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興奮劑醜聞：誰在撒謊？

神話？謊言？

2014年2月23日，索契冬奧會最後一天，俄羅斯人特意將賽會最後一個項目——越野滑雪男子50公里集體出發的頒獎儀式設在了閉幕式現場。他們對這個項目的勝利志在必得。閉幕式演出開始前，體育場如願升起三面俄羅斯國旗。亞歷山大·列赫科夫（Alexsander Legkov）站在最高領獎台上。包括總統普京在內的4萬多名觀眾群情激昂地高唱國歌。為舉辦冬奧會，2000戶家庭搬離了索契，處於經濟低谷的俄羅斯投入了510億美元巨額資金。但在那個時刻面前，這一切似乎都是值得的。

普京說，索契冬奧會是他在位14年間俄羅斯重新崛起的證據。從成績單看，確實如此。俄羅斯以13金11銀9銅的成績傲視群雄。俄奧委會主席茹科夫說，這個成績遠遠超過俄奧委會的預期，他們原本的目標是獎牌榜第三名。俄媒體則欣喜地指出，上一次本國在冬奧會上取得這麼多獎牌還是1988年加拿大卡爾加里冬奧會時。代表團在索契的表現，可以說是「重現了蘇聯時期的輝煌」。

2014年2月23日，索契冬奧會越野滑雪男子50公里金牌獲得者亞歷山大·列赫科夫（左五）在頒獎儀式上

然而，今年5月12日，莫斯科反興奮劑實驗室前負責人羅琴科夫（Grigory Rodchenkov）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稱索契冬奧會存在系統性的興奮劑舞弊，涉案運動員包括亞歷山大·列赫科夫等數名金牌獲得者。一切都被打上了巨大的問號：索契，究竟是神話，還是謊言？

羅琴科夫擁有分析化學的博士學位。他執掌莫斯科反興奮劑實驗室多年。這間實驗室是俄羅斯境內唯一一家通過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認證的實驗室。羅琴科夫說，2014年1月21日，冬奧會開幕前兩周，他剛剛到達索契開始奧運會實驗室的工作。當天，他收到一張表格。表格上填有一些運動員姓名以及他們的競賽日程。羅琴科夫得到指示，一旦這些選手獲得獎牌，他必須採取行動。

在國際大型比賽中，運動員被要求在賽後提交尿樣。尿樣會分裝在兩個瓶子里。A瓶馬上進行檢測，B瓶則進入長至10年的封存程序，以備日後複檢。由於奧運會嚴格的檢測，服藥運動員一般會在賽前停止服用違禁藥物。但羅琴科夫說，在索契，運動員得以在奧運會期間「安全」使用禁藥。

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將瓶子里的尿樣調換出來。裝盛尿樣的玻璃瓶子是方形的，直徑大約5厘米，高約13厘米，每隻價值15美元，由成立於1865年的瑞士家族企業貝林格公司生產。上世紀90年代，尿樣瓶開始進入國際奧委會醫學委員會的視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奧林匹克分析實驗室前負責人多恩·卡特林（Don Catlin）曾是醫學委員會成員。他回憶，當時，貝林格公司向一屋子的專家們展示了幾種不同的尿樣瓶。目前使用的這一種被大家挑選出來。它令在場的人們「格外欣喜和興奮」，因為它「毫無破綻」。每隻瓶子的瓶蓋上有獨一無二的七個數字組成的編碼。瓶蓋擰上時，帶齒的金屬環會「永久性」地死死將它和瓶身鎖在一起。多恩·卡特林曾經試圖用非破壞性的辦法打開尿樣瓶，但是根本無處下手。興奮劑實驗室打開瓶子的唯一方法是使用貝林格公司出售的價值2000美元的特殊機器。它能夠將瓶蓋攔腰切斷——這樣一來，人們也就知道，這些尿樣被動過了。

