景山區並不多見，可與田義墓相媲美。尤其是石馬，造型優美，線 條流暢，雕刻細膩，在石景山區現存文物中，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全副武裝的石人，手牽戰馬，似乎時刻聽從主人召喚。石人、石馬以北為神道碑，正德七年十月 立。碑以北的李榮墓已被盜，現存地宮及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撰寫的墓志銘。 李榮墓的前邊為善佛寺。善佛寺坐北朝南，一進院落。山門石額上鐫刻「善佛寺」三字。與山門建在一起的倒座殿，位於山門以西，內供碧霞元君娘娘。山門以北為正殿，面闊三間，大式硬山頂，前有走廊。殿內供三世佛，為泥塑彩繪像。殿前有寬大的月台，月台下有螭首龜趺碑兩座：一為嘉靖二年(1523)立；一為弘治十四年(1501)立。西配殿一間，內有泥塑彩繪佛像五尊。寺內鐵磬一個，上面鑄有「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吉日大悲寺住持道存」字樣。 莫英墓 天台山慈善寺以東的群山之中，有座太監墓。墓地的石坊上鐫刻著「總督糧儲內官監太監莫公神道」13個大字。石坊附近有碑，首行是「皇明總督京通等處糧儲內官監太監白石莫公神道碑銘」。撰碑人蔣冕。細讀碑文，原來這位太監名叫莫英。莫英是廣東人，他之所以葬在京郊，還得從成化年間說起。 成化元年（1465），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朝遠上奏：廣東、廣西發生叛亂，請求朝廷派兵平叛，即位不久的憲宗讓兵部研究平叛方案。兵部認為：中軍都督同知趙輔，有膽有識，可充任 總兵官；浙江左參政韓雍，素有才幹，可提督兩廣軍務。憲宗採納兵部的意見，派趙輔、韓雍征討兩廣。成化元年七月，浩浩蕩蕩的大軍開往兩廣。在平息廣東肇慶 恩平地區的叛亂時，趙輔發現山洞裡躲藏著一群苗族少年，雖是男性，但個個眉清目秀，趙輔心想：何不帶回京城，充當太監，為皇家效勞？莫英就這樣被帶到京 城。 成化二年（1466）， 莫英入選內書館讀書。內書館又名內讀書堂，是明代太監讀書的地方。明初，太祖朱元璋為防止太監干政，一是儘是減少太監人數，二是禁止太監讀書識字。到了永 樂年間，成祖開始允許教師入內宮講學，開了太監讀書的先例。宣宗即位後，開內讀書堂於宮內，專門負責小太監的文化教育，從此成為定製。在內書館讀書的太 監，都是出類拔萃的人物，莫英能到內書館讀書，足以見其聰慧。 成化十七年（1481）， 莫英任內官監右少監。不久，升為太監，憲宗賜其蟒衣，許在禁中乘馬。憲宗到郊外祭祀，莫英為隨從。內官監有位叫蔣琮的，見莫英受寵，極為嫉妒，又由嫉妒發 展為結怨。憲宗駕崩，其子孝宗即位，蔣琮繼續對莫英進行誣陷，不明真相的孝宗將莫英貶到茂陵神宮監，為憲宗守陵。後來，蔣琮奸佞不法，「為言官交劾，律作 極刑，死於獄」，孝宗這才猛然醒悟，為莫英平反。 弘治七年（1494）， 莫英被派往上林苑，負責宮中果品的供應。其間，莫英經常到石經山一帶，檢查林衡署（上林苑所屬機構）的工作。工余之暇，他經常到風光秀麗的翠微山游。一 日，他來到一個去處，但見一塊平地，三面環山，呈太師椅狀，是難得的風水寶地。若是將墳地定在這裡，豈不妙哉？莫英正在尋思，恰好一樵夫行來，莫英向樵夫 深施一禮，問此地地名。樵夫告訴他，這裡叫白石港。莫英不聽則已，一聽大喜過望。你道為何？原來，莫英，字國器，號白石主人。這裡叫白石港，莫非上蒼暗示 自己百年之後葬在這裡？ 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十一日，莫英與世長辭，距其生景泰元年（1450）九月八日，享年69歲。武宗命內官監太監孫鐸、神宮監右監丞高宣，辦理喪事。同年四月十七日，友人依其生前願望，把他葬在景色宜人的白石港。莫英入葬後不久，其侄莫違仁拜訪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請其為莫英墓撰寫碑文。蔣冕走訪莫英生前好友，了解到莫英許多動人的事迹。孝宗欲建延壽塔於 崇文關外，命莫英經理其事，莫英冒著殺頭的危險，說：「此非盛世，還是不建為好。」有人舉薦莫英為東宮（即日後的武宗）伴讀，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差事， 耿直的莫英卻說自己才疏學淺，難當此任，「固辭不赴」。莫英經常侍侯皇上，尤其是受寵之時，有人求莫英辦事，並饋以千金，莫英說：「區區小事，舉手之勞， 無需酬謝。」莫英曾總督京通等處糧儲，「秋毫不染，人每呼莫青天」。 莫英的這些事迹，都寫進碑文之中。尤為難得的是，碑文還寫了莫英墓所在地叫白石港，使這一古老地名留傳至今。《辭海》和《現代漢語辭典》這樣解釋「港」 字：與江河湖海相通的小河；港灣、港口的簡稱；還說它多用於河流名。其實，北京山區的地名里多用此字，只是讀音不同，山裡人讀它為「講」音，《中華大字 典》一書也注有此音，並解釋為「水分流也」。但在山區也指山凹和山溝之類。 撰碑人蔣冕（1462－1532）字敬之，廣西全州人。成化十三年（1477）舉鄉試第一。10年後進士，選庶吉士。後授翰林院編修。弘治十三年（1500）兼司經局校書。正德年間歷任吏部侍郎、禮部尚書、戶部尚書等職。 