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僵局

溫州人幾乎是全中國最勤奮、對市場最敏感的一群人，但緊跟信號燈走在市場最前面的這群人，最早被集體帶入一個危險的僵局。

經商30年來，55歲的胡志明首次感到「走投無路」。

胡是森泰集團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長、溫州樂清市政協常委。2013年3月12日，胡志明向市政府遞交了一份緊急報告，要求破產重整。

對於這家成立20年、擁有「中國馳名商標、」躋身中國電氣行業百強的低壓電器製造企業來說，這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它已經苦苦捱過8個月，但依然只是一具「殭屍」——從2012年9月起，因資金吃緊，森泰的生產規模縮減至平時的1/3，刨除所有成本後，剩下的錢遠遠不夠支付銀行利息。貸款展期是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但展期也只能拖延出一個更糟糕的結果。

森泰地處溫州樂清柳市鎮，這裡是中國的電器之都，也是「溫州模式」的發源地，承載著溫州模式最令人驕傲的過往，經濟總量連續16年在溫州各縣市區保持第一位。

可眼下，這裡卻似乎成為中國最焦灼的地區。

「殭屍企業數不勝數。」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樂清小型企業協會副會長葉強則估計，「六成以上企業現在面臨困境，三成企業資不抵債」。

樂清只是冰山一角。在溫州，龍灣區、甌海區、瑞安市等地，在貌似平靜的外表之下，許多中小企業都面臨危局——它們的生產僅僅是在「為能還上銀行利息而奮鬥」。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一直是生機勃勃的代名詞。這裡，有全中國最勤奮的一群人——幾十年來，大部分溫州人都保持著很早起床辛苦工作的習慣，不管多大的老闆，都鮮有例外；溫州人也幾乎是全中國對市場最敏銳的一群人——過去這些年，市場上的機會，大多都由溫州人首先大規模地捕捉到；而多年積累之後，溫州也從不缺錢——早在數年前，溫州遊資就曾博得千億之名。

那麼，為什麼溫州會走到如此境地？

分裂的「殭屍」

葉健強每天生活的主題是重複講不同的故事。「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一年前，49歲的銅加工廠老闆葉健強還是驕傲的行業商會首領、當地政府經濟形勢會議的座上賓，如今卻整天惶惶不可終日。

他的企業在距離樂清幾十公里的溫州龍灣區，如今也成了「殭屍」。受地產調控影響，銅業經營慘淡，但財務成本、管理成本必須支出，葉的廠子2012年虧損翻倍，而2013年第一季度已經虧掉400多萬，賺的錢全部用於支付每月170萬的貸款利息。

儘管如此，為了維持銀行貸款，企業仍需表現出正常運轉的姿態。本來夜間電費便宜，工廠夜間開工。但銀行最近經常來檢查，他又改回白天。「其實這麼做是打腫臉充胖子，已經瘦得不行了，還要把臉打胖。」他說。

為了穩定人心，從正月十五開始，葉健強每天住在廠里。「一天不到廠里，或者在外面出差幾天，都人心惶惶。」從2011年開始，葉健強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壓力之大外人難以想像。

調任樂清市經信局副局長不久的徐立志，原本以為企業家風光體面，五個月後卻印象大變，「這樣的經濟形勢下，企業家舉步維艱」。

事實上，溫州的「高檔消費場所」早已門庭冷落。溫州街頭，過去隨處可見的豪車勞斯萊斯和賓利也已難覓蹤跡。在樂清，一家蟲草店的生意只是往年的三成，而蟲草店周圍的奢侈品商店已陸續關張。

一些高檔樓盤價格甚至腰斬，高檔住宅開發商方大山從不同銀行辦出幾張額度十幾萬的信用卡用來透支，再找人擔保從農村合作銀行貸出50萬，來回騰挪才能解決基本開銷。用光了，就再想辦法從農合銀行貸一筆。

彷彿一切，都只是圍繞著緊繃的資金鏈條在轉。南方周末記者在當地接觸的數十位企業家，每天的核心問題，大多是怎麼還上這個月的貸款。

大多數人還在勉力支撐，葉健強就是其中一個。

「肯定要破產。」葉健強語氣中帶著些悲壯，「但眼下要撐著，倒下來有些企業不同意，我想讓身後一大批人用時間換空間，換出來後，我死掉，他們能撐住。」

現在，葉健強每天生活的主題是重複講不同的故事：見銀行，信心滿滿地拍胸脯，表示自己一定能安全地走出來；見債主，就得扯下面子，承認真的沒錢。「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房產泡沫破滅對溫州經濟影響巨大。 （CFP/圖）

