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將相之道【作者： 孟昭庚】

孟夫子二三事

　　—— 代序        魏 良 弢        本文所說的「孟夫子」，並不是那位活動於戰國時代、為後世統治者所崇奉的「亞聖」，而是一位還活得好好的、普普通通的學者，我的業師孟先生。七、八年前我同師弟、師妹——他的兩位研究生一起沿河西走廊古長城去敦煌的考察途中，聽他們在閑談中親切地這樣稱呼自己的導師。

　　莫出聲我讀大學時，孟夫子才三十剛出頭，然而在我眼裡已是一副「夫子」相，一板一眼，咬文嚼字地為我們講授隋唐五代史，時不時地還吟哦一兩首詩或詞，少有那種「大躍進」年代應有的朝氣蓬勃，更無時派們必具的激烈慷慨。老實講，他的課並不太受深受時代精神感染的學生們的歡迎，好在他只有一個學期的課。然而這夫子又特認真，除去考試之外，還叫我們每人寫一篇「像樣」的讀書札記，並出了許多題目，由學生任選。於是我挑了《武曌評論》。寫好送上去，夫子給了一個「5分」，還加了兩個「老生常談」的批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開頭也未引起人們注意，因為我當時也算年級里的好學生之一，得個「5分」也不為過。但是，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發展，「反右」之後又開始了「紅專辯論」。我「專」，大概人們還是承認的；但不「紅」，也是實有表現。不知是誰又把我的《武曌評論》拿來一看，開頭的「題外瑣語」就不對頭了，竟敢戲謔革命史學前輩，並貶斥女皇帝武則天；然後，一「上綱上線」就成了攻擊無產階級專政了。這樣，一場對我的「辯論」先在全年級的三個班，後在全系的各年級就展開了。「辯論」一詞，那時有特定的政治含義，即對性質尚屬人民內部矛盾的錯誤之大批判也。批過來，翻回去，一兩個星期過去了。運動大概又深入發展到了什麼新階段，對我的「辯論」也就不了了之。

　　當時，我萬萬沒有想到，因我而株連到孟夫子。事後聽人講，在教工中也對夫子進行了「辯論」——對一篇有嚴重政治錯誤的讀書札記，怎麼能判給「5分」。夫子跟我不同，絕對不予理會，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坐在那裡看別人對自己的「辯論」。有一天，激烈的「辯論」正在進行，夫子突然「宣布」要小便，「辯論」只好暫停，讓其方便。當時的大學還沒有現在這般闊氣，系辦公室的小樓里沒有抽水馬桶，解手要到樓外的廁所。夫子走出小樓．人們一等也不回來，二等也不回來，是怎麼回事，派工友去看看。工友到廁所一看，不好了，人不在，「跑了？！」他正想喊，一轉身，看見靠南院牆的樹蔭下蹲著一個人，一動不動．正是他！趕緊跑過去，邊喊：「孟老師！孟老師！」夫子向他擺擺手，輕輕地說：「莫出聲！」工友哪裡肯，把聲響放得更大：「快回去，開會！」夫子長嘆一聲：「哎——！多好的一隻蛐蛐，叫的多脆！叫你一吼，給嚇跑了。實在可惜啊，可惜！」便站起來，跟著工友，慢悠悠地走進小樓。這位「政治」上尚欠成熟的工友，一走進會議室就當眾把剛才自己的所見所聞一下子全倒了出來。整個會場先是怔定了，鴉雀無聲；不知是哪一位先噗哧一聲笑出來，立即引發出哄堂大笑，久久不息。然而夫子卻挺直身子坐在那裡，看別人大笑。

　　不忙，不忙我對孟夫子的課頗有興味，所以也造訪過一次。他住在學校附近的「金銀街」——其實是一條破爛不堪的小巷子。在巷子的盡頭有一個黑漆剝落的大門，走進去，是一個三面有平房的大雜院，住戶都是學校的教工。夫子住著面南的兩間，只記得這是不大的兩間：外間是廚房、飯廳、洗手間兼走廊，裡間擺了兩張大木床和一張條桌，剩下的空間全被一家五口的大人小孩填滿；我一走進去，就更擁擠不堪。桌上及靠近的床上排滿了打開的書，吊在桌子上方的電燈發出淡黃的光，看來夫子正在用功。房子只有向院內的一面有一個窗戶，而且很小，空氣不流通；地是潮濕的，發出一股霉味。我很快請教好幾個問題，便告辭出來，夫子笑欣欣地一直送出我大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初冬清涼的空氣，仰望繁星閃爍的天空，感到一種茫然，難道真是「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嗎？

　　經過「紅專辯論」，我長了不少見識，怕再給老師帶來麻煩，破壞他們寧靜的生活，誰也不再接近。畢業後，我分配到邊疆，更是音訊全無。三中全會後，黨中央撥亂反正，開始了科學的春天。武則天隨著「四人幫」的倒台，再也不是神聖不可冒犯，《武曌評論》也作為我的第一篇史學論文公開發表。我收到樣刊後立即將一冊寄呈業師，以減輕自己多年來對夫子的負疚感。

　　時間又過了兩三年，我到上海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中途下車，拜謁夫子。系辦公室的一位女老師聽說我要找孟夫子，她非常友好地告訴我，夫子還住在原處，那地方現在很難找，要多問人。

　　學校和周圍變化很大，那條破爛不堪的小巷已不存在，一座新建成的大樓矗立在那裡。夫子的家就在這大樓的背後，大雜院的大門已拆掉，院里只剩下他一家，其他平房都變作臨時倉庫，堆著建築上的亂七八糟的東西。院里長滿野草，有半人多高。地上聚積著流不出去的雨水，在水中放著幾塊磚頭。我踩著磚頭一步一步走近房門，嗅到從屋內溢出來的一股濃濃的蚊香味。夫子看見是我，十分高興，連聲叫我坐，坐！而我劈頭就問，為什麼不換房子，擺出一副抱打不平的架式。夫子笑欣欣地說；「不忙，不忙。現在孩子都大了，也工作了，只是晚上回來睡睡覺，好對付。白天只有我們老倆口，比以前寬綽多了。」我又問，是不是學校不給分配房子？夫子忙說：「不是，不是。現在學校是蓋了一些住宅樓，但困難戶多，先讓他們搬好。我在這裡住了二三十年，也習慣了。所以沒有參加點房，以後再說吧！」我還能再說什麼？聽說直到1983年，在夫子的住處也要建一座大樓，他奉命搬遷，才住進三室一套的新居。

　　真正的瀟洒還是十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在北京住院治病，我去看望他。當我問起孟夫子近況時，他說自己同孟夫子已共事二十餘年，「他一貫認認真真備課教書，扎紮實實做學問，從未見他向組織上提出過什麼個人要求。」這位學者說到這裡停下來，凝望窗外一排白雪覆蓋著的蒼松，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說。「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能淡泊如此，才是真正的瀟洒，真乃古之遺賢！」據說，孟夫子評上副教授、教授，都是系領導為之提出申報的。

　　是啊，「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僅此一點精神，吾師也足以稱為「夫子」而無愧。這一點精神，也正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它在商品大潮的衝擊下將會迸發出更為燦爛奪目的火花，閃爍著真正的人文精神。

　　附記：這是我1994年為祝賀夫子70壽辰寫的隨筆，在10月30日《南大報》刊出；1995年2月8日《光明日報》在「學者風采」欄刊出。謹祝夫子讀史隨筆集出版。   第一篇 論帝王體統

　　六朝古都南京市的雞鳴寺背後有一口枯井，俗名「胭脂井」，傳說是南朝陳朝（557―589年）最後一個皇帝後主陳叔寶投井自殺的地方。（圖1 古胭脂井）陳叔寶（553―604年）在位時荒淫無度，聽信奸佞，政治腐敗，國勢不振。（圖2 陳後主像）公元589年，北方的隋朝大軍渡江，首都台城淪陷，陳叔寶倉惶逃竄，不知去向。隋軍遍搜後宮，不見蹤影，最後，在台城後面發現此井。軍士對井大呼，渺無聲息，軍士大叫要投井下石，井中方有回應。軍士用繩索將籮筐投下，向上拉時，總覺得沉重無比，及至拉上井欄，方知筐中共有三人，一個是陳叔寶本人，另兩個是他的寶貝妃子孔貴嬪和張麗華。時至國破家亡，陳叔寶仍然念念不忘酒色享受。陳叔寶被作為俘虜帶到北方，公元604年死在洛陽。為牢記這段屈辱的歷史，告誡後世帝王，後人將此井保護起來，號曰「辱井」。據宋朝人的記載，井旁原有唐人立的石欄，上刻長文，歷敘陳叔寶荒淫喪國的事迹，並書四個篆體大字「戒哉！戒哉！」

　　其實，中國史書的無數篇章都在告誡帝王「戒哉！戒哉！」但是後世的許多帝王偏不「戒哉！戒哉！」一再重蹈覆轍，這隻能讓後世的史家在史書上再添上一筆「戒哉！戒哉！」如此循環往複，以至無窮。

　　我國古代哲人荀卿（荀子）有一段名言：「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窮途末路）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荀子?王霸篇》）帝王的權位是天下最強勁的把柄，古人稱之為「神器」。荀子的這段話旨在告誡當權者，帝王如能善用這個「神器」，謹之慎之，有板有眼地治理國家，可以使國家富強，澤被四海，自身也安如磐石。如果帝王自認為神權天授，權威無上，毫無顧忌地濫用這個「神器」，不顧大局，隨意折騰，最終將招致國家動亂，生靈塗炭，人們群起而攻之。加之禍起蕭牆，終於大難臨頭，四面楚歌，在千人所指萬人唾罵聲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選擇一個好死的去處也成妄想。更可悲的是牽連他們無辜的子孫，在被迫死亡前焚香禱告：「願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此時，帝王這一稱號成為他們去不掉擺不脫的沉重枷鎖，要想擺脫枷鎖成為平民（匹夫）已是萬萬不可能了。總之，在那皇權高度集中的時代，皇權有時是個好東西，它可以給人們帶來安寧和福祉；有時可以是最壞的東西，它可以把國家搞得天昏地暗，給人們帶來無窮的災難，當然，也包括葬送他自己。

　　我國古代有許多政治家、史學家從歷代帝王盛衰興亡的經驗教訓中撰寫出無數的帝王行為準則，其中不乏至理名言，今略舉數條如下。

　　一、馬上得之 馬下治之公元前202年，經過八年戰爭，一時強大無比的秦王朝滅亡了，不可一世的項羽（前232―前202年）戰敗了。歷經連年爭戰，劉邦（前256―前195年）終於統一了中國，建立了漢王朝。（圖3 劉邦像）天下初定，登上皇帝寶座的劉邦得意極了，以為自此可以安享富貴了。這時，偏偏有位儒生陸賈終日在他面前絮絮叨叨，賣弄淵博，張口經典，閉口《詩》、《書》。劉邦大不耐煩，罵道：「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老子是在馬背上歷經槍林彈雨爭得天下的，要《詩》、《書》何用！（圖4 《五經》書影）不料這位儒生偏不買帳，他反駁道：「居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馬背上是可以奪得天下，但不改變觀念，能用馬背上的一套來管理國家嗎？陸賈於是引古證今，說明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的道理。劉邦面有慚色，令陸賈講述秦亡漢興及古今成敗之理，寫成《新語》一書。劉邦對陸賈大為讚賞，採納了他的許多意見，展開他 「馬下治國」的政策與措施。

　　在歷史上，大凡舊王朝消亡，新王朝初建時，全國形勢大為改觀，而這時正是新王朝能否穩定局勢的關鍵時刻。

　　歷代新王朝如果不是經過宮廷政變篡弒而成，則多是經過連年征戰統一而成。新王朝建立伊始，往往是新舊王朝交替時留下來的滿目瘡痍。生產凋敝，田野荒蕪，人口傷亡流散，民眾嗷嗷待哺。這就是新王朝面臨的客觀現實。

　　統一戰爭結束以後，往日那位征戰的首領和他生死與共的鐵哥兒們，如今將成為新王朝的帝王將相。長期以來，他們一起出生入死，艱苦備嘗，如今大功告成，該是分享權利安享富貴的時候了。而昔日的頭領，在戰爭年代，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對部下親之信之，愛之護之，哥兒們稱兄道弟，平起平坐。如今他自己威風八面，高坐龍庭。昔日的哥兒們反而成為匍匐階下、三跪九叩、山呼萬歲的臣僚。甚至連原來的毛頭小兒、黃臉老婆都成為親王、皇后，往日的哥兒們對他們也照樣得跪拜如儀，心理如何能平靜下來！於是乎有些人居功自傲、桀驁不訓便在所難免。新皇帝對此焉能不頭痛生厭。同時，對新皇帝而言，吹喇叭、抬轎子的人紛至沓來，終日鞍前馬後，左右轉悠，甜言蜜語，歌頌吹捧，自己也不免飄飄欲仙，忘乎所以，甚至目空一切，把別人不放在眼下。加之生活安逸，享樂之意日增，進取之心日漸消磨。總之，新的統治集團的心態與以往大不相同了。這種心態綿延下去，新王朝的穩定就將成為空中樓閣。

　　新王朝成立，應立即成立國家機構，組織行政系統，創法立制，運轉國家事務。但是，昔日爭戰的英雄，今日未必都是治國的良才。他們甚至仍然沉醉於戰勝攻取叱吒風雲的精神狀態中，哪有治國安邦的心懷！而同時卻有大批社會人員聞風而動，湧向新政權。這批人員中，不免魚龍混雜。其中雖不乏治國英才，也難免有許多利欲熏心的投機分子，加之舊政權中的殘渣餘孽，他們都可能是新政權的腐蝕劑。總之，如何收攏組織真正的治國人才，是當務之急。

　　封建社會的秩序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上的。儒家提倡的倫理觀念，起著安定社會秩序的巨大作用：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朋友以信。於是乎上下有序，天下太平。這種等級秩序一旦混亂了，那也就天下大亂。古代的法家，甚至想用嚴刑酷法，強行維持這種上下尊卑的等級秩序。但是，經過舊政權的衰敗和連年戰爭，原來的等級秩序被攪亂了，原有效忠的對象舊皇帝消亡了。在戰爭中，父子兄弟不能相保，君臣關係自然也全面鬆動，今日是親密的君臣，明日可能是反目的仇敵。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效忠一主成為空談。這種不穩定的君臣關係和與其相適應的功利觀念，對建立新的統治秩序是十分不利的。

　　秦朝末年，歷經秦始皇、秦二世的暴政，後又經連年戰亂，廣大民眾飽受苦難，嗷嗷待哺。（圖5 驪山秦始皇陵）項羽大軍入關攻取咸陽，秦朝滅亡。「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時正是收攏民心，「馬下治國」的大好時機。然而項羽卻「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壓根兒沒有「下馬治國」的理念。進入關中後，急急忙忙作的大事是「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圖6 秦阿房宮前殿遺址）然後「收其貨寶婦女而東。」於是乎天下失望。此後，劉邦以微弱之眾與項羽周旋，屢戰屢敗，卻一日日壯大；項羽屢戰屢勝，卻一天天走向窮途末路。最後終於兵敗垓下，別姬自刎。這個血淋淋的現實，劉邦不能不正視，不能不思考。

　　自戰國時起，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便連年征戰不息，秦始皇（前259―前210年）武力統一中國，該是人民息肩的時候了。但是他狂妄自大，好大喜功，巡遊無度，徵調不息，修長城，築弛道，建宮室，修陵墓，求神仙。（圖7 秦長城遺址）庶民輪流戍邊，使他們長期脫離鄉土。加之嚴刑酷法，民不聊生。二世（前230―前207年）即位，變本加厲，數月之間，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秦政權立即土崩瓦解。又經數年大戰，戰事停息，全國統一，天下民眾多麼希望回歸鄉里，過那和平恬靜的日子！劉邦出身於鄉村，曾任社會基層組織亭的長，比較了解農民的心理要求，所以即位之初，就擺出一個與民休息的姿態。下令罷兵歸農，回歸鄉里。還有一些草莽英雄，深恐法律制裁，仍然依據深山廣澤，剽掠偷生，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劉邦則下令，還其田園，恢復秦時的爵位，地方官不得借故刁難。那些因貧困而賣身為奴淪為馬牛的農民，一律免為良民，回歸生產崗位。劉邦這種複員歸農的政策，對恢復生產、安定社會秩序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秦自商鞅變法以來，土地私有已佔上風，後經農民大起義，不但秦時苛政得以緩和，地方豪強也大多銷聲匿跡，各地土地產權比較分散，農民一般都有自己的可耕之地，一旦農民回歸鄉土，和土地結合起來，便會產生巨大的生產能力。為了與民休息，劉邦盡量減少興建。一次他出征外地，回至長安，見宰相蕭何修建未央宮，頗為壯麗，劉邦見後，大發雷霆，說：「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史記·漢高祖本紀》）（圖8 漢長安未央宮遺址中的磚瓦堆積）後經他的子孫文、景二帝堅持無為而治的原則，數十年休養生息，終於形成空前昌盛的大漢帝國。

　　劉邦即位以後，在統治階級內部，著重理順君臣關係，首先是確定君臣名分。在戰爭年代中，那些忠於主子的人，特予寬容與獎勵，背叛主子的人予以唾棄，甚至嚴懲不貸。

　　楚霸王項羽部下有位將軍季布，在戰爭中數度追殺劉邦，使他陷於窘境，備受屈辱，項羽敗後，逃入民間。劉邦即位後，怨憤難消，他下令以千金搜捕季布，敢於藏匿者誅滅三族。季布展轉逃亡，後不得不剃髮鎖脛，自賣為奴，投奔大俠朱家。朱家親到長安，拜謁劉邦的親信夏侯嬰，向他訴說：當年季布追殺劉邦也不過是各為其主，如今你劉邦身為國君，時過境遷，追究當時的忠臣，以報私怨，是為君的體統嗎？夏侯嬰將此意轉告劉邦，劉邦立即赦免季布，並召入京師，拜為郎中，成為皇帝的侍從官員，後成為漢室的骨鯁之臣。季布的舅舅丁固當年也是項羽的部將，當年劉邦大敗彭城時，丁固追殺劉邦，追至眼前，情況危急，情急之下，劉邦大呼：難道兩位賢者還想威逼嗎？丁固果然放他一碼，讓他逃走。劉邦為帝後。丁固謁見劉邦，原以為劉邦會感恩戴德，封以一官半職，不料劉邦下令把他捆綁起來，巡行軍中，宣示他為臣不忠，然後斬首示眾。昔日窘辱他的人高官厚爵，放他一馬的人斬首示眾。理由很簡單，昔日我要的是敵人的叛臣，今日我需要的是忠於主子的忠臣；昔日我在馬上，今日我在馬下。如此而已。

　　當年，劉邦和項羽在中原對峙，雙方旗鼓相當，騎虎難下，戰事處於膠著狀態。正在這時，韓信（？―前196年）佔據今山東及河北的廣大地區，兵強將勇，他的動向決定著整個戰爭勝負的格局。一位叫蒯徹的辯士反覆規勸韓信利用這一大好時機，和劉邦、項羽來個鼎足而立，坐山觀虎鬥，觀察形勢，伺機而動，可以成就大業。然而韓信最終感戴劉邦的知遇之恩，沒有聽從蒯徹的意見，麾軍南下，助劉邦剿滅了項羽的勢力。（圖9 淮陰侯廟）劉邦為帝後，設計幽禁了韓信。後來，劉邦的妻子呂后（前241―前180年）乘劉邦在外，誅殺韓信，並殺盡了他的家族。劉邦回來以後，問呂后韓信死前有何話講。呂后說，他死前說：「悔不該不聽蒯徹的勸告。」劉邦聽罷，立刻下令追捕蒯徹。蒯徹到後，劉邦罵道：「你曾勸韓信反叛么？」蒯徹回答道：「不假，確有其事！這小子不聽我的勸告，以致有如此下場！」劉邦喝道：「烹了他！」蒯徹大呼：「冤哉烹也！」劉邦說：「你調唆韓信反叛，有何冤枉！」蒯徹說：「當年，我是韓信的臣屬，所以，在我眼中只有韓信沒有你劉邦。當年角逐天下的人何止千萬，如今你當了皇帝，難道都能翻舊帳，全部烹殺么！」劉邦聽後立刻命令：「放了他！」因為他是「忠臣」。

　　劉邦為帝後，最大的變化莫過於對儒生態度的轉變。

　　劉邦出身社會底層，頗有幾分流氓習氣，尤其看不慣那些動輒《詩》《書》、夸夸其談的儒生，見到他們，常常搶掉他們的儒冠，當眾撒尿其中。當年剛剛起兵反秦時，兵過陳留高陽（今河南開封東南），有一個名叫酈食其（？―前203年）的人，身著儒生衣冠，求見劉邦。劉邦心不耐煩，命人傳言：「我正在忙國家大事呢，沒空和儒生閑談！」那人照言傳達，不料這位酈生大罵道：「滾！你給我滾進去報告，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什麼儒生！」劉邦果然接見了這位「高陽酒徒」。這位「酒徒」日後立了不少汗馬功勞，直至獻出了自己的性命。

　　還有一位叔孫通，是個道道地地的山東儒生，秦朝末年，展轉投奔了劉邦。劉邦見他儒服儒冠，頗不自在。叔孫通識相，立刻改穿短衣窄袖的楚服，劉邦才收留了他。在爭戰過程中，叔孫通收攏了不少草莽英雄投入劉邦麾下，壯大了劉邦的隊伍。劉邦登上皇帝寶座，叔孫通恢復了他儒生的面貌，大大發揮他儒生的專長。劉邦初登帝位，原來他的一群哥兒們放縱慣了，仍舊常常在大庭廣眾喧嘩吵鬧，甚至大發酒瘋，爭功吃醋，拔劍擊柱，不成體統，劉邦大感頭疼，卻也無可奈何。這時叔孫通毛遂自薦，聲稱他可以叫他們聽從指揮，服服帖帖。劉邦命他權且試試。叔孫通招集一批儒生和一些「有識」官員，參照前代各種禮儀，在曠野之中演練臣僚上朝威儀，練成以後，招集滿朝文武照樣操練。一日，劉邦上朝，群臣參拜如儀，山呼萬歲。自始至終，眾臣僚服服帖帖，井井有條，無一人敢於出聲喧嘩者，於是乎「龍顏大悅」，劉邦樂滋滋地讚歎：「我今天才體味到皇帝尊貴的味道來！」於是立馬任命他為太常卿，專管國家禮制。叔孫通不負所望，為漢朝制定一整套禮樂制度，並著書立說，成為漢初儒學的一代宗師。原來隨從他的一批儒生也飛黃騰達起來，紛紛被拜為郎官，構成皇帝身邊的「郎」群。劉邦對叔孫通信任有加，官至太子太傅，成為皇儲的監護人。

　　在反秦戰爭中，劉邦乘項羽與秦軍主力大戰河北的間隙，自中原南下，突入武關，進駐關中，秦王出降。劉邦下令廢除秦朝苛法，「約法三章」，於是秦民大悅。但是全國統一後，那個「約法三章」只能是權宜之計，不能適應新的情況了，於是命令宰臣蕭何等人制定法律。蕭何等人根據秦律，參照古律損益改造，製成了漢律九章。後來叔孫通又將九章不足之處進行補充，制定旁章十八篇，把儒家的禮教糅進法令之中，成為儒法合流或外儒內法的法律章程，為鞏固漢朝統治起重大作用，並成為後世法律章程發展變化的藍本。（圖10 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西漢律令）創法垂制是任何新興王朝「馬下治國」的頭等大事，沒有法律章程的國家必敗無疑。

　　劉邦即位後，最為棘手的莫過於對功臣的安排與處理。

　　歷代農民起義軍往往不敗於敵人的進攻，卻敗於自身權力鬥爭的內訌中。有些短命的王朝也常常在親族的內戰中耗盡實力，為他人創造篡奪的機會。東晉十六國、南朝各朝走馬燈似的輪換便是如此。

　　劉邦初即帝位，分封功臣二十餘人，未免出於愛憎，有失公允，於是眾武將怨聲沸騰，人心浮動。後聽從張良（？―前189年）的建議，匆匆忙忙把一個自己最怨恨的雍齒封為什方侯，以安眾心，然後敦促宰相儘快論功行賞，分封王侯不下數十人，形勢才暫時穩定下來。但總的說來，劉邦處理功臣名將的結果是失敗的。他所分封的異姓王侯如韓信、彭越、黥布、陳豨、臧荼、盧綰等人都相繼反叛，最後落得剿家滅族的下場。韓信被捕時悲憤地說：「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史記·淮陰侯列傳》）這聲悲嘆，成為後代開國名臣驚心動魄引以為戒的名言。劉邦處理功臣名將失敗的原因，在功臣方面是因為他們大多出身於社會下層，無甚文化修養，不知謙恭為何物，一旦心懷不滿就浮動跳躁，不計後果。在劉邦本人方面是他猜忌心重，對過去的恩怨，往往耿耿於懷，借故報復，加之背後又有一個心狠手辣權迷心竅的妻子呂后從中作祟，大臣們不能不心存疑慮。所以，一個功蓋當世的韓信一經誅殺，立刻引起連鎖反應，異姓諸侯們紛紛先發制人，舉起了叛旗，以致已身衰多病的劉邦不得不仍舊戎馬怱怱地南征北戰。晚年，路過故里沛縣（今江蘇沛縣）時，他高唱自作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里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然後淚下沾巾。正道出了他得意忘形而又憂心忡忡的矛盾心理。晚年和大臣們「剖符作誓」，也算是一個完美的補救。

　　《漢書?高祖紀》最後的贊語說：「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總之，劉邦不失為一個「馬下治國」的典範人物。

　　劉邦的九代玄孫、建立東漢王朝的光武帝劉秀，其功業未必如劉邦輝煌，但他的「馬下治國」理念卻更自覺、更超前。

　　劉秀（前6―57年）自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參與農民暴動，到他即位後的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全國統一，前後爭戰15年之久。（圖11 漢光武帝劉秀原陵）他的戰鬥經歷比劉邦複雜得多，功臣名將數目更多，有所謂雲台二十八將、三十二功臣之說。當他即位不久，國家尚未統一之前，便告誡他的臣屬：「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要想「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栗，日慎一日。」（《後漢書·光武帝紀》）那意思是：功臣如果自恃功高，飛揚跋扈，法律不容，後果難測。全國統一前後，立即大張旗鼓地敦儒術，興太學，罷兵歸農，少談兵事，早早擺出一付偃武修文的架勢。他的臣僚們也深深理解皇帝不願功臣擁兵自重、坐鎮京師的心理，紛紛自動交出兵權。而劉秀本人也感念功臣的功德，保全他們的聲名富貴，避免他們觸犯法律，一律以侯爵歸第休養，加高榮位，參與朝廷各種朝會活動，小有過失，也多回護包容。各地的貢獻物品，也必分賜功臣之家，宮中反而所余無幾。而全國的行政，他卻另起爐灶，設立尚書省，處理軍國事務，直接受皇帝指揮。功臣們悠哉悠哉，安享他們的榮華富貴，所以終光武一世，無一人受到懲處。有一個戲曲劇目叫《上天台》，說的是光武帝聽信讒言，將功臣名將斬盡殺絕，自己也絕吭而死，那絕對是和歷史事實相違背的。劉秀處理功臣之所以成功，和劉邦適成對比。劉邦的部將多是莽夫，而劉秀的部將則多出身於名門豪族，有較深的儒學教養，深知功臣處世之不易，大都有功成身退的思想準備。劉邦心胸狹隘，對臣僚的過失往往耿耿於懷，甚至藉機處置。只是他有顧全大局之心，善納嘉言，強抑心頭怒火，這是他過人之處。劉秀則心胸開闊，對臣僚過去的恩恩怨怨一筆勾銷，決不秋後算帳。這更是他過人之處。

　　公元23年，農民軍攻入長安，王莽被殺，新莽政權覆滅。但是農民軍擁立的皇帝是劉玄，那時劉秀還是他的部下。劉玄準備定都洛陽，命劉秀率先頭部隊進駐洛陽。先前，農民軍的部隊在洛陽進進出出，兵士們穿戴不整，行為弔兒郎當，洛陽市民暗自嘲笑，甚至懼而逃竄。及至劉秀大軍入洛，軍紀整肅，部隊全著西漢時裝束。自王莽篡位以來，二十餘年，漢朝風範泯滅殆盡。農民戰爭爆發後，各地農民軍各自為政，軍紀渙散，裝束五花八門，表現出時局的動蕩不安。而今忽見漢時軍人體貌，忽如隔世，舊時官員甚至涕泗交流，嘆道：「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此話日後成為感念故國的術語。

　　不久以後，劉秀又奉命鎮撫黃河以北地區。所到之處，清除王莽苛政，召見地方官吏，考查官員的賢愚清濁，恢復漢家制度，處處表現出興復漢室的姿態。

　　經過年余的爭戰，劉秀攻佔了河北的廣大地區，在部屬的鼓勵擁戴下，於公元25年在今河北柏鄉縣境自立為帝。但就全國而論，仍然處在分裂割據狀態之中，各處依舊烽煙遍地，兵荒馬亂。這時劉秀需要的仍然是奇謀權略和衝鋒陷陣之士，然而他卻忙不迭地將一個早已閑置在家的老官吏卓茂（前53―28年）從民間尋找出來，任命他為太傅，位在三公之上，兒輩也高官厚祿。這種不急之務似乎不近情理。原來，這位七十多歲的卓茂在西漢末年曾任密縣縣令，據說是專以禮教治民的良吏，「愛民如子」，境內安寧和睦，「道不拾遺」，因而遠近聞名。劉秀此時把他提拔起來，是向人們召示：我劉秀才是愛護百姓的漢室正統，和盤踞各地的「草寇」不可同日而語。又召示各地官員：我劉秀要建立新王朝，急需廉潔奉公、忠厚慈愛的官員，那些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的人趁早走開。雖在戎馬匆匆之中，卻早早作好了「下馬治國」的準備。

　　戎馬匆匆中，劉秀隨時不忘「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擺出一個文明治國的架勢，這和他的祖宗劉邦在戰爭中搶儒冠作尿壺的作風大大不同了。

　　劉秀統一全國後，大力貫徹偃武修文的治國方針，大張旗鼓地興學校，倡儒學，又命諸大臣薦舉「廉吏」、「茂才」（即秀才，避劉秀諱改），各地方官推薦民間的「孝廉」，以為民眾入仕的重要途徑。他又深知戰爭給人民的重要創傷，決不輕動干戈。早在他進攻四川割據勢力公孫述前就慨嘆：「每一發兵，頭須為白！」公孫述亡後，全國統一，從此少談兵事。當時，西域諸小國苦於匈奴盤剝，屢屢請求重開都護府，歸服漢朝，劉秀堅決拒絕。後來，匈奴分為南北兩部，雙方爭戰連年。北匈奴連年荒旱，人畜疾疫，一片蕭條景象，大臣臧宮等認為千載良機，請求發兵一舉消滅北部外患，劉秀則下令說：「逸政（安民之政）多忠臣，勞政（勞民之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後漢書·臧宮傳》）歷觀歷代開國皇帝不明此理，往往為自己的赫赫戰功沖昏頭腦，建國後仍輕動干戈，造成極其不良的後果。

　　劉秀從政失敗的地方是他對王公貴族、豪門大族的遷就姑息。（圖12 東漢豪強大族的望樓宅院）劉秀自己出身於南陽（今河南南陽）豪族，隨他南征北戰的功臣也多是豪門大族。劉秀建國後，大封功臣貴胄，功臣增封邑者三百六十五人，外戚四十五人，絕國封邑者一百七十三人。這個龐大的貴族群體相互盤根錯節，隱佔田土，廣樹黨羽，劉秀自稱是以柔道治天下，對豪門貴族的約束就顯得軟弱無力。對豪門貴族的姑息，就是對民眾的殘酷。晚年，臣子歌功頌德，鼓勵他封祭泰山，他下詔說：「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續漢書·祭祀志上》）也算是有自知之明，與那些粉飾太平、自我誇飾的帝王相比高明多了。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里，另一個深明「馬下治國」道理的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圖13 閻立本《步輦圖》）公元626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誅殺了自己的親兄長建成和弟弟元吉，迫使父親讓出皇位，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一次，他和大臣們討論建國與守成哪個更困難，宰相房玄齡（579―648年）等人認為：「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580―643年）反駁說：「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李世民總結說：「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征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起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貞觀政要·君道》）這裡說得很明白：昔日在馬上，艱苦備嘗；今日在馬下，大意不得。兩個階段，不容混淆。

　　李世民出身高級貴族，在戰場上是一個英勇無比的將軍，性情剛烈。然而，貴族子弟的劣根性他也全部具備。一般來說，他應該是個治國的門外漢，然而最大的幸運是他有一個無與倫比的反面教員，那就是他父輩姨表兄弟隋煬帝楊廣（569―618年）。隋煬帝即位之時，隋帝國是世界上最強大富庶的國家。然而經過他十餘年折騰，便把它弄得分崩離析，煙消雲散，楊氏家族剿滅殆盡。（圖14 隋煬帝陵）這個血淋淋的現實不能不使他驚心動魄，李世民無須名師教誨，無須乎讀聖經賢傳，只要參照隋煬帝的行為，照其反面行事就綽綽有餘了。（圖15唐太宗昭陵）李世民初即帝位時，和隋煬帝在位時的富庶強大恰恰相反。田野蕭條，人口稀少，加之連年荒旱，生產凋敝，北方強大的游牧帝國突厥汗國虎視眈眈，大軍直逼京師，內憂外患迫在眉睫。李世民頭腦清醒，小心謹慎，少興建，少巡遊，不輕易發動戰爭，輕徭薄賦，建立各種法令法規，修定《唐律》，妥善處理君臣關係，有條不紊地在「馬下」治理他的國家，終於為一個昌盛的大唐帝國奠定了基礎。

　　歷史上有許多王朝，在其建國初期，一片大好形勢，前途無限光明，但是，他們的統治者不明「馬下」治國的道理，一味毫無章法地隨意折騰，以致葬送了長治久安的大好前程。

　　元朝建國，其武功無與倫比，幅員之廣闊前無先例，中外交通開闊絕無僅有，然而蒙古貴族一向以戰爭掠奪為天職。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他們不懂得治國的法則，依舊沉醉在戰勝攻取的精神狀態之中。忽必烈（1215―1294年）在位三十餘年，幾乎無歲不發動戰爭，近則朝鮮，遠則日本、越南、緬甸、爪哇。（圖16 忽必烈像）然而昔日的戰馬在茫茫大海中卻無用武之地，馳騁草原的健將們屢遭敗北，但他決不回頭，大規模地徵調弄得民怨沸騰，暴動此起彼伏。（圖17 日本福岡抗擊元寇遺址）蒙古貴族進入中國，仍然迷戀他們的馬上生活，把大批良田闢為牧場，又到處施行軍事屯田，使無數農民流離失所。大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必須接受先進的生產方式和文化傳統，逐步走向民族融合的道路，才能在中國這塊廣袤的土地上長期站穩腳根，然而蒙元統治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例如，他們進入中原後，把無數良民掠為奴婢，或者把一般的農民淪為受嚴格控制的農奴性質的佃農。縱觀歷史，勞動人民的人身枷鎖往往要經過數百年乃至千年的鬥爭，才能得到某種程度的鬆弛，蒙古統治者反而加重人民的人身束縛，這種做法是極其反動的。蒙元統治者蔑視以儒學為中心的中國文化傳統，他輕視儒生，有所謂「九儒十丐」之說（十等人中，儒生第九等，乞丐第十等）。儒生淪為與乞丐相提並論的下等人，有些儒生甚至被掠為貴族的奴隸。這種情況幾乎是空前的。蒙元統治集團中，並不乏願意接受漢化的官員，並與蒙古貴族進行不懈的鬥爭，但他們終歸處於下風。這諸多作風便註定元朝是個短命的王朝。元朝的開國皇帝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即位二十年才滅掉南宋，做統一的皇帝不過十五年。元朝最後一個皇帝在位三十六年，他即位十年後農民即大規模起義，元朝統治已接近尾聲。首尾兩個皇帝之間不過四十年，卻換了十個皇帝。元朝真正作統一的皇帝不過七十餘年，大約和五代時期割據政權吳越國的時間相當，這與元朝的武功和所具備的優越條件極不相稱，這就是他們不善於下馬治國造成的惡果。

　　歷史上許多皇帝是「馬上」的英雄，卻不理會「馬下」治國的道理。五代後唐的皇帝李存勖（885―926年），善於「馬上」戰鬥，人稱「鬥雞小兒」，建國後仍不「下馬」，經常帶著他的兵馬隨從，騎著高頭大馬馳騁在田野中，打獵取樂，踐踏莊稼，傷害民田，他豎起指頭：「老子靠指頭取天下！」他卻不知道取天下靠指頭，治天下靠腦袋。他在位不過四年，就被他的部下亂箭射殺，他的指頭再也動彈不得了。

　　漢朝初年，年輕的政論家賈誼（前200―前168年）寫過一篇《過秦論》，其中說道：「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兩千多年前的政論家早已提出創業與守成不同術，「馬上」與「馬下」不同道。歷史上許多人不明此理，以致不斷出現建國的英雄，治國的庸才；短命王朝多，長治王朝少。道理即在於此。

　　二、五畝之宅 百畝之田戰國時代，七國稱雄爭霸，兼并戰爭劇烈，各國救亡圖存迫在眉睫，大家都急切尋求富國強兵的捷徑。公元前320年，儒家名流孟軻（即孟子，約前372―前289年）率領他的門徒到了魏國新遷的首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市西北），梁惠王魏罃接見了孟軻。孟子為梁惠王設計了一個強國的藍圖，他認為富國強兵必須首先解決農民問題：「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蓄，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學校）之教，申之以孝悌之養，頒白者（老人）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wàng旺，即稱雄於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然而怎樣才能讓農民擁有「五畝之宅」（五畝宅基地）和「百畝之田」（一百畝耕地），他沒有說。後來，他到了滕國，向滕文公明確說明了他「井田之制」的設想：「方百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有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那就是說：把土地劃成井字型的方塊，周圍八家各有田百畝（約合今制廿八畝），中間為公田，八家共同耕種公田，收穫歸公，其私種之百畝，收穫歸己。雖然孟子的「井田之制」是不切時務的設想，但是，為了稱雄稱霸，必須首先解決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這一點無疑是十分正確的。

