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夜的中國】山雨欲來 試圖控制局勢的《二月提綱》

試圖控制局勢的《二月提綱》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12月17日 17:31 

連載:「文革」前夜的中國   作者：羅平漢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他在會上說：不要提《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彭真還特地講到要對那些「左派」們進行必要的整風，不要讓他們像學閥一樣武斷地以勢壓人，進行挑撥離間和破壞活動。

　　在羅瑞卿被打倒後不久，彭真又成了被打倒的對象。彭真的被打倒，直接原因是主持制定了《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力圖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定在學術問題的範圍，盡量避免事態的擴大。

　　按照彭真的意見，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和《前線》雜誌發表了鄧拓署名向陽生的文章：《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從學術問題的角度對《海瑞罷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寫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社會思潮》，這是《人民日報》第一篇在這個問題上的表態文章。文章本身並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持他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對清官的分析，並認為《海瑞罷官》反映了一種社會思潮，當然這種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這就是「方求」的文章與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區別。換句話說，「方求」試圖把《海瑞罷官》當做一個學術問題來討論，並將吳晗的問題限定了「社會思潮」的範圍內，而不是從政治立場上進行批判。所以文章在開頭部分這樣寫道：

　　「吳晗同志的《海瑞罷官》和有關的著作是屬於哪一家的呢？他在這齣戲中盡情歌頌了一個被說成農民『救星』的『清官』海瑞，歌頌了一個被說成『要為生民作主張』，並且因此被罷了官的海瑞。這種歌頌，反映出一種怎樣的歷史觀，又表達出一種怎樣的對現實政治的態度呢？它代表著一種什麼社會思潮，這種思潮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呢？是有利於社會主義，還是不利於社會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呢？」

　　「方求」在為《海瑞罷官》定性上，還頗費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寧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對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話：「歷史喜歡作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意思是吳晗主觀上並不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但客觀上卻走錯了門，走到反社會主義的「房間」去了。

　　其實，在討論這篇文章的時候，作為「方求」文章的指導者周揚還講過，要講政治影射的話，最大的影射是罷官，那個時候罷了誰的官？這個影射，政治上就更嚴重了。但他又說，姚文元的文章沒有提這個問題，我們的文章，也不去提這個問題。①可見，「方求」並非沒有發現《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而是不願這樣做。文章寫罷，已傳來毛澤東關於要害是「罷官」的話，周揚趕忙告訴寫作組補上幾句相關的話。於是「方求」的文章最後便有了這樣的文字：「至於《海瑞罷官》這個劇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個人物、哪一段情節、哪一點思想、哪一句唱詞和道白，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呢？有哪一點影子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呢？說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寫照和頌歌，豈不是更像一些嗎？」12月27日，《北京日報》發表了吳晗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吳晗首先給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發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個時間表，以論證自己寫《論海瑞》「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反對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辯解《海瑞罷官》同「單幹風」、「翻案風」無關。吳晗也承認，《論海瑞》這篇文章，在論點上，在評價上，缺點、錯誤是很多的。特別是缺乏階級分析。他還說：「至於《海瑞罷官》問題就更嚴重了」，「完全是為古而古，為寫戲而寫戲，脫離了政治，脫離了現實。是資產階級思想在指導著，而不是無產階級思想在指導著。」「總之，沒有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沒有用一分為二的科學方法，沒有用歷史唯物主義來正確地評價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義的方法，片面地、絕對地、主觀地來描述海瑞和農民群眾，這是思想問題，也是階級立場問題，錯誤是嚴重的。」

　　江青、張春橋等人見姚文元的文章雖然被轉載，但北京方面仍將之作為學術問題對待，豈能就此善罷甘休。於是，他們積極物色「左派」，組織文章，準備發動新一輪攻勢。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歡要數關鋒和戚本禹。關鋒出身貧窮，少年投身革命，14歲便入了黨，19歲任縣委書記，解放後擔任過山東政治學校校長、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1956年調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58年《紅旗》雜誌創刊後，出任《紅旗》雜誌編委。關鋒除了寫理論文章外，還喜歡寫雜文，且文筆尖銳，頗為引人注目，他曾用「慶雲」、「何明」等筆名在《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過不少雜文。1962年，有人將他的雜文送到毛澤東那裡，說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看了後說：這點雜文有什麼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過，還不錯。此話一出，反使關鋒名氣大增。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關鋒也未曾看出其中的奧妙。《文匯報》駐北京的記者為了尋求北京的「左派」理論家的支持，特意找到了關鋒，請其談看法，結果他從學術的角度講了一通。這也難怪，姚文元的文章對中央一線領導人都加以封鎖，關鋒自然對其背景無從知曉。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找幾位理論家談話，關鋒也名列其中。因毛澤東在談話中對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關鋒明白了毛澤東對《海瑞罷官》的態度。於是，他緊緊跟上，成為「左派」理論家中的一員幹將。

