乂田:《九歌》作者新考——兼《九歌》非屈原作品補證
一
《九歌》並非屈原所作,近、現代的幾位學者曾就此作過論述。近代的《九歌》非屈作論,是從廖平發端的。廖平認為歷史上並沒有屈原這個人,認為《楚辭》是秦始皇三十六年秦博士所為的仙真人詩。①胡適繼廖氏之後,也懷疑屈原的存在,認為「傳說中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會生在秦漢以前」,《九歌》是最古老的南方民族文學,非屈作。②朱保雄《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作者考》一文認為,「除《屈原列傳》列入諸篇之外,均有偽作之嫌疑」。③游國恩《屈賦考源》將《九歌》看作非屈原作品,也認為其產生時代早於屈原,「乃楚民最早的民間祭歌」。④何天行的《楚辭新考》⑤一書,繼續發揮胡適的觀點,否定屈原其人的存在,並發表《〈九歌〉作於漢代考》一文。孫楷第《九歌漢代歌辭考》一文也認為:「《九歌》非古,殆漢武帝之辭也。」⑥以上的《九歌》非屈作論基本上歸屬兩類,一是據屈原的有無而作論,一是據《九歌》的寫作時間而作論,可以說,均不無參考價值,但皆非鑿鑿之論證,所以,均未得到學術界的公認,甚至有的持論者後來也改變了自己的觀點⑦。湯漳平在《再論楚墓祭祀竹簡與〈楚辭·九歌〉》一文中評論道:《九歌》「雖然屢屢有人要否定是屈原的作品,但始終沒有任何證據,僅憑推測是不行的。」[1](P27)
近年來的楚地古墓考古,發現了一系列楚地祭祀神祇,這為判斷《九歌》是不是屈作提供了較為可靠的判斷依據。從《九歌》有結尾曲《禮魂》來看,這十一支樂歌所祭的是一個相對完整的神系,若《九歌》由屈原所作⑧,《九歌》神系理當為楚地神系。從楚國郢都附近的江陵望山一號墓、天星觀一號墓、荊門包山二號墓三個古墓考古中所發現的祭祀神祇,也屬楚地神系。望山一號墓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孫昭固,「死於楚威王時期或者楚懷王前期」,公元前320年前後,生前曾為楚王侍者。[2](P229)天星觀一號墓墓主是番勅,官至上卿,「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61年至340年之間」。[3](P117)包山二號墓墓主是楚昭王后代昭佗,官至左尹,「死於公元前316年」。[4](P273)三楚墓墓主,兩為楚王宗室,一為楚國上卿,其墓中神祗代表的自然是楚王宗室祭祀神系。屈原約生於公元前340年,應熟悉三楚墓所代表的楚王宗室神系,若《九歌》確為屈原所作,在《九歌》祭祀神系中應當會體現出楚王宗室神系的特點,所以,《九歌》神系與三楚墓之神系,有可比性。再就是,《史記·封禪書》還記載了漢初劉邦所定的祭祀神系,漢初相距屈原之世不遠,劉邦又有濃厚的楚文化情結,所以,他所指定的祭祀神祇與《九歌》中諸神也有可比性。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比較來看《九歌》神系的特點,從而來判斷屈原有無作《九歌》的可能。
從望山一號墓竹簡簡文所見祭祀的神祇有:太、后土、司命、大水、宮行、宮地、宮地主、宮室、社、行等天神地祇,人鬼則有楚先、老僮、祝融、柬大王、邵王、哲王、公主、北子、王孫巢等。[1](P20)江陵天星觀一號墓墓主「禱告的祖先有『卓公』、『惠公』。祭祀的鬼神有『司命』、『司禍』、『地宇』、『雲君』、『大水』、『東城夫人』等等」。[5](P111)從包山楚墓出土簡文所見祭祀的神祇有:「二天子、司榾(木可能是示)、地主、后土、司命、大水、宮、社、行、人禹、不古(「古」字左邊加「歹」旁)、高丘、下丘、峗山」、遠祖、近祖等。[4](P275)另外還有,「太」、「蝕太」、日、月、「歲」、「五山」等[1](P20—21)。以上是三楚墓神系,再看劉邦所定的神系,《史記·封禪書》載:「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日。」[6](P420)下面來做比較。
三楚墓神系中有「太」⑨,湯章平先生認為「太」即「太一」[1](P21),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的簡文《太一生水》⑩,也可以說明這一點,那麼,三楚墓神系中的「太」與《九歌》神系中的第一神「東皇太一」(11)對應。這裡讓人費解的是「太」與「東皇太一」在名稱上的頗大差別,難道真的像湯章平先生說的那樣,是因屈原之改造而出現的差異[1](P24)嗎?「太」在包山楚墓祭祀簡文中出現幾次[7](P164),望山一號墓祭祀簡文中也有「太」,可見「太」之名稱是常用的。若屈原作《九歌》,應會以楚王宗室所常用的「太」名去規範相對應的神名,而不會將「太」複雜化為古怪而令人費解的「東皇太一」之名。