　　西周時期，周天子分封諸侯，各諸侯「受民受疆土」（《大盂鼎銘》）。各諸侯不但分割田土，同時也分割勞動人口。諸侯將其封地的田土劃成一塊塊的方田，由其控制下的勞動者以勞役形式進行耕種，諸侯則享受勞動者的勞動果實。這是由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進入戰國時期，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生產力而論，鐵制工具已普遍用於各個行業，農具中的鋤、犁、鐮、鍤等都已廣泛使用，牛耕也逐漸推廣。此後兩千年中，中國傳統農業的這種格局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圖18 農耕圖）這種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帶動生產關係的變革。這時，天下宗主周天子已經名存實亡，原有的大小諸侯也漸次消亡，而為新的貴族家庭所取代。諸侯佔有「公田」也逐漸過渡到以家庭為單位的私有。要把已經私有化了的土地重新圈為公有，那是不可能的。同時農民亦已徹底擺脫了「井田制」下的集體勞作，由個體家庭來完成全部生產過程。個體農戶長年累月在一塊耕地上勞筋骨，灑汗水，他熱愛這塊耕地。但卻不能享用這塊耕地的勞動果實，因為土地不是他們自己的，他們要承受各種勢力的干預與盤剝。生產過程中的個體性，助長了農民的私有觀念，「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是農民夢寐以求的現實。但千百年來，個體農民自身卻是無能為力的。「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農民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拿破崙正是利用對農民私有土地的承諾使自己一步步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戰國時期正是廣大農民嚮往私有一塊耕地的時代。順應這一歷史潮流，出現了「商鞅變法」。

　　公元前361年，一個衛國的沒落貴族公孫鞅（即商鞅，約前390―前338年）投奔到秦國，得到了秦孝公嬴渠梁的信任，在孝公的支持下推行變法。（圖19 商鞅像）變法的內容很多，但其中心內容是「開阡陌封疆」，即拆除劃分井田的溝溝坎坎，廢除貴族控制土地的特權，人民可以私有耕地，可以自由買賣。鼓勵開墾荒田，努力耕作，多產粟帛者豁免徭役。並勒令家有多丁者一律分家，否則加倍征賦。鐮刀鋤頭的生產力和小戶農民結合起來，加上小農的私有觀念，便暴發出強大的生產能力。商鞅又獎勵為國家而戰（公戰），嚴懲私鬥，公戰「斬首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商君書·境內》）「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農民視土地為生命，一旦他們把保衛國家和自己的耕地聯繫起來，便會產生巨大的戰鬥性。秦國施行變法不久，對其他六國便形成壓倒優勢，「鷹擊六國」直至全國統一。秦統一以後，所謂的井田便永遠消失了。不料，到西漢末年，王莽（前45―23年）篡位為帝，王莽是個地道的腐儒，居然異想天開下令恢復井田，行之數年，民怨沸騰。中郎區博上書說：「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廢置）阡陌，遂王諸夏，迄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漢書?王莽傳中》）王莽聽後雖然下令停止了這項改革，但其後果已很難挽回了。（圖20 王莽時期鑄造的貨幣）「自耕」小農可以形成強有力的專制政權，如同形成拿破崙帝國一樣。

　　史學界曾經提出這樣的問題：在元明以前，為什麼總是北方統一南方，而不是相反。

　　其中原因固然複雜，但有一個現象必須引起人們的注意，那就是「自耕小農」的廣泛出現。當然，這個自耕小農不是完整意義上的自耕農民，他們身上還有不同程度的枷鎖。

　　元明之前，北方統一南方，主要有三次：一是西晉滅亡東吳；二是隋朝滅亡陳朝；三是北宋消滅南方各國。

　　東漢末年，連年戰亂，中原地區遭受極大破壞。「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仲長統《昌言?理亂篇》》）曹操統一北方，招募和俘獲大量流民，將他們用軍事或半軍事的形式組織起來，施行屯田。管理屯田耕作的長官為典農中郎將和典農校尉等，這與地方郡縣官判然不同，屯田農民要向官府交納一半（使用私牛）或十分之六（使用官牛）的田租。在戰爭年代，這個屯田制對恢復生產、穩定戰局暫時起著相當的作用。在屯田制下，土地為官府所有，農民在嚴格管制下進行勞作。在曹魏晚年和西晉建國前後，中原地區的戰亂已經結束，而屯田農民的負擔反而一天天加重，甚至達到80%，農民的生產情緒極度低落，產量急劇下降，屯田農民逃亡他鄉，投向豪門大族。屯田已走向了窮途末路。曹魏末年司馬昭（211―265年）當政，下令廢除屯田制度。屯田農民一律編為編戶齊民，所耕土地歸農民所有，向政府交納田賦，生產情緒立即高漲。十餘年後，一舉滅亡東吳。（圖21 石頭城遺址）東吳亡後，在此基礎上頒布「占田法」。在占田制度下，各級官員取得大量土地，而農民也在此制度下，獲得了部分土地的合法佔有權，於是便形成了所謂「太康之治」。

　　第二次是隋朝滅亡陳朝，統一江南。

　　西晉亡後，被稱為「五胡」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在北中國展開大戰，百餘年中，先後建立十六個民族政權，但誰也不能在中原站穩腳跟。後來，自蒙古高原進入長城一線建立北魏政權的鮮卑拓跋氏，實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政策，原始的部落群體開始解體為一個個的家族，參與農業生產。（圖22 山西大同鮮卑家族墓）北魏初期，政權還把成千上萬俘掠的人安置在長城內外的農業區，「給耕牛，計口授田」，「各列家別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魏書?恭宗本紀》）許多跡象表明，拓跋鮮卑等族已逐漸融化在漢族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中，拓跋氏的「計口授田」政策後來演變為北魏孝文帝（467―499年）以後的「均田制度」。北魏政權攻佔中原後，大力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下，一個男丁受露田四十畝，婦女二十畝，因土地厚薄不均，施行輪作，一般加倍甚至三倍授給。露田年老或身死則歸還政府。另外每個男丁給桑麻田二十畝，不在歸還之限，可以買賣，傳之子孫。受田農民夫婦每年交租稅帛一匹、粟二石。在施行均田制的同時，政府還大力整頓戶籍，迫使豪門貴族卵翼下的依附農民轉為國家編戶。行之數年，北魏政權很快在中原站穩腳跟，結束了「五胡亂華」的局面，成為和南方對峙的「北朝」。（圖23 鞏義石窟帝後禮佛圖）後來北魏政權東西分裂，均田制時隱時現。到了隋朝，又大刀闊斧地推行均田，一對夫婦受田一百四十畝，其中四十畝為永業田，永不歸還，百畝為口分田，老死歸還。同時施行「輸籍法」，大力整編戶口。堂兄弟以下必須分家，各立戶頭。如有戶口登記不實，里正（管二十五家）、黨長（管一百家）發配遠地充軍。均田農民照章輸納租稅和服徭役。如此施行不過十年，隋王朝空前富庶強大起來，589年，一舉滅亡了江南的陳朝，結束近三百年的全國分裂割狀態。（圖24 唐初家口田畝文書）個體「自耕農民」的廣泛存在，扶持起了強有力的專制政權。一旦這個政權濫用自己的權力，施行各種暴政，破壞個體小農的生存條件，使他們再次遊離自己的家園，農民就會起而暴動，摧毀這個專制政權。古語云：「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第三次統一是北宋滅亡南方諸國。

　　自唐末農民起義以來，北方長期處於戰亂狀態，加之中原諸朝的暴政，人民四散奔逃，這種情況延續近百年之久。這種情況到後周太祖郭威（904―954年）時代才開始有所轉機。其起點，是廢除「營田制」。自唐朝末年起，政府常常強迫農民耕種官田，稱之為「營田戶」，有時強奪民田為官田，或者以貧瘠土地換取私家良田。營田收入歸官府所有。五代時期，營田有增無減，弊端百出。郭威即位第三年，下令取消所有營田官署，所管營田中的土地、房屋、耕牛、農具一律劃歸耕者所有，農民編入一般戶籍。「百姓既得為己業，比戶欣然，於是葺屋植樹，敢致功力。」「或有上言，以天下系官莊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貨之，當得三十萬緡，亦可資國用。帝曰：苟利於民，與資國何異！ 」（《舊五代史?周太祖本紀三》）郭威先後下令所有官府的莊田劃歸府縣管轄。就全國而論，將國有土地劃歸私人所有，只是局部的改革，但與此前的那些以盤剝百姓為能事、殘害生靈為光榮的「英雄豪傑」相比，便顯得面目一新了，所以其影響甚為深遠。郭威死後，養子柴榮（世宗，921―959年）即位，在此精神指導下進行更深入廣泛的調整。（圖25 周世宗柴榮慶陵）自唐末以來，戰亂頻仍，數十年中，農民遷徙不定，一旦時局穩定，農民回歸鄉里，但時事變遷，土地產權游移，農民雖勉為耕作，不敢作長久之計，也不敢築屋植樹，不敢深耕積肥，這種產權不定的局面，不利生產生活的穩定。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柴榮即位第二年就下令：凡逃散人口的莊田，允許為現耕者所有，登入戶籍，交納租稅。如原田主三年內回歸，莊田歸還一半，五年內回歸則歸還三分之一，而農民自蓋的房舍及所種樹木園圃一律不予歸還。如五年以後再回歸的，則除祖宗墳塋外一律不予歸還，只有承佃者無力耕耘，任其荒廢者，方酌情部分歸還。北方與契丹交界處，放寬年限，五年內回歸者，歸還三分之二，十年內回歸者歸還一半，十五年內回歸者還三分之一。農民懷念故土，又在田產的誘惑下，紛紛回歸故里，一改歷來人口外流的形勢。柴榮又派使四齣，均定農戶田賦，改變農民負擔歧輕歧重的傳統。如此，不數年中，中原人口突破千萬，對周邊各國形成壓倒優勢。在此基礎上，柴榮東征西討，北敗北漢，西佔關隴，橫掃南唐江北淮南土地，接著又揮軍北上，兵不血刃，收復三關（益津、互橋、淤口，約今河北霸縣、雄縣一帶，是北宋一代與遼朝的國界。）不幸柴榮一病不起，引軍南歸。死後不久，陳橋兵變，趙匡胤（927―976年）拾人牙慧，乘南方諸國衰敗，統一了中國。然而，趙氏家族胸無遠圖，一心維護自身的皇位，開始了一個內外政治上萎靡不振的王朝。

　　也許有人要問：南方為什麼沒有出現「開阡陌封疆」、「均田制」、「廢營田制」等化官田為私田之事呢？「楚越之地，地廣人希（稀），飯稻羹魚，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謹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之人，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史記?貨殖列傳》）「夫荊楚之地，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說苑?政理》）「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隋方?食貨志》）「江淮之有猛獸，猶北方之有雞豚也。」（《後漢書?宋均傳》）在北方，農民得到一小塊耕地，受法律「保護」，對「皇帝」感恩載德，甘願為皇帝奔命。然而在南方，山嶺湖泊，地形錯雜，加之地廣人稀，人民一求溫飽，並不困難。（圖26 河網密布的江南風光）他們輕於流徙，鄉土觀念淡薄，即所謂「民有離志」，皇帝在他們的觀念中淡薄得很，不會因取得一塊耕地為皇帝賣命，所以很難形成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六朝時期，農民如果不是隱入山林水澤，做不受政府控制的山民船戶，便是淪為豪門貴族的奴婢部曲。山民船戶逸脫於體制之外，奴婢部曲是賤民，對皇帝都不會有好感。所以，二百多年間，江南政權雖然面臨著落後種族蹂躪的威脅，卻不能形成強大的足以抵禦強敵的政權，坐待他人來統一。

　　十八、十九世紀之交，「這正是使法國封建農民成為小塊土地所有主，而使拿破崙成為皇帝的物質條件。」（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在中國封建時代，封建統治者只要在某種程度上滿足農民一小塊土地的私有權力，這個政權就會強大起來。中國古代的部分統治者往往意識到小農是他們的財賦來源，又是兵源所在，所以力圖保持自耕小農的大量存在。西漢時期，皇帝經常派人巡查各地，他們手持的本本是皇帝的《六條詔書》，其中第一條便是嚴禁地方豪強兼并土地。隋唐時期的均田制也都明確禁止籍外占田。但封建時代的悲劇在於：小農本身是脆弱不堪的，它經不起任何風吹浪打，任何輕微的天災人禍，都足以使他們家破人亡，貧富貴賤的升降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革命把半農奴式的農民變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後，拿破崙鞏固和調整了某些條件，保證農民能夠自由無阻地利用他們剛剛得到的法國土地並滿足其強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國農民現在貧困的原因，正是他們的小塊土地、地產的分散。即被拿破崙在法國定下來的所有形式。」（同前引）農民夢寐以求私有一塊耕地，但卻不能持久地保有這塊耕地，以致大多數農民淪入貧困的境地，這就是小農經濟的悲劇所在。

　　在中國歷史上，農民取得小塊土地私有權來自皇帝「恩賜」者比較少見，而來自農民大起義者卻屢見不鮮。狂風暴雨式的農民暴動，打碎原有的專制政權，也使整個地主階級遭受慘重打擊。他們死的死，逃的逃。在戰爭過程中，農民實際佔有了部分耕地，新的王朝建立，不得不承認這一現實。而且新王朝統治者多是經過農民戰爭的陶冶，多少了解到君與民的關係是水與舟的關係，也多少了解到農民是國家財源兵源所在。那位在戰爭中滾打出來的後周世宗柴榮，命令雕刻農夫蠶婦的模型，置之殿庭，以為自己的警戒。有誰能說歷史上所有的皇帝都是面目猙獰的妖魔！一個王朝，一旦掌握了廣大的「自耕農民」，在「輕徭薄賦」的政策下，加之健全的法律章程，昌盛的時代就會到來。

　　封建王朝承認農民的私有，他就不能不承認地主的私有，而農民又不能持久維持自己的私有，從而喪失自己的私有，結果是壯大了地主的私有，這就註定歷代王朝是地主階級的王朝。一旦土地大規模集中於地主階級之手，廣大農民如果貧困到流離失所的境地，狂風暴雨即將來到，封建王朝也就岌岌可危。如此循環往複。

　　農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但卻不能抗拒走向貧困的趨勢，以致釀成一幕幕社會悲劇。近代以來，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探討挽救農民淪亡的方案，產生了五花八門的「主義」，但都是停留在空論上，並沒能付諸實施。二十世紀以來，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在共產主義的號召下，強行推行農業合作化運動，把土地收歸國有或集體所有，集體勞作，統一分配。原蘇聯首先組織起集體農莊，以為如此便可發展生產，挽救農民貧困破產的厄運。但行之數年，反而形成蘇聯全國性的饑荒。據報載，蘇聯直接或間接死於饑荒者高達一千萬人，僅烏克蘭即死亡數百萬人。以至2003年總統烏克蘭庫奇馬簽署命令，將每年的11月22日定為「饑荒紀念日」。在集體農莊制下，農業始終是蘇聯的最大難題。但曾幾何時，集體農莊取消後不久，俄羅斯便由糧食匱乏國變成了農產品出口國。在中國，曾經推行所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土地、農具乃至雞鴨牛羊一律收歸集體所有，收穫交「公」，然後推行食堂制，社員「吃飯不要錢」。公社化後，連續數年，國家經濟陷入了極端的困難之中，據說是遭受了「自然災害」。在中國廣袤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時遭受「自然災害」，造成上千萬人的死亡，豈非咄咄怪事！而當人民公社取消以後，二十餘年間，這種普遍的自然災害卻銷聲匿跡了。即或有局部的天災，天災過後，人民很快恢復了元氣，依舊豐衣足食。據報道，安徽鳳陽小崗村，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到一九六〇年，生產隊餓死三百六十七人，死絕六戶。施行大包干後，當年就打了三十六萬五千斤糧，相當於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〇年十五年的總和，第一次上交公糧二萬公斤。在「人民公社」下，不是小崗村農民的覺悟不高，而是鐮刀鋤頭的生產力和那個「一大二公」的公社制度格格不入。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理是生產關係必須和生產力相應，落後的生產關係固然要逐步淘汰，然而過分超前的生產關係同樣要對社會造成極大的傷害。集體農莊也好，人民公社也好，在生產力極度低下的背景下，這條道路是個死胡同，終歸要走到不通的盡頭。

　　「發展是硬道理」，在生產力突飛猛進的今天，機械化、電氣化、信息化正在促使農民主動放棄那一小塊耕地走向集約化、專業化的道路。小崗村的「小崗農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已掛牌運轉了，不是昭示著這個方向么！

　　三、親賢臣 遠小人「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這是諸葛亮勸導蜀漢後主劉禪的名言。

　　君主要親賢臣，遠小人，史書連篇累牘地記載，幾成盡人皆知的老生常談，陳詞濫調。但事實上，歷代君主親賢遠佞者鳳毛麟角，親佞遠賢者比比皆是，究其原因，總結起來有以下諸種情況。

　　一，國君根本沒有親賢遠佞的觀念。歷史上有許多皇帝少年即位，生於深宮，養於奴僕，上無父母之管教，下無良師之輔導。稍稍長大之後，民生疾苦他不見，治國之術他不知，既無學識，又不懂人情，一事之來，昏昏然全無主意。聽誰的？只有身旁的奴僕后妃，這些人就是諸葛亮所說的「小人」。

　　二，作為君主，明知其人姦邪，卻仍然信賴不疑。這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君主大權在握，足以鉗轄群臣，但要利用姦邪打擊政敵，掃除專權障礙，最典型的是武則天（624―705年）。武則天利用一批「酷吏」，放任他們飛揚跋扈，大殺大砍，但是，一旦可能危害她權力的勢力斬盡殺絕，便迴轉頭來收拾這批「酷吏」。第二種情況與此相反，邪臣羽翼豐滿，權力在握，君主受其控制，雖欲除之，卻難可為力。唐文宗李昂（809―840年）一次詢問他的大臣：我像前代何種君主？大臣周墀答道：「陛下堯舜之主也。」李昂道：「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周墀大吃一驚，說道：「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李昂道：「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資治通鑒》卷二四六唐文宗開成四年）隨即淚下沾襟。李昂深恨宦官姦邪害政，卻又無可奈何。第三種情況是，皇帝並未喪失權柄，也無意打擊政敵，卻對姦邪信賴不移，這是因為姦邪長期投其所好，滿足皇帝的種種需求，在情感上沆瀣一氣，不能自拔，乾隆之與和珅便是如此。

　　三，不能「親賢臣，遠小人」最常見的一種情況是，國君深知親賢遠佞的道理，卻分辨不出何人是奸，何人是賢，甚至認為他面前的臣僚全是賢良。但是，一旦國家發生動亂，朝廷陷入危難之時，姦邪之輩或賣國投敵，或溜之大吉，少數臣僚挺身而出，挽救危局，這時姦邪與賢良判然分明，國君方知姦邪之可憎，賢良之可貴，深悔自己用人不當，卻已為時晚矣。此種事例，史不絕書。唐朝那位「明皇帝」李隆基（685―762年）是最典型的例子。

　　以上不論何種情況，其結果最終將是王朝的衰敗和皇帝自身的危亡。所以，作為國君，要分辨賢良與姦邪，首先要查明姦邪之人。

　　西漢學者劉向（前77―前6年）撰述的《說苑》一書中，有《臣術》一篇，總結出「姦邪」有六種情況，即所謂「六邪」。全文如下：「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佈於境外，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

　　《說苑》所說的「具」、「諛」、「奸」、「讒」、「賊」、「亡國」六種邪臣，實際上是姦邪的六種表現，真正的姦邪佞臣往往兼數種而有之，只是有所偏重而已，而最普遍的是所謂「諛」，俗稱「拍馬屁」。喜歡他人阿諛奉承乃人之常情，皇帝更不能例外。皇帝是權力的象徵，這種權力可以撒下陽光雨露，也可以震以雷霆閃電；可以賦予你榮華富貴，也可以使你門滅九族。如此權力，焉能不使人趨之若騖。為了討好這個「權力」的歡心，總有一批人終日讒顏媚骨，圍繞在你的身旁，萬歲聲呼得連天響，「聖明」歌唱得充耳聞。你說東，他決不說西；你說是，他決不說非；你需要什麼，他立即奉上；你討厭什麼，他絕對諱避，終日讓你甜蜜蜜，決不觸動你厭惡的神經。他給你造成一個絕好的印象，那就是他是天下最最賢良的忠臣。歷史上確實有不少昏君把拍馬屁的精巧與否作為賢愚臧否的標準，並以此褒揚和加官晉爵。南朝劉宋有個皇帝叫劉駿（430―464年），他的愛妾殷氏死了，他感念備至，時常率領群臣到墓地悼祭。在一次祭祀時，忽然對一位寵臣劉得願說：「你若哭得悲痛，必有厚賞。」劉得願果然槌胸頓足，嚎啕大哭，劉駿大悅，立馬任命他為豫州刺史。這可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肥缺！劉駿又命他的御醫羊志一同哭泣，羊志也像模像樣地痛哭不已。事後，有人問羊志：「你哪裡來那麼多急淚？」羊志答道：「我哭我自己的亡妾，關他屁事？」有個史學家說：這下劉駿受騙了。其實，拍馬屁的人多數是騙子。須知，他們並無善意，無非是要在你權利的鼎鑊中挖一勺子。不化本錢的買賣，何樂而不為！不以才幹而以馬屁拍得精巧來提拔官吏者，並不乏人。

　　只會當面阿諛奉承是「諛臣」中的等而下之者。高明的諛臣另有一種絕活，那就是「隱而求主之所好」的揣摩功夫，即揣摩君主的嗜好與意向。要達到這個目的，兩種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在皇帝身旁的后妃奴僕中廣樹耳目，打探消息；二是在皇帝接見時察言觀色，窺探方向，掌握準確目標，投其所好採取行動，力求達到「言語無不合旨，奏對無不當意。」說出來的話恰是皇帝想說的話，做出來的事恰是皇帝想做的事，日月往來，不知不覺落入他的圈套中。隋煬帝十分欣賞裴矩（？―627年），他說：「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隋書·裴矩傳》）唐朝的李林甫（？―752年），史稱他「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而中官妃家，皆厚結托，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皆稱旨。」（《舊唐書·李林甫傳》）如裴矩、李林甫者，才是到家的「諛臣」。

　　歷史還有一種現象：許多帝王被其部下殺死，而殺死他的人幾乎就是馬屁拍得最出格的親密之人，最典型的是春秋時代的齊桓公（？―前643年）。（圖27 畫像石上的齊桓公與管仲）他的宰相管仲（即管子，？―前645年）臨終時告誡他務必除掉以下幾個人，其中有易牙、豎刁、開方這幾個互為羽翼、狼狽為奸者。易牙擅長調味，性格諂媚，齊桓公要吃蒸兒，易牙將自己的兒子殺死蒸了供桓公品嘗；齊桓公寵愛內宮美女，卻決不讓其他男子染指，豎刁就自除陽具以供桓公驅使；衛國的公子開方捨棄公子身份來到齊國為桓公服務，家有老母，十五年不歸家省親。這種違反情理、矯揉造作的虛偽行為是不能持久的。管仲死後，齊桓公不忍對他們下手，最後，這幾個人興兵作亂，圍守宮室，阻塞宮門，挾持桓公，使得桓公活活餓死，屍體腐爛，數十日不得收屍埋葬。事後諸子爭位，他們又逐太子，殺群吏，立公子無詭為王，齊國大亂，不可收拾。齊桓公建立的霸業因此付諸東流。四百多年後，那個殺死秦二世的趙高，也正是幫他篡位，慫恿他專心享樂不理政事的人。

　　通常談話中常聽人說：「我又不是你肚裡的蛔蟲，怎麼知道你在想什麼！」高明的諛臣正是你肚裡的蛔蟲，你的心思他了如指掌。

　　大量諛臣的存在，產生了極其不良的效應。

　　歷史上有許多皇帝，在其即位之初，也頗英明了一番，但時間稍久，便逐漸發昏起來。清朝大臣孫嘉淦（1683―1753年）在乾隆時上了一本《三習一弊疏》，風行一時。意思是：皇帝在位日久，習慣於群臣的歌頌與讚揚，終至於「喜諛而惡直」，眼睛習慣於協肩諂笑，終至於「喜從而惡違」。姦邪之臣，正是利用皇帝這種特點大行其道，飛黃騰達。君子則因獻媚無術，紛紛被排擠出朝，最終的結果是君子在野，小人滿朝，皇帝變成十足的昏君。孫嘉淦所說乃是皇帝從英明到昏聵的普遍規律。拍馬屁，對皇帝而言是腐蝕劑、麻醉劑，你終日在馬屁聲中迷迷糊糊地走向愚昧無知、荒唐墮落。所謂「君暗臣諂，國無類矣」（《資治通鑒》卷一周安王二十五年）。

　　諛臣的極致是「造神運動」。武則天想當女皇帝，需要造輿論，興聲勢，一批諂臣深明此旨，大事鼓噪，製造了許多離奇古怪的神話。武則天的侄兒武承嗣命人造一白石，上書「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聲稱是從洛水中挖出來的，武則天便大作文章，命白石為「寶圖」，並親自參拜，封洛水之神為「顯聖侯」，告謝上蒼，自命為「聖母神皇」。她又採納臣下建議，改造文字，自己改名為「曌」，意思是日月當空。（圖28 武則天除罪簡）得寵於武則天的和尚薛懷義，奏上《大雲經》四卷，內稱武則天是彌勒佛下世，應當代替唐朝為「閻浮提主」（「閻浮提」在佛經中指中國），武則天立即命令頒布天下。就是在這種喧鬧的造神氣氛中，一個活生生的凡人變成了一位神，終於使她成為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女皇帝。（圖29 龍門石窟奉先寺盧舍那佛像）但後來武則天本人並不把自己看作是神，她晚年頭腦愈益清醒，廣泛聽取「凡人」的提醒，糾正自己的缺點錯誤。然而歷史上在群臣的「造神運動」中被沖昏頭腦，自命不凡者大有人在。

　　理論上人們個個都痛恨拍馬屁，但他們往往又沉醉在對自己的拍馬氣氛中，這就是歷史悲劇不斷發生的原因之一。

　　歷代王朝，當其處在衰敗時期，還大量存在著所謂的「具臣」。何謂「具」？擺擺樣子之謂也。封建時代，一旦為官，富貴榮華便隨之而來。但是，在專制制度下，仕途是坎坷的，官場是險惡的，弄不好要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所以為保全自己的烏紗帽，必須處處小心為是。於是有些官僚在長期的官場實踐中，煉就了一身作官的功夫。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凡事不表態，唯唯諾諾，模稜兩可，終日笑眯眯，不作出頭鳥，所謂「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三國志·魏書·杜恕傳》）一旦國家危殆，早早溜之大吉，或投靠新主，尋求新的榮華富貴。明崇禎帝朱由檢（1611―1644年）亡國時大叫「諸臣誤我！」這就是因為「具臣」太多的緣故。

　　單純的「諛」和「具」，本身並不直接害政。歷史上，口頭上善拍馬而在行政上是行家裡手者大有人在。直接殘害政事者是所謂「奸」、「讒」之臣，這些人的主要特點是害人。他們心胸狹隘，妒賢害能，排斥異己，喜愛暗中向皇帝打小報告，揭人隱私，造謠生事。凡為皇帝信賴或精明能幹、可能有所建樹而危及其個人權位者，必千方百計剷除之。或捏造事實，羅織罪名；或巧使奸計，誘人陷入法綱；或借刀殺人，坐山觀虎鬥。總之，必置之死地而後快。史稱李林甫「妒賢害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興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在這裡，李林甫又是一個典範人物。那位以賣國聞名的秦檜（1090―1155年）同樣也是排斥異己的名人。

　　姦邪發展到極致成為「權奸」，大致即《說苑》中的「賊臣」與「亡國之臣」。歷史上所謂的「權臣」，與「權奸」有所不同。例如曹操（155―220年）以軍功掃平天下，挾天子以令諸侯，時機成熟，取而代之，應該說是「權臣」。「權奸」則是通過種種卑劣手段盜取權位。例如利用其特殊地位（如外戚、官宦、宗親）用「酒色財氣」加意培植皇帝的腐化生活，讓他在宮中只為后妃奴僕所包圍，終日吃喝玩樂，厭倦政事，甘心情願將政事交由「權奸」處理。於是他們便假借皇帝名義發號施令，封閉皇帝與外界的聯繫，上欺國君，下壓群臣，操持國柄，專權跋扈，皇帝終於成為他手中的玩物。那位指鹿為馬的趙高便是最典型的人物；唐代宗李豫（726―779年）即位初年宦官李輔國的「大家但內里坐，外事聽老奴處置」（皇帝您只顧在宮中玩樂，外面的事由奴才去處理），則是「權奸」最理想的狀態。（圖30 唐代宦官形象）綜上所述，作為國君，首先要建立一個信條：你所需要的東西是國家、社會的真情和治國的方略，而不是逢迎獻媚的馬屁話。對那些逢迎拍馬、投其所好、終日讓你舒舒服服的人，必須提高警惕。春秋時代，楚共王（一說楚文王）臨終前遺命他的宰相：對那些常以道義相勸，終日讓他如芒刺背的人賦以高官厚爵；對那些鼓勵他為所欲為，讓他舒舒服服、一日不見便悶悶不樂的人立即驅除出境。楚共王是英名的，其見解具有普遍意義。

　　英明的國君還要儘力杜絕拍馬之風。東漢光武帝劉秀曾下令「其上書者不得言聖」，「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剃光頭），兼令屯田。」（《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他的兒子明帝劉庄（28―75年）也曾下詔：「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後漢書·明皇帝本紀》）唐太宗李世民一日停留在一棵樹下，對此樹頗為讚賞，宇文士及在一旁跟著讚不絕口。李世民立即板起面孔說道：「魏徵常勸我疏遠佞人，我不知道佞人是誰，本來就懷疑是你，果然不差！」

　　歷代昏君偏聽偏信，殘害忠良，不知多少忠臣義士銜冤泣血而死。二千多年前的《詩經》便已慨嘆：「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孔子也說：「惡利口之覆邦家」。（《論語·陽貨》）英明的國君對那些在耳旁吹陰風的人常常嚴懲不貸。戰國時期的齊威王（？―前320年）召見即墨大夫說道：「自你到即墨以後，天天有人說你的壞話，但我派人視察即墨，卻見田野開闢，人民富實。政事流暢，東方安寧，證明你不巴結我的左右侍從替你吹捧。」他又召見阿地大夫說道：「自你守阿以後，天天有人讚揚你的政績，但我派人視察阿地，卻見田野荒蕪，人民貧困。昔日趙國攻我甄地，你坐視不救；衛國攻我薛陵，你昏然不知。證明你專心收買我的左右親信替你吹捧。」於是下令將阿城大夫連同在耳旁吹風的人一律烹殺。

　　歷史上國君的左右侍從常常是姦邪的淵藪，他們在國君的卵翼之下，別人動他不得，古人稱之為「城狐社鼠。」有些國君明知其姦邪，卻不忍剷除。劉向《新序·雜事第四》中記載這樣一個故事，齊桓公出遊時經過郭國廢墟，便詢問當地人郭國何以滅亡。有位百姓答道，那是因為郭國國君「善善而惡（wù）惡（è）。」意思是讚揚善事，痛恨惡人。齊桓公十分詫異：「既然國君能夠善善而惡惡，為什麼國家還會滅亡呢？」那位百姓答道：那是因為他「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意思是：知道善人的善行卻不褒揚，知道姦邪的存在卻不去除。不知其姦邪而使其存在，姦邪尚有所顧忌，知其姦邪卻任其存在，姦邪者便無所畏懼，為所欲為了。東漢章帝劉炟（56―88年）時，竇憲（？―92年）依仗其妹為皇后，在外飛揚跋扈，用賤價強買章帝姐妹沁水公主的田園，後被發覺，章帝大怒，說他的行為何異於趙高的指鹿為馬，連公主的田園都敢強佔，何況平民百姓！國家拋棄你竇憲，就如同扔掉小雞、臭鼠一般。然而章帝卻礙於皇后的臉面，不加處置，司馬光對此事評論道：「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奸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資治通鑒》卷四六章帝建初八年）此後，竇憲專權跋扈，終至滅族。歷史上皇帝寵待后妃，縱容其家族，終至被抄家滅門者比比皆是。對待惡人，當其邪惡暴露以後，不論其為親屬姻戚，抑或左右近侍，處置要堅決，不可遲遲疑疑，粘粘糊糊，若待其形成氣候，尾大不掉，則其危害將深且遠了。《尚書·大禹謨》說要「去邪無疑」，就是這個道理。

　　遠佞的另一面是親賢，二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不親賢則佞臣不遠，不遠佞則賢臣不能存身。唐太宗李世民說：「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貞觀政要·擇官》）就是這個道理。

　　親賢也有幾個方面，《說苑·尊賢》中有這樣一段話：「（齊）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蔘之，害霸。』」

　　這裡說的是親賢的幾個步驟，即知賢，用賢，任賢，信賢，不令姦邪參與其中。

　　知賢，即分辨賢臣；用賢，即賦予職位；任賢，即給以許可權；信賢，即信賴不疑；不令姦邪參與，即不令姦邪從中搗亂。

　　知賢是親賢的首要課題。前引劉向《說苑·臣術》把賢臣總結為「六正」：「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體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諛，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

　　《說苑》所說的「六正」，可歸納為三類：一是作為當權大臣，學識深厚，眼光遠大，有高度的預見性，不斷作出正確決策，使社會安定，國家富強。二是經常以治國道義、嘉言善行規勸國君，令其長期保持清醒頭腦，不偏離治國軌道，進而敢於不顧個人安危，犯顏直諫。三是忠於個人職守，兢兢業業作好本職工作。從道德品質上說，「正臣」的品質則是立身正直，謙虛謹慎，生活儉約，不慕榮利，杜絕貪賄。而這正是辨別賢臣的著眼點。

　　作為國君，分辨賢良，對第一種所謂「聖智」之臣，一般情況下，必須在長期的實踐考驗中才能出現，而在治國未見成效之前是很難預見到的。對二、三種情況，觀察臣僚是否仗義執言，直言不諱，勤勤懇懇，忠於職守，則是可以察覺的，而所謂「賢臣」應該就在這一行列中。

　　選拔賢良需要觀察與考核，如何考察？春秋戰國之際，魏文侯魏斯（？―前396年）要選擇宰相，準備在魏成與翟璜二人中選擇其一，向李克（即李悝，前455―前395年）徵詢意見。李克不便明言，只是說：「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史記·魏世家》）意思是說，只要看他平常親近什麼人，富裕時周濟什麼人，飛黃騰達時推舉什麼人，走投無路時不輕易作什麼，貧窮時不輕易伸手要什麼，據此，便可決定誰可做宰相了。孔子《論語·為政》也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音叟，隱匿）哉？人焉廋哉？」意思是說，考驗一個人要看他和什麼人交往，作事為達到目的採取何種途徑，觀察他的心態，安於什麼，不安於什麼。如此，一個人是不能掩蓋自己的本來面目的。總之，對臣僚一方面要了解他的過去，更要考察他的現狀，觀察他接觸的人群，觀察他在富貴貧賤處境中的生活態度，便可對臣下的品格有一個初步的了解了。但是作為國君，生活在幽宮深院中，接觸的社會面是極其有限的，要選擇賢良，必須最大限度地和群臣交往。

　　南朝劉宋文帝劉義隆（407―453年）曾告誡他的弟弟、時任荊州刺史的劉義恭說：「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其眾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宋書·劉義恭傳》）這是宋文帝要求他的兄弟要時常接見下屬，了解下情，考察部下的賢愚邪正。這對於國君來說，更具有普遍意義。史載，西周的周公旦代成王執政「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言其接待部屬，連吃飯洗頭工夫都沒有。雖屬誇張，然而道理是不錯的。英明的國君常常就在頻繁地接待臣僚中了解治國的賢臣。

　　接待下屬，首先存在一個態度問題。對待下屬要謙恭，態度要溫和，不可驕倨傲慢，盛氣凌人，自以為是。史稱，「誠使周公驕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說苑·尊賢》）孟子也說過，如果一個國君，「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孟子·告子章句下》）「訑訑」是自鳴得意和自我陶醉的樣子。以這種聲音笑貌對待別人，賢人君子早早避而遠之了。春秋時期，齊景公上朝聽政，擺出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架勢，宰臣晏嬰（晏子，？―前500年）批評他這種「朝居嚴」的姿態有害於國家。景公不解，晏嬰說：「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喑，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喑，非害國家而如何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可見國君對臣僚態度生硬，可使滿朝臣僚成為啞巴，國君成為聾子，要想察知賢良之人就難上加難了。（圖31 晏嬰墓）識別賢良只觀察是不夠的，古人僅憑語言形象取人而失之交臂者大有人在，連我們那位「孔聖人」都曾說過：「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口才超人，孔子甚為讚賞，後來表現極差，時常讓老夫子大光其火。子羽面貌醜陋，孔子認為不是一個好材料，後來卻門徒數百，名揚四海。（圖32 孔子授經圖）對朝臣的識別，唐朝的薛登（647―719年）曾說：「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他又引用晏嬰的話，「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舊唐書·薛登傳》）就是說，對賢良的識別最終靠的是從政的效果。古代昌盛的王朝都有一套考察官吏的機構，對朝臣都有一套嚴格的考核內容與制度。作為國君，應尊重考核機構的考核結果，考核上等者，應尊其為人才。

　　對朝臣的選拔，人員的氣質也不容忽視。《荀子·哀公篇》說到一件事情，魯哀公問孔子如何選取官員，孔子說：「毋取詌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理由是「詌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 詌者指鋒芒畢露，好轄制他人的人；健者指勇於追求權位，處處要壓倒別人的人；口銳是指夸夸其談，華而不實之人。這三種人未必沒有才幹，但作為官員，需要團結一批人從事工作，一個人不可能包攬一切，而具有以上三種氣質的人就極難容納其他人同舟共濟了。所以孔子認為，選人首先必須是「忠信重厚」。「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志能焉。」待人誠懇，講究信用，處事厚道，總之能團結他人。能團結人，才可委以重任。

　　用人原則應該是「唯賢才是舉」。春秋時期，晉國大臣祁奚年老退休，晉悼公問他誰可繼承其位，祁奚稱「解狐可！」悼公大為詫異，問道：「他不是你的仇敵嗎？」祁奚答道：「您問的是誰可以擔當此任，並未問誰是我的仇敵。」後來悼公又問誰可繼任中軍尉，祁奚回答「午也可。」悼公又問：「祁午不是你的兒子么？」祁奚答道：「你問的是誰可擔當中軍尉，並沒有問誰是我的兒子！」在祁奚看來，仇人解狐和兒子祁午在選賢問題上處於同一個水平線上，無所謂仇人和兒子。經祁奚薦舉的解狐，後來也將仇人邢伯柳推薦給趙簡子，請委以重任，邢伯柳感而往謝，解狐引弓迎射，表明他私怨不入公門，決不因公而廢私。祁奚、解狐這種「外舉不棄仇，內舉不失親」的作法，大得後世稱賞，並成為所有明君的用人準則。

