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思想的基本內容是什麼

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思想的基本內容是什麼洋為中用.康梁思想是為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思想的基本內容是什麼洋為中用.康梁思想是為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思想的基本內容是什麼洋為中用.康梁思想是為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思想的基本內容是什麼洋為中用.康梁思想是為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思想的基本內容是什麼洋為中用.康梁思想是為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從變法志士到學術大師1894年，梁啟超離開寧靜的書齋，跟隨康有為投身維新變法鬥爭中，為救亡圖存四處奔走。百日維新中，康有為倚梁啟超為左右手，變法中許多重要的奏摺都出自他之手，當時他才只有25歲。後來，清廷通緝他，梁啟超被迫亡命日本，開始旅居海外13年的流亡生活。但梁啟超很快從變法失敗後的陰影中走出來，先後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傳播西方文化，執論界之牛耳。晚年梁啟超學貫中西，在清華大學就任導師，深受歡迎，「每逢上課，不但教室座無虛席，而且走廊、過道、門外都擠滿了學生。」作為教育家——致力開民智 一家三院士南方網訊 離崖門海口不遠，新會縣城南面十公里的茶坑小村，就是梁啟超出生地。他的祖父是茶坑村唯一一名秀才。近日，記者來到茶坑村，尋訪到梁啟超唯一留在家鄉的後人——侄孫梁瑞其，他稱梁啟超為「大公」。講起「大公」生前故事，梁老滔滔不絕。梁瑞其回憶，「大公」自小就十分聰明，勤奮好學。聽父輩講，他四歲就開始學習寫字，讀《四書》、《五經》，八歲就會寫千字文章，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當時，鄉里人都稱梁啟超是「神童」。梁瑞其說，「大公」不僅一生以天下為己任，而且教育子女，也要求他們有益於社會和國家。「孩子們小時，『大公』常常與他們圍坐在小圓桌旁，一邊怡然自得地喝著酒，一邊繪聲繪色地講中外歷史上愛國英雄的故事。後來，他通過面對面的談話和書信，和他們平等地討論國家大事、人生哲學，向他們傾訴生活中的苦樂悲歡，將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在「大公」的教育下，他的9個子女個個成為國家棟樑。其中，長子梁思成是中國著名建築學家、中科院技術科學部委員，次子梁思永是中國著名考古學家、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最小的兒子梁思禮則是火箭專家、當代中國導彈控制系統的帶頭人，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和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大公』家出了三個院士，在中國絕無僅有！」梁啟超故居離茶坑村口約有數公里，綠樹成蔭，繁花簇擁。故居房屋青磚黑瓦，外表看上去像是一幢普通的青磚瓦房，只在入門處立了一塊碑，上書「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了解，1996年，梁啟超故居就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時在江門地區是唯一的一家。作為思想家——他最早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廣東省康梁研究會會長、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方誌欽：梁啟超一生成就特別大，在政治上，他主張平等，重視法治；在學術上，他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術泰斗，在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都有巨大成就，影響很大；在經濟上，他主張學習西方，發展工商業；在教育上，他主張啟蒙，開民智，造就一代新民，啟發了好幾代人，晚年更是專心致力於教育事業。天津梁啟超研究會會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喜所：梁啟超在過去受關注較少，但近年來，關於他的研究越來越熱，究其原因，正是因為他具有很多現代人的因素，他的思想現代性非常突出。梁啟超一生都在追求民主政治，追求法治國家，追求平等和個性解放；他關注世界思想走向，引入很多國外先進文化，他還是中國最早接觸社會主義思想的人之一，雖然他當時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和我們現在有差別，但當時西方的很多思想都是他最早引入並加以創新的，我們現代人文學科的很多領域基礎都由他奠定；另外，梁啟超在「五四」運動之後，告別政治，專心做學問，此時，他借鑒西方的理念和研究方法，對促進我國傳統文化現代化轉型，貢獻巨大。