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周口店遺址「被愛國」說明了什麼？

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嚴重失衡，是中國當代政治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在中國近現代史的宏觀敘述中，難以看到世界對中國的援助和支持，只有對中國的欺負和羞辱。這樣的教育把世界和中國的關係說成充滿了緊張和對立，而中國的發展和成就的所有資源和動力似乎完1961年，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這個遺址收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1997年，它被列入全國百家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今天，這三塊牌子在周口店遺址並列。周口店猿人遺址的定位於是從遠古文物遺存和文化遺產獲得了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教育意義。這本來有關公戰秦瓊之嫌。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遠古人類活動的遺址，但從來沒有聽說哪個歐洲或者非洲國家把在它們境內發現的古人類活動遺址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當然也談不上什麼民族主義。對於任何有科學常識的人來說，周口店遺址的重要性是自然史和人類演化史意義上的，和後來產生的國界和民族的概念完全無關。如果非要讓一個遠古人類活動的遺址負載政治教育的使命，那麼倒有充分的理由說周口店猿人遺址的發現、發掘和它在世界人類進化史上地位的確立是國際主義的產物，凝結了世界很多國家科學工作者的心血，體現了科學無國界的普世性原則。無視或者淡化明顯的國際主義內容，同時卻用放大鏡尋找或用聚光燈突出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嚴重失衡，甚至是國際主義的完全缺位，是當代中國建立在歷史敘述基礎上的意識形態中的一個很普遍的問題。一個只有愛國主義沒有國際主義的大國，是一個心態糾結的畸形巨人。(一)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隨著愛國主義日漸成為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旋律，周口店遺址的政治符號作用越來越突出。北京地區很多學校將它選為入團入隊、社會實踐活動和清明節掃墓的地點，一些全國性重大活動選擇它作為點燃火炬或者火炬接力儀式之處，例如1993年全運會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北京長安街上象徵中華復興的「中華世紀壇」上的長明火不但采自周口店，而且由古老的鑽木取火方式點燃，以接力的方式在1999年和2000年由一系列跨越千年的國家政治儀式來完成。一個幾十萬年前的猿人遺址究竟和愛國主義有什麼關係?從一些最常見的介紹和宣傳來看，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當初參加和後來主持發掘的中國科學家(裴文中和賈蘭坡等)都有強烈的愛國意識，把他們的工作看作是對中華民族的奉獻，他們甚至死後都埋葬在這個遺址。第二，1929年裴文中發現的那個完整的猿人頭蓋骨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本侵略軍掠走，至今下落不明。所以這個遺址也會提醒人們民族恥辱的歷史。以上這兩個原因雖然可以掛靠到愛國主義，但問題是在中國--或者任何一個國家--具有人皆有之的愛國情懷的科學家很多，每個辛勤工作的科學家的職業操守都可以上升為是為國奉獻。此外，考古這門職業對從業者的要求本身就特別具有奉獻的性質，中外都是如此，這是職業使然，和愛國主義沒有必然聯繫。至於讓人聯想起「民族恥辱」的地點和事件，如果較真起來的話，在中國也比比皆是，例如曾經被日本人佔領過的每一個城市的城門都可以讓人回想起當年侵略者鐵蹄的踐踏。