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對話:「螢」火之光照亮中國基層社會
「螢」火之光照亮中國基層社會——關於創作新作《帶燈》的對談
對話嘉賓:賈平凹(著名作家) 潘凱雄(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副總裁)
賈平凹 1952年古歷二月廿一出生於陝西南部的丹鳳縣棣花村。父親是鄉村教師,母親是農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毀滅性摧殘,淪為「可教子女」。1972年以偶然的機遇,進入西北大學學習漢語言文學。此後,一直生活在西安,從事文學編輯兼寫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浮躁》《廢都》《白夜》《土門》《高老莊》《懷念狼》《秦腔》《高興》等。以英、法、德、俄、日、韓、越等文字翻譯出版了二十餘種版本。曾獲全國文學獎多次,及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法國費米那文學獎和法蘭西文學藝術榮譽獎。2008年,《秦腔》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古爐》上市半年以來,獲得多個文學獎項。
潘凱雄:兩年前的1月8日,也是這個時間、這個地方,我跟賈老師就他當時67萬字的新作《古爐》有一個交流。兩年後,又有這部36萬字的新作《帶燈》出版。記得當時我看《古爐》的手稿,責任編輯拎來了滿滿兩大口袋的手稿,因為賈老師迄今為止還堅持用手寫作。這次稍微好點,因為上半部分在《收穫》先發,前半部我看的是《收穫》的清樣,後半部分看他的手稿。我看到的清樣是賈老師自己改過的,一直到最後,在《收穫》付印之前,他還在反覆推敲琢磨稿子的細節,包括語言。《帶燈》是賈平凹開創個人寫作多個第一的非常特別的作品。作為少數幾個先睹為快的讀者,我想就我的理解跟賈老師做個對話交流。
這個作品應該說是你長篇小說裡面難得的、少見的最貼近現實的一部。印象中《浮躁》比較貼近現實,但同時多多少少有一點距離。而之後的很多作品裡面,都有一些魔幻、變形、極度的藝術誇張。包括上一本《古爐》,它是以文革為背景,當然也可以說是現實題材,但狗尿苔那個人物又有點詭異。到了《帶燈》,一切神神道道的偽裝都被撕掉,誇張、變形通通都沒有了,非常寫實,而且是非常近距離地寫實,這個從主人公角色本身就看得出來。女主人公本名叫「螢」,後來改成「帶燈」,她的職務是櫻鎮社會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社會綜合治理辦公室一個重要職責就是維穩,維穩中一個重要的工作是解決上訪問題。從主人公的職務就能夠想像這是高度關注中國基層現實生活的作品,而中國鄉鎮的基層生活在某種意義上又是中國社會的縮影。這麼近距離地寫實,在當前整個文學創作當中,特別是在一些成名的作家裡面是不大幹的事情,你為什麼要寫這方面的內容?
賈平凹:作為一個在文壇上寫了幾十年的作家,我接受的教育和我的經歷,基本上受傳統影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要有擔當有責任。多少年來我一直在下面,跟社會最底層沒斷過接觸。《古爐》出版以後有一段休息時間,自己跑了好多社會基層的鄉鎮,原來並不是要寫什麼東西,只是想在下面了解社會。但看到好多問題,有些憂心,也有好多話想說。目前改革開放到這個時期,社會轉型到這個階段,基層確實有很多危機,人性的東西也在集中爆發,有許多值得人們關注的地方。有了帶燈的原型以後,就產生了創作《帶燈》的衝動。我覺得對一個作家來講,尤其是面對中國目前的現實生活,要真誠地呈現下面生活,要真實真誠地表達感悟。
潘凱雄:《帶燈》里不僅題材、人物是中國最現實、最基層的,還強調了怎樣用現代意識來關照這些問題。過去也經常聽到文學界的朋友談現代意識,但更多的是在藝術的表現技術層面說,比如意識流、時空倒錯、人物變形、極度心理描寫等。賈平凹在後記裡面也談到現代意識,其實是一種最中國化的表達。你是怎麼樣理解所謂現代意識的?
