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及身而絕章太炎

　　一

　　章太炎是近代中國最複雜的人物，很難給他劃類別、貼標籤。中年以前他簡直一天比一天激進，中年以後卻似乎一天比一天保守。他曾經是追隨康梁變法維新的改良派，後來卻對康有為及其政治主張冷嘲熱諷、口誅筆伐。他曾經是明星式的革命先知，後來卻與革命領袖孫中山糾紛不斷、衝突不止，革命勝利後被孫氏及其「革命事業接班人」誣為「反動學閥」、「反革命」。他曾發表最激烈的「反滿」、「仇滿」言論，為「排滿革命」提供了堪稱完美的學理表述，卻在革命爆發之際立刻改口「滿族亦是中國人民」，且至死以含「排滿革命」之意的青天白日旗為篡僭、以寓「五族共和」之意的五色國旗為正宗。他早年曾因「深惡長素孔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實為「五四」以來長期反孔思潮之奪路前鋒，他甚至無端編排出「田常弒君，實孔子為之主謀」、「老子征藏故書為孔子所詐取」等荒誕不經的故事，到晚年卻又追悔莫及、真誠自責，承認當年「詆孔」言論為「狂妄逆詐之論」（文革初期章太炎因「晚節不終」竟被紅衛兵暴徒掘墓拋屍，到文革後期批林批孔時卻又因其早年曾率先「批孔」而獲得「法家」、「旗手」的「光榮稱號」）。……按以上種種，如果章太炎也有所謂「人事檔案」，其「政治面貌」一欄，恐怕是沒法子填的。

　　在旁人的眼裡，章太炎是一個角色錯亂的人：在儒門裡他是憤世狂狷的道家，在道家裡他是心向大乘的佛徒，在佛徒里他是仗義挺劍的俠客，在俠客里他是博古通今的國師。在改革家中他最革命，在革命家中他最博學，在學問家中他最熱衷政術，在政治家中他最鍾情「國粹」，在國學家中他最多新思想，在思想家中他最為「瘋癲」。維新與守舊，革命與「反動」，大師與「瘋子」，文豪與莽夫，這幾對幾乎是相反的標籤，似可並排貼到他的身上。令人稱奇的是，在跨度極大、落差極高的角色之間，章太炎無需過渡即可轉換自如、遊刃有餘——真可以用得上魯迅贊其師的那句大話：「並世亦無第二人」。無論選定什麼角色，章太炎幹什麼象什麼，哪怕是做「瘋子」，其水平也是一流的——敢拿「至聖先師」開涮、向光緒皇帝尋釁、沖「革命先行者」發飈、對袁大總統撒潑，「發瘋」的層次之高，豈是凡夫俗子可比？

　　即便在自己的眼裡，章太炎的角色定位也模糊不清。因《蘇報》案而坐牢的時候，他寫過「上天以國粹付余」，大鬧總統府而被拘之後，他又寫「吾死後，中夏文化亦亡矣」，其民族使命感之強、文化自負感之高，幾可與孔曰「天喪斯文」、孟曰「捨我其誰」相比。由此可知，章太炎自認身份應為傳承中華文化之「學問家」無疑。然而，他又絕不願意只當一個純粹的學問家。每逢國家出事、政局變亂，他都會立刻丟下文化、拿起政治，把自己擺在醫國聖手的位置，高談闊論、肆意褒貶，以至於硬以雞蛋碰石頭，將身家性命連同上天所付之「國粹」都一併豁了出去，——直到把全國有分量的政客、黨棍們挨個兒得罪遍，直到把自己逼到牆角再無騰挪餘地。我們的太炎先生，可全然沒有德國大文豪歌德「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動心目，則黽勉致力於一種絕不關係此事之學問以收吾心」的鎮靜功夫。