所以，用以上理由解釋周口店猿人遺址被列為全國百家「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似乎並不充分。(二)更重要的是，如果用以上原因來說明周口店遺址和愛國主義有關的話，那麼有充分的理由來論證它更應該是國際主義的教育基地。走進2014年五月剛落成的周口店猿人遺址新展覽館，第一個展廳介紹的就是遺址的發現、發掘和它在人類進化史上的地位的確立。在這三個方面，其早期階段起決定作用的都是國際科學家、外國的研究基金和外國在華科研機構，指導發掘和研究的都是在中國以外發展起來的現代人類學的理論和概念，參加發掘的中國科學家或是留學西歐、或是直接受到歐美科學家的指導，手把手地從他們那裡學會了對化石的發掘、辨別和整理。以下把有關基本事實作一個簡單的梳理。周口店的古人類化石最初從本地文化中的「龍骨」到科學家眼中的類人猿遺骨，這個認識的轉變是由一個名叫施洛塞爾的德國古生物家根據一個德國醫生特意從中國帶回的一顆「龍骨」牙齒化石完成的，時間在1903年。第一個認識到周口店可能有古人類活動遺址並開展發掘工作的是瑞典地質考古學家安特生，時間在1921年。第一個在這裡發現兩顆人類牙齒化石的是奧地利古生物學家、擔任安特生助手的斯丹斯基，時間是1926年，這是周口店發掘史上第一個重大成果。加拿大解剖學家步達生是下一階段的主角。他是北京協和醫院解剖系主任，是他將那兩顆人類牙齒化石的研究寫成論文，發表在英國的《自然》和美國的《科學》雜誌上，使得周口店化石進入了國際科學界的視野。他又通過瑞典古生物學家布林的關係得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一筆經費，和中國地質調查所以及美國資助的協和醫學院解剖科合作，於1927年進入周口店展開大規模發掘。正是在這次發掘中，布林發現了又一顆保存完好的人類牙齒化石。步達生在將它和斯丹斯基發現的那兩顆牙齒化石加以對照後，給它們所屬的那個古人類起了一個學名「中國猿人北京種」，同時又起了一個俗稱「北京人」。因此，步達生不但是周口店遺址第一次大規模發掘的主持者，也是今天中國人引以為豪的「北京人」的命名者和第一個重要的研究者。1934年他在辦公室中突然去世，當時他的頭銜就是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手下帶著一批中國學者和學生。假如步達生是一個中國學者，按照中國人習慣的政治教育思維，一定會說他為祖國的古人類研究事業傾注了畢生心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周口店的愛國主義先賢榜上一定會有一個更生動感人的事例。但步達生是一個外國人，一個加拿大人，所以儘管他死在工作崗位上，對愛國主義宣傳也毫無用處。但換個角度，為什麼不能把他塑造成一個國際主義的範例，就像他的同胞白求恩那樣呢?(隨便說一句，在很多中國人心目中，唯一能讓他們想起外國人對中國的「國際主義」的可能就是這個加拿大人的名字。《紀念白求恩》一文既讓他們知道了國際主義這個概念，也限制了他們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既然周口店遺址承載了如此沉重的愛國主義使命，為什麼就容不下哪怕只是一個名副其實國際主義的典型呢?在步達生之後，從納粹德國出走美國的猶太裔體質人類學家魏敦瑞在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任上應聘接任步達生的工作，擔任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的職位，繼續指導周口店遺址的發掘工作。魏敦瑞對於「北京人」的研究最有歷史意義的貢獻是他基於對當時出土的大量化石的系統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把「北京人」放在了人類起源研究的中心，為今天國際人類學界有關人類起源的多元論(即非洲和東亞都是人類尤其是智人起源的地方)奠定了基礎。這個理論無疑突出了以「北京人」為代表的中國古人類在世界人類演化史上獨一無二的地位。魏氏流風所及，澤被今日中國民族主義中有關「祖先」的歷史想像。就憑這一點，今天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就應該特別感謝魏敦瑞。