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中醫五運六氣學說重放光芒
作者：龍砂醫學流派傳承工作室/顧植山
本文原刊載於《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2006年3月第30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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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SARS的發生，使運氣學說「三年化疫」的理論得到了完全應驗；運氣學說對SARS的臨床辨證論治也具有很大指導意義。「運用五運六氣理論預測疫病流行的研究」課題所作近二年疫情預測，與實際情況也基本相符。實踐證明，運用五運六氣理論時，採用多因子綜合和從動態變化進行分析的方法，可以取得較為準確的預測結果。
中醫陰陽五行的概念都起源於對大自然氣息變化的描述，其基礎就是五運六氣。中醫「六經辨證」，其實就是「六氣辨證」。從五運六氣看六經，以往六經理論中的一些難題，大多可以得到較為合理的解釋。中醫藏象模式的玄機，全在五運六氣中。十二經絡模式也源於運氣學說，從五運六氣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從三陰三陽六經到配應洛書方位的八經到「足臂十一脈」最後完成十二經絡系統的過程。本文認為，運氣學說不只是在七篇大論，也不僅僅是疾病預測的問題，《黃帝內經》的理論基本建立在五運六氣基礎之上。需要用五運六氣來重新認識中醫基礎理論的構架原理。
五運六氣研究是中醫藥學術整理和發展的需要，目前對運氣學說不存不廢的局面已嚴重影響了對中醫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造成現代中醫理論與傳統中醫理論間的嚴重隔閡。只要我們用科學的、正確的態度去對待運氣學說，相信可以使中醫五運六氣理論重放光芒，為現代防病治病及疫病預測作出應有貢獻。
運氣學說是中醫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五運六氣思想滲透到中醫學理論的各個方面，曾長期指導中醫防治疾病。古有「不懂五運六氣，撿遍方書何濟」之訓，但也有醫家對運氣學說提出質疑，特別是對運氣學說據六十年干支預測疾病的內容有過長期論爭。近代在西方科學思想的影響下，基本上把五運六氣排除在中醫學基礎理論之外。2002～2003年發生的SARS，引起了中醫界對五運六氣學說的重新關注，學術期刊上討論五運六氣的文章驟然大增。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因勢利導，連續召開了幾次關於五運六氣的專家座談會聽取意見，並及時啟動了「運用五運六氣理論預測疫病流行的研究」特別專項課題。五運六氣理論的存廢，關係到對整個中醫理論的闡述和評價，已不容迴避。歷史要求我們對運氣學說作出一次總結性的認識和評價意見。
一、五運六氣與疫病預測
（一）運氣學說對SARS疫情的預見性：
1．《黃帝內經素問遺篇》中明文指出：若庚辰年的運氣「剛柔失守」，「其後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2000年為庚辰年，上半年大面積抗旱，氣溫偏高，下半年出現「水復寒刑」，正好符合《素問遺篇》描述的「剛柔失守」的特徵。廣東最早發現SARS在壬午年，北方大規模蔓延在癸未年，SARS按中醫命名恰恰就是「金疫」。「三年化疫」的理論得到了完全應驗。[1]
2．《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中說，逢到「太陰司天之政」，「二之氣……其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2003年是癸未年太陰司天，二之氣是3月21日到5月21日，北方SARS大規模流行的高峰時段與運氣學說的論述基本一致。
3．對2003年下半年和2004年春SARS疫情的預見。SARS發生以後，中國氣象局國家氣象中心的專家認為：「SARS病毒可能在10℃～20℃時最活躍」，預測2003年「下半年非典還將捲土重來」；8月份世界衛生組織有關負責人也表示，SARS疫情隨時可能再次暴發流行。但按運氣學說則不支持疫病在下半年再次暴發流行的觀點。筆者在2003年8月中旬完成的《疫病鉤沉——從運氣學說論疫病的發生規律》一書中明確指出：下半年「像上半年那樣的大規模流行不會再出現」，與春天氣溫相近的五之氣（9～11月）時段「完全不具備運氣致疫條件」；至2004年初，「稍符合SARS滋生條件」，但「再次暴發SARS疫病大規模流行的可能性亦微乎其微」，判斷較大的可能是「散在發生」。[2]實際情況與運氣學說的預測相符。