尿樣瓶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上首次試用。此後，它成為國際大型比賽的標準用品。過去十幾年裡，它的安全性從未受到有力質疑。根據羅琴科夫的說法，2013年秋天，一個神秘男人開始不斷到訪莫斯科實驗室。他向羅琴科夫索要了數百個尿樣瓶。他對用於密封瓶蓋的金屬環格外感興趣。就在索契冬奧會開幕前的幾周，神秘人再次出現，他向羅琴科夫出示了一隻原本密封的尿樣瓶——它已經被打開了。印有獨特編碼的瓶蓋完好無缺。「我第一次看到瓶子被打開時，我簡直無法相信我的眼睛。我曾經真心相信它是無法攻破的。」

索契冬奧會的興奮劑檢測實驗室有近100名工作人員，包括羅琴科夫莫斯科實驗室的僱員和一些國際反興奮劑專家。實驗室的安保非常嚴密，到處都是監控攝像頭，任何人進入實驗室都需要通過安全檢查。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一名獨立觀察員會不定期檢查實驗室的工作，但是他幾乎沒有在晚上到訪過實驗室。

理論上，送到實驗室的尿樣是匿名的。羅琴科夫說，每天晚上，體育部官員會給他一張新的運動員名單，名單上標註了尿樣瓶的七位數編碼。為了讓羅琴科夫找到對應尿樣，這些運動員在採集尿樣時記下了瓶蓋上的編碼，並將它發給了體育官員。

一般在午夜，羅琴科夫會收到「尿樣已準備好」的信號。他脫下他的實驗室外套，換上一件俄羅斯國家隊的運動衫，離開他位於四樓的辦公室。在確認無人看見的情況下，他溜到一樓的124房間。這裡原本是一間儲藏室。房間唯一的窗子已經被膠帶嚴嚴實實地封起來了。他挪開靠牆擺放的一隻仿木櫥櫃，露出牆壁上一隻巴掌大小的洞口。通過那兒，尿樣瓶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實驗室。

羅琴科夫說，尿樣瓶會被帶到附近的一棟樓里。一般在兩小時後，牆壁那邊的人會把瓶子送回來。瓶蓋已經「魔法般地」被取了下來。同時送來的還有清潔的尿樣。這些尿樣是運動員幾個月前提供的。它們裝在蘇打水瓶子、嬰兒奶粉配方瓶等各種各樣的容器里。

羅琴科夫和一名同事將含有禁藥的尿樣倒在124房間旁邊的廁所里。他們清洗瓶子，用濾紙擦乾，再灌上清潔尿液。有時，他們會喝點茶、抽支煙小憩一下，在一盞微光燈的照耀下一直工作到黎明。

羅琴科夫稱，比賽結束時，有將近100份樣本被調換，並不是名單上的所有運動員都獲得了獎牌。整個俄羅斯女子冰球隊都使用了違禁藥物。

而羅琴科夫指控的最驚人之處在於，他堅稱，負責打開瓶蓋的神秘人物是在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工作。

針對指控，俄羅斯官方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變化。5月12日，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譴責羅琴科夫的行為是「投敵者的中傷」。他說，羅琴科夫的話毫無根據，他既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也論證不出什麼結果。俄體育部強硬地表示，這些爆料建立在臆斷的基礎上，索契冬奧會反興奮劑工作一直處在嚴密監管之下，類似指控只是為了敗壞俄羅斯體育的名聲。

但在5月15日，一貫強硬的俄羅斯體育部部長維塔利·穆特科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發表聲明，承認此前已經被曝光的俄羅斯田徑協會以及運動員在興奮劑方面犯下了「嚴重錯誤」。他同時說：「很遺憾，我們沒有儘早抓到那些試圖欺騙我們的運動員，俄羅斯一直致力於維護最高標準的體育運動，反對任何有違奧林匹克價值觀的行為。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我們感到非常抱歉。」

