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人文社科話語:中國的文明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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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人文社科話語:中國的文明責任

人文與社會提交 2008/07/29 閱讀: 416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摘要:7月5日至7日聚在汕頭大學討論「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的那些各領域學者而言，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反思和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及此一時期的人文社會科學狀況，則是基於一種文化自覺。這一主題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的學術論壇，系由李嘉誠基金會支持的「中國文化論壇」的第四屆（2008）年度論壇。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並不試圖全面介紹此次論壇討論的基本情況，只是從部分議題入手呈現學者們在這三天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的一些思考。因此這裡只根據主題需要引述部分討論，會議述要會另有專文及出版物。關鍵詞: 甘陽朱蘇力馮象人文 30年人文社科話語:中國的文明責任

載於《21世紀經濟報道》

　　本報記者楊瑜

　　今年上半年接踵而至的大事佔據了中國媒體的主要版面，大大推遲了社會各界早在醞釀的各種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活動的日程——媒體對三十年的回顧和總結也只是在最近才開始升溫。不僅如此，圍繞奧運火炬傳遞和抗震救災等等重大事件，以及中國民眾的愛國熱情在這些事件中的充分釋放，使得目前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基本社會氛圍發生了重大而微妙的變化。這些事件和中國民情的呈現，促使人們不僅僅滿足於就這短短的三十年來理解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與得失，而是去嘗試在更長的歷史和更寬的視野中重新理解中國，理解中國的能量究竟蘊藏在什麼地方，理解今天中國這番模樣的背後究竟有怎樣的傳統，理解這三十年中國究竟有哪些可以與世界分享的自主性的創造。

　　對於7月5日至7日聚在汕頭大學討論「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的那些各領域學者而言，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反思和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及此一時期的人文社會科學狀況，則是基於一種文化自覺。這一主題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的學術論壇，系由李嘉誠基金會支持的「中國文化論壇」的第四屆（2008）年度論壇，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和中山大學副校長陳春聲任論壇執行主席，討論範圍涵蓋經濟學（姚洋、余永定、盧周來）、法學（馮象、劉星、強世功、趙曉力、凌斌）、國際政治（陶文釗、時殷弘、黃平）、政治學（王紹光、崔之元、潘維、馬俊）、社會學/人類學（周曉虹、王銘銘、趙心樹）、史學（羅志田、程美寶）、文學與文化研究（黃子平、戴錦華、黃紀蘇）、哲學（陳來、童世駿、孫向晨）、教學研究體制（甘陽、楊東平、許紀霖、劉小楓）等領域，各領域都有代表性的學者與會。

　　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並不試圖全面介紹此次論壇討論的基本情況，只是從部分議題入手呈現學者們在這三天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的一些思考。因此這裡只根據主題需要引述部分討論，會議述要會另有專文及出版物。

　　三十年、六十年與一百餘年

　　其實早在幾年前，對近三十年思想界狀況的討論即多有出現。例如，2006年查建英所著《八十年代訪談錄》出版之後，輿論對1980年代思想狀況即有大量討論和回顧。因為思想論爭引發知識界分裂的的緣故，對1990年代思想狀況的討論一直在延續，最近出版的文集《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汪暉著，北京三聯，2008）即是有關此一論題的重要作品。至於1980年代和90年代學術思想界的斷裂、轉折和區別，也在90年代就是熱點話題，比如圍繞「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李澤厚語）的討論。

　　用陳春聲總結髮言的話說，此次論壇「是一次思想的大會，而不是學術的大會」，「一個歷史學的大會，一個口述史的大會」。他認為，總體來說，這個研討會感性大於邏輯，體驗甚於理性，會聽的人可以聽出很多的思想，但是真的要有一種理解之同情，置身於其中去體驗；他說自己對這個會有一點點不滿的事情，就是這幫77、78級畢業的老同學們抑制不住，從小所受的那種理想主義教育而培養起來的社會責任感，所以對國家的大政方針表達了過多的熱情和關注。畢竟每一個好的學子都把這些關心都放在心裏面，真的要想著這些事，但是在嚴肅的學術場合，每個課題看起來都跟它沒關係，研究很專門的課題，理性地講自己的觀點，而不是直接對這類問題發表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論壇討論的基本興趣並不在以1980年代、90年代或者新世紀為時間段分析和梳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狀況，此前有關80年代90年代區分之類的話題也很少在討論中提及。除復旦大學哲學系孫向晨教授、北大法學院凌斌等幾位學者對三個十年的變化有展開討論之外，大部分討論都以整個三十年為對象。

