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曾提醒林彪 要防止部隊被張國燾吃掉

聶榮臻：功勞是大家的，責任是自己的

聶榮臻是偉大的無產階級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的老黨員，曾任中央軍委參謀長、紅一軍團政治委員、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政治委員、華北軍區司令員、北平市市長、代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作為開國元勛，他參加過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參與指揮了平型關戰鬥，組織指揮正太、清風店、石家莊和平津戰役，推動了北平和平解放；作為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奠基者和拓荒者，為我國國防尖端科技特別是「兩彈一星」事業的發展，創立了不朽的功勛；作為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的革命思想和崇高風範，永遠是共產黨人學習的楷模。

原則性的分歧必須討論清楚

聶榮臻是個原則性很強的人，他說：「真正原則性的分歧，必須討論清楚，是與非要明白。」堅定的黨性立場和憎愛分明的是非觀念，使聶榮臻在重大歷史關頭保持政治清醒，旗幟鮮明地站在正確路線的一邊。

1935年1月，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聶榮臻堅定地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聶榮臻認識到，長征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必然結果，長征開始後繼續這種「左」傾冒險主義，渡過湘江，中央紅軍只剩下3萬多人。「只要毛澤東同志的主張得勢，革命就大發展；反過來，如果王明路線佔上風，革命就受挫折，紅軍和根據地老百姓就遭殃。」

這是聶榮臻反思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以來黨和紅軍屢受挫折得出的一條基本結論。長征路上，聶榮臻冥思苦想：為什麼不能讓毛澤東出來領導？這時，因負傷坐擔架的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明確提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須改組領導，讓毛澤東出來領導。王稼祥的想法與聶榮臻不約而同。遵義會議前，教條宗派主義者也想爭取主動，積極向中央領導同志和紅軍高級將領遊說。聶榮臻回憶說，會前和會議中，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共青團中央書記凱豐「三番五次找我談話，一談就是半天，要我在會上支持博古，我堅決不同意。我後來聽說，凱豐向博古彙報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

聶榮臻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贊同對「左」傾軍事路線的批判，擁護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請毛澤東出來領導。對今後行動方向，聶榮臻和劉伯承建議：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因為四川條件比貴州要好得多。會議接受了這一建議。歷史證明，聶榮臻選擇支持毛澤東是正確的。

幾個月後，聶榮臻又一次面臨新的重大是非的考驗。那是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合之後。這時，中央紅軍只有1萬多人，而張國燾帶領的紅四方面軍共8萬餘人。憑著槍多勢眾和在黨內的資歷，張國燾想當領袖的野心急劇膨脹。他既瞧不起原中央臨時總負責博古，對遵義會議後產生的新的中央領導也不「買賬」。

兩河口會議結束的第二天，聶榮臻就發現張國燾圖謀不軌。那天，張國燾突然請聶榮臻、彭德懷去吃飯。這引起了聶榮臻的警惕。聶榮臻回憶說，席間，他東拉西扯，開始說我們「很疲勞」，稱讚我們「幹勁很大」。最後說，他決定撥兩個團給我們補充部隊……從張國燾住處出來，我問彭德懷同志，他為什麼請我們兩人吃飯？彭總笑笑說，撥兵給你，你還不要？我說，我也要。往下我沒再說下去，因為我那時腦子裡正在打轉轉。

在這些籠絡感情的鋪墊之後，張國燾就派紅四方面軍政治委員陳昌浩向聶榮臻展開攻勢。一天，聶榮臻、林彪在右路軍總指揮部開會後，陳昌浩把聶榮臻留下，說還有事情談。陳昌浩的談話明顯是動員聶榮臻站出來反對毛澤東，否定遵義會議和會理會議。聶榮臻的回答沒有如張國燾所願。

聯想到張國燾的「請客」和陳昌浩的「談話」，聶榮臻頓感事情嚴重，他提醒林彪，要防止紅一軍的部隊被張國燾吃掉。當時張國燾有一個方案，要把聶榮臻調到三十一軍當政治委員，把林彪調到另一個軍當軍長。林彪不以為然，反說聶榮臻有宗派主義。兩人都動了氣。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作夏洮戰役下一步行動問題的報告，提出主力要積極佔取以岷州為中心的洮河流域東岸，然後向陝甘發展。列席會議的聶榮臻完全擁護毛澤東的報告，認為張國燾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荒僻地區的主張是錯誤的。鑒於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錯誤，9月20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聶榮臻出席這次會議，他在發言中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對此次事件的處置，及毛澤東同志的報告。如果不這樣處置，我們就要做張國燾的俘虜。」