5月21日，總統普京也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談到了興奮劑事件。他並沒有指責羅琴科夫，而是聲明俄羅斯將全力支持對興奮劑事件指控的所有調查工作：「如果有任何疑點，他們都應該被禁賽。體育容不下任何興奮劑藥物的侵入，這是一場關於誠信的戰鬥。」

羅琴科夫是在美國洛杉磯發布這些消息的。他稱，2015年底，俄羅斯田徑興奮劑醜聞發酵後，俄羅斯官方逼迫他辭職。出於對安全的擔憂，他在美國電影人、紀錄片導演布萊恩·弗格爾（Bryan Fogel）的幫助下逃往洛杉磯。他和布萊恩·弗格爾於2014年在索契相識。羅琴科夫為自證「清白」做好了準備。在他的證詞被公之於眾後，羅琴科夫向國際反興奮劑機構和國際奧委會發出了一封公開信，要求他們對索契冬奧會俄羅斯運動員的B瓶尿樣進行檢測。他稱，儘管無法從這些替換尿樣中找到類固醇藥物，但他有辦法證明自己的話：由於運動員的飲食變化，他們不同時期採集的尿樣的成分比例會有差異。當初，為了能夠使替換尿樣符合原始尿樣的化學指標，不留下破綻，他在新尿樣中添加了鹽或者水。部分尿樣中可能檢測出這些餐桌鹽的成分。而且，當人們打開那些尿樣瓶時，他們會在瓶子的頸部金屬環所處的位置留下劃痕。

吹哨者

在持續兩年不斷發酵的俄羅斯興奮劑醜聞中，羅琴科夫並不是第一位吹哨者。

我打通德國獨立調查記者哈約·賽佩爾特（Hajo Seppelt）的電話時，他正忙得不可開交。不斷有新的電話插進來打斷我們的交談。賽佩爾特是一個「24小時工作者」。在過去一年半時間裡，他推出了三部紀錄片曝光體壇的興奮劑黑幕。2014年12月3日，德國ARD電視台播放了其中的第一部：《禁藥密檔：俄羅斯如何製造出它的冠軍們》。這部55分鐘長的片子激起軒然大波，促使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俄羅斯進行了長達一年的獨立調查。國際田徑聯合會在2015年11月做出決議，對涉嫌「系統性」使用興奮劑的俄羅斯田協實行全面「禁賽」。這意味著：俄羅斯田徑運動員及所有相關人員將被禁止參加包括世界田徑系列賽和奧運會在內的全部比賽，直至禁令終止。而當時，擔任莫斯科反興奮劑負責人的羅琴科夫正是調查的關鍵問題人物之一。

哈約·賽佩爾特告訴我，2014年春天，一位熟悉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體育官員告訴他，他應該和俄羅斯田徑運動員尤莉婭·斯捷潘諾娃（Yuliya Stenphanov）聯繫。她的丈夫維塔利·斯捷潘諾夫（Vitaly Stephanov）2008至2011年在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工作，曾經是一名興奮劑檢測官員，還擔任過該機構教育部門負責人、特別項目部門負責人以及總幹事顧問等職務。從2010年開始，斯捷潘諾夫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發送了超過200封郵件，指控俄羅斯存在嚴重的興奮劑濫用問題，但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並未對此做出反應。

哈約·賽佩爾特不願透露他與斯捷潘諾夫夫婦接觸的具體情形。他告訴我，最初，他只是想寫一則報道，但是得到的信息遠遠超出了他的想像。「我在8年前就聽說一些國家存在廣泛的興奮劑使用的現象。那時候，我需要完全依靠自己去發現證據。但這是這一次，斯捷潘諾夫夫婦帶來了證據，他們掌握了大量的錄音、錄像。」