《九歌》神系與三楚墓神系近乎相對的神名還有「東君」與「日」、「雲中君」與「雲君」兩對,若按每一對神名所指的是同一神祇來看(12),在神之名稱上,前者明顯較後者複雜,而這一複雜性,如同對「東皇太一」這一神名複雜性的分析一樣,是沒有道理的。劉邦所定神系與《九歌》神系相較,同有「東君」、「雲中君」,而且神名無異,從劉邦將這兩個神靈歸晉巫祭祀可以看出,這二神應不屬於楚神系列,若屬楚神系列,自然由荊巫來祭祀。「東君」、「雲中君」不是楚地神靈,不但與三楚墓神祇沒有了可比性,而且屈原也沒有了作《東君》、《雲中君》兩祭歌的可能。
《九歌》所祭神祇中有黃河神(即「河伯」(13)),三楚墓神祇祭祀中有「大水」,雖然黃河有「白水」之稱(14),但「大水」不包括黃河。《禮記·王制》規定:「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左傳·哀公六年》載:「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祭不越望」即周禮規定的諸侯只能祭祀在其地的名山大川,清人秦蕙田有一段話,對「祭不越望」解釋得很清楚:「諸侯王祭封內山川。『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故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如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楚人祭江、漢、睢、漳是也。苟不在其封內者,則不敢以祭。」(15)既然「祭不越望」,楚地祭祀中自然沒有黃河祭祀,三楚墓之「大水」也自然不包括黃河,而應指「江、漢、睢、漳」等江河。劉邦所定祭祀中有「河」祭,而且是由河巫在黃河邊上的臨晉(今陝西大荔東)祭黃河,這也說明黃河在楚人的祭祀之外。作為禮法之士的屈原,怎麼會犯「祭不越望」之規定,而作《河伯》篇呢?
三楚墓神祀中有「峗山」、「五山」祭祀,劉邦所定祭祀中有「南山」祭,《山鬼》祭山與此一致,但在所祭山之指稱上,三楚墓神祀和劉邦所定祭祀均非常具體,而「山鬼」卻是一總括性的指稱,其所指超出了楚地山嶽,若屈原作《山鬼》,亦犯「祭不越望」之規。
三神系同有「司命」,但《九歌》神系中的「司命」有所不同,其分「大司命」、「少司命」,為對偶神。夫妻神「湘君」、「湘夫人」和國殤之鬼,在三楚墓神系和劉邦所定神系中均沒有發現。雖然這五首祭歌不易分辨是屈作否,但《九歌》所祭的十位神靈中,與屈原之實際情況不符的至少有五位,這也足以說明《九歌》這一體系性祭歌實非屈作了。雖然本文論證《九歌》不是屈原的作品,但並不懷疑屈原的歷史存在。黃中模《談〈屈原問題考辨〉中涉及的有關〈史記·屈原列傳〉的一些爭議問題》、王開富《〈史記·屈原列傳〉非偽作辨》這兩文章(16),對屈原的歷史存在均有較好的論述,可參看。
二
《九歌》的作者,自近代提出並非屈原以來,又產生兩種新觀點,一是楚地古歌(17),一是漢武帝辭(18),但因缺乏證據,二者均未被學術界所認可。自己在閱讀中發現,《九歌》與《淮南子》有多處語句相近,這些相近語句為確定《九歌》的作者提供了較為可靠的依據。
《淮南子》與《九歌》相近的語句,有明顯相近者,有相近較明顯者,先來看明顯者。《覽冥訓》有言:
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虯,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19)
《東君》中的「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20)兩句,雖然與《覽冥訓》中的這段話句數上不等,但極為接近。揚雄《方言》云:「轅,楚衛之間謂之輈。」輈,楚地方言,指車轅,這裡代指車。「駕龍輈兮乘雷」詩句,可以說是「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虯」三句簡化後之重組。「委蛇」兩字,一般以「逶迤」解之。(21)但從《東君》中的這兩句詩來,「委蛇」並不能以「逶迤」來解釋。「載雲旗兮委蛇」與「駕龍輈兮乘雷」是對應句,「乘雷」與「委蛇」相對,「委蛇」亦象「乘雷」一樣,也是動賓結構。《說文解字》:「委,委隨也。」「委蛇」,也就是使蛇委隨。晉傅元《正都賦》有蛇委隨之言:「虯縈龍蛇,委隨紆曲。」可見,以使蛇委隨之義來解釋「委蛇」是成立的。《廣雅·釋詁四》:「絡,纏也。」「黃雲絡」即黃雲環繞。「載雲旗」是雲環繞之的另樣表達,「後奔蛇」即「委蛇」,顯然「載雲旗兮委蛇」句與「黃雲絡……後奔蛇」句極為接近,前句有從後句化出之跡象。