　　戚本禹在「左派」理論家中屬於年輕者。此人1931年出生於上海，建國後在中央團校學習時，被選調到中央辦公廳給田家英當助手，後在中央辦公廳信訪辦公室當了一名科長。1961年中共中央提倡調查研究，時在長辛店機車車輛廠的戚本禹寫了一篇關於調查研究「成災」的信給田家英，田又將之轉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對此很重視，寫了批語轉發給全黨，戚本禹也由此揚名。1963年8月，戚本禹寫了《評李秀成自述》一文，斷定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將領李秀成是叛徒，將其罵了個一無是處，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反對。不料此文被毛澤東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寫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對翦伯贊大加討伐，從而成為「左派」理論家中的重要人物。1966年1月13日到17日，關鋒和戚本禹寫成幾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送給中宣部，其中兩篇文章是關於「要害是罷官」的，並且上綱上線很高，「要害」講得很明顯。戚本禹在文章中說：吳晗1959年6月寫的《海瑞罵皇帝》，「實質上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党進攻錘鼓助威」，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向党進攻的「開場鑼鼓」；而他1961年1月寫的《海瑞罷官》，則是「為一小撮被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題是號召被人民『罷官』而去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東山再起」。文章中還說，吳晗用「兵部尚書」的歷史人物來影射，並特地註明，「兵部尚書」就是「國防部長」，就只差沒點彭德懷的名字了。

　　關和戚的文章，本是中宣部的約稿，現在文章寫成這個樣子，已大大超出了中宣部將《海瑞罷官》限定在學術討論範圍的設想，發與不發，只能由部領導拍板決定。恰巧這時負責此事的周揚因發現得了肺癌而要住院動手術，他負責的工作由另一副部長許立群接管。有關人員請示許立群如何處置。許說，這樣大的政治問題他也作不了主，彭德懷現在還是西南三線的副總指揮（按：1965年11月，廬山會議後被免職的彭德懷被任命為此職）哩，能不能這樣明顯地在報紙上公開批判？於是他讓中宣部有關部門將關鋒與戚本禹的文章作出摘要，上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可是，此時「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雖有這麼個組織，並無具體的辦事機構，對於中宣部上報的這個材料沒有及時作出答覆，後來這件事還被指責為「扣壓『左派』稿件」。

　　與受到中宣部冷落相反的是，江青對關鋒等人極力拉攏。1月下旬，通過張春橋安排，江青在上海接見關鋒，向他交底說：「批判《海瑞罷官》不單是學術問題，而是反擊彭德懷的翻案」，「姚文元的文章，北京不轉載，不發行，是黑線專政的一例」。這樣一來，關鋒等人有了尚方寶劍，更是有恃無恐。

　　由於關鋒等人亂扣帽子，亂舞棍子，為許多人所不齒。1966年1月初，許立群等人將關鋒（署名為何明）1962年寫的一篇雜文《從陳賈說起》找了出來，上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為了論證「何明」就是關鋒，有關人員還找到了關鋒用真名於1957年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雜文集《邊鼓集》。因為收進這本集子里的文章，有些在發表時用的就是「何明」的筆名。許立群等人認為，關鋒也講過道德繼承性問題，當年也高明不到哪裡去，現在整別人不要太過分了。這件事後來被指責為「整『左派』材料」。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報刊、北京市和部隊有關負責人會議，強調「放」，全面地「放」，索性讓大家把心裡話都講出來，講透講夠，然後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在放的同時，各種問題扯得越寬越好。並說，「政治問題兩個月以後再說，先搞學術。」①陸定一在會上也說，先搞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以後再搞。這有利於思想的展開。陸定一在中宣部主持會議時還說：「當前的這場討論，是學術性的。社會科學、文學方面的題目多得很，對古人的評價，歷史主義，現實主義，形象思維，美學，一個題目一個題目的來，解決這些問題，要一、二百年。」②可是，康生卻在會上說：批判吳晗要同廬山會議結合起來。廬山會議前，吳晗寫了《海瑞罵皇帝》，9月間寫了《論海瑞》，以後又寫了《海瑞罷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就是海瑞。學術界有資本主義思想、封建思想的人很多，沒有清算過，也不是一次清算得完的，要清算多久，至少一百年。③自從提出《海瑞罷官》的所謂「要害」問題後，對吳晗批判的文章日多，調子也日高，還有人提出對郭沫若和范文瀾也應該批判，郭沫若聞之很緊張，向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封辭職信。信中說自己耳聾眼花，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對此心裡很難過，懷漸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務請加以考慮，並轉呈領導批准。郭沫若是中國知識界的領軍人物，他之所以要辭職，一個重要原因是他1961年游海南時曾拜謁了海瑞墓，還寫了兩首關於海瑞的詩，因而擔心由此引來公開批判。

