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羅洪的一個世紀

女作家羅洪的一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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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27日，女作家羅洪（1910-2017）以108歲的高齡離世，至此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閃耀並震撼中國文壇的女作家全部作別世界。我和羅洪有過一段交往，她和藹可親的大家風範令我終身難忘。羅洪是松江人，但與蘇州頗有淵源，在蘇州求學成長，第一篇作品發表在蘇州人創辦的刊物上，與蘇州的關聯自然離不開「檔案」兩字，蘇州市檔案館館藏教育檔案里有著羅洪和她的先生朱雯的「青春留痕」。

　　與朱雯的《戀人書簡》

　　羅洪出生松江，作為家中長女，自幼深得祖父母、父母喜愛，下有妹妹與弟弟，家庭和美融洽。她的父親曾到日本讀過兩年大學醫科，還翻譯過有關醫藥方面的書籍。羅父留過洋，思想開明，又喜愛文學，家裡有了不少諸如《紅樓夢》之類的中外名著，羅洪自小「生吞活剝地讀了一些」。從江蘇省立二女師畢業後，羅洪回到家鄉從事教育工作。熱愛文學的她喜歡名為《白華》的旬刊，時在東吳大學讀書的朱雯是負責人之一，於是她與編輯部聯繫訂閱時，就與同為松江人的朱雯聯繫上。《白華》因經濟問題而停刊，朱雯轉而為《蘇州生活》編輯文藝副刊，羅洪也將自己創作的三篇散文寄給他，請他指點。朱雯對其中一篇《在無聊的時候》評價很高，說「我倒喜歡那篇《在無聊的時候》，因為其中很有許多是超脫的話，我有幾個女友，也能寫文章，可是寫出來的文章，一望而知是女性的，全然不脫那副忸怩的體態，很有許多脫不出少女的風情。而你卻別具天才，能把超女性的思想融入文章里，真使我佩服之至」。朱雯把這篇文章推薦到常熟人曾樸創辦的《真善美》月刊上，這也是她第一次用羅洪之名發表的文章。她用羅洪的筆名純屬巧合，寫好文章後，就想取個筆名，因為喜歡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小說，就取個羅字，那天剛巧桌上放著畫家洪荒的畫冊，便取個洪字，從此以羅洪行世。

　　因為文學，羅洪與朱雯開始頻繁通信，彼此都有相見恨晚之感。朱雯在一封信中說「知道你幾年在蘇州，而我亦差不多同時來的，卻到今朝才得拜見芳顏。嗚呼，老天之作弄人也亦云『慘』矣」。他們的通信始終貫穿對文學創作的熱愛與交流，戀情因文學而燃燒，也因文學而升華，可以說文學與愛情伴隨著他們的一生。《戀人書簡》見證了他們「從文學到戀愛」的浪漫旅程，收錄了他們自1930年3月4日到8月9日的109封書信，五個月的時間裡鴻雁密集，頻傳於蘇州、松江兩地，傾訴著他們的文學夢想和思戀之情。蘇州無疑成為他們的第二故鄉，朱雯在信中經常說著蘇州的好。朱雯、羅洪夫婦與錢鍾書、楊絳夫婦之間也因與蘇州與文學的緣分而結下深厚友誼，錢鍾書曾在蘇州桃塢中學讀書、楊絳則在蘇州完成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錢鍾書稱羅洪為「真奇才」的女作家。2011年，已屆百歲的楊絳熱情地為《戀人書簡》題寫書名，還給羅洪寫了一段俏皮話：「你寫得一手好筆，卻要我出醜。我學著豬八戒說『獨把老豬出醜』。我的阿姨小吳見了我的字……不斷地指責：『太死』『帶草點行么』『太呆板了』『字大小不均』，後來她說，『算了，也寫不好了！』。你說氣人不氣人，你聽了必大笑也。祝你一切都好。我今年一百歲了，你屬雞，一百又加一，你准比我長壽。」楊絳一語成讖，她確實比羅洪早走一年。羅洪也為時隔八十年再版的《戀人書簡》留下了「青春留痕」四個字。青春，每個人都經歷過的充滿幻想、萌動愛情的美麗歲月；留痕，每個人在行走世界時留下的印跡，「青春留痕」迴響著兩個少男少女的青春詠嘆調。1932年春季，羅洪與朱雯步入婚姻的殿堂，巴金、施蟄存、趙景深等好友參加婚禮。他們從文學知音結為終身伴侶，開始了六十多年的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