李教授認為，梁啟超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弘揚，首先是他的開放精神，主張中國應當走向世界，與世界相融合；其次，梁啟超一生都在主張改革，希望通過改革使中國走向富強；另外，梁啟超對任何事都充滿希望，對生活總是充滿熱情，他主張「希望是人生的支柱」，一生不怕打擊，充滿信心，甚至直到生命最後時刻，他仍在醫院抱病苦讀，此種精神尤為值得欽佩。現代人還應當借鑒梁啟超的教育思想，梁啟超教育子女也非常現代化，他的家庭講民主，教育子女不是用自身的模式，而是注重發揮子女個性和長處，不論男孩、女孩，都讓他們上最好的學校，受最好的教育，他的子女後來都成就很大。梁啟超對革命的憂慮在於：以中國之大，國情之複雜，民眾之低素質，倘若搞起革命，定會動亂多年，而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本領和權術的獨裁者，這是他所不願看到的本刊記者 鄭廷鑫 實習記者 翁倩 發自廣東新會1928年10月12日下午3點，病中的梁啟超正在寫作《辛稼軒年譜》，恰好寫到辛棄疾61歲那年，朱熹去世，辛棄疾前往弔唁，作文寄託哀思。梁啟超錄下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這是他的絕筆。之後，他被送到協和醫院搶救，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卒於北京，安葬在西山卧佛寺，與髮妻李蕙仙合葬。這位一輩子都在探求中國富強之道的「行者」，終於停下了腳步。他的墓碑是長子梁思成、長媳林徽因共同設計的。墓碑上，沒有任何錶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啟超曾說，「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沈商耆的輓聯，是對此話的呼應：「三十年來新事業，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初識康有為1890年，在同學陳千秋引薦下，18歲的梁啟超拜訪了33歲的康有為。此時梁啟超已是舉人身份，少年得志。康有為卻仍是一名監生。初次見面，兩人竟從早上8點聊到晚上7點。梁啟超後來追憶這段往事時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給了他當頭棒喝，覺得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學問。梁啟超決定拜康有為為師。此前的梁啟超，接受的完全是傳統教育。5歲讀《四書》、《五經》，「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2歲考中第一名秀才，17歲在廣東鄉試中考取第8名舉人，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都認為他「國士無雙」，都有心把妹妹和女兒嫁給他。最後是李端棻把堂妹李蕙仙許配給梁啟超。這個天才少年，18歲入京會試不中，回家路上，在上海買了本《瀛環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國。師從康有為，是「善變」的梁啟超人生中第一次「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啟超的「善變」是世人的共識，他本人對此也表示認同。變法前後對於梁啟超的祖父、秀才梁維清來說，孫子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應該是1898年的7月3日，可惜這時他已經不在人世。這一天，光緒皇帝召見了維新派領袖之一的梁啟超。按清代慣例，舉人得到皇帝召見，至少也能成為內閣中書。這次會面並不成功。梁啟超不諳官話，將「孝」讀成「好」，將「高」讀成「古」。皇帝聽不懂他的話，大為掃興，只賞了他一個小小的六品銜。比起康有為與光緒幾小時的長談，梁啟超的這次召見非常失敗。此後，康有為一直以君王師自居，多少受到此次召見的鼓舞。這也為後來兩人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一個伏筆。梁啟超第一次投身政治運動，是1895年參與「公車上書」。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康有為聯合3000舉人上書請求變法，作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啟超積极參与了這樁震動中國的大事。公車上書第二年，黃遵憲在上海辦《時務報》，梁啟超任主筆，撰寫了大量呼籲變法的文章。兩湖總督張之洞很欣賞《時務報》，說這是「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報紙」。後來，張之洞邀請梁啟超到武昌一游，打開中門迎接，甚至問下屬「可否鳴炮」。在當時，這是接待欽差大臣的禮節。1840年鴉片戰爭後，封閉的中華帝國被迫打開國門。