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的水平問題

朱元璋對明帝國的創立並非想像中那麼艱難，前面已經有許多英雄人物作了鋪墊。有感於元朝思想領域的混亂，朱元璋在建立天下後開始用理學來禁錮人們的思想，他還通過抑制豪強來還給天下一個自耕農的社會，洪武皇帝是一個偏激而純粹的人，在他的治理下，帝國僵硬而沉悶，官僚們都在等著他死，洪武皇帝的儘快死去成了這個時代官僚們的唯一希望。建文皇帝朱允炆是按照儒家倫序原則繼承皇位，這個不懂事的孩子在幾個腐儒的唆使下盲目削藩，最終葬送了自己的帝位。帝國的第三任皇帝是太宗文皇帝朱棣，外藩繼位的身份一直是他心中永遠的陰影，為了昭示他的偉大，他開始折騰這個國家和人民，如果帝國在他的統治期間滅亡，那麼朱棣在歷史上的名聲將會跟隋煬帝一樣糟糕。朱棣的死是帝國的轉折點，從這之後，帝國結束了洪武、永樂的那種擴張態勢，開始一意主守，在這個過程中，權力開始從皇帝手中向官僚手中轉移。洪熙、宣德兩位皇帝在位的時候開始對洪武、永樂的一些政策進行調整，但宣德皇帝仍是一個生氣勃勃的人，他能夠壓制住躍躍欲試的文官。宣德的死亡標誌著君主與官僚的融洽關係再也無法成為可能，後面的君主雖然年紀幼小而且嬌生慣養，但他們卻顯示出跟祖輩不一樣的特點，那就是陰晴不定、手段毒辣。為了壓制住日益崛起的文官，正統啟用宦官王振，王振試圖將天下拉回洪武時代，這是全體官僚所不允許的。帝國在王振的主持下在一些政務上產生了偏差，不僅搞得人怨沸騰，而且還對蒙古實行了強硬政策，這最終導致土木堡事件的爆發，帝國進入動蕩期。再次繼位的英宗皇帝成熟起來了，他並沒有因為自己的苦難而報復他人，他任用賢臣、能臣，同時他開始躲在幕後，以一雙陰騭的眼睛盯著那些勛貴和官僚，這個皇帝已經不信任任何人，他不會因為你幫助他而感謝你，也不會因為你對不起他而報復你。英宗皇帝的繼任者是成化皇帝，這是一個很木訥的皇帝，他迷戀他的保姆萬貴妃，他信奉道教和方術，他繞開內閣直接發旨。成化王朝無疑是整個明朝時代的轉折點，從這個時期開始，帝國的官僚政治正式進入成熟，皇帝開始垂衣拱手，商業與思想領域也開始鬆動。　　從洪武到成化，我們所關注的是體制的推進，它從元朝體制向具備明朝特色的體制上轉變，它的內閣開始成熟，制約內閣的司禮監也在形成，帝國開始依靠兩套班子來運作，一套文官班子，一套宦官班子，一切都已經程序化，所有的政務最終都是依靠文牘來處理，而這種程序化的政務在任一環節出了問題，它就會受阻。這的確是一種優越的政治制度，它能夠保證帝國即便在沒有君主的情況下也能夠按照慣性平穩運轉多年，並杜絕了一切不穩定因素的干擾，它不需要能人、強人，所需要的只是技術官僚，但是它阻礙變革的力量又是那麼強大，一些早已程式化或者慣性化的東西又將會束縛帝國的發展，並最終在一些技術條件達不到的情況下使我們這個帝國轟然倒塌。從弘治開始，明王朝表現出來的突出特徵是文官開始興起，以嘉靖朝的大禮儀事件為標誌，明王朝的文官集團全面崛起，並在萬曆晚期達到了最高峰。在奉行儒家文化的古代中國，政治權力終將會落入文官手中，政治益發依賴嫻熟的官僚集團來運作，而不再是英明的君主。這是各種因素髮展的結果，貴族的沒落是一個因素，官吏的選拔日益依賴科舉是一個因素，印刷術的發展導致受教育人口增多是一個因素，商業發展、財富積累、市民意識的覺醒也是一個因素，後世君主對權力的淡薄也同樣是一個因素。這種文官政治對於小國寡民的西方來說沒有什麼，但對於複雜而龐大的東方大國來說往往會帶來消極影響，因為文官政治運行的結果往往是私有制的盛行，中央集權的削弱，財富日益向士紳手中集中，這些都會使一個龐大國家在面對大的突發事件的時候顯得捉肘見襟，這點在晚明的時候顯得尤為突出。我們對於這種文官政治的評價也同樣是矛盾的，文官政治會減少君主專制所帶來決策上的風險性，但是由於文官政治決策的局部性和君主政治決策的全局性所帶來的偏差也會在帝國釀起波瀾，這也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已經很難做出評價，因為歷史自然有它運行的規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政治模式，封建王朝的周期性震蕩已經是歷史的必然，任何想阻止這個歷史規律的行為都是徒勞的，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把歷史問題講清楚。