席良墓 以壁畫聞名的法海寺之南，曾出土過《明故御馬監監丞席公墓志銘》。墓志銘大意如下：席良，字惟善，別號樂庵，祖籍真定府晉州饒陽縣人。曾祖父席大公，祖父席彩，父親席進，鄉親們對他們品德無不稱道。母親王氏，竭盡婦道。席良兄弟三人：老大席成，老二席良，老三席美。 席良自幼志向高而深遠，聰明過人。正德五年（1510），他被選拔進宮，歸屬司禮監太監張簡庵名下。張簡庵撫育、教導席良，被選入內書館，跟隨翰林院儒臣讀書。他學習刻苦，手不釋卷，知古通今，熟習楷書之法。五年之後，也就是正德十年（1515），提拔到尚寶監任職，處理書信事宜。正德十二年（1517），轉任御馬監，不再是張太監的僕役，管理司房。就在這一年，升為奉御，負責奉召進見事宜。正德十六年（1521），皇上駕崩，按慣例裁員。嘉靖皇帝登上寶座之後，恢復席良奉御的職務，任命席良主管舊都府草場收放錢糧事宜。嘉靖十六年（1537），升為御馬監右監丞僉押管事。席良支付、收入之時，不該自己取的，從來不取。他謙遜沉靜，有很高的威望，了解他事迹的人，都說他賢良。正當委以重任之時，席良忽得一疾，醫治無效，駕鶴西歸。他生於弘治八年十一月八日（1495年11月28日），卒於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三日（1548年1月13日），享年五十三歲。皇上聽到席良去世的消息，派遣席良屬下御馬監典薄王羊、尚膳監太監浦信等治理喪事。參加喪禮的還有席良的弟弟席美、侄子席強等人。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將席良下葬。 鄭真墓 2010年12月，五里坨地區發現了明代太監鄭真墓。今年4月，在石景山區文委的協助下，我和門學文先生看到存放在田義墓的鄭真墓志銘，並製作了拓片。 鄭真經歷嘉靖、隆慶、萬曆三朝，《明史》無傳。鄭真（1517—1577），字惟誠，別號化庄，祖籍河南開封府陽武縣。鄭真的父親鄭顯，有三子，鄭真行二。鄭真十七八歲時，進宮當了太監。他先在司禮監秉筆太監張欽手下聽差，張欽死後跟了溫祥。溫祥派他到內書館讀書，從而走上了人生的康庄大道。嘉靖十七年（1538）， 鄭真開始受到重用，被提拔為「司禮監六科廊記室」，在那裡熟悉了太監二十四衙門的功能和辦事程序。也許他特別擅長國家禮儀程序的操作，所以墓誌說他「凡我 國家冠婚喪祭與夫冊立冊封諸項禮儀，賴公力居多。」如此，他已經成為國家最高核心機密的知情人。之後，他當了禮儀房的「長隨」，從此幾乎年年晉陞，掌管過 玉璽、內庫，當過秉筆太監、「乾清宮近侍司禮監辦事」，一直到成為「司禮監管監事太監」，成為皇帝身邊最親近的內庭大臣之一。墓誌作者徐階也說，他在嘉靖 朝作首輔大臣時，經常從鄭真口裡得到皇帝的「綸音」，可見鄭真已成為太監當中數一數二的人物。鄭真為何能夠步步高升呢？在下注意到墓誌中透漏的信息：嘉靖二十一年（1538）壬寅年，是鄭真發跡之年。那一年，紫禁城發生了著名的「壬寅宮變」，宮女們差一點把嘉靖皇帝勒死，而解救皇帝生命的太監里可能就有鄭真，他為保衛皇帝性命立下了大功，自然會得到皇帝的賞識，從而一步登天。 墓誌說鄭真有過兩次「公幹」：其一，嘉靖四十四年（1566）夏四月，奉命前往河南趙府公幹」。這一年的年初，發生了河南黃河開新河還是修舊河的激烈爭議。由於爭議不決，黃河再次決口。嘉靖皇帝派鄭真實地考察，考察歸來被晉陞，看來鄭真的考察皇帝還是十分滿意的。其二，隆慶元年（1567）秋九月，奉命前往山西晉府公幹。這年九月，山西發生了蒙古俺答部侵擾大同，犯淶水、交城、平陽、介休、平遙、太谷、文水的邊境戰爭，威脅京師安全。很明顯，山西危機四伏，鄭真是代表皇帝去督戰的。那次公差，鄭真辦事得力，又被晉陞。 萬曆五年（1577）年七月初八，鄭真在家中去世，走完了人生歷程。鄭真去世後，遣官諭祭，「越例加至四壇，寶鈔三萬貫。仍敕有司治諸葬具，賜祠額曰嘉賢祠。」死後待遇比田義 高：田義的諭祭為三壇，而鄭真是四壇；鄭真有皇帝賜給的「嘉賢祠」，田義沒有。如果鄭真墓園能倖存至今的話，應該比田義墓更宏偉。鄭真墓志銘是在凈德寺出土的，可見鄭真生前沒少往凈德寺「捐款」，不然的話，凈德寺怎麼會有鄭真的墳地呢？ 張升墓 模式口承恩寺以西，某居民院中有塊巨碑，半掩土中，只露出「乾清宮牌子」五個大字，這裡是太監張升墓。 張升，別號慧庵，生於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二月初九日。說起張升進宮當太監，頗具戲劇性。那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 的春天，張升正在農村集市上賣農副產品，被奉命招募太監的曹拜發現，曹拜見張升相一表人才，相貌堂堂，頓生招募之心。言談中，知張升粗通文墨，很有發展前 途，於是招進京城，送內書館讀書深造。張升讀書刻苦，「雖寒暑口不絕誦，旦夕手不釋卷」，被尚衣監的掌印太監看中。尚衣監在明代「二十四衙門」中，專司皇 上衣帽鞋祙之事，經常接觸皇上、皇太后等人。 萬曆六年（1578）， 張升「升慈寧宮司房近待」。慈寧宮是神宗之母李太后的寢宮。自從張升到慈寧宮後，便與李太后結下不解之緣。除侍候皇上、皇太后衣帽鞋祙之事外，張升還當了 次「包工頭兒」。那是萬曆三十五年的「漷邑永樂店慈聖皇太后發祥工程」。所謂「發祥」，是說永樂店發生過吉祥事。