　　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認為章太炎的真正理想不在文化、乃在政治，他一心要做「王者之師」。與章氏一生行跡相較，此論有幾分道理。但章太炎生不逢時，他踏破鐵鞋也未找到真正的「王者」。從他極端挑剔的眼光看來，「異種」光緒帝是「未辨菽麥」的「小丑」，孫中山是品行不端的「無賴」，黃興是扶不起來的阿斗，袁世凱是包藏禍心的惡棍，唯有半途革命的黎元洪廉潔奉公、愛國愛民，卻「絀於撥亂」，有王者之德而無王者之能。於是乎，章太炎只能回到書齋，以文化學術為生命與靈魂的依歸。

　　而在樸學、小學、經學、子學、史學、文學、佛學這些他爛熟於心的國學門類之外，章太炎卻自認醫學第一。此話並非自嘲，是他認真的自我總結。只怕懂醫的、不懂醫的人們都很難同意——雖然章氏出身於「三世皆知醫」的世醫之家且本人十分精通古代中醫典籍。看來，章太炎既不是一個易為他人所理解、所同情的人物，於自知之明方面，這位大學者也是大有瑕疵的。

　　二

　　章太炎的與眾不同不是單向度、而是「全方位」的：從言談到舉止，從形貌到內心。且幾乎達到「令人駭怪」的程度。所謂「特立獨行」、「徑行獨往」，所謂「忤時違眾」、「矜奇立異」，所謂「出語驚人」、「好為高論」，所謂「依自不依他」，章太炎是也。

　　與章太炎同時代的「體制外」大名人——如康有為、孫中山、梁啟超——也都頗異於常人，或才識過人，或膽略超群，但仍有平凡人庸常生活的一面。比如，孫中山重儀錶、愛美女，康有為喜舒適、好虛榮，梁啟超特別疼愛他的一群兒女。但章太炎不然，他是個缺少常人情趣的人。他蓬首垢面，衣衫不整，性情古怪，生活單調，清心寡欲，言行奇特。他吃菜只吃最近的一盤，衣服可以一年不洗。總而言之，他是個「徹底」的怪人。

　　章太炎的奇聞軼事特別多。比如說，他總是記不住自家的地址，卻記得某人某言在《漢書》或《十三經註疏》的哪一頁；他說文論史不假思索，引經據典信手拈來，日常生活卻丟三落四、一塌糊塗；他半夜醒來憶及某書某事即起床查書，翌晨僕役進室洒掃見其持卷獨立、呆若木雞，必驚呼「老爺，你沒穿衣！」他完全分不清貨品價格之高低，卻十分樂於親任出納天天數錢。

　　胡適日記里也記著一件章太炎的「怪事」：民國元年章太炎被袁世凱封了官，任「東三省籌邊使」，他到北京找到國務院秘書陳仲恕，要求借外債六百萬，請轉致袁總統批准。問其為何借款，章答，「老實對你說罷，我可得六十萬回扣。」還說，「黃興、孫文都可以弄許多錢，我為什麼不可以弄幾個錢？」陳仲恕不肯代達，章太炎生氣而去。第二日梁士詒（總統府秘書長、袁的「財神」）答應送他兩萬元，章嫌少，大怒：「我不要你們的狗錢！」到第三日，他又主動寫信要一萬元，全不提前兩日之事。

　　這樣的一個人，若非天才，必是瘋子。而章太炎似乎二者得兼，在某些領域他是天才，在另一些領域他稀里糊塗、不明所以。他早年患過癲癇，致科舉之途斷絕，而他的「瘋癲」卻不是生理性的。他曾自稱「神經病」，而他所謂「神經病」，則是指執著於革命大業而不計功名利祿，約等於「毫不利己，專門革命」，他以做這樣的「神經病」而自豪。「章瘋子」的外號更曾舉國皆知，民國初年，同盟會方面的報紙《民權報》、《民強報》、《民立報》、《民主報》只要提起這位「同盟會的蟊賊」、「狗彘不食之章炳麟」，必以「瘋子」之稱大相譏諷，揶揄挖苦不遺餘力。——幸虧革命黨的《革命方略》未成現實，否則，若實行起「革命軍政府」之「軍法之治」，背叛革命黨的「章瘋子」恐怕在劫難逃。