哈約·賽佩爾特迅速找人翻譯了這些錄音，接著他見到維塔利本人，這些都促使他相信他們提供的證據是確實的、有說服力的。「我看到的證據越多，就越認識到這件事的廣度和深度超乎尋常。」「他們（斯捷潘諾夫夫婦）對我說：『你是我們將事實公之於眾的唯一希望了。』於是我決定推出一部重磅紀錄片。」

在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工作後不久，斯捷潘諾夫逐漸發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他作為興奮劑檢測官員去棒球隊做興奮劑檢查時，運動員都帶著外國護照前來登記。2008年在車裡雅賓斯克舉行的俄羅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上，一個女孩獲得400米第二名。女孩的教練徑直找到他要求「不取樣」，斯捷潘諾夫拒絕這個要求。但他接連受到了來自俄羅斯田徑協會和俄反興奮劑機構高層的壓力。田協副主席甚至向他提出賄賂，要求他對這件事保持沉默。

2009年，斯捷潘諾夫遇到了尤莉婭。尤莉婭是一名女子800米運動員，她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幾乎所有的俄羅斯國內田徑運動員都在服用興奮劑。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早在2006年，俄羅斯田徑聯合會教練莫科涅夫（Mokhnev）就向尤莉婭提供促紅細胞生成素注射劑等藥物。在這些藥物的作用下，尤莉婭的800米最好成績得以從2分08秒47提高到了2分03秒47。與此同時，莫科涅夫指導尤莉婭記錄自己的服藥情況，通過這份記錄來計算在比賽前多久需要停止服藥，以在葯檢中脫身。

提高成績的誘惑如此之大，以至於從2009到2011年，這對情侶一直過著精神分裂式的生活：維塔利從事反興奮劑工作，而尤莉婭源源不斷地服用和注射禁藥。尤莉婭的成績越是提高，越是走近俄羅斯國家隊的核心圈子，她也就越清楚地發現：所有人都處於一個巨大的興奮劑關係網中。

俄羅斯田徑協會教練梅爾尼科夫（Melnikov）負責國家隊訓練營的組織工作。他直接將尤莉婭介紹給了俄羅斯田徑協會首席醫學官員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博圖加洛夫（Dr. Sergey Nikolaevich Portugalov）。而後者根據運動員各自的情況，為她們定製補劑和興奮劑類藥物。2011年4月23日，尤莉婭收到博圖加洛夫發來的郵件，他告訴尤莉婭，她的睾丸酮水平很低，但是接下來這個星期問題就會解決。那年5月4日到9日，尤莉婭在自己的訓練日記中寫下了「Tecthk」這個詞，她後來告訴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是她記錄注射睾丸酮的方法。這些睾丸酮是莫科涅夫交給她的。服務不是無償的。在接受「治療」後，尤莉婭如果在比賽中獲得金牌，需要上繳5萬盧布，銀牌3萬盧布，銅牌則是2萬盧布。此外，她需要從每個賽季的獎金和商業活動收入中抽取5%上繳。

2013年，已經躋身俄羅斯精英運動員圈子的尤莉婭突然從「天堂」跌落。2011年，國際田徑聯合會開始在反興奮劑檢測中引入生物護照。生物護照其實是運動員電子生物信息記錄。它通過長期不定期檢測每位運動員的血液樣本和尿樣，收集相關生物信息，建立資料庫，從縱向水平上分析、對比，通過生物指標的變化判斷運動員是否違禁。這種方法彌補了一些傳統興奮劑檢查手段的不足。比如，有的藥物在6小時或是8小時內起作用，過了這段時間，血檢和尿檢就無法識別。但用「生物護照」的方法，反興奮劑專家可以發現運動員生物指標的異常變化，如造血細胞的數量大大增加等，這說明運動員可能使用違禁藥物。2013年2月，尤莉婭沒能躲過「生物護照」的檢測，遭到禁賽2年的處罰，2011年3月3日之後的所有競賽成績都被取消。