原來，李太后是漷邑（今北京通州）永樂店 人，據說李太后出生前，其父李偉夢見「宮中五色彩輦旌幢鼓吹導之下寢所」。李太后出生後，永樂店一帶治安混亂，李偉攜全家住進京城。其間，被選入裕王府為 都人（宮女）。李氏以其美貌，深受裕王喜歡。嘉靖四十二年（1563），李氏生第三子（前二子早卒），即後來的神宗。隆慶元年（1567年）三月，李氏被冊封為貴妃。萬曆元年，位登大寶的神宗，尊其母為慈聖皇太后。永樂店出了位皇太后，李偉也被封為「武清侯」，賜第清華園，還有比這更「發祥」的嗎？從《明神宗實錄》可知，發祥工程由景命殿、華嚴寺、真武廟三部分組成。神宗還寫了《御制漷縣景命殿碑文》，碑文中說：「順天府通州漷縣永樂店，乃聖母皇太 後誕育之地，淑氣所鍾，宜有表章，以示來許。」這項工程的主體建築為景命殿，由大門、主殿、後殿所組成，圍以牆垣。景命殿之西為華嚴寺，景命殿之東為護國 崇寧至德真君廟。萬曆三十八年（1610），工程告竣，神宗賜其玉帶，加祿食，「以勵其功也」。 萬曆四十二年（1614），李太后薨逝。張升轉為乾清宮牌子，專門侍候皇上。六年以後，即天啟元年（1621年）九月十四日，張升去世，「葬於阜成關外磨石口地方承恩寺之側」。第三代武清侯李誠銘（《明史》作李銘誠，為其墓志銘篆蓋。 模式口、高井一帶，皆為承恩寺賜地，張升之所以能在賜地範圍內下葬，應與承恩寺有關。如果這一推測成立的話，張升生前，應經常往來於京城、承恩寺之間，李太后也應知道有座承恩寺。見佛就拜、見廟就燒香的李太后，也應到過承恩寺。 馬榮墓 田義墓內，並非一墓，而是五墓：田義墓居中，其西為馬榮墓，東為王奉墓，最西為無名墓，最東為慈有方墓。這五座墓是什麼關係呢？從馬榮墓的碑文可以悟出五座墓之間的關係。馬 榮墓的碑文說：京城之西三十里許，有磨石口村，村北的山如龍，嵯峨屏峙，林巒秀麗，有眼力的人相中了這裡的風水，馬榮墓就坐落在這裡。馬榮，號龍湖，幼時 就與眾不同，為人們所器重。萬曆年間，馬榮進宮當了太監，接續司禮監掌印太監田義的未竟事業。他曾掌管惜薪司、內庫，其間兼管稅務。天啟四年（1624），馬榮離開紫禁城，被派往皇陵，掌孝陵神宮監印，提督一衛五所官軍。崇禎三年（1630），馬榮掌管康陵印務。就在馬榮上任後不久，一病不起，竟然駕鶴西歸，終年63歲。馬榮生前，多次前往磨石口慈祥庵，並在田義墓側預建自己的墳塋。馬榮死後，葬田義墓旁。 馬榮墓碑提到田義，可知馬榮是田義屬下。按照我國傳統的「昭穆」葬制，可以推斷五座墓之間的關係。田義墓居五墓之首，位於正中，屬「昭」位，馬榮墓在田義墓 之右，屬「穆」位，王奉墓在田義墓之左，屬「昭」位，無名墓在馬榮墓之右，屬「穆」位，慈有方墓在王奉墓之左，屬「昭」位。通 過上述排位，不難看出五墓之間的關係：田義的屬下是馬榮，馬榮的屬下是王奉，王奉的屬下是無名墓主，無名墓主的屬下是慈有方。慈有方是五墓之中最後一位太 監，他雖卒於清代，但其墳塋估計在明代就建好了。也就是說，田義墓內現在墳墓中，沒有清代的太監墓。據調查，田義墓內還有不少太監墓，只有墳頭而已，沒有 豪華的建築，估計是清代太監墓遺存。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墳頭被平毀。這也說明一個問題，即：清代不允許太監建造豪華的墳墓，象李連英那樣的大太監畢竟是 少數。 王奉墓 王奉墓位於田義墓內。 王奉的墓碑上刻著「乾清宮牌子提督上林苑南海子尚膳監太監王公奉號岐山之墓」。通過這一行字，人們知道王奉號岐山，在乾清宮當差，是皇帝的御前近侍，負責大臣們上朝簽到；皇帝到南海子打獵時，他負責警衛；皇帝的一日三餐，由他來侍候。王奉是何時來到乾清宮的呢？這個問題搞清楚之後，再依據墓碑上王奉的「頭銜」，人們對王奉的生平就會有個大概的了解。 王奉是馬榮和屬下，這是從田義墓內五座墓的「昭穆」次序知道的。知道了馬榮離開紫禁城的時間，王奉「入主」乾清宮的大致時間就不會錯。馬榮是天啟四年（1624）離開紫禁城的，估計在天啟四年前後，王奉來到乾清宮，開始侍候明熹宗朱由校。 王奉是「乾清宮牌子」。乾清宮是明朝皇帝的寢宮和日常活動的場所，當大臣們到乾清宮「上朝」時，掌管大臣們報到牌子的太監，稱為「乾清宮牌子」，其地位僅次於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太監及提督東廠、守備太監。 王奉還負責「提督上林苑南海子」。上林苑是皇家園囿管理機構的總稱，下設良牧、蕃育、林衡、嘉蔬、川衡、冰鑒等署。南海子即今南苑，是皇家狩獵的地方。畢竟皇帝不是每天都去打獵，王奉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項工作便是侍候皇帝的飲食。尚膳監為二十四衙門之一，掌管御膳、宮內食用及筵宴等事。 從王奉人事的工作分析，他是皇帝的貼身太監，是皇帝的親信。大概是王奉知名度較高的原因，吳三桂在「討清檄文」中還提到了王奉。他說：正當我要反戈北上之 時，「適值周、田二皇親，密會太監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寄命託孤，宗社是賴。」有學者考證，吳三桂在說謊，他不可能見到三太子。
附：
清至民國年間宦官對黑山護國寺的重修
（http://www.bjww.gov.cn/2016/9-27/1474958913515.html）