此外，魏敦瑞對「北京人」詳盡的描述和分析，以及在他催促下複製的很多化石模型，在原始化石材料在日本軍隊手中失蹤後成為最重要的替代品。北京人頭蓋骨發現後一直存放在美國人辦的協和醫學院，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魏敦瑞安排由在華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將北京猿人的頭蓋骨等一批化石運去美國保護起來，未料被日軍中途劫走，至今下落不明。在今天與北京猿人有關的一些愛國主義敘事中，這個歷史懸案把「美國海軍陸戰隊」也含含糊糊地牽扯了進來，和日本侵略軍放在了一起,成了把「我們祖先」的頭蓋骨從中國搶走的劫犯。(三)似乎蒼天有眼，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儘管歐美人到1929年為止是發現、發掘和解釋北京猿人的主角，但最重要的發現還是留給了中國人去完成。1929年12月，畢業於北京大學年僅25歲的裴文中發現了北京猿人第一個完整的頭蓋骨。1936年10月到11月，同樣只有20多歲的發掘現場技工賈蘭坡竟然一連發現了三個「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今天，很多人都把裴文中和賈蘭坡的名字和「發現北京人頭蓋骨」聯繫在一起。但如果真要計較的話，他們的成就顯然是在歐美學者主持下進行了大量發掘的基礎上的繼續，是那些科學家把他們放在了做出最終發現的位置上，更不要說他們的相關知識和訓練也來自於這些外國專家。1949年以後的中國政治文化，在論功行賞時一般都喜歡突出集體的作用，個人再傑出，也必須放在集體的意義上來評價。考古發掘尤其是集體努力的結果，完全不同於基於個人努力的學術研究。例如相對論以愛因斯坦命名，無人對此提出異議。如果裴文中和賈蘭坡是在1949年以後作出這樣重要的發現，很有可能他們的名字就不會這麼緊密地和這些發現聯繫在一起。裴文中之所以主持了發掘，是因為步林辭職，離開了周口店的發掘，而當時另一個法國人德日進前往中國其他地方考察。德日進曾擔任法國地質學會會長，在法國發現過一個猿人牙齒。他在中國也工作了十幾年,擔任過周口店發掘的顧問。裴文中說自己考古發掘的工作方法得益於這位法國科學家，他的古生物知識除了來自當時參與指導發掘的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楊鍾健(德國慕尼黑大學博士，當時和德日進一起離開周口店前往外地考察)外，都來自於德日進的口授。正是在步林、德日進和楊鍾健離開了他們一起工作了很久的周口店發掘現場後不久，裴文中發現了猿人的頭蓋骨。1934年他應法國舊石器考古專家步日耶(此人為周口店化石做過很多重要鑒定)之邀前往法國留學，當時步達生已去世，於是楊鍾健推薦跟隨裴文中數年的發掘技工賈蘭坡主持周口店現場的繼續發掘。兩年後辛勤工作的賈蘭坡好運連連，幾個月內發現了三個猿人頭蓋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裴文中發現了北京猿人的第一個頭蓋骨後，長期資助周口店的發掘和研究的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增加了款項，使得中國地質調查所能以4900銀洋的價格從周口店龍骨山的「地主」鴻豐灰廠手中將龍骨山購買下來，成為中國國家財產。(四)以上的史實都來自周口店遺址出售的有關歷史資料，網上基本上也都可以看到，屬於大眾歷史教育和科普性質，任何關心這段歷史的人都可以輕易收集到。這些基本事實充分說明，如果非要給周口店猿人遺址找到一個政治教育的內容(雖然筆者並不認為有這個必要,全文不過是對周口店遺址「被愛國」的反思)，那麼國際主義比愛國主義更有歷史根據。至少在這個方面我們可以列出一長串事實說明大量外國學者在中國辛勤工作過，中國學者的貢獻也是由他們推向世界的。周口店的光彩離不開這個國際主義的大環境。這些基本的歷史材料也說明，在周口店遺址和北京猿人問題上，歐美學術界和基金會沒有依仗學術「話語霸權」和經濟資助「欺負」中國人，而是從學術標準和科學價值出發。考古學、人類學和其他相關學科對當時的中國學者是完全陌生的，其知識傳授的方式甚至如裴文中所說是依靠歐美學者的「口授」。