禁賽使尤莉婭認識到，並沒有人真正在乎她。她告訴哈約·賽佩爾特：「教練們找到女孩子，喂她們吃藥，讓她們跑步，一旦她們被查出服用興奮劑，他們再找新人。」從那以後，她開始有意識地收集證據，她去找那些曾經給她「幫助」的人，偷偷錄下他們的對話。這種取證活動一直持續到紀錄片發布的前一個月。

2014年11月，尤利婭和俄羅斯國家田徑隊資深教練卡扎林（Kazarin）在位於吉爾吉斯斯坦喬蓬阿塔的俄羅斯國家隊訓練基地見面。2012年奧運會後，尤莉婭在卡扎林的帶領下訓練。後者向她提供了類固醇藥物氧甲氫龍。卡扎林問起她復出訓練的情況，推薦她使用小劑量的美替諾龍醋酸酯和促紅細胞生成素等藥物。尤莉婭提到博圖加洛夫從前幫助她使用禁藥。卡扎林告訴她，他不再和博圖加洛夫合作了，因為「他什麼也記不得」。尤莉婭試探說：「可能是因為他那兒人太多了。我去訪問他的時候，他那兒有游泳隊的教練和隊員、越野滑雪的，各種運動的人……他要應付的人太多了，所以很容易忘事。」卡扎林欣然同意了這種說法：「正是這樣，所以我們現在不靠他了。」在這次見面中，卡扎林給了尤莉婭15片藥片，告訴她含服在舌頭下面，每天一片，連續15天，然後等待40天到45天藥物會代謝乾淨。會面結束時，尤莉婭感謝他為自己準備的「糖果」。在尤莉婭隱藏的攝像鏡頭前，卡扎林露出了笑容。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檢測了這些藥片，它們是氧雄龍，一種能產生雄性徵的類固醇內酯。

2014年11月20日，尤莉婭到訪了博圖加洛夫位於俄羅斯田徑聯合會的辦公室。在這段秘密錄音中，兩人討論了類固醇藥物服用多久後不會被發現，以及如何使用在睾丸酮類固醇的同時避免在生物護照上出現紕漏。梅爾尼科夫後來也進入辦公室加入談話。他們開始討論尤莉婭如何重新回到賽場。梅爾尼科夫告訴尤莉婭：「不是所有藥物都會影響睾丸酮水平……我們會選擇那些不影響睾丸酮水平的藥物。我們會進行一些秘密測試。我們去年已經這麼做了……堅持住，我說，我們正在掌控它，一切進行順利……我們會確保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但是對於血檢，我們還是做得不夠。現在我們無法控制網織紅細胞，他們還會抽你的血……所以沒辦法。」

尤莉婭能夠在多年的服藥生涯中不被發現，當然不能全然歸功於教練和博圖加洛夫的「悉心指導」。事實上，她幾乎沒有接受過所謂的「突襲葯檢」。教練們通常都能提前告知她葯檢時間。即使她真的無法通過葯檢，她也還有金蟬脫殼的辦法。

在2010年7月12日到13日舉行的俄羅斯國家田徑錦標賽上，尤莉婭被告知，她的尿液促紅蛋白生成素呈陽性。莫科涅夫告訴她，只要向莫斯科實驗室交上3萬盧布（當時相當於1000美元），這個結果就不會被呈報給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尤利婭將這筆錢付給了羅琴科夫的一位朋友。她告訴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在她付款的當天，羅琴科夫致電莫科涅夫，讓他轉告尤莉婭，不用再為自己的檢測結果擔心了。

尤莉婭說，在2011和2012年的俄羅斯室內田徑錦標賽中，她都服用了禁藥。而教練梅爾尼科夫與博圖加洛夫完全知曉這一情況。在她比賽完畢後，博圖加洛夫向她詢問了尿樣瓶的編號。這樣，他能夠聯繫實驗室，確保她的尿樣不會出現陽性報告。2011年2月17日，尤利婭將她的編碼發給博圖加洛夫：2573960。第二年，號碼是2673502。她向獨立調查委員會出示了當時的興奮劑控制表格的複印件，上面印有當時的編碼。