清軍入關建立封建王朝後，重用漢人，迅速因襲前朝統治者的治國方略，繼續推行中央集權制，內廷選用一些明朝的宦官仍舊服務皇家，又從民間招募一些幼童凈身後作為補充。不過，清朝的宦官數量遠沒有明朝龐大，區區數千人，且管制較為嚴厲，因此清初的宦官沒有多大勢力，只是到了清末，統治日益腐敗，才出現了眾所周知的大太監安德海、李連英、崔玉貴、小德張之流。
清朝的宦官勢力雖然沒有發展到像明朝那樣把持朝綱的地步，但對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也不可低估。他們作為一個特殊的階層，日夜接觸最高統治者及皇家內眷，擁有一些外人享有不了的特權。明清的宦官內部抱團兒，形成一些獨特的信仰，以此鞏固他們集團的利益，從他們將剛鐵（炳）拜為他們的祖先，再到保護他們的神祇來看，剛鐵的地位超越了常人，這說明他們已經把他作為偶像來崇拜了。而清朝的統治者順應了這種思潮，視剛鐵為忠君護國的符號和象徵，甚至把他當作神靈、偶像來敬畏和崇拜。
正因為這些特殊原因，京西黑山護國寺儘管遭遇了兵燹和改朝換代，但在清朝得到修繕的次數和力度都不亞於明朝。明朝對黑山護國寺大的重修共七次，多為權傾朝綱的大璫主持。①清朝對黑山護國寺重修八次，也多由呼風喚雨的大太監主持。進入民國，太監勢力已經隨著封建社會的滅亡而衰微，但就在新中國成立前的1947年，竟然還有人出面維修這座寺廟。
一、內監馬騰蛟對黑山護國寺的兩次維修和管理
從現在能查到的資料看，內監馬騰蛟等人對黑山護國寺進行過兩次維修，並且，在維修過程中馬騰蛟掌管了黑山護國寺的祭祀事務和具體管理工作。
（一）第一次重修在康熙六年（1667年），廉子庫管理馬騰蛟等出資重修。
這次重修在《剛祖聖會碑》中有追記，此碑立於康熙四十年（1701年），參與者六人，分別是司禮監□□□張裴然、惜薪司管理郭憲臣、提督江寧織造盧九德、御用監管理趙璉城、提督御河等處焦繼祖、廉子庫管理馬騰蛟。他們6人閑暇之際來剛公祠墓遊玩，發現褒忠祠甚是荒涼，黑山護國寺傾圮不堪，祭祀也已荒廢，"公議誠心復起勝事"。翌年春天，在馬騰蛟等人的倡議下，將黑山護國寺、褒忠祠堂和剛鐵等眾太監墓地修葺一新。他們敬重前朝太監剛鐵的為人品性，並景仰其建立的不世功勛，尊剛鐵為老祖。
從馬騰蛟六人的職務看，他們都是清初宦官系統中較有實權的。司禮監在明朝是二十四衙門（十二監、四司、八局）之首，掌皇城內禮儀，關防門禁，催督供應，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批朱等，其掌印、秉筆一言九鼎，即便是僚佐和小內使也比別的部門人員職責清要，以內翰自命，外朝大臣對他們尊敬有加。清入關後，收留了一些投誠的明末太監，起初內監隸屬於六部，二十四衙門縮編為十三衙門，權力大為削減。康熙十六年（1677年），又廢十三衙門，只設敬事房，由內務府管轄，太監人數逐年減少，明末太監據史載有九萬之眾，清初銳減為九千人。司禮監仍負責禮儀等，但喪失"批紅"大權。惜薪司仍負責宮中所用薪炭，御用監負責宮廷御用之物，提督御河則管理御河一應事務。
這裡，對提督江寧織造盧九德多說幾句，一是因為他叛明投清，二是因為他擔任的職務在清朝關係重大。明朝滅亡之際，盧九德是司禮監秉筆太監，並提督京營。弘光政權時，他又備受朱由崧的寵幸，擔任蘇杭織造等要職，準備大婚冠服。清軍入關，他變節投降,順治二年（1645年），"杭州織造太監盧九德具疏進御用袍服。以內監已分隸六部，九德仍妄行具疏。切責之"。②清初吸取太監亡明的教訓，對宦官嚴加管束，盧九德依然按明朝舊例行事，受到嚴厲指責。次年底，他仍妄想督理蘇杭織造，結果碰了一鼻子灰。清廷諭旨"盧九德不當列名疏內，況秉筆太監本朝無此職銜，著削正嚴飭"。③明朝在南京、蘇州、杭州三處各置提督織造太監一人，專掌絲織品織造事宜，以供皇室消費。清代沿襲明制，於上述三地仍設織造衙門，各有織造監督（簡稱織造）一人，併兼管機戶、徵收機稅等事務。順治時曾由戶部差人管理，旋歸宦官十三衙門。康熙二年（1663年），改由內務府派員，銜名初稱"駐剳江南織造郎中"，後改為"江寧織造郎中（或員外郎）"。《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家族世襲此職，曾祖曹璽、祖父曹寅、父曹頫三代擔任江寧織造，曹寅妻兄李煦為蘇州織造。史料中沒有提及盧九德什麼時候提督江寧織造，但可以推測他約在順治中末期或康熙初期，當上了提督江寧織造，必是清朝為了安撫歸順的明遺，原職起用了這部分人。康熙六年，是四大臣輔政、裁抑宦官之時，但馬騰蛟等太監還是實權在握，不僅修繕黑山護國寺、褒忠祠，還恢復了中斷多年的祭祀剛祖制度。
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時候，黑山護國寺祭祀用的器具尚無一件，這是明末的兵火造成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馬騰蛟接領祭祀事務，"獨捐己資置辦諸樣器物"，恢復春秋二祭，誠心料理了15年，到康熙四十年（1701年）交接他人管理的時候，列出全套祭祀用品清單，特意刻在碑上，以備今後缺少毀壞照前數增補，用心可謂良苦。當時的祭祀器具有：弓箭1副架全、三股叉1柄架全、貼金香爐3座、貼金燭台4座、桌子100張、板凳200條、里花碗1000個、湯飯碗1000個、花碟1500個、茶鍾200個、酒盅600個、羹匙200張、宜興吊100把、茶匙30張、油盤60面、大小鐵鍋8口、套籠6副、大磁盆5個、磁斗盆10個、沙古100個、盛傢伙筐20個。
