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從邳州事件說到公民轉型
05-31
從邳州事件說到公民轉型高人
把邳州書記還鄉事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看待，十分正確。 它的確不是一個個案或者說特例，而是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可以說是中國國情的特色之一，因為這是在民主憲政的國度難得一見的政治風景。只是由於當事人是黨的十七大代表，事情又發生在大會剛剛落幕、總書記的諄諄告誡言猶在耳的時候，最主要的是在於它被「捅」了出來，所以就成了眾矢之的，引起輿論大嘩。但網民與李連玉素不相識前世無冤今世無仇，更不是與邳州人過意不去，他們的批評針對的也是這種令人厭惡的腐敗社會現象。 時過半月，就我的見聞所及，作為當事的個人，李在推說「歡迎活動是老百姓自發組織」，並敷衍以「正在處理糾正錯誤」後便沒了下文，當然更沒有道歉，笑罵由人笑罵去；作為有關的組織，邳州市委避而不談，也不見其他上級機關出面表態；官方媒體也無動靜，邳州的不用說，11月2日的《人民日報》只是發表了記者李新彥與楊暄合寫的《『環境經濟』富邳州》的報道，放在了有關環境保護的整版文章之中；而始作俑者的《邳州論壇》，則發出了「相關照片、文章及網址鏈接見一刪一」的「重要通知」，理由是「人無完人，不要求全責備」，偃旗息鼓不再說話。 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官方和媒體的定力也真是功夫到家。但不動聲色的下面一定是「鴨子浮水緊撓」——人們有理由想像這種一致失語的幕後緊張和忙碌。人們當然不可以象有人猜想夾道歡迎是歹人給李「下套」那樣，而無根無據地懷疑起這是權力運作，黑金交易，政治施壓，行政命令，思想「工作」等等的結果。 與黨政公安武警聯手迅速處理群眾集體上訪事件對照，人們有理由指責這種公然漠視民情民意不予理睬的態度,但個中隱情或許比人們想像的要複雜和棘手。 我相信事情一定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我還相信他們正在調查，我更相信他們最終會給個說法——包括若長時間的無可奉告，讓我們拭目以待。 目前，事情已經演變為控辯雙方的論爭——說句玩笑話，有點象文革中兩派的「群眾斗群眾」，當然，「斗」只是「鬥嘴」的「文斗」。攻之者「攻其一點」——李書記衣錦還鄉心安理得接受夾道歡迎，而「不及其餘」——不論他的能力和政績；辯之者則說，送往迎來是邳州傳統沒什麼大驚小怪，沒有李書記就沒有邳州今天的舊貌換新顏，甚至謾罵批評者為「漢奸」，等等。 辯護者把問題扯得太遠，人為地把事情變得複雜起來。須知，我們不是在對李進行全面評價，看他是「三七」還是「七三開」，是「九個」還是「一個指頭」。再說，為官一任為政一方，在其位謀其政，造福百姓，這本是公僕的份內之事，理應做好不能做壞。百姓沒有必要因此而歌功頌德並感恩戴德，官員也不應當把功勞據為己有，更不能把自己視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普度眾生無所不能的救世主，反到是應當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戒驕戒躁並反躬自問三省吾身：「為人民謀而不忠乎？」況且，成績歸成績錯誤歸錯誤，兩碼子事不應攪在一起，更不能將功抵過。在黨紀國法面前，只能就事論事，誰都不能例外，錯就是錯，就得認錯，就得道歉，僅此而已，豈有它哉！是非就是這麼簡單。 誰知淮海的一封來信卻又引出了新的話題——葉子的眼光真毒，她又從事發原因的角度提出了「特權意識」和「臣民意識」以及「向公民轉型」的問題。我十分贊同繆一輪先生「把討論深入下去」的主張。沒錯，這個問題早就應該引起國人的反省了，如果通過這次討論，能夠促進國人「向公民轉型」哪怕一小步，都比單純對一人一事的批評要有意義得多。 鑒於事件似乎已經成為一些邳州人的創傷，為了不再向這些人的傷口撒鹽，我先撇開邳州不談，而以親歷的兩件與邳州事件「道是無關卻有關」的事情，僅說說「臣民意識」的表現及其根源。 上個世紀末的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同時還是一個思想家，終生批判極權社會，為民主自由奮鬥。他講了下面一件事情，就是許多蔬菜商店的經理在櫥窗里都貼上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他分析說，他們對標語的意義從不過問，因為標語是上面批發蔥頭和胡籮卜時一起發下，他只有照貼不誤，否則便有麻煩，他們「怕」失去自己的工作。他接著指出，中學老師、學生、青年人也是這樣，都是出於對生計、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懼」。 