《大司命》與《覽冥訓》也有相近的語句: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大司命》)
蹈騰崑崙,排閶闔,淪天門。……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覽冥訓》)
閶闔指天門,「排閶闔」即廣開天門之意,所以「廣開兮天門」句與「排閶闔」句相近;另外,「乘兮玄雲」句與「乘雲陵霄」句相近,「令飄風兮先驅」句與「使風伯掃塵」句相近,「使涷雨兮灑塵」句與「令雨師灑道」句相近,「乘清氣兮御陰陽『句與「陰陽為御」句相近,顯然這兩段引文是極為接近的。《國殤》、《兵略訓》中也有極為相近的語句:
齊之以武,……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勇而不可凌也。(《兵略訓》)
諸句與《國殤》中的「又以武」、「矢交墜兮士爭先」、「平原忽兮」、「短兵接」和「不可凌」等句極相接近。
以上是《淮南子》與《九歌》相近明顯者,下面看相近較明顯者。《雲中君》、《覽冥訓》有之:
龍駕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雲中君》)
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尚佯冀州之際,……昔者黃帝治天下……青龍進駕……(《覽冥訓》)
《大司命》、《俶真訓》有之:
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大司命》)
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於死生之境,而通於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胸臆之中矣。(《俶真訓》)
《少司命》、《天文訓》有之: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發兮陽之阿。(《少司命》)
日出於湯谷,浴於咸池,……至於曲阿,是謂旦明。(《天文訓》)
登九天兮撫彗星。(《少司命》)
虹霓、彗星者,天之忌也。天有九野[九天],……去地五億萬里。(《天文訓》)
《河伯》、《精神訓》有之:
心飛揚兮浩蕩。(《河伯》)
芒然仿佯於塵垢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精神訓》)
以上對舉的語段,雖然相近處不甚明顯,但仔細看還是能覺察其相近的。
宋代高似孫在《子略》(卷四)一書中言:「《淮南》之奇,出於《離騷》。」(22)高氏之言,是以《離騷》作於《淮南子》之前為條件的,而《離騷》究竟是不是作於《淮南子》之前是有爭議的,一些研究者對《離騷》為劉安作的考證(23),說明《離騷》可能與《淮南子》出於同一作者。要解釋《淮南子》與《九歌》諸語句何以會如此相近,一種情況是一作品可能受另一作品的影響,再一種情況是兩者出自同一作者。從第一段的分析來看,《東君》「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兩句,只可能是從《覽冥訓》「乘雷車,……後奔蛇」語段化出,而不可能是「乘雷車」語段從「駕龍輈」兩句擴展成的;其他對舉語段也有這個特點,這說明《九歌》作於《淮南子》之後,並在創作上受了《淮南子》的影響。據東漢初期王逸的《楚辭章句》卷首所言「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九歌》在劉向整理《楚辭》時已流傳於世了,那麼,在《淮南子》問世和劉向始整理《楚辭》之間的這一歷史時期內,是誰創作了《九歌》呢?對這一歷史時期的作家進行查考,能作《九歌》者只有劉安。
三
《九歌》在性質上為祭歌,所祭諸神,包括漢天子所祭神祇,也包括沅湘之地方神祇,因此,作《九歌》者應為即在沅湘一帶而又不受沅湘之地方局限者,而具備這一身分者,只有劉安。《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劉長謀反不成而自殺,劉安因此而有怨恨、叛逆之心:
……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愈益治器械攻戰具……
《左傳·成公十三年》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劉安在「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的同時,自然也會重視對各方神聖的祭祀,《九歌》即應此時之需而作的祭歌。
劉長曾「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欲叛逆的劉安自然不會遜色於其父,也會「擬於天子」,尤其是在神靈祭祀上,劉安更會以漢天子的級別來祭祀諸神,以求神之庇護。
劉邦所命祭祀的東君、雲中君、司命、黃河,或許在武帝時仍在祭祀,也許直接受劉邦的影響,劉安也祭東君、雲中君、司命、黃河,故《九歌》中有諸神祭歌。漢武帝祠太一,劉安也祠太一。這裡有個問題是,劉安為什麼以「東皇太一」來指稱自己所祭祀的太一。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先看「東皇」之所出。在《九歌》以前的典籍中,沒有發現有「東皇」,這說明「東皇」應是劉安的首創。據《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載,伍被(劉安的門客)諫阻劉安謀反的話語中出現過「西皇」:
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葯。」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
伍被的話中出現「西皇」之稱,應不是司馬遷的杜撰,「西皇」(24)與「東皇」相對,二者的出現應有同一個語境。劉長「出入擬於天子」,即以皇帝自居,劉安在諸門客的諂諛下(見下文),也會以皇帝自居。伍被所言「西皇」除了指稱秦始皇外,應還有兩層涵義,一是以「西皇」暗指漢武帝,二是以「西皇」諂諛劉安為東皇,這應是司馬遷的「婉而明」之筆。無論是門客的諂諛之言,還是劉安的自居之言,劉安為東皇,應為不少人所知,否則司馬遷不會將「西皇」寫入《史記》。西皇漢武帝聽毫人謬忌之言,始祠太一[6](P417),與之分庭抗禮的東皇劉安自然不會落後,尤其是《淮南子》對太一之重要性論述其詳(25),故也祭太一,但為了與漢武帝的太一祭祀區分開來,故在太一前冠以「東皇」(26),於是有了「東皇太一」之神稱。
湘君、湘夫人作為沅湘一帶的神祇,屬於淮南國,說得準確些,屬原淮南國(27)。《史記·封禪書》載,自漢文帝十三年以後,「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據「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橫大江兮揚靈」三句,可見湘君、湘夫人之重要地位,二神應屬諸侯國內「大川」神之列,故也列為祭祀的對象。
淮南國內有天柱山、黃山,衡山、廬山、九嶷山屬原淮南國,可見應列入祭祀的「名山」較多;另外,漢武帝封祭泰山,劉安不可能沒有想法,這些可能使得劉安在「名山」祭祀上採取了總而祭之的方式,籠統言稱祭祀「山鬼」,而不是具體對哪一個山神進行祭祀。《東君》中的「靈之來兮蔽日」句與《湘夫人》中的「靈之來兮如雲」句,說明《九歌》中有的篇章所祭的不止一個神靈,而是多神或眾神,雖然《山鬼》中沒有言及眾山神,但並不排除祭眾山神這種可能。
《國殤》與前九篇在抒寫的情感上有明顯的不同,沒有神巫交接之事,因此宋代的姚寬、清代的李光地和近代的劉永濟均認為《國殤》原不在《九歌》祭歌之列。[8](P23)姚寬等人雖然持論有據,但並不充分,故觀點偏頗。除了《國殤》與《淮南子·兵略訓》中的諸語句相接近外,《國殤》與《淮南子》還有關係不同尋常者。《國殤》「霾兩輪兮縶四馬」句中的「霾」字,為「埋」之假借字;《繆稱訓》「天弗能殺,地弗能霾」句中的「霾」字,也為「埋」之假借字,而在先秦典籍中沒有發現以「霾」假借「埋」的用法。《國殤》中「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兩詩句,與《精神訓》中「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諸句,在語詞和內容上也有相近處。從以上可以看出,《國殤》像《九歌》的其他篇章一樣,與《淮南子》關係密切,這說明《國殤》仍屬《九歌》祭歌系列。《國殤》整首詩所宣揚的是一種浴血奮戰、英勇犧牲的勇武精神,所以《國殤》與其說是祭祀殤鬼之歌,倒不如說是英雄讚歌。《國殤》作為英雄讚歌,在劉安這裡有鼓舞士氣之用。