（二）第二次重修在康熙四十年，首領馬騰蛟出資修理。
立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重修褒忠祠碑記》中說："康熙辛巳首領馬公騰蛟等出資修理"，康熙辛巳即康熙四十年。這一年馬騰蛟出宮，來到黑山護國寺削髮為僧，傾畢生積蓄，不僅修復了祠、廟、墓，立了《重修褒忠黑山護國寺剛祖祠堂記》和《剛祖聖會碑》，留下了非常珍貴的祭祀剛公的全套祭祀器物名單，還翻新了黑山護國寺的部分明代碑刻，如嘉靖三十年（1551年）立的《黑山會護國寺碑記》《護國褒忠祠記》《黑山會流芳碑記》及萬曆元年（1573年）立的《黑山會司禮監太監剛公黑山護國寺碑》、萬曆二十年（1592年）立的《黑山會重修護國寺剛公祠堂碑記》、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立的《重修黑山會褒忠祠碑記》等，均在碑文末章節附註明"康熙四十年歲次辛巳合會內外眾等捐資前後修補建新"。此後馬騰蛟親為剛鐵守墓，終老黑山護國寺。
二、乾隆年間對黑山護國寺的重修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圓明園總管首領等眾太監出資維修黑山護國寺，見《重修褒忠祠碑記》，這是第三次重修。
乾隆五十二年，圓明園首領太監一日遊覽黑山護國寺，發現寺廟情景與康熙四十年太監馬騰蛟修繕前的狀況極其相似，"祠堂神像，上雨旁風，無所蓋障，宜祭之日，酒脯供物，無所取具"，掐指算來，已經80餘年不曾修繕了。圓明園總管首領太監們當下拿出積蓄，又加上樂善好施者的慷慨解囊，將祠、寺、墓修整一新，並於次年樹立《重修褒忠祠碑記》，由內閣中書趙秉沖撰文。
三、道光年間對黑山護國寺的重修
道光十九年（1839年），總管趙喜等捐資對黑山護國寺第四次重修，留有《重修黑山神祠記》碑刻一通（圖一）。
有的學者把"黑山神祠"與"褒忠祠"混為一談，其實"黑山神祠"是清中葉對黑山護國寺的稱呼。上碑中稱："黑山神祠，不知建於何時，或曰始於明。祠自武聖殿、山神殿外，有所謂天王及佛菩薩諸殿，其西又有褒忠祠。"這段文字明確告訴人們，黑山神祠在東，褒忠祠在西，是兩處不同的建築。另外立於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重修黑山護國寺碑記》中說得更為明了："黑山神祠相傳建自前明，至我朝道光己亥仲夏重加修葺，閱今又三十餘年矣。"道光己亥就是道光十九年，碑文中的"黑山神祠"就是碑題中的"黑山護國寺"。為什麼清中葉稱黑山護國寺為黑山神祠呢？實際上這是由明朝萬曆十九年（1591年）張誠修繕後逐漸演變來的，張誠重修時增加了對真武大帝的供奉，④佛道並重，後世又繼續發展道教勢力，增加了對武聖、山神的供奉，於是在道光年間黑山護國寺出現了"黑山神祠"的稱謂，與天王諸佛菩薩同受香火，說明此時的黑山護國寺佛道共存。
《重修黑山神祠記》的碑陰還刻了25位助緣人名單，有營造司的首領、西騾園、畫匠房窟堂、傢伙倉倉字、廉子庫首領、房錢庫庫掌、菜庫庫掌、炭庫庫長、吏目、太醫院御醫、房庫庫掌等，還有聚順局、聚成店的掌柜，並提到了住持僧同和與他的徒弟廣□一同叩募。
四、同治年間對黑山護國寺的兩次重修
（一）同治十二年，圓明園、乾清宮首領太監們、圓明園宮內長平署內外太監和村人出資重修，立有《重修黑山護國寺碑記》（圖二），撰碑者吳縣潘祖蔭。這是第五次重修。
這次大修，距上次維修30多年。捐款的隊伍分兩種人，一種是乾清宮和圓明園的首領太監們，有總管、首領、引善、領善等191名太監，另一種是周邊村莊中的民眾。重點在舊基上復建了靈福殿、三世佛殿、山神殿、武聖殿、天王殿，新建靈福殿東西配殿六間、牌樓一座，翻新僧人棲息的廬舍及院牆、彩繪等。山門三座為村人合資重修，還提到了黑山護國寺有下院一區--白衣庵，在阜成門內南溝沿大能仁寺衚衕。
（二）同、光年間，由執事張成興等人捐資修繕黑山護國寺，是第六次重修，並訴訟追回廟產。
此次重修是立於宣統元年（1909年）的《重修碑記》提到的，執事張成興於同治年間來廟瞻視，見佛殿破敗不堪，發心接理廟務，經過認真查詢，發現是廟僧把後山坡的山場典賣一空，於是將該僧逐出山門，秉心經理，不數年間廟宇煥然一新，買回山場地畝。到了光緒年間，後山坡地再次失沒，"不知失於何人之手"，因庚子年（1900年）變亂，趙、侯二位執事接管廟務，按策根究，查明後山坡地都因不便管理的緣故歸屬種地戶，陳訴上去對簿公堂。年余，趙執事病故，案子懸而未決。此後，接任的執事王春安與侯執事二人商量，重新上訴，據理力爭，數月後將山坡地如數追回。為了以後不再發生糾紛，特將山場四至範圍明列於碑上。
五、光緒後期對黑山護國寺的重修
第七次重修應在光緒末年，由以長春宮二品頂戴花翎總管李連英為首的眾太監出資，樹有《黑山護國寺題名碑》，無落款。