並不是只有尤莉婭享受這樣的一條龍服務。在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調查中，一名俄羅斯精英運動員以秘密證人的身份指控俄羅斯田徑聯合會主席巴拉克尼契夫（Valentin Balakhnichev）和羅琴科夫之間存在共謀關係，運動員要想免於麻煩，需要向俄羅斯田徑聯合會支付2萬盧布，向羅琴科夫支付3萬盧布。

這位證人的說法得到了其他運動員的佐證。俄羅斯馬拉松運動員莉莉婭·肖布霍娃告訴獨立調查委員會，在2009至2011年期間，為了掩蓋服用興奮劑的事實，她向梅爾尼科夫賄賂共計8.5萬美元。在倫敦奧運會開賽之前的2011年12月，她支付了15萬歐元給俄羅斯田協，來「延緩公布或改變她服用興奮劑的檢測報告」。不久之後，她和丈夫再次收到教練梅爾尼科夫的敲詐，要價30萬歐元。這樣，她用總共45萬歐元的賄賂買到了第二年奧運會的通行證。

在一段2014年秋季尤莉婭秘密拍攝的視頻中，她的隊友、2012年倫敦奧運會女子800米冠軍薩維諾娃（Maria Savinova）邊玩手機邊說：「我確實（服用了興奮劑），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這就是我們的體系，在俄羅斯，只有用藥才有效果。氧雄龍在20天之內就可以從體內代謝完畢，我的教練幫助更改了檢測時間，而我的丈夫和反興奮劑實驗室的人關係很好。」

尤莉婭記得，過去在葡萄牙訓練的時候，運動員們會集體使用假名來確保國外的反興奮劑機構無法追蹤到他們。而只要葯檢在莫斯科實驗室進行，一切都有迴旋的餘地。這解釋了興奮劑檢察官在俄羅斯的經歷。去年，一名在俄羅斯工作的興奮劑檢察官告訴獨立調查委員會，在薩蘭斯克（Saransk）的一次檢查中，他遭遇了一名等在他酒店房間外，要求陪同他和尿樣上火車的警察。警察知道他的一切行蹤，並希望確保樣品被送往莫斯科實驗室。午夜，這位官員故意打開房間的燈和電視機，過窗子離開酒店，趕去乘坐另一班火車。但是，在莫斯科火車站，他再次遭遇了警察。陪同他們的還有一位教練。這位教練在過去幾年裡有超過20名運動員尿檢陽性。「就在我面前，他毫不猶豫地給莫斯科實驗室打了電話，並告訴他們尿樣瓶的編號。」興奮劑檢察官回憶，「警察會緊密跟隨我的出行，並說實驗室知道該如何做。」

亡羊補牢

去年，處於風口浪尖的羅琴科夫接受了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問詢。當時，他一面矢口否認對自己指控，一面含糊其辭地做出另一些指控。他稱俄羅斯田徑聯合會主席巴拉克尼契夫收取運動贊助者的賄賂，並將部分錢轉給博圖加洛夫。他說他因艾蓮娜·拉什馬諾娃（Elena Lashmanova）的問題受到很大的壓力，但他並沒有說明是何種壓力。拉什馬諾娃是倫敦奧運會20公里競走冠軍，她在2014年2月被發現服用禁藥。當時還有大量俄競走運動員的葯檢呈陽性。他同時承認，俄羅斯競走隊以及由一些高水平運動員組成的「卡扎林集團」在興奮劑測試方面受到庇護，但他並未說誰提供這種庇護，以及如何提供。

羅琴科夫為何會突然出走美國，並以吹哨者身份出現在公眾面前？

去年11月9日，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發布。根據報告的建議，國際田聯對包括2012年倫敦奧運會女子800米冠軍薩維諾娃在內的5名俄羅斯運動員、4名醫生與1名官員實施終身禁賽。莫斯科實驗室的認證資格被取消。但事情並沒有平息。