賈平凹:這個問題自己也在長期思考。看完《帶燈》以後,有些人說現實生活原來這麼令人不舒服,有這麼多問題,問我是不是要批判什麼,或者有什麼不滿、抗爭,通過帶燈這個人物是不是要維護什麼、推進什麼?
我自己在選取《帶燈》素材和寫作的時候,有這樣一個考慮,一方面我所用的材料必須都是真實的從生活中長出來的,而不是在房間裡面道聽途說或者編造的;另一方面,我選取這些寫作材料一定要有中國文化特點,這裡面呈現出的國情、民情和世情,一定是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在社會大轉型時期,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改變,但是中國這種情況跟其他國家不一樣,為什麼?因為文化不一樣。作家的目的就是把一些似乎好像無解的東西呈現出來。作家畢竟不是決策者,只能盡他的能力、盡他的感悟來呈現以引起大家關注或者警覺。文學作品說厲害時也很厲害,但也可以說不厲害。你寫反腐作品,腐敗官員不一定看;你寫農民作品,農民也不一定看。它是呈現給中國社會另外一個層次的人來看,讓大家共同關注或者說來解決這個事情。在社會大轉變時期,社會基層好多危機,你去了之後發現這些危機,你感到陷入很大的困境中。這種困境是怎樣形成的?重視這種困境,把這個問題解決好,就給人類進步提供一份經驗。我是這樣考慮這個問題的。所以在這種思維下,選取那些素材、細節、人物,來完成這部書。
潘凱雄:我們注意到《帶燈》里還有一個特別現象。賈平凹比較會寫女性,但以前他的作品裡面出現的女性形象,基本上是圍繞男人轉的,而這部作品徹頭徹尾是以女性形象為中心。在帶燈身邊一堆爺們兒,一堆漢子,這堆爺們兒、這堆漢子又是圍繞帶燈來轉的。所以人物這樣一種反差,也是他的長篇小說創作里非常特別的一個現象。您這樣一種大的轉變怎麼出現在作品裡?帶燈是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很容易讓人想到複員軍人、一個大漢,但是你卻選取很漂亮還能寫情書的女性,怎麼考慮這樣的設計?
賈平凹:在下面跑動的時候發現有類似的人物,我也是想提供這樣的人物。世上的事也奇怪,女人評價女人一般都不準,男人評價男人也不準,往往是男人評價女人、女人評價男人比較準確。以前自己的作品,女性也寫了好多,但不是作為一號人物對待。現實生活中接觸了帶燈這樣的人物原型,自己特別感興趣,就將她作為一號人物。
在接觸這個生活原型的時候,覺得這個人特別厲害,在基層工作,跟老百姓打交道,那是特別複雜的事情,不是說原則性強、責任心強就可以干成的。《帶燈》這本書里寫到好多有趣的事情,帶燈長得漂亮,又特別能幹、智慧,但她又特別清高,她和人交往不是很多,瞧不起那些人。因為她在鄉鎮工作時間長了,她必然有些鄉鎮幹部身上的習氣。但是帶燈也有她的同情心,她為群眾解決問題,有一些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來辦的。我自己積累了這些材料以後,覺得應該好好地寫一寫。男作家寫女性時,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寫,可能更特別一些。在京劇舞台上,男扮女裝,有時候比女演員更傳神。
潘凱雄:帶燈的確是一個特別的女性,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好像鄉政府的小資,她身上真的有一些小資的味道,但是她偏偏處理一些在基層政權裡面特別難辦的事情。這樣一種反差蠻有意思。
這個作品的創作過程也很有意思。我當時看稿子的時候覺得有點怪,一方面讓一個弱女子來處理那些最基層的社會矛盾,要面對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民,的確有農民的狡黠、胡攪蠻纏,也的確有很多他們生活的困難。按照我們的習慣思維,處理這樣一個事情,應該是比較彪悍的人,結果書里過一段就有帶燈的信,大談自己的心理活動,還有精神戀愛,文氣得要死。你覺得這兩個部分,從文體來說特別不和諧。但往後看,看到後記裡面真有這樣一個人,老給他(賈平凹,記者注)發簡訊,短則幾百字,長則幾千字,然後還提供了大量的會議記錄,基層鄉鎮政府裡面的辦公職責、重點工作等等。這樣一個創作過程,對一個作家的寫作來說,也算是蠻奇特的。能不能把你奇特的寫作過程跟大家有一個分享?