在剛公祠原有一通《黑山護國寺題名碑》（圖三），碑文人名排列獨特，李連英的官品、名號佔了碑陽的一半面積，字體非常醒目，字型大小特大，另265人的名字密布其下，其中地位顯赫的有南府總管9人、長春宮總管2人、乾清宮總管1人，而且還有寧壽宮總管崔玉貴。碑陰羅列了內殿四品花翎總管太監、長春宮太監、總管太監等121名，各村民眾139名，農庫達、泰源木廠、裱作、瓦作、營造司木作、油作等頭目12人以及總管、乾清宮奏事處總管、長春宮六品□□□□太監等6人。這通碑前後共鐫刻544人的名字，是功德碑，即這些人共同出資重修了黑山護國寺。從參與太監人數達到387名來看，居然占當時太監總數的19.45%，隊伍相當龐大，因為清朝的太監人數是逐年減少的，清初9000人，到了乾隆年間只有2866名太監，嘉慶時有2638人，光緒時有1989人，宣統退位時僅八九百人。⑤這麼多太監中，有的是有頭有臉的，如劉蘭慶、王春安、王喜等人名屢見於八寶山娘娘廟碑上和黑山護國寺《感德碑》，說明這些人的身份地位也不一般，他們跟在李連英後面出錢修廟，本身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李連英和崔玉貴，是光緒朝說一不二的大總管和二總管。從碑文看，李連英任職"長春宮二品頂戴花翎總管"（經仔細辨認，其中"二"字被人為描成"三" 字），說明此碑立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之後。因為，光緒二十年慈禧六十大壽慶典時，破例賜李連英黃馬褂和二品頂戴。從碑文排列人名的方式看，此時的崔玉貴只是寧壽宮的總管，地位、權勢還不能與李連英同日而語。
近年來影視劇的演義和戲說，把李連英說得面目全非，其實，李連英是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李連英天性聰穎機敏，詼諧幽默，吹拉彈唱無所不能，辦事滴水不漏，不但慈禧太后器重，就是王公大臣也無不欽佩，因而官職青雲直上。同治五年（1866年）升任首領太監，授六品頂戴花翎。同治八年（1869年）晉陞為副總太監，授四品銜。同治十年（1871年）左右，經慈禧太后賜名為"連英"。光緒十二年（1886年），李連英擔任長春宮總管，賞賜三品頂戴，慈禧太后派李連英隨同醇親王前往天津視察海軍。慈禧六十大壽慶典時，破例賜李連英黃馬褂和二品頂戴，按說這是違背清廷祖制的，一貫小心謹慎的李連英曾懇請恭親王奕?勸說太后收回成命。經奕?再三勸慰，他才勉強接受了二品頂戴。
崔玉貴在宮裡發跡是在庚子之變前的事，為了出人頭地，他曾拜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和慶王奕劻當乾爹。宮裡成立戲班，慈禧太后愛看戲，奕劻就把崔玉貴薦入戲班，為的是討好慈禧，也為了打探宮中的消息。崔玉貴長得身材勻稱，又會武功，人稱"小羅成"，演戲功夫好，扮相英俊，深得慈禧賞識。又因為他認桂祥為乾爹，用宮裡的行話講，叫作"鑽桂公爺褲襠來的"，故而很快躥紅，晉陞為二總管，賞三品亮藍頂戴，與李連英一起成為慈禧的左膀右臂。
六、宣統年間對黑山護國寺的重修
宣統三年（1911年），小德張、姚夢山等捐資重修黑山護國寺，立有《重修黑山護國寺碑記》（圖四）和《感德碑》，⑥這是對黑山護國寺的第八次重修，也是清朝最後一次重修。
小德張宮號張蘭德，原名張祥齋，河北省靜海縣唐官屯人，幼年喪父，家貧如洗，羨慕家鄉好多人當太監發了大財，自行凈身，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入宮當了太監，輩分為"蘭"字輩，得名張蘭德，後避德宗諱改名張蘭福。
小德張入宮先在茶房當差， 不久入南府戲班，扮相好，又刻意揣摩慈禧的愛好，四處尋訪梨園高手。他聰明伶俐，鞍前馬後效勞，頗得太后賞識，是西太后最寵信的太監之一，當然還有別於李連英和崔玉貴。小德張比其他太監技高一籌，他不只討好西太后一個主子，還十分同情"百日維新"後被西太后囚禁在瀛台的光緒皇帝。慈禧故意降低御膳標準，並授意他監視光緒。他總是在送飯途中設法調換些光緒愛吃的菜，因此光緒視其為親信。慈禧死後，隆裕當皇太后，遇事沒有主張，同治皇帝的瑜妃等人企圖謀劃排擠她。小德張瞅准機會，為奪取大總管的位置，與隆裕太后互相利用，替隆裕太后穩住了地位，被提拔為內廷大總管。此外，小德張用拜把子、收徒弟的手段擴張個人勢力，將心腹安插在宮裡的各主要處所，提拔他的把兄弟姚夢山擔任隆裕太后的二總管，將其徒弟任福祥提升為掌案太監，宮裡成了小德張的天下。
小德張處世機敏圓滑， 為了獲得多數太監的好感，他不惜出資在黑山護國寺建立太監的養老義會--同仁院，讓他的親信劉蘭慶當院長，為貧病衰老的太監提供養老送終福利，這樣，小德張在朝野中的勢力和影響更大了。黑山護國寺《感德碑》中敘述了小德張建同仁院的初衷："蓋以閑散太監，每至生無所託、死無所歸、困苦艱難、流離失所，總管睹此情形，心滋不忍，因不辭勞瘁，首先提倡，捐款巨萬並募得共七萬餘金。築院之餘，存儲生息，以為長年經費。俾閑散之貧老者居於斯、養於斯、終於斯、殯於斯。"同仁院是太監養老義會的別稱。不管小德張主觀動機如何，他能自己出資萬金並募集資金七萬餘建立太監養老院，客觀上為年老貧病的普通太監提供了一個棲身之所。
小德張這次重修包括：靈福殿、三世佛殿、天王殿、褒忠祠彩繪，配殿、耳殿、客舍、住房修飾，宮門、神路、旗杆、牌樓等翻新，添置佛袍、桌圍、堂簾、供桌簾、片幡、雲幔等，又捐銀1600兩、香火地40畝。
七、民國年間太監對黑山護國寺的重修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晚清太監信修明等出資重修黑山護國寺，記錄在《黑山護國寺住持道士自述碑》中。
