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王者師與大丈夫
-------鮑鵬山
孟子是「亞聖」。從學問淵源上講，他也算是孔子的嫡傳。他受業於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而子思又是受業於對孔子思想「獨得其宗」的曾子，這就顯示出孟子的正統地位了。這正統地位，連野心極大用心極深篡位之欲極強的唐代韓愈都不敢有任何微詞。韓愈可是攻堅拔固的好手，他一路勢如破竹地向歷史進攻，連荀子都給他推翻了，並踏上一隻腳。但到了孟子跟前，也許看看孟子太強大，自己確實不是對手，也許自己已是強弩之末，只好打不贏就招安，馬上變出溫馴之色，對之頂禮膜拜，並在孟子身後給自己「敷座而坐」，擦擦頭上的虛汗，擺出一副自我作古的派頭，儼然在道統中有了一席之地。
但孟子的「亞聖」地位，是不靠嫡統，不靠韓愈式的自封，而是靠他對儒門的大貢獻。可以這樣說，在孔門的歷代弟子中，數孟軻先生最為有鬥志，有幹勁，有熱血，而又最無私心，無渣滓心，無勢利心。一句話，最無「小」心。
孟子之「義」
孔子談「仁」也談「義」，孟子談「義」也談「仁」，但兩者還是有側重點的不同。孔子重「仁」，孟子重「義」，所以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孔子講「殺身成仁」，孟子講「捨生取義」。「仁」「義」區別在哪裡？其實兩者本質並無不同，只是表現的地方不同。孟子就進行過區分，他說：「仁者，人心也，義者，人路也。」（仁，是人的內心修養，義，是人所遵循的正道）他又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是人安身立命之所，義，是人行事的正確法則）孟子把孔子的「仁」發展為「義」，表明他更注重對人外在行為的評價，這除了表明他更希望人把仁心表現出來，施及於人，也表明他更注重實際—— 一個人內心的真實思想我們是無從知道的，也無須知道，無須控制也無從控制，只要他外在行為合乎道德規範即可。所以，「義者，宜也」（義，就是行為適當）。所以，孟子的「義」比孔子的「仁」，更具體可行，操作性強。同時，「義」的評價比「仁」的評價也可行得多。評價一個人的行為是否「義」（適宜），總比了解一個人的內心是否仁德要容易得多，也可信得多。
義，對道德實踐者而言，也便於操作。要真正地在內心意志上達到聖人的境界談何容易？但約束自己的行為，或者說，在內心的欲求與「義」發生矛盾時，能剋制自己而屈從「義」，則較易做到。孟子可能是意識到，要求人人都有一顆聖賢之心，實在是一種妄想，現實一點的是，要人人都能對自己有所約束。應該說，孟子走的這一步，是使得不可企及的孔子人格理想走向大眾。大眾不可能人人在事實上成聖，但大眾可以通過自我約束，而過一種體面的生活。孔子的「聖賢」理想只能是一小撮精神貴族的追求，而孟子的「義」則有可能成為普遍的倫理道德規範。
如果說，孟子把孔子的「仁」從道德角度發展為「義」，那麼，從政治角度，他又將之發展為「仁政」，也就是他的「王道」。在這一點上，孟夫子可是為儒家學派立了大功。孔子也講過「仁政」，但對其內涵並沒有作詳細的說明，顯得空洞而浮泛，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操作層面，都沒有進行有說服力的論證。是孟子接過手，把這工作做完了，而且我們還得承認，他做得蠻出色。他把孔子的倫理思想演義為一整套的政治構想，完成了由學術向政治的過渡，學者成為政治幕僚，孟子也就自封為「王者師」。
這套理論，使得學統、道統與政統融合無間，從而「學」與「仕」不再有任何學理上的隔膜，「學而優則仕」變成了「直通車」，「士」變成「士大夫」成了順理成章之事，從這個意義上說，誰能說孟子的「融合三統」不是為後來的科舉取士奠定了基礎呢？
孟子之「性善論」