　　識別賢才是一回事，任用賢才卻是另一碼事。對朝臣進行考察之後，如果業已證明其為賢才，應該當即委以重任。如果「善善而不能用」，則不僅是人才的浪費，而且還會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特別是在分裂割據時期，「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大批人才流入敵國，其危害不堪設想。分裂割據時期，一方面是實力的較量，同時也是人才的競爭。春秋戰國時期，秦國本是偏居一方的落後小國，但每引進一批人才，便興起一個發展的高潮，一批又一批，一浪高一浪。終於雄居神州，統一全國。楚漢相爭時期，項羽本來處於壓倒優勢，但他信用的部屬不是項家的子弟，便是妻妾的親屬，諸如韓信、陳平等人紛紛投入劉邦麾下。反觀劉邦，原來龜縮在漢中之地，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韓信突然提拔為上將軍，揮軍北上，席捲中原，終於使不可一世的霸王只能陔下別姬，烏江自刎。歷史上把人才拱手讓人而給自己造成巨大損失者史不絕書。

　　任用賢臣，首先要對臣下做到「誠信」。但從歷史上看，作為國君，要讓他對臣子做到「誠信」，難！皇帝是權力的象徵，富貴榮華的頂峰。帝王必須時時提防他人取而代之，這就常常使他們的精神處在緊張狀態中，要提防朝臣的陰謀詭計，也要預防大臣的威權震主。特別是在帝王在位日久安排後事之時，便更加心事重重，疑神疑鬼。漢武帝（前156―前87年）晚年，大臣無罪被誅殺者數十家，自己的妻妾、太子、公主，殺之不轉眼睛。唐太宗在位之初，立志不殺功臣，並長期履行自己的諾言，但當他在位的第十七年，發生了一件大事，太子李承乾和次子李泰為爭奪帝位勾心鬥角。他自己是爭奪帝位的行家，十七年前「玄武門之變」的陰影又浮現出來，於是疑心大起，不但斬殺當事大臣，而且捕風捉影，將一些宰臣借故殺戮，甚至對已故的、生前最受他尊崇的魏徵，也撲碑斷婚，以示決絕。明朝的朱元璋（1328―1398年）為了給兒孫掃清道路，削平棘刺，對朝臣風掃殘雲般地瘋狂誅殺，致使死後朝無能人，四子燕王朱棣（1360―1424年）自北京麾軍南下，他的精心策劃頃刻化為烏有。劉邦即位後，誅殺功臣，使第一流的將軍次第叛變，連和自己同村同日生、並長期共患難的盧綰也叛逃匈奴。北魏的開國皇帝拓跋珪（371―409年）晚年疑忌心發作，凡為官奏事，忽然追憶往年的些微齟齬小事即行殺戮，上朝時見朝臣表情失常，言語不當，行動失節，便認為居心叵測，親手擊殺，最後自己卻死於親生兒子之手。中國歷史上的南朝（宋、齊、梁、陳）就是在這種君臣、父子、兄弟互相猜忌、互相慘殺中，天昏地暗地輪番專制，朝代更替。皇帝猜忌苛虐，誅殺臣僚，人人自危，雖父子也不能相保。你要猜殺，人要保命，反叛是勢所難免之事。

　　還有一類皇帝，自恃才高八斗，舉世無雙，凡遇才華顯露，幾乎超己者，必不令其存在。隋煬帝殺薛道衡，叫道：看你還能不能作「空梁落燕泥！」殺王胄，他又叫道：看你還能不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綠！」梁武帝蕭衍（464―549年）和大臣沈約（441―513年）比賽關於「粟」的典故的數量，沈約故意少說了三個，事後他賣弄聰明，對人說：「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護前」就是要佔上風。此話被蕭衍得知，沈約差一點丟掉腦袋。（圖33 南京北極閣）東漢末年的楊修（175―219年），在曹操跟前賣弄才華，最終不免殺頭。這種「護前」的皇帝，要他始終待人「誠信」，就近乎滑稽了。

　　對賢臣不能做到「誠信」的另一個原因是，大凡賢臣，通常都有所作為，有些成績，並相應產生一定的威望。正因為如此，總有一批鄙瑣小人，無知，無能，終日無所事事，但對別人的成績卻耿耿於懷，輕則評頭評足，風言風語，進而造謠誹謗。同樣的話講三次，謠言也就成了「真理」。君主如無主見，難免受其蠱惑。更有甚者，一些昏君，對奸人的閑言碎語特感興趣。唐德宗李適（音擴，742―805年）信任宰相裴延齡（727―796年），此人荒誕不經，謊話連篇。例如，他曾上奏長安和咸陽邊界有湖泊百頃，可供牧放官馬。此處距京城近在咫尺，朝臣多言不實，德宗派人遷往核查，不過蘆葦灘數畝而已。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德宗知其荒誕，但因此人專好採集民間細事，詆毀他人，德宗聽之入迷，始終信賴不移。他死後，滿朝文武相慶，惟獨德宗痛惜不已。歷史上愛聽邪臣在身旁吹陰風、點鬼火的權力者大有人在。

　　皇帝對朝臣的猜忌，常常影響到國家大局。唐朝中期之後，國家戰亂頻仍，前方將士浴血奮戰，政府卻惟恐將軍戰功顯赫，無法控制，經常委派家奴（宦官）去做監軍，在軍隊中指手畫腳，牽制將軍行事，致使戰事屢屢敗北，直至唐朝滅亡。有宋一代，惟恐「黃袍加身」的戲劇重演，千方百計避免兵將的親密隸屬關係，使之兵不識將，將不知兵，對外屈膝忍辱，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窩囊的一個朝代。（圖34 陳橋驛）大凡昌盛的朝代，英明的君主，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作到對朝臣「誠信」對待，其中最典型的是東漢光武帝劉秀和唐太宗李世民。公元29年，將軍馮異（？―34年）治理關中，成績卓著，掌握一方軍政大權。這時全國尚處在割據狀態，其西有隗囂割據隴右，其南有公孫述自立為帝，馮異處在舉足輕重之地。有人便向劉秀奏報，說他「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劉秀將此奏報交馮異觀看，馮異惶恐辯解，劉秀答稱：「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後漢書·馮異傳》）次年，馮異入朝，劉秀命他帶家屬赴任，這和歷代帝王將部下家屬作人質的做法大不相同。公元24年，劉秀帥眾攻拔邯鄲，擊滅河北割據勢力王郎，在王郎的檔案中發現數千章自己的部下暗中與王郎勾結的書信，劉秀一眼不看，命令一把火燒毀，他說：「令反側子自安！」漢末的曹操擊滅袁紹，也遇到同樣的情況，也同樣一燒了之。照理，這些信件，如果要秋後算帳，便是叛國投敵的鐵證。不需任何調察研究，便可置之死地。但他們眼光向前，既往不咎。唐太宗李世民和房玄齡相處三十餘年，始終信賴不移。公元645年，李世民親征高麗，命房玄齡（579―648年）留守京師，主持政務。（圖35 褚遂良書《房玄齡碑》拓本）李世民行至洛陽，京師便有人向房玄齡聲稱有要事向皇帝密報，玄齡問他所告何人，此人答稱要告你本人，玄齡不敢怠慢，發放公文，驛馬將他送至洛陽。李世民聽說京城送來告密人，大怒，命人持大刀侍側，詢問該人要密告何人，該人回答：「房玄齡。」李世民說：「果然不出所料，拉出去砍了！」並下書房玄齡，批評他太不自信，此後如有類似情況，自行處理。李靖（571―649年）帥眾出征，李世民下書，指示李靖「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容齋四筆》卷四）李靖不負所托，放手指麾，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李世民又拒絕臣下的閑言碎語，他曾下令：「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唐太宗貞觀十年）一次，有人上書要他剷除佞臣，李世民問他誰是佞臣，此人說他身處民間，不能確切指出誰是佞臣，但陛下如果在群臣中佯裝大發雷霆，那個執理不屈者，便是直臣，唯唯諾諾順從拍馬者就是佞臣。李世民答道：「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唐太宗貞觀元年）歷史上許多帝王以權詐駕御群臣，見到一時效果，便沾沾自喜，豈不知你以權詐待群臣，群臣更以騙術回報你，你就成為一個渾渾噩噩的蠢夫。

　　猜忌可以使父子兄弟朋友化為仇敵，而誠信可以使仇敵化為親友。東漢光武帝劉秀初即帝位，朱鮪為更始帝劉玄堅守洛陽。劉秀派人勸其投降，朱鮪自認為當初曾勸更始帝誅殺劉秀長兄劉縯，又力阻更始帝放行劉秀出征河北，自知罪惡深重，不敢出降。劉秀答允：只要出降，不但不丟性命，且官位可保。劉秀果不食言，朱鮪降後，被命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李世民在即位前和長兄李建成、兄弟李元吉爭奪政權，勾心鬥角，終於暴發「玄武門事變」，誅殺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迫使父親讓出了皇位。魏徵是李建成的智囊親信，屢次勸李建成處置李世民。李世民殺死李建成後，把魏徵召至面前，罵道：「你為什麼挑撥我們兄弟間的關係？」魏徵答道：「先太子如果早聽從我的建議，不致落到這步田地！」李世民看重他的膽識才華，不加追究，不久任命為諫議大夫，代表皇帝赴東方安撫建成、元吉的黨羽。後任秘書監，參預朝政（即宰相之一），魏徵以政見卓越、敢言直諫大得李世民的重用。魏徵死後，李世民慨嘆：「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舊唐書·魏徵傳》）李世民的許多文武大臣是從敵方或敵國轉化過來，成為他忠心耿耿的臣僚。（圖36 魏徵像）當然，對部下「誠信」，不是盲目的誠信，一般來說。對臣下有一個認識的過程。盲目信任一個人，那你就可能成為一個十足的昏君。反之，對那些經過長期考驗值得信賴的人卻疑神疑鬼，那你就可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親賢臣」一個重要課題是對臣下尊禮、關心、愛護。孟子曾說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司馬遷也曾說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報任安書》）歷史上許多所謂的「忠臣義士」，並非深懂「忠孝節義」的說教，而是為報知己之遇的「恩德」罷了。戰國初年，晉國有個豫讓，起初是范氏的家臣，後又為中行氏家臣，最後又成為智氏的家臣。後來范氏和中行氏都被智氏消滅，智氏後又被趙襄子滿門剿斬。豫讓千方百計為智氏復仇，數次被擒獲，趙襄子責問他：「智氏消滅范氏和中行氏，你無動於衷，如今卻要為智氏報仇，是何道理？」豫讓答道：「范氏和中行氏以凡人看待我，我就以凡人的身份對待他；智氏以『國士』看待我，我就要以『國士』的身份回報他。」（圖37 漢畫像石上的豫讓刺趙襄子故事）這種以知遇心態對待君主者大量存在。古人所說「撫我則後，虐我則讎」（《尚書·泰誓》）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古代的君臣關係本來就不是鐵板一塊的。到了宋代，君主獨裁的專制制度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道學家們也把君臣關係天理化、絕對化，國君即便是洪水猛獸，烏龜王八，身為臣子也要忠貞不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直至明清，君主對臣僚可以隨意侮辱踐踏。「禮賢下士」的作風漸次消失，這種絕對君權是封建社會發展極致形成的糟粕，它隨封建社會的沒落而被歷史所拋棄已為時不晚。總之，作為國君應當把朝臣當人看待，尊重他的人格，不以勢壓人，不把人看作賤民、畜牲，在這一點上，東漢光武帝劉秀和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說是很好的榜樣。

　　劉秀即位後，他的姐姐湖陽公主死了丈夫，劉秀和她談論朝中大臣的風度才幹，藉以視察她改嫁的意向。她盛讚大司空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一日，劉秀召見宋弘，讓湖陽公主坐在屏風後傾聽。劉秀說道：「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宋弘答道：「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劉秀大失所望，回頭向屏風後的公主說：「事不諧矣！」（《後漢書·宋弘傳》）劉秀不以皇帝之尊強迫臣子作「陳士美。」一日，他任命任延為武威太守，臨行，劉秀告誡他說：「善事上官，無失名譽。」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好好巴結上司，不要失去好名聲。不料任延大不以為然，立即反駁說：「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和」就是無原則的隨聲附和，大家唱一個調子。劉秀大加讚賞：「卿言是也！」（《後漢書·循吏列傳·任延傳》）自己說錯了就承認，臣子說對了就讚揚，這才是一個明君的風範。在統一戰爭時期，大將凱旋歸朝，劉秀必令他們便道回鄉，祭掃祖先墳墓。大臣死亡，常常親臨弔喪。各地方貢獻的奇珍美膳，必令分賜各功臣之家，而皇帝的御膳廚房往往匱乏。這些，雖屬瑣碎細事，但都可起溫暖人心和團結臣僚的作用。

　　唐太宗李世民對朝臣也尊禮備至。大臣疾病，往往數至其家探視，大臣死亡，廢朝舉哀。貞觀七年（633年），襄州都督張公謹死，出次發哀，有關部門奏稱：辰日這一天要忌哭。李世民說：「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貞觀政要·仁惻》）於是照哭不誤。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李靖病重，李世民親臨其家問疾，並數次下詔詢視病情。一百多年後，宰臣權得輿（759―818年）看到李家後人保存的李世民親筆書信，看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一句，感動得不禁潸然淚下，感嘆道：「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容齋四筆》卷四）《荀子·榮辱》篇中有句話，「與人善言，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君臣之間更應如此。唐朝經「安史之亂」及吐蕃入侵，國家不絕如縷，賴郭子儀（697―781年）等名臣竭力奮鬥，國家政權才勉力支撐起來。但郭子儀屢受奸人讒言，唐代宗李豫總算明白，不予加害。郭子儀的兒子郭曖（753―800年）娶李豫女兒昇平公主為妻，一日，小夫妻大鬧起來，郭曖對皇帝出言不遜，公主向李豫告發，郭子儀大驚，把郭曖捆綁起來，向李豫請罪，李豫說：「鄙諺有之：『不痴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資治通鑒》卷二二四唐代宗大曆二年）話雖不多，卻是何等暖人心田的語言。

　　政治是無情的，但人是有感情的，聰明的統治者常常用感情團結他的臣僚，用溫情輔佐政治，而昏君卻不懂這個道理。

　　親賢的另一方面是對直言之臣的態度。封建時代，英明的君主對直臣多能寬容，而昏君多誅殺直臣。直臣對皇帝而言，大多是又臭又硬的傢伙。他們對皇帝的過失直言不諱，不講情面，在正理面前，不為權威低頭。例如，漢武帝誅殺大臣如殺雞狗一般，惟獨對汲黯（？―前112年）無比寬容。汲黯奉命出外，往往違背詔命，自作主張，對朝臣也常常直斥其短，甚至連皇帝也不例外。一次，武帝召見文學儒士，夸夸其談，汲黯大為不滿：「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漢武帝聞言大怒，臉色鐵青，立即罷朝。朝臣都為汲黯捏了一把汗，但是事後，漢武帝對左右臣僚說：「甚矣，汲黯之戇也！」（《漢書·汲黯傳》）如此而已。漢武帝崇尚儒法，汲黯奉尊黃老，倆人政見不同。漢武帝提拔新人，節節升遷，汲黯卻原地踏步，官位不暢，汲黯對武帝說：「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漢武帝亦不為所動，自行其事。但武帝欣賞他的正直，對他始終尊禮有加，對其人身從未加害，得以壽終天年。漢光武帝劉秀時，洛陽令董宣當街攬住光武帝姐姐湖陽公主的馬車，以刀劃地，曆數湖陽公主的罪狀，併當場拉下公主家殺人的奴僕，格殺勿論。公主向光武告發。光武要捶殺董宣，董宣據理力爭，光武帝強迫他向公主賠禮，董宣堅決不從，光武命武士按捺頭頸，董宣兩手撐地，決不低頭。最後光武帝賞錢三十萬，命其為「強項令」。（圖38 京劇《強項令》中的董宣形象）唐太宗時，魏徵常常當眾給他難堪，但又不好發作。一日，盛怒之下回至內宮，對長孫皇后說：「總有一天要殺掉這個鄉巴佬！」但終究以國事為重，自始自終對魏徵崇禮有加。歷史上這種有高明政治見解而敢講真話的大臣往往是國之瑰寶，萬萬不可輕視。當然，那些沽名釣譽、不識時務的迂腐之輩自當別論。

　　賢良和姦邪在一定條件下會相互轉化。在君主昏庸、朝廷敗壞的情況下，賢良之臣輕則成為「容身保位」的「具臣」，甚至與邪臣同流合污，敗壞朝政。作為君主，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朝廷中創造正直、守法、和穆的氣氛，使那些姦邪之人沒有存在的氣候。

　　縱觀數千年古今中外的歷史，凡是興旺的王朝必有賢臣主持朝政，凡是敗亡的王朝必有邪臣操持政柄，決無例外。「親賢遠佞」確確實實是關係國家盛衰興亡的大事，萬萬不可把它作為空話套話而等閑視之。作為君主必須時時刻刻銘記在心，並在行動上作到「任賢勿貳，去邪無疑」，國家才有望走向富強的道路。

　　四、兼聽則明 偏信則暗一次，太宗李世民詢問他的大臣：「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徵答道：「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個道理簡單而明白，盡人皆知。然而，作為君主，能做到兼聽而不偏信卻大非易事，尤有甚者，壓制人言，封閉自己的耳目，與外部世界隔絕，大禍臨頭而不知者也大有人在。

　　遠在西周時期，周厲王姬胡暴虐無道，國人紛紛指責。大臣勸解，不聽，反而派人四處監聽，得報，立即斬首。於是國人再也不敢議論。姬胡十分得意，宣稱：我打擊誹謗，無人敢議論我了！事過三年，國人暴動，姬胡倉皇出逃，死於外地。

　　還有那位秦始皇，漢初政論家賈誼說：「秦王足己不問（即自高自大，不聽人言），遂過而不變（即堅持錯誤，不知變通）；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即深謀遠慮預知變化之人），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側耳細聽，言不敢大聲言論），重足而立（並足站立，言不敢輕舉妄動），拑口而不言。是以三王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過秦論》）大約同時代的賈山也說：「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何也？天下莫敢告之也。」（《漢書·賈山傳》）賈誼、賈山生活年代上距秦亡不遠，耳聞目睹，所言不假。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之一是秦朝的峻法，「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這種文化專制，限制人們的行動，封閉人們的嘴巴，製造了恐怖氣氛。不僅如此，秦始皇又自我封閉。史載秦始皇在都城咸陽二百里內，建造宮觀二百七十所，各宮觀間用甬道相通，形成一個與外界隔絕的花花世界。凡皇帝出行，居處必數處設點。如有人道出皇帝所在，立刻處死。這種和眾人絕緣的作風，焉能不偏聽偏信！秦始皇在沙丘病死，宦官趙高等人大動手腳，私立少子胡亥為帝，先後殘殺始皇子女二十餘人，誅殺大臣不計其數。趙高一手遮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外面風雲變幻，二世一無所知。陳勝、吳廣起義，趙高誅殺胡亥。義軍大舉入關，秦朝先人數百年的慘酷經營一朝即毀。

　　大凡亡國的君主，大都只有三五個佞人在身旁轉悠，掩閉他的耳目。東漢靈帝劉宏（156―189年）只信任身邊的幾位宦官，常說「張常侍（張誏）是我父，趙常侍（趙忠）是我母。」把幾個心腹宦官（常侍）當作父母。「父母」的言行當然違背不得的，皇帝如此，他人更不在話下了。宦官黨羽遍及天下，侵佔田宅，欺壓良善，大肆捕殺有識正直之士，製造所謂「黨錮之禍」，把國家弄得天昏地暗，民怨沸騰。黃巾起義，軍閥群起，袁紹率兵入宮，將宦官斬盡殺絕，東漢政權也就名存實亡了。

　　還有那個隋朝第二個皇帝隋煬帝楊廣，中年即位，自恃功業蓋世，才高八斗，目空一切。即位後，築長城，修運河，開弛道，廣巡遊。其規模之大，又非他的先行者秦始皇所能跂及。只是秦始皇作孽的後果由其子孫承擔，隋煬帝作孽的後果則由他自己和子孫同時承擔了。（圖39 隋煬帝像）隋煬帝作風的最大特點是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臣下稍有異議，當面批評也好，背後議論也好，一經發覺，不論親疏遠近，職位高低，一律處死。做了其父隋文帝二十餘年宰相的高熲，消滅陳朝的大將賀若弼，都是稍有議論即被定名為誹謗罪處死。一代文豪薛道衡（540―609年）寫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頌》，對他的父皇大加讚揚，不料觸動了楊廣高傲的神經，以為是在故意貶低自己，薛因此被莫名其妙地處死。他的頭號親信張衡（？―612年）說了一句年來勞役太多，望陛下稍稍加以減損，楊廣大不自在，亦以誹謗罪令其自殺。臨死前，張衡大叫：「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意思是自己幫楊廣做了那麼多作孽事，怎麼能久活呢？原來，楊廣的父親文帝楊堅病危時，楊廣調戲他的愛妾陳夫人（陳後主的妹妹），被楊堅發覺。緊急之中，楊廣派張衡入宮「侍疾」，不久，楊堅便一命嗚呼了，其中原委，可想而知。如此親信的人，一言不合，便丟了性命。楊廣猜忌心重，太子楊昭早死，後來準備立次子楊暕為太子。楊廣聽信讒言，罷免楊暕的一切職務，並大肆誅殺他的部屬，父子之間互相猜忌，形同仇敵。最後，只有三兩位馬屁精在他身邊轉悠。公元617年，農民暴動，烽煙遍地，他預感到洛陽不是久留之地，再次率領文武百官和禁衛部隊巡行江都。次年，禁衛軍圖謀反叛，大庭廣座，公然談論。人人皆知危在旦夕，一位侍女向他反映，他卻以為非所當言，立即處死。於是人人閉口。叛軍突入行宮，曆數他的罪惡，他自知已無生理，苦苦哀求一個好的死法。叛軍不允，只得自解腰帶，活活勒死。死前自言自語：莫非是阿孩乾的？阿孩就是楊暕。而叛軍捕殺楊暕，楊暕大叫：皇上使者暫且住手，兒子沒有對不起國家的地方。父子倆至死不明真相，其受蒙蔽可見一斑。

　　那位唐朝的「明皇帝」李隆基（685―762年），早年也頗英明了一番。後來，先是一個李林甫（？―752年），後來一個楊國忠（？―756年），把他包圍得嚴嚴實實。他只管身摟愛妃，享盡人間甜蜜，卻不料安祿山（703―757年）叛變，大軍入京，李隆基倉皇入蜀。一個最最輝煌昌盛的大唐帝國從此一蹶不振了。（圖40 楊貴妃墓）歷史上無數因偏聽偏信而敗國亡家者，不計其數，然而後世帝王一再重蹈覆轍，其故安在？

　　首先，歷代君主，除開國者外，大多生於深宮，養於婦人，長於奴僕。即位以後，接觸的無非是后妃、宮女與宦官，生活範圍極其狹小，很少與外界接觸，難得聽到外界的聲音。如果皇帝愚蠢懦弱，對自己的后妃愛之深，懼之甚，對宦官百般依賴，那麼，偏聽偏信就更所難免了。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傲與奢侈是富貴人家的階級性。作為皇帝，自幼作威作福，驕橫傲慢自成天性，登位後又權威至上，掌握人臣的生死榮辱，眾臣僚為了一己之富貴，順著他傲慢的心態阿諛奉承。吹牛拍馬之聲不絕於耳，更助長他自以為是聽不得逆耳之言的作風。如果再揮舞他權威的大棒，動不動就治人以「誹謗之罪」，正確的聲音就在他耳旁絕跡了。

　　就國中的群臣和民眾而言，皇帝的近臣「容身保位」者多，敢言直諫者少。那些芸芸眾生，儘管窮困潦倒，千般冤苦，但天高皇帝遠，無由語達天庭。偏偏有一些學子，臉上長了個嘴巴，手中有一支筆竿，加上一個不安分的腦袋，往往不能自我控制，發牢騷，指時政，刺痛皇帝老兒的瘡疤，一遇暴君，就難免身首異處了。古語云：「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歷史上不知多少書生為了隻言片語，葬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如此這般，皇帝能不偏聽偏信嗎？

　　然而有一些統治者，眼見得偏聽偏信造成的嚴重惡果，也聰明起來了，他們力圖突破自己的天然牢籠，努力聽取外界的聲音。

　　首先，在有限的範圍內，聽察外部的信息。《荀子·哀公》中有一段話：「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魯哀公可謂有自知之明。國君居廟堂之上，不懂得什麼叫悲哀，什麼叫憂愁，什麼叫勞苦，什麼叫恐懼，什麼叫危難，在如此無知的狀態中，如何治理自己的國家！我們的「孔聖人」教他一個由近及遠的法子，他說：你進入宗廟的大門，登階而上，仰觀宗廟的棟樑，俯見陳設的祭器。然而，舊物雖在，而原來使用這個廟舍和祭器的人卻早已消失了。你觸物生情，能不感到悲傷嗎？你黎明即起，梳洗穿戴，天亮登朝議事，一事得不到貫徹，就可能是危險的徵兆。你為此而耽心，你能不憂愁嗎？你天亮上朝，日落下朝，朝堂上站立著無數其他公侯的子孫，他們有些是亡國的後代，有些是作人質的他國子孫。此情此景，能不體味出勞苦嗎？你走出都城四門，眺望魯國的四郊，那些亡國破家的廢墟，歷歷猶在眼前，你能不為之心寒嗎？我聽說：國君是舟，人民是水；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由此想來，你能不感到危險嗎？你手執國柄，居民之上，危險啊！

　　一個國君如能覺察自身處境的艱難險阻，觀察自身周邊事物的點點滴滴，就會聞到外界的聲息。但這遠遠不夠。

　　首先，作為一國之君，必須經常徵詢朝廷大臣的意見。東漢光武帝劉秀每日上朝，處理國事，過午方罷。並不斷召大臣入宮討論政事，談至深夜方才罷休。太子耽心他勤勞過度，屢屢勸他休息靜養，他說：我喜歡這樣，不覺得疲勞。唐太宗李世民時常宣稱他身居深宮，不能盡見天下事，所以設置公卿百官，以便作自己的耳目。除上朝外，他還經常把大臣召入卧室，促膝談心，討論軍國方略。同時，堅持集思廣益的行政制度。例如，國家每一政令發布，自起草、討論、反覆審查，經過幾個部門，層層簽署方能轉入行政部門執行。他又特重言官制度。例如諫議大夫一職，前代早已有之，名為皇帝侍從，但大多數情況下擺擺樣子罷了。唐初，中央設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三省長官均為宰相。太宗定製，宰相論事，必有諫議大夫參與其中，可以隨時發表意見。朝中大臣都有向皇帝進言的義務，五品以上官員都可以上表議論政治，並必須到中書省輪流值宿，以便隨時召見，訪問民間疾苦。唐太宗出身高級貴族，年輕氣盛，性情剛烈，但他眼見隋朝亡國的教訓，努力按捺個人性情，盡量接受臣下的意見。特別是那位魏徵，隨從左右，經常在大庭廣眾揭露他的瘡疤。一日下朝，臉色鐵青，見到皇后，大罵：終有一天殺掉這個鄉巴佬！皇后驚問是誰，他說：「就是那個魏徵」。皇后聽罷，立刻回至內房，穿戴整齊，跪下。李世民大驚：「這是幹什麼？」皇后回稟：「妾向皇帝祝賀」。李世民說：「何賀之有？」皇后答道：「妾常聽古訓道：『君明臣直』，因為陛下英明，才有魏徵的忠直，能不祝賀嗎？」於是乎「龍顏大悅」，對魏徵更加信賴有加。

　　作為君主，應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深知重視傾聽不同意見的重要性。《尚書?說命》上就說：「木從繩則正，後（國君）從諫則聖。」孔子也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商鞅也說：「千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在朝堂上只能聽到你一個人的聲音，那就大事不妙了。據說春秋時代的楚莊王（？―前519年），功業卓著，後來發現才幹沒有超過自己的臣屬，於是他憂心忡忡，深恐亡國就在眼前。趙簡子有臣子周舍，愛直言無諱。周舍死後，滿朝唯唯諾諾，聽不到不同的聲音，簡子悲不自勝，認為這是亡國的徵兆。唐太宗李世民曾說：「人慾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自以為賢能無比），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貞觀政要·求諫》）英明的國君都把接受忠諫提高到關係國家盛衰興亡的高度。

　　有一個接受忠諫的要求與願望，還應有積極接受忠諫的態度。

　　唐朝的陸贄（754―805年）曾經告誡唐德宗說：君臣上下情理不通，其原因是君臣之間有「九弊」。「九弊」之中，在國君方面有六條，即「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那意思是：對臣下好佔上風，羞於聽到自己的過錯，夸夸其談，炫耀自己的聰明，擺架子，剛愎自用。因為你好佔上風，恥聞過錯，於是臣子就違背良心，甜言蜜語不講真話，拍馬屁的人就蜂擁而來；因為夸夸其談，炫耀聰明，臣子們自尋方便，猶豫觀望，你就沒有和人互相切磋的機會了；因為你擺架子，剛愎自用，自然就不能謙遜待下，自我反省，那些膽小的臣子就不敢言語，不說真情實理了。臣子一方則有三弊，即「諂諛」、「顧望」、「畏懦」。陸贄的言論雖然是針對唐德宗的作風而言的，實際也是皇帝最普遍的通病，是君臣隔閡，上下相蒙，皇帝偏聽偏信的重要原因。英明的國君深明臣子有難言之衷，力圖在朝堂中創造和睦寬鬆的氣氛，力求使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以期達到兼聽的目的。唐太宗英姿颯爽，氣態軒昂，臣下被召，往往局促不安，語無倫次。太宗了解此事，加意意態溫和，語意輕柔，臣下言語不當，從不追究。東漢初期，朝廷論事，多能暢所欲言。章帝時（76―87年），一次大臣在朝堂上論事，以鄭弘、第五倫為一方，桓虞、袁安為一方，雙方展開辯論，互不相讓，終至破口大罵。司隸校尉彈劾他們擾亂朝堂，大失體統。鄭弘等人立即上交印綬，脫去冠履謝罪。漢章帝下令說：朝廷大事本應眾人討論決定，諸臣應該心平氣和，不該相互謾罵。但是如果大家為保存顏面，各自沉默不語，更不是朝廷之福。所以，爾等無罪，返還各人冠履印綬。漢章帝和稀泥，和的得體。朝堂中辯得面紅耳赤，總比寂無聲息或者一腔一調有益得多。

　　朝臣們暢所欲言，作為國君不但要善於聽，並且還要善於「斷」，即正確的判斷。如果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只是議論，分不清是非黑白也是白搭。劉邦戎馬倥傯，事務千頭萬緒，但是關鍵時刻，關鍵大事，沒有一件出自個人胸憶而是聽取臣下建議而採取行動的。有時判斷失誤，一當聽到正確意見，立刻改弦更張。例如：公元前204年，楚漢相爭，雙方膠著不下，有一個辯士酈食其建議他分封六國之後為王，分頭打擊項羽。劉邦聽信建議，命令刻印分封。此時張良（？―前189年）來見，劉邦告知此事，張良大驚。這時劉邦正在用膳，張良拿起筷子，一件一件曆數這是一個天大的餿主義。（圖41 漢中張良祠）劉邦聽罷，一口吐出飯糰，罵道：「豎儒！幾敗爾公事！」分封一事自然作罷。劉邦戰敗項羽，由於部下慫恿，決定定都洛陽。這時，一位名叫婁敬的人經過洛陽，曆數洛陽不如長安，得到張良的讚許。劉邦立即起駕奔赴關中，定都長安。項羽叱吒風雲，卻敗死烏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剛愎自用，不善採納臣下意見的緣故。

　　君主廣聽博納，不但使國君能夠聽到正確的聲音，了解真實情況，還可能成為君臣關係的粘合劑。歷史上許多文臣肝腦塗地為主子效勞，不一定是因為高官厚祿，金錢賞賜，而是因為君主尊重他的智慧，不斷採納他的建議。劉邦好罵人，卻能團結一批文臣武將，原因就在於他胸無成見，處處採納他人意見。唐初的魏徵，原是李世民兄長李建成的親信，是李世民的死敵。後來李世民欣賞他的才識，對他處處言聽計從，成為他忠心耿耿的大臣。歷史上，這種例子不勝枚舉。英明的國君都是一個良好的聽眾，有耐心的聽眾，而不是一個夸夸其談的演說家。虛心聽取臣下的聲音，就是對臣下無形的讚美。對欣賞自己人，能不為之服務嗎？

　　作為一國之君，一個重要的任務是了解民情，體察民間疾苦。歷代王朝的覆滅多數與民情不能上達有關。元末農民起義的口號是：「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可奈何？」唐人詩句：「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人民群眾多麼嚮往自己的聲音能「抵達天庭」。然而許多帝王只能聽到歌舞昇平的贊語，聽不到人民的呻吟。特別是在亂世，各級官吏報喜不報憂，不惜用極其荒唐的奏報蒙蔽君主。唐玄宗時，宰相楊國忠奏報：雖然陰雨連綿，對莊稼並不損害。唐僖宗時，蝗蟲大起，遮天蔽日，從東向西飛至長安周圍，京兆尹上報：「蝗蟲飛至京師，不吃莊稼，都抱著荊棘死掉了。」被如此臣僚包圍，十步之內，就使你兩眼全然昏花，遑論其他。好的臣子是上下的通渠，壞的官員是遮天蔽日的烏雲。英明的國君都嚴懲欺君之罪，昏庸的國君都被奸佞所擺布。英明的國君不為眼前現象所迷惑，而能登高望遠，放眼全國，傾聽那些聽不到的聲音，「於無聲中聽驚雷」。「居廟堂之上，念及江湖之遠。」東漢末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但其領土起初只龜縮於今河南中部一帶。同時期的袁紹佔領黃河以北廣大地區，又是世代高門貴胄，聲望遠被，兵強將廣，桀傲不訓，和曹操針鋒相對。相形之下，曹操遠不是袁紹的對手。但謀臣郭嘉分析了曹操的優勢，其中一條是：袁紹見到眼前饑寒之人，煦寒問暖，關懷備至。然而對看不到的人卻從不問津。曹操則相反，眼前瑣事，時有忽略，但凡大事，必與四方溝通。對遠方人的恩惠，往往使其大喜過望。耳目不聞見的事無不思慮周到。官渡一戰，袁紹兵敗軍潰，從此一蹶不振。唐德宗李適一次帶少數隨從化裝到長安郊區打獵，停留在農民趙光奇家，詢問如今百姓是否歡樂。趙光奇回答：不樂。李適問道：年來收成不錯，何以還不歡樂？趙光奇說：那是因為朝廷不講信用。朝廷頒不「兩稅法」之初，明言兩稅之外不許再有其他賦稅徭役，但是，如今稅外苛征反而超過兩稅。農民交納糧食，名為「和糴」，名義上是公平交易，其實農民從來沒有見過一文錢，這哪裡是交易，明明是搶奪。這還罷了，原來講好百姓交糧只要送到大路邊，然後由政府負責起運，如今卻強迫農民將稅糧運到京西軍營，動不動就數百里，車壞牛死，百姓破產都來不及，還談得上什麼歡樂！唐德宗聽後，下令免除趙光奇一家賦稅徭役。北宋史學家司馬光（1019―1086年）對此事大發議論：「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資治通鑒》卷二三三唐德宗貞元三年）（圖42《資治通鑒》書影）趙光奇的言論是千家萬戶的聲音，你免除了趙光奇一家的賦稅，其他千千萬萬家又如何呢？《詩經?大雅?板》說：「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作為國君要廣泛徵詢意見，甚至不放過山野打柴的人。如果你只看眼皮下的事物，而不放眼廣大國土，那就難怪明明是哀鴻遍野，而你卻洋洋自得「到處鶯歌燕舞」了。

　　作為國君，應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民諺有云：「政聲人去後，民意閑談時。」國君應該儘力從民意閑談中吸取營養。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載鄭國的子產（？―前522年）執政時的一件大事，原文如下：「鄭人游於鄉校（大約為民間的公共場所），以論執政。然明（鄭國的大夫）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音pǐ，惡）。其所善者（他們認為善的），吾則行之；其所惡者（認為惡的），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通過忠善來減少怨恨），不聞作威以防怨（利用權威來壓制防怨），豈不遽止（立刻停止）。然猶防川（如同築防以阻河道），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導）不如，吾聞而葯之也（把它作為良藥）。』」國家要聽取人民的呼聲，家家訪問、戶戶垂詢是不可能的，聽取群眾聚會時的言論未必不是一個可行之方。據說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是專門讓群眾發表演說、談論政治的場所，被說成是「海德公園式的民主」。此法善則善矣，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是行不通的。子產的不毀鄉校，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且不說歷代統治者決不許在大庭廣眾之下揭露其瘡疤，即使在今天，「海德公園式的民主」也必須具備以下條件，一是人民生活的普遍富裕，不要為一日三餐犯愁；二是人民的文化水平、素質教養普遍提高，大部分人有分辨是非、自我約束的能力。這些條件，在目前的中國並未成熟。中國是個幅員廣大的大國，社會內部成分繁雜，五方雜陳，善惡難分，「海德公園」難免為少數不良分子所利用，成為煽動暴亂的場所。但是並不妨礙在政府的指導下，組織各類有益活動，議論國是，臧否人物，宣洩鬱悶，通過各種媒體向上反映，以為高層領導的借鑒與參考。

　　總之，一個國家要想興旺發達，首先上下左右，前前後後，信息要暢通，情況要明白，否則一切都談不上。要做到這點，領導就必須做到兼聽而不偏信。

　　五、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我國春秋時期的政治家管仲有句名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民》）「禮義廉恥」是個抽象概念，既不能當飯吃，又不能當衣穿，然而管仲卻認為沒有了它，國家就要滅亡，而且後代的統治者也把它當作治國要事，事態何等嚴重！（圖43 管仲墓）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有其相應的精神狀態和相應的共同心理，並相應地構成該國家民族的素質。

　　筆者在《雜文月刊》上讀到一篇《無價的逃生》的文章，現摘錄前半部如下：隨著電影《泰坦尼克號》走紅，當年「泰坦尼克號」的真實檔案，也被媒體發掘出來。檔案中有這樣一個材料：「泰坦尼克號」運送婦女兒童的最後一艘救生船上，有個唯一的男性乘客，是日本的外交官，他是享用外交官的特權上了救生船的。

　　這位利用外交特權活下來的日本男性乘客，回到東京後，遭到日本國民的憤怒抗議，認為他如此貪生怕死，利用外交特權上了營救婦女兒童的救生船，實在是丟盡了日本人的臉面，損害了日本人在國際上的尊嚴，紛紛要求他自殺以謝天下。在輿論的壓力下，這位外交官只好辭職，過起隱姓埋名的生活。

　　但他的後代不能原諒他，他們改姓換名，不想讓人知道他們有過這麼一個祖先。

　　善於挖掘新聞的記者居然找到了這位日本外交官的一位孫子。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電影《泰坦尼克號》走紅，將他家族的恥辱和隱痛再次曝光。雖然「泰坦尼克號」沉沒時，他還沒有出生，但他面對攝像機鏡頭的表情依然很痛苦。他對記者說，他的祖先不應該活下來，他當時應該自殺，免得後代帶著羞辱活在人世上。