　　刻畫為衣食奔走的「芸芸眾生」

　　婚後，朱雯和羅洪回到家鄉松江，經岳父介紹，朱雯進入松江中學任教。他要求羅洪暫時不要工作，說「時間寶貴，應該投入到閱讀、寫作上去，同時要管理家務」，希望羅洪「不要沉在家務里，家務事應該請個人幫忙」。這樣貼心周到的考慮，自然使羅洪大為感動，也激發了她的創作熱情與才華，她的長篇小說處女作《春王正月》於1937年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在《春王正月》這部小說里，羅洪塑造了鄉村大地主程之廉轉型為民族資本家的形象，程從盜匪叢生的松江鄉鎮遷移到上海開設綢緞店鋪，走民族資本主義的道路。之後他又投身投機市場，企圖從買空賣空的交易中獲得暴利，結果遭遇破產的命運。當他與另一個民族工業家合夥購買路邊農田，企圖開闢公路謀利，作最後一搏時，卻被南京政府官員玩弄於股掌之中，輸得一敗塗地。作者以封建經濟解體、民族資本主義抬頭為時代背景，講述程之廉轉型的艱難與失敗，描寫了那些因程之廉綢緞店破產而導致損失的小市民儲蓄戶形象，對他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這本小說還沒有全面發行，怎奈抗戰全面爆發，他們帶著朱雯的母親和妹妹及他們的三個孩子一路內遷。由於做好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他們不怕艱難險阻，總是情緒昂揚，文思「洶湧，只要停留下來，即使沒有桌子，我們也會在木板上、手提箱上，書寫起來。這段時間，寫的都是散文」。羅洪的作息時間隨孩子安排，孩子白天休息，她也跟著休息一會，晚上孩子入睡，她就開始寫作。當年最小的孩子才半歲多，試想克服多大的困難才能做到，沒有對文學藝術熱愛之情恐怕很難做到。羅洪夫婦從上海到長沙，又輾轉到桂林，直至局勢稍微穩定，重回上海。

　　朱雯繼續在松江中學教書，而羅洪在照顧老人孩子、打理家務之外，依舊沉醉在文學創作之中，她說：「安排好家務，在這方面少花時間，以便有時間寫作。這些位置不擺好，心裡不會平衡，成果也出不來」。她統籌安排家務與創作，完成了中篇小說《後死者》，發表在錢君匋主編的《文藝新潮》上。之後又在柯靈主編的文匯報副刊上發表小說。羅洪是典型的內斂的江南女子，文靜而秀氣，理性而溫厚，戰爭中失去了年幼的女兒，她經受磨難，在孤島上海掙扎生活，作為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依舊不忘拿起手中的筆，觀察生活，記錄歷史，刻畫為衣食奔走的「芸芸眾生」，有批評有頌揚，那部寫於抗戰期間的《群像》小說選表達了一個愛國女作家的愛憎分明、是非善惡。

　　1948年，趙景深看到羅洪的《鬼影》《這時代》兩部短篇小說集時，稱讚她「描寫的範圍廣闊，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羅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說家」，認為她的寫作經歷了「由拘謹到洒脫，由工筆到寫意，由堆砌到白描」的過程，希望羅洪成為「中國的巴爾扎克」，寫出更多的社會小說。羅洪的另外一個好友施蟄存在《羅洪其人及其作品》一文中評論她的小說題材在戰前戰後有所區別，但創作方法仍然一脈相承，評價她是一位「側重於性格塑造的現實主義作家」，擅長用細緻的筆調刻畫人情世態，她的小說之所以成為一種「幾乎接近自然主義的現實主義，正好說明了文如其人這一條古今中外的文學原理」。

　　羅洪因文學而與朱雯走到一起，她的一生似乎為文學而活。自從她發表《在無聊的時候》一文後，她的文學激情高漲，才思噴涌，一發不可收拾，創作了《春王正月》《孤島時代》等三部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夜深沉》一部，《逝去的歲月》《兒童節》等十二部短篇小說集，《流浪的一年》等四部散文集，其中《往事如煙》散文集是她與朱雯合著的作品，某種程度上是他們從文學到戀愛再到文學的見證。2009年，羅洪創作了短篇小說《磨礪》，稱其「老樹新花，寶刀不老」一點不為過。

　　「我這個人一生一世就不淡泊，名啦利啦，不看重，無所謂」，羅洪如是說。或許正是因為她的內心如此恬淡，其生命才如此綿長，跨越了一個多世紀。1930年她在給朱雯的信中幻想未來的生活：「我們一起相對著寫作，讀書，以及做許多工作；餘下的時間，一同漫遊，任性作一切有味的事。我倆是同心同意，全不缺少一顆孩提的活潑的心，有各種興緻來使我們的生活有生氣」。羅洪與朱雯實現了他們的夢想，平凡的家庭生活因文學而豐富多彩，相愛的人也因共同的志趣更加幸福，而今他們「雙燕又還家」。

　　蘇州是她難以忘懷的地方，她曾在給我的信中感嘆因為年事已高無法再舊地重遊。但她始終關心蘇州的文藝工作，當得知陸文夫先生過世後，就來信詢問《蘇州雜誌》的近況，便告訴她雜誌已由女作家范小青負責，相信會越辦越好。在一次文化活動時巧遇范小青，向她轉達了羅洪對《蘇州雜誌》的牽掛。不久又收到羅洪的書信，說收到新出的《蘇州雜誌》，感覺還不錯。她還對我的一篇所謂小說提出寶貴意見，肯定小說「敘述語言簡潔清新，善於處理故事情節」，同時也指出其中某個人物「給讀者形象方面的感受似乎少了點」。她對一個素未謀面的後輩的教導令我難以忘懷。如今羅洪帶著一個多世紀的故事走了，再次翻閱她的書信，見字如「面」，斯人遠行，唯有道德文章傳千古。

　　▲文/沈慧瑛圖/陶開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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