今年2月3日，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RUSADA）主席西涅夫（Vyacheslav Sinev）死亡。該機構並沒有公布他的死因。11天後，俄羅斯反興奮劑中心前執行主任卡馬耶夫（Nikita Kamayev）突然死亡。卡馬耶夫從1980年起就在蘇聯運動醫學所擔任助理研究員，非常了解反興奮劑領域違禁藥物成分的研究工作。一名該機構前官員稱，卡馬耶夫在進行完一次越野滑雪之後突感心臟不適。

這兩起死亡事件，特別是卡馬耶夫的死引起了巨大的猜測和爭議。去年11月21日，卡馬耶夫曾給英國《太陽報》編輯部去信，宣布要公布一些此前未曾對外透露過的俄體育界反興奮劑方面的歷史。西方和俄羅斯基於此事實進行了完全不同的解讀。西方媒體認為，卡馬耶夫正因為此打算遭遇了政治暗殺。而俄羅斯體育網發文稱，卡馬耶夫發現自己被要求按照西方的命題來寫作後，明確反對這麼做。俄羅斯反興奮劑中心前主任哈布里耶夫在接受採訪時強調，卡馬耶夫可能因為拒絕為西方「作證」而遭遇「意外」。羅琴科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走的。他給出的解釋是：安全擔憂。

羅琴科夫承認，自己不僅幫助運動員掩蓋服藥痕迹，還直接指導他們服用禁藥。他說，經過多年的試錯研究，他發明了含有美替諾龍（metenolone）、群勃龍（trenbolone）和氧甲氫龍（oxandrolone）三種類固醇的「雞尾酒」：為了加速這些類固醇藥物的吸收，縮短它們能被檢驗到的時長區間，他將藥物摻在酒里——男運動員使用芝華士威士忌，女運動員用馬提尼味美思，每毫升酒精混合1毫克類固醇藥物。他曾經指導運動員，飲用「雞尾酒」時要先將酒包在舌頭下，在嘴裡含一會兒，好促進藥物的吸收。「所有運動員都像小孩子，你給他們什麼他們都會吃下去。」羅琴科夫稱在倫敦奧運會備戰期間和索契冬奧會進行期間，許多俄羅斯運動員都在服用這種雞尾酒。但羅琴科夫拒絕由他個人來承擔罪責，他堅稱，所有藥物的分發都是在俄羅斯體育部門的授意下進行的。

羅琴科夫事件最令人唏噓之處是，他並不是一個突然出現的「可疑人物」。早在2005年，俄羅斯就有新聞媒體報道說羅琴科夫使用類固醇藥物。當時，他在採訪中承認自己大量使用違禁藥品：「我曾經親身使用和測試過興奮劑清單上的幾乎所有藥物，並在繼續進行相關實驗。每次服用完藥物，我就去跑大約10公里，然後給出檢驗樣本。這是我工作的必須。」

2011年，羅琴科夫一度因為向運動員提供禁藥被關押審訊。一旦罪名成立，他將遭遇4年到8年的監禁。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12年12月，他的姐姐瑪利亞·羅琴科夫因同樣的罪名被關押，而羅琴科夫本人卻官復原職。就在索契冬奧會前幾個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已經發現了莫斯科實驗室的檢測結果有可疑差異，實驗室的運作也受到了外部干擾。但考慮到索契冬奧會開幕在即，該機構並沒有採取行動。索契冬奧會後，羅琴科夫不僅得到了普京的表彰，還得到了國際奧委會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表彰。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甚至在一份報告中將索契稱作「奧運會反興奮劑項目演變中的里程碑」。

