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戰略問題

袁緒程【該文章閱讀量：704次】【字型大小：大中小】目前從上到下都有呼喚改革的要求。在深化改革中尋找出路總是明智之舉。只有改革，才有未一、當前的危機與改革對於當前的危機，理論界有很多看法，但大家有個共同的認識，都認為這次金融危機實際上是三個因素的疊加：一是世界經濟達到了一個高峰，並向低谷跌下來的自然周期；二是中國過度的積累，美國過度、超前的消費，這個結構很難持續下去；三是美元為中心的世界金融體系出了問題，這三個問題疊加，總爆發了。這次危機對中國衝擊很大。我們這個國家的外貿依存度在大國里是絕無僅有的。經濟增長主要靠製造業出口拉動。所以中國根本的問題是增長模式的問題，增長模式的問題又跟體制和結構問題連在一起，最終還是要通過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來克服危機。「危機催生改革」，這句話很有道理。但危機能否催生改革還要看危機程度有多深，範圍有多廣。中國人往往喜歡扛過去，比如今年危機來了，就大幅度增加投入。但中國的消費問題是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消費呈兩極分化，農民和低收入工薪階層的消費沒有提升起來，這個問題就很難解決。所以，目前從上到下都有呼喚改革的要求。在深化改革中尋找出路總是明智之舉。二、關於對改革的認識問題在什麼樣的語境下表達，說話的範式和概念要有定義，不然就會扯不清楚。目前對改革多有非議，比如，如何看待30年改革開放？主流的意見認為成就是第一位的，問題缺點是第二位的；也有人認為維權已經替代改革；還有人認為，改革走到今天已經失去當年的意義了，改革就是分贓，是打著改革的旗號搞內部人利益分配。如果說，人們對改革的事實有不同的看法，那麼，對改革的概念就更有歧義了。我們在使用同一概念時，可能講的是不一樣的東西。有人講的是事實，有人講的是理論；有人講的是實然，有人講的是應然。如果講事實（實然），我們的社會在這30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革」年代號稱是全面無產階級專政的年代，那個無產階級全面專政是把中國古代的皇權專制和現代的極權手段結合起來無所不包的全面領域的專政。但是30年來的變化對年輕人來說或許感覺不那麼深刻，覺得今天的現實離自由、民主、法治的理想社會差得太遠。這有一個視角問題，就好像一瓶水，從上往下看只有一點點，但從下往上看又覺得有很多。所以不同角度決定了人們對問題的看法和結論的不同。但不管怎麼看，事實上，改革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麼， 如何從概念上把握事實上的改革呢？在我看來，轉軌、轉型、改革等概念雖來自不同的學科，但大致是「同義」的，指的都是變革，即社會變革。我把社會變革分成三種形態，第一類叫自發演變。它是個慢動作的過程，時間長，反覆博弈，成本比較高。最具典型的自發博弈演變的是英國。公元400年羅馬人佔領英國時就帶進了羅馬法，爾後日耳曼人在進入英國的時候，把日耳曼公社殘留的議會制，也就是社員大會制和職業法官相對獨立審判制度帶入了英國，後來又有了憲章運動，經過幾百年的演變才有後來英國的光榮革命。那麼中國有這種自發的演變嗎？沒有。中國是一個東方的專制社會，不斷地重複著過去，秦磚漢瓦和明磚清瓦沒有什麼區別。在封閉的情況下，中國不可能演化出一個新型的社會。其實歷史已經做出結論了，3000年的演化就是不斷地輪迴或打回原形。第二類就是改革。所謂改革是指統治者或社會上層或主導者主動地進行漸進的、自上而下的變革運動。改革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但都失敗了。有一句話叫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這也襯托出改革的艱難。第三類形態叫革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激烈的社會變革運動，是突變。歷史上能稱得上革命的有這麼幾個國家，法國、美國和蘇聯。法國是最典型的革命。1789年巴士底獄起義，接下來雅各賓專政、熱月政變、拿破崙稱帝、七月王朝、普法戰爭，經過100年的折騰，法國進入共和狀態。因為革命是一種劇烈的社會變革運動，當社會快速變革，社會的其他結構沒有跟上，它就要來回曲折。馬克思談到兩代波拿巴時詼諧地說，如果歷史第一次是用悲劇開頭的話第二次就用喜劇收場。他講的雖是拿破崙和其侄兒波拿巴，但卻道出了法國革命的百年悲喜劇。所以，革命往往很難解決社會矛盾和結構變化的「同步」問題。最成功的革命應當是美國革命。美國與其說是一場革命還不如說是移植。最初的美國人大部分都是從英國去的，他們把英國的社會制度移植到北美新大陸。新大陸沒有傳統的包袱，所以他們很快就把英國的社會制度進行改造，甚至提升。