賈平凹:這是我接觸到的一個鄉鎮幹部,人特別智慧,大學水平,她在深山的一個鄉鎮,整天面對的是山區。所以這本書裡面充滿了山鄉氣息,山上長什麼樹、結什麼果子,特產、風光和別的地方完全是兩回事。遇到這個人以後,她確實令我感動。她在下面很辛苦,而且工作能力特彆強,她會運用一切辦法來緩解社會矛盾。這個人後來跟我成為朋友,她就發了好多簡訊給我。之所以不停地發信,因為她屬於鄉鎮幹部裡面的小資,有文藝青年的那股勁,但是環境又不允許,她也沒有更多的事要做,也沒有什麼人可以交流,她整天面對的就是那些上訪的人。大家知道,上訪人員在上訪的過程中,各種情況都可能發生。所以在那樣環境中,她怎麼生活下去?她完全是靠自己的精神生活來支撐。
當然,話又說回來,我自己寫作,每個作品、每個人物,都有生活原型的,因為沒有生活原型,在我寫作的習慣裡面,寫寫就跑了。必須要抓一個原型過來,依照著它來發展,所以沒有原型就寫不出。但是這個原型和小說寫完以後是兩回事情。當然這裡面有很多故事是我這個朋友提供的,或者她自己發生的事情,也有陝西甚至甘肅、河南我接觸過的故事,集中在一塊完成這部書。
潘凱雄:每一個人物都有原型,也就是說一個作家寫作接地氣、有強烈生活質感的作品,生活的積累的確還是非常重要的。當然,光有生活也不一定出好作品,還要加上作者對生活的獨特理解和獨特表達。《帶燈》本來的名字叫《螢》,是一個螢火蟲的形象。你寫這個人物,是要讓她燃燒自己照亮別人嗎?還是壓根沒有考慮崇高的主題?
賈平凹:剛才我講要呈現一些社會的事情,但是寫作時有隱喻,我的寫作風格不是特別激烈的那種,只是淡淡的把這個事情指出來,自己不增加更多感情色彩在裡邊,一切由讀者去做判斷。但是帶燈這個人物,她原來叫做「螢」。她在看辭典的時候,裡面經常說「腐草化螢」,螢火蟲生於草里,她覺得這不好,她後來改成帶燈,古人也說了,螢火蟲這個燈是自帶的,而不是別人給它的。帶燈這個名字,是有隱喻的,在基層的環境中產生這樣一個人物,因為這個人物大學畢業分配到那兒,當然也可以不幹,但是在當地來看,鄉鎮幹部一月掙兩三千塊錢,這個工作還是比較穩定的,她就在那兒一直干下來。她在這種環境下,一方面她要盡責任把工作干好,一方面她有嚮往和追求,但是這些嚮往有的又完不成,所以這就出現她後面凄美的表達。在男性社會基層政府中,一個女子和老百姓打交道,有難度,也有很多優勢,在這個環境里慢慢鍛鍊出來。畢竟螢火蟲的這個燈不是火把也不是聚光燈,決定它的光是微弱的,不可能多亮,它沒有太陽的光亮,也沒有月亮光亮,最終它的命運是悲慘的。帶燈就是在黑夜中帶了一盞光線很微弱的燈夜行。作品最後出現一大片螢火蟲,寫到這兒的時候我想,雖然帶燈最後心理受到傷害,腦子也有些問題,最後她也上訪,我就想,在當今社會,每個人如果都像這個螢火蟲一樣,靠著自己一點點光亮還可以照亮好多人,這是在當時創作的時候自己想到的一些事情。
(本文為賈平凹、潘凱雄在《帶燈》新書發布會上的對談,中國藝術報記者金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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