政治食糧和吃飯一樣重要

作為高級軍事指揮員，聶榮臻特別重視發揮政治工作的優勢。在回憶錄中，他用很大篇幅闡發做政治工作的體會。聶榮臻十分讚賞斯大林關於政治工作的名言：「知道自己為了什麼而鬥爭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他說，那時敵強我弱，我們的裝備和火力都遠不如敵人，在人數上，敵也數倍於我。我們之所以能打勝仗，除了靠正確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避實以就虛之外，主要靠壓倒敵人的士氣。士氣從哪裡來？靠廣大指戰員的階級覺悟，知道為何而戰。這就要靠政治思想工作，靠平時經常的、基本的和時事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戰場上強有力的宣傳鼓動工作。基於對政治工作強大威力的深刻認識，不論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還是軍隊進行正規化現代化建設時期，聶榮臻始終要求加強政治工作，並善於從政治上觀察和處理問題。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對日正面戰場取得的第一個勝利--平型關戰鬥，政治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戰前，日軍大舉侵犯中國內地，揚言「三個月解決中國事變」，國民黨正面戰場部隊屢屢後撤。9月上旬，日軍第二十一旅團突然出現在平型關附近，並打垮晉軍劉奉斌師。如果任日軍突破內長城，染指雁門關或太原，國民黨整個第二戰區抗戰形勢將不可收拾。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被迫立即著手部署平型關會戰。經周恩來、彭德懷同意，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擔負側擊向平型關前進的日軍的任務。時任副師長的聶榮臻考慮到，當時日軍氣焰囂張，友軍銳氣盡失，這一仗事關軍威民心，非同小可。他建議利用平型關有利地形，居高臨下，伏擊氣焰囂張的敵人，打出八路軍的威風，給全國人民的抗戰情緒來一個振奮！

在做好戰鬥準備之後，9月24日，召開了全師營以上幹部戰鬥動員大會。師長林彪宣布了作戰部署。聶榮臻進行了政治動員，強調為什麼要打這一仗？為什麼必須打好這一仗？他說，這一仗必須打勝！在「恐日病」和「亡國論」到處流行的時候，黨中央和全國人民都在企盼著八路軍出師後的第一個捷報。中華民族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考驗，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擔當起救國救民的重任。我們面對的是武器精良、訓練有素的日軍第五師團，在日軍中頗有名氣，等待我們的將是一場惡戰，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作戰動員使指戰員群情激奮，紛紛表示殺敵立功。這場戰鬥進行得異常慘烈。

透過望遠鏡，聶榮臻看到經過武士道訓練的日軍雖然失去指揮，仍進行頑強抵抗。八路軍指戰員前仆後繼，連傷員也與敵人傷兵扭打在一起，互相用牙齒咬，用拳頭打……清理戰場時，人們發現有位戰士與敵人拼刺刀時，雙方的刀同時刺向對方胸膛，一齊倒在血泊中。這場血戰以殲滅日軍1000餘名而結束。平型關戰鬥的勝利，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威。毛澤東於次日致電朱德、彭德懷，「慶祝我軍的第一個勝利」，稱讚「平型關的意義正是一場最好的政治動員」。

1940年8月，聶榮臻指揮晉察冀軍區在正太、津浦、平漢、北寧線等鐵路線進行破擊戰，使日軍的交通樞紐陷於癱瘓。戰鬥中，三團一營的戰士救起了兩個日本小女孩，大的五六歲，小的還在襁褓之中。她們的父親--井陘火車站的日本副站長，受了重傷，經搶救無效殞命；她們的母親也在戰火中死亡。部隊從戰火中救起她們的時候，那個不滿周歲的女孩傷勢很重，經我軍搶救脫離危險。像這類事情在戰爭年代是很多的。但聶榮臻得知後，卻沒有簡單地處理，而是從政治的高度看待這個事情。他認為，雖然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大罪，但「孩子是無辜的」。於是，他命令部隊將兩個日本小女孩送到戰地指揮所。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並恢復健康後，聶榮臻決定將她們送回去。那天，聶榮臻找來一名可靠的老鄉，讓他把兩個日本小女孩送到石家莊的日本兵營。為防止孩子在路上飢餓啼哭，他特意準備了各種食品。聶榮臻還專門給日軍寫了一封信，介紹兩個日本小女孩被救的經過。多年後談起此事，聶榮臻說：為什麼要寫這封信？我是這樣考慮的：我們進行抗日戰爭，這中間不只是打仗的問題，還要注意不失時機地對敵軍進行政治工作。這一點非常重要，它涉及到軍心的問題。