當中堅企業踏入「連環地雷陣」

「接下去企業會越來越困難，不是論天度，而是論小時度。」

危機像咒語般籠罩在這座城市。2013年4月底，南方周末記者在一次企業老闆和銀行行長的飯局上，幾乎沒聽到與危機無關的話題。

這一次，把如此之多的企業一起捆成殭屍的，正是他們深深倚賴的互保鏈。

「互保」是指互相擔保，也就是企業之間對等為對方保證貸款，當對方還不上時需承擔還款連帶責任。2004年左右開始，在民營經濟最為活躍、民間信用也非常發達的浙江，互保成為一種普遍的新貸款方式。

而2009年實行救市政策後，銀行一級級壓下來大量放貸，又往越燒越旺的火堆里添了無數柴火。中國企業在資金使用上八個蓋子蓋十口鍋是普遍現象，一貫以靈敏著稱的溫州人自然不會例外。事實上，溫州的擔保網尤為密集，極少有企業不在其中。

森泰就是這樣倒下的。

2012年7月，森泰的互保企業溫州華能集團有限公司資金鏈斷裂。為了防止風險蔓延，三家互保企業湊出1億元借給華能公司，其中森泰出資4650萬。不料，兩個月後中國銀行向森泰收貸兩千多萬，隨後另一家互保企業要求停止擔保，其後民生銀行、交通銀行要求泰森追加股東個人資產擔保。

2013年2月，森泰開始欠息。到遞交破產申請時，估算資產4億多，貸款5.9億，缺口近2億。

兩年前，溫州出現第一波「跑路」潮，不少人是因為賭博，或者投資激進，才出了問題。此後，跑路潮逐漸平息，外界以為溫州已經平靜，誰知風險其實卻在悄悄積聚，通過互保圈隱秘而加速地蔓延。

「第一家互保企業倒下，我們還能應付。到第二家、第三家企業出問題，我們就很吃力了。」葉健強說。

葉健強的廠子的銀行貸款七成都為互保而來。和他一起聯保的企業已倒下四家，剩下六家，「估計今年還會倒三家」。這些互保企業涉及銅業、皮革、食品機械幾個行業。「在我這個圈子裡，最終剩下的企業最多20%。」他說。

而經信局副局長徐立志天天忙於開會。到任五個月，他先後召開一百多次銀企協調會，有時候一天四次會議。「一個企業協調好，下一個又來了。」

在樂清，政府成立了「幫扶組」，由政府出面專門幫助協調銀企及互保單位關係。有資格加入的大多是銷售額過億甚至接近十億的明星企業。

森泰是名單上的第17家。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官方材料顯示，先期16家企業，涉及電器、金屬加工、船舶、塑料製造等多個行業，也包括柳市歷史最久的電器廠之一、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精益電器，以及曾打贏五場美國知識產權官司名噪一時的通領科技。

如今，這份名單還在增加。

森泰的另一家互保單位華通機電集團有限公司就已於2013年5月初申請成立幫扶組。華通集團規模位列當地電器企業排名前五，集團下屬十多家成員企業。

華通董事長李成文對南方周末記者稱，華通在銀行貸款7個億，此外並無民間借貸。受森泰逾期影響，華通已被所有銀行密切關注。各家銀行提出，一旦授信到期，將壓貸5%-10%，涉及金額約為3500萬-7000萬。與此同時，因為華通「不再安全」，它與其互保企業都需要尋找新的擔保人，而在當下這幾乎是「難以想像」的。

華通身後有六家互保企業，而這些互保企業背後又將是難以窮盡的層層擔保圈。受到波及的，已大多是資質良好、經營相對穩健的中堅企業。這意味著，危機將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大範圍內的健康企業傳導。

在樂清，在溫州，幾乎每隔幾天，就能在飯局或私下場合聽到各種交叉印證的傳言——「××企業也不行了」。

「接下去企業會越來越困難，不是論天度，而是論小時度。」精益電器集團董事長陳冬青說。

連環地雷引爆的後果是，溫州從全國不良貸款率最低的城市，搖身變成不良貸款的重災區。

2012年6月，溫州市銀行業不良貸款率連續12個月上升，高達2.69%，創十年來新高。當時溫州金融辦曾表示，溫州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已見頂。但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3月末，溫州銀行業不良率已攀升至4.01%。

沿著每一個信號走到極致

整個溫州成了一個不分晝夜的大工廠，將一條中小企業集群、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之路發展到極致。