　　討論者們傾向於認為，要弄清楚這三十年的社會狀況和學術思想狀況，需要將視野延伸到建國六十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餘年，乃至上下五千年。比如，朱蘇力在主題發言從1980年代進入大學的一代學人的人生歷程來談這一代人的學術思想，北大法學院強世功副教授以北大法學院100年為例論中國法學思想流變，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姚洋教授從建國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聯繫論中國經濟奇蹟，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教授黃平主張分三個三十年（1919-1949，1949-1978，1978-1998）來看這三十年，北大哲學系陳來教授從建國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變化論中國哲學研究狀況，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甘陽從百年留學史論「留學運動三十年」後「中國大學之職責」問題，中山大學哲學系劉小楓教授從百年文教改革的歷史對比來檢查「文教改革三十年」，等等。

　　從討論的具體問題來說，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討論者交鋒較多的一個共同問題是如何在歷史傳統中理解中國當前的制度。這些討論並沒有脫離三十年的基本語境，只不過這些討論顯示，具體的問題意識已經不再局限於1990年代以來的那些論爭話題（在整個三天的討論中，甚至很少有人提起那些爭論），關注的主要問題已經轉為如何從理論上描述和概括「中國」以及當代中國制度及其變革。這種轉換的一個基本背景是，隨著2003年以來中國執政黨確立「科學發展觀」和「建構和諧社會」的政綱，民生和社會公正成為執政黨關心的核心問題，經濟自由主義為原有思想陣營所區隔，1990年代以來知識界圍繞發展模式的思想論爭其實已經告一段落。這大概是此前思想界的種種糾纏為什麼沒有成為討論重點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社會背景已經發生重大改變，問題意識也會自然隨之而刷新，對問題的討論也更有餘裕拉長歷史視野。

　　此次論壇呈現的這種討論方式，自然是對目前中國社會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討論方式的建議，也是對那種將改革開放三十年從中國歷史中割裂出來的討論方式的回應。例如，強世功認為，對於中國的法律傳統而言， 30年來主流法學思想恰恰構築了一幅充滿常識性錯誤的法律圖景。在這種圖景中，當代中國法律的傳統並不是從1949年的社會主義法律傳統開始的，更不是從古典的儒家傳統開始的，而是從羅馬法、日耳曼法和普通法等等開始的。旅美法律學者馮象則在論文《法學三十年：重新出發》分析了新法治話語的寄生性（馮象未及出席會議，論壇特意安排代讀）。他首先提及王元化的一個憂思，即「滅人之國去人之史。如果自己先把自己的歷史去掉了，那才是可怕的事」。而因為新法治的寄生仰賴「國際規範」的宣傳，而非具體問題的解決，為了遮掩這一窘境，它只有不斷把具體問題轉化為意識形態說教，才能保持並擴張自己的領地。所以，主流法學作為新法治的話語產物，就特彆強調言說者的立場，而不願關心事實的真相和細節；其法條主義論述便有「很強的教義傾向」，總是把問題說成是立法的不足或體制的滯後，卻懶得下功夫調查研究。

　　此次論壇的討論方式也可以看作對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發展歷程的一種反思。例如，甘陽認為，這三十年中國社會科學主要做的是意識形態的工作，是以1978年為斷點橫向移植美國社會科學的過程，實際上是美國社會科學在中國的興盛發達。當代中國社會科學與中國整個五千年的文明傳統、與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歷史、共和國前三十年歷史的關係，基本上被切斷了。現在學科之間壁壘重重，連一個專業內部都不斷細分，支離破碎，老死不相往來，這種情況下不同學科的人在一起討論，中心問題在於，中國社會科學到底要幹什麼，中國到底是什麼。如果沒有這個中心問題，社會科學基本上是反人文的社會科學，它以反人文為目的；因為人文都有歷史脈絡，而這樣的社會科學無歷史，只是在虛空當中存在。