孔子不願意談人性，他可能意識到這是一個不能解答的問題。《論語》中只模糊地提到「性相近，習相遠」，只說人性之初大致相近，有共同的人性，並未做善惡之分。所以，從這一點講，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都與孔子不矛盾。但孟子的性善論實為儒家哲學、倫理學、政治學之基礎。在這一點上，孟子對儒家可謂功勛卓著。後來程朱等人嚴厲批評荀子的性惡論，並藉此認定荀子已失去儒家的根本，他們也算明白人，知道在性善問題上決不能作絲毫的讓步，因為這一步讓出去了，儒家就沒有立錐之地了。但非常令人為儒家擔心的是，孟子在他的七篇大作里並沒能證明「人性善」。傅偉勛先生在他的《儒家心性論的現代化課題》一文中，列出孟子證立「性善論」的十大論辯，指出，這十大論辯都不能直接證立「性善論」。既如此，那就不管數量多少也沒用了。十個不完全的論證，不能湊成一個完全的論證。一百個也不行，一千個一萬個也不行。這會令今天的新儒家著急，但著急也不行。
可以說，在對人性本善的論證上，聰明絕頂的孟子已經絞盡腦汁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利用的都利用了，以致後來的程朱們再也不能提出什麼新的東西，只能在那裡發一些空洞的歡呼。像程頤和朱熹，就喜歡故作高深地發些大可不必的感慨，常常在《四書》的某些字縫裡寫上什麼「學者宜深思」字樣——他們說不明白，就叫我們去深思，可我們想來想去也就那麼一點意思。而就為這點沒有什麼意思的小意思，我們一代一代毫無出息地老去了。
我想，人性問題，無論是證善，還是證惡，都缺乏足夠的理論支持。這極有可能是一個不能證明的問題。孟子運用不少經驗證明，比如用「惻隱之心」來證明人性本善。我們幾乎每個人都有觸動惻隱之心的經驗，好像其普遍性足以證立人性本善。但是，我們是否也普遍具有「小人之心」的經驗呢？比如妒嫉、幸災樂禍、爭奪等等呢？
既然我們不能證明人性善或惡，那我們可能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作價值層次上的選擇。孟子就是這麼做的。他已被自己的證明搞得焦頭爛額了，還不如趁早攤牌，獲得解脫。他有一句話，表明他認定性善，乃是出於價值考慮而非事實認定。這句話是：「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他的意思是，你若說人性不是善的，那麼人要是做了壞事，並安心於做壞事，且聲稱這是出自人的本性，你有什麼理由制止他呢？唉，這位天真迂闊的孟夫子，他竟幼稚到想用道德激勵的方法來防止罪惡！後來，我們也就這麼幹了。我們喊幾聲「皇上聖明」，心裡並不認為那個憨大真的聖明，而是想藉此鼓勵他變得聖明一些；喊「皇上仁慈」，也並不認為那兇惡的傢伙真的仁慈，而是想藉此使他不好意思兇惡。噫！當我們認定性善，撤去一切自我防範，把一切都交給這個偉大光榮正確的皇上後，我們除此之外，能有其他什麼法子嗎？誰讓我們撤除了對權力的戒備呢？是「人性善」呀！所以我們也只有等待著君主們偶一良心發現，像愛惜一頭牛一樣愛惜我們了。
孟子式人格
孟子是一個頗多爭議的人物，這一點不比孔子，孔子堅如磐石。最早批評孟子的是荀子，這位和孟子同在稷下，同尊孔子的後輩好像和孟子有些過節，他對孟子的批評非常地感情用事，很有一些泄私憤的味道，與他一貫的公允平實大相徑庭。到東漢更有王充，用極為刺眼的《刺孟》來刺他。不過，總體而言，荀子批孟乃學術之爭，頗有創見；王充《刺孟》雖然不免強辭奪理，亂刺一通，但他的著眼點仍在尋孟子的邏輯錯誤與言行矛盾，並還真的找出了一些孟夫子在夸夸其談時犯下的錯誤，對我們頗有啟發。而後來的一些衛道士對孟子的批評就不同了，他們批評孟子，不是學術之爭；相反，他們對孟子的那一套政治構想是無條件贊同的，他們批評的是孟子的人格。在與君主的關係上，孟子「大丈夫」氣太足了，使樂於做妾並做出甜頭的他們頗為心煩。比如程頤，他贊孟子「仁義」，贊孟子「養氣」，贊孟子「性善」，贊孟子「以道自任」，一路贊下來，卻在另外一處停了下來，瞧來瞧去不順眼，嗅來嗅去不是味：「孟子有些英氣」——他說對了；「才有英氣，便有圭角」——他又說對了。大凡走狗，鼻子是第一位的；大凡做妾，善伺顏色是第一位的。「英氣甚害事」——害什麼事呢？照他的意思，當然是害成聖成賢之事。但我還是戳穿了他說，害成妾成臣之氣。我讀程朱的文字時總是全身不舒服。我不知道明代的讀書人是如何受用的。我要是在明代，我還是去做販夫走卒的好，而決不能去參加科考——參加科考得讀程朱呀！