踏入互保的連環地雷陣，只是溫州這些年遭遇的問題之一。這群靈敏的人，是最先跟隨市場信號燈的那群人，也是最先遭遇問題的一群人。

1960年代末，全國還在搞「文化大革命」武鬥的時候，溫州人就開始南征北戰。這個三面背山、一面靠海的小城，地少人多，國家也幾乎沒有投資。為了生存，溫州人彈棉花、理髮、打棺材，什麼都干。

「人家不願意乾的行業，溫州人干，靠的是勤奮和吃苦耐勞。」通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伍勝回憶。

1970年代初，市場經濟萌芽，走南闖北的溫州人，開始販賣各種小東西，比如，塑料花、螺絲、電圈。漸漸地，在這些需求的刺激下，溫州出現了一些地下作坊，悄悄生產這些東西，再由遍布全國的老鄉網路賣出去。

溫州人的靈活，一個細節可資佐證：當時國家重視農業生產，對長途運送養蜂箱提供優惠。溫州小商販們就利用養蜂箱夾帶緊俏物資，甚至出現了「養蜂部落」。

很快，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真正到來，溫州人如魚得水，迅速學會倒買倒賣，也迅速學會借改革開放「挖社會主義牆角」。比如，走私迅速在溫州蔚然成風。很多老闆都記得，1980年代，鄰里鄉親們走私手錶、汽車、錄音機，直到1988年走私被徹底打擊。

與此同時，溫州人也從後台走上前台。1983年前後，新華、求精、精益開關廠陸續開辦。起初，他們對質量並沒有概念，假冒偽劣一起上，只要賺錢就好。直到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門廣場上，憤怒的杭州人點起大火，燒掉五千多雙溫州的假冒劣質鞋，才在溫州敲響警鐘，開始有溫州人在意起質量和品牌。

而這個背負原罪又引領中國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城市，自1990年代才正式迎來黃金十年，因為他們集體發現了肥美的出口市場。

1992年開始，溫州人開始租個民房，雇十幾個人，幫外國品牌做代工。胡志明的廠一年出口額能達到一千多萬美元，生意火爆，「早上眼睛一睜開就跑到廠里，晚上9點鐘回家，中午沒有休息。也不知今天是星期幾」。

那時的低壓電器行業也利潤豐厚，凈利潤10%，高的能接近20%。

在這樣的刺激下，整個溫州成了一個不分晝夜的大工廠，將一條中小企業集群、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之路發展到極致，以至於在市場上，溫州人最大的對手就是溫州人自己——這樣的結果，帶來的只能是價格戰。

支撐著溫州商品以低廉而聞名的，是這個「大工廠」的隱秘一面：成千上萬缺乏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三班倒」農民工，和被廢水廢氣污染的江河土地。

轉軌進程中的中國，並沒有完善的法規，也沒有足夠的人力來執行這些法規。善於利用市場機會的溫州人，將每一寸優勢都發揮到極致，沒有底線的價格戰以難以想像的慘烈程度進行。

雖然國內並未遇到約束，但出口市場那一端的人卻抗議了。2003年左右，國際市場上多次發生貿易衝突，最先走出去的溫州人，首當其衝，2004年西班牙人焚燒溫州鞋的惡性事件就是標誌。

更糟糕的是，生意也不好做了。樂清市天經律師事務所主任張建義跟當地不少企業打過交道，發現很多企業「從2004年以後就基本上沒有賺錢」。事實上，經濟數據已顯露衰退徵兆。2003年上半年，溫州GDP增速跌落至浙江省倒數第二，下半年更是滑落至墊底。

這讓許多當地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2004年，溫州人王紹基——也是西班牙中國商會執行主席——就曾通過南方周末記者呼籲，「凡是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人，現在應該趕快建立自己的品牌。這是溫州人必須要走的路，也是責任，對自己的責任，對民族的責任。溫州人現在有資本和產品的後盾，溫州企業家有責任為中國塑造國際品牌。」

「失去的十年」

虛幻的投資泡沫讓溫州人看到了一種所謂的幸福生活。

可惜的是，溫州錯過了機會。

因為，幾乎就在傳統製造業頹勢漸現的同時，中國經濟為嗅覺敏銳的溫州商人開闢了另一條通路。

20世紀末，中國拉開房改大幕，1998年正式取消福利分房。已經積累不少資本的溫州人迅速進入當地房地產市場。溫州市區房價從每平米2000元，快速飆升到7000元以上，甚至一度「無房可炒」。

三年後的2001年8月，第一個溫州「炒房團」亮相上海，創下「3天買走100多套房子、5000多萬砸向上海樓市」的戰績。隨後溫州炒房團足跡遍及全國各大城市。據估算，僅此一年，投資在房地產的溫州資本就高達2000億元。