　　三

　　章太炎「七被追捕，三入牢獄」，魯迅譽之為「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其實，對於「後哲」或「後生」，章太炎是絕不宜當榜樣的。他的行事風格過於怪異，別人不一定願意模仿，也多半模仿不了。比如「三入牢獄」，就基本上是自找罪受，常人不會做出同樣的選擇。那場轟動一時的《蘇報》案讓章太炎成為人所共知的「革命家」，但原本地方政府和租界當局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負責查案的江蘇候補道俞明震私下找吳稚暉放風，提醒他們快跑，陳范（《蘇報》老闆）、蔡元培、吳稚暉、章士釗都跑，章太炎偏要效譚嗣同「必流血，自我始」。他內心裡以坐牢為莫大光榮，甘願犧牲一己自由而為「排滿革命」鋪排聲勢、推波助瀾。可是他不僅自投羅網，還招敬愛他的好友鄒容去自首（章太炎、章士釗、張繼、鄒容四人為結義兄弟，章太炎與小他17歲的鄒容感情最要好），結果受盡印度籍獄卒的虐待折磨，致鄒容庾死獄中，章太炎為此抱憾終生。

　　第二次是在日本入獄，因為拒繳東京法院對《民報》一百多日元的罰款，被警署拘捕，「將以役作抵罰金」。這也不是常人的選擇。拿錢贖他的卻不是革命黨，而是他的學生許壽裳、龔寶銓。那時，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不足自資」，主編章太炎幾乎斷炊，靠啃麥餅充饑，「專任籌款」的孫中山先生卻因曾與章太炎衝突而不施援手，「忝為盟長，未有半銖之助」，且阻撓陶成章赴南洋為《民報》集資，並在南洋另辦《中興日報》以排擠《民報》。此事激怒了章太炎，所以，當日本政府欲封禁《民報》，他便以自投牢獄的極端方式表達對革命戰友的失望和對孫中山的憤慨。

　　第三次入獄則是因為怒闖中南海，在總統府接待室里大打出手、摔碗砸物，被袁政府軟禁。民國伊始，章太炎與同盟會、孫中山因「倒孫風潮」之舊怨、陶成章被殺之新仇而鬧僵（在光復會領袖陶成章被陳其美、蔣介石暗殺後，黃興曾私下透露章太炎亦在暗殺名單之中，因黃興干預才得免禍），他本來政治立場鮮明：反孫黃、擁袁黎，但宋教仁被刺身死之後，章太炎聽信孫黃一面之詞，認為宋為袁世凱所害，從此又與袁反目成仇、勢不兩立（宋是章好友，且宋之才識被章譽為「江左夷吾」）。被袁軟禁期間，章太炎每日瘋言瘋語，專以辱罵、詛咒袁世凱為樂事。而袁世凱卻不予理會，給章月奉五百元（略高於一流教授的工資），配給成群的警員作僕役，且令警員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毀物聽便、毀完再購。章太炎出門坐轎，竟由軍政執法處長陸建章親自騎馬護送（在極講資歷的北洋系，陸建章是與段祺瑞、馮國璋同一輩分的人物。此人也是後來的風雲人物馮玉祥的「貴人」），由此可見袁世凱待章太炎絕非苛刻。袁世凱曾對人說，「彼一瘋人，我何必與之較真？」（註：在章太炎因「偽《民報》事件」攻擊孫中山「密受外賄」、「乾沒巨款」、「賣國賣友」時，心地善良的黃興也曾說過與袁世凱類似的話勸慰孫中山：「弟與精衛等商量，亦不必與之計較，將來只在《民報》上登一彼為神經病之人，瘋人囈語，自可不信。」）袁世凱死後，章太炎不再罵袁，反說袁是個好人。若干年後他說：「袁世凱亦自可人，當余戟手痛罵時，乃熟視若無睹。近人聞有詬言，輒惡之欲其死，孰敢面短之，況痛罵耶？」所謂「惡之欲其死」的「近人」是指蔣介石。蔣介石自然是容不得別人惡語謾罵的，哪怕那個人是大名鼎鼎且「瘋頭瘋腦」的章太炎。不過，蔣介石再不濟，章太炎仍得以善終，章在臨死前對立志抗日的蔣先生已有所諒解，章死後國民政府也頗為大度地下達了「國葬令」。若換了我們的「人民領袖」毛澤東，管你是學富五車的「章瘋子」還是才高八斗的「康聖人」，若不服改造、亂說亂動，定叫你生不如死、死無完屍。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若有誰真敢以章太炎「三入牢獄」為「後生的楷范」，那豈不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百年以來我國最高當權者的人品修養與政治度量，畢竟以差強人意的袁世凱為最佳，這真是太炎先生之萬幸，亦是「後生」們之大不幸。