孟子有英氣，英氣勃發，那是丈夫初長成時的陽剛之氣、浩然之氣。孟子有圭角，凜然難犯，那是男兒的錚錚傲骨，無一絲邪媚之態。這正是孟子最了不起的地方。而程頤，照他看來，孟子若去掉英氣，磨去圭角，圓滑邪媚，又酸臭冬烘，像他那樣整日龜縮在一己的養性齋中做所謂的道學，養所謂的心性，對天下洶洶罪惡裝聾作啞，以麻木不仁為聖賢氣象，以無同情心無良心為修成正果，那才算是成了聖。成了「聖」嗎？是成了「妾」吧？那個程朱的道學，我越看越像「妾學」。「妾婦之道」是什麼呢？孟子早就說過了，點破了：「以順為正」！「以順為正」了，還能有英氣嗎？所以他不願意順，所以他不做臣，他要做「王者師」，王者若不認他這個師，他就做獨立的大丈夫。不吝去留，了無牽掛，就是不做委身事人的臣妾。
李贄曾傾心讚美齊宣王為「一代聖主」，這個意見我也是同意的。至少從胸襟氣度上講，古往今來，比得上他的還真沒幾個。讓一幫人在他身邊「不治而議論」，專挑他的不是，他還供給這些人很不錯的飯碗、別墅和車輛，宣王大矣哉！
宣王的資質秉賦也很不錯，所以他成為孟子最好的對話者。哲學往往就是在智者之間的對話中自然生成。不過像孟子那樣盛氣凌人，黨同伐異，一般人是不願意和他辯論的。他在稷下學宮就好像沒人和他辯。他的「好辯」名聲太大，而且一辯就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辯論風度極差，一點也不費厄潑賴。甚至辯不過就罵，比如他罵楊墨：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滕文公》下）
這種罵法，人們當然對他敬而遠之。孟子此時會有獨立荒野、拔劍四顧無敵手的寂寞吧。這時齊宣王常派人來請他去聊聊，實在是雪中送炭的。但他偏偏還擺架子，說什麼聖君有不招之臣，必須先師之然後臣之，讓齊王來見他。他先糊弄出一個理論根據，說人受尊重有三點：年紀大，學問大，地位高。宣王只佔了一條地位高，而我孟子佔了兩條，二比一，當然應該是他來見我。孟子的朋友景丑就責怪孟子說：「我是常常看見齊王敬重您，而從未見過你何時敬重過齊王。」孟子食人之祿卻沒有一點諛媚之態，反而端起碗吃人酒肉，放下碗罵人爹娘，頤指氣使，大大咧咧，如同別人欠了他什麼！宣王位尊權重卻沒有一點蠻橫之狀，反而恭敬有加，小心翼翼地聽從教訓，如同犯了錯誤的學生。這是理想的文人與侯王的關係，也是理想的「道」與「勢」的關係。我們算是在孟子那裡見著了，就憑孟子讓我們開了眼這一點，他也理當受我們三拜。
孟子好罵。他罵楊墨，但他更罵諸侯。他常常罵得齊宣王「勃然變乎色」，「顧左右而言他」。對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他好像尤其惱火，一則當面罵梁惠王「率獸食人」（帶著野獸來吃人）！這簡直是說出了專制君主的共同獸性。「不仁哉！梁惠王也！」再則背後罵梁襄王「不似人君」。他把當時所有的諸侯，一律罵為「五霸之罪人」，全都「嗜殺人」。我以為，在先秦，有五種主要的人格理想，其中一種就是孟子式人格，孟子式人格是什麼？就是大丈夫！
孟子的這種人格，也是時代的賜予。孟子是他那個時代原野上的參天大樹，也僅僅那個原野可以有參天大樹。隨著專制漸深，能生長的也只有一些「無人知道的小草」了。這些小草沒有精神，沒有性情，當然也就「沒有寂寞，沒有煩惱」。時乎！時乎！明太祖朱元璋，就不能容忍孟子。他年輕時不讀書，只殺人。待到殺上王位，才開始讀書。一讀，才知道那大名鼎鼎的在孔廟裡配享孔子、受後人祭拜的孟夫子，原來對權勢是如此的大不敬！專制魔王大動肝火了，他破口大罵：「這老東西如果生在我明朝，他能免於一死嗎？」朱皇帝恨不得把他大明王朝的鬼頭刀伸向先秦，去砍殺孟軻。他可能在他陰森森的宮殿中謀算過，要學伍子胥去掘墳鞭屍吧！至少他是把孟子從孔廟中趕出來了，把他的書刪節了。我在600年後仍能聽到朱皇帝咬牙鑿鑿，仍能看到他眼中的邪火閃閃，但反過來看，一個人的文章能讓千年之後的暴君惡棍如此咻咻不已，肯定是好文章。暴君的切齒聲，是對文章的最高評價。
事實上孟子如此大倡民貴君輕，辯才無礙，口若懸河，理直而氣壯，氣盛而言宜，若在後來大一統的專制王朝，早就禍從口出，斷送老頭皮了。哪裡還有什麼機會去做「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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