在此後的十年間，對微利的傳統製造業已經漸漸喪失興趣的溫州資本，伴隨著中國經濟資產泡沫的不斷膨脹，左沖右撞般追逐著各種新興的資產標的——

2002年，煤礦。全國能源緊缺，煤炭市場日趨火爆，浩浩蕩蕩的溫州資本湧入山西。據估計，山西60%左右煤礦被溫州人收購。儘管2005年後煤炭政策已經對溫州資本不利，但溫州人發現如果投資規模足夠大仍有利可圖，於是依然抱團殺入。

2003年，棉花。全國棉價上漲，溫州30億元資本進入產棉大區新疆，收購新疆棉花。同年全國普遍電荒，幾十億溫州資本進入重慶、四川等水電資源豐富地帶。

2005年後，各種礦產投資。

2006年商品期貨走牛，溫州資本開始伸向有色金屬礦產。

2007年，油井。石油價格上漲，50億元溫州資本湧向西部，大量收購油井。

無論是投資，還是投機，目的只有一個——盈利，隨著一輪輪倒手，更巨量的財富更輕鬆地在聚集，比起又臟又累、利潤日薄的製造業來，資本遊戲無疑更具吸引力。虛幻的財富泡沫讓溫州人看到了一種所謂的幸福生活。十年間，溫州人日益沉迷這個投資遊戲。

「溫州資本之所以會去投機，其原因是我們的市場經濟體系中還有某種制度的缺失。」周德文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這種缺失體現在缺少防止溫州資本非理性擾動市場秩序的手段，也缺乏引導溫州資本真正發揮市場資源配置功能的制度安排。

直到2009年前後，山西民營煤礦被收編、迪拜樓市跳水，幾乎順風順水的溫州資本鎩羽而歸。

溫州統計局數據顯示，從2009年末到2010年初，大量在外資本開始迴流溫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餘額每月增加均達到100億元以上。2010年5月，溫州金融機構存款餘額已經達到5693.21億元，這個數據的大幅增加就發生在過去兩年中，2007年同期數據僅為3071.06億元。

驀然回首，溫州就在這樣的資本追逐之中，失去了十年。

當金融海嘯突然發生，許多人的資本鏈猛然繃緊甚至綳斷，讓溫州人至今心有餘悸。一些人開始思考，將更多的精力放回到實業上——事實上，在溫州，精明的老闆們通常都是腳踩兩隻船，從來沒有放棄製造業這個「融資平台」。

走進了死胡同

在瘋狂樓市和寬鬆資金的雙重刺激下，無數溫州人衝進這個市場，但很快撞得頭破血流。

2009年，一個看上去更大的機會來了。

當年全國房地產市場全線飄紅，加之信貸超級寬鬆，許多溫州人利用便宜的銀行資金，甩開膀子跳入房地產開發的滾滾熱潮中。

這時候，錢多得彷彿到處都是，以至於很多人也做起了資金生意——「炒錢」。

很少有人能抵擋「貸款的誘惑」，「脾氣不好、跟銀行都不大來往」的胡志明在拒掉了幾筆送上門的貸款之後，想法漸漸轉變：既然森泰的主營業務低壓電器利潤率只有3%-5%，不如貸款開發新產品，再做些房地產投資，可以提高些利潤。

2009年下半年，胡志明買下樂清經濟開發區的22畝土地，想擴大產能做漆包線。作為低壓電器的關鍵原材料，漆包線在樂清本地的市場約摸有150億規模，卻只有一家能生產部分產品，大部分都要從外地進原材料。

胡志明認為這是個「很保險的投資」，2012年4月新廠正式投產，前後投資1.2億。與此同時，經朋友介紹，胡在紹興柯橋和樂清本地投了兩個房地產項目，斥資1.4億。

為此，胡從銀行貸了1.2億，其餘的一億多投資從民間籌措，月息兩分七八。他當時計劃著，「房地產兩年內一定能收回成本，賺過來可以把線纜廠的投資彌補掉」。

這幾乎是溫州老闆們典型的貸款用途：買地、換設備、投資房地產或者買礦。但是，沒有銀行真正在意這些錢的用途。

對於正爭相放貸的銀行來說，貸款用途審查不過走走過場。胡志明記得，為了符合「規定」，那時候銀行甚至會主動「指導企業製作財務報表」。

地產商方大山獲得的貸款，更是「灰色」。當時銀行的房地產貸款已經受限，方的1.35億元貸款以一家光伏企業的名義從華夏銀行貸出，房開公司則將旗下評估價值4個億的土地抵押給銀行，同時支付給這家平台公司3%-5%的利息。