　　四

　　章太炎自視甚高，個性極強，脾氣特大，故不易相處，難於共事。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也難得與他善始善終。在精神氣質上，他是獨行俠，絕不適宜於壁壘森嚴的「組織生活」，亦不適宜於冠冕堂皇的「體制內」生存。但他自己似乎未能意識到這一點。

　　在《時務報》，他因譏諷康有為而與曾經惺惺相惜的梁啟超不歡而散；在武昌，他因「時有欺君犯上之辭」而被延攬他的張之洞、梁鼎芬掃地出門；在愛國學社，他因瑣屑之事而與吳稚暉結下終生不解的私怨；在台灣避難，他因抨擊日本人壓制台灣人而被收留他的《台灣日日新報》驅逐；在同盟會，他因譴責孫中山接受並隱匿日本政府贈款等事而致革命黨由內訌至分裂；在他親手創建的統一黨（民國第一個政黨），他因不願「為人傀儡」而視黨如無物，黨亦棄他如敝屣；在袁政府，他興沖沖奔「籌邊使」官職而去，三個月後即因諸事不順鎩羽而歸；在「護法軍政府」，他因與孫中山、唐繼堯等「人心不同，難與共濟」而剃度為僧，黯然北返。

　　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國學大師章太炎還是個動不動就揮拳動腿與人打架的莽夫。他在《時務報》被梁作霖（梁啟超的弟子）率眾毆打，在《正學報》被梁鼎芬當眾「杖擊」，在愛國學社被章陶炎（章士釗的弟弟）打過耳光，在《民報》社被劉師培夫婦毆打。而被章太炎賞以老拳、手杖的則有張繼、黃興、曹亞伯等人。關於章太炎打黃興，1912年北京《民主報》有回憶文章說，「（《民報》被封后）太炎擱筆，飯碗為碎。……太炎則貧如乞兒，夜不得食，乃日迫克強先生，一言不合，輒以盥器遙擊，克強先生額為之破」。所有打的、被打的，其實都不是外人，而是曾與章太炎要好的同事、同志、學生、朋友、兄弟。在這些個糾紛中，誠然也有路線、立場、觀點上的分歧，但更多的則是性格、脾氣、個人恩怨上的衝突。

　　章太炎不是謙謙君子，對於自己所反對的人和事，他是疾言厲色、不依不饒的。他罵起人來言語犀利，氣勢非凡，沒有幾個人能夠招架得住。在這方面，乃徒魯迅可謂得其真傳。師徒二人都是寫「鬥爭文章」的一流高手，都是嬉笑怒罵、夾槍帶棒，「所向披靡、令人神旺」。一個是用艱深古奧的文言文「鬥爭」，另一個是用晦澀凝練的白話文「鬥爭」，而凌厲激烈、陰冷刻薄、詼諧老練、針針見血，則二人一脈相承。魯迅文風頗肖章太炎，正如胡適性情略似梁啟超。