　　從寄生性話語到多元話語的建立

　　改革開放三十年間，哲學和文學曾在1980年代風光無限，1990年代之後則是經濟學和法學在中國社會成為顯學。近年來，由於部分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在有關發展模式等問題的社會論爭中表現欠佳，這兩個學科的社會聲譽有所下降。此次論壇對三十年來經濟學和法學的意識形態功能有不少討論。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趙曉力的論文《法律經濟學在中國》以詳細的統計數據分析了波斯納、哈耶克和科斯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情況。他指出，在張維迎的企業理論中，法律經濟學在中國獲得了一個在美國都沒有獲得的地位，那就是政治哲學的地位。（根據凌斌的統計，張維迎的《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兩本著作，在30年來原創社科作品影響排序中位列前兩位，另有一篇論文和兩本著作列前30名。）

　　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一半被認為是所有者缺位，改革就是為國有資產重新尋找所有者。在張維迎教授這裡，這個所有者終於找到了。他在《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中講，要在有錢沒能力、有能力沒錢、有錢有能力、既沒錢又沒能力的四種人中選擇企業家，錢多錢少可以觀察到，能力觀察不到，怎麼辦？張維迎的一般均衡的解決方案是，讓有錢的人做企業家或者經理，因為在現代社會個人非負消費約束下（簡單說就是法律不能讓人做奴隸還債），「與一個擁有巨額資產的人相比，一個相對貧窮的人更有積極性『虛報』他的經營能力。換言之，就經營能力而言，當一個富人選擇做企業家時，他更顯得誠實和可信。充當企業家的優先權之所以讓給資本所有者，是因為在顯示經營能力方面，富人的選擇比窮人的選擇更有信息量，從而其他人都理性地追隨想成為企業家的富人而不是企業家的窮人。」張維迎的結論是，因為錢有顯示能力的作用，所以歷史上從來都是資本僱傭勞動，而不是勞動僱傭資本。而以往國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勞動「僱用」資本的政治哲學之上，是一個工農大眾的共和國。

　　張維迎的企業理論——一個關於錢有顯示個人能力而其他一切要素都沒有這種能力的信息經濟學理論——還有無可限量的推廣價值，那就是，錢既然可以顯示企業經營能力，當然也可以顯示其他能力，比如社會管理的能力、學術研究的能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一理論為建立一個有錢人通吃一切領域的社會奠定了理論基礎，它的意義已經超出了一般的企業理論的範疇。「科斯定理」在中國的闡釋遠遠超出了其原始發明者的問題意識。

　　但如馮象所指出，新法治話語強調權利法定、私有產權和程序正義，可以幫助放逐道德理想，從而模糊關於方向與步驟的爭議，繞開一時不便解決的難題。但，這一「學理」同實際的架構、操作是脫節的。這意味著新法治只能側重於立法、法條詮釋與宣傳教育，而非解決具體問題。

　　在這一意義上，新法治可說是現行政法體制內的一種寄生性話語：是專門用於淡化色彩、掩飾社會矛盾、輸入「文明」的精巧設計。第一步便是將受教育者改造成「公民」，給他灌輸個人中心、權利至上、貪圖享樂、錙銖必較的資本「理性」。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則必須貶低道德立場、取消學術與職業的倫理標準。一個結果是，以教科書充當學術、鼓勵抄襲、迴避問題，諸如此類，其實是灌輸與鞏固新法治意識形態的成功策略。

　　馮象指出，這樣一來，政法體制的實際運作或話語實踐，便形成了一個多元的、多方利益驅動、各個階級不斷談判的局面。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談判者（包括新法治的受益人和從業者們）無須也從來沒有依循那「文明」的「國際規範」的規則。也就是說，「皇帝的新衣」之所以還好好披著，天天讚賞，正因為它從根本上說是不礙事、無大用、「漂亮」而已，而未必是它騙得過大人。

　　從「轉軌」到「自主制度創新」

　　馮象對新法治話語的寄生性的看法，以及對新法治「學理」同實際架構、操作之間脫節的觀察，其實也提示，今天中國發展的動力，不僅要從流行的「學理」，更要從制度的實際運作中去尋找；而由於新法治只強調流行「學理」的意識形態，不願意也不會去分析架構和操作的實際狀況。正是因為諸如此類現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多次引用卡爾·波拉尼「當代人往往並不理解他們正在開創的秩序」這句話，來描述目前的狀況。

　　姚洋分析，從過去3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持續的良好表現來看，中國肯定做對了很多事情，否則不可能走得這麼好。關鍵是我們沒有很好總結，怎麼走對了。

　　他認為，如果只從經濟政策上看，並沒有什麼特別，「華盛頓共識」說得很清楚。但如果說中國的成功是因為這些政策很正確，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等少數國家取得了成功，其他那麼多按「華盛頓共識」改革的國家，卻沒有取得這樣的成功。如果僅僅從經濟政策上去找，很難找到有力的結論。