也因此有了美國的《獨立宣言》以及美國憲法和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等等。美國開國先賢能夠用理想主義，搞出一個新的美利堅合眾國，可以說是開闢了人類的一個新天地。為什麼說革命的概率如此之低？這可以用生物的本性來說明。法國前共產黨人莫諾，諾貝爾生物獎得主，寫了本書叫《偶然性與必然性》。他舉例說，人類之所以存在完全是非常偶然的現象，30億年前的細菌跟現在的細菌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因為細菌太完美了，它沒有任何缺陷，所以不可能發生突變式的革命，就一代代的複製下去了。可能人類的祖先某個類似細菌的單細胞由於結構不太完美， 產生了革命，才有了生物的進化或突變，才有了今天的人類。生物的本性是保守的。作為一種突變的革命是非常偶然的。從這個角度講，人類社會的演變很少採取革命的方式。而中國數百次的農民起義實際上是「打倒皇帝自己再做皇帝的歷史」，它只是改朝換代，絕不是新制度的誕生。那麼現在的中國可不可能發生革命？我認為不可能，但有可能出現社會動亂。這是第一個判斷。第二個判斷，中國不具備自發演變的條件。1840年被打開國門以後，它就被卷進了全球化，它的所作所為不能自已。既然變革是開放帶來的，那就肯定是動蕩的、跳躍性的。鴉片戰爭1 6 0 多年以來的中國，其間經歷了太平天國起義、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憲政、辛亥革命、民國初年的混戰、國民黨的黨治、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後的階級鬥爭等等。作為落後國家，人們總想跳躍發展，總想超前發展，所以不可能去自發演變。第三個判斷， 中國是具備改革條件的，最切實可行的路徑就是改革。我認為一個強大的統治者，也是改革的條件之一，處在那個位置上，國家的興亡是他不得不考慮的；第二個條件是具有強烈需要變革的大眾，極度想發財的百姓也是變革的一個條件；第三，知識精英的理想主義情懷也是改革的條件，雖然有人可能覺得知識精英權貴化了，但有些還是很理想主義的。然而，具備改革的條件不一定就會改革，還必須有催化改革的催化劑。比如，沒有文革就沒有改革，文革就是改革的催化劑。事實上，這個催化劑隨時可能發生，比如一定程度的危機可能催生改革，一定條件的惡化也能催生改革。我們國家只有改革才有未來。三、關於改革戰略問題我們應該進行改革戰略的研究。以下是改革戰略需要考慮的問題：（ 一） 改革不能再摸著石頭過河。要有一個鮮明的戰略方向，或者戰略構架。當初「摸著石頭過河」從哲學角度講可以理解，因為改革也是試錯。但是30年後的今天還這樣講就比較搞笑了。（二）中國的社會變革100多年走過了一條曲折動蕩的路。各種改革、改良、革命的藥方都試過，從憲政到三民主義再到共產主義的「窮過渡」都搞過，最後還是要回過頭來搞經濟。這是歷史告訴我們的事實。改革從經濟開始符合人的本性，符合社會發展的潮流，符合國家的外部變化，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結果，而不是由哪個人決定的。從經濟改革走向社會改革再走向政治改革，這就是改革的邏輯。（三）改革有這樣幾個階段：第一是放開搞活，開放開發階段；80年代撥亂反正，開始放開搞活，90年代的改革是大規模的放開搞活。這個階段付出的代價非常大，比如環境污染、貪污腐化、道德淪喪、信用危機等等；第二是經濟轉型階段，第三是社會轉型階段，第四是政治轉型階段。我們現在處於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交叉進行的階段。改革的目標是經濟市場化、社會多元化、政治民主化。（ 四） 改革的戰略問題： 一是全局性，二是長期性，三是前瞻性，四是進取性，五是務實性。社會主義也好，民主憲政也好，市場經濟也好，都是一磚一瓦扎紮實實添加起來的，是建設起來的，而不是用美麗的詩篇唱出來的。我們現在是詩人太多，工匠太少。（ 五） 我們正處於經濟與社會轉型時期。經濟轉型主要是轉變經濟發展的模式，社會轉型就是將社會從國家分立出來。我們原來是黨政軍合一的，黨國同構，政權和經濟合一的社會。社會轉型就是國家、政府從很多領域退出來，給社會讓出空間。在這個階段要做的事很多，歸納起來有三個層面。一是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主要是產權改革。改了30年，我們的產權制度還是不清晰。第二個是要建立現代金融市場體系。金融市場不健全最明顯的就是我們這個股市基本上是政府調控股價。我們現在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最重要的是它的信用基礎建設。貨幣是債權的憑證，其本質是可接受性，沒有法治的基礎制度，誰敢用人民幣？