綜上所述,劉安的特殊身分,正可以解釋《九歌》這一系列祭歌的複雜性,《九歌》的作者也非劉安莫屬了。劉安作《九歌》,這可以解釋《九歌》與《淮南子》何以有諸多語句相近之原因,但還有另一種可能,《淮南子》是劉安及其門客的作品,《九歌》也有可能是劉安及其門客的共同創作。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云:
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
《少司命》最後一段曰: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
《周禮·巾車》云:「輦車有羽蓋。」所以「孔蓋兮翠旍」句,所形容的是帝王之輦車,這與劉安的「東皇」身分相符;「登九天兮撫彗星」,與《史記》所載的建元六年彗星出現,相吻合;「竦長劍」,楚人有佩長劍之習慣,劉安自然也不例外;「擁幼艾」,與劉安「拊循百姓」一致;「蓀獨宜兮為民正」(《呂氏春秋·君守篇》「可以為天下正」句高注曰:「正,主。」),與「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相吻合。顯而易見,《少司命》中的這一段是「諸辯士為方略者」的諂諛之「妖言」。既然「孔蓋兮翠旌……蓀獨宜兮為民正」這四句為劉安的門客所作,那麼,《少司命》整首祭歌就應該是劉安門客的作品,而且作於建元六年。《少司命》作於建元六年,《九歌》的其篇章也應作於這一年。
《九歌》中,並不僅此一處諂諛之「妖言」。《東君》有「舉長矢兮射天狼」句,句中的矢、狼分別指弧矢星、天狼星。洪興祖《楚辭補註》引《晉書·天文志》云:「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又引《天文在象賦》云:「弧矢九星,常屬矢而向狼」。天狼星的分野在秦地,弧矢星在天狼星的東南,漢武帝都長安,長安「故咸陽也」[6](795),淮南王都壽春,壽春在長安的東南方向,這與天狼星、弧矢星的位置一致,在星象學家看來,這正預示著某種天意,所以「舉長矢兮射天狼」句也有「妖言」之性質,想必也是「諸辯士為方略者」諂諛劉安之作。
據《九歌》中的諂諛「妖言」,我們可以判斷劉安的門客也參與了《九歌》的創作。也許正是因為《九歌》中的「妖言」,劉安或《楚辭》編纂者,將《九歌》放在了屈原名下。對《九歌》中何以有「大司命」、「少司命」之分,也可以找到相應的答案。王逸《楚辭章句·招隱士敘》云:「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九歌》中有《大司命》、《少司命》,可能分屬劉安門客中的大山、小山之作。
注釋:
①廖平(1852—1932)的觀點,在其《楚辭新解》、《楚辭講義》等著述中均有出現,具體可參看王渾斌《中國究竟有沒有屈原——近百年來「屈原否定論」與反「否定」研究綜述》一文(《貴州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
②見胡適《讀〈楚辭〉》,刊於1922年9月《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後收入《胡適文存》第2集。
③朱保雄《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作者考》,1930年11月22日《清華周刊》第34卷第4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提到的屈作有《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未言及《九歌》。
④游國恩《屈賦考源》,1931年《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卷3、4號。
⑤何天行《楚辭新考》,初刊於1938年6月15日《楚辭研究》(吳越史地研究會主辦),中華書局1948年以《楚辭作於漢代考》書名出版(修訂版)。
⑥孫楷第《九歌漢代歌辭考》,1947年9月《大公報·文史周刊》第37期。
⑦游國恩並沒有堅持住自己的觀點,五十年代又認為《九歌》是屈原改寫民間祭歌之作。姜亮夫也曾一度主張「《九歌》乃諸侯郊祀樂章,非全為楚祀」,而在後來的《屈原賦注》中改言是屈原加工民間祭歌之作。