　　這位日本外交官坐救生船活了下來，是合法的，但是卻不符合日本人的道義。這位外交官自我隱退，隱姓埋名，總算知道羞恥。他的後代因此改換姓氏，更是知恥。日本人的知「義」、自強、自尊、知恥是日本能夠長期處於強國之林的原因。可惜在一段時期內，日本的統治者把這種精神引向另一歧途，提倡所謂「江田島精神」，把日本引入長期的戰爭災難中。

　　原始儒家大力倡導「仁」，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有相互仁愛之心，把仁愛之心表現到行動上，作得很恰當，很到位，就是「義」。「義者宜也」，把這種「義」的行為規範化，儀式化，就是「禮」。人與人的交往，要「見利思義」，「臨財毋苟得」，不拿非分之財，便是「廉」。如果作錯了事，違背了「禮、義、廉」，知道感到羞恥，勇於改正，便是知「恥」。如果人人都按照各自所處地位的行為規範行事，人人不拿非分之財，以違背「禮、義、廉」為可恥，天下自然就「太平無事」了。反之，如果大家不按照各自的行為規範行事，而是各行其是，掠人之財，不以為可恥，那就天下大亂了。所以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四維」的核心是「義」。但是，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義」有不同的含義。封建時代統治者的首要任務是維護其統治秩序，調護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的關係。儒家的原則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婆母）慈，媳聽。」在加上朋友以「信」，以「禮」加以規範，構成儒家的倫理系統，社會便有了安定的基礎。這便是「義」。

　　法家以嚴刑酷法來維護統治秩序，特彆強化君臣關係，並用嚴刑酷法來約束人們的行為，完全剝去人與人之間親情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赤裸裸的利害關係，人間籠罩著無情的冷酷氣氛，沒有親情，沒有歡愛。漢初的賈誼描述秦朝的人際關係說：「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並倨；婦姑不相說（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無）幾耳。」（《漢書·賈誼傳》）這就是法家主持下的社會風尚。這種單純的皮鞭主義，從長遠的觀點看，不能起到穩定統治秩序的作用。儒家則不同，孔子早就說過：「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唐初的魏徵也說：「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為，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貞觀政要·公平》）國家不可以沒有法律，但單純的法律不能深入人們的心靈，它不是萬能的。儒家則以人們的原始親情演繹「人倫道德」，以達到維持統治秩序的目的。

　　儒家認為，演繹「人倫道德」的基點是「孝」，處理政治的基礎也是「孝」。《論語·為政》有這樣一段話：「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孔子認為把孝道伸展開去，就是政治。《論語·學而》又說：「其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裡說得更明白，儒家的「孝道」是藉助對長輩的孝順，培養人們溫仁善良的性格，由不犯上而後不作亂。人人如此，天下大定了。子女對於父母有一段自然的親情關係，進入階級社會後，統治者順應這種親情關係，營造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親情紐帶便是西周統治體系的主線。（圖44 南陽出土孝子故事彩色畫像磚）在階級社會中，君臣關係是統治體系的支柱。《論語·顏淵》有這樣一段話：「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齊景公天真可愛，他敢於直言，他是靠君臣父子各人的行為規模吃飯的，如果君不按君的行為規範行事，臣不按臣的行為規範行事，父不按父的行為規範行事，子不按子的行為規範行事，雖有老米飯也吃不到他的口中。既然如此，國君就有理由要求臣民對自己效忠。統治者就刻意利用家庭中父子關係培養外在的君臣關係，所謂在家為孝子，出門為忠臣。「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於是宣揚忠和孝就是當務之急了。

　　原始儒家的「忠」，主要是忠於「道」，忠於信仰。為了「道」，可以犧牲一切，最終包括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儒家的氣節觀。儒家也講究「君臣之義」。在「君仁」的前提下，對國君忠貞不二。後來歷經墨子、荀子，特別是韓非子等人的改造，「忠」就演變成了忠於國君。大家都忠於國君，這個政權才能鞏固。所以後來的國君無不崇尚忠於國君的忠節。臣子不忠，誅殺不赦。

　　為了國家政權的鞏固，各級人員的廉潔必不可少。先秦儒家氣節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廉」。所謂「廉」，簡單地說，就是不拿自己不該得到的東西，包括財物和權位，「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孟子?離婁下》）「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過分）。」（《孟子?滕文公下》）但是社會是複雜的，個人慾望是永恆的，功名利祿不斷自外界襲來，在功名利祿面前，如何控制個人的慾望，節制自己的情感，那就不僅僅是外在的行動，而是內在的心靈修養了。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若浮雲。」（《論語·述而》）在富與貴面前無動於衷。孟子更加重視個人修養，善養個人「浩然之氣」。外界的威脅利誘，內心毫不動搖。有這樣一個故事，東漢末年，管寧與華歆都是當代名士，二人同在園中鋤草，地里出現一個金片，管寧揮鋤不顧，視如瓦石一般，而華歆將它撿出扔到外邊。二人同為不愛錢財，然而管寧能夠不動於中，所以世人稱管寧略高一籌。事之有無，姑且不論，但說明個人的修養何等重要。

　　封建時代，忠節、孝悌、廉潔是提倡社會風尚的重要內容。兩漢時期，政府時常以各種名目收攬人才，如所謂「賢良正方」、「茂才異等」、「孝悌力田」等等。東漢初期，在文化思想方面著力於幾件大事。第一，大力提倡忠節。劉秀在戎馬倥傯中，急不可待地把一個年老退休的縣令卓茂請出來，給以高官厚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他忠於漢室不受王莽官爵的緣故。他的功臣死後多謚為「忠侯」、「節侯」、「建信侯」等等，以示表彰。第二，大興儒學。雖戰事頻仍，但所到之處，必先訪求儒雅之士，又遍搜遺書。於是儒士雲集，圖書日增，又設五經博士，建立太學。他的兒孫明、章二帝更加大張旗鼓地提倡儒術，連宮廷衛士都要通讀《孝經》。章帝大集眾儒於白虎觀，商訂《五經》異同，創作《白虎通義》，以為學術準的。民間私學也萌勃發展，學生動輒數千人。三、兩漢時代選人有「孝悌」、「廉吏」二目，合為「孝廉」一目。東漢則將舉「孝廉」經常化，制度化，並將舉「孝廉」定為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徑。於是乎名利所在，大家都在「孝」、 「廉」上下工夫。東漢政權在光武、明、章三代帝王的六十多年中，培養出大批儒學群體，他們把先秦儒家的中正、廉潔、孝悌的說教貫徹到行動中，形成一批「忠耿廉潔」的名士，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互相標榜，中期以後，又在各地學子及太學生的鼓勵下，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圖45 熹平石經殘石）然而在東漢政權的體制中，有兩股邪惡勢力相互滌盪著。一類是外戚，一類是宦官。東漢自第四個皇帝開始，大都年幼即位，由母后出面當政。這位年輕寡婦無所依靠，只有依靠娘家的父兄，於是形成外戚專政。這些外戚多數是東漢初年的功臣後裔，除個別人外，大多是紈絝子弟。他們平日驕奢淫逸，一旦掌權，目空一切，飛揚跋扈。待到皇帝長大成人，不能忍耐外戚的專橫，必欲除之而後快。然而皇帝與外界隔絕，無法得到外部勢力的支持，只有依靠身邊的家奴宦官群體。於是利用宦官剷除了外戚，宦官取代了外戚。擅權的宦官集團是一批窮凶極惡的人群，當權後更加胡作非為。不久皇帝一命嗚呼，改由他的皇后臨朝執政，又引援自己的父兄，於是新的一輪外戚專政開始。如此循環，直至漢亡。東漢末年的政論家仲長統（180―220年）在其《昌言》一書中寫道：「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宦官），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賣官），疲駑守境（膽小無能者駐守邊疆），貪殘牧民（貪污殘暴者治民），擾亂百姓，忿怒（激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使貧困者流離失所），怨氣並作。」（《後漢書·仲長統傳》）至此，一邊是儒學陶冶的士人群體，一邊是專權跋扈的外戚宦官，兩者水火不能相容。儘管外戚宦官都是排斥異己、殺人不眨眼的屠夫，但在朝的儒學骨鯁之士敢於挺身而出，和他們展開不懈的鬥爭。在朝儒士指陳他們的劣跡暴政，言辭激烈，鋒芒畢露，正氣凜然。例如，章帝時太尉鄭弘（？―89年）彈劾外戚竇憲（？―92年）：「竇憲奸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指王莽篡權）昞然可見！」（《資治通鑒》卷四七漢章帝元和三年）安帝時，太尉楊震（？―124年）彈劾宦官「驕恣逾法」、「賣弄威福」，皇帝應該「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順帝時，外戚梁冀（？―159年）當權，飛揚跋扈，不可一世。順帝委派部分官員分赴各地考察地方官員，使臣之一的張綱（108―143年）在京師都亭埋掉了自己的車輪，拒絕上路，宣稱：「豺狼當路，安問狐狸！」上書直陳梁冀十五大罪狀。他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前面被迫害致死，後面仍然跟隨而來，前仆後繼。他們不畏強暴，不畏利誘，在社會輿論的支持下，在相當程度上延緩了東漢政權的沒落。桓帝時，社會上又大興「清議」之風，士人們結黨成群，激揚文字，指陳時政，無所顧忌。宦官當政，焉能容忍此風之長，於是慫恿皇帝下令在全國逮捕「黨人」。終桓、靈兩代，先後發動三次「黨錮之禍」。各地的大小士人被搜捕、殺頭，乃至抄家滅族，士人群體受到了致命打擊。靈帝時，宦官勢力鋪天蓋地，在他們的操縱下，「舉孝廉」等等也變了味兒：「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社會昏天黑地，黃巾起義，東漢政權也就接近尾聲了。

　　東漢中期以後，外戚宦官輪番執政，政事混亂，官場腐敗，然而在儒學教養的士人群體的殘酷鬥爭下，仍然延續了一百多年，且其遺風餘韻連綿不絕，東漢早期提倡的忠孝廉潔的作風顯現出來，所以北宋司馬光對東漢提倡儒家風範大加讚揚，他說：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里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群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游大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眾庶；愚鄙污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資治通鑒》卷六八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史論）東漢末年，大批士人被殺戮，社會籠罩著恐怖氣氛，東漢的教化受到很大衝擊。東漢滅亡後，上層社會風俗為之一變，士人中大興玄學之風，老莊崇尚自然之說大行其道。當權者一面滿口仁義道德，卻又以「道法自然」為自己的腐朽生活作辯解。西晉建國，統治集團生活糜爛，志氣消沉，社會風氣極端敗壞。後世史學家總結西晉滅亡的原因說：「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忠貞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畜而離（罹）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晉書》卷五《孝愍帝論》）西晉滅亡，不亡於「五胡亂華」，而亡於西晉統治集團風化之糜爛。

　　歷代統治階級都在不同程度上宣揚忠孝，以敦化社會風尚，但是「忠孝」的具體內容卻隨時代的沿變而沿變。「忠」的原始含義是「忠」，中心也。「中心無隱謂之『忠』」。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人對事誠心誠意，決不三心二意，始終不渝的意思。我的朋友魏良弢對忠節很有研究，他的解釋是：「其最早的內涵是一種人們內向的自我修養，自我完善的徹底追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種自覺的對人、對社會的責任心和道德行為，而不是一種外向的名分行為的表現。」（《南京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論語·學而》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這個「忠」是指「為人謀」，和忠君無關。《左傳·庄公十年》記載了這樣的一件事，齊國進攻魯國，庄公準備迎戰，大夫曹劌問他：你靠什麼迎戰？庄公說：「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曹劌說：「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庄公說：「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曹劌又說：「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庄公又說：「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說：「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庄公處理案件，力求其合情合理，就屬於「忠」。顯然這又與忠君不搭界。原始儒家的忠，是忠於「道」。《論語·泰伯》：「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深信「道」而又努力學習，誓死保衛善道。《孟子·盡心》上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人可以為「道」而犧牲，決不犧牲「道」來遷就於個人。他又曾說：像公孫衍、張儀之流「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以順從為準則的人，算不得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禮），行天下之大道（義）。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那位擠上救生船的日本外交官，就是因為違背了「無求生以害仁」的原則，才為同胞家人所不齒。孟子也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身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殺身成仁」、「舍（捨）身取義」，不知激勵過多少仁人志士忠於自己的信仰，忠於自己的國家民族，奮鬥終身，前仆後繼，死而無悔。儒家把這種忠貞無二的精神應用到政治上就外延為忠於社稷，忠於有「道」的仁君。儒家也主張君臣之義，但是，君臣之義是雙向的，所謂君仁臣忠。「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這裡是說，以「道」服務國君，不可就走路。孟子更進一步：「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甚至國君無道，弒君也未嘗不可。《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與齊宣王有這樣一段對話：「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國君墮落成「一夫」，殺之可也。先秦時代，臣子對國君合則來、不合就走路的現象屢見不鮮，並沒有指責他違背道德。

　　忠於國君是因為他是國家社稷的代表，一旦他代表不了國家社稷行事，那就談不上「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這樣一個故事：齊莊公到大臣崔杼（？―前546年）家，與崔杼之妻棠姜通姦，被崔杼殺死。庄公的大臣晏嬰站在崔家門外，晏嬰的隨從問他是否要為庄公效死，抑或逃走了事，晏嬰回答說：「君民者（作為人民的君主），豈以陵民（豈能凌駕於人民之上），社稷是主（乃是國家社稷的主持）。臣君者（作為國君的臣子），豈為其口實（俸祿），社稷是養（為的是保護國家）。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他而死），為社稷亡（逃），則亡之。若為已死而已亡，非其私昵（親信），誰敢任之！」這裡是說，臣子可以為國家社稷而死，決不為僅為一己之私的國君效死。這種思想對後世很有影響，漢唐時代，國家提倡忠節，但都不甚明確為忠於皇帝個人。朝廷出現無數「忠臣」，也大都表現為忠於國家社稷，文化的宣傳也很少宣揚忠於個人。國君之於社稷有聯繫，但也有區別。東漢名臣陳蕃（？―188年）說：「臣聞有事（服務）社稷者，社稷是為（一心為社稷而工作）；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專心取悅於人君）。」（《後漢書·陳蕃傳》）忠的對象不同，忠的行為也就不同。東漢亡後，朝廷提倡的忠節也受到很大的衝激，西晉以下，大量士人在改朝換代時隨波逐流，不以為恥。在南朝以儒學自居的高門貴胄瑯邪王氏，他們的任務無非是由王家人之手將皇家印信自劉家轉給蕭家、由蕭家轉給陳家，將一家物轉為他家物而已。這些豪門貴胄「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朝代頻繁更替），寵貴方來，陵闕雖殊（王朝門庭改變），顧眄如一（照樣神氣十足）。」（《南齊書》卷二三「史臣曰」）到了唐朝，又出現了不少忠節之士，但大多表現為忠於唐朝社稷和個人職守，而不表現為忠於皇帝個人。五代十國時期，君臣關係更如清風流水一般，今天是張三的臣子，明日是李四的部屬，這批武士大多是惟利是圖助紂為虐的投機分子，談不上什麼忠節。但有些士人，不談個人忠節，卻以救世濟民為標榜。那位歷仕五個朝代、八姓君主、十二個皇帝、居相位二十餘年的馮道（822―954年），亡國喪君，未嘗在意，在當時卻並不為士人所唾棄，反而頗為人稱道，到了宋朝才連篇累牘地被罵為無恥之尤。

　　關於「孝道」。先秦原始儒家的「孝道」也是雙向的，所謂「父慈子孝」，而且兒子對父親不一定要惟命是從。《孝經·諫諍》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據說舜是天下第一孝子，他的父親暴戾不慈，時時要加害舜，但舜的原則是「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跑）。」決不等待受死。（圖46 舜孝行故事）把君、父的權威絕對化，起源於荀子，到他的學生韓非（約前280―前233年）時發展成為「三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韓非子·忠孝》）漢武帝時的董仲舒（前176―前104年）以儒家的名義把「三順」發展為「三綱」。 到了東漢的《白虎通義》則明確定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到了宋朝，經過宋儒的改造，把君臣、父子、夫妻的隸屬關係說成是「天理」，「天理」自然違抗不得。「死事一主」也是「天理」，無論國君是豺狼虎豹、魑魅魍魎，臣子都應忠貞不二。又如「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主」、「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等皆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年）創製《四書集注》，大力宣揚忠孝節義，此書後來成為學蒙必讀課本和元、明、清三代科舉命題的唯一範圍。他又編輯了許多通俗讀物，流傳極為廣泛。（圖47 朱熹《論語集注》手稿）於是，上有皇權的提倡，下有士人的宣傳，君臣、父子、夫婦，變成了道道地地的主奴關係，其影響極為深遠。明清時期，君臣的主奴關係大大行於實踐。原始儒家的尊禮大臣，士可殺不可辱一變而為既可殺亦可辱。明朝官員在朝廷中當廷杖打屁股，皇帝不以為失禮，臣子不以為恥辱。忠孝，自韓非的「三順」到董仲舒的「三綱五常」，再到宋儒的「存天理、滅人慾」，這與原始儒家的忠孝觀已大為改觀。在「倫理綱常」的籠罩下，不知多少善男信女飲恨而死。

　　到了近代，受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自由、平等的浪潮傳入中國。「五四運動」中，高呼反對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的呼聲響徹雲霄，實際上是打錯了門面，他們打的朱記「孔家店」，而非原本的「孔家老店」。「五四運動」宣傳科學與民主，功不可沒，但是，運動中大倡個性解放、人格獨立、個人自由，不免走向另一個極端，子女反叛家庭一時成為時髦。記得當年豐子愷有一幅漫畫，畫面上有兩個人，一個年輕學子，手持手杖，西裝革履，眼戴墨色眼鏡，昂首闊步走在前面，後面跟一個乾癟老頭，挑著擔子，前面是行李，後面是書箱。畫的題目是《父子》。這種父母作牛作馬，兒子風光萬種的現象並非少見，傳統的孝道統統作為封建垃圾被拋棄了。新中國建立後，為了擺平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法律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教養的責任，子女對父母有贍養的義務。我教養你，你贍養我，實質上不過是等價交換而已。人與人的親情被割裂了，這無益於培養人們善良的心靈。這個起點太低，你要求五分，人們只能做到三分。每天給父母一碗飯，卻又一日三瞪眼，三日一臭罵，法律管得著嗎？據報道：廣東肇慶的陳老夫婦終年辛苦，將兒子養大成婚，兒子獻父母詩一首：「爹同志，娘同志，爹娘二位老同志：新時代，新辦法，各人掙錢各人化。」陳老看後回敬詩一首：「兒同志，媳同志，兒媳二位小同志：生兒育女我有罪，二十年後你知味。」據眼前所見所聞，筆者另作一詩。兒子獻父母一首：「爹同志，娘同志，爹娘二位老同志：養了兒子養孫子，如今子孫已成人，爹娘不如早死去，留下成把大票子，騰出一套大房子。」父親回敬一首：「兒同志，媳同志，兒媳二位小同志，你給後代做了『好』樣子，待到你們手柱拐杖子，兒子向你瞪眼子，口中罵你老不死」。筆者所云，決非空談，一位兒子要身患絕症的母親的房款，在電視主持人面前公然宣稱：不給錢，就要她的命。這位兒子在他殺母之前，法律管得著嗎？在家虐待父母，出外要求他愛祖國，愛人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豈非天方夜譚！廣為人知的醫家洪昭光先生在他的書中寫道：「關於孝順，一次我碰到香港一個經理，跟我聊，我說，你們選員工怎麼選啊？我本來以為香港合資經營企業的選人標準肯定是外文好，會電腦。不是，我選人最重要的標準是看他是否孝順。如果他連父母都不孝順，他能對別人好得了嗎？他肯定是白眼狼。因此，我選人，頭一個看他是不是孝順，凡是孝順，必是好人，他不做違背道德的事，因為他孝順父母，他一定好。」筆者認為，香港經理的作法值得推廣。

　　父母愛自己的子女，兒女受父母撫養，有一段天然的親情在，儒家正是順應這段天然的親情，在家庭中培養人們「溫良恭謙讓」的情操，以助於穩定社會秩序。當然，今天已經不是二千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封建統治已不復存在，嚴格的君臣關係也不再存在，人們無需用親情來培養君臣的節操，儒家的某些教條已化為糟粕。但是父母子女的親情仍長期存在，儒家用家庭親情培養人們情操的教誨，還是可以借鑒的。

　　關於忠節，先秦的忠，忠於信仰，忠於社稷，也未嘗沒有可借鑒的地方。孔子等人忠於「仁義」，今天，忠於馬列主義未嘗不可；孔門忠於社稷，今天忠於祖國也何嘗不可。至於宋儒提倡「死事一主」 的愚忠思想，則應當視其為歷史糟粕，它只能起到禁錮人們思想、扼殺人們創造力，製造個人迷信，培植君主專斷獨裁的作用。在歷史上，只有當外敵入侵，國君成為國家象徵時，愚忠思想才暫時起到團結人心的作用，其他概無意義。

　　墨家的「兼愛」調子是高的，今天的「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的調子也是高的。但是人間沒有無緣無故架空的「愛」，空喊高調是無根之談。今天的道德教育，應該首先從愛父母做起，教育孩子們愛自己的父母，愛自己的兄弟姐妹，愛自己玩耍的夥伴和集體，愛自己的田園街道，愛門前的小橋流水，愛家鄉的鄉土風情，把這些深深地印入腦海，一旦他離開故國，他不能不魂牽夢繞地思念這一切的一切，他會隨時聯想「我是炎黃子孫，我的根在中國。」

　　「父慈子孝」的原則仍可應用於今天，當然，「父慈子孝」的具體內容應該有所區別。先前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自然是不可取的。在婚姻問題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則自然也是不可取的。筆者認為「父慈子孝」的內容，教養與贍養的法律規定自不待言，在平等相待的基礎上，父母關心子女的饑寒冷暖，關心子女的教育前程，子女供應老人的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是讓老人心情舒暢，不感寂寞。然而，今天子女孝順父母存在著很多實際問題，他們身在中年，忙於工作，忙於事業，甚至到處奔波，要求子女「父母在不遠遊」是不現實的，開明的父母並不要求兒女常在膝下，有一個歌曲叫《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就是父母極大的安慰。孔子認為子女盡孝是「色難」，「色」就是表情，就是態度，用溫善的態度對待父母，就是孝。

　　「父慈子孝」是道德教育的基點。在報紙上看到這樣的報道。一位婦女去商店，推開沉重的活動大門，一位老態龍鐘的老太跟著進來，這位婦女撐著大門，直到老人走進大門，才把雙手放開，這時她想，如果我的媽媽走進商店，也有別人替她開門，那該多好！又有一個老人在醫院打點滴，年輕的護士幾次扎針都沒有成功，急得滿頭大汗，老人疼痛難忍，正待發怒，忽然想起自己的女兒也是醫務人員，於是立刻改口：「孩子，莫慌，莫急，慢慢來，會成功的！」那位開門的婦人，開門時想到自己的媽媽，那位打針的老人由自己的女兒想到別人的女兒。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敬自家的老人，推而廣之，尊敬別家的老人。愛撫自己的子女，推而廣之，愛撫別人的子女。人人如此，社會風尚將大為改觀。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精神狀態。唐朝人對人的審美觀是胖，唐代的美女都是胖嘟嘟的。唐代以後，逐漸向細瘦發展。後代的美女都纖巧俏麗，弱不禁風更是標準的美人。唐朝流行的體育活動是馬球，雙方人等，騎著高頭大馬，手持球竿，風馳電掣，來往如飛，雖然動不動就踢出人命來，而人們卻樂此不疲。宋代還有少數人騎驢打球，不久也就消失了。同是離別，唐人詩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高適《別董大》）宋人詞句：「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柳永《雨霖鈴》）唐人多激昂慷慨，宋人多情思纏綿。時代不同，情調各異。

　　時代情調的差異，和各自的政治經濟情況、社會環境、民族關係有密切的關係，但當政者的提倡也不容忽視。《禮記·緇衣》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當政者是人民的表率，學習的榜樣。《後漢書·馬廖傳》引諺語云：「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司馬光評論漢武帝的作風：「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資治通鑒》卷二二漢武帝征和四年）「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被貶為「臭老九」，滿腹農業知識，卻難免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四人幫」也高叫農科大學生沒有一人從事農業，豈非咄咄怪事。然曾幾何時，「臭老九」帽子摘掉以後，學有所用，袁隆平一類的專家脫穎而出，沒有號召，沒有強迫，成批學子奔向農業崗位，又豈非咄咄怪事！「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於是出現無數階級鬥爭的「專家」。「文革」期間，階級鬥爭達到了高峰，大唱「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好人打好人，誤會；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壞人打壞人，內訌。」在這種氣氛下，打砸搶遍中國，十年之中，是非混淆了，人心散了，經濟接近崩潰，對人們心靈的擾亂，影響甚為深遠。「文革」以後，國家撥亂反正，極力恢復元氣，二十餘年中，面貌大為改觀，經濟空前繁榮，國際地位空前高漲。但時至今日，無庸諱言，社會上又出現了某些不良現象。「文革」後，為了改變長期吃大鍋飯、集體貧窮的情況，政府發令，允許部分人先富起來，鼓勵個人發財致富。於是人人喊發財，但卻忽略了發財的手段，一味向錢看，少數人確實發財致富了，但社會上自私自利的觀念日益膨脹，損人利己成為常事，更有甚者，坑蒙拐騙，偷盜搶劫，殺人越貨，層出不窮。罪大惡極者綁赴刑場，昂首闊步，大有「慷慨就義」之概。一些貪官，一旦暴露，在法庭上振振有辭，百般辯解，好像大家不過彼此彼此，我不過是一個冤大頭而已。那些虐待父母，貪污腐化，為非作歹的人，在眾人面前臉不紅，心不跳，不知羞恥為何物。管子說：「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管子·權修》）我們終日罵資本主義的腐朽，而一個萊溫斯基，卻把一個堂堂的大總統弄得焦頭爛額，又是檢討，又是賠錢，又是家庭危機，又幾乎丟掉總統寶座。反觀我們「禮義之邦」，一些人包二奶、軋姘頭，在他當權的時候，有幾個敢於挺身而出，當面指責。一個國家，出現幾個殺人越貨的強盜，貪污腐化的官吏，虐待父母的不肖子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麻木不仁，是非不分，看不到道義，看不到同情，看不到救援。什麼國家民族，統統如清風白雲，如此民風，長此以往，怎能不令人寒心！縱觀歷史上有些國家民族的敗亡，甚至如曇花一現，永遠消失，大都伴隨著民風的低下，民族精神的萎靡。

　　筆者一介匹夫，名輕言微，但也不能不深感挽救時代頹風刻不容緩，個人認為眼下應該注意以下諸事。

　　其一，法制教育的推廣。不僅僅是宣傳法律條文本身，更重要的是宣傳法制的背景、原因、必要性以及違法的危害，培養人們主動的法制觀念。要使人民深深了解，要社會安定，每個人都應有一定的行為規範。每個人有個人的自由，但自由有一定的界限，超越這個界限，就將喪失個人的自由，這個界限就是法規。法律的目的是培養人們自覺守規的情操，而不是懲罰。一個當政者應該是手舉旗幟的引路人，而不是在人們後面手執皮鞭的懲罰者，法律條文是皮鞭，而不是旗幟。孔子說過，「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論語·堯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當權者的行為不應著力於人民犯法之後，應該著眼於宣傳教育於犯法之前，孔子的言論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其二，大力擺正媒體的輿論導向。我們常說：教師是靈魂的工程師，各類媒體更應該肩負發揚民族精神的重任。我們的記者不要總在明星緋聞、女人性感上下工夫，更應該宣傳為人民為社會奉獻的公僕、默默無聞的老黃牛、尊老愛幼的善行、廉潔公正的公務員，不要待他們不幸壽終了才在追悼會上說得天花亂墜，否則難改他們生前耐清貧，死後受凄涼，讓活著的人心寒，讓邪惡的人幸災樂禍。同時，對那些社會上的邪惡現象要給以無情的揭露和鞭撻。邪惡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已當然之事，而輿論的作用在於鞭撻那些邪惡的心靈。

　　塑造一國的精神文明，當權者的提倡，輿論的宣傳有很大的作用，但千百年的文化積存也不容忽視。傳統文化的個別部分可能是精神文明的包袱，應該逐步消除，但總體來說，大多數是可以作為今天的借鑒。例如，原始儒學的內容不外乎兩類，一類是治國方術，一類是個人人格修養。其人格修養部分，經過後代無數人的實踐，造就了千百個正氣凜然的仁人志士和國家棟樑。這個歷史事實，不容懷疑。孔子處在「禮崩樂壞」的時代，這是大勢所趨，無可挽回，企圖挽救頹勢的「終年不能窮其禮」的繁瑣禮儀，無疑是糟粕，很少有人再予理會，然而儒家的修身處世、嚴於律已、勇於獻身作風，包括孔子的人格魅力還是大有繼承與發揚的餘地。還有那千百年留存的禮俗，如傳統節日春節、清明、端午、中秋、重陽等等，都有豐富的內涵，都有助於凝聚中華民族的情結。每年的祭祀黃帝陵活動應該擴大其規模，規範其禮儀。過去的祭孔活動是封建統治為自己臉上貼金，大可不必照舊進行了，但孔子作為一代宗師，卓越無比的教育思想家，還是應該舉行相應的紀念活動的，曾經有人提議將孔子的生日作為教師節，不是沒有道理的。總之，要盡量將群眾傳統活動引向培育民族精神的道路上來。

　　六、刑過不避大臣 賞善不遺匹夫是權大，還是法大？

　　在封建時代，權在上，權大。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偶爾也會法在上，法大。

　　我國法家的理論原則是：制定法律條文，公之於眾，按照法律條文，「信賞必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在法律面前，皇帝之外，一律平等。「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這是原則，但這個原則的前提是：皇帝是主宰，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是權力的象徵，只有他，才有頒布法令的權，決定刑賞的終審權；只有為他服務的法，沒有約束他的法，他是一切法律條文的例外。正因為如此，這個高高在上的「權」，可以不把「法」放在眼下，全憑個人喜怒好惡濫行賞罰。尤有甚者，有些皇帝快意慘殺，踐踏法律，但這種人的最終結果卻總不美妙。

　　先從秦始皇說起。秦朝的法律十分慘酷，僅死刑一項就有戮滅三族、車裂、腰斬、活埋、棄市等近十種，且法網細密，人們動輒落入法網，背上罪名。然而秦始皇並不在意法律條文，「焚書坑儒」姑且不論，法外用刑不在話下。在位的第三十六年，有一個隕石墜落在東郡，有人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個大字，始皇下令追查，自然毫無結果，於是下令將隕石旁居住人等一律誅殺。始皇死後，不過數月，陳勝、吳廣謫戍漁陽，天雨失朝，自度必死無疑，於是鋌而走險，舉兵反秦，偌大一個準備傳至萬世的大秦帝國立刻土崩瓦解，子孫都倒在了苛法之下。這就是苛法的後果。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處在動蕩不安的狀態之中，各集團互相屠戮，司空見慣，各國皇帝也多把法律放在一邊，隨心所欲地自行其是，其間更不乏慘酷殺人的「罰家」，比較有名的是北齊皇帝高洋（文宣帝，529―559年）。高洋殺人成性，在殿堂上經常擺放著鑊（鍋的一種，用來烹殺活人）、長鋸、銼錐之類的刑具，一旦他精神不爽，就動手殺人，甚至強迫朝臣分食。宰相楊愔（511―560年）為了滿足他的獸性，專門找來死囚留在殿堂附近，一旦他的獸性發作，就牽來供他殺戮，名之曰「供御囚」。大凡殺人，必支解身軀，或用火燒，或投大河。寵姬薛氏，娼妓出身，但他寵愛有加。一日，忽然想起薛氏曾和堂叔高樂通姦，於是抽刀將她砍下頭來，揣入懷中，赴東山和朝臣宴飲。宴席之上，突然掏出人頭，放在盤中，並取來薛氏大腿骨當作琵琶彈奏起來，涕淚交流，唱道：「佳人難再得！」他的大臣崔暹死了，他親自到崔家弔唁，一面啼哭，一面問崔暹妻子李氏是否思念崔暹，李氏回答說：「思念。」高洋忽然抽出刀來，將李氏殺死，割下頭顱，扔到牆外，口中說道：「去吧！拜會你的夫君吧！」他的臣僚，包括他的親屬，一言不快，隨即殺戮，以至朝廷人心惶惶，後來，高洋狂飲致病而死，兒子高殷即位，他的弟弟高演篡權，殺死高殷。唐初的史家評論說：「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北齊書?帝紀總論》）這是說，高洋把作孽的後果留給他的後人來承擔了。（圖46 磁縣灣漳大墓）隋朝的兩個皇帝楊堅和楊廣也是踐踏法律的高手。原來，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年）是封建時代少有的勤儉英明的皇帝，在他執政下，國家蒸蒸日上，滅掉強大的北齊，統一了北方。可惜享年不永，死時才三十六歲。他的繼承人宇文贇（559―579年）是荒淫慘暴的活寶，一旦即位，立即誅殺父親在位時的功臣名將，利用親信伺查臣屬行蹤，稍有不快，即行斬殺。他又喜愛捶杖人背，外則公卿大臣，內則后妃嬪御，每打一次，以一百二十為準，後增至二百四十。朝臣個個惶惶不可終日，不久，他一命嗚呼，他的岳父楊堅趁機收攏人心，取而代之，建立隋朝，將宇文氏皇族誅殺殆盡。宇文贇把他作孽的後果留給他的家族後人。楊堅即位，勤於為政，選拔良吏，獎勵農耕，制定法典，國家富庶，然而他猜忌成性，輔佐他的功臣和敢言直諫之士少有好下場，晚年又把刑罰矛頭指向一般平民百姓，偷一文錢就殺頭棄市，四人偷一木桶，三個共偷一瓜，一經發覺，即行處死。本來，法律是行刑的準則，但他把自己頒行的法典，全然束之高閣，他的這種作風被他的兒子隋煬帝楊廣加以「發揚光大」了。

　　楊廣用陰謀手段奪取帝位，自即位那天起便大張旗鼓地隨意折騰，國家動蕩不安。他三伐高麗，都以失敗告終。第二次侵伐高麗，正在遼東城打得火熱，一個大官僚楊玄感（？―613年）在後方叛變，圍攻東都，各地紛紛響應。後來，楊玄感失敗，楊廣聲稱：「楊玄感一呼，從者十萬，更加使人深信天下之人不可多，多了就要聚集為盜賊，不斬盡殺絕，無法懲後。」他的這個妙論，大大鼓勵了部下的殺人勇氣，東都留守樊子蓋（545―616年）處理楊玄感案件，一次誅殺三萬人，凡吃過楊玄感救濟米的一律活埋，這種暴行，大得楊廣讚揚。此時，農民暴動已遍布各地，地方官為避免自己受牽連，受懲處，個個如狼似虎，以殺人為能事。王世充（？―621年）在江南一次活埋降民三萬人，樊子蓋在山西連滅幾個村莊。違法殺人是皇帝的特權，如今各級官吏個個成為殺人魔王，不知法律為何物。楊廣原以為殺人可以消滅「盜賊」，然而卻適得其反，「盜賊」越殺越多，最終「普天之下，莫非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遂以萬乘之尊，死於匹夫之手。」（《隋書?煬帝紀》）隋朝就結束了，他的後人幾乎死絕。隋朝滅亡的原因是賦役繁重，民不堪命，但踐踏法律，刑罰慘酷，更加速了它的滅亡。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1328―1398年）也是違法殺人的屠夫。（圖47 朱元璋像）朱元璋眼見他的太子朱標（1355―1392年）性格懦弱，而他的功臣名將勢力龐大，擔心自己死後江山不穩。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維庸（？―1380年）以謀反罪被殺，朱元璋藉機對朝臣大開殺戒，數年中牽連被殺的三萬多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大將藍玉（？―1393年）被告謀反，被抄斬三族，牽連被殺的武臣共一萬五千人，軍中名將幾乎被殺得精光。朱元璋出身貧苦農民，年幼時當過和尚，後又參加紅巾起義軍，性情狹隘，疑心特重，生怕別人揭他的瘡疤。本來，看到舞文弄墨的文人就很反感，如今看到文人筆下有「光」、「禿」、「僧」乃至相近的字眼就刺痛了他的神經，必欲殺之而後快。一個儒生為本縣令做《萬壽賀表》，文中有「體法乾坤，藻飾太平」一句，意思是以天地作法則，修治太平盛世。不料這個馬屁拍到了馬蹄上，朱元璋認為「法坤」者，「發髡」也，意思是光頭，「藻飾太平」者「早失太平」也。另一個儒生在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民作則。」那意思是老天降下聖人朱元璋，為天下人的準則。朱元璋看罷大怒，認為「光」是罵他光頭，「生」是罵他作「僧」，「作則」是罵他「作賊」。二位儒生自然人命不保。

　　朱元璋違法剷除了「後患」，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豈知他掏空了朝中的能人，埋下了禍根。太子朱標先他而去，指令其長孫朱允炆（1377―1402年）為太孫，並遺令帝位必須由嫡系子孫繼承，任何旁系子孫不得覬覦皇位。不料他死後，皇孫繼位，為建文帝。他的四子朱棣（1360―1424年）自燕（今北京市）揮軍南下，攻佔南京，建文帝焚燒宮室，不知去向。（圖50 南京明故宮遺址）在中國歷史上，皇帝濫殺無辜，企圖為繼任者掃清道路創造條件者比比皆是，但其後果往往事與願違。

　　歷史上快意慘殺的皇帝畢竟是少數，最常見的昏君是賞罰無章，是非不明。法律是賞功罰過的權衡和尺度。但對「功過」，不同國君卻有不同的標準。發展生產，安定民生是功；衝鋒陷陣，保衛國家是功；進盡忠言，糾正偏差是功。貪污腐敗是過，投敵賣國是過，諂言惑眾是過。這是正常的法律內容。然而不少皇帝不以國家社稷為重，「朕即是國家」，把那些維護個人權位，滿足個人慾望享受，符合自己意願的看成是功，否則便是過。須知，皇帝是臣民生死榮辱的源頭，那些所謂執法的官僚不能不觀察皇帝的眼色，順從皇帝的意願來行事。漢武帝時，廷尉（法官）張湯便是用迎合皇帝意願鞏固自己的權位的人。後來杜周繼為廷尉，秉承他的衣缽，照樣揣摩皇帝的意圖辦案。皇帝意欲除掉的人，杜周在法律條文上大做文章，陷以重罪；皇帝喜愛的人犯法，他先將其羈押在案，然後慢慢伸明他的「冤枉」，予以開釋。有人向他提出意見：「君為天下決平（審案），不循三尺法（成文法典），專以人主意指為獄（判案），獄者固如是乎？」杜周回答說：「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認為是的）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漢書?杜周傳》）法律從何而來？杜周認為皇帝認為對的就是法律，法律無非是皇帝意圖。這是明目張胆振振有辭地為皇帝違法辯解的理論。隋文帝楊堅喜愛重罰，法官楊遠、劉子通等人善於觀察皇帝的心態，用刑極其慘刻，犯人被判死刑，押赴刑場，沿途在大街上仰天大呼，狂叫冤枉，而楊遠等人自然官運亨通。