在強大外力的促迫下，尋求強國之路從此成為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核心課題。費正清認為，近代中國革命遠比歐洲革命更為廣泛徹底。歐洲革命是源於本文化的傳統之內的革命，雖然連帶產生了經濟和社會體系的轉變，但其變革主要體現在政治層面。近代中國「不僅經歷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革命」，就連中國文化也發生了根本的「轉化」。這種轉化，可以從知識分子對西方態度的轉變上看到：張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務派相信，中國的軍事技術不行，於是有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了梁啟超這一代，他們認識到，必須改變文化和政治制度，於是有了「戊戌變法」。費正清在《劍橋晚清史》中說，「康有為政治綱領的目標是一系列政治改革，這些改革如果付諸實施的話，等於一場『來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那今日中國早就不是貧弱的樣子了！」但是，變法提出的各種新政，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種無用衙門，廢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權，允許平民上書言事等等，每一項改革都將衝擊甚至剝奪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動搖了傳統學者和廣大士紳的思想基礎，因此，變法受到巨大阻撓並以失敗告終，也就不在意料之外。另一方面，維新黨雖名為改革派，言論卻過於激進。用革命手段進行改革，連本來可以成為盟友的溫和一派都通通得罪。康有為甚至說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這種書生意氣的話。變法失敗後，政局緊張，朝廷大肆捉拿維新黨。譚嗣同勸梁啟超外逃，因為海外華僑多為廣東人，梁啟超會講廣東話，便於活動。伊藤博文也對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說：「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梁啟超剪掉辮子，穿上西服，東逃日本，一去14年。他有一個日本名字——吉田晉，結束流亡回國下榻的第一站，是日本駐奉天領事館，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對他的影響和幫助。到他回國的時候，清王朝已經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革命與改良20世紀我們使用頻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辭彙，比如「政治」、「經濟」、「哲學」、「民主」、「憲法」、「組織」等，都是梁啟超最早從日語引入中國的。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他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知識領袖來接待。在梁啟超的故鄉廣東新會茶坑村，至今還流傳著一個故事：抗戰時期，掃蕩的日軍經過茶坑村，聽說這是梁啟超的故鄉，就繞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個村莊。剛到日本的梁啟超，曾與革命派領袖孫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馮自由回憶道：「已亥夏秋間，梁啟超因與中山往還日密，漸贊成革命。」他還一度聯合康有為的13位弟子寫信給老師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康有為得知梁啟超的革命傾向後，非常生氣，立即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表面上，梁啟超聽從老師的話，離開了日本，不怎麼與革命派來往，但在心裡，逃離康有為的羽翼的想法日漸增長。在致康有為的信中，梁啟超說：數月來，和您議論起時事，總是出現矛盾，很難領會您的意思，最後只能表面上答應，回家後頭痛目眩。對於「教父」的這種「弒父」情結，除了政見日漸不同，也由於一個實際原因：經濟。他最終無法獨立，有這方面的原因。梁啟超流亡海外十餘年，主要靠賣文維持生計，生活相當清苦。而康有為出逃國外後，聲稱自己持有光緒帝的「衣帶詔」，從東南亞到北美，一路以保皇為名向廣大華僑募捐，大肆聚斂錢財，掌握了保皇黨捐助的百萬美金巨款。梁啟超認為，康對自己的接濟並不充分，對此頗為不快。到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後，梁啟超又對當地華僑說，他組織保皇會，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一下子得罪了改良、革命雙方，大家紛紛指責他「掛羊頭，賣狗肉」。1903年，梁啟超到美國遊歷考察數月後，言論再次大變，從前所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完全放棄，從「思想上的遲疑不決」，轉變為「堅定認同改良主義政治目標」。