信修明是小德張的徒弟，曾被師傅小德張重用為御膳房首領，後提拔為司房大首領。他是宮內外聞名的"秀才"，恃才傲物，廣交朋友。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後出宮，長期寄居在黑山護國寺，逐步掌管了太監養老義會。為救助出宮的無業太監，信修明於1930年成立"恩濟慈善保骨會"，將黑山護國寺也納入其中，他被大家公推為保骨會會長，也是黑山護國寺道教會會長。保骨會章程規定，凡是太監都可以免費到黑山護國寺養老，生養死葬，解決了貧苦太監的後顧之憂，受到太監們的擁護。1930年時的黑山護國寺，有田地52畝、合種地157畝、出租地269畝，1949年底寺內居住太監還有53人，他們每日二餐，衣食無憂，頤養天年。⑦
上碑中提到信修明曾為保護恩濟庄太監公墓而奔走呼號，這件事在當時確實是轟動了全社會。恩濟庄太監公墓在海淀區八里庄，為清統治者賞賜的太監義地，曾埋葬著數百名清代太監。這塊地400餘畝，除太監墓外，還以田養墳，種植果木，修建陽宅，由太監養老義會管理。在民國年間，恩濟庄太監公墓受到各種勢力的垂涎，後被北平市社會局借故賣掉了。信修明作為"恩濟慈善保骨會"會長，發動眾太監捐款，又找小德張借錢，四處找人斡旋，與社會局公開打官司，獲得了社會同情，終於贖回了那塊地，因此名噪一時。
也因為這通碑，很多人稱他立"活人碑"。《末代太監秘聞》一書在提到信修明時，說他"為人處事，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妙處。最稀罕而使京城太監拍案叫絕的是，他活得硬朗朗，居然為自己立了一通"活人碑"，連碑文都是自己親自撰擬的。這在太監堆里，競相傳為趣談"。⑧
八、對明清大璫持續鼎力修繕黑山護國寺的幾點思考
從明朝到清朝，數十位大璫持續接力修繕黑山護國寺達15次之多，民國年間信修明的最後一次修繕也是這一接力賽的餘聲。這場規模宏大、前後持續500年左右的十數次重修工程，基本上沒有因為改朝換代停頓，而是代有其人振臂倡議，這對一個太監廟宇、太監墓地來說，實屬不易，也實屬可觀。筆者以為，它的存在和發展，既婉轉表達著宦官不同階層的價值觀，也曲折表達著宦官階層隱秘的利益之爭，同時還側面折射出明清宦官與民間社會的相互滲透。
（一）黑山護國寺的緣起婉轉表達著宦官不同階層的價值觀。
黑山護國寺始建於明正統年間，內官監太監李德是創始人，此前關於黑山護國寺的記載均語焉不詳。這個時期正是明朝太監開始專權之際，以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振為首達到第一次高峰。黑山護國寺的創建，不僅代表著宦官階層的尊君護國思想，同時也反映了宦官階層的分化。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 參與黑山護國寺創建和重修的這撥太監，迥然異於同一時期參與法海寺修建的太監群體。法海寺創建於正統四年到八年（1439-1443）之間，以大太監王振為首，數百人捐資，其中包括一些交趾籍貫的知名太監，如王瑾、宋文毅、范弘、阮安、阮浪等。這是由於明朝永樂年間根據宮廷需要，對安南進行索取和掠奪宦官，成國公朱能、英國公張輔征伐安南（即交趾），掠取了大量閹人。可以這樣說，參與法海寺創建的太監，基本上是王振集團，而參與黑山護國寺創建的則是宦官中的另一部分人，他們疏離於王振以及後世的汪直之流，屬於史書中口碑較好的太監及他們的徒子徒孫，如覃昌、馮保、陳矩等，這些太監倡導的價值觀與王振、汪直等不同，他們崇拜的偶像是剛鐵那樣的人，通過崇敬、祭祀剛鐵，婉轉表達著他們的思想和精神。
其實， 宦官中向來是門派林立、拉幫結夥，講究師承關係，一個師傅自成一個體系，對不是自己體系中的太監不屑與之為伍，不同的宦官集團有不同的價值觀。太監祭祀剛鐵，說他們借屍還魂也好，說他們別有用心也罷，這些人表達的是他們認定的忠孝節義，不同於那些干政專權的大太監的所作所為，剛鐵身上的忠誠、智勇與美德，是他們欣賞和提倡的精神。至於嘉靖之後，佛教被抑制，道教盛行，重修黑山護國寺的宦官們一方面增加道教內容，一方面大肆美化剛鐵，不排除他們借道教保全自己、借剛鐵抬高自己的用心。到了清代，太監們在剛祖祠里祭祀的主要人物除了剛鐵外，還增加了蔡倫、鄭和與王承恩三位，這更表明了他們的價值取向：蔡倫是我國"四大發明"之一造紙術的鼻祖，造福全人類；鄭和是宣揚國威、文化交流的使者，有功於世界；王承恩是以死效忠皇權的典型，有利於朝廷，這三位加上剛鐵，都是他們心中的典範、崇拜的先賢。
北京天壇有祭祀齋戒銅人亭，是齋戒時放置銅人的地方。皇帝齋戒期間，亭內設方几一張，罩黃雲緞桌衣，上設一尺五寸高的銅人像一尊。銅人烏紗玉帶，雙手恭奉簡牌一枚，上刻"齋戒"二字，以使皇帝"觸目驚心，恪恭罔懈"，提醒皇帝有所警惕，不忘用心齋戒。這是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定下的制度，天壇齋戒始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清代沿襲。齋戒銅人在清代有三種形式：一為唐朝名臣魏徵像，一為明初協律郎冷謙像，一為明代太監剛鐵像，相傳這三人在歷史上都以剛直敢諫而著稱。⑨清代帝王把剛炳和魏徵、冷謙等量齊觀，視其為忠君護國的符號和象徵，儼然是官員的楷模、忠臣的榜樣。
（二）黑山護國寺的變遷曲折表達著宦官階層隱秘的利益之爭。