4．2004年4月北京、安徽兩地出現SARS疫情，我們按運氣學說進行分析後在預測報告中明確指出：目前發生的SARS「只是散在發生而已，不必擔心會有大流行。」
（二）運用五運六氣理論對2004年下半年和2005年疫情的預測
1．我們在2004年5月中旬所作對2004年下半年疫情的分析預測，認為2004年下半年「不具備發生大疫的運氣條件，即使有人為輸入性因素髮生疫情，也不會引起大的蔓延。稍有可能發生的是11月份左右規模不大的流感或其他呼吸道傳染病。」
預測報告認為該年三之氣以濕熱為主，若燥熱則不正常；四之氣的運氣特點「最不容易發生疫病」，排除了夏秋之交常易發生的胃腸道傳染病。
2．2004年底所作「對2005年疫情的五運六氣分析報告」認為：2005年是疫情多發年，會有疫情出現；疫情規模一般，可無大礙；疫情規模雖不大，但「其病暴而死」，可能死亡率較高。三之氣後需適當注意瘧疾一類傳染病；若氣候「濕而熱蒸」，需注意腸道傳染病。
報告中原據《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提出疫情發生的時間主要在二之氣，年初和年末亦需警惕。年初的疫情已有流腦應驗，二之氣氣溫本應偏高並易發疫情，但實際氣溫偏低，發生的疫情也較小。我們根據這一情況於5月上半月作出了「對05年下半年疫病預測的補充意見」，認為二之氣的氣候會導致三之氣「炎暑盛行，風燥橫運」，「涼風間發」，「燥極而澤」，氣候變化劇烈（短時局部災害為主，總體上無大的旱澇災害），「民病寒熱」，疫情的時段將延長。四之氣若「濕而熱蒸」，就易發生消化系統傳染病。
衛生部發布的7月份疫情報告：霍亂67例，較去年同期（19例）上升了2.5倍; 流行性乙型腦炎1690例，較去年同期（1317例）上升28.32％.並發生了豬鏈球菌病和人間皮膚炭疽暴發疫情.部分地區出現鼠間及人間鼠疫疫情。丙類傳染病居第一位的是感染性腹瀉。
衛生部發布的8月份疫情報告，重點疫情霍亂116例，較去年同期有較大幅度的上升；瘧疾也呈高發趨勢。
以上疫情對照五運六氣的預測，情況基本符合。
（三）用科學、辯證的態度對待運氣預測理論
《黃帝內經》指出：五運六氣有常有變，有未至而至，有至而未至，有至而太過，有至而不及，有勝氣、復氣之異，有升降失常之變，所謂「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不是六十干支的簡單對應關係。過去有些人把五運六氣看作六十干支的簡單循環周期，僅據天干地支就去推算某年某時的氣候和疾病，這樣的機械推算顯然是不科學的，是違背《黃帝內經》運氣學說的精神的。古代有些醫家反對的，正是這種膠柱鼓瑟的「五運六氣」。其實《黃帝內經》的五運六氣理論主要討論的是自然變化中的陰陽五行規律，這個規律是非常複雜的，多因子綜合的，動態變化的，故《黃帝內經素問·五運行大論》強調「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
舉例來說，2000年是庚辰年，太陽寒水司天，正常情況下氣溫應偏低，但實際氣溫不低反高，是否是五運六氣不正確呢？不是的。《素問遺篇》講這是「升降失常」，上一年的司天陽明燥金未退位，該年的司天太陽寒水未遷正，故該年上半年的氣候表現為燥和熱。按照陰陽五行的動態變化規律，下半年易出現「水復寒刑」，果然該年11月份的月平均氣溫為20年最低。也正因為該年的運氣屬剛柔失守的不正常異氣，所以才有「三年化疫」的變化，導致2003年的「金疫」大流行。
過去曾有人致力於尋找五運六氣的氣象數據，我們的研究表明，雖然氣象數據與五運六氣存在一定聯繫，但顯然不是一種簡單的對應規律。譬如，03年春SARS暴發時人們感覺天氣寒濕，但平均氣溫不低反而偏高，這是因為冷熱交替頻繁的緣故。再如同樣是夏天濕熱，2004年夏天的濕熱是正常運氣，故不易發生疫情；而2005年夏天的濕熱則是不正常運氣，就容易發生疫情了。運氣學說注重的是各運氣因子間的組合序位及相互關係，而不是單一的氣象數據。
大疫多有不正常的異氣造成，故對疫病預測來說，分析不正常運氣的狀態比六十年常規時位的推算更為重要。
實踐證明，運用五運六氣理論時，採用多因子綜合和從動態變化進行分析的方法，可以取得較為準確的預測結果。