同時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我們現在講美元泛濫，槓桿無限拉長，要去槓桿化，但人家患的是富貴病，是吃得過飽了，我們是根本沒吃飽過。所以，我們不要聽到金融創新就害怕，我們的股票市場連一個對沖的工具都沒有，比如，股指期指到現在都不能出來。可見經濟領域的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第二個層面是要加快社會領域的改革。金融危機對我們的影響之所以這麼大，就是因為我們過分發展製造業，我們生產的鞋一年可能到60億雙，世界市場的鞋大部分都由我們生產。而第三產業卻發展得不多不深，特別是科教文衛領域的第三產業發展得非常慢，這也是事業單位改革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要走出危機，科教文衛的改革將會是新的增長點。中國有兩個領域做不好可能遺害子孫後代，一個是環境污染，另一個是教育問題。當然，社會領域改革不止於此。第三個層面是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現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不是憲政而是為憲政創造條件。實現憲政民主要有四個條件：經濟條件，社會條件，文化條件，政治力量。例如，印度基本還屬於民主政治制度，儘管比較低級，也有很多缺陷。印度為什麼能夠實現民主？我認為最主要的是國大黨的自由民主傳統。國大黨秉承甘地傳統，堅持了和平理念和民主自由理念。但是印度的經濟條件與民主相悖，落後的經濟導致印度形式上是全民民主，實質上是精英民主，是少數精英之間的選舉遊戲。而支撐印度的精英民主還有兩個條件：一個是包括印度種姓制度的社會條件；一個是包括內省價值的文化條件。新加坡無疑也是民主憲政國家，只不過比較原始一點。新加坡為什麼能夠維持民主制度？第一，新加波的總統制可能起了很大作用。新加坡的總統不完全是虛擬的國家元首，用李光耀先生的話說，總統是代表人民來看住錢袋子的。總統隨時可以彈劾政府官員，包括總理。這個條件彌補了新聞不自由的缺陷。第二，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具有理想主義。黨員都是各界精英，黨工大多數是義務的，拿工資的黨工可能不超過100名，多數是志願者。第三，新加坡實行高薪養廉制度。由此，高薪養廉，理想主義，黨本身的精英運作，加上總統的制約，形成權力不被濫用的制約因素。我解釋這些是想說明，實行憲政是要具備很多條件的，大家可以看看我們是否具備這些條件。如果不具備，又如何去爭取，這不是唱高調可以解決的。（六）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階段性目標。要有漸進改革的理念，不能畢其功於一役。第一， 與經濟領域相關的政治體制改革要加快進行，具體說就是要解決黨政分開的問題。從廣義看，政府不限於指行政，而是指國家機器，黨組織是國家的決策機構，政府轉型或轉變職能，當然包括黨組織的轉型或職能轉變。這一點不應迴避。但是，政治體制改革要在中共領導下進行，這是不能逾越的。第二， 加快與社會領域相關的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領域本身的改革有兩件事可以做：第一是基層民主自治的配套改革。這裡指將鄉鎮直選制、公共財政和民事的獨立審判制「三合一」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要從基層做起，從村鄉兩級再到縣，逐漸使民主選舉制度、公共財政制度、獨立審判制度有機地配合起來，這樣改革才有希望。否則，我們的選舉就難以避免假選、賄選或霸選。越南搞的基層選舉比我們正規。原來社會主義國家搞的都是代議制，所以先要改法律允許直選。越南國會通過了一個特別法律，規定可以直選，進行試驗。要從法律上給它一個說法，不能每次改革都破壞法治，這樣改革也做不下去。我們要吸取越南的經驗，在法治下進行改革，用法律規範基層民主制度。第三， 黨的治理方式和組織結構要改革。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就要按現代執政黨的要求來建設。黨代表直選可以一層層來，但是黨的效率和科學化應該走在前面。黨的組織結構科學化就應改變領導方式，實行黨政分開，黨的決策權和人大的審議權、政府的行政權分離，比如，設置多個專門的常設委員會負責與政府和人大溝通協調，應該大量的吸收專業人員進入中共，要把黨內的專業化、職業化和科學化搞起來，使黨更有效率的領導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如果這些事情能做好的話，我們未來三十年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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