黑山護國寺在嘉靖之前，是由一些內官監、司設監的太監主持重修，提議清明祭祀剛鐵的覃昌，還是史書中褒揚的賢明太監。到了嘉靖時，情況發生了變化，重修黑山護國寺的大部分是世宗寵幸的藩邸太監，張佐、麥福、高忠等都是權監，一直延續到萬曆時的馮保、張誠和陳矩，大部分以印代廠，權勢炙手可熱。這些太監位高權重，都是皇帝身邊的舊臣，雖然沒有像太監王振、汪直那樣禍國殃民、草菅人命，但在權勢和利益爭奪方面毫不遜色。政治上，他們互相傾軋，結黨營私，如馮保與張居正聯手排擠高拱，張誠揭發馮保和張居正。經濟上，他們也是以權謀私，像麥福曾爭奪馬場與民爭利，又像馮保在修廟的同時，掩蓋了他兼并土地的嫌疑。總體說來，這些太監在攬權干政方面比王振、汪直之流要稍微收斂一些，牟利上卻一點兒也不比他們差。唯獨在修建黑山護國寺的問題上，他們表現得非常一致，這些權監都以黑山護國寺為幌子，粉飾他們以權謀私的行為。
還有，剛鐵成為眾多太監祭祀的對象，墓址不止黑山護國寺一處，還有一處在海淀區頤和園附近，"在頤和園東宮門迤南，有廟宇一座，甚為宏麗巍峨。殿三重，後殿三楹，中有尖頂圓封墓一，周圍數十武，相傳為明剛丙葬骨之所。前殿懸墨畫傳真燕王遺像，廣頤豐額，髭長尺許"。⑩引文中的"剛丙"應該就是黑山護國寺祭祀的"剛鐵（炳）"，這證明了明清以降祭祀剛鐵的廣泛性。
（三）黑山護國寺的傳承側面折射出宦官階層信仰與民間社會宗教的相互滲透。
黑山護國寺在嘉靖之前，基本上是以佛教為主，到了嘉靖時，由於世宗皇帝溺信道教，下令盡毀佛寺。他身邊受寵的太監大多是從藩邸帶來的，也跟著信道教，於是這個時期的黑山護國寺先是被毀，而後重建，再後改址，艱難度日。直到麥福和高忠重修時，黑山護國寺才得以中興，到馮保重修達到鼎盛。張誠重修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崇奉的不再是單純的佛教系統的神祇，加入了道教系統的真武大帝，從此，黑山護國寺佛道共存。陳矩重修時，又增塑下庄三義廟劉關張君臣、五虎將軍、龐士元先生塑像等，已經與民間社會的信仰接軌了，因為下庄的土地也是黑山護國寺的廟產。
到了清朝，這種現象一發而不可收。先是馬騰蛟等人把剛鐵奉為祖師，與佛教諸神、道教真武大帝共受香火，鋼鐵的地位比明朝時升了一格，從護國功勛升為太監之祖；從剛公祠升級為剛祖祠，恢復了春秋二祀；名稱上也發生了變異，稱作"剛祖聖會"，聖會是民間宗教組織常用的名稱，黑山護國寺顯然為這個聖會服務。到了道光時期，黑山護國寺新增了山神和武聖供奉，有山神殿和武聖殿，黑山護國寺也被俗稱為"黑山神祠"，與剛祖祠並存。同治十二年重修了不少建築，包括靈福殿、山神殿和武聖殿，新增了靈福殿配殿。靈福殿此前並未涉及，這次反倒是重修，想必早已有之，應該也是道教擴張後的殿堂。捐款的人員不再是單純的太監隊伍，周邊村莊的民眾也加入進來，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民國末年。同治年間的另一次重修，居然是山場被僧人典賣和山坡地失沒，暗示僧人勢力的衰落，道教逐步昌盛。到李連英重修時，因他本人信道，道教逐步強盛。再到小德張、信修明，更是道教信仰佔了主流，信修明本人是道教霍山派的第八代傳人和黑山護國寺道教會的會長。但周邊的老百姓參與重修捐款，三教九流，他們什麼都信，佛教的殿堂和民間諸神並存，這一點頗類似石景山區的慈祥庵（田義墓）、隆恩寺、善佛寺等太監墓葬群。太監因死後不得葬入家鄉祖墓，出宮後只能扎堆在京城的寺廟養老，眾多小太監往往依託比較有權勢的大太監辦的寺廟養老，死後就葬在寺廟和大太監墓的周圍，形成太監墓葬群。太監一旦離開皇宮，不再作威作福，而是棲身寺廟養老，與周邊老百姓有很大交融，信仰變得多元化。又因為，寺廟往往是有錢的大太監和周邊老百姓捐資建立和維修的，所以太監和老百姓一樣，信仰逐漸趨同，且信仰也變得多元化，遇神就拜，這是宦官階層與民間社會信仰交融滲透的一種表現。
①④ 苗天娥：《明代黑山護國寺的創立與傳承》，《北京文博文叢》2012年第1輯。
②《清實錄·順治朝實錄》卷22。
③《順治錄疏》，順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工部左侍郎佟國胤"為奏明應徵錢糧以供織造事"題本。
⑤ 浮白：《黑山護國寺與清末大太監李連英》，載《古今八寶山》，同心出版社，2008年，第262頁。
⑥ 北京圖書館：京6326號碑文拓片，題名《張蘭福感德碑》，註明是在八寶山黑山護國寺拓制的。
⑦ 白昀易：《太監養老院的興衰》，載《古今八寶山》，同心出版社，2008年，第434頁。
⑧ 賈英華：《末代太監秘聞--孫耀庭傳》第七章"興隆寺"，知識出版社，1993年。
⑨ 段柄仁主編、姚安著：《祭壇》，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47頁。
⑩ 馬芷庠著、張恨水審定：《老北京旅行指南》，《北平旅行指南》重排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18頁。
（作者：苗天娥 石景山區文化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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