　　更有甚者，國君為了剷除異己，恣意利用親信作法官。法官心照不宣，甘心為人鷹犬，大張旗鼓誅殺群臣。武則天提拔周興、來俊臣等酷吏大行砍殺，明知冤案遍天下，但她裝聾作啞，佯裝不知，以表示她尊重法律。一旦可疑的政敵斬盡殺絕，酷吏的劣跡暴露無遺，她便轉過頭來收拾這批酷吏，表示她終究是一代「明君」。

　　在封建時代的法典中，本來就存在著優待官僚貴族的條款。官和平民本來就不在一個水平線上。即便如此，皇帝仍然以個人私利和偏見，對官僚貴族加意縱容和偏袒，對人民則是另一番面孔。南朝梁武帝蕭衍（646―549年），特別優寵大臣，凡大臣有罪，必諷諭法官，屈法釋放；百姓有罪，雖老幼婦孺也不能倖免，「一人逃亡，舉家質作」。盜賊在大街公行搶劫，如有追捕，就躲進王公貴族家，夜間再紛紛出籠劫掠行路之人，名曰「打稽」。最後形成勛家子弟「以淫盜屠殺為業，父祖不能制，尉邏（相當今之巡警）莫能御。」（《南史?梁宗室傳上》）對統治階級的縱容就是對普通百姓的殘忍，這是普遍規律。

　　封建時代，法律本身是保衛皇權的，而破壞和踐踏法律的首先是皇帝自己，其次是王公貴族、地主豪強。這批人在社會上往往有細密的人事網路，相互依存，相互庇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你有你的法綱，我有我的人事綱。我的人事綱可以使你的法綱行同虛設。東漢光武帝在全國清丈土地，雷厲風行，許多官員清理不實受到嚴懲。一次，他在審查各地報帳時，偶然發現陳留郡文書上夾有一張條子，上寫「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帝疑惑不解，召見陳留郡來京的官吏，詢問其中原因。郡吏惶恐中說是在長壽街拾到的。光武帝更加疑惑，這時他的四子劉庄（即後來的漢明帝）在帳後說：這是陳留郡吏接受郡守的指令，旨在陳述陳留郡官員富豪可以和潁川郡、弘農郡相比，不可和河南、南陽相比。光武帝說：「何以說河南、南陽不可問？」劉庄說，「河南，首都所在，多皇帝近臣；南陽，皇帝故鄉，多皇帝近親，他們田宅逾制是普遍現象，陳留郡如何能和這兩郡相比呢！」光武帝考問郡吏，果然如此。可見，皇帝清丈田畝的法令，在河南、南陽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西漢時期，社會上存在一批平民豪俠，他們輕財仗義，殺人越貨，甚至在各地形成網路。上有官吏之庇護，下有黨羽之扶持，法律無奈他何，而各地方官吏，吹毛求疵，專在平民百姓身上下工夫。總之，上自皇帝的干預，皇親國戚、功臣名將的特權，下至豪強惡棍的專橫，形成法律施行的盲區，社會不安從而產生。

　　歷史上，重視制定法律的國君頗不乏人，而重視法律的貫徹執行者反不多見。而事實上國家不能沒有法律，但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執行與貫徹。法律不執行，等於沒有法律，甚至還不如沒有法律。西周的統治者以「禮」治國，主張「明德慎罰」，照樣存在數百年。只是後來以「禮」行罰太多隨意性，判案太多「暗箱操作」。隨著社會的進步，「禮崩樂壞」，代之以成文法典，作為約束人們行為的準則和賞罰的尺度。法律一旦公之於眾，為了取信於民，包括皇帝本人在內，都要尊重它的權威性。一些英明的國君，則在相當的程度上能夠尊重法律。中國封建時代的「治世」莫過於漢唐，今以漢唐為例。

　　公元前179年至157年，高祖劉邦的兒子漢文帝劉恆（前202―前157年）在位。史書上說他寬仁為政，「專務以德化民」，但在執行法律上卻不含糊。一日，他的太子劉啟（後來的景帝，前188―前141年）和同胞兄弟梁孝王劉武（？―前144年）驅車入宮，直闖大司馬門。按照法令，臣子入宮，至大司馬門必須下馬步行。這時守衛宮廷的公車令張釋之緊追不捨，扣押太子弟兄，並劾奏二人宮門不下馬為大不敬。文帝母親薄太后聞知此事，向文帝追問。文帝脫冠謝罪，承認自己教兒不謹，薄太后親自下令赦免太子，二人才得入宮。（圖51 梁孝王寢園遺址）按說，太子和梁孝王是皇帝家人，乘車入宮有何不可？然而張釋之據法不貸，文帝十分讚賞，不久提升為廷尉。又一日，文帝出行，行經中渭橋，忽有一人自橋下竄出，驚動皇帝車馬，文帝下令追查，交張釋之審判，張釋之審訊完畢，責令罰金，文帝得知大怒：「此人驚動我的馬匹，幸而馬性柔和，不然豈不傷人，廷尉僅僅判其罰金，豈有此理！」 張釋之說：「法律，是天子與天下人共同所有，今法律條文如此，若違法處置，法律就難以取信於人民。如果當時陛下將他處死也就罷了，如今下撥廷尉審理，廷尉，是執法的一秤桿，這秤桿一旦傾斜，天下執法人無不隨意上下其手了，老百姓就將手足無措。」文帝聽罷，沉思良久，說：「廷尉說得對！」驚動皇帝車馬，如在亂世，豈止殺頭而已。

　　將軍薄昭是文帝母親薄太后唯一的弟弟，是他唯一的娘舅。一次，薄昭自持帝舅之尊，殺死朝廷使者，按律應處死刑，文帝以「刑不上大夫」的理論，凡大臣死罪，一律勒令自殺，薄昭也不例外。此時文帝母親仍然健在，但文帝不怕傷母親的心，派大臣到薄昭家飲酒，以示訣別，薄昭不予理會。文帝又派臣僚身著喪服，到薄昭家弔喪，薄昭無奈，只好自己結束了性命。此事引起後代許多文人的議論，認為文帝有失孝道，做事過分刻薄。其實，文帝正是堅持「刑過不避大臣」的原則，殺一個薄昭，震懾無數王公貴族，使他們不敢輕易越雷池一步。

　　西漢在文帝、景帝時代（前179―前141），因為上距秦末農民戰爭不久，一般農民多少有些可耕之地，加之輕徭薄賦，人民生計有餘。所以儘管法律嚴刻，然而行法有準，人民沒有理由輕易觸犯法律，所以文帝在位二十餘年中，死刑犯不過數百人。但是，到了漢武帝劉徹時代，土地兼并已漸嚴重，加之中期以後，戰爭頻仍，徵調頻繁，大批農民破產，貧富之間的距離拉大，豪門的奢侈與貧民的勞苦對比鮮明，社會諸多矛盾日益突出，農民暴動蠢蠢欲動，統治者對人民的鎮壓日見嚴重，刑罰日益慘酷。例如，一個叫義縱的官員，出任定襄（治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太守，上任伊始，即將獄中囚犯，不論罪狀輕重，連同曾經探視的人員共四百餘人，一律呈報斬首。又如王溫舒任河內（治今河南武陟西南）太守，逮捕郡中「豪滑」，牽連千餘家，大者滅族，流血至十餘里，自九月至十二月，郡中寂無聲息，人民不敢夜行。武帝特加欣賞，升任廷尉，主持全國刑罰。全國各地郡守紛紛效仿，以斬首為能事，秦時的種種酷刑如錐刺、撕裂肢體、鋸脖等刑罰又出現於當代。但其結果是「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自封稱號），攻城邑，取庫兵（兵器），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郡級官吏），為檄告縣（布告當地官府）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史記?酷吏列傳》）漢武帝發兵鎮壓，大郡死者萬餘人，小郡也不下數千人，逃散的民眾聚保山林川澤，政府無可奈何。武帝又作「沈命法」，地方官吏追捕盜賊不力，郡守及主管官吏一律處死。自此凡有盜賊興起，地方官吏深恐追究，匿不上報，上下互相隱瞞，並在法令條文上大做文章，逃避罪責，以致「盜賊遍地」，朝廷卻不明真相。在統治階級內部，關係也十分緊張。淮南王劉安、衡山王劉賜謀反罪被殺，牽連死者數萬人。武帝先後族殺大臣不計其數，僅就宰相而論，自早期的公孫弘以下，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相繼為相，除石慶以好好先生善終外，其他諸人全被處死，且動輒誅滅全家，封建專制的淫威又在史書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但漢武帝畢竟不同於隋煬帝，他晚年深自悔悟自己平生的作為實屬荒唐，他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養馬免徭役）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資治通鑒》卷二二漢武帝征和四年）顯然，他沒有把「盜賊」眾多歸之於人多的緣故。於是他停止一切戰爭、巡遊、興造、求神等活動，封丞相為富民侯，希望他能使人民富裕。起用趙過為搜粟都尉，普及「代田法」，發展農業生產。（圖52 漢武帝茂陵遠眺）其子昭帝劉弗陵（前94―前74年）即位，國家稍有喘息。宣帝劉詢（前90―前49年）即位，又大力整頓法治，重新回到以法治國的軌道。起用於定國（？―前40年）為廷尉，評審民事案件，著意於哀憐鰥寡孤獨，凡案件罪狀不清，一律從輕發落。人們讚揚說：「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於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漢書·於定國傳》）於定國為廷尉連續十八年，法令號為清平。武帝時期，地方官多酷吏，殺人如麻，宣帝則特重地方官選舉。刺史、郡守赴任，宣帝必親自召見，詢問方略，務必追求「政平訟理」。凡政績卓著，下令褒勉，加官進爵，宰臣選拔多來自地方行政長官，所以有漢一代，良吏以宣帝時為最盛。他曾下詔說：「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聯甚傷之。」於是又增設「廷平」四員共同評定案件。（《漢書·刑法志》）每到秋季，各地上報案件，宣帝常常親自參加審理。宣帝雖偶有誅殺大臣之事，但就大局而論，其在位期間不失為一個清明時代。宣帝三傳至哀、平時代，土地兼并急劇發展，國家矛盾重重，大權落入王氏家族，西漢帝國走向了末路。

　　公元618年，李淵（566―635年）取代隋朝，建立唐朝。隋煬帝楊廣的暴政和富強一時的隋帝國的滅亡，給人們留下了十分深重的歷史教訓，其中之一便是隋煬帝對法律的踐踏。誅殺無辜，殘害生靈，弄得天怒人怨，眾叛親離，人民群眾起而攻之，諾大一個富強無比的隋帝國轉眼間煙消雲散。作為李淵的姨表親家，楊氏家族幾乎被剿滅殆盡，這個慘烈的畫面不能不使李淵父子驚心動魄。

　　要使國家穩定下來，必須首先將國家的行政納入正常的法制軌道中去。李淵即位伊始，即下令宰臣修訂法律，並於即位的第七年頒行全國。又隔一年，他的兒子李世民即位，又大張旗鼓地進行立法活動，歷經十年，製成《貞觀律》十二篇共五百條。這個《貞觀律》與前代的法律相比有很大的改進。此前的法律，實際上是「罰律」，用酷刑鎮壓人民的反抗和官員的越軌行為，凡人們預想到的酷刑都寫進了法律條文中。唐律則不同，除刑法外，還包含了民眾的戶籍、婚姻、財產等民事和行政法規等內容，同時大大減輕了刑罰的尺度，比照隋律，「減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條，減流（發配邊疆）入徒（強制勞動）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舊唐書?刑法志》）到太宗之子高宗李治（628―683年）時，又組織人員對《貞觀律》逐條解釋，這便是保存至今我國最早最完整的法律經典《唐律疏議》，它是我國此後乃至東亞各國制定和解釋法律的藍本，並被稱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華法系」的代表。

　　唐初的皇帝不但著意法律的制定，更加關注法律的貫徹執行。李淵即位不久，下令殺死一個按律不該殺的人，這時監察御史李素立反駁說：「三尺法是陛下與天下人共有，法律一旦動搖，人將無所適從，陛下始創大業，便置法律不問，我身為法官，不敢奉詔。」李淵大悅，命令有關部門提升李素立為七品以上「清要官」。清，就是清雅；要，就是重要。有關部門建議任李素立為雍州（首都長安所在州）司戶，李淵說：不妥，「此官要而不清」。後來又建議授秘書郎，李淵說：也不妥，「此官清而不要。」最後提升為六品侍御史，既「清」且「要」，方才罷休。李世民即位，要殺朝臣元師律，大理寺卿（最高法官）孫伏伽（？―658年）認為按律不致處死。李世民便將自己的女兒蘭陵公主的園宅賞賜孫伏伽，價值百萬。有人認為這個賞賜未免過分。李世民說，我即位以來，還沒有人諫我違法，所以要特加賞賜。貞觀初年，政府選拔人員，發現有人偽造個人資歷，李世民下令：凡人偽造資歷必須自己坦白自首，否則處死。後來，果然有人被發現偽造資歷，於是隨即傳令斬首，然而大理寺少卿戴胄（？―633年）堅持認為按律應判「流」，李世民大怒：「你守你的法，難道叫我的「令」失信嗎？」戴胄說：「當時，陛下將他處死，臣不敢幹涉，如今下到大理寺處理，臣只能按律處置。法律用以布大信於天下，是長遠的；命令只是出自一時喜怒，是暫時的。陛下如能壓抑一時的喜怒，服從國家長遠的大法，那就是『忍小忿而存大信』，有何不可！」李世民大悅，立馬升戴胄為大理寺卿。可見，「法」與「令」不能相矛盾，「令」必須適應「法」。這和西漢杜周的「從令不從法」的觀點是何等的不同！把法律的權威置於皇權之上，只有在這個時候，法在上，法大。然而在封建時代，在皇權的淫威下，這種情況太少太少了。

　　明太祖朱元璋決不允許有任何凌駕於皇權之上的法律與制度，一切皇帝說了算。但是在地方行政區內卻不允許有駕於法律之上的權力。明朝初建，承襲元朝遺制，將全國劃分為十三個行省，每個行省設「承宣布政使司」專管地方行政，又設「提刑按察使司」專管地方司法，另設「都指揮使司」專管地方治安，三個部門各自獨立，互不統屬。中央政府又經常派遣品級較低的監察御使，巡察各地，督察地方官各種違法行為。朱元璋為了避免地方官權力集中，尾大不掉，法權獨立於政權，在這裡也是法大。

　　皇朝初建，功臣貴戚滿朝，官員飛揚跋扈，子弟恣行霸道，這是國君在行法時面對的嚴峻形勢。唐朝初建也不例外。李淵在位的九年中，皇親國戚布滿京師，加之戰爭尚未結束，國事千頭萬緒，國家法制難以認真貫徹，以至於「武德（唐高祖李淵年號）之時，政刑紕繆，官方弛紊。」太宗李世民即位，大事整頓，「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滑之伍，皆畏威屏跡，不敢侵欺細人（民）」。（《貞觀政要·政體》）李世民青年時代，身為秦王，常為統帥，南征北戰，後又與弟兄拚死相鬥，在這個過程中，在他周圍形成一個鐵杆集團。李世民即位後，這批人自有一種優越感，處處要佔上風，李世民反覆勸誘才稍有收斂。在朝廷的一次宴會上，有個人坐在了李世民的鐵哥兒尉遲敬德（尉遲恭，585―658年）的上座，敬德大怒：「你有什麼功勞，敢坐在我的上座？」親王李道宗在旁勸解，敬德揮起拳頭，將李道宗打得鼻青臉腫。李世民不悅，下令罷宴，告誡敬德說：「朕讀《漢書》，讀到漢高祖誅殺功臣，常常怨恨高祖太無情，及至朕即帝位，決心保全功臣，使他們子孫不絕。然而你屢屢犯法，才知道高祖誅殺韓信、彭越等人，不是高祖的過錯。國家大事，惟有賞與罰，份外寬宥不可多得。你要好好留心，否則，後悔莫及！」一番言語，使敬德收斂了手腳。（圖53 門神像）濮州刺史龐相壽因貪污被免職，龐相壽自信自己原是秦王府故人，李世民定會感念舊情，能讓他官復原職。魏徵說：「秦府舊人，上上下下人數眾多，如果人人依仗舊情，不免使天下人寒心。」李世民無奈，對他說：「以往我是秦王，是一府之主；如今我身居大位，是四海之主，所以我不能偏袒舊人。」於是賞賜錢帛，龐相壽只好灑淚而別。貞觀九年（635年），大軍出征吐谷渾，泯州都督高甑生貽誤軍期，統帥李靖（571―649年）追究他的責任，他懷恨在心，誣告李靖謀反。敗露後，按律免死發配邊疆。有人建議：高甑生是秦府功臣，應予寬免。李世民說：「國家自太原起兵，功臣故舊甚多，高甑生違背統帥指揮，又誣人謀反，如高甑生得到赦免，其他人犯法，又該如何呢？我對故舊，從來未曾忘懷，正因為如此，不敢隨意偏袒故人。」歷代行法，不照顧袒護勛貴故舊，難！

　　唐太宗努力堅持「賞功罰罪」的原則。他說：「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貞觀政要·封建》）大臣魏徵更將它提高到關係社會風尚、國家興亡的高度。他說：「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貞觀政要·刑法》）賞罰不當，將使是非混淆，善惡不分，為惡者理直氣壯，為善者垂頭喪氣。如此而求國家穩定是困難的。

　　唐太宗又「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小官）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貞觀政要·政體》）唐朝初年，經過隋末大規模的農民戰爭，社會渣滓得到廣泛掃蕩，新的統治者吸取教訓，「輕徭薄賦」，農民一般能夠安居樂業。貞觀四年（630年）全國死刑犯二十九人。貞觀六年末，太宗親自檢查囚案，看到死刑犯卷宗，深感憐憫，下令放他們一律回家，從事春耕，明年秋天，一同回京接受死刑。次年九月，死囚犯三百九十人無人督促全部自動到京城報到，無一人逃竄藏匿，太宗下令全部赦免。太宗如此自信，首先來源於對「盜賊」的觀點。一即位他便與群臣討論禁止「盜賊」的方案，有人提出必須嚴刑峻法，太宗不禁笑了起來，他說：「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事，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堅持這個治國原則，貞觀初年，連年水旱災害，人民到處流動就食，很少有怨言，三年之後，連年豐收，物價低廉，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剛剛得到喘息的人民多麼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定生活！李世民如今大膽釋放囚徒，也是特定的歷史條件、社會環境造成的。其他時代，其他人物不會有此胸懷，而且不足為訓。

　　隨著時間的推移，客觀情況和統治集團的主觀世界都在慢慢地變化著。貞觀十七年（643年）太子承乾謀反被廢，立第九子李治為太子。李世民煞費苦心安排後事，誅殺了一些不該殺的大臣。原以為萬事大吉，不料他死後，李治是個懼內的君主，皇后武媚娘干預朝政。李治死後，武氏專政，積極籌劃登上皇位，誅殺大批李家宗室子孫，最終武則天登朝，改朝換代，太宗的一切安排付之東流。

　　封建時代，女人干政已是罪不容誅，而因不滿足於做太后，試圖登上皇帝寶座，那就十惡不赦、罪大惡極了。封建禮教的大山沉重無比。武則天深知走向皇位道路的艱巨，於是她利用唐朝開國六十餘年後的形勢，大拉幫派，除起用一些利祿熏心的官僚外，又起用一批社會的下九流，博徒、強盜、小販、奴僕出任法官，對李家宗室和那些敢於說「不」的人給以極其慘酷的打擊。武則天大開告密之門，各地來京告密者，沿途官府邸店提供住宿酒食，一旦告密成功，高官厚祿立刻從天而降。於是各地告密人川流不息。她所任用的酷吏多是權迷心竅、不計後果的無賴。他們審訊的刑罰諸如「泥耳囊頭，折脅簽爪，縣（懸）發熏耳，卧鄰穢溺，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閉絕食飲，晝夜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新唐書·刑法志》）酷吏來俊臣（651―697年）審訊囚犯，「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以瓮，以火環繞炙之。兼絕其糧餉，至有抽衣以絮啖之者。其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舊唐書·刑法志》）武則天欣賞他的「忠心」，百般信賴。諸酷吏互相仿效，個個如狼似虎，慘害無辜，殺人如草菅。武則天又派使四齣，所到之處，審判「謀反者」，就地處決，審判案件全由她委任的御使負責，國家機構大理寺、刑部都靠邊站。原來，按法律條文，審判案件有嚴格的法律程序。例如審訊囚犯，必須事先根據實情和供詞反覆驗證，仍不能作出判斷，然後立案，由所有的審判官員和專職司法官一起出席參與審判，決定是否施行刑詢，而且刑詢不得超過三次，三次考訊杖打總數不得超過二百下，且不得以其他方法進行考訊，違者，法官要負刑事責任。對死刑犯更加慎之又慎。大理寺是最高審判機關，凡重罪決判，必須轉刑部複核，重大案件還必須上報國家最高決策機構中書省和門下省詳察，疑難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大部門人員組成「三司」，聯合審訊。死刑須三次複核，方可行刑。然而在武則天時代，芝麻大的九品下流，便能「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使千百個家族家破人亡。如此這般，武則天以法律為玩物，「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資治通鑒》卷二Ο五武則天長壽元年）這和太宗時期的行法制度形成多麼大的反差！在專制皇帝的淫威下，法律條文顯得多麼渺小和無奈！經過多年的斫殺，將所有可疑人員斫殺殆盡，餘下的人紛紛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的皇帝寶座坐穩了，又把她的酷吏們收拾完畢了，開始在利用各種手段提拔的人員中篩選人才，為日後的「盛世」作人員準備。但是，她畢竟是女人，封建制度及其禮教的大山是不可抗拒的。最後，她的兒子趁她病危，發動政變，強迫她讓出皇位，武周王朝也就結束了。（圖54 乾陵全景）武則天退位，兒子李顯（656―710年）即位，是為中宗。中宗荒唐愚蠢，加之皇后韋氏和女兒安樂公主從中攪和，法律無從談起。後來韋氏毒死李顯，積極活動，想成為武則天第二，但好夢未成，被武則天的孫子李隆基（唐玄宗）興兵殺死。李隆基父親李旦（662―716年）即位，是為睿宗。睿宗在位期間，在李隆基的協助下開始注意恢復原來的行法制度。侍御史楊孚彈劾百官，不避權貴，權貴人等舊習不改，百般詆毀楊孚。李旦說：「獵鷹捕捉狡兔，必須趕快援助獵鷹，不然必被狡兔反咬。御史打擊姦邪也是如此，如果君主不加保護，必被姦邪反噬！」一次，宦官閆興貴私自向長安縣令求情，長安縣令將閆興貴關進大獄，李旦大加讚賞，召集百官登上宮城正門承天門城樓，表彰長安令的作風，加官進爵，賞賜絹帛。宦官宛若如來身旁的貼身菩薩，中宗李顯時代，誰都不敢輕動一根毫毛，睿宗李旦卻顯示了他恢復法制的姿態。但他受妹妹太平公主（？―713年）的制約，李旦不能大展手腳，即位不久，即讓位第三子李隆基，是為唐玄宗。李隆基即位，興兵討伐太平公主，剷除了她的親信黨羽，相繼任用姚崇（650―721年）、宋璟（663―737年）等人為相，大力撥亂反正，整頓吏治，精選地方官吏，恢復貞觀法制。李隆基打起精神，勵精圖治。他的異母弟李業的岳父王仙童，自恃皇親國戚，侵暴百姓，御史彈劾，李業出面講情，宰相姚崇等人說：「王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並未冤枉他，不可縱容。」於是依法懲處。皇后的妹夫長孫昕在宮內任職，因小事和御史大夫李傑不和。長孫昕糾集他的妹夫，在長安街頭將李傑痛打一頓。李傑上奏玄宗，玄宗大怒，下令將長孫昕等人在朝堂活活打死，並向李傑表示歉意。他說：「長孫昕乃朕的近親，朕訓導不力，致使侵侮大臣，今處極刑，未足謝罪。你只管剛腸懲治邪惡，不要因凶人介意。」經過大刀闊斧地整治，唐朝政治穩定，社會繁榮，經濟文化空前發展，開元時期（713―741年），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高峰，社會秩序相對穩定。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全國統計的死刑犯共五十八人，各地監獄冷冷清清。李隆基看到這種表象，思想麻痹起來，認為從此「天下太平」，萬事大吉了，自己關起宮門，盡情享受人間的歡樂去了。他的國家大事，放手讓宰相處理，奸人乘虛而入。李林甫為相，一手遮天，忌才害能，殺害無辜大臣，鼓勵李隆基享樂腐化，王公后妃賞賜無度，生活奢侈豪華，前防將士日被冷落。「國家綱紀，惟賞與罰」，這是他家的祖訓；「賞不僭，刑不濫」，是先聖的教條。如今「賞功罰罪」的原則被徹底顛倒了。楊國忠為相，繼續蒙蔽皇帝，輕動干戈，宮廷揮霍無度，財政枯竭，人民災難重重，國家危機四伏，最後安祿山、史思明相繼叛亂。唐朝歷經八年苦戰，國家千瘡百孔，好端端的一個大唐帝國從此衰落不振。「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宦官專政，朝臣朋黨相爭，根本無暇顧及法制的整頓與貫徹，這樣的局面直至唐亡。

　　封建時代，在法制方面，往往出現一些帶有規律性的現象。

　　中國歷史上有所謂「治世」與「亂世」之說，但無人給它們下過完整的定義。事實上，凡法制健全並得以貫徹施行的時代，必然是國家政權鞏固、社會相對安定、生產日漸發展的時代。反之，則必然是政權動蕩、社會混亂、生產停滯的時代。因此，法律的正常運作與否，是國家盛衰興亡的晴雨表。

　　法律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治民」，一類是「治吏」。「治民」即統治人民，要人民老老實實規規矩矩接受其統治，這是法律的主要宗旨。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除去有健全的法制外，還必須有正直清廉的官吏。官吏貪殘，即使有再好的法律章程也是白搭，所以法律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治吏」。封建時代的法律多有各級官吏的行為規範，違反這個規範，嚴懲不貸。歷史上大凡「治世」，「治吏」嚴格，漢之文、景，唐之貞觀，明之洪武，莫不如此。有時「治吏」十分慘酷，但當人民生活尚有餘地時，社會便不致動蕩不安，政權也會相對鞏固。漢武帝誅殺士人不謂不慘，武則天殺官不謂不多，朱元璋治吏不謂不嚴，照樣皇帝大權在握，不為所動。這時的士人往往一邊受摧殘、受侮辱，一邊呼萬歲，實足的一群「賤痞」。

　　封建時代，法律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行法又為官吏所掌握，執法者玩弄法律，偏袒權貴，魚肉百姓，人民是弱勢群體，往往無可奈何。京劇《徐九經陞官記》，豫劇《七品芝麻官》，說的是小官吏以法律對抗權貴，最後，芝麻官勝利了，權貴被法律制裁了，觀眾人心大快，但那是戲劇，是善良人民的善良願望。在現實生活中，人民不知有多少冤苦，多少無奈，呼天不應，呼地不靈，只有忍氣吞聲地生活下去。「亂世」法律治民嚴刻，治吏寬容，人民冤苦無告。但當大多數人民窮困潦倒無以為生的時候，起而暴動，他們會變成強勢群體，打碎原有的國家機器，剝奪統治者的法律特權，甚至剝奪他們的生命。隋末農民起義，見隋朝官吏和士人子弟「皆殺之」，使他們個個如喪家之犬，膽戰心驚。唐朝初年，他們大批龜縮在民間，不願出來作官，原因就在於此。

　　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堅持這個原則，國家才有希望。

　　七、泰山不辭壤石 江海不逆細流《韓詩外傳》記載這樣一個故事：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為了招納賢士，要在庭院中燃起火炬，以示禮賢下士。齊桓公在庭堂中燃起火炬，但時經一年，無人問津。後來，一位山野村夫來見桓公。桓公問他有何技能，他說：「我會九九乘法歌。」桓公大笑：「九九乘法歌也可以用來見我嗎？」這位村夫說：「我並不為乘法歌來求見您。您在庭堂燃火炬已經一年，無人問津，那是因為別人都認為您賢能無比，不敢進見，如果您接納了我，讓人們知道，一個只會九九乘法歌的人尚被接見，比會乘法歌高明得多的人自然會接踵而來。『泰山不辭（拒絕）壤石』才能成為泰山，『江海不逆（反對）細流』才能成為江海。古人有言『詢於芻蕘』，連那山上打柴草的人都詢問請教，為的是廣采博納，才能成就大業。」

　　這個故事未必真有其事，但「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細流」的命題，我國史書上屢有記載，它旨在說明君主要有「海納百川」，兼容並包的胸懷，才能成為一代英明有為的君主。

　　作為國君，首先應該能夠容納各種身份，各種職業的人。遠古時代姑且不論，今以漢高祖劉邦而論。劉邦的群臣是「三教九流」，五方雜陳。他的相國蕭何出身縣吏，次任相國曹參是縣裡的監獄小吏，大將周勃是為人送葬的吹鼓手，樊噲是賣狗肉的，夏侯嬰是縣府養馬人，灌嬰是綢絹販子，韓信是無業貧民，陳平家居「負郭窮巷」，「弊席為門」，窮困潦倒，而張良卻是韓國的高級貴族，和以上諸人不能同日而語，而他們都是漢初的將相名臣。

　　作為國君，對人對事都要顧大局，棄小節。《韓詩外傳》還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楚莊王和群臣舉行宴會，一邊狂飲，一邊歌舞。眾人吃得醉眼醺醺，忽然燈火熄滅，群舞未止，有一位官員淫性大發，暗中扯拉宮女的衣襟。這位美女也不是一個省油的燈，乘機扯下這位官員的冠纓，並大聲報告庄王，有人行為不端，已經被她扯下了冠纓，請求趕快燃燈查找此人，予以嚴懲。然而庄王卻說：「請人歡宴，使人酒醉失禮，不能只顧女人節操，使士人受辱。」於是下令：「今日寡人歡宴，不玩斷冠纓不算盡興！」全場百餘人一律撤去冠纓，盡情歌舞。然後燃燈點火，玩夠為止。扯拉美人衣襟，小事一樁，使官員惶恐不安，事關大局。春秋時期，齊桓公出遊城外，遇到一位趕馬車的衛國人寧戚，此人對桓公談論天下大事，桓公大加讚賞，立即委以重任。群臣認為此人來路不明，應該派人到衛國調查一下他的底細，然後重用不遲。桓公認為此事不妥，如果派人調查，難免查出一些缺點錯誤來，一旦查出缺點錯誤，又該如何！以小錯掩蓋人的大善，正是失去天下善士的原因。劉邦更是一位重大局棄小節的典範。陳平在秦末動亂中，輾轉於魏國、楚國之間，最後由一個叫魏無知的人介紹投到劉邦麾下。劉邦欣賞他的智謀，任命他為都尉，主持禁衛部隊。劉邦的親信大為不滿，他們對劉邦說：「陳平外貌英俊，其實不過是金玉裝飾的華冠而已，其中空無所有。又聽人說，陳平居家時和兄嫂勾勾搭搭。先是到了魏國，不為魏國所容；到了楚國，又不為楚王信用，最後逃奔到此。大王委以要職，卻收受部下的金，金多的得好位置，金少的得壞去處。陳平不過是一個亂臣賊子，焉可信用！」劉邦質問介紹人魏無知，魏無知說：「我推薦陳平，是重他的智能，而您追問的是生活品性。如今楚漢相爭，我推薦的是奇謀之士，只看他的智謀對國家是否有利，至於盜嫂受金，何足介意！」劉邦又質詢陳平：「你先在魏國，後到楚國，如今又來到我處，難道不使人多心嗎？」陳平說：「我到魏國，魏王不聽我的建議；到楚國，霸王只信自家兄弟和妻族弟兄，所以才投奔大王。我空手而來，不受金，靠什麼活動？我計謀可用，願大王採納；不可用，原金在此，放我走路！」劉邦如果聽信親信的讒言，陳平的每一條罪狀都可置他死地：和兄嫂勾搭，道德敗壞；輾轉魏、楚諸國，輕於去就，十足一個投機分子；接受賄賂，貪污腐敗。如此敗類，怎可信用！但劉邦眼光遠大，不計細務，對陳平更加信任，升任護軍中尉，監護都將，大有參謀長的架勢，諸將只有乖乖俯首聽命。此後，劉邦幾度處在危難之中，都由陳平的奇計逃脫了危難。劉邦寬容大度，大膽決斷，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反觀項羽，他無此胸懷，對他人疑神疑鬼，不敢大膽信用，無數能人叛他而去，這是他失敗的又一原因。

　　作為一國之君，要善於接納各色人等，接納敵對陣營的人，還應能容納反對過自己的人。今以唐太宗李世民為例。李淵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的時候，士卒不過三萬人，後李世民南征北戰，麾下不下數十萬人，部下猛將如雲，他們大多數來自敵對陣營。頭號幹將尉遲恭（敬德，585―658年）原為隋朝戰將，後投奔反隋勢力劉武周，劉武周戰敗，歸降李世民。李世民圍攻洛陽王世充的時候，原劉武周的部下紛紛叛逃，尉遲恭牽連被逮捕關押，李世民部下多勸殺掉尉遲恭，以絕後患。李世民則認為尉遲恭若懷二心，叛逃不會在他人之後，於是在密室召見尉遲恭，面前擺放財寶，說道：「大丈夫以意氣相待，不要為此事介意，我不會聽信讒言，加害忠良，希望你見諒。如果你執意要走，就以此相贈，以表我們共事之情。」 尉遲恭大為感動，不久便成為鞍前馬後的鐵哥兒。另外兩員幹將秦瓊（叔寶，？―638年）、程知節（咬金，？―665年），原為隋朝將領張須阤部將，張須阤敗，投瓦崗軍李密（582―618年），李密敗，歸王世充（？―621年），後覺察王世充欺詐姦邪，協同數人臨陣投奔李世民，成為李世民的貼身戰將。唐初的著名將領李靖（571―649年）原是隋朝官吏，是李世民的父親李淵的政敵，李淵在位時兩度要砍掉他的腦袋，由李世民勸阻才保全了性命。李勣（594―669年）來源於瓦崗軍，瓦崗軍失敗，歸降唐朝。（圖55 李勣墓出土三梁進德冠）李靖和李勣二人，為唐朝征服異國他族立下了無與倫比的戰功。李世民即位後，父親在位時的一群官僚和建成、元吉的部下全部收入自己的麾下，其中有原來勢不兩立的仇敵，如魏徵（580―643年）先是隋朝官吏元寶藏的部下，隨元寶藏投入瓦崗軍，瓦崗軍失敗，投歸唐朝，又被竇建德俘虜，起用為起居舍人，竇建德失敗，又回歸唐朝，成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多次建議除掉李世民，此事幾是公開的秘密。李世民殺掉建成，逼父皇讓位，先將魏徵臭罵一頓，然後起用他為諫議大夫，奉命出使東方，勸誘建成、元吉的部屬，穩定河南北地區。李世民即位後，極度欣賞他的才華，對他幾乎是言聽計從，是一位鼎鼎大名的「諍臣」。他的政論對貞觀時期的政治走向起著不可估量的指導作用。李世民的文臣中有所謂「十八學士」，這些學士大多輾轉於隋末割據政權中，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他們的歷史是經不起審查推敲的，如追究既往，個個有殺頭的份兒，但他們大都得以善終，延及後嗣。（圖56 唐太宗昭陵功臣陪葬墓）在李世民的臣僚中，個別人還是隋朝佞臣。如裴矩（？―627年），是隋煬帝楊廣的寵臣，他鼓勵楊廣好大喜功，招徠絕域，勞民傷財，又鼓勵楊廣侵伐高麗，直接招致農民暴動和隋朝的滅亡。但到了李世民的手下，卻一改以往專拍馬屁的作風，成為一個敢於直諫的直臣。還有一個封倫（578―627年），也是楊廣手下屈指可數的佞臣，唐初被引入宰相的行列。有一個叫趙元楷的官員，因為善於供應酒食，大得楊廣賞識。貞觀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巡行至蒲州（治今山西永濟縣西），時任蒲州刺史的趙元楷舊習不改，命父老穿黃紗單衣逢迎，又修飾皇帝行宮，並贈送王公貴戚羊百頭，魚數百尾。如在楊廣時代，這樣的接待不過是小菜一碟，但時至今日，卻大遭太宗訓斥：「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須，皆資庫物。卿所為乃亡隋之弊俗也。」（《資治通鑒》卷一九五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就是這個趙元楷，貞觀初年在司農寺任職，司農卿竇靜當眾挖苦他說：「隋煬帝奢侈重斂，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哉！」（《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唐太宗貞觀二年）說得他面紅耳赤。這種佞臣，在貞觀時代少有市場。

　　《荀子?君道》說：「君者，民之原（源）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又說：「君者，儀（測日影儀器）也，民者，景（影）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圓而水圓。」國君是天下的表率。己身正，不怕臣子姦邪，榜樣做好了，姦邪也會變成「正人君子」。

　　國君接納各個階層和不同陣營的人，更應注意接納不同意見的人。人君接納臣下的諫諍，和本人的經歷與氣質有關。漢文帝劉恆是高祖劉邦的庶子，遠封晉北荒寒之地，本來沒有作皇帝的份兒和打算，由於特殊的機緣，被群臣擁戴為帝，加之謙恭的習慣，處處以謙讓為懷。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出身富豪，但家中由長兄作主，他則自幼人不出眾，「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殷勤應酬），唯直柔耳。」（《後漢書?光武帝紀》） 他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即位後自稱要以柔道治天下。像劉恆、劉秀這樣的人物，接受臣下諫諍尚不算太難。而唐太宗李世民卻不同，年輕氣盛，剛強自信，又出身貴族，要他接受反面意見就勉為其難了。但他衷心接受傳統文化，特別是隋亡的教訓時時敲打著他的腦袋，使他始終按捺著自己的感情「從諫如流」。他是成功的。一位君主不善於控制自己喜怒的情感，保持清醒的頭腦，他是不能成為一個英明的政治家的。古語云：「川澤納污，山藪藏疾（毒害），瑾瑜（美玉）匿瑕（斑點），國君含垢（忍辱負重）。」（《左傳》宣公十五年）英明的國君是各種意見的凝合劑，他使各種意見凝聚在自己的周圍。