　　同時，他也認為，不能得出某種有負面評價的體制是好的這個結論。如果說中國或者說東亞因此成功了，為什麼南美的類似體制卻失敗了？姚洋的論述思路意味著一個挑戰：為什麼其他類似體制的國家失敗了，而中國卻成功了？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則指出，西方主流媒體和政治領袖們沉溺於「民主與專制兩分」，這是一種政治蒙昧主義，這種政治偏見正在阻礙人類進步。他追問，地球上1/5的人口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卻沒有向外輸出大量人口，沒有發動戰爭或侵略他國，這種兩分法怎麼能解釋中國今天的驚人進步？我們怎麼可能被一個標籤所嚇倒，自我否定掉自己的成就？「中國模式」的浮出水面，啟示人們去改善文明相處的知識。

　　對於如何解釋實際運作的改革進程中的中國經驗，不同的學者各有嘗試。

　　潘維認為，中國社會的社會結構和西方非常不同，社會流動性極高，缺少固定的社會分化，社會意識也不同。中國人民支持中立的政府，由這個中立的政府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中國的現行政體可稱為「考績選拔制」。

　　崔之元則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小資產階級聯繫起來，總結中國的制度經驗，其要點包括中國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股份合作制、社會分紅、「後福特主義大生產」等。他這裡說的小資產階級和國內流行的「中產階級」一詞不同，包括農民。

　　姚洋則提出了「中性政府」的解釋。中性政府之所以可能，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建國前30年的一大成就是造就了一個平等的社會，為後30年打下了基礎。而且，平等的社會傳統，也使得中共有能力避免陷入既得利益集團的控制，能夠在大多數老百姓的支持下，調整一些過渡性的改革措施（比如雙軌制），推進反腐敗。

　　對此一解釋，盧周來認為，在一段時期內政府並不中性，比如有時實際與資本比較親近，正面影響是高速增長，另一影響是拉大了社會差距。王紹光則認為，中性政府只是靜態的描述，需要從動態的角度來描述政府，因為政府會根據實踐的利弊進行動態調整，比如，在發現與資本接近帶來了很多問題之後，則轉而開始注重推行社會政策，增進社會公正。

　　以上這些闡釋中國改革經驗的努力，有一個共同點，即致力於在更長的傳統中來描述改革進程中出現的一些制度變化。這些變化來自於30年來的改革實踐，同時也有不同的傳統根基，是「內生」的變化。

　　最近，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在接受記者馬俊採訪時，提出了一個頗受關注的看法。他認為，自己觀察的總視角是中國改革的自主性，現在傾向於用「自主制度創新」這個概念來描述中國三十年的改革，而不主張用「轉軌」這個概念。理由很簡單，「轉軌」這個詞主要是描述1989年後蘇聯東歐的執政體系崩潰之後，從蘇聯的那種國有製為基礎的中央集權經濟，轉變到歐美式的多元民主、私人產權、市場競爭的經濟社會制度的這樣一個過程。這個轉變過程基本上都是由外來的經濟學、政治學思想作為先導，藉助外力，由國內的政權從上而下推動實施，早期稱作「休克療法」，強調的是從此岸到彼岸的一次性跳躍。與這種「轉軌」相比，中國改革的目標、思想基礎、領導體制、內容、過程、結果，各個方面都很不一樣。因此用「轉軌」這個詞來描述中國改革是極其不恰當的。

　　崔之元認為，史正富博士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觀察，值得引起更多的關注。強世功則認為，以「自主制度創新」取代「轉軌」，具有深刻的哲學含義：自主制度創新顯示了作為政治主人的基本含義，即以我為主，有自己獨立的意識和主張，主動學習；而「轉軌」僅僅是放棄自己的獨立想法，完全接受西方的東西，更接近奴隸的哲學。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強世功在會議發言中強烈地批評了「法律移植」，他認為，要理解30年的來法學思想，必須把握住「法律移植」這個關鍵詞。「法律移植」在理論上假定我們原來沒有法律，由此才需要移植，而在政治上必然是一場法律革命，即在引進西方法律傳統的過程中，不斷地摧毀已經存在的法律制度傳統。從晚清沈家本的法律改革開始，一直到這30年大規模的法律移植運動，都是圍繞法律移植展開的。在這一思路看來，彷彿我們今天取得的文明成就僅僅是這三十年學習現代西方傳統所取得的，相反，改革帶來的弊端都是傳統文化所造成的，而看到不今天的成就，看不到我們的法制建設，恰恰是中國古典法律傳統、社會主義法律傳統和現代西方法律傳統這三個文化傳統相互撞擊和融合的產物。