二、從SARS看運氣學說對臨床辨證論治的指導意義
（一）從五運六氣看SARS的中醫病機
SARS病人的證候寒熱錯雜，燥濕相間，傳變不按一般溫病的衛氣營血或三焦規律，使許多人在辨證時感到迷茫。從運氣的角度分析，庚辰年剛柔失守產生的「燥」和「熱」是伏氣，癸未年二之氣的「寒雨數至」造成的「寒」和「濕」則是時氣，由疫毒時氣引動伏氣，燥、熱郁於內，寒、濕淫於外，導致了SARS內燥外濕、內熱外寒的病機證候特徵。
大凡伏氣皆病發於里，故早期便可見正虛陰傷。SARS早期即出現極度乏力，恰是伏燥傷肺的重要指證。筆者認為，若外感驟見極度乏力，多為伏燥傷肺所致。
一般將乏力歸之熱傷氣津，但SARS病人多為青壯年者，初見發熱，又無大汗，若雲熱傷氣津而見極度乏力，於理欠通。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歸納病機十九條謂「諸氣膹郁病痿，皆屬肺金」，又云：「筋緩者，燥之甚也」，[3]指出了外感急性乏力與肺燥的關係。喻嘉言《醫門法律》講得更明白：「肺氣膹郁，痿喘嘔咳，皆傷燥之劇病」；「惟肺燥甚，則肺葉痿而不用，肺氣逆而喘鳴，食難過膈而嘔出。三者皆燥證之極者也」；「諸氣膹郁之屬於肺者，屬於肺之燥，非屬於肺之濕也。」[4]
何廉臣《重訂廣溫熱論》云：「虛燥從伏邪傷陰，陰虛生火，火就燥而成，病勢較實火症似緩實重，用藥必貴於補。如發於太陰肺者，……神多睏倦，……咽干喉燥，氣喘咳逆，或乾咳無痰，即有稀痰，亦粘著喉間，咯吐不爽，或痰中間有紅絲紅點，……翻身則咳不休。」[5]所述與SARS亦頗相類。2004年安徽宋姓病人發病後僅輕度咳嗽，但體位改變即咳劇，表現為明顯的「翻身則咳不休」。
我們採集了北京廣安門醫院、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採用中醫藥治療的兩組SARS病例（分別為42例和72例），以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2003年7月編《中醫藥防治SARS學術交流專輯》中記錄有SARS患者早期癥狀的全部病例進行了證候特點與運氣相關性分析的研究。統計結果在早期癥狀中燥金類所佔比例最大，為49.6%，其次為熱火類37.0%，其它依次為濕土類9.6%，寒水類3.7％，風木類0%。這一結果與運氣理論吻合。[6]
2003年運氣主要因素中無風，該年北方很少沙塵暴，發生的疫病證候亦無風。天人相應，高度一致。
清代著名溫病學家薛雪說：「凡大疫之年，多有難識之症，醫者絕無把握，方葯雜投，夭枉不少，要得其總決，當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氣候之相乖者在何處，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藥，雖不中，不遠矣。」[7]
SARS的發生，映證了薛氏意見的正確和五運六氣理論對疫病辨證的重要性。
（二）運氣學說對SARS治療的指導意義
綜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各地專家推薦的防治非典方案，對非典的熱、毒、瘀、濕、虛諸端，考慮已頗周詳，也有醫家論及陰證寒疫問題，惟於伏氣之燥多未注意，因而對肺燥這一重大病機的處理難中肯綮。
SARS是內燥外濕，《重訂廣溫熱論》謂「燥又夾濕之際，最難調治」[5]，故如何處理好潤燥與化濕的矛盾，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不少人在治療SARS時強調了化濕，但SARS的濕和寒是時氣，是兼邪，為害輕而易治；燥和熱是伏邪，為害烈而難平。晚清名醫薛福辰認為：凡病內無伏氣，病必不重；重病皆新邪引發伏邪者也。故SARS的燥熱與濕寒相較，應以治燥熱為主。伏燥傷津猶烈，故治療時當步步顧護陰津。化濕時必須強調不能傷津，不宜多用香燥。
石壽棠在《醫原》中提出治肺燥時需注意的「五相反」：「燥邪用燥葯，一相反也；肺喜清肅，而藥用濁烈，二相反也；肺主下降，而藥用升散，三相反也；燥邪屬氣，……肺為清虛之臟，……苦寒沉降，陰柔滯膩，氣濁味厚，病未閉而葯閉之，病已閉而葯復閉之，四相反也；氣分之邪未開，而津液又被下奪，五相反也。」[8] 故在用藥方面，退熱時的辛散發汗，攻毒時的苦寒重劑，補虛時的滋膩厚味，均在避忌之列。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燥淫所勝，平以苦濕（溫），佐以酸辛，以苦下之。」石壽棠《醫原》認為：「苦當是微苦，如杏仁之類，取其通降；溫當是溫潤，非溫燥升散之類。」「辛中帶潤，自不傷津，而且辛潤又能行水，燥夾濕者宜之。」[8]