弘治皇帝被認為是一位嚴格遵循儒家行為規範的君主，在他主政的十八年是皇帝與文臣關係最融洽的時期，雖然如此，但弘治十八年本質上說仍然是平平淡淡的十八年；他的繼任者正德最反感儒家的說教，而且是一個活潑好動的人，從正德開始皇帝與文官的矛盾開始成為帝國以後政治運行的主要特點，並一直持續到明朝滅亡，而正德時期中國的商業和思想文化進一步發展，唐伯虎和王陽明都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心學也發展到了它的頂峰。接下來是嘉靖時期，嘉靖被認為是明朝最糟糕的一個皇帝，明朝由盛轉衰的折點就在這個時期，嘉靖對文官的憎恨達到了極點，他非常喜歡看著文臣們鬥來鬥去。這個時期雖然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但明王朝面臨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危機，那就是倭寇問題，嘉靖時期也是明王朝僅次於萬曆的一個重要時期，因為嘉靖皇帝御極45年，僅次於萬曆皇帝的48年，這45年也是明朝黨爭開始和各種社會矛盾開始爆發的45年。嘉靖的繼任者為隆慶皇帝，隆慶普遍被認為是一個無能且受人操縱的皇帝，但這只是表象。隆慶皇帝雖然安居在幕後，但隆慶的七年時期是中國明王朝政府政治決策最好的七年，它能夠跟宣德、弘治相媲美。隆慶皇帝有著尋常人看不出來的政治運作藝術，他能夠在不做任何事情的情況下達到一切政治目標，並使得帝國安靜、寧和，不再那麼無聊的吵鬧。隆慶時期我們還可以看出朝中清流的虛偽與狡詐，為了達到目的，清流也是不擇手段，在隆慶死後，這種寧和、安詳的氛圍便不復存在了，他被自以為是的張居正搞得一團糟。萬曆朝是明代最重要的一個朝代，這不僅僅是因為萬曆是明代御極時間最長的一個皇帝（48年），而是因為這是中國農耕文明的巔峰時代，所有的指標在這個時期達到了臨界點。資本主義僱傭關係開始出現，無產階級運動正式發端，工會組織開始形成，基督教傳入中國，啟蒙思想進一步發展，白銀成為唯一流通的貨幣，市井文化進入成熟，海外貿易空前活躍，黨社運動在民間蔓延，參政群體日益擴大，輿論開始民間化，士大夫的活躍也達到了歷史的頂峰，皇帝與文官的矛盾更是空前激化，商業文明與農耕文明的矛盾同樣空前尖銳，所有這一切都將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上演。萬曆皇帝跟明代的大多數皇帝一樣並不是一個有為的君主，這正像我們前面講的，政治的發展使得帝國日益依靠嫻熟的官僚和平衡的體制，而不再是君主的個人意志，無論君主在這裡扮演何種角色，最終要麼將問題弄糟，要麼就是無功而返。朱元璋的強大個人能力都未能對歷史產生任何改變，更別說後世的君主，所有這一切又都只能在循且中度過，這種循且最終會導致整個國家或政權都無法運轉，而這個時候皇帝與官僚的矛盾又會突出出來，皇帝這個時候的專制絕不是胡來，而是為了這個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又將看到許多人虛偽的嘴臉。萬曆皇帝10歲登基，前十年外廷有張居正，內廷有李太后、馮保。當張居正死後、馮保被貶黜、李太后不再管事的時候，皇帝發覺自己仍然無法親自實施政務，因為有個強大的官僚集團在前面，皇帝只用執行禮儀上的問題即可，但他漸漸的發現單純的垂衣拱手也是不可，因為君主考慮的整體，而官僚考慮的局部，我們是個複雜而龐大的農耕國家，不能像英國那樣完全將權力交給士紳去打理。所以，我們看到萬曆後期皇帝與官僚們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從萬曆中期帝國出現了一個新的流派——東林黨，這個黨派的特點是抵制一切非本黨人士，他們蹦的很高，拿道德文章替自己塗脂抹粉，更為要命的是這個黨派的成員大多出身於縉紳和資產階級家庭，他們自然要代表本團體的利益，萬曆增加商業稅收的命令遭到了這個黨派的一致抵制，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柔性革命在帝國已經成功。這個黨派的結局並不好，在下一個朝代，在魏忠賢的打擊下他們集體噤聲，魏忠賢死後他們又死灰復燃，並最終將帝國推向滅亡。滿清入關後，他們很快跟這個新興的政權合作。所以，對於他們來說，實際上並無國家、民族和道德的觀念，所關心的只是團體的利益。