在中國，這種「怕」也象那位經理一樣，表現在對上的「順從」乃至「迎合」上。看來，在極權專制治下的「臣民意識」，中外皆然。 記得幾年前，我所在公司的一名領導，讀到一本有關經營管理的好書，就在網上推薦給全體員工。這本來是一件常有的事情，但這次他立刻就收到一封回帖，上面寫著這樣三句話：「謝謝領導的關心，我一定詳細拜讀，望能多多得到您的指教。」三句話所要表達的意思再明顯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一是何來的感謝？二是用錯了「拜讀」，因為此書並不是這位領導所著。問題在於寫這話的並不是初出校門的小女子，而是有著30年工齡的老員工。由於她回帖的疏忽，緊跟了領導的「群發」，結果她的三句話也被公司全體員工和下屬企業所「拜讀」，結果招來許多人的側目和非議。有人與我談起這事時很是不屑，但我在為她打抱不平進行辯解時，「官逼民反」脫口而出——這話說得並不貼切，是我為了強調「官逼」二字，但百分之百的由衷之言，絕對的第一時間的第一反映。我一直認為，中國是一個有著對皇帝山呼萬歲，對「循吏」「幹吏」「清官」等各色官員頂禮膜拜政治傳統，直到今天崇拜偶像敬畏權勢官本位意識等級觀念依然濃厚的國度。社會上國人對官員，單位里員工對領導，態度都不外「敬畏」二字——其中，「敬」未必真心，但「畏」卻一定，怕什麼？怕領導給「穿小鞋」「吃不了兜著走」。因此，「不能得罪領導」就成了家訓和做人的信條，下級對上級的恭維，順從，迎合，示好，就成為國人「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的一種下意識，滲透到思維和行為中而不覺。 另一件事是2001年，我公司的第一和第二兩把手兩人同時到點退休，新領導責成我在公司下屬的一家酒店安排酒會歡送。酒店極其重視，竟開出人均500元標準的菜單，但被我以領導榮休，聚會歡送聊表心意而已，花費過大對上對下無法交代為由拒絕，並把標準定為酒水在內每人150元。不料酒會前又節外生枝——酒店特意製做了兩本留言簿，意在讓大家寫上幾句祝福老領導的「過年話」，但簿子是以《中華英才》雜誌封面做的封面，分別印上了兩位老領導的照片，又遭我拒絕。酒店稱此乃「一樂」，不必認真，我則堅持把「中華英才」抹掉換成公司的標誌。 聯繫到邳州事件，我絕不相信前去歡迎的「民」們都是發自內心的——網上邳州人對李的一些做秀政績的非議（未經核實，姑妄聽之）就是證明。但人們不應當責怪他們，因為領導組織的活動，「民」們是不能不也不敢不參加的。所以我相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或許就是抱著上述那個員工的心態，或真心，或假意，但都「歡天喜地」地去了。 至於策劃歡迎活動的「臣」們，有沒有類似上述酒店的創意？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雖說「恐懼」的「臣民意識」來自哈維爾所說的「上面」，但邳州市委和市政府的「臣」們難辭其咎，因為他們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執政一方的黨政大員，是講政治懂政策的一群。我不相信在決策時就沒有一個「明白人」提出異議，倘若真的沒有，真的是一致通過，恕我直言：上級應當堅決對兩套班子予以整頓；倘若有，則應當對聽不得不同意見而一意孤行者予以嚴懲——因為事件損害的不僅是邳州的形象，更為嚴重的是損害了黨的十七大的形象，是黨的形象！ 總之，正是「臣民意識」的遷就縱容，才把官員的「特權意識」寵得、慣得變本加厲，但到頭來吃虧的還是百姓——就拿歡迎事件來說，風光的是李書記，勞的是民眾，傷的是民財。這也正是魯迅對國人之所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原因——但沒有制度做保障，「爭」又談何容易！ 因此，國人的向「公民轉型」，需要做到兩點：一是從制度上限制官員的特權，同時保障國人說「不」的權力；其次是無論是官是民，每個人都要率真地活著，去掉面具，講出真話，因為哈維爾說：「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最終導致它土崩瓦解」。 (轉載本文請註明「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首發)來源：作者賜稿 來源日期：2007-11-13 本站發布時間：2007-11-13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8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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