可見運氣學說對臨床辨證論治具有很大指導意義，絕非無關臨床的空談。
三、運氣學說在中醫理論中的地位
過去認為，運氣學說首見於《素問》七篇大論，是中醫的疾病預測學。我們通過研究發現，運氣學說不只是在七篇大論，也不僅僅是疾病預測的問題，《黃帝內經》的理論基本建立在五運六氣基礎之上。需要用五運六氣來重新認識中醫基礎理論的構架原理。
（一）五運六氣與陰陽五行
中醫陰陽五行學說的基礎就是五運六氣。著名天文學專家陳久金教授認為，陰陽原本是天文曆法上的概念。著名科學家竺可禎先生很早就提出:五行概念來源於天文。
僅據日光的向背，日月、男女、水火的相對，不足以形成陰陽學說；僅僅是「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的運動」也產生不了五行學說。
中國古人由察日影、晝夜的短長，感受自然氣息的變化而產生陰陽的概念。三陰三陽的劃分是中醫陰陽學說的一大特色。而構建三陰三陽理論的基礎，正是五運六氣中的六氣學說。
中醫學對三陰三陽的論述，始見於《素問·陰陽離合論》。《史記·曆書》：「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9]說明三陰三陽六氣的劃分是對一年中陰陽盛衰變化的一種表達。
《黃帝內經素問·陰陽離合論》：「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沖；太沖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厥陰之表，名曰少陽。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圖示如下：（圖1、2）
五行即五運。「運」和「行」都是運動變化的意思。東漢鄭玄注《尚書·洪範》「一曰五行」曰：「行者，言順天行氣也。」《管子·五行第四十一》：「作立五行，以正天氣。」可見五行或五運，是天體運行在不同時空方位的五類氣息表達，後來衍伸為對自然界五種運動變化狀態和性質的概括。
陰陽五行的概念都起源於對大自然氣息變化的描述，是古代的自然科學模式。現在僅從哲學的角度講陰陽五行是遠遠不夠的。
陰陽五行的思想的歷史悠久，早期的模型是河圖、洛書。《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過去認為是神話傳說，但出土文物證明古代確有其物，而且在黃帝時代之前已經形成。《史記·曆書》：「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黃帝內經》的基本思想形成於黃帝時代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五運六氣與六經辨證
教科書籠統地講六經辨證來源於八綱，但八綱辨證產生不了六經理論。
作為辨證綱領的六經，並沒有把熱象最著或陽氣最盛的病叫太陽病，也沒有把寒象最重或陽氣將絕，抑或傳變到最里的病叫太陰病。且太陽主表，何以不聯繫主皮毛的肺衛而入膀胱經？太陰為陰之極，為何位西南而主長夏濕土？為什麼不是最里的或最寒的或最嚴重的證候叫太陰？為何太陽不是與太陰而是與少陰相表裡？等等此類的問題，顯然不是簡單的陰陽再分說所能解釋清楚。
清·張志聰《傷寒論集注·傷寒論本義》在闡述六經時云：「此皆論六氣之化本於司天在泉五運六氣之旨，未嘗論及手足之經脈」[10] 。 必須從五運六氣在不同時位陰陽氣的狀態來理解三陰三陽。從五運六氣看六經，以往六經理論中的一些難題，就大多可以得到較為合理的解釋。
用運氣理論解釋六經辨證：風寒外感，何以先犯足太陽？《內經》雲「風寒在下」，故風寒下受，寒又屬陰邪，宜乎先犯位於東北的足太陽。而溫熱在上屬陽邪，故溫邪上受，宜乎先犯位於西南的手太陰。可見，從運氣角度看，六經辨證與衛氣營血辨證是同一理論模式。
釐清「六經」理論與五運六氣的關係，對正確理解六經辨證的概念，評估六經辨證在外感及疫病辨治中的價值地位，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三）五運六氣與藏象學說
中醫藏象學說講五藏六府，為什麼藏取五數，府取六數？就是因為先有了五運六氣的天文模式。「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人相應，於是才有了五藏六府。運氣學說五運法地，六氣法天，運五氣六。藏為陰，故其數取五；府為陽，故其數取六。藏象模式的玄機，全在五運六氣中。