　　李世民不但廣泛接納敵對陣營的人，接受反對意見，同時又敞開胸懷接納外來民族和回歸人員。貞觀三年（629年），因戰亂流入邊地的中原人自塞外回歸和少數民族移居內地的有一百二十餘萬口。次年，北方強大的突厥汗國滅亡，其部眾也紛紛進入中國內地，其首領大都到長安出任中國高官。這些人都是馬上英雄，不懂文墨。唐朝長安周圍的部隊分為十六衛，每衛官員有大將軍、將軍、郎將等。歸化的突厥部落首領大都出任了大將軍、郎將等職。「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通鑒》卷一九三唐太宗貞觀四年）有些突厥將領娶唐朝公主為妻，成為唐朝駙馬。如執失思力和阿史那社爾（？―655年）都娶太宗姐妹為妻，阿史那忠（？―674年）和契苾何力（？―676年）娶唐朝宗室女為妻。（圖57 阿史那忠墓誌）李世民對少數民族和漢人一體對待，和當時少數民族掠人為奴的作風大不相同。東突厥滅亡後，最初將突厥降民安置在河套內游牧，後來又命令首領阿史那思摩率領突厥民眾渡過黃河回歸陰山一線生活，但突厥一面受漠北薛延陀的威脅，一面又留戀南方的安定生活，部眾紛紛又過河南遷，阿史那思摩無法禁止，逐漸成為光桿司令，無奈，又回長安作他的大將軍去了。以後多少年中，周邊許多民族嚮往唐朝，逐漸向內地轉移。長安城內，高鼻深目、滿腮鬍鬚的「洋人」比比皆是。（圖58 胡人奏樂俑）歷史上，人民群眾移動的動嚮往往兆示著一個國家的盛衰興亡。

　　我國曆來存在一個對被征服者的態度問題。《說苑?貴德》說到這樣一個故事：周武王滅商，討論如何對待商朝遺民的問題，太公認為應該一律斬殺。這是原始社會對待俘虜的作法。邵公認為「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邵公的作法是審查歷史，追究既往，這是最為常見的作法。周公則認為「無變（辨）舊新，惟仁是親。」那就是不究既往，只觀他是否為善良之人。凡是善良之人，一律「使各居其宅，田（耕）其田。」善人如有過錯，那是因為你沒有對他安排好，教育好，所以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即百姓的過錯應由國君承擔責任。李世民的作風基本符合這種觀點。

　　唐代統治者對外來文化也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回教、景教（基督教一支）、火襖教、摩尼教都相繼傳入中國，（圖59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拓本）唐朝統治者不問其是否「妖魔鬼怪」，來者不拒，一律闢地建寺，任其傳播，不怕他們興風作浪，聚眾造反。外來的音樂歌舞、服飾裝束也大為追求時髦的人群所接受。唐統治者充分自信，不怕他們攪亂中國，決不像清朝末期那樣，一句「博愛、平等、自由」的口號，足以使朝廷膽戰心驚。

　　朝廷是處處用人之所，國君是處處用人之人。必須具備一種觀念，這就是人人都有缺點，但人人都有長處。國君的任務是處處發掘人之長處，避開人之短處。唐朝有位宰相韓滉（723―787年），他在作浙西觀察使時，一位有權勢的人向他推薦一人，要他為此人安排一份工作。此人來到韓滉幕府，經歷多時，韓滉對他多方考察，發覺此人實在一無所能，萬般無奈。一日，幕府眾人聚會歡宴，席上杯觥交錯，歡聲笑語，喧嘩不斷，惟獨這位仁兄正襟危坐，始終不與別人交談一語，卻又毫無倦意。韓滉恍然大悟，立馬任命此人為倉庫門衛。他端坐門房，紋絲不動，數年之間，平安無事。沉重無語，意不旁騖，就是他的長處。一次唐太宗要大臣封倫推薦人才，長久沒有動靜。太宗詢問封倫，封倫說：「不是我不盡心，實在找不到賢才。」太宗說：「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唐太宗貞觀元年）太宗廣納各路人才，文武大臣數百，各有神通。有人善治國，有人善作戰，有人善文詞書法，有人善議論古今，個個都被太宗器重，個個都認為是太宗的知己，甘願肝腦塗地為他奮鬥終身。

　　唐太宗晚年，總結自己能夠平定中夏，威服四夷成功的原因說：「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忌妒）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皆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姑且不論他做到何種程度，但他明確地有這種指導思想已屬難能可貴了。（圖60 唐太宗昭陵出土蕃酋長殘像）《荀子?君道》上說：「君者何也？曰能群也。」用今天的話來說，所謂國君，就是能夠最大限度地團結群眾的人。要最大限度地團結群眾，最重要的一條是要有「海納百川」的胸懷。李世民成功的基本經驗也就是如此。

　　作為國君，關心大局，不在雞毛蒜皮上下工夫，要大事精明，小事糊塗。《老子·德經》云：「其政察察，其人缺缺（狡猾）」。唐初，張蘊古給太宗上了一個《大寶箴》，其中說道：「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貞觀政要·刑法》）這是說一個國君不可糊塗到昏迷不醒，也不能精明到吹毛求疵。東漢時期，班超（32―102年）奉命經營西域，三十餘年，功績卓著，後來年老思鄉，請求回歸故里，得朝廷許可。臨行，他的後任者任尚詢問他：有何見教？班超深知任尚過於精明，於是告誡他說：「塞外士兵和官員多數是因罪過遠配邊疆的，本非安分守己之輩，西域蠻夷也都各懷心態，難聚易散，理應寬鬆簡易，赦小過，總大綱而已，不可急切用事，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任尚原以為班超有何錦囊妙計，聽了這些不著邊際的話，大為不滿。任尚不理解班超的勸告，此後為政嚴刻，不久西域諸國便紛紛離叛，任尚被罰，調離原職。鄭板橋（1693―1765年）有句名言叫做「難得糊塗」。聰明的糊塗比鋒芒畢露的精明有用得多。

　　作為一國之君，他的任務是駕御群臣，同心同德，協力管理國家，最大限度地發揮群臣的主動性、創造性。如果你終日察人隱私，追究小過，無限上綱，人心終日惴惴不安，縮手縮腳，何談發揮人的積極性！不幸的是，偏偏有些小人為討你的歡心，不斷在你耳旁嘁嘁喳喳，揭人隱私，扇陰風，點鬼火，稍不留心，就落入他的圈套。歷史上的昏君，無一不是喜聽讒言的人。唐太宗則深明此理，他曾對宰臣們說：「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訐百官，細無可采。……而無識之人，務行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以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貞觀政要·杜讒邪》）《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中有句名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可以作為當權者的座右銘。

　　八、居安思危 防微杜漸東漢末年，政論家仲長統（180―220年）撰著了《昌言》一書，其中的《理亂篇》，專寫王朝滅亡的原因，現摘錄如下：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開國君主並非一開始就有作皇帝的分位）。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以復校，乃始羈首系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鬱鬱不樂），皆匈（胸）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

　　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公）、孔（子）數千，無所復角其聖；（孟）賁、（夏）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

　　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于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縱逸荒誕），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儘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後漢書》卷四九《仲長統傳》）仲長統說的是：歷代開國皇帝，出生入死，東征西討，艱苦備嘗，兢兢業業，開創基業。及至後嗣，享其榮華富貴，奢侈豪縱，狂妄自大，荒淫墮落，刻剝百姓，人民群起而攻之，終至於家國兩亡，朝代更迭。自仲長統以下一千七百多年中，歷代王朝都沒有逃脫這一歷史怪圈。如何逃脫這一興亡的命運，便是擺在一國君主面前的難題。

　　我國歷代王朝滅亡的原因與形式，大致有以下幾種：一、人民起義推翻舊王朝。其一是皇室大事興建，輕動干戈，人民徭役繁重，起而暴動。其二是皇朝歷時已久，土地兼并劇烈，貧富差距懸殊，統治階級奢侈腐朽，加之天災人禍，人民流離失所，揭竿起義。前者如秦、隋，後者如漢、唐、明。

　　二、大權旁落、權臣篡權。歷代皇帝短命的多，長壽的少，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幼主在位、太后臨朝的局面。那些年輕寡婦懷抱幼主，幽居深宮，政事不通，別無他途，只有依靠自家父兄出面執政。這些外戚如果野心勃勃，改革弊政，收攏人心，拉攏私黨，架空皇權，就形成篡奪帝位的局面。如西漢之王莽，北周之楊堅。另一種是國家動蕩不安，皇家子弟腐敗無能，權臣武力平亂，功業卓著，獨攬刑賞大柄，皇室成一空殼，然後取而代之。如曹操、司馬懿、朱溫等人便是。還有一種是軍人發動兵變，武裝奪取帝位。如南朝之蕭梁，五代之後漢、後周、北宋便是。

　　三、外敵入侵，或暫立傀儡，或自建帝國。如「五胡十六國」，北魏、後晉、元、清。

　　作為帝王，為了避免自身的敗亡，必須從歷代帝王的敗亡中吸取教訓。

　　歷代王朝，不論其以何種形式滅亡，它們共同的一條是皇帝本身的腐朽，而皇室的腐朽，又必以生活的奢侈為起點，正如仲長統所說：「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生活奢侈，必然加重對人民盤剝。部屬奴僕全都是飢狼餓虎，「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人民窮困潦倒，大亂不可遏止。奢侈豪華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歷代英明的國君深明此理，多能注意生活的節儉，以身率下。例如漢文帝劉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上常衣綈衣（粗厚絲織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綉，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文帝陵寢）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史記·孝文帝本紀》）（圖61 漢文帝霸陵遠眺）治世的皇帝多能如此。唐太宗李世民便反覆強調節儉的重要性。他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慾也。」（《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唐高祖武德九年）他下令：「自王公己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貞觀政要·儉約》）唐太宗的觀點是明確的，他勉己克制，行動上卻仍不能差強人意，晚年，他告誡太子李治說：「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於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游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對於「居安思危」真可謂「言之諄諄」，而其後代子孫卻「聽之藐藐」。到他的曾孫唐玄宗時代，皇室的奢侈豪縱已如洪水猛獸一般，一發不可收拾，唐初大功臣李靖的家廟已淪為養馬的馬廄。奢侈豪縱是富貴人家的階級性，不待農民起義大動手術，他們是不會稍有收斂的。

　　當王朝初建之前，作為首領，為了戰爭的勝利，謙恭下士，廣聽博納，聽取他人良策。及至身登大位，地位變了，拍馬之聲不絕於耳，逆耳之言漸次消失。開國之君吸收前代教訓，尚能耐住性情，努力接納忠言，及至後代便只剩傲慢之氣了。但是，一旦滿朝一個調子，聽不到不同聲音，聰明的國君應該預感形勢不妙，該改弦更張，改變朝廷氣氛了。

　　一個國家的權力應該集中，不能有兩個甚至更多的權力中心。《說苑·君道》有以下一段話：「而大盛其臣下（意為如果使臣子強大昌盛），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音cù，施行），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歷史上許多王朝的滅亡都有一個權力下移的過程，皇室在不知不覺中將權力下移到某個權臣，或某個家族，形成另一個權力中心，其結果或則發動內戰，或則取而代之。例如，春秋時期，國家動蕩，東周王室衰微，諸侯國中形成幾個霸主，爭戰不已。後來諸侯國的權力又逐漸下移到執政的大夫，如魯國的國君被大夫季氏驅逐出境，顛沛而死，魯國的人民不同情，他國諸侯全默認，其原因便是魯君長期荒縱，季氏長期執政，人民只知有季氏不知有國君的緣故。後來強大的齊國，國君慘酷腐敗，大夫田氏減輕剝削，改革弊政，收買人心，最後終於「田氏代齊」，原來姓姜的齊國從此消失。另一強國晉國，韓、趙、魏三家連續執政，終於「三家分晉」，中國歷史因此進入戰國時代。西漢末年，王氏家族數代執政，終於導致了王莽的篡權。魏晉南北朝時期，長期戰亂，大權往往落入軍閥之手，王朝更迭頻繁出現。自宋朝以後，中央牢牢控制軍、政、財大權，這種情況便很少出現了。

　　為避免國家大權旁落，必須防微杜漸，國君應牢牢掌握三種權力，不可輕易撒手。第一，發號施令權。《論語·季氏》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國家政令的制定與頒布，發兵征討的命令必須出自國君，外人不得代勞。一旦別人代勞，說明你的君位就危在旦夕。第二，牢牢掌握用人之權。「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就是官位，「器」就是象徵權位的印把子。官員的來源可以不同，如眾臣薦舉，科考取士，但其任免必須通過國君之手，如果官吏任免不出自中央，而出自個人或某一家族，必然形成「拜爵公朝，謝恩私門」的局面，私門成黨，皇室架空，篡奪的形勢即可能形成。《說苑·建本》記載，吳起（？―前381年）勸魏武侯（？―前371年）說：「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失）權勢矣。」吳起說的治國原則是：首先國君立身行事要正派，大臣必由自己精選，不使奸佞在位，大臣不兼職，政權不可由同一家族操縱，否則大權可能旁落。有些皇帝深明此理。例如：漢宣帝時，黃霸（？―前51年）作丞相，他推薦外戚史高為太尉（三公之一），宣帝盛怒，召問黃霸說：「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君何越職而舉之？」（《漢書·黃霸傳》）宣帝可謂深明防微杜漸的體統。第三，牢牢掌握刑賞之權。「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舊唐書·王志愔傳》）「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資治通鑒》卷二六三唐昭宗天復三年《臣光曰》）刑賞是維持封建統治的支柱，一旦為他人掌握，你的統治就要坍塌了。《說苑·君道》說到這樣一個故事，春秋時期宋國的宰相子罕對他的國君說：「國家的安危治亂在於賞賜和刑罰，賞賜是人們的喜愛，刑罰殺戮為人們所厭惡。如今你國君可以專主賞賜做好人，刑罰殺戮由我宰相子罕來掌握，我來作惡人。」宋君應允了子罕的請求，付諸實施，此後，全國上下都知道刑罰大柄掌握在子罕的手中，於是大臣紛紛向他靠攏，百姓向他投附。一年之後，子罕將國君驅逐出境，取而代之。刑和賞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不可分割，缺其一就要大權旁落。

　　西漢末年的名士梅福有句名言：「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無）及已！」（《漢書·梅福傳》）國君要善於防微杜漸，一旦權勢已經陵君隆主便無可挽回了。這是無數事實證明了的道理。

　　集中是對分散而言，權力要集中，不可以分散，但在封建時代，權力集中是皇權專制的同義詞。古代公然主張專制，不談權力集中，用專制代替集中。《尚書·洪範》云：「惟辟（國君）作福，惟闢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作福、作威是國君的特權，就是專制獨裁，有些皇帝濫用這一特權，專權跋扈，無所不為。當然，最後的結果是走向滅亡。

　　專制是對「民主」而言，封建時代從來不談民主，但是「清明」時代，英明的國君，卻能在朝廷內部一定範圍內作到一定程度的「民主」。例如，唐朝初期，中央行政部門設立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中書省的中心任務是起草皇家詔令，國家一切命令法制都必須由中書省擬稿，長官中書令二人，次官侍郎二人，操筆者中書舍人六人。門下省的中心任務是審議詔令，長官侍中二人，次官侍郎二人，具體操筆人是給事中四人。尚書省是執行機構，全掌國家行政事務，尚書令一人，左、右僕射各一人。中書令、侍中、尚書令都是宰相。因第一任尚書令是李世民本人，後人不敢擔當此任，由左、右僕射代替。其他官員掛有「參知政事」或「同平章事」之類的官銜者也是宰相集團的一員。所以唐初的宰相是一個群體，而不是單獨一人，宰相群體議事，其他諫官參與其中，務必使朝廷成為一個群言堂。

　　朝廷每一決策，發一詔令，先由皇帝授意，由中書令寫一提綱，名曰「詞頭」，交中書舍人。中書舍人據「詞頭」精神擬稿，如果中書舍人認為「詞頭」內容不當，可以封還「詞頭」，返回中書令重新提寫。中書省全體通過所擬詔令，全體簽署，然後轉交門下省審核。先由給事中在詔稿中各敘己見，稱「五花判事」，給事中如果認為詔令不妥，可以簽署意見，原封退回，由中書省重新擬稿，稱之謂「塗歸」。（圖62 唐「中書省之印」）中書、門下兩省要員全部認可，全體簽署，上交皇帝署「可」，才完成正式詔令，下達尚書省執行。如果詔令沒有經過這一程序，下屬可以不予承認。可見國家每一決策，要經過多少人的集思廣益，才能最後拍板！這種特定範圍的「民主」並不妨礙皇權的集中，相反，它使集中的皇權更加發揮效果。可惜，這種小範圍的「民主」也是和皇權至上有矛盾的，初唐皇帝的後代子孫們不願受這種「民主」的約束，或則修改得面目全非，或者乾脆束之高閣，這個些許的「民主」也不復存在了。

　　封建時代，當國家相對富庶安定的時候，封建帝王往往是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自恃強大，恣意擴張，窮兵黷武，輕率發動戰爭。最典型的是秦始皇和隋煬帝。西漢前期的臨淄人嚴安評論秦始皇說：「（始皇帝）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北敗強胡，闢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始皇帝崩，天下大畔。……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漢書·嚴安傳》）嚴安勾畫了秦始皇窮兵黷武的後果。無獨有偶，隋煬帝楊廣步了他的後塵，更加變本加厲，僅侵伐高麗的第一次戰役，出征將士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其饋運者倍之。」當時全國不過數百萬戶，在北方几乎是家家動員，戶戶出征，農民不堪忍受，揭竿起義，高唱《勿向遼東浪死歌》，敲響了隋王朝滅亡的喪鐘，成為隋朝滅亡的直接導火索。《老子·道經》中說：「兵者，不詳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說：「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戰爭給國家帶來破壞，給人民帶來災難，英明的統治者都深切理解戰爭的破壞作用，決不好大喜功而輕動干戈，例如漢文帝劉盈，光武帝劉秀，唐太宗李世民都有明確的不輕易發動戰爭的觀念。

　　另一種傾向是沉醉於天下太平，高枕無憂，麻痹鬆懈，一旦遇到外敵，初則委曲求全，繼則割地賠款，屈膝投降，以屈辱求平安。但往往事與願違，你要平安，敵人偏不讓你平安，只要能力有餘，一定會步步進逼。宋朝初期，對遼屈辱，後來對金屈辱，最後對蒙元屈辱，結果，國土節節後退，終至亡國為止。國家的安定，對外敵來說，決不能以乞求而得來，必須「安不忘危」，長備不懈。古兵書《司馬法》的開篇《仁本》中即云：「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唐太宗也說：「夫兵甲者，國家兇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民凋；中國雖安，忘戰則民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貞觀政要·征伐》）這些教誨，可為當權者的座右銘。

　　許多王朝的衰敗，都伴隨著土地兼并，財富集中。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財富集中的結果，一方面是富有者奢侈豪華，無恥荒淫，消耗社會大量財富。另一方面是對勞動者的慘酷壓榨，迫使他們破產流亡。加之勾結官府，欺壓良善，使人民冤苦無告，激化社會矛盾，激起社會動亂。他們是政治腐敗的溫床，農民暴動的催生婆，是歷代王朝不能逃脫滅亡的根源，是封建王朝不治之症。但是，也有個別皇帝也會覺察財富集中的危害性，不自覺地採取一些因時置宜的補救措施。如西漢王朝和唐朝起初都嚴禁土地兼并，嚴懲籍外占田，利用「酷吏」打擊豪強。朱元璋鼓勵墾荒，強迫移民（包括地主），災荒時開倉賑濟，以工代賑等等。但這畢竟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對勞苦大眾來說，靠統治者的恩賜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在封建時代，最終解決問題的還是農民暴動，掃除原有的污泥濁水，再次緩和階級矛盾，使王朝興亡再來一次循環。

　　作為皇朝的國君，應該記牢先人的教誨：「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易·繫辭下》）時時警惕國家的危亡。

　　九、太子 天下之本歷史上許多王朝，父輩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創立基業，他的繼位者卻荒淫狂暴，把偌大一個王朝轉眼化為烏有，並演繹著無數血淋淋的歷史悲劇，茲舉數例如下。

　　秦帝國經由數代苦心經營，到秦始皇時統一了中國，自以為功蓋宇宙，萬世基業，傳世無窮。但始皇可能沒想到會突然病死，雖有二十幾個兒子，生前卻沒有確立太子。死時，宦官趙高（？―前207年）在內部大動手腳，立少子胡亥（前230―前207年）為帝，是為二世。這位少子形同玩偶，在趙高的操縱下，「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無當，賦斂無度。……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賈誼《過秦論》）數月之間，農民揭竿而起，天下響應，秦始皇傳至萬世的美夢立刻破滅。這就是不肖子嗣造成的惡果。

　　西晉王朝，歷經司馬懿（179―251年）、司馬師（208―255年）、司馬昭（211―265年）、司馬炎（236―290年）父子祖孫三代四人的慘淡經營，西滅蜀漢，南滅東吳，篡奪曹魏政權，建立西晉王朝，可謂來之不易。（圖63 晉武帝司馬炎像）西晉首任皇帝司馬炎卻立了白痴兒子司馬衷（259―306年）為太子。司馬炎死，司馬衷即位，在這位白痴的治理下，「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晉書·惠帝紀》）他的皇后賈南風（256―300年），權迷心竅，妒火中燒，在她的操弄下，大肆誅殺司馬氏家族和朝中大臣，於是八位親王捉刀廝殺，上演了慘烈的「八王之亂」，由宮廷殺至全國，北方少數民族乘機而起，全國陷入空前的大亂之中。好端端的一個西晉王朝，前後存在不過五十年便煙消雲散了。這也是一個不肖子嗣製造的惡果。

　　公元六世紀下半葉，佔據關隴地區的北周皇帝宇文邕（543―578年），是我國歷史上少有的勤儉有為的皇帝，在位時國勢蒸蒸日上，東滅強大的北齊政權，統一了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史稱他「勞謙接下，自強不息。……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征伐之處，躬在行陣。」（《周書·武帝紀》）如此勤苦的皇帝，他的兒子宇文贇（559―579年）即位後卻「遊戲無恆，出入不飾，羽儀仗衛，晨出夜還。……擯斥近臣，多所猜忌。……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周書·宣帝紀》）不數年，父輩經營的統治團體分崩離析。在位四年病死，其子幼小，岳父楊堅（隋文帝，541―604年）乘機收攏人心，篡奪政權。父輩經營的事業四年中便拱手讓於他人，宇文氏親族被楊堅殺得精光。這又是一個不肖子製造的慘劇。

　　隋文帝楊堅繼承宇文邕的衣缽，勵精圖治，剪除異己，數年中國富兵強。589年，一舉擊滅江南的陳朝，結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狀態。隋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富庶的國家，不幸的是他聽信皇后的慫恿，廢太子楊勇（？―604年），立陰險的楊廣（569―618年）為太子，楊堅最終被太子謀害致死。楊廣即位，集暴虐荒淫之大成，十餘年的折騰，農民暴動烽煙遍地，他也終於死在親信之手，大隋帝國立即消亡，楊氏家族除剩下一個遺腹子，其他成員全部命歸黃泉。這同樣是一個不肖子嗣製造的慘劇。

　　以上四例都是全國分裂割據，經過長期戰爭統一的國家，但都是得之於艱難，失之於瞬息。其他歷史上不肖子孫敗國亡家者比比皆是。

　　歷史上還有一些皇帝，生前立嗣不當，又缺乏教養，死後諸子爭位，兄弟子侄互相慘殺，消磨皇族力量，為他人篡奪掃清道路，南朝諸帝最為突出。今以劉宋王朝為例。

　　東晉時期，高門大族輪番執政，皇朝大權旁落，內亂不斷。軍人劉裕（363―422年）篡奪東晉政權，建立劉宋王朝，吸取前代教訓，起用寒門庶族掌握中央機要事務，外面重要軍鎮如荊州（治今湖北荊州）、京口（今江蘇鎮江）等鎮將都由皇家子弟出任，外人不得染指。這些皇家子弟掌握一方軍政大權，親信黨羽眾多，形成足以抗衡中央的地方實力，為爭奪帝位創造了條件。（圖64 劉裕初寧陵石獸）劉裕死後，長子劉義符（406―424年）即位，因「遊戲無度」，為大臣徐羨之（364―426年）等人廢黜。徐羨之等又殺死劉裕次子劉義真（407―424年），迎立鎮守荊州的第三子劉義隆（407―453年）為帝，是為宋文帝。文帝晚年，殺死聲譽卓著但卻覬覦皇位的次弟劉義康（409―451年），開了骨肉相殘的先河。文帝在位三十年，被其長子劉劭（426―453年）殺死，劉劭篡位。文帝第三子劉駿（430―464年）自江州（治今江西九江）起兵反抗，攻破台城（宮城），殺死劉劭和文帝第二子劉浚（429―453年）及其子孫，劉駿即位，是為孝武帝。劉裕第六子劉義宣（415―454年）自荊州反叛，兵敗被殺。文帝的第四、六、十子也相繼遭殃。孝武帝死，子劉子業（449―465年）即位，繼續慘殺皇家子弟，並把矛頭指向六位叔父及弟弟。他們聯兵反抗，攻殺劉子業，文帝第十一子劉彧（439―472年）奪得帝位，是為明帝。孝武帝諸子為奪回帝位，起兵反抗，最後戰爭失敗，明帝把孝武帝十二個兒子殺得一個不留，並殺死五個弟弟中的四個。明帝死，子劉昱（463―477年）即位，又殺掉最後一個叔父。如此這般，誰上台，誰殺一批皇室子弟，最後皇室子弟將皇室實力消磨殆盡，外姓蕭道成（427―482年）輕而易舉奪取帝位，又剿滅劉家殘餘人員，南朝歷史進入了另一個朝代蕭齊。綜觀劉宋皇室子弟，劉裕七個兒子，文帝十九個兒子，孝武帝二十八個兒子，明帝十二個兒子。子又生子，這個龐大的子弟群，除幼年夭折外，只有宋文帝第九子劉昶逃奔北魏，留有後代，其他全都斷子絕孫。這就是自相殘殺的最後結局。

　　兄弟爭位，司空見慣，而父子慘殺也史不絕書。

　　春秋時期，楚國國君羋惲（成王，？―前626年）早年立商臣為太子，晚年，又打算廢掉商臣，另立羋職為太子，商臣探知消息後，率兵突然發起進攻，圍住羋惲，羋惲要求死前吃一次熊掌，企圖拖延時間，以待救援，商臣不允，這位北上爭霸、主盟中原、在位四十六年的楚成王被活活縊死。

　　戰國時期，趙國的武靈王趙雍（？―前295年）精明強幹，奮發圖強，以無比的魄力改變舊俗，胡服騎射，北滅中山國（白狄所建之國，又稱鮮虞，在今河北靈壽一帶），破林胡（今內蒙古呼和浩特附近）、樓煩（今山西西北部），拓地開疆，國勢空前高漲，並敢於和虎狼之國的秦國進行較量。（圖65 趙武靈王台）武靈王原立趙章為太子，後娶娃瀛為妻，寵愛備至，生子趙何，於是愛屋及烏，廢黜趙章，另立趙何為嗣。為造成既成事實，避免異母兄弟間發生糾葛，趙武靈王生前即傳王位於趙何，他自稱「主父」。公元前295年，父子行游至沙丘（今河北廣宗西北太平台），各宿一宮。趙章發動兵變，攻擊趙何，兵敗被殺。趙何部下發兵圍住武靈王行宮，武靈王與外界隔絕三月有餘，最後活活餓死。一代英豪，如此結束了一生。

　　南朝宋文帝劉義隆，是南朝著名的有為皇帝，早年立劉劭為太子，他認為兄弟各據重鎮，容易發生叛亂，於是著力加強中央的武備，而最可依靠的應該是自己的太子。他把太子的衛隊擴充至萬人，幾乎和皇帝的羽林軍相當。後來劉劭諸多劣跡敗露，文帝無奈，打算廢黜劉劭，遲疑之間，劉劭先發制人，率自己的衛隊突入宮中，將劉義隆殺死。為了爭奪帝位，雖親為父子，義為君臣，都不在話下。

　　縱觀歷史的經驗，太子弒父殺君，都會備以下一些條件：第一，先賦予太子的名位，使他「眾望所歸」。第二，皇帝培養他許多親信黨羽，結為私黨。第三，掌握部分兵權，足以發動兵變。要知道，在封建時代，一人成仙，雞犬升天；一人垮台，雞犬遭殃。太子一旦叛變成功，他的親信黨羽統統都將成為新一代的達官貴人。反之，叛變失敗，大家一齊淪入地獄，身敗名裂。所以在太子被廢黜之前，焉肯束手待斃，勢必要拚死決鬥，以挽救即將淪亡的命運。形勢如此，叛亂難以避免。

　　古代的多數君王都認識到了創立子嗣的重要性、迫切性，並著力探索立嗣的方式，嗣子的教育。

　　早在西周時期，周王朝便擬定了政權傳承的法規，即嫡長子繼承製。國君嫡妻（正妻）所生的長子是首位合法繼承人，其他人概無權問津。「立適（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公羊傳》隱公元年）說的是：不論賢與不賢，必以長幼為序；不論年長年幼，必以嫡母所生為準。如果嫡母無子又怎麼辦呢？「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就是說，國君在無嫡子的情況下，則諸庶子以年齡為序，年齡相當的，則看賢良與否，賢良相當的，那就只能求之於鬼神了。周王朝建立嫡長子繼承製度的意圖是，按如此序列立嗣，其他子弟無覬覦之望，眾臣僚也無異議可論，自然順理成章。後世帝王多遵循這個原則。然而因時代不同，國情複雜，特別是動亂年代，嫡長子繼承往往難以貫徹。但在一般情況下，應慎重早立太子，不可遲疑觀望，舉棋不定。諸子爭寵，難免發生動亂。古人常將之比喻為逐兔，一人得之，萬人斂手。這是歷史經驗之談。

　　皇帝立太子後，還必須妥善處理其他子弟的位置，不可既立太子，又賦予其他子弟軍政大權，形成另一權力中心。《左傳》閔公二年云：「內寵並後，外寵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賈誼《新書·權重》亦云：「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少男）處女（少女），勿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周代著名武士），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西漢「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劉宋一代的骨肉相殘、明代朱棣的「靖難」之役，都是因為皇子擁有軍權、各據方鎮、獨霸一方的緣故。反之，帝王子弟如無土地甲兵，無親信黨羽，孤立無援，便只有安分守己了。如不遇暴虐君主，多能夠安享他們的富貴，安度終生。

　　立太子以後，太子的教育便是迫切的問題了。「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說苑·建本》）太子生於宮廷，養於富貴，驕、奢、淫、逸的性格自然形成，如果任其發展，將來必是荒淫殘暴的國君無疑，所以古代明君都特別注意太子的教育。自周代起，王子一旦被立為太子，便有德高望重的重臣作他的師、保，並精選侍從官員，教以《詩》、《書》、《禮》、《樂》，教其史志常識，教其刑賞用人之道，教以忠、信、仁、義，鍛煉其情操，規範其行為，以明君的要求加意培養。後世的明君遵循此道，也不乏成功的範例。但在許多情況下，由於朝政腐敗，太子的官屬或選非正人，或空缺其位，或僅為優待大臣的空銜，不謀其政，以致太子日常接觸的人群也無非妃嬪奴僕，甚至屠賈商販，三教九流。在他們的影響下，荒誕頑劣自成天性，什麼治國之道一竅不通。這就是昏君多明君少的原因。

　　太子擔負著將來國家的重任，立前應慎之又慎，立後要教育有方。太子位置確定以後，不可輕率改動。西漢初年的叔孫通就曾告誡劉邦說：「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史記·叔孫通傳》）說明選立、教育太子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篇  論宰相器度

　　公元前396年，魏國的國君魏文侯死了，太子魏擊（魏武侯，？―前371年）即位，任田文為宰相。大臣吳起大不自在，當面質問田文說：「我和你比一比功勞如何？」田文回答說：「可以！」吳起說：「統帥三軍，使士卒樂於效命，敵國不敢窺邊，你和我比，如何？」田文搖了搖頭：「不如。」吳起又說：「治理百官，使人民親附，國庫充實，你和我比，如何？」田文又搖了搖頭：「不如。」吳起說：「把守西河，使秦國不敢東進，韓、趙俯首聽命，你和我比，如何？」田文又搖了搖頭：「不如。」吳起說：「你樣樣都不如我，你當宰相，居我之上，是何道理？」田文說：「如今，先君辭世，新君年少，全國猶豫觀望，大臣尚未歸附，百姓還不信任，在這個時候，宰相是你干好，還是我干好？」吳起沉吟半天，說：「還是你干好！」

　　論才能功績，田文自愧不如；論當宰相，吳起甘拜下風。這個事實，值得我們深思。

　　在我國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事實：某人，看不出他有什麼出眾的才華，也談不上有赫赫功業，但宰相的位置卻非他莫屬。這裡，除掉其他因素不談，個人的素質不容忽視。

　　宰相不但應有一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個人的心術與器量，姑名之曰「宰相器度」。

　　一、 鎮國家 撫百姓 ——宰相職任公元前179―前157年，漢文帝劉恆在位。即位初期，有丞相兩人，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陳平。漢代以右為上，故周勃位在陳平之上。一日上朝，文帝問周勃：「一年之中，審判案件多少？」周勃不好意思地回答說：「不知道。」文帝又問：「一年之中，國家出入錢穀多少？」周勃更加恐慌，無奈地說：「不知道。」文帝的幾次垂問，急得周勃汗流夾背，深感內疚。文帝轉問陳平同樣的問題，陳平卻回答說：「各有主管部門。」文帝又問：「主管部門是哪些？」陳平回答：「如問審判案件，則問廷尉；如問錢穀多少，就問治粟內史。」文帝說：「既然各有主管部門，作宰相又有何事？」陳平說，宰相的職掌是「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文帝稱善。（《史記·陳丞相世家》）在這裡，陳平勾畫出宰相的四大任務：一是根據四時變化，安排國家事務；二是鎮撫四夷諸侯，和平相處；三是使百姓親附，服從統治；四是協調各個部門各盡其職。總之，宰相是整個國家機構的主持者，不是個別部門的管事人，所以宰相只管方針政策，不親細務。漢宣帝時，丙吉（？―前55年）為宰相。一日，他駕車從長安大街穿行，途中，看到眾人在打架鬥毆，大街上死傷遍地，丙吉不予理睬，駕車疾馳而過。後來，他路過城門附近，看到有人追趕耕牛，耕牛氣喘吁吁，丙吉立刻停下車來，詢問追趕耕牛走了多少路程。眾人鬥毆死傷，他視而不見，耕牛喘氣，他倒關懷備至，隨從人員表示不能理解。丙吉說：「街頭打架鬥毆，是長安縣令、京兆尹（首都市長）的事情，長安令和京兆尹稱職與否，自有年終的考核來施行賞罰。而如今還是春季，天氣又不太熱，耕牛喘氣不止，是否氣節反常，如果氣節反常，就大有傷害了。宰相的職任是「調節陰陽」，耕牛喘氣事關大局，宰相理當過問。丙吉的行為是否過當姑且不論，但它說明一個原則：作為宰相要顧全大局，要站得高、看得遠，不斤斤計較眼前的利害得失，不為繁瑣的事務所糾纏。「居廟堂之上，念及江湖之遠」，才是宰相的本務，茲舉數例如下以明其要。

　　公元前207年，劉邦大軍自武關（今陝西丹鳳東南）突入關中，大破秦軍，攻佔咸陽。諸將爭先恐後分掠金銀財寶，只有蕭何（？―前193年）急切地到檔案庫中，收集秦朝的律令圖籍，藉以全面了解全國的土地戶口、人民疾苦、經濟狀況、關卡要塞，為將來統一全國作準備。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一舉消滅東方兩大割據勢力王世充和竇建德，全國統一形勢已漸明朗。大軍進駐洛陽，所有功臣名將靜待行賞，分割財富，只有房玄齡忙於結納東方的「英雄豪傑」，納入秦王幕府，為奪取大唐帝國政權作準備。

　　西晉末年，北方大亂，大片土地淪入少數民族統治者之手，這時西晉的一位皇室成員司馬睿（276―322年）以安東將軍的名義移駐江南，駐守建康（今南京）。（圖66 晉元帝司馬睿像）西晉滅亡，北方全部淪陷，司馬睿在建康稱帝。但實際上他是既無實力又缺乏聲望的光桿司令，原東吳以來的江東豪門大族有土地，有人口，有私家武裝，實力不可動搖。同時，北方的豪門大族帶領他們的宗族部曲源源而來，他們有威望，也有實力，這些南北士族才是有實力的群體。如何把這些有實力的人物聯合起來，團結在司馬睿的旗幟之下，建立政權，以便和北方落後民族抗衡，才是眼前至關重要的大局。司馬睿的宰相王導（276―339年）積極活動，一切舉動都是圍繞這個大局，東晉政權終於在江南站穩了腳跟。但自此以後，偏偏有許多朝臣不理解這個大局，兩隻眼睛只盯著這些豪門士族廣占田園，隱庇戶口，違法亂紀，時時想通過整頓「綱紀」，爭權奪利，排擠王導，但結果卻是招致戰亂頻仍，且多以失敗而告終。有人詢問當時的名士殷羨：「王導有何功績可言？」殷羨答道：「王導的功績無足稱道。但他三次上台，三次國家穩定；三次下台，三次國家動亂。」王導自己也曾說「人們都說我憒憒（糊塗），但將來你們終究會懷念我這個『憒憒』」。王導正是利用他的「憒憒」，對豪門貴族大節不變，小事不論，維持豪門士族間、士族與皇室之間的平衡。（圖67 王興之夫婦墓誌）一旦有人有能力釘是釘、鉚是鉚地徹底澄清吏治，這個平衡就遭受破壞，東晉王朝就搖搖欲墜了，歷史就是如此沿進著。