⑧王逸《楚辭章句·九歌》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按王逸之所說,《九歌》是屈原的再創作作品。
⑨三楚墓神系中還有「蝕太」,湯章平認為「太」、「蝕太」均指「太一」,陳偉《望山楚簡所見生人的卜筮與禱詞——與包山楚簡相對照》一文(《江漢考古》1997年第2期)也認為「太」與「蝕太」是同實而異名,但本人不敢苟同,在望山一號墓78號簡中有「父太」,「蝕太」應與「父太」一樣,別有所指。
⑩參看荊門市博物館編撰的《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11)「東皇太一」這一神名,是頗讓人費解的。在先秦,有「太一」之稱,但無「東皇」之名,將東皇與太一併而合稱一位神靈,只見於《九歌》。古今對「東皇太一」所指神祇的解釋紛紜不一,有「太一」說、「楚人稱上帝的別名」說、日神說、戰神說、齊地至上神說(以上說法,參看曹礎基主編的《先秦文學集疑》)、大舜神說(過常寶《楚辭與原始宗教》)、東皇公說(林河《〈九歌〉與沅湘民俗》)等,但諸觀點均有牽強處。其實,「東皇太一」這一古怪的神名,重心仍在「太一」上,「東皇」僅是定語而已。
(12)湯漳平先生認為兩對神名所指為同一神祇,可參看其文《再論楚墓祭祀竹簡與〈楚辭·九歌〉》(《文學遺產》2001年第4期)。
(13)古今學者多將其看作是黃河神,但也有爭議,林河、蔣南華等學者認為「河伯」指楚地水神,而非黃河神。林、蔣等的楚地水神說證據不充分,而黃河神說證據鑿鑿,這可參看陳玉潔《〈九歌·河伯〉所祀非黃河神嗎》一文(《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報》2002年第2期)。
(14)《爾雅·釋水》:「河出崑崙墟,色白。」《太平御覽》引《博物志》:「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為河也。」
(15)秦蕙田《五禮通考》卷四十八,四庫全書本。
(16)兩篇文章先後發表在《重慶師院學報》1983年第4期、1984年第2期。
(17)胡適《讀〈楚辭〉》、游國恩《屈賦考源》兩文均持這一觀點,見前文。
(18)這一觀點是孫楷第《九歌漢代歌辭考》一文提出的,見前文。
(19)《淮南子》的引文,用陳一平《淮南子校註譯》本,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0)《九歌》引文,用雷慶翼《楚辭正解》本,學林出版社1994年版。
(21)洪興祖《楚辭補註·離騷經》、朱熹《楚辭集注·離騷經》均言,「載雲旗之委蛇」句中的「委蛇」「一作逶迤」。雷慶翼《楚辭正解》也以「逶迤」的音義解《東君》中的「委蛇」。
(22)高似孫《子略》,四庫全書本。
(23)何天行《楚辭新考》(初刊於吳越史地研究會主辦的1938年6月15日《楚辭研究》,1948年修改並換名為《楚辭作於漢代考》後,由中華書局出版),認為《離騷》為淮南王劉安所作。衛聚賢《〈離騷〉底作者——屈原與劉安》一文(刊於吳越史地研究會主辦的1938年6月15日《楚辭研究》),與何天行持相同的觀點。朱東潤《離騷底作者》一文(《光明日報》3月31日「學術」欄),也認為《離騷》的作者為淮南王劉安。
(24)「西皇」在《離騷》、《遠遊》中也出現過,前文已言,《離騷》懷疑為劉安的作品;古今不少學者也懷疑《遠遊》不是屈原的作品,而且其中不少人認為是漢代作品(可參看周建忠《楚辭研究熱點透視(六)》,《雲夢學刊》2000年第3期),牟懷川認為是淮南王劉安的作品(見《喀什師院學報》1987年第1期)。
(25)《天文訓》:「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本經訓》:「帝者,體太一;……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厭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
(26)「東皇太一」這一古怪的神名,難以索解的原因,就在「東皇」二字上。
(27)漢孝文十六年,將劉長之淮南國一分為三,分封給劉長的三個兒子,劉安為淮南王,劉勃為衡山王,劉賜為廬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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