在過去這些年裡，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檢舉違規行為的吹哨者也並不只有斯捷潘諾夫夫婦。2013年，俄羅斯田徑教練奧列格·波波夫（Oleg Popov）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早在2008年，他帶領標槍運動員拉達·切諾娃（Lada Chernova）參加奧運會訓練營時，就有體育官員告訴他，每個人都需要為運動員通過葯檢「做準備」——「支付5萬盧布。」他寫信給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和俄羅斯體育部長維塔利·穆特科，說俄羅斯運動員正處於「毫無出路的境況」，「運動員不僅不得不服用非法藥物，還不得不賄賂反興奮劑實驗室以替換自己的檢測樣品」。一些運動員甚至會蒙受「不白之冤」。拉達·切諾娃在2012年被查出葯檢陽性。但她的律師亞歷山大·切博塔列夫（Alexander Chebotarev）證明實驗室犯下了「嚴重錯誤」，其中包括文書上的一個偽造簽名。這使得切諾娃的罪名被取消。男子400米跑選手瓦倫丁·克魯格里加夫（Valentin Krugliakov）因為莫斯科實驗室檢測葯檢呈陽性而被取消了參加倫敦奧運會的資格。他堅持認為，這是因為自己並沒有像其他運動員那樣每年向實驗室繳納費用。

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體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皮特·唐納利（Peter Donnelly）看來，俄羅斯發生的一切證明，傳統的反興奮劑治理結構已經無以為繼了。「無論是由政府支持的反興奮劑努力，還是由國際組織支持的反興奮劑努力其實都不是真正獨立的。當利益衝突存在的時候，無論是組織還是政府，都有理由掩蓋運動員服藥的事實。反興奮劑機制從來都不可靠。」

羅琴科夫在寫給國際奧委會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公開信里點名了他所陳述的事件的最可怕之處：「事實是，在俄羅斯所實施的那些詭計，能夠在任何奧運會舉辦城市實施。更進一步的，我們的發現將無可爭辯地證明，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主導的反興奮劑機制在保護奧林匹克運動尊嚴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簡而言之，它失敗了。這一不幸的現實將使所有奧運會的比賽結果——反興奮劑項目實施之前的，以及未來的奧運會——都遭到質疑，包括里約。」

5月18日，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公開表示，如果發現羅琴科夫的所有指控真實存在，國際奧委會對俄羅斯將採取包括奧林匹克活動的所有禁令。俄羅斯體育部回應，希望國際奧委會不要一刀切，應該讓那些乾淨的運動員參加里約奧運會。就在巴赫表態的前一天，國際奧委會突然發出一則通報，宣布瑞士洛桑的國際奧委會實驗室運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454份B瓶葯樣進行了複檢。其中涉及有6個項目、12個國家和地區的31位運動員不合格。針對他們的紀律處罰程序已經啟動。在距離里約奧運會開幕兩個多月的時間裡，進行大規模有選擇的複查，這在奧運會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國際奧委會同時透露，還有250多份葯樣的檢測結果將於近期出爐，這次檢查的重點是北京奧運會和倫敦奧運會的獎牌得主。

哈約·賽佩爾特告訴我，斯捷潘諾夫夫婦和他們的幼子正居住在美國俄亥俄州。過去兩年多時間裡，他們隱匿了自己的姓名，不斷地搬家，「處於社會的下層，收入微薄」。1997年，作為獨立調查記者的哈約·賽佩爾特將自己的眼光鎖定在興奮劑問題上。在他的眼中，俄羅斯發生的一切絕不是特例，「只是人們都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今天比過去更糟糕了嗎？「1997年的情況可能和現在一樣嚴重，或許，現在的情況比從前來說甚至還有那麼一點好轉。」他說，「區別是，在1997年時，人們對興奮劑問題或者避而不談或一無所知，而如今，我們有更多的獨立調查記者，有互聯網來傳遞信息。現在，它浮出水面了。問題是，我們究竟會因此一鼓作氣進行改革，還是像過去一樣，等故事過去，一切歸於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