正如聶榮臻所想的那樣，此事在日軍中產生很大震動。一些日軍官兵知道此事來龍去脈後，非常感動和慚愧，更加認識到了侵華戰爭的罪惡。他們專門複信聶榮臻，說八路軍這樣做，他們很感謝。

1980年5月2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解放軍報社副社長姚遠方寫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裡？》一文，將這段故事公之於眾，引起了熱烈反響。日本媒體對聶榮臻在40年後還記掛著日本小姐妹十分感動，很快就找到當年的姐姐--住在日本宮崎縣都城市的美穗子。隨後，中日友協盛情邀請美穗子一家訪華，年過八旬的聶帥於1980年7月14日在北京接見了美穗子一家。此事成為中日友好的又一段美談。 不可以一天沒有精神食糧

關心國家大事，是聶榮臻畢生的追求。早在中學時代，聶榮臻就「一面讀書，吸收文化科學知識，一面從當時國內國外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變中，不斷地思考，尋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那個時期，對聶榮臻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一是袁世凱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部分條款和復辟稱帝，引發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聶榮臻和同學們參加焚燒日貨的行動，走上街頭，集會遊行，號召人民以抵制日貨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二是連年的軍閥混戰，把國家搞得四分五裂，落後不堪。多年後，聶榮臻聯繫青年時期對四川的感受，對毛澤東說，過去有人講過，「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要解決四川問題，可不簡單，不能掉以輕心。毛澤東聽後笑了起來。正是把國家興亡、民族復興與個人聯繫起來，懷著變革現狀的熱情，1919年歲末，聶榮臻遠渡重洋到法國勤工儉學，由此走上革命道路。

為了黨和人民事業戎馬一生的聶榮臻，晚年雖主動辭去所擔任的一切領導職務，但關心黨和人民事業的痴心不改。1986年7月30日下午，中央指定的黨的十三大人事安排五人小組成員王震突然來訪，徵求聶榮臻對鄧小平提出的十三大上他也全退一事的意見。對這一重大的問題，聶榮臻異常慎重，沉默了好一陣才緩緩說道：「我認為，現在是過渡期，局面還不穩，小平暫時還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參加常委會。他全退了，不當軍委主席，一旦有事，怎麼號令全軍？只有他能鎮得住。他在，軍隊就不會亂。所以，小平還不能全退。」送走王震後，聶榮臻為了鄭重起見，又委託秘書起草一份「備忘錄」正式上報中央，其中寫道，我總的想法是：我們黨要有自己堅強的領袖……現在，我們黨實際上的領袖就是小平同志。

他是眾望所歸，自然形成的，無論黨內外、國內外，一致公認他是我們的領袖。在當前形勢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問題，應該是繼續進。他的健康情況也允許他再領導大家奮鬥幾年。由於我們現在沒有黨的主席職務，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領導地位……當然，我們的事業還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兩三位年輕一點的同志也需要……人們對包括小平同志在內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賴，正是構成我們今天建設事業發達的重要因素。關於軍委主席一職，還是由小平同志兼一個時期好。當前大仗是一時難打，但自從宣布軍隊整編，裁軍百萬以後，基層思想很不穩定。如此時小平同志再退出，確實對穩定軍心不利。中央對聶榮臻的意見高度重視，最後形成了「四老全退」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鄧穎超、「三老半退」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的格局。

聶榮臻對軍隊建設有操不完的心。早在1983年，他就向中央建議，儘快恢復軍銜制。85歲那年，他又給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寫信，強調：「軍銜制是我軍正規化建設的一項重要措施……幹部評定了軍銜，有利於他們開展工作和提高責任感。」1988年，我軍終於恢復了軍銜制。

1991年9月，聶榮臻因心力衰竭住進醫院，經過兩個半月住院治療出院不幾天，再次出現心力衰竭徵兆。他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鑒於聶榮臻的病情，醫生告訴秘書，不得向聶榮臻彙報任何事情，不給他讀報、念文件、不聽新聞。聶榮臻得知後對秘書說，醫生的好意我知道。但我一輩子從事革命活動，怎麼能不知道不關心國家大事呢？再說，一個人的思維是不能停頓的，不想這件事，就想那件事。與其如此，還不如給我聽聽國家大事。這叫精神食糧，人是不可以一天沒有精神食糧的。在他再三要求下，醫生同意他每天上午聽讀報，下午聽念文件，晚上看電視新聞，每次都不得超過半小時。聶榮臻這種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為我們樹立了永遠的豐碑。

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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