　　章太炎文風之犀利可舉幾副對聯為例。他罵康有為的「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取自《左傳》和《論語》，顯「有」、「為」二字，隱「妖孽」、「賊」三字，用典巧妙，對仗工整，簡直令人叫絕，卻失之於刻薄。他借追悼川籍革命烈士之機大罵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所送輓聯為：「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龍蟠虎踞，古人之虛言」，對革命黨人為爭權奪利而暗殺老同志、損害新國家極表憤恨。孫中山死後他寫了兩副輓聯，一為「舉國盡蘇聯，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一為「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初萌，江表豈曾忘襲許；南國本吾家舊物，怨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責備孫中山不該與蘇聯結盟、搞個人崇拜、分裂國家、策動北伐。他這幾副輓聯與他「三民主義是媚外主義、黨治主義、民不聊生主義」的名言一樣精彩，可是，人家正辦喪禮，他偏要趁機損人，似有失厚道。至於他罵吳稚暉的「善箝爾口，勿令舐癰；善補爾袴，勿令後穿」、「門下小吏，校內洋奴」之類，倒是痛快淋漓，將吳罵得狗血噴頭，卻少了些大家風度，算不得什麼好文章（魯迅偏偏最喜愛章太炎這類文章）。

　　五

　　章太炎是一個缺少魅力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的盟友和戰友差不多最後都變成了他的敵人。但他是一個頗為成功的教育家，「五四」前後章門弟子已經大成氣候，在各家大學裡安營紮寨，很有勢力。章太炎到北方講學，必有一群執弟子禮的著名教授侍立兩側，恭敬如儀。在那個年代，做名教授比做大官的公共形像要好，所以，章太炎講學的排場，雖比不了官家威儀，其實也很顯赫。不過，章太炎的不少弟子卻站到了激烈反儒家、反傳統、反國學、乃至反中文、反漢字的立場上，恰與章太炎保存國粹、傳承國學的態度相左。

　　魯迅是章門弟子中最出名的一位。1936年10月，臨死前的魯迅寫過兩篇回憶章太炎的文章，《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後一篇尚未寫完，魯迅就溘然長逝。畢生戰鬥的魯迅不是在與「文壇鬼魅」的對戰中結束其戰鬥生涯，卻是在對太炎先生的溫情懷念中猝然過世，這很令人感動。然而，魯迅對其師的評價卻並不中肯。

　　魯迅寫道：「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的還要大。」又說：「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而之所以在東京去聽章太炎講國學，也「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魯迅的意思是，章太炎的不朽價值僅在革命，革命之外，其學術貢獻則無關痛癢，可以忽略不計。這自然不是公允之論。

　　大概，魯迅也並沒有說實話。據周作人回憶，魯迅去聽章太炎講課有其實用目的，而不完全因為章太炎是「有學問的革命家」。當時魯迅正在翻譯「域外小說集」，且兄弟二人計劃辦一本文學雜誌，聽《說文》、《爾雅》是為了使自己的文字功底更牢靠紮實。事實證明，「餘杭章師」也確實幫他達到了這一目的，儘管魯迅不願意承認。所謂「一句也不記得了」絕不可信，在《在鐘樓上》魯迅寫道，「記得（太炎）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字是女性生殖器」，——他分明是「記得」的。章太炎曾無中生有編排孔子與老子的糾葛，魯迅不僅「記得」，還寫到了小說《出關》里。

　　魯迅對晚年章太炎多有責備和嘲諷——雖然這責備和嘲諷也全都是善意的，他說，「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還有所謂「既離民眾，漸入頹唐」的指責。在《復古與趨時》一文中，魯迅也對晚年章太炎作過「拉車屁股向後」的嚴厲批評。至於「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執贄願為弟子者綦眾，至於倉皇制《同門錄》成冊」，這就純粹是對章太炎的嘲諷了（註：章氏《同門錄》未錄入鼎鼎大名的魯迅，魯迅是不大高興的。錢玄同曾為此致信魯迅為乃師辯解，大概是說事太急沒想起，即「倉皇」之意。此事可說明魯迅以做太炎之徒為榮，而太炎卻不以魯迅之師居功）。