但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那些歐美大牌學者對他們的中國學生和同事有任何的藐視和輕蔑，沒有以「項目老闆」自居把他們作為自己的研究助手任意使喚，更沒有抹殺他們的貢獻甚至把他們的發現竊為己有。即使地位「卑微」如沒有大學學位的技工賈蘭坡，當事實證明他能勝任主持發掘工作時也就被委以重任，一旦他做出驚人發現時其貢獻隨即被承認並在世界上廣而告之。我想，無論是裴文中還是賈蘭坡的發現，放在哪怕是顯赫如像法國地質學研究所所長或者美國芝加哥大學著名教授的身上，都是一輩子最光榮的成就。北京猿人在人類演化史上的重要性在於在上個世紀20和30年代，它把人類演化的歷史向前大大地推進了，從當時能夠確認的歐洲的尼安德特人的10萬年左右推進到50萬年左右。中國在世界人類學和人類發展史上突然從默默無聞到處於聚光燈下的中心地位，而且最重要的化石—頭蓋骨—都是中國科學工作者發現的。歐洲學者不但把這個古人類稱為「北京人」(「北京」這個名稱本身在中國歷史傳統中就有象徵性意義)，而且據此提出人類起源和演化的多元論。所有這些，雖然都是在科學的範疇內用學術的語言來表達的，但對於當時的中國科學界乃至很多普通人來說，又何嘗不具有民族主義的暗示。我想，周口店遺址之所以「被愛國」，和這個難以明言的民族心理也有一定的關係。(五)然而說到這裡，還沒有觸及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和中國當代愛國主義之間被構建出來的最「血肉相連」的關係：北京猿人被認為是今天「中國人」的祖先。這個祖先和後代的關係，為當今中國民族主義言說尤其是「中國人」的認同提供了一個最原始最具有「凝聚力」的因素，是其他任何「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所難以替代的。周口店遺址的「愛國主義」教育功能，其本源在於此。與此相比，中國科學家的愛國精神和帝國主義的掠奪其實都不重要，因為它們並不是周口店遺址獨有的歷史，對於愛國主義教育並不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本文開始時提到的那些藉助周口店猿人遺址開展的國家政治儀式都是把五十萬年(最新鑒定是七十五萬年)前的「北京人」作為當今中國人的「祖先」來崇拜、祭奠，甚至吸取精神力量的。北京猿人是「我們中國人」的祖先這個概念，不但在中小學生中，就是在成年人中也是很普遍的。「我們中國」不但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沒有間斷的文明，而且有地球上最古老最單純的血脈。這是一種非常有力的愛國主義觀念，其對原始性和生物性的訴諸，已經超越民族主義，跡近種族觀念了。這裡首先涉及一個科學界至今沒有公認的答案的問題：數十萬年前的北京猿人究竟是不是今天中國人的祖先。DNA的測試結果是今天的東亞人是大約距今不到十萬年時從非洲抵達這裡的智人的後代，北京猿人和類似的直立猿人沒有進化為「我們」的祖先。不但中國，世界範圍內的基因調查結果也是如此—世界各地的當代人類都是約二十萬到十萬年前走出非洲的那批智人的後代。這個理論就是現代人類起源的一元論。但中國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有很多考古學和人類形態學上的證據，對以北京猿人為代表的直立猿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連續進化到智人階段這個理論有利。這就是現代人類起源的多元論。世界範圍內就整個國家的古人類學界而言，只有中國主張這個多元論。但這個今天很多中國學者堅持並一直在尋找證據的多元論，最初還是芝加哥大學的魏敦瑞這個歐美學者奠基的。因此，在遺傳學界和古人類學界對北京猿人究竟有沒有進化為現代人類還沒有一致的答案時，主流意識形態和通俗文化認定它就是中國人的祖先，並將它吸收進愛國主義教育，按照官方近年來的「科學發展觀」或者一直以來提倡的「尊重科學」和「實事求是」，本身就是違背科學的，而且有提倡種族言論之嫌—不過中國人意識不到這是種族觀念。和種族問題有關的政治正確性的觀念在中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其次，即使假定將來有更多的證據有利於多元論，北京猿人確實連續進化到現代智人，或者和外來的智人發生某種混合，這種血統關係對於一個具有清明理性和科學常識的國家來說和當代國族認同乃至愛國主義也不應該有任何聯繫。