剛開始的幾筆貸款都以承兌匯票形式發放。承兌匯票原本是貿易活動中的一種支付方式，因不受銀行表內監管，因此在這輪放貸狂潮中變異成一種融資工具。操作中通常需要設置一個有貿易背景的交易對手。「我們都不用管，只需要丟一個平台公司給他，銀行會教我們怎麼做。」方大山說，「這是銀行違規，但都是這麼做的。」

當時全國上下房地產市場正熱氣升騰，而溫州的地產業則幾近瘋狂。2009年年後，方大山和五個企業老闆成立的房開公司，以當時的最高樓麵價拍下溫州中心城區鹿城區的一塊地塊。若不計利息成本，只算上土地、建安成本和稅收，每平米的成本價達到3.8萬。「當時這個樓盤房價賣5.5萬，一點問題都沒有。」方說。

擅長短線投資的溫州商人們沒有預料到，這一次，國家的政策比他們還要「短線」。2010年新國十條出台，樓市成交量迅速縮水。

噩夢降臨。地產調控持續收緊，房地產銷售遭受打壓，資金回籠受阻。溫州的土地價到2010年下半年達到最高，其後形勢急轉直下。2011年下半年隨著民間借貸市場崩盤，地價「像雪山崩塌一樣」。到2012年，溫州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價下跌24%，土地平均樓面地價也處於近5年來最低值。

直到四年後，胡志明的兩個地產項目仍未完工，他不得不把項目抵給了民間債權人，利息一直滾到房地產項目清盤，金額接近2億。

而方的樓盤蓋到四層，就已經彈盡糧絕。那家幫他們從銀行貸款的光伏企業已經死了，銀行為了減少壞賬，同意讓平台公司繼續簽字續貸，並計劃再追加500萬貸款用於償還貸款利息，但對方大山來說，這意味著將在債務泥潭裡越滾越深。

事實上，2010年起的新增銀行貸款，幾乎全部被企業主用于歸還2009年激增債務產生的銀行和民間利息。

「溫州的企業老闆2009年後所有投資幾乎都是失敗的，基本上是全軍覆沒。」一位「溫二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不確定的路

通往未來的道路上，茫然的溫州人仍在尋找。

事實上，溫州資本熱衷投資房地產，除了資本逐利性之外，其背後還有更本質的原因：在轉型升級的主路上，他們更為艱難。

以溫州打火機行業為例，高峰時期四百多家，2011年只有一百多家仍在勉力維持。製鞋業最多時三千多家，經過調整，也只剩下一千多家。退出行業的打火機企業難尋出路，改行擔保公司，做起了放高利貸的「老高」。

光景不好，胡志明也想著開發新產品，希望能打破持續微利的僵局，但人才難找，一個新產品研發要三年，而且成功率也低。

更讓他沮喪的是，自己前期投資開發的新產品經常「在幫別人做嫁衣」。產品剛上市，外面已經開始模仿，「一窩蜂地上，而且拿掉一些功能，賣得更便宜」。

模仿和山寨最初幫溫州人迅速積累了原始資本，但也成了一塊絆腳石。「這些民營企業已經習慣做『低小散』，」溫州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委員謝浩說，「現在該政府推動的時候沒有推動。」

與此同時，而溫州本土的成本卻越來越高，最大的問題在於土地。不久前，葉健強所在的商會出面，跟政府協調，希望幫三十多家「發展非常好」的小企業拿地。「結果不太樂觀，指標沒有可能。」

2004年，溫商程東平響應溫州政府號召，引資5000萬回溫州辦廠，定位高科技，走差異化道路。十年後，程東平卻決定離開。他對當地的投資環境多有抱怨，「這個地方讓我太傷心了」。

外遷，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溫州企業繼續轉型升級的方式。

瑞安海力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老闆鍾振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企業主打新能源，外地政府紛紛表現出十足的誠意，免費給地，還給資金支持——比如有些地方稅收優惠，而買一台100萬進口設備政府補貼30萬。

「這在溫州都是不可能的。」鍾說，「我在瑞安買10畝地的錢，在外地可以買一個村。」

2002年起，溫州企業陸續西進。據統計，外遷企業中，有較大知名度的企業就有一千多家。

可是，即使搬離溫州，溫州人面對的會是一個更好的未來嗎？

通往未來的道路上，茫然的溫州人仍在尋找。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葉健強、方大山、程東平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