　　魯迅所謂「和時代隔絕」、「漸入頹唐」、「拉車屁股向後」，除了「退居於寧靜的學者」、「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這些「白圭之玷」外，政治上的過錯大概是指章太炎熱心參與督軍們的「聯省自治」和「打倒赤化」。這些事當然也全都以失敗告終，因為章太炎所依靠的是日薄西山靠不住的北洋軍閥，所得罪的卻是蒸蒸日上得罪不起的國共兩黨。除此之外，章太炎實在沒有做過任何有害於國家、有害於「時代」的事情。倒是那個「時代」很夠嗆，有些神經亢奮，只見一代更比一代強的政治激進主義，卻不願善意對待一個失敗了的老一輩革命家的文化保守主義。「五四」勝利了，「北伐」勝利了，民國易幟了，黨國成型了，於是，章太炎只好進一步「落伍」下去，淪落為「中華民國遺民」——他只承認先前那個有約法、有國會、有總統、有內閣的已經消逝的中華民國，至死不承認後來那個以俄為師、以黨治國、只有軍事委員長和國府主席卻沒有大總統和內閣總理的中華民國。

　　而魯迅所尊敬和佩服的只是早年的、革命的、鬥爭的那個章太炎，所責備和嘲諷的則是晚年的、保守的、「頹唐」的那個章太炎。對於「先前的見於期刊的鬥爭的文章」在「手定」的《章氏叢書》中「竟多被刊落」，魯迅甚感可惜：「由我看來，其實是吃虧，上當的，此種醇風，正使物能遁形，貽患千古」。魯迅所可惜的，是章太炎故意埋沒了自己那些「攻戰的文章」，便宜了吳稚暉之類「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的「文儈」。看來，晚年漸趨平和的章太炎與仍舊斗得性起的魯迅確已有了「代溝」。晚年的章太炎不僅政治上「落伍」了，其性情也已大變，他變得溫和了，對昔日「駁難攻訐，至於忿詈」的「攻戰文章」寧願自棄，正如他對早年因「政治挂帥」而「詆孔」感到追悔莫及。此時的章太炎無疑是對的。象《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那樣的誅心檄文，象批鬥吳稚暉那樣的罵街雄文，即便真的能夠把對手批倒批臭了，又能有多大的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好文章之好在於記錄經驗、傳承文明，在於傳情達意、說事論理，非止「鬥爭」而已。

　　六

　　晚年的章太炎是痛苦的，他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接連發生了，他最希望發生的事情全都沒有發生。作為革命家，他是失敗者，在革命勝利之後不久他就被革命所拋棄，此後更被一波接一波的繼續革命所擊倒。作為學問家，他也是失敗者，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他所精通的那一套學問已經被掏空了根基，而且不久就變成「腐朽沒落」的代名詞。

　　胡適曾斷言章太炎的文章「及身而絕」。今天絕大多數的大中學生早已不讀、也讀不懂章太炎的文章，可見胡適之言不虛。章太炎離我們的「時代」已經實在很遙遠。「及身而絕」的又似乎不僅是章太炎的文章，還有更多的東西。魯迅曾經告誡，不要把孩子和髒水一起潑掉。然而，還有比把孩子和髒水一起潑掉更糟的事情，那就是把髒水當寶貝留下，把孩子當禍害潑掉。近百年來、尤其是近六十多年來，我們中國人干過不少留下髒水潑掉孩子的事情。比如對於那位「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他身上很多珍貴的好東西早已被無情拋棄了，而另一些不太好的和很不好的東西，則被一些掌握了政權的人們和一些霸佔了話語權的人們隔代繼承且發揚光大了。

　　2010-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