在社會發展和文明傳承的意義上，近幾千年的「中」外交流在族群和文化上產生的強大的混合性和複雜性，早就使得幾十萬年前的那個生物單一性顯得微不足道了。或許正是出於這個考慮，在一定程度上，周口店遺址的「愛國」性在很高層的官方言論中又呈現出某種模糊。例如，在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為《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叢書》(每個「基地」有專冊介紹)撰寫的總序中，新石器時期的河姆渡遺址是「中華文明」歷史演化中第一個被提及的地點。(六)回到本文時開始的話題。中國政府1961年將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列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7年將它列為世界文物遺產，在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它們都是非常合適的定位。但從90年代後期開始，這個遠古人類活動的遺址卻被賦予了愛國主義教育的意識形態使命。然而考諸遺址發現和發掘的歷史，如果真要給這個遺址貼上一個意識形態的標籤的話，應該說國際主義比愛國主義有更充分的根據。做一個換位思考：如果周口店是在外國，而為它的發現、發掘、闡釋和國際地位的確立做出關鍵性貢獻的是中國科學家，對這種「愛國主義」的標籤，中國人難道不會覺得太小氣了嗎?周口店猿人遺址的國際主義內涵的更重要的方面，其實還不在於有多少外國科學家和組織對它做出了貢獻。更廣泛而言，它是整個人類遠古生活場景的再現，當時的古人類和現在的國族以及國界沒有任何關係，驅使歐美科學家投身這個遺址的發現和發掘的是對科學的熱愛和對人類起源的關注。這個遺址更應該引導人們得出科學無國界、人類是一家的結論。明明是一個國際主義的範例，卻被片面化成愛國主義。一個經濟上如此開放的中國為什麼反而具有更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連遠古人類活動的遺址都要為愛國主義宣傳服務，這是當代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個重要問題。每天都有很多的中國人參觀周口店遺址，他們看了那麼多明顯反映了國際主義的人和事，卻難以沿著那個方向思考，反而繞一個彎去接受愛國主義的教育。很多人可能還會想：唉，中國那時真是不強，所以都是老外跑到中國來發現。對於這些人來說，文化交流和相互的學習關係成了弱國和強國之間的權力折衝和利益權衡。今天中國每一個地方都有讓人們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博物館或其他設施(從古迹到烈士墓，都可以和愛國主義掛鉤)，但全國絕少有地方讓人們—尤其是青少年學生—培養國際主義意識，知道近現代以來中國的發展畢竟也曾和正在得益於世界。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嚴重失衡，是中國當代政治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在中國近現代史的宏觀敘述中，難以看到世界對中國的援助和支持，只有對中國的欺負和羞辱。這樣的教育把世界和中國的關係說成充滿了緊張和對立，而中國的發展和成就的所有資源和動力似乎完全來自中國內部。毫不奇怪，對愛國主義的極度敏感和對國際主義的極度麻木，反映了對外部世界的懷疑、不滿甚至怨恨這個難解的心結。在中國民族主義敘事中，中華文明是古代史上最偉大和有貢獻的文明，但中華民族又是近代史上受盡屈辱的民族，似乎成了全世界的苦主。建立在這種雙重誇大之上的對中國和世界之關係的敘述和理解，潛藏於大眾心理，其長期影響比任何對具體歷史事件的隱瞞、否認、歪曲或遺忘更有害。責任編輯：凌絕嶺聲明：凡註明來源"共識網"文章的，轉載請註明出處、作者、原文鏈接。本網站作為互聯網言論交流平台，所刊發文章並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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