　　唐朝中期，有位李泌（722―789年），是唐玄宗的太子李亨（肅宗，711―762年）的密友。學問深厚，見解超群，但自稱是道教信徒，往來名山之間，不慕權貴。「安史之亂」後，國家多難，每當皇室危難之時，他便常常出現在皇帝面前，出謀劃策，調和矛盾。安祿山叛變，進軍關中，攻佔長安，唐玄宗南逃四川，唐王朝危在旦夕，太子李亨帥少數部眾北上靈武（今寧夏靈武西南），自立為帝。這時，李泌投奔到李亨身旁，他認為「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新唐書·李泌傳》）他建議李亨不要急於收復兩京（長安、洛陽），利用敵人自長安至范陽（今北京）戰線數千里的缺點，由李光弼（708―764年）統軍自今山西太原出井陘（太行山進入華北平原的隘口）騷擾敵人後防，郭子儀（697―781年）帥眾入今山西南端擺出進攻洛陽的姿態，皇室軍隊活動在長安外圍，各路交互出擊。「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資治通鑒》卷二一九唐肅宗至德元年）讓他來回奔跑，使其疲憊不堪，然後派大軍沿長城一線東進，和李光弼合力直搗敵人巢穴，戰事不過二年即可結束。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這是極其正確的戰略方針，但是，李亨只看到大軍已集，急於回長安過他的宮廷生活，攻取了長安。叛軍收縮了戰線，戰爭更加慘烈，戰爭又延續了六年之久，且留下河北三鎮半獨立狀態的後果。後來，李泌受宦官及奸臣迫害，去衡山再過他的道士生活去了。李亨死後，代宗李豫（726―779年）即位，李泌奉調入京，不久再次受宦官排擠，出任杭州刺史。公元780年，德宗李適即位。此人昏庸躁動，信用奸相，輕率起動干戈，激起「涇原兵變」，殺入長安，害得自己倉皇出逃奉天（今陝西乾縣）。繼而李懷光（729―785年）叛變，又逃至漢中，唐王朝再度陷入絕境。這時，李泌又來到皇帝身邊，出謀劃策。後經李晟（727―793年）、馬燧（726―795年）、渾瑊（736―799年）諸將艱苦奮戰，收復長安。但眼前存在兩大難題，一是關中連年兵燹，生產凋殘，關中宿兵數十萬，軍糧匱乏，隨時都有因糧食問題再度發生兵變的可能，形勢危迫。而這時江南的江東地區連年豐稔，糧食儲備豐盛。這裡是浙西觀察使轄區，浙西觀察使韓滉（723―787年）在李適南逃漢中的時候，曾增修石頭城（今南京）宮闕，預作李適再次南逃的避難所，但卻遭到李適的疑忌，群臣紛紛上表稱韓滉圖謀不軌。李適疑心特重，加之軟耳根，深信不疑。韓滉的兒子韓皋（744―822年）名為在長安作官，實為人質，不敢離長安一步，父子兩人惶恐不安。糧食問題，事關大局。這時李泌以皇帝祖父師友之尊，以家人百口擔保，保證韓滉忠貞不二，建議李適放韓皋回江南省親，命他告訴其父急運軍糧入京。韓皋到鎮江以後，韓滉感激涕零，自臨江濱發運大米百餘萬斛。並命韓皋立刻回京，以解李適疑忌。（圖68 韓滉繪《五牛圖》）以後年年起運不斷，江南米粟送達長安，解決了政府的燃眉之急。公元786年，皇帝禁軍因缺乏軍糧，躁動不安，李適恐懼萬分。李泌告訴他，三萬斛大米已經至陝（今河南陝縣），李適喜出望外，奔赴太子東宮，嚷道：「米已至陝，我父子得救了！」（圖69 運河風光）對唐帝國而言，迫在眉睫的另一威脅是西方大國吐蕃王朝的入侵。當時，吐蕃北連回紇（今蒙古地區），南控南詔（雲南），唐朝處於三面包圍之中。吐蕃數萬大軍在長安西面游弋，時時威脅長安的安全。（圖70 拉薩大昭寺唐蕃會盟碑）李適在「安史之亂」中曾受回紇官吏的侮辱，始終耿耿於懷，所以他寧願擺脫回紇，一心一意和吐蕃議和，以求苟安。吐蕃掌握了李適的心理，藉機玩弄李適。當時支撐國家危局的是李晟、渾瑊、馬燧三位將軍，當時的宰相張延賞（727―787年）卻忌才害能，先解除反對和議的李晟，又聽信吐蕃的挑撥，讓馬燧也主張和議。787年，同意吐蕃請求，派渾瑊為結盟使，赴平涼（今甘肅平涼縣）結盟。李適自以為得計，以為萬事大吉，不料在平涼會盟所，吐蕃突然發動襲擊，擊殺唐朝出使的官兵，並捉拿渾瑊，渾瑊奪馬奔回。吐蕃的如意算盤是：因為李晟反對和議，解除兵權；平涼活捉渾瑊，回歸不得；馬燧因主和失策，罷去兵權。一箭三雕，瓦解唐朝的抵抗力量，然後大軍進攻長安。張延賞忌害功臣，其他人全部拒絕出任抗敵統帥，吐蕃大軍壓境，唐朝又處在了危難之中。李泌在肅宗、代宗、德宗三朝，為了避開朝廷的權力鬥爭，寧願作幕僚，不原出任宰相，然而如今，名臣和姦相紛紛落馬，大將紛紛退位，朝廷空虛，再無人支撐危局，李適無奈，請李泌出山為相。為了挽救危局，李泌只好改變初衷，走馬上任。他攜帶李晟、馬燧謁見李適，要李適保證不殺二人，用以消除君臣隔閡，加強內部團結。同時，以師友之尊，力勸德宗改變初衷，採取「北和回紇，南通雲南（南詔國），西結大食（阿拉伯）、天竺（印度）」的方針。李泌不知費了多少口舌才使這位蠢夫改變了主意，同意這一方針的實施。788年，唐朝和回紇再度和親通婚，回紇同意大力牽制吐蕃，南詔國也於793年脫離吐蕃的羈絆，歸順唐朝，與吐蕃為敵。（圖71 雲南大理崇聖寺塔）這一方針的貫徹，反過來使吐蕃處在三面包圍之中，加之內部矛盾重重，吐蕃王朝日薄西山，走向衰落，唐西部邊境的壓力大大鬆弛了。

　　春秋時期，鄭國的元老子皮讚揚宰臣子產說：「君子務知（主持）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唐朝柳宗元（773―819年）有一篇《梓人傳》，說的是一個木匠，他的床腳壞了，他不會修理，還要請別人代勞。但是他手執長尺、曲尺、墨斗、設計圖樣、丈量尺寸、選材取料、指揮工匠各任其職，一座宮殿樓台便落成了。柳宗元說，正如一個宰相，他是大政方針的制定者，各種事務的安排者，而不是具體事務的操作者，所以作為宰相，不應斤斤於日常細務。諸葛亮（181―234年）一代名相，他明知自己有陷於細務的缺點，卻不能自拔。公元234年，蜀、魏兩軍相持，諸葛亮派人入見魏軍主帥司馬懿（179―251年）。司馬懿面對使者，不問軍情，只問諸葛亮生活起居。使者說：「諸葛公早起晚眠，士兵受罰二十板以上都要親自過問，每日食量不過數升。」事後，司馬懿對部下說：「諸葛亮食少事煩，恐怕不久於人世了。」果然，諸葛亮不久便勞累而死，死時五十四歲。（圖72 清代年畫上的諸葛亮與司馬懿）「鞠躬盡瘁」的精神是可嘉的，事必躬親的作風不符合宰相體統。

　　二、 誠惶誠恐 ——忠順臣子封建時代，宰相的地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宰相首先要穩妥地處理好和這個「一人」的關係，即個人與國君的關係。

　　在我國古代，常常有這樣的宰相：對上，他一味逢迎拍馬，博取皇帝的歡心，以鞏固自己的權位；對下，則假借威福，忌才害能，排斥異己，為非作歹。這種宰相，是敗壞政事的根源，談不上什麼宰相器度，姑且不論。另有一種宰相，精幹有為，率領百官管理國家，處理政事，成績卓著，威權日重。但是，宰相實力的膨脹，勢必對皇權形成威脅，甚至形成騎虎難下非篡位不可的局面。這時，如果國君也精明能幹，加上陰狠猜忌，君、相之間的矛盾鬥爭就難免了。歷史上國君誅殺宰相、宰相篡位的事情層出不窮，歷史悲劇屢屢發生，便是主、相矛盾的結果。所以作為宰相，如何做到使國君充分信任，無所疑忌，又能統帥群僚，忠於職守，做到不尸位素餐，國家政權正常運行，平安無事，便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封建時代，君臣界限是不可逾越的鴻溝，作為臣子的宰相，對國君要忠順不二。所謂忠，就是要勤於職守，不逢迎苟合，敢於據理力爭；所謂順，就是要尊重皇帝的權威，不僭越，不專制，自始自終把自己擺在臣子的位置上。

　　我們舉諸葛亮為例。蜀漢自劉備（161―223年）死後，諸葛亮全掌國政，集軍、政、財於一身。有能力，有威望，有自己的官署，有自己的全班人馬，而國君阿斗（後主劉禪，207―271年）卻年幼愚昧，這是個篡權的形勢，而且先帝有言在先：「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劉備又曾告誡阿斗：「汝與丞相從事，事之若父。」照理，阿斗在孔明的眼中應該是「蔑如也」，然而諸葛亮卻把他當作神明一般。（圖73 成都武侯祠中供奉的後主劉禪）《出師表》中說：「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街亭失敗，上疏自貶三等，引咎責躬，承擔責任。臨終上表後主：「（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服，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嬴財，以負陛下。」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這是何等謙恭的態度。歷史上有許多權臣，總希望自己的國君是個愚昧的阿斗，以便於自己操弄國柄，而諸葛亮恰恰相反，他總希望阿斗改變愚昧的狀態，在《出師表》中，他苦口婆心地要阿斗賞罰公允，要「親賢臣，遠小人」，要「咨諏善道，察納雅言」，不要「妄自菲薄」。總之，要打起精神來，作一個象樣的國君。後人評價他這種忠順的作風說：「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政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袁子》曰）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中也說：「他集中權力於一身，但是後主並不感到他的威脅，朝臣並不感到他的僭越。」這種器度，為當時人所欣佩，為後代人所讚賞。所以，在封建時代，與其說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還不如說他是道德的象徵。

　　西晉末年，北方大亂，皇室疏族司馬睿渡江南下，在建康登上皇帝寶座。然而他是個既無威望，又沒有實力的孤家寡人，他的轎子是大門閥士族王導率領眾人抬起來的，然而王導從不把他當作傀儡看待，也將他看作神明一般。王導的堂兄王敦（266―324年）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反叛，王導身為王敦親族，處在嫌疑之地，他率領一家大小，連日守侯宮門，從早到晚，聽候處理。司馬睿死後，他翼戴新君司馬紹（明帝，299―325年）即位，王敦再次興兵，直指建康。王導統兵抵抗，並向王敦宣稱：「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胆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晉書·王敦傳》）在這裡，他不顧家族情面，分明罵王敦是無賴。他連相三世晉君，都謙恭處世，不敢絲毫干名犯分。

　　如果國君是個無能之輩，作宰相不難，難在國君剛強有為，如果再心胸狹隘，弄不好就要人頭落地了。例如唐太宗十八歲當統帥，二十九歲做皇帝，平生南征北戰，功績顯赫，有時又剛愎自用，在他手下作宰相照理是難乎其難了。然而房玄齡作了二十多年宰相，君臣少有芥蒂，兩人安度一生，理由甚多，其中一條便是房玄齡處處謙恭從事。每當皇帝有所斥責，他便匍匐在地，誠惶誠恐，死罪！死罪！每當譴責其他官員時，他同樣顏色無主，形若無地自容。即令理虧在對方，他也不辯解，不怨恨。乍看起來，這位宰相十足一個膿包，只會叩頭。其實不然，這個行為既包含封建時代的倫理綱常，又包含著協調君臣關係的法術。叩頭，向國君表示，他是一個忠順不二的臣屬；向同僚們表示，作為宰相，他兜攬了一切過失。如此，國君焉能不放心，僚屬焉能不折服。

　　謙恭的反面是傲慢與篡奪。曹操晚年曾經宣稱：「如果沒有我，天下不知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是真話，一點不假。天下是我曹操打的，皇帝卻是你劉協（漢獻帝，181―234年）做的，這本來就不合理嘛！對曹操來說，時至今日，已無必要再攜天子以令諸侯，漢獻帝劉協也已成無用的贅瘤。但是他畏於禮教，畏於眾議，終生未敢取而代之，只能籌畫作「周文王」。現在看來，夠本分客氣的了。但是,千百年來，他卻成為權奸的象徵，取得一個兇殘奸詐的臉譜。原因有二，一是他壓根兒蔑視那個作為天下共主的皇帝。他強行殺戮正在懷孕的董貴人，捕殺哀哀號泣的伏皇后，這一行為是駭人聽聞、十惡不赦的大逆不道行為。更重要的是他開創了一個先例，那就是假借皇帝的名義發號施令，建立功業，然後加殊禮、封王侯、迫禪讓，取而代之。曾幾何時，他的臣子司馬懿，照此辦理，取代曹氏王朝。以後直至趙匡胤的「陳橋兵變」，其間多數王朝的更替也都照這一程序表演了一番，而那些準備表演，或雖已表演而最終未能成功的當然更為數不少。這個奪權方式，歷代帝王都為之談虎變色，他們無不努力避免這類人物的出現。一旦出現這類人物，皇帝或則嚴刑鎮壓，或則膽戰心驚，預知大難臨頭，而臣僚則惶惶不安。基於這種恐懼心理，有些人雖才華出眾，卻不宜作宰相的人選。

　　三、 統御百官 —— 群僚首領宰相要處理好個人與國君的關係，同時也要處理好個人和「萬人」的關係，即團結群僚，管理好偌大的國家政務。

　　對於群僚，宰相也是全局性的人物，要識大體，顧大局，不斤斤於個人的權力名位，不為個人的富貴利達細打算盤。對同僚雍容大度，不忌才，不害能，敢於舉薦人才，不怕別人超越自己，不怕別人奪去皇帝對自己的寵愛，勇於支持別人建立功業，勇於讓他人享受榮華富貴。例如漢朝初年的蕭何，奇謀異策他沒有，卻聽任張良、陳平等人充分發揮其超人的智慧；攻城掠地他不能，卻拼著老命推薦韓信。（圖74 「蕭何月下追韓信」梅瓶）他自己乾的是輸軍糧、補兵源。默默無聞地作二傳手。平生與大將曹參（？―前190年）不和，然而病危之時，漢惠帝（前212―前188年）在病榻前問他，死後誰可代為宰相，他說：「知臣莫如主。」惠帝說：「曹參如何？」他立即頓首稱讚：「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史記·蕭相國世家》）不計個人恩怨推舉繼承人，表示個人的高尚品德。

　　唐朝初年，房玄齡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密謀智士，魏徵是原太子李建成的心腹。「玄武門之變」前，雙方是你死我活的仇敵。「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登上皇位，李世民欣賞魏徵的政治見解，對他的意見幾乎是言聽計從，使他出盡了風頭，而房玄齡和他天衣無縫地互相配合，二十年中從無芥蒂。李靖、李勣戰功顯赫，消滅敵國，無往而不勝，這又和房玄齡的默默支持密切相關。唐人劉禹錫（722―842年）有一篇《辨跡論》，舉出這樣的事情：貞觀十一年（637年），李世民要大舉進攻吐谷渾，他希望李靖出任統帥。而當時李靖已因老疾退休，對李靖來說，出征吐谷渾應該是顧慮重重的。因為李靖前此曾經擊滅江南的兩大割據勢力，又曾擊滅亞洲最大的游牧帝國突厥汗國，聲名之顯赫無與倫比。自己又官至宰臣，爵至國公，名位已至頂點。出征勝利，對自己不會再增添什麼，只會增加皇帝對自己威望的疑忌；一旦失利，可能會招致身敗名裂，前功盡棄。然而房玄齡到他家中，一言之下，李靖便精神抖擻，次日上朝，親自請纓出征。《辨跡論》讚揚他們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歷史上奸相在朝，大將冤死疆場者比比皆是。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房玄齡是個忌才害能之輩，李靖會採取何種行動？《尚書·秦誓》說秦穆公有這樣一段話：「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其中大意是：我暗中思量，如有一個大臣，誠實專一，卻沒有其他技能，但他心胸開闊，有容人之量。別人有技能，他為之高興，如同自己有此技能一樣；別人的美好明哲，他心嚮往之，不僅是口頭讚揚。這樣的人對保我子孫後代和黎民百姓是大大有利的。房玄齡正是這樣的人物。唐代史學家柳芳評論說：「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雖然看不到他到底幹了些什麼，其實他的「跡」，就是他的器度。史書上說他「人有一善，若己有之」。他人有什麼成績優點，他為之歡欣鼓舞，好象那個成績優點是自己具有的一般。這個道德品質，古人早有論述，但要貫徹到個人的實踐中去卻並非易事。常見一些人，正是把別人的缺點錯誤，當作自己歡樂的營養。聽到別人的缺點錯誤，便眉飛色舞，廣為宣傳；聽到別人的優點和成績，緊皺眉頭，如同吃了黃連一般。若是這種人作了宰相，便會專門欣賞在耳旁嘀嘀咕咕、挑三剔四打小報告的人。正直之士在這種人手下作官，難免憂心忡忡，芒刺在背了。而與房玄齡共事，人們就會心情舒暢，「得其所哉！」柳芳又曾評論說：「太宗定禍亂，而房、杜（如晦）不言功；王（珪）、魏（征）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李勣）、衛（李靖）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資治通鑒》卷一九九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這就是他的器度，他的內在本領。

　　三國時期蜀漢宰相諸葛亮，為當時所稱道，為後世所景仰。不久，孫吳也有一個宰相諸葛恪（203―253年），是諸葛亮的侄子。但此諸葛不如彼諸葛。公元252年，吳國君主孫權（182―252年）病危時，遺命諸葛恪執掌國政。論才華，諸葛恪並不遜於乃叔諸葛亮，但他缺乏的是宰相的器度。宰相要寬容大度，能容人，而諸葛恪「剛愎自用」（孫權語），自負才高，目中無人，不能團結群僚。孔子早就說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自己站得住，也要使別人站得住；個人通達，也要使他人通達。諸葛恪沒有這個器量。東吳的大將陸遜（183―245年）曾告戒諸葛恪：「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三國志·吳書·陸遜傳》）作為宰臣，對同僚應相互支持，共同升進，對部下要扶持教導。作宰相不應企望自己一枝獨秀，要在相互簇擁中眾花齊放。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皆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他所推薦的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都是他的同僚，希望皇帝同樣「親之信之」。而諸葛恪卻「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這有悖此道。孫權臨終前指定的顧命大臣還有孫峻、孫弘、滕胤、呂據等人，但諸葛恪不把他們放在眼裡，毫無尊重之意，而是大權獨攬。公元252年，曹魏大軍南侵，諸葛恪帥眾迎敵，大敗魏軍於東興（今安徽巢縣、無為間），於是他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以為魏國不足平，一心想學諸葛亮，不聽他人勸阻，於次年傾全國兵力向曹魏發起進攻。大軍圍攻合肥，敵軍堅守，數月不下，士兵疾疫大半，死傷遍地，曹魏大軍來援，不得不引軍撤退，沿途死傷及被俘者又不計其數，國家元氣大傷。諸葛恪不但不引咎自省，反而對部下大加責罰，大樹個人威嚴。勝利的功勞是我的，失敗的罪責是你們的，這種態度焉能使眾人信服。反觀他的叔父諸葛亮，街亭一敗，自貶三等。同時的曹魏統帥司馬師（208―255年），因兩次戰役不利，主動承擔責任，對部下不予過問，這正反映了一個作宰臣的器度。後來，孫峻利用人心的不滿，襲殺諸葛恪及其親族，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在歷史上，有一種更加等而下之的宰相，那就是自己削尖腦袋，鞏固個人權位，卻不惜殘害同僚，避免他人出露頭角。唐玄宗時期的宰相李林甫執政十九年，使唐帝國走向災難的深淵。史稱他「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阱深阻（言其陰謀詭計深沉），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宰）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為爪牙，數興大獄，衣冠（之士）為累息。適之子霅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新唐書·李林甫傳》）「好以甘言啖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滑，無能逃其術者。」（《資治通鑒》卷二一四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其陰狠毒辣如此。為了杜絕邊將入相之路，李林甫還建議玄宗凡邊鎮將帥都由「胡人」擔任，致使安祿山（703―757年）身兼三鎮節度使，轄區廣大，財源豐富，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此後楊國忠（？―756年）繼承李林甫衣缽，忌才害能，把矛頭指向安祿山，激起安祿山迅速叛變。（圖75 《虢國夫人游春圖》局部）戰事起後，又逼害抗敵將領高仙芝（？―755年）、哥舒翰（？―757年）等，致使安祿山大軍入京，唐玄宗倉皇出逃，李林甫、楊國忠培養出來的一群官僚紛紛叛變投敵，包括宰相陳希烈（？―757年）、玄宗愛婿張垍等人，而擔當抗敵重任、挽救唐室危亡的全是被遺棄散居各地的英雄豪傑。

　　上有昏君，下必有邪臣。唐德宗李適信任的宰相盧杞，大得李林甫真傳，除了陰謀害人之外，又多了一個借刀殺人的手段。德宗祖父肅宗時期的宰臣李揆（711―784年），復出為禮部尚書，盧杞惟恐其再被起用為宰相，於是建議德宗命他為吐蕃會盟使，以七十餘歲的老翁出使荒寒險惡之地，死於途中。顏真卿（709―785年）德高望重，盧杞為除去這顆眼中之釘，建議命他深入敵境，說服叛臣李希烈（？―786年），終死於叛臣之手。（圖76 顏真卿墓）盧杞執政，激起「涇原兵變」（783年），德宗外逃奉天，李懷光（729―785年）鎮壓叛臣立功，他又挑撥李懷光與皇帝不和，致使李懷光也隨而叛變，德宗又南逃漢中。因眾怨沸騰，德宗不得已免去盧杞的相位，遠貶澧州（今湖南澧縣），死於貶所，但德宗對他仍舊思念不已。昏君在上，大亂不可遏止。

　　四、 堅定 沉著 果斷 ——人心之所系宰相是一國執政者，辦事要有主見，不能隨風倒，如果堅信是正確的，就要行之不疑。

　　春秋時期，鄭國的大夫子產（？―前522年）執政。公元前525年，天空出現彗星，魯國管理天象的官員預測宋、衛、陳、鄭四國將要發生大火。鄭國主管祭祀的官員裨社聲稱，如果讓他用瓘、斝、玉瓚作祭神器具，就可以避免火災。按照禮制，這些祭具，裨社是不能使用的，因而遭到子產的拒絕。次年夏天，宋、衛、陳、鄭諸國果然大火，子產鎮定自若，積極安排各路人員撲救大火，維持秩安，疏散人口，保護宗廟社稷，安排外國使節的去留，登記受災家室，免賦役，供器材，事務井井有條，渡過了難關。此時，裨社又發表高論：如果不讓他用瓘、斝、玉瓚祭神，鄭國還要大火。鄭國的民眾受其蠱惑，也要求起用瓘、斝、玉瓚祭神。鄭國大臣游吉（子太叔，？―前507年）也說：「國寶本來是用作保護民眾的，大火燒及國都，國家危亡，既然瓘、斝、玉瓚可以救亡，何必愛惜！」但是子產不信邪，他說：「天道遠，人道邇。天道、人道各不相涉，何以能從天道預知人道，偶爾言中，不足憑信。」（《左傳》昭公十八年）堅決拒絕裨社的請求。此後，鄭國並沒有再降大火，裨社的預言落空了。子產在「神」的威脅下，國人的輿論中，大臣的勸導下，絲毫不為所動，信念堅定，態度堅決，須要何等氣魄！

　　唐玄宗開元初年，關東蝗蟲大起，為了挽救禾苗，宰相姚崇（650―721年）下令滅蝗，派使四齣，動員群眾。當時迷信觀念嚴重，認為天災不可抗拒，朝臣紛紛反對。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表宣稱：「蝗災是皇天的懲罰，理應修德才能消除災害，用火燒土埋，將會招致更大的災害降臨。」他自恃資格老大，拒絕朝廷使臣入境。姚崇指令說：「古代的好太守，能使蝗不入境，而今你處蝗蟲大起，是不是你缺德的緣故！」唐玄宗本人也十分動搖。另一位宰相盧懷慎（？―716年）也認為：「殺生太多，感傷和氣，恐怕要觸動天譴。」姚崇說：「如果因殺蟲招致災禍，由我姚崇一人承擔，和你盧懷慎無關！」姚崇也不愧為一個有魄力的宰相。宰相要有力排眾議的勇氣。王安石（1021―1068年）堅持變法，敢於和祖宗法制、天變和人言誹謗相抗衡，這種精神是應該讚許的，至於成敗利鈍，又當別論。

　　堅持正確的政策，並非說一定要固執己見，剛愎自用。相反，凡屬重大決策，必須廣泛聽取眾人意見，審慎從事，對部屬虛懷若谷，不怕丟面子，失威信。三國蜀漢原有眾臣簽署文件發表個人意見的制度，董和對諸葛亮對於某事的處理持不同意見，雙方反覆論難，至於往返十次之多。諸葛亮十分讚賞，下令表揚。楊顒批評諸葛亮終日忙於批複文札，有失宰相體統。楊顒死後，諸葛亮痛哭三天。

　　宰相有時是全局的要害，他為皇帝所依賴，為萬眾所注目，他的一舉一動都會發生重大影響。特別是在國家危難的時候，務必要沉著冷靜，萬不可表現出驚慌失措，使人心驚動。東晉時期，北方的前秦大舉南侵，九十萬大軍壓境，東晉政權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前線統帥派人到都城向宰相謝安（320―385年）請示，謝安默然不應。後又派張玄來京探問消息，謝安卻帶他到東山的別墅下棋。謝安的棋藝原來不是張玄對手，但今天，張玄因心中忐忑不安，頻頻失手。棋下完後，謝安獨自在山野散步，回來後才對前線的來人鎮靜指畫。淝水一戰，大破秦軍，戰報到京，謝安棋意正濃，隨手將戰報放在坐床上，毫無表情，照舊下棋。及至棋下完畢，送客歸來，因心中已知前線勝利，不勝喜悅，以至於過門檻時不覺腳下屐齒之折。可知他內心不是不緊張，心情不是不激動，而是他理解自己的地位，努力有效地自我剋制。史書上說他「矯情鎮物」，就是這個道理。（圖77 明人繪《謝安閒遊東山》）北宋時期，遼、宋兩國南北對峙。公元1004年，遼國蕭太后（953―1009年）協同皇帝耶律隆緒（聖宗，971―1031年）帥大軍二十萬南侵，佔領黃河北部若干城鎮，大軍直指澶州（今河南濮陽）。（圖78 契丹人形象）澶州跨黃河兩岸，有南北兩城，中間造舟為橋，是南北交通咽喉，一旦澶州失守，敵人跨過黃河，便是平原曠野，無險可守，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便暴露在敵軍面前。一日之內，宰相寇準（961―1023年）一連接到五次急報卻扣壓不發，飲笑自如。次日，諸大臣向皇帝趙恆（真宗，968―1022年）報告，趙恆大驚失色，詢問寇準，寇準指陳形勢，和另一宰相畢士安（940―1005年）一起主張堅決抵抗契丹，並御駕親征以示決心。不久，契丹圍瀛州（今河北河間），又直犯貝州（今河北南宮）、魏州（河北大名）等重要州城，宋朝廷驚慌萬狀。副相王欽若（962―1025年）是江南人，主張立即遷都金陵（今江蘇南京）；另一副相陳堯叟（961―1017年）是四川人，主張遷往成都。這是逃跑的姿態，趙恆動搖不定。按當時形勢，宋朝大軍並未損傷，黃河以北的許多城鎮仍在宋軍的堅守之中，一旦皇帝首先逃竄，則敵軍氣勢更旺，各路宋軍則會不戰自潰，北方城鎮勢將相繼淪陷，宋朝廷也勢必前途莫測。寇準認為，主張遷都的人應該斬首，大敵當前，皇帝南逃，軍心渙散，民心崩潰，敵人乘勢深入，大局一發不可收拾。趙恆無奈，只好隨軍北上，行至澶州南城，趙恆又動搖了，他對寇準說：「南巡如何？」寇準說：「群臣怯懦無知，敵騎迫在眼前，四方人心不穩，時至今日，陛下只可前進一尺，不可後退一寸，陛下如果不信，可問護駕將軍高瓊。」高瓊在庭下高呼：「寇準說的對！」寇準乘機說道：「機不可失，立刻起駕！」高瓊指麾轎夫立即起駕北進，渡過黃河，駕御北城城樓，士兵見皇帝親臨前線，歡呼雀躍，士氣大振。趙恆回入行宮，一切委託寇準處置。趙恆派人到城樓查看動靜，見寇準正在城上和人飲博，歡笑自如。遼軍本來就虛張聲勢，大軍壓境，企圖逼迫宋朝投降，不料攻城主帥蕭撻覽中箭身亡，宋軍又擺開決戰架勢，如意算盤落空，加上後方還有許多城鎮為宋朝堅守，契丹權衡再三，同意媾和。趙恆急於妥協，派曹利用（971―1029年）到遼營談判。曹利用臨行前，向趙恆打探和談條件底線，趙恆答允每年送銀絹可至百萬。寇準臨時召見曹利用，對他說：「皇上雖答應百萬，但如果超過三十萬，我就要你的腦袋。」雙方談判，最終敲定宋朝每年向遼國輸送白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兩國和好，稱兄道弟。曹利用歸來，宦官向趙恆傳達成三百萬，趙恆聽罷，大為吃驚，繼而又說：「事情了斷，三百萬也罷！」後來又聽說是三十萬，大喜過望，對曹利用大加賞賜，群臣歌舞華宴，賦詩相慶，此事就此「了斷」了。（圖79 河南濮陽迴鑾碑亭）在某種條件下，某種機緣，一個有為的宰相，可以起極其管鞬的作用。

　　宰相的優劣往往關係到國家的盛衰興亡。好的宰相，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可以使國家富強，社會安定，甚至可以「扭轉乾坤」。壞的宰相可以導致國家衰敗，社會動亂。一篇《長恨歌》，說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悔恨，實際上他悔恨的不是殺了楊貴妃，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他晚年「託付失人」。一個李林甫，一個楊國忠，弄得朝廷奸佞滿朝，正人在野，誘使他一步步陷入錯誤的深淵，終於使一個強盛無比的帝國急劇衰落下來。李林甫、楊國忠便是無數劣等宰相的標本。

　　宰相是治理封建國家的中樞，是調節皇帝與臣僚、臣僚與臣僚之間的槓桿，所謂「宰相器度」，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適應治國的需要而形成的產物，它有明顯的時代特點和階級烙印。今天，時代變了，傳統的皇帝永遠消失了，封建的倫理綱常也不復存在了，所謂封建時代的「宰相器度」自然也要減退其色彩。但是領導與被領導，領導與領導之間的關係將永遠存在，古人長時期形成的作風教養，如果我們能夠剔除糟粕，仍未嘗沒有借鑒的價值，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總結和探討。

 第三編 論大將風度

　　《孫子兵法·始計篇》云：「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這就是說，將軍是智、信、仁、勇、嚴的化身。「信」指信賞必罰，「嚴」指嚴整軍紀，兩者是治軍原則，而智、仁、勇則是將軍必備的個人氣質。

　　戰場是士卒的角斗，而戰爭全局則是將軍的智斗。《論語·述而》中記錄了子路與孔子的一段對話，子路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回答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時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一個赤手斗虎、赤足過河，只知道拚命的人，孔子是不會與他共事的。當年劉邦和項羽在滎陽，城上城下對峙，項羽在城下高叫，要劉邦下城決鬥。劉邦回答：「我寧鬥智不鬥勇。」最後鬥智的劉邦勝利了，斗勇的項羽失敗了。戰爭最終的勝利者是有智慧的將軍，而不是單純逞強斗勇的猛士。

　　將軍要想在戰爭中取得最後的勝利，必須求得群眾的支持，士兵的愛戴。要使群眾支持、士兵愛戴，將軍必須有愛護群眾、體恤士兵的仁人之心，只知砍殺，不理政治，必敗無疑。

　　兩軍對陣，狹路相逢，雙方決鬥，將勇者勝。正如岳飛的那句名言所說的那樣，「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怕死」，國家才有希望，臨陣畏縮，膽小怕死與將軍的稱號不相稱的。

　　智、仁、勇，在將軍的品性中有多種表現，現舉例如下。

　　一、 始如處女 後如脫兔戰國時期，秦自商鞅變法之後，國力突飛猛進，對東方諸國展開了極其慘烈的兼并戰爭，把楚、韓、魏諸國打得焦頭爛額，只有北方的趙國敢與秦國周旋。公元前270年，秦國發兵進攻趙國的閼與（今山西和順境內），趙國大將廉頗、樂乘等人都認為閼與路途遙遠，山路險狹，無法救援，只有趙奢認為「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斗於穴中，將勇者勝。」（《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王命趙奢帥眾往救，結果打得秦軍抱頭鼠竄而去，於是趙奢威名大振。後來，趙奢的兒子趙括（？―前260年）學習兵法，夸夸其談，連趙奢也辯他不過，於是滿朝都刮目相看，唯有趙奢大不以為然。其妻問其緣故，趙奢說：「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果然，趙奢死後，公元前260年，秦、趙兩國傾全力相持於長平（今山西高平境內），趙軍不利。將軍廉頗謹慎從事，斂兵自守，曠日持久，秦軍無可奈何。秦軍乃大行反間之計，宣揚廉頗無用，稱秦軍最怕的就是趙括。趙王聽信間言，臨陣以趙括代廉頗，秦軍也暗中走馬換將，以白起（？―前257年）代王齕。趙括輕舉妄動，舉措紊亂，趙軍全軍崩壞，四十萬人束手就擒，除放還幼小二百四十人回國報信外，四十萬全部坑殺，趙國自此衰弱不振。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不幸被其父言中，長平一戰，幫了秦國，毀了趙國。（圖80 「長平之戰」屍骨坑）戰場是人世間最殘酷、最艱難、最困難的場所，兩軍對峙，你死我活，沒有妥協迴旋的餘地。一著不慎，全盤皆輸。所以，作為將軍，對待戰爭處處應該謹慎從事，鄭重對待。《荀子·議兵篇》中說：「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即鄭重對待）；其敗也，必在慢之（即輕率對待）。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是所謂『五壙』。」「敬」是鄭重對待，「壙」意為鬆懈麻痹。將軍對謀劃、對事務、對部屬、對士兵、對敵人都要鄭重對待，不可輕視怠慢。一句話，就是不可「易言之」。趙括的致命弱點就在於對戰爭的「易言之」。

　　首先，作為將軍要樹立一種理念。《孫子兵法·始計篇》中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作戰篇》中也說道：「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軍要時時牢記：戰爭關係到國家的盛衰興亡，關係到千千萬萬人的身家性命，萬萬不可輕舉妄動，舉措失宜。作為將軍，在戰爭發生之前，事事都要有充分準備，周密計劃。《孫子兵法·軍形篇》：「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就是說，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等待敵人的破綻，攻而滅之。

　　在歷史上常見一種現象，一個有為的將軍，接受君命，帥眾開赴前線，行經千里之外，和敵人接近，卻突然安營紮寨，停留不進，嚴密防守，不與敵人接仗，如此長期相持，待敵人漏洞百出，便抓緊時機，突然發動攻擊，緊追不捨，直至最後勝利，表現出了將軍的慎重與勇決。今以唐初的將軍李世民為例。

　　隋朝末年，經過長期的農民戰爭，全國形成了幾個大的割據勢力。又經過數年的兼并戰爭，全國復歸於統一，而統一戰爭的主角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先後擊滅盤踞隴西的薛仁果，佔據今山西的劉武周，東方兩大割據者王世充和竇建德，以及後來興起的劉黑闥。每次戰鬥，必定經過謹慎相持，猛烈進攻兩個階段。

　　隋末唐初，割據今甘肅蘭州、天水一帶是薛舉（？―618年）。薛舉曾擊敗唐朝軍隊的進攻，聲勢囂張。薛舉死後，其子薛仁果（？―618年）繼立。公元618年，李世民奉命帥軍進攻薛仁果，行至高墌（今陝西長武縣北），駐軍不進，薛仁果派大將宗羅睺將兵迎戰，不斷向李世民挑戰，李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求出戰，李世民下令軍中：「敢言戰者斬。」如此相持六十多天，宗羅睺糧盡，軍心動搖。李世民見時機成熟，猛烈出擊，淺水原（今陝西邠縣北）一戰，宗羅睺徹底崩潰，死亡數千人，餘眾逃散。李世民帥輕騎緊追不捨，直至薛仁果老巢，守軍紛紛越城投降，薛仁果見大勢已去，開城投降。（圖81 昭陵六駿―白蹄烏）今山西太原是李淵起兵反隋的發源地，是北方的軍事政治中心，屯糧積穀，重兵把守。公元619年三月，盤踞馬邑（今山西朔縣）的劉武周（？―622年）勾結北方的游牧帝國突厥向南進攻，前鋒主力直下太原。當時的太原守將是李淵的第四子李元吉，元吉倉皇出逃，李淵無奈，只得派自己的密友裴寂（570―632年）帥眾迎敵，但也連連敗北，劉武周乘勢席捲了今山西的廣大地區。李淵十分沮喪，決定放棄山西全境，只有次子李世民認為「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今山西）殷實，京邑所資」（《舊唐書·太宗本紀》），不能輕易放棄，自請帥眾迎敵。農曆十一月，李世民乘堅冰渡過黃河，進屯柏壁（今山西新絳縣西南），休兵秣馬，只派部分兵將抄掠敵人後防，大軍則堅壁不出，和劉武周前鋒大將宋金剛對峙。直到次年四月，宋金剛軍中食盡，向北撤退，部伍不整。李世民銜尾猛追，一日一夜軍行二百餘里，一日八戰，兩日未食，三日不解甲。介休（今山西介休）一戰，宋金剛徹底崩潰，和劉武周一起逃奔突厥，後為突厥殺死，今山西全境又回歸唐朝。（圖82 昭陵六駿―特勤驃）唐初最強大的割據勢力莫過於佔據洛陽的王世充（？―621年）和佔據今山東、河北的竇建德（573―621年）。公元620年農曆七月，李世民帥眾進攻王世充。王世充外圍城鎮或被攻佔、或相繼投降，洛陽漸成孤城，糧食日漸枯竭，不得已，派人向竇建德求援。次年三月，竇建德帥十萬大軍馳援洛陽，進駐成皋（今河南滎陽汜水鎮）。這時，唐軍前有強敵，後有堅城，大有腹背受敵之勢，李世民的隨軍大臣恐惶萬狀，大多主張退軍洛陽之西，以觀形勢。李世民鎮定自若，堅持認為王世充已是瓮中之鱉，不戰自潰，如退軍後撤，所佔郡縣必將紛紛反水，情況將不堪收拾，所以對竇建德必須堅決迎戰。李世民保留少數兵力圍困洛陽，自帥大軍進駐虎牢，把守關口，阻擋竇軍進路。如此相持一月有餘，五月的一天，竇建德在汜水東岸擺開陣勢，準備和唐軍決戰。唐軍扼守汜水西岸，雙方對陣。竇軍士兵從早晨到中午站立已久，飢餓睏乏，坐下來互爭飲水，且軍陣有移動跡象。李世民見時機已到，自帥鐵騎，迅速渡過汜水，直衝敵陣。這時竇建德正在召見群臣，擋住了騎兵前進的通道，竇建德慌忙指揮群臣讓路。進退之間，李世民大軍已到，雙方激戰，竇軍徹底崩潰，竇建德被俘。洛陽的王世充眼看外援無望，也只好開門出降，兩大割據勢力瞬間消亡。（圖83 昭陵六駿―什伐赤）竇建德是農民軍中最有成就、政事最清明的割據政權，而且對唐朝有過恩惠。但是，李淵出身貴族，又是隋朝國家體制中的一位老官僚，對農民軍有很深的成見。竇建德一入長安，便被斬首，而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王世充卻被赦免。不僅如此，李淵還下令竇建德的舊部必須到長安自首，其後果可想而知。唐朝派到山東的官吏欺壓良善，反攻倒算，捕殺隋末的農民起義軍，竇建德的舊部忍無可忍，在劉黑闥（？―623年）的統領下重新揭竿而起，很快便恢復了竇建德原有的勢力範圍。唐朝派兵鎮壓，連遭敗績，最後，只能再派李世民前往鎮壓。公元622年，李世民和劉黑闥在洛水相持六十多天，黑闥糧盡，與唐軍展開了殊死的戰鬥，李世民決洛水沖灌黑闥軍，黑闥兵敗逃入突厥，李世民凱旋迴京。（圖84 昭陵六駿―拳毛騧）唐朝政府仍不接受教訓，對竇、劉部屬一律懸名處死，以致人心浮動。這一年七月，劉黑闥自突厥回歸，不久，再次恢復故地，又連敗唐軍，但劉黑闥幾經戰鬥，實力大減。這時，李世民和其長兄太子李建成的矛盾日益加深，李淵為了抬高李建成的威信，改派李建成帥軍前往鎮壓。軍至前線，李建成採納魏徵的建議，將所有俘獲的劉黑闥部屬一律釋放還鄉，並發給公文，竇、劉舊部一律不咎既往。山東農民曆經十多年的戰亂，人心思靜，一旦能返還鄉里，黑闥部下紛紛離隊，黑闥勢力不支，再度逃竄被俘，山東立即平靜下來。李世民的慘烈戰鬥，不如李建成的一紙空文，這給李世民狠狠地上了一課。縱觀李世民的戰爭方略是：謹慎相持，猛烈出擊。如此事例，史不絕書。