　　為了不因《海瑞罷官》引起學術界、思想界的大混亂，彭真等人認為有必要制訂一個相應的文件，並採取一定的措施，使這場討論有序進行，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這也是「五人小組」自成立以來第一次開會，有關方面負責人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范若愚、劉仁、鄭天翔列席了會議。彭真在會上說：經查明，吳晗同彭德懷沒有關係，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不要提《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他並且要劉仁（北京市委第二書記）、鄭天翔（北京市委書記）證明鄧拓是擁護三面紅旗的。還指出：當前開展的這場學術討論，涉及到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確實需要很好地引導。彭真還特地講到要對那些「左派」們進行必要的整風，不要讓他們像學閥一樣武斷地以勢壓人，進行挑撥離間和破壞活動。陸定一贊成彭真的意見，還特別講了斯大林時代的歷史教訓，提出學術批判不能過火，一過火就有反覆。許立群在發言中談到關鋒在1962年寫的幾篇雜文也有錯誤，應該批評。

　　康生卻在會上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見，主張談吳晗的政治問題，要害問題，要把鬥爭鋒芒針對吳晗，並批評許立群為什麼那麼有興趣搜集「左派」的材料，認為關鋒等人是「左派」，並且要保護、依靠他們，組織隊伍寫批判吳晗的文章。

　　會後，許立群、姚溱根據彭真的指示和會議精神，起草了《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會前，彭真把這個提綱送給了在京政治局常委。會上，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對提綱進行了討論，後經彭真修改後，在京政治局常委審閱同意，於2月7日用電報發給在武漢的毛澤東。

　　2月8日，彭真、陸定一、許立群到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在聽取彙報中，除說過「『左派』整風」三年以後再說的話外，沒有對提綱表示不同意見。毛澤東在詢問「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後表示：吳晗不罷官了，還是當他的市長。這樣，就不至於造成緊張局勢，就可以放了吧。毛澤東還表示對關鋒也要放寬，看過他的文章，寫篇雜文諷刺一下也可以，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對於《彙報提綱》，毛澤東只說了兩條意見，一是關於《提綱》中提出的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他說兩個月以後也做不了結論；二是提出不要批評郭沫若和范文瀾，他們還要在學術界工作。彭真以為毛澤東已經同意了《二月提綱》，就讓許立群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批語。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彙報提綱》，作為批判運動的一個指導性文件。從2月3日的會議至8日到武漢向毛澤東彙報，作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員的康生參加了所有相關的會議，文件下發前，彭真曾將批語和提綱一起送給康生，當時康生正在看電影，等秘書念完了批語，康生就在批語上畫了一個圈，對提綱和批語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後來，康生說這個提綱是背著他搞的，根本不是事實。

　　《二月提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自然不可能對這場波及全國範圍的批判運動加以否定，而是認為「這場大辯論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大鬥爭」，「應當足夠估計到這場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要估計到這場鬥爭不是經過幾個月，有幾篇結論性文章或者給某些被批判者作出的政治結論，就可能完成這個任務的。」「應當積極地，認真地，不間斷地把這場鬥爭繼續下去。」

　　但是，《二月提綱》又明確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及由此展開的對道德繼承、「清官」、「讓步政策」、歷史人物評價和歷史研究的觀點方法等問題的討論，劃定為學術批判性質，說這是「在學術領域中清除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或錯誤思想的鬥爭」，「這場大辯論勢必擴展到其他學術領域中去」。《二月提綱》同時指出：「學術爭論問題是很複雜的，有些事短時間內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因此，「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或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徹底的破）。」「我們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上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要准許和歡迎犯錯誤的人和學術觀點反動的人自己改正錯誤。」

　　《二月提綱》還說，對於吳晗這樣「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對待歷史和犯有政治錯誤的人，在報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如果最後還有不同意見，應當容許保留，以後繼續討論。」「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

　　《二月提綱》還要求「左派」「用適當的方式互相批評和互相幫助，反對自以為是」，「警惕『左派』學者走向資產階級專家、學閥道路」。《提綱》認為，即使是堅定的「左派」，也難免對新問題認識不清，在某個時候說過錯話，犯過大小錯誤，「要在適當的時機，用內部少數人整風的辦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綱》最後提出「五人小組」設立學術批判辦公室，由許立群、胡繩、吳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人組成，由許立群為辦公室主任，胡繩負責主持學術方面的工作。《二月提綱》下發前後，各地按其要求，就《海瑞罷官》等問題進行學術討論。這一段時間，《人民日報》發表了《〈海瑞罷官〉的藝術表演錯在哪裡？》、《對〈海瑞罷官〉劇質疑》、《對批判〈海瑞罷官〉的幾點異議》等文章。其中，既有對吳晗和《海瑞罷官》的批評，也有人認為對吳晗不能一棍子打死，強調「學術上的錯誤不一定都歸結為政治上的反動表現」。「吳晗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能夠分清敵我，辨別是非，只是不自覺地在學術問題上犯了政治性的錯誤。」①一時頗有一點學術討論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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