梁啟超對革命的憂慮在於：以中國之大，國情之複雜，民眾之低素質，倘若搞起革命，定會動亂多年，而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本領和權術的獨裁者，這是他所不願看到的。聲討袁世凱，討伐張勳，與康有為決裂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立憲成為大勢所趨。清政府令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並暗中請身在日本的梁啟超做槍手，起草考察報告《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梁啟超以通緝犯身份流亡海外，卻直接介入最高層的政治決策。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之後，知識分子大多滿懷憧憬。魯迅曾回憶說，民元之時，他也「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梁啟超也回國了，並介入政權內部的實際操作，自稱「非國務大臣不做」，兩度出任閣員，先任司法總長，後任財政總長，一戰期間還曾參與外交，從「理論的政譚家」變為「實行的政務家」。對於梁啟超在民國的政治表現，許多人並無好評。有人說，「任公當財長，任內未能興一利，革一弊。」周善培認為原因在於，「任公有極熱烈的政治思想、極縱橫的政治理論，卻沒有一點政治辦法，尤其沒有政治家的魄力」。民國財政史專家賈士毅在梁啟超決意不再做官後拜訪他，梁的一段話可看做他告別政治回歸學術的原因：「從民國二年秋間參加熊內閣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國六年夏天在段內閣擔任財政總長，對於政事都沒有一件收到積極的效果，可說是自己沒有做好，所以也就不願再發表什麼政論，免得給人家說閑話。」與袁世凱的合作讓梁啟超背上了「賣朋友，事仇讎」的罵名。起初，他對袁世凱抱有共和及立憲的希望，因此做了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等到洪憲帝制復辟，他又聯合自己在湖南時務學堂時的得意門生蔡鍔，發動討袁的護國運動，迫使袁世凱下台。袁世凱宣布稱帝後，梁啟超寫了著名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知消息後，派人給梁啟超送來一張20萬元銀票，給梁的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這篇文章不發表。梁啟超將銀票退回。後來他回憶說：「袁世凱太看人不起了，以為什麼人都是拿臭銅錢買得來。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面就向來人發作。」兩年後張勳復辟，康有為是其最依賴的軍師。當康有為在《上海周報》上發表《為國家籌安定策者》，公開主張清帝復辟時，梁啟超立即發表《辟復辟論》，矛頭直指康有為，明確指出此文的實質是「黨袁論」、「附逆論」、「籌安新派」。復辟一發生，梁啟超立即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參加武力討伐。他不僅代段祺瑞起草了討逆宣言，而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反對通電，斥責其師為「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至此，康梁公開決裂，康有為當著梁啟超學生的面痛罵「梁賊啟超」，並在詩中怒斥其為專食父母的梟獍。1927年康有為去世後，梁啟超見他「身後蕭條得萬分可憐」，趕緊電匯幾百塊錢，才草草成殮。之後，又戴孝守靈，大哭三日。「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梁啟超的最後10年，多在書齋與大學講壇度過。這時候的他，已經把精力放在培養「新民」上。對於民主制度建設與民主素質教育孰先孰後的問題，他最終選擇了改造國民性。一戰後的歐洲之旅，讓他對於西方的態度再次改變。他沒料到，曾讓無數國人艷羨不已的歐洲物質文明，竟在自相殘殺中毀於一旦，陷入「一片沉憂凄斷之色」。在倫敦，他下榻的高級酒店連暖氣也沒有，甚至連火柴與糖也成了稀罕物品。好吸紙煙的他，自嘆「沒有鑽燧取火的本領」，「只好強迫戒掉了」。年近50的梁啟超，用了大半輩子的時間，試圖從西方的強盛中尋找中國的救亡之路，最終卻感嘆，「誰又敢說我們素來認為天經地義盡善盡美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牆腳上築築動搖起來？」「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又想到，東方文化中重視精神文明的傳統，或許可以補救西方過度崇拜物質文明的觀念。他又回到自己起步的地方，試圖從古老的道統中尋找新的藥方。(王朝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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