六經與藏府的關係，太陽——膀胱，陽明——胃，少陽——膽，太陰——脾，少陰——腎，厥陰——肝，依據仍是三陰三陽開闔樞方位。（見圖3）
為什麼肝氣左升，肺氣右降？從陰陽離合方點陣圖可以看到：「聖人南面而立」，左東右西，左春右秋，左升右降。肝應春氣，必然從左升；肺應秋氣，自然從右降。（由此也可以理解「春氣升則萬化安」、「凡十一藏取決於膽」、 「傷寒下不嫌遲，溫病下不嫌早」等理論。）
對命門火與心火的關係，趙獻可強調命門真火為人身之主，曰「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 [11] 孫一奎恪守心主火說而謂「兩腎中間動氣……謂之陽則可，謂之火則不可」。[12] 其實，從六氣的三陰三陽模式看，命門居腎間屬少陰之位，少陰雖居正北而子午相應兼賅心腎水火，故稱少陰君火。北方坎卦陰中之陽稱「龍火」，即下降寄居於腎水中的心火。所謂「命火」也即此火，故命火與心火同源，並無牴牾。
（四）五運六氣與經絡學說
對於經絡的形成，教科書認為：「經絡學說是我國勞動人民通過長期的醫療實踐，不斷觀察總結而逐步形成的」，「經絡學說的形成，可能通過以下途徑①『針感』等傳導的觀察；②腧穴療效的總結；③體表病理現象的推理；④解剖、生理知識的啟發」。並認為首先發現的是人體上的許多穴位，然後將這些穴位串起來成了經絡。但現在全世界那麼多人搞針灸為什麼就不能發現經絡？為什麼那麼多經外奇穴就沒有串成經絡？用這種西方人還原論思維的觀點來解釋經絡的形成有許多難以自圓其說的矛盾。
有人提出了經絡可能是古人通過「內景返觀」的方法得以發現的猜想，值得研究，但是僅靠內景返觀，也形成不了現在這樣的經絡系統，因為我們從五運六氣角度清楚地看到了經絡學說從三陰三陽六經到配應洛書方位的八經到「足臂十一脈」最後完成十二經絡系統的過程。
《素問·熱論》描述六經傳變，只涉及足之六經，不談手之六經。經朱肱的發揮，更有「六經傳足不傳手」之說。後人對此多存疑問，不知其所以然。如方有執在《傷寒論條辯·或問》中說：「手經之陰陽，居人身之半；足經之陰陽，亦居人身之半。若謂傳一半不傳一半，則是一身之中，當有病一半不病一半之人也。天下之病傷寒者，不為不多也，曾謂有人如此乎？」 [13]
但從陰陽離合為三陰三陽的方位看，就會明白為什麼開始只有足六經了。
馬王堆出土的醫帛《陰陽十一脈灸經》中以三陰三陽命名的只有八脈．鉅(太)陽脈、少陽脈、陽明脈、鉅(太)陰脈、厥陰脈、少陰脈、臂鉅(太)陰脈和臂少陰脈(其餘三脈分別稱作「肩脈」「耳脈」和「齒脈」)，這個情況很值得注意，它給我們留下了三陰三陽與經絡相結合的早期形態的痕迹。顯然，原始的三陰三陽脈是足六經，名稱上也不冠手足，以後加上了臂太陰和臂少陰二脈。為什麼只加這二脈? 三陰三陽配八方，缺的是正南和正西。正南離心，正西兌肺，《陰陽十一脈灸經》所補恰好是臂少陰心脈和臂太陰肺脈。（見圖4）
已故著名中醫學家方葯中先生曾指出：「運氣學說是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基礎和淵源」；鄒雲翔先生說：「不講五運六氣學說，就是不了解祖國醫學。」 五運六氣研究是中醫藥學術整理的需要，也是中醫學發展的大勢所趨，目前這種不存不廢的局面已嚴重影響了對中醫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造成現代中醫理論與傳統中醫理論間的嚴重隔閡。
前人經幾千年實踐觀察總結出來的五運六氣理論，儘管受歷史條件的局限，不一定完全精確，但畢竟是許多代人經驗的積累，代表了前人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水平。若隨意否定或無視前人從數千年觀察研究中得出的寶貴認識，絕不是正確態度。只要我們用科學的態度去對待它，用辯證的方法去運用它，用現代科技手段去發展它，相信可以使中醫五運六氣理論重放光芒，為現代防病治病及疫病預測作出應有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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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基金資助（國中醫藥科非典專項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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