　　文化自覺與學術自主

　　對中國經驗的解釋，以及自主制度創新等問題的提出，也將焦點重新集中在人文社會科學本身的發展之上。學術自主和學術傳承也自然是此次論壇討論的一個核心問題。

　　朱蘇力在主題發言中對50後一代學人表示了整體性的失望，認為他們的貢獻和他們所佔的權威地位不相匹配，在追名逐利中放棄了當初的學問志向，尤其是把學問不好歸結為缺乏學術自由，這種政治化的表述掩蓋了一代人的學術能力和道德責任能力。

　　馮象和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紹光分別討論了法學和政治學領域的自主性問題。

　　馮象認為，中國法學最大的挑戰，不在體制內的腐敗和控制（如買賣學位、競賄評估、大小山頭爭奪資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國化的形勢下，中國法學整體上的邊緣化、殖民地化。近年來一個顯著的進步，就是年輕一代精英學者的歡迎，引入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告別教科書「概念法學」，從現實問題和社會矛盾（而非法條術語或立法者的意願）出發，選題研究，可以展開對法治話語各個側面的批判，既推動改革，又提升學術。他認為，中國法學，至少其前沿精英，就應當在拒絕學術腐敗的同時，培育強烈的政治意識，關注民族利益，敢於擔當歷史責任。像王元化先生一樣，把理論探討的出發點放在中國的現實，而非任何「國際規範」。

　　王紹光則指出，在研究政治時，中國學者長期以來已習慣於扮演概念、理論、方法的消費者、進口者的角色，「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本土化迫使我們挑戰自我，在以後的研究中要有意識地進行自主理論思考，希望不僅能表述自己，還能有朝一日變成概念、方法和理論的生產者和出口者。他提醒，政治學的本土化必須從本土學者開始。雖然我們生於本土，自以為對本土有更深厚的關懷和更切身的了解，西方政治學潛移默化的影響之大恐怕超出了我們自己的想像。如果不有意識的反省，我們往往會不自覺地以西方政治學之「是」為是，西方政治學之「非」為非。

　　論壇圓桌討論之前的最後一場討論，恰好有關教學與研究體制，劉小楓和甘陽分別從大學發展和文教改革的角度論及中國學術的自主性問題。

　　劉小楓指出，文教制度涉及到一個國家或政治共同體的優劣品質，必須保養每個時代都會有的少數優秀少年、青年，使得他們成為國家的棟樑。文教觀念不對，我們的教育就不會重視承重牆的建設，這意味著我們的國家將沒有承重牆。從百餘年來的文教變革歷史來看「文教改革三十年」，最重要的是觀念意識問題。

　　從百年來的歷史來看，全面改革文教制度並非不可能，關鍵在於改革理念：中國的文教制度何去何從。晚近三十年的文教改革，基本上是回到西化取向，但品質反而蛻化。在完善大學三級建制的同時，敗象叢生。但並非不可為，關鍵看怎麼做，比如最近幾年，一些大學設立新的文科建制（如人大國學院），則是新跡象。他認為，必須與古典的文教理念對比，對當今文教制度的何去何從的思考才有根本性的參照。

　　甘陽則通過重溫胡適1912年的「非留學篇」和陳寅恪在1931年清華大學20周年時的「吾國學術之現狀與清華之職責」，重提晚清以來的兩個老問題。前者提出「留學當以不留學為目的」，後者提出，「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此今日之公論也。」這一當年的「公論」，在今天仍然是中國學人的「公論」嗎？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中國大學之職責是什麼」？「求本國學術之獨立」是否仍然是中國大學的追求？

　　甘陽強調接續晚清以來中國知識界的基本問題意識，提出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有什麼樣的文明抱負的問題。他認為，如果中國只是一個缺乏歷史的小文明體，如果中國僅僅滿足於做西方的文化附庸，不必費力想那些根本性的問題。但是中國是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體，就必須承擔起自己的文明責任，必須確立中國文明的自主性。請您支持獨立網站發展，轉載請註明文章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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