　　作為將軍，如果只知勇斗，不知進退利害，那只是個好鬥的公雞；遲疑怯懦，喪失戰機，則是個愚蠢的懦夫。《孫子兵法·九地篇》中說：「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當防守不戰時，像個安靜的處女，敵人麻痹大意；時機一到，猛如脫兔，迅雷不及掩耳，使敵人猝不及防。謹慎與勇決的結合，才是將軍應有的品質。

　　二、「忍」的較量西晉末年，江夏太守楊珉問他的都將朱伺：「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朱伺回答說：「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晉書·朱伺傳》）將軍帶兵出征，隨時隨地要受到各方特別是敵方的干擾。《孫子兵法·始計篇》說：對待敵人要「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就是說要用利誘、騷擾、激怒、挑撥離間等方法挑逗敵人跌入錯誤的陷阱，如果敵人準備充實就要謹慎自守，防其突襲。反過來說，一個將軍，不為利誘所動，不被咒罵而震怒，不為卑恭所迷惑，不為騷擾而亂了陣腳，不受敵人的挑撥離間。所有這些，就需要一個「忍」字。

　　今以秦漢之際的楚、漢戰爭為例。

　　公元前207年，當項羽在河北與秦軍的戰鬥處於膠著狀態之際，劉邦自河南南下，從南陽入武關，突入關中。因駐守關中的秦軍未受損傷，因此雙方勝負尚未可知。劉邦採納張良的建議，對秦將啖以厚利，要求雙方講和，秦將麻痹鬆懈，劉邦發動突然襲擊，秦軍全線崩潰，劉邦大軍直撲咸陽，秦王子嬰出降。秦將不能「實而備之」，上了劉邦「利而誘之」的當。

　　之後，項羽大軍入關，大封諸侯王國，並違背「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的約定，將劉邦封到秦嶺以南的偏隅之地漢中。劉邦大怒，決定向項羽發動進攻，部下將士也都躍躍欲試。而謀臣蕭何卻勸他暫且忍耐，接受處理，不要去白白送死。劉邦採納了蕭何的建議，帥眾進入漢中，養精蓄銳。待項羽離開關中，並和東方各路諸侯糾葛不清時，劉邦軍隊自漢中突出，席捲關中地區，又挺進中原。此後數年，在重要關隘成皋（即虎老關，今河南滎陽汜水鎮）相持，雙方互有勝負，而劉邦處於下風，幾度陷入危難之地。（圖85 虎老關今貌）這時他採納了陳平的建議，以重金賄賂項羽部下，到處宣揚項羽部下對項羽的不忠。項羽果然大起疑心，對重臣採取不信任的態度，他的謀臣范增為此悲憤而死。這裡，項羽中了敵方「親而離之」的詭計。公元前204年，項羽攻拔成皋要塞，漢軍失去險要，一時陷於困境。正在這時，漢將彭越、劉賈抄掠項羽後方，切斷項羽的物資供應，項羽不得不回軍進攻彭越等人，命大將曹咎留守成皋，臨行再三叮囑曹咎堅守，不要和劉邦接仗，等他回來以後再和劉邦較量。項羽走後，漢軍數度向曹咎挑戰，曹咎不動，漢軍又在城下大罵，曹咎大怒，引軍出戰，大軍半渡汜水，漢軍全線出擊，楚軍大敗，曹咎自殺，漢軍奪回成皋，攻佔敖倉糧儲，待項羽回軍，為時已晚。這是曹咎不能忍耐「怒而擾之」的結果。

　　項羽擊敗彭越後回軍成皋，漢軍堅守要塞，拒不接戰，任你百般挑逗，我自閉關自守。數日之後，項羽糧食匱乏，急於求戰。劉邦的父親太公此前被項羽俘獲，這時項羽將太公綁至關下，要劉邦下城決戰，否則就烹殺太公。劉邦吼道：「當年，我和你同屬楚懷王部下，兩人約為兄弟，我的老翁也是你的老翁，你若烹殺老翁，請分給我一杯羹。」劉邦不是曹咎，耐得起挑逗，項羽無計可施，又糧食罄盡，軍心動搖，要求和劉邦談判。項羽放走太公，劉邦答應以鴻溝為界，雙方停戰，項羽引軍東撤。這時，已經不是劉邦忍耐的時候了，他帥大軍全線出擊，各路諸侯蜂擁而至，項羽兵士散亡殆盡，退至長江北岸的烏江（今安徽和縣烏江鎮），當地的亭長停船江岸，請項羽南渡長江，以便東山再起。這時的項羽悲觀失望，不能忍受失敗的命運，自刎而死。反觀劉邦在楚漢爭戰的過程中，數度慘敗，數度窮促，但始終不失信心，再落再起，直至最後勝利。雙方比毅力、比耐心，勝利終於歸於耐力強的一方。

　　再以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割據者的戰爭為例。

　　公元200年，袁紹（？―202年）和曹操兩大割據勢力相持於官渡（今河南中牟縣境內）。袁紹出生於豪門世族，是東漢末年勢力最強的一支力量，佔據冀、青、幽、並四州，北方廣大地區為其控制，疆域遼闊，兵多將廣，儲備豐厚。而曹操只佔據了黃河南岸的狹長地帶，防線漫長，兵士寡弱。兩相相較，袁紹處於牢固不敗之地。袁紹的部下田豐建議袁紹「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人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三國志·魏書·袁紹傳》）這是一種「佚而勞之」的萬全無誤之策，但袁紹自恃強大，寧願孤注一擲，不能忍耐這種曠日持久的戰略，決定在官渡和曹操一決雌雄，結果一敗塗地，不可收拾。

　　官渡之戰後，強大的袁紹集團衰敗了，曹操逐步剪除了北方的割據勢力，統一了北方廣大地區。公元208年，接受荊州劉琮的投降，大軍南下，兵不血刃，佔領了荊州的江北地區。二十多萬大軍順江而下，駐軍烏林（今湖北洪湖縣東北），和長江南岸的赤壁（今蒲圻縣西北）遙遙相對。他下書孫權：「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三國志·吳書·吳主孫權傳》注引《江表傳》）在他看來，孫權、劉備不敗即降，別無出路。他自視強大，卻忽略自身的軟肋所在。他的部隊長年征戰，兵力疲憊，又不服南方水土，缺乏水戰經驗，收降的荊州水軍對曹操原無好感，逼於威勢，心存狐疑，軍心不穩，但曹操此時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東吳正是利用曹操這種傲慢心態，籌劃突然襲擊。命黃蓋帥蒙沖戰艦十艘，滿載干荻枯柴，中間灌以魚膏，逆水而上，聲言投降，乘東南風中江舉帆，飛速接近曹營。曹營官兵在船上悠然觀看，不料吳船同時火發，火勢猛烈，直燒曹營船艦，延及陸上兵營。孫吳大軍水陸齊進，曹軍一時崩潰，曹操只好斂軍北撤。自此，三國分立的局面不可挽回。曹操英明一世，身經百戰，並對《孫子兵法》做過詳細的注釋，但赤壁一戰，傲慢心驅使他把自注兵法中「實而備之」的教導拋到腦後，中了敵方「卑而驕之」的圈套。（圖86 赤壁）赤壁之戰後，曹操回到中原，鞏固擴大後方，全佔北方廣大地區，孫權乘機佔領江南地區，劉備以荊州半部為基礎向西方發展，相繼佔領四川及漢中，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但就全局來說，曹氏政權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生產發達，劉備、孫權任何一方都不是曹氏的對手，所以劉備在諸葛亮的建策下，建國之初一直堅持聯吳抗曹的方針。但是，荊州是東吳的西方門戶，劉備佔據荊州始終是東吳的眼中釘，所以雙方為荊州糾葛不斷。東吳處心積慮收復荊州，劉備的荊州守將關羽（160―219年）是一個剛愎自用沒有遠大政治眼光的人，對聯吳抗曹的方針沒有充分的認識。例如，孫權要求和關羽結成兒女親家，這種聯姻在複雜的政治關係中應該是求之不得的事，但關羽不但不予應允，反而大罵一通。孫權從而洞察到了關羽的狂妄和對自己的藐視，為偷襲關羽作了心理上的準備，並用充分的耐性麻痹關羽的警惕性。正當關羽北上熱火朝天地進攻魏軍佔領下的襄陽時，吳軍對關羽的老巢江陵發起了突然襲擊。關羽後撤，士兵紛紛離隊投降，關羽本人也兵敗被殺，蜀漢從此全失荊州之地，龜縮到四川去了。這也是驕傲自大，受人「卑而驕之」的結果。

　　「聯吳抗操」原是蜀漢政權的基本國策，但因關羽之死，劉備憤怒之極，拒不接受群臣的勸阻，一心要為關羽復仇，完全拋棄原有的戰略方針。《孫子兵法·火攻篇》中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劉備恰恰犯了這個不能忍怒的錯誤，幾乎動員全蜀的兵力發動對吳國的進攻。而東吳卻耐著性子應付全局。為了避免兩面作戰，東吳不惜卑辭厚禮，向曹魏稱臣納貢，接受封號。劉備沿長江三峽而來，先佔領巫縣，不顧兵家大忌，順流而下。三峽江岸狹窄，高山連雲，江流湍急，大軍緣山截嶺，苦行六七百里，行至夷陵猇亭（今湖北宜都縣北），和吳軍陸遜（183―245年）部相持。陸遜的部下將軍主張趁敵人立足未穩發起進攻，陸遜則慎重從事，堅決制止。諸將認為陸遜膽小如鼠，個個憤憤不平，陸遜則善言勸阻。如此相持數月之久，時置盛夏，陸遜乘劉軍麻痹之際，命將士各持火把，突然全力出擊，焚燒蜀軍營壘，蜀軍沿江各部，首尾不相及，相繼崩潰。陸遜縱兵追擊，連破蜀軍四十餘營，蜀軍「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漂流，塞江而下」。（《三國志·吳書·陸遜傳》）劉備逃至白帝城（今奉節），沮喪發病而死。（圖87 白帝城）這裡值得一提的是，陸遜面對部下桀驁不馴的忍耐心。當吳軍和漢軍兩相對峙時，陸遜的部下朱然、潘璋、韓當、徐盛、孫桓等人或是舊時老將，或是吳主孫權的親貴，他們根本沒有把資歷短淺的陸遜放在眼裡，常常暴跳躁動，不聽調度。（圖88 朱然墓出土的名刺）陸遜總以大義好言相勸，不把矛盾上交朝廷，連孫權都佩服他的忍耐工夫，這和關羽輕視士人、動輒訓斥的作風適成對比。

　　猇亭之戰後，劉備帶著深深的遺恨，於公元223年離開了人世，子劉禪即位，諸葛亮全掌國政。由於雙方的需要，吳、蜀聯盟又開始運轉。蜀漢喪失了荊州，由荊州直搗中原的路線斷絕了，進攻曹魏的出路只有自漢中北上，直指關隴，所以蜀、魏的戰爭糾纏在關中渭水上中游一線。東吳建都建鄴（今南京），吳、魏的戰爭大多集中在淮河南岸的合肥一帶。這時曹魏的統治者是曹操之孫曹睿（明帝，205―239年），曹魏的實力遠較吳、蜀強大，但吳、蜀聯盟尚稱穩固，兩國東西呼應，曹魏要想統一全國，暫時還無能為力。所以曹睿繼承其祖父以守為攻，抗衡吳、蜀的方針，分命大將駐守邊防重鎮，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靜待你饋運不繼，不戰自退，如此反覆，讓你疲於征戰，民窮財盡，時機成熟，撲而滅之。這正是「實而備之」、「佚而勞之」的萬全策略。吳、蜀雙方則不乏輕率冒進的將軍，但都以慘敗而告終。

　　在蜀漢一方，諸葛亮經過數年準備，自公元227年起，數度自漢中越秦嶺進入關中，因敵人始終緊守城池，缺乏決戰機會，糧運困難，自動退軍。公元231年，諸葛亮帥大軍再度進攻祁山（今甘肅西和縣北），魏軍主帥司馬懿斂軍依險，不與交鋒，諸葛亮又移軍鹵城（今天水、甘谷之間），司馬懿尾隨其後，行至鹵城，仍舊登山掘營，不肯出戰。司馬懿的部下都說他畏蜀如虎，貽笑大方。司馬懿雖能忍耐敵方的挑逗，卻不能阻止部下的躁動，派兵迎敵，結果損兵三千餘人。之後，司馬懿更有理由堅壁自守了。諸葛亮進不得戰，糧食漸盡，又不得不自動撤退。（圖89 秦嶺山脈溪谷中的棧道）公元234年，諸葛亮最後一次帥大軍十萬進入關中，鑒於歷次出征糧運不繼的教訓，決定在郿縣渭水南岸分兵屯田。司馬懿也在郿縣嚴陣對峙，但決不主動出擊，只管堅壁自守。雙方相持六月之久，諸葛亮反覆挑戰，司馬懿絲毫不為所動，諸葛亮派人送給司馬懿女人服飾一套，以示侮辱。司馬懿「大怒」，決定派人到朝廷請求出戰，朝廷立即派重臣辛毗前往制止。諸葛亮的部將姜維（202―264年）對諸葛亮說：「辛毗一到，敵人再也不會出洞了。」諸葛亮回答說：「司馬懿壓根兒就沒有出戰的打算。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他能取勝，哪有千里之外向朝廷請示的道理！那不過是擺一擺姿態，糊弄他的部下罷了。」在戰場上，諸葛亮是司馬懿的好對手，在心理上，諸葛亮是司馬懿的真正知己。司馬懿的這種高級忍耐，使聰明的諸葛亮也無計可施，終於心力交瘁，在五丈原勞累而死。諸葛亮死後，大軍全部撤退，再也無力出征了。

　　忍耐，也是將軍應具備的品質。

　　三、 仁人之心將軍是殺人的工具。兩軍對峙，你死我活，談不上仁慈，戰場上講仁慈，十足一個傻瓜。但是，這是指戰場而言。除此之外，將軍不但不能嗜殺成性，反而應具備一顆仁人之心。

　　戰國時期秦趙兩國的長平之戰，秦將白起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人，趙國因而衰弱不振。此後不久，秦昭王（嬴稷，前325―前251年）再次命白起攻打趙國國都邯鄲，白起堅決拒絕昭王的命令。昭王命給白起寶劍一支，迫令自殺。白起臨死前說道：「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白起寧死不願再次出征，是因為他深知趙國雖強弩之末，但最終必將拚死抵抗，攻取邯鄲，決非輕而易舉。後來，趙、魏聯軍在邯鄲城外大敗秦軍，實際上是坑殺降卒造成的惡果。

　　秦朝末年，劉邦打敗秦軍，進據關中，佔領咸陽，赦免秦王子嬰不殺，廢秦苛法，拒絕接受貢獻。「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還軍灞上，等待項羽等各路諸侯入關，於是秦民大悅。及至項羽入關，殺秦王子嬰，焚燒秦朝宮室，「收其寶貨、婦女而東」。加之此前坑殺秦降卒二十萬，種下了仇恨的種子，不久以後，劉邦自漢中揮軍北上，兵不過數萬，橫掃關中，項羽扶植的勢力秋風落葉般地消失了。楚、漢鏖戰的五年中，關中始終是劉邦堅如磐石的後方基地。

　　項羽初起時，攻拔襄城（今河南襄城縣），將男女老少一律坑殺，所過無不殘滅。公元前205年，進攻山東的齊國，自城陽（今山東莒縣）行進，沿途「燒夷齊城郭室屋，皆坑（齊王）田榮降卒，系虜其老弱婦女。循齊至北海（今山東昌樂），多所殘滅。」（《史記·項羽本紀》）但當項羽離開後，齊國民眾立即群起反叛，田榮之弟田橫（？―前202年）收集散卒，恢復齊國國境。項羽在關中的燒殺，使他永遠喪失了關中，在山東的燒殺，使他永遠喪失了山東，從此只能龜縮在江淮一隅，等待他人的圍攻。後來，齊國田氏被韓信攻滅，成為韓信的轄區。前202年，漢軍反攻項羽，韓信揮軍南下，項羽四面楚歌，一個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霸王結束了一切。項羽不敗於戰爭，而敗於個人的屠戮。

　　三國時期，曹操是首屈一指的軍事家、政治家，但在當時，他的名聲並非全都美妙。公元193年，他的父親被徐州牧陶謙（132―194年）的部下殺死，曹操時在臨近的兗州（今山東西部、河南東部一帶），為了替父報仇，他帥眾進攻徐州，坑殺男女數萬口，泗水為之不流。在南下行軍途中，行經各縣，屠殺群眾凈盡，雞犬不留，以致城市和鄉村看不到行人。198年，曹操再次屠彭城（今江蘇徐州）。公元200年官渡之戰後，坑殺袁紹降卒七萬人。208年，劉琮舉荊州投降，曹操兵不血刃，直指襄陽。襄陽民眾攜家帶口隨劉備南逃，不願作曹操的順民。赤壁之戰，表面看來是曹操處於壓倒優勢，但敵方卻深知他的軟肋所在。諸葛亮說得明白：「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赤壁之戰中，前鋒一經接觸便全線崩潰，焉知不是人心不固乃其原因之一。公元213年，曹操懼怕淮南民眾被孫權擄掠而去，下令淮南民眾一律北遷，不料淮南民眾十餘萬戶紛紛渡江南下，不願作曹操的臣民。事後，曹操說：「本想要淮南民眾到北方避賊，不想反而把他們趕到賊方去了。」淮南民眾寧願投「賊」，不願就曹操屠殺過的樂土。曹操畢生作了不少平戰亂、興屯田、招流亡等偉大事業，但他的屠戮也為他的事業成就起了不少負面影響。

　　歷代處理降人有幾種方式，其中最慘的一幕是屠殺，誠如《史記?李將軍列傳》所云：「禍莫大於殺己降。」屠殺降人使將軍臭名遠揚，激發敵對陣營的強烈反抗。公元395年，北魏國主拓拔珪（371―409年）緊追後燕大軍於參合陂（今內蒙古涼城），燕軍大敗，四五萬人全部繳械投降，拓拔珪原本打算全部發放衣糧，遣返回鄉，以便招徠燕國臣民。中部大人王建認為「不可縱敵生患」，結果將降卒一齊坑殺。此後燕國國君慕容垂（326―396年）病死，皇室親貴爭權奪利，國家分崩離析，拓拔珪乘機席捲河北，只有首都中山（今河北定縣）和鄴（今河北臨漳）、信都（今河北冀縣）三城堅決抵抗，魏軍全力圍攻，四月有餘，士卒死傷慘重。後來，燕朝國主慕容寶（355―398年）放棄中山逃往東北，中山城中無主，但仍堅守不降。拓拔珪在城下高叫：「你們國君已經拋棄你們，你們還堅守什麼？」城中人答道：「不為什麼，只是怕像參合陂時那樣被無辜殺戮罷了！」 拓拔珪深切意識到殺俘的惡果，他回過頭來，照著王建吐他滿臉口水。

　　另一種處理降人的方法是釋放，而釋放常常有意想不到效果。

　　北魏末年，起義軍遍布各地，經過多年的混戰，最後，義軍首領葛榮（？―528年）佔領了河北廣大地區，士眾數十萬，號稱百萬大軍，直向北魏都城洛陽挺進。這時，北魏政權操縱在契胡首領爾朱榮（493―530年）的手中，爾朱榮駐守今山西北部，遙控朝政。528年九月，爾朱榮帥騎兵七千人自滏山（今河北磁縣境內）突入河北平原，發動突然襲擊，葛榮兵敗被俘，數十萬人全部棄杖投降。如何處理如此眾多的降人是十分棘手的問題。將其殺戮，形勢決不允許；如將其分部遣散，則又因懼怕襲殺，重新集結。爾朱榮抓住農民急於歸鄉的心理，命令降民隨各人心愿，親友結伴，任你自選出處。「於是群情喜悅，登時四散，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宜）安置，鹹得其宜。擢其渠帥，量力授用，新附者咸安。」（《魏書·爾朱榮專》）如此這般，轟轟烈烈的民眾暴動就此告一段落。爾朱榮原來也是一個殺人屠夫，畢生事業無足稱道，但這件事卻是他一生中精彩的一筆。

　　《孫子兵法?作戰篇》說：「故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這是說將俘虜來的車卒妥善收養，改換其旗幟，挽入自己的部隊中，壯大自己的隊伍。這是在戰爭過程中處理戰俘最高明的一著。歷代由戰爭而開國的皇帝，無一不是在收編戰俘中強大起來的。劉邦、劉秀、曹操、唐太宗、朱元璋，莫不如此。作為將軍應具有接納降人的開闊胸懷和良好的處理措施，一味仇殺、無仁人之心的將軍是成不了氣候的。

　　《孫子兵法?謀攻篇》：「上下同欲者勝。」為了戰勝敵人這一共同目標，上下同心同德地共同戰鬥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將軍的一大任務是使「上下同欲」，為了能使「上下同欲」，將軍必須公而忘私，愛護部下，體恤士卒。那些只顧追求個人私利，不顧部下安危死活的將軍，最終逃脫不掉失敗的命運。

　　戰國時期趙國將軍趙奢因為擊敗了如狼似虎的秦國軍隊，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兒子趙括熟讀兵法，夸夸其談，也聲名雀起，趙王也不免受其蠱惑。趙奢死後若干年，秦趙兩國各傾全國之力膠著於長平，僵持不下。趙王臨時以趙括代廉頗為帥。趙括的母親親自拜見趙王，力勸趙王改變初衷，收回成命，趙王詢其理由，她回答說：「當年，我和他父親一起生活，親見他父親作將軍時對部屬親自捧飯而食的不下數十人，互為友人的不下數百人，國王和宗室大臣的賞賜，全部分給部下。受命出征時，不問家事。然若趙括一旦為將，東面而朝，部屬匍匐惶恐，不敢仰視，國王賞賜金帛，全部摟回家來，終日盤算著購買良田美宅。父子心術如此差別，大王以為如何？大王如果任他為帥，如有差池，希望不受牽連。」不同的心態和作風，註定他們成功與失敗的命運。

　　將軍是指揮員，而士卒則是決定勝負的戰鬥員，要使士兵樂於衝鋒陷陣，不懼死亡，將軍必須愛恤士卒。《孫子兵法?地形篇》說：「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戰國時期的將軍吳起（？―前381年），「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如吳起者，歷史上大有人在。愛恤士卒則可，而為士兵吮疽則未免過分。

　　善待士兵與善待部將，二者不可偏廢。三國時的劉備有兩個親如兄弟的大將關羽與張飛。關羽善待士兵而輕慢官員，對官員動輒訓斥。後來，當他北上與曹軍惡戰於襄陽時，他的部下官員引吳軍進入江陵，關羽在回軍途中兵敗被殺，他自己喪失了性命，蜀漢全失了荊州。張飛和關羽正好相反，他善待官員，卻不愛惜士卒，動輒加之鞭撻，而又使其在自己身邊轉悠，當蜀漢與東吳開戰之際，他的隨身士兵砍下他的頭顱，順江而下，投奔東吳去了。

　　歷史上的著名將領絕大多數是尊重部屬、愛恤士卒的典範。要尊重部屬、愛恤士卒，必須首先具備一顆仁人之心。

　　四、 進不求名 退不避罪西漢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七個諸侯王國，以吳王劉濞（前215―前154年）為首，發動軍事叛變，企圖推翻漢景帝的統治。劉濞帥眾自廣陵（今江蘇揚州）出發，越過淮河，聯合楚王劉戊的部隊，向都城長安方向進發。

　　漢政府派周亞夫帥眾迎敵。吳、楚聯軍西進途中，遭到梁王劉武的抵抗。劉武接仗不利，退守梁國首府睢陽（今河南商丘），吳、楚聯軍數十萬人遂圍攻睢陽。這時，周亞夫所帥大軍不是直前迎敵，而是繞過睢陽，折向東北挺進，行至昌邑（今山東巨野東南），安營紮寨，停留不進。睢陽戰事激烈，形勢危迫，劉武向周亞夫求援，而周亞夫卻不予理睬。劉武向景帝上書苦訴，景帝也下令周亞夫馳援睢陽，周亞夫不為所動，只是派騎兵遠下東南，千里之外攻佔泗水入淮的口岸，切斷吳軍的軍需供應。周亞夫大軍距睢陽不過百里之遙，卻按兵不動，坐山觀虎鬥，劉武狠之入骨，卻又無可奈何。劉濞久攻睢陽不下，糧蓄漸竭，急於求戰，於是麾軍北上昌邑，準備和周亞夫決一死戰。周亞夫閉門堅守，劉濞軍糧耗盡，軍心渙散，士兵逃亡不斷，劉濞不得不撤軍後退，周亞夫帥眾尾隨其後，猛烈出擊，吳軍全線潰敗。劉濞向江南逃竄，被東越人殺死，劉戊自殺，其他諸侯王也相繼誅死。

　　周亞夫的戰略方針是：吳軍初起，勇悍輕剽，急於求勝，漢軍不宜輕易接戰。但吳軍行軍千里之外，糧運困難，不能持久，睢陽是沿線重鎮，吳軍在所必攻。梁王劉武是景帝的親弟弟，兩者沒有妥協餘地，必須拚死堅守。雙方相持日久，吳軍糧運不繼，士氣消磨，待其疲憊，然後進擊。整個戰爭形勢正是按周亞夫的設想發展的。但是，這個戰略措施，對周亞夫個人來說，卻要擔很大的風險，因為劉武是漢景帝的胞弟，是竇太后的寶貝疙瘩。若劉武戰敗被殺，周亞夫就要承擔違抗君命坐視不救的罪過，後果可想而知。反之，如周亞夫奉命馳援，戰爭勝負雖難以逆料，但卻有了救援之名，個人不負違抗君命的罪責。但是，周亞夫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置個人生死榮辱於度外，堅持原有的戰爭方略。《孫子兵法·地形篇》上說，作為將軍「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周亞夫實踐了這一原則。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的精神在於：為了國家的利益，要排除一切功名利祿、生死榮辱的雜念，一心一意求得戰爭的勝利。這是將軍應具備的品格。

　　但是，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將軍不求名、卻能避罪者比較罕見，而慘遭治罪者卻屢見不鮮。

　　歷史上的將軍，戰勝攻取、滅敵國、消割據、建立赫赫功業，最後結局大致有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將軍建立功勛，樹立權威，結成死黨，專斷國政，終至篡奪帝位。曹操統一北方，曹氏取代漢朝；司馬懿廣建軍功，司馬氏取代曹魏；劉裕步其後塵，取代東晉；蕭道成取代劉宋，陳霸先取代蕭梁，均是如此。五代十國時期，更是有槍便是草頭王，誰建軍功誰作皇帝。趙匡胤黃袍加身，結束了這一惡性循環。但終趙宋一代，皇帝對敵國寧願屈膝稱臣，送銀輸絹，也要防範前線將軍立功立事。這是趙宋的立國方針，之所以會有如此的立國方針，原因也即在於此。

　　將軍立功立事的另一種結果是遭同僚嫉妒，國君猜忌，輕則免職，重則慘遭屠戮，剿家滅族。古代名將，許多人沒有好下場。春秋時期齊國大夫司馬穰苴抗擊晉、燕軍隊，收復失地，卻被讒毀免職，悲憤而死。吳國的伍子胥，幫助吳王闔閭整軍經武，攻敗楚、越兩國，吳王后夫差繼位後卻被迫自殺。戰國時期，大將吳起，建立軍功，不容於魯、魏兩國，逃奔楚國，使楚國國富兵強，最後被宗室貴族射殺。樂毅為燕國報仇，攻佔齊國七十餘城，燕昭王死，惠王聽信挑撥，撤換樂毅，樂毅遠逃趙國而死。魏國的信陵君「竊符救趙」，大敗秦軍，卻留趙不敢回國，回國後受讒免職，終日酒色自娛，終至病故。趙國的廉頗屢立戰功，被排擠出逃，輾轉老死於楚國。趙國的李牧，北防匈奴，斬殺匈奴十餘萬騎，使匈奴不敢窺邊，又南距韓、魏，西破強秦，趙王受秦離間，斬殺李牧，秦軍長驅直入，趙國消亡。秦昭王時，大將白起，南征北戰，殺得諸國焦頭爛額，最後，秦王賜他寶劍一把，迫令自殺。劉邦在統一戰爭中，功勞最大莫過於韓信，最遭劉邦猜忌也莫過於韓信，劉邦用欺詐手段逮捕韓信，呂后策劃斬殺韓信，滅其三族。在君主專制統治的體制下，戰績卓著本身就是一種罪過。如果你熱中於政治，爭奪權位，接受懲處就更在所難免了。

　　公元三世紀中葉是中國三國分立時代。曹魏政權在司馬氏的操縱下，國勢蒸蒸日上，龜縮在四川盆地的蜀漢卻江河日下，國勢微弱，魏國已全然處在壓倒優勢。公元263年，當權的司馬昭決定向蜀漢發動進攻，派鍾會（225―264年）帥十萬大軍進入漢中，準備南下劍閣，從正面發動進攻。又命鄧艾（197―264年）帥偏師三萬在今甘肅南部從側面向蜀進軍。漢軍主帥姜維（202―264年）得知魏軍主力進入漢中，帥眾自西線東撤，把守劍閣天險。（圖90 劍閣）鍾會前進受阻，停留不進。然而鄧艾卻自陰平（今甘肅文縣），歷經高山峽谷，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直插成都平原，消滅蜀漢後防守軍，直撲成都。後主劉禪無力抵抗，帥群臣投降，鄧艾入主成都。鄧艾自作主張，大肆封官拜爵，擅自封劉禪為「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原蜀漢官員也各授官職，招降納叛，納入了個人麾下。並要求司馬昭允許他在川訓練士卒，煮鹽興鑄，籌備軍資，造作戰船，為消滅東吳作準備，還建議封劉禪為扶風王，藉以驚動吳國君臣。司馬昭派人明令鄧艾，凡事必須上報朝廷，不能自行其事。鄧艾卻堅持，凡事上報，路途遙遠，耽擱時日，他振振有辭地說：「《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又說：「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正當他得意忘形之時，鍾會等人已經上報，專制謀反的罪名在等待他了。不久，司馬昭下令逮捕鄧艾，父子同被處死，留在洛陽的家屬也全遭屠殺。

　　鄧艾的悲劇，首先在於他對兵法理解的偏差。《孫子兵法?地形篇》的原文是：「故戰道必勝（即按照戰爭規律必然勝利），主曰勿戰（國王命令不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勿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兵法》說的是：在戰鬥前方，兩軍對陣，形勢千變萬化，國君遠在後方，情況不明，遙控指揮，不免發生錯誤，貽誤軍機，所以將軍在前方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自行處置，不必聽從國君遠方的指令。「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顯然，兵法所說的是指戰爭本身，在戰鬥過程中將軍可以自作決斷。所以，鄧艾如何進攻蜀漢，司馬昭可以不加過問，但是在戰爭結束後，鄧艾擅自封官拜爵，任命官吏，收攏人才，訓練士卒，儲積軍資，這就大大觸動了司馬昭的神經。曹操建立功業，曹氏取漢而代之，而如今，司馬昭正在步其後塵，從事篡魏的事業，他決不允許曹操一類人物的再次出現。將軍的職任是戰爭，但又僅僅是戰爭，不可越局。鄧艾的行為遠遠超出了戰爭的範圍，他的「進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說教不足以解除司馬昭的疑慮，鄧艾的悲劇即在於此。當然，鄧艾如果不幹遇政事，事後還會不會遭受迫害，又當別論。

　　和鄧艾命運不同者大有人在。公元四世紀中葉，在黃河流域，前秦和前燕兩個大國東西對峙。西部的前秦，在國君苻堅（338―385年）和宰臣王猛（325―375年）的治理下，國勢強盛，而東部的前燕，內部矛盾重重，國勢不振。公元370年，王猛以宰相之尊帥眾進攻前燕，潞川（今山西東南部濁漳河）一戰，前燕全線崩潰，前秦大軍圍攻前燕首都鄴城，燕國滅亡在即。王猛上書苻堅，要求皇帝在滅燕之後，凡不頑強抵抗者一律不予問罪，「使六州之人，不覺易主」，表示戰後處置，一切由皇帝決斷。苻堅赴前方視察，行至安陽，王猛暫離前線親來迎接。燕國亡後，苻堅任命王猛為「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全掌前燕舊境管轄權，大有分割東方的形勢。但正是此時，王猛上書要求苻堅另派大臣，主持東方事務，他個人原有的下屬官員一律停職，要求皇帝另選官員充任，他自己只願作一州刺史，報效朝廷。王猛有專制一方的形勢，卻無專制一方的打算，和鄧艾專制一方自行其事的作風適成鮮明對比。王猛君臣善保始終就不難理解了。

　　將軍立功立事後的第三種結局是，君臣相互善始善終，共享「富貴榮華」。但一般來說，這得有兩個條件，一是皇帝威權獨運，大權在握，將軍無危及皇權的可能，國君對將軍信任有加，君臣少有隔閡。如漢武帝之與衛青、霍去病，光武帝之與鄧禹、馮異等，唐太宗之與李靖、李績等。將軍立功立事，讒言誹謗，國君不為所動。例如，戰國魏文侯派樂羊進攻中山國，歷經三年才攻拔中山，回國後，魏文侯交給樂羊箱篋一隻，其中全是群臣誹謗樂羊的奏報。漢光武時，馮異駐守關中，部下上書告他威權太重，號為「咸陽王」，圖謀不軌，光武帝將謗書交給馮異，並告誡他不必心存疑慮。唐太宗時，李靖統兵擊滅吐谷渾，高甑生自恃是太宗為秦王時的舊部，告李靖謀反，太宗不顧舊情，對高甑生嚴加懲處。英明的國君有充分的信心，不會對部下防範猜忌。

　　第二個條件是，作為建立功勛的將軍，自身要會審時度勢，謙遜退讓，儘可能遠離政治，應該有自知之明，戰場上的英雄未必是政治場合的能手。「出將入相」是野心家的事，對己對人未必是好事。東漢光武帝屬下的眾多將軍都能安享富貴終身，原因之一便是他們大都不熱衷於政事，遠離政治事務。秦始皇時，命王翦帥六十萬大軍攻打最後一個敵國楚國，行前，王翦反覆要求秦始皇，戰後他別無他求，只求賞賜他良田美宅。王翦看似是個要田要宅、貪得無厭的人，但實際上是向皇帝表白：我王翦只願作一個富家翁，不願作一個達官貴人，皇帝您對我盡可放心。唐太宗時，李靖擊滅強大的突厥汗國，因「足疾」請求辭位；擊滅吐谷渾後，回歸朝廷，「閉門謝客」，謝絕交往。作為將軍，建立功業是職任所在，然而，避開皇帝的猜忌、同僚的嫉妒，從而達到「退而避罪」，也不失為英明之舉。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這一思想和對皇帝的愚忠思想不相關聯，甚至是對立的。南宋岳飛（1103―1142年）帥大軍大敗金兵，大軍直搗中原，挺進至汴京外圍的朱仙鎮，金人驚慌失措。一片大好的形勢，卻被宋高宗趙構（1107―1187年）全軍後撤的一紙命令徹底葬送了。岳飛的思想是退而求名，即求得一個忠君之名；退而避罪，即避開違抗君命之罪。但事與願違，回杭州後，無辜被殺，依然未能避罪。秦檜賣國成功，岳飛僅得到一個空洞的忠臣孝子之名。（圖91 宋人繪畫中的岳飛形象）作為一個將軍，唯一的任務是不顧一切求得戰爭的勝利。《史記?司馬穰苴列傳》云：「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一個將軍臨陣決敵，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一切生死榮辱、利害得失都置之度外。為了國家的利益，在不越局的前提下，「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君命有所不受」。岳飛在當時可上書直陳利害得失，不理會秦檜的指令。至於戰爭結束之後，以違抗君命而死，和放棄戰鬥責任、因「莫須有」的罪名而死，同是一個結局，然而葬送的卻是戰局前程，國家因而遭殃，所以不足為訓。

　　後 記我本山野一村夫， 閑來愛讀古董書。

　　堪嘆古來盛世少， 昏朝轉瞬即作古。

　　自古忠賢多寂寞， 姦邪險詐翩仙舞。

　　欣喜風燭殘年時， 盼見法制與民主。

　　本人學識淺陋，只好淡於榮利，平生除參與他人著述編纂外，很少提筆寫作，但在細讀古人著書之餘，亦深感古人許多顯而易見的經驗教訓不為後人重視，甚至認為是老生常談，不足掛懷，而行事上卻一再重蹈覆轍。歷史上同樣的慘劇再三發生，使我心懷鬱悶，常如骨鯁在喉。如今不覺已至耄耋之年，仍舊想一吐為快，於是信筆記來，希望有機會公之於世，以醒世人。如今，因愛徒張學鋒教授的鼓勵，並儘力經營操持，聯繫出版，並和他的夫人傅江一起為拙稿核對史料，訂正錯訛，潤色文字，增補圖版，配以說明文字，而我則坐享其成，這使我感激不盡，在此深表謝意。

　　手稿先由我的兒媳曾宙頻列印成稿，她是第一個讀者，也是第一個糾謬者，功不可沒。

　　作 者2006年9月25日於南京北陰陽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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