在萬曆的晚期，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各部，在這個過程中，帝國並沒有進行干涉，其原因在於努爾哈赤對帝國表現的十分恭順，萬曆也希望他能夠約束其他部落不要對明朝邊境實行騷擾，但當連年的雪災、荒災沉重的打擊這個可憐的部落的時候，以及明廷加大對女真各部經濟封鎖的時候，情勢已經不再那麼美妙。在飢餓和絕望面前，努爾哈赤開始鋌而走險，這種鋌而走險無疑是成功的，在幾十年後因為他的絕望而建立了一個新的帝國。萬曆時期雖然有三大征，但拋去朝鮮戰爭不說，另兩場戰爭是由於地方官吏的挑撥而導致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萬曆朝的武功也要大打折扣。我們推崇萬曆，是因為這個偉大的時代，這個時代既有慣性的推進，但跟皇帝的鬆散管理和廣闊的心胸也不無關係。萬曆王朝是本書的描寫重點，而我們的講述也主要放在國本之爭上，這是萬曆朝的一件大事，體現了本朝的政治特點和官僚矛盾，而在這件事情的背後是整個帝國潮流的涌動。當萬曆死後，他的可憐的長子朱常洛終於登上了皇位，但身體不好的朱常洛只上任一個月便死掉了。他的長子朱由校登上了皇位，在朱由校主政的最初日子裡，重返朝政的東林黨繼續糾住三案不放，將三案矛頭向萬曆和鄭貴妃身上扯，這不僅引起了朱常洛的憤怒，也引起了朱由校的憤怒，東林黨的表演再次弄巧成拙。天啟四年是天啟王朝的分水嶺，從這一年開始，皇帝開始任用一些新的官員來排斥東林黨人，也就是從這之後，皇帝開始隱居在幕後。天啟王朝是意志決絕的，它至少沒有像崇禎王朝那麼看起來散亂，皇帝仍然堅持徵收商業稅，另外，君臣保持了空前的團結，它不像前幾朝那樣嘰嘰喳喳。天啟皇帝的治國手段是高明的，他以很小的代價就實現了嘉靖所期待的那種治國效果，既沒有讓群臣爭來爭去，也沒有讓群臣罵來罵去，萬曆朝的那種混亂局面一下得到了安寧。天啟的繼任者是崇禎皇帝，在崇禎手裡帝國最終進入無法挽回的境地，這一方面是因為自然災害的加重，另一方面是由於崇禎皇帝混亂無序的性格。崇禎皇帝最初想重用東林黨人，當他發現這個黨派排除異己的時候，他便開始任用新的陣營的人。在溫體仁、周延儒的輔助下，中樞保持了穩定，但對於一般人事任用，皇帝顯得急躁而混亂。朱由檢漸漸地發現了這些科舉出來的人大多只會夸夸其談，並無治國的才能，他便想打破這種科舉選才的制度，舊的體系被打破，新的體系又沒有建立起來，崇禎輕易用人，輕易罷人，其結果只能是越來越混亂。崇禎朝的最大問題是皇帝在一切問題上顯得急切而冒進，他不顧帝國已處於疲弱的狀態，一旦問題得不到解決，崇禎就會顯得急躁而不安，甚至會遷怒到他人。不僅如此，文官制度的那種僵硬性也不符合明末的實際情況，帝國的一些僵硬政策仍舊在執行，尤其是在跟滿洲人議和問題上。所有人都不願意為一些靈活的政策而再負責任，這其中包括好面子的皇帝。由於1644年清兵入關後，清政權控制的還只是黃河以北，所以南京的弘光政權仍然是一個全國性的政權，再加上大明王朝是兩京一十三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明朝的末代皇帝乃是弘光而不是崇禎。當北京城失去後，南方的官員以及逃到南方的官員扶植萬曆的孫子朱由菘登上皇位，但此時那種能夠穩定局勢的文官政治已經不復存在。更加激烈的黨爭開始，破產的財政使得帝國失去了軍隊的指揮權，軍閥政治重新出現，而帝國也並沒有鼓勵地方豪強參與鎮壓農民軍或者抵禦清兵，實際上無論是農民軍還是清兵來的都很迅猛。南方的弘光政權是渙散的，雖然在此之後又建立了隆武、紹武、永曆政權，並維繫了十七年，但這一切都已經毫無意義。當時間進入晚明，財富日益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帝國的徵稅權被這些新興的資產階級分子所抵制，再加上延綿70年的北半球氣候冰河期，加上過度的商業化導致糧食減產，這些都使得明王朝的繼續已經不可為。但實際上最根本的問題還是那種儒家思想的死結禁錮了帝國，它甚至需要引入部落民族的新風或者西方的某種主義來破解晚明迷局。以上內容來自阮景東《明朝時代——別樣視角正論明朝三百年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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