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研究的歷史進程中,有三位經濟學家和三本經濟學著作是不得不提的:亞當·斯密與他的《國富論》,馬克思與他的《資本論》,凱恩斯與他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這三本著作被稱為經濟學的三部「聖經」。毋庸置疑,這三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在經濟學歷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巨大的影響,這三本著作更是推動了人類認識經濟發展規律的進程,並為人類解決經濟問題以及進行經濟運行的控制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智力支持。但必須指出的是,三位經濟學家在很多問題上是存在不同見解的,尤其是在看待資本主義經濟時,三個人所得出的結論是完全不同的。究其原因,一種理由是任何一個經濟學家都是其所處時代的產物,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經濟環境對其經濟學說都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亞當·斯密是所謂的「樂觀主義早期的資本主義」的產物,馬克思是「最黯淡的工業時代的犧牲品」的代言人,而凱恩斯則是「資本主義大蕭條」的產物。結合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對他們主張的異同進行分析是有意義的。一、放任自由經濟的擁護者———亞當· 斯密現代經濟學始於1776年的巨著《國富論》,作者亞當· 斯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主張放任自由。在那個時代,長期以來一直佔主導地位的思想是重商主義,這種思想認為世界經濟是停滯不前的,所以一國的發展只能以其他國家後退為代價。那時的經濟文明建立在奴隸制或農奴制的基礎上,財富的獲得手段主要是掠奪或剝削。結果是,歐洲國家在國內建立了政府壟斷,在國外支持殖民統治並掠奪窮國的金銀財寶及其他珍貴商品。在這種重商主義思想下,一個國家的財富以金銀衡量,以致他們不擇手段地獲取金銀並通過高稅收方法限制其外流。亞當·斯密譴責這種高關稅和貿易限制。他認為,保持這樣的貿易順差是荒唐的,因為這極大地降低了各國的商品生產能力。他提出了「自然優勢」論(即比較優勢)———每個國家都能生產具有自己比較優勢的商品,從總體看,這能生產出更多更便宜的商品,從而使貿易的各方受益。亞當· 斯密提倡「自由」原則,即每個人都能自由地從事自己想做的工作,而不受到政府的干預。他鼓勵勞動、資本、金錢、商品的自由流動,認為這樣的經濟自由不僅能使經濟繁榮,也能使人權得到尊重。他支持工資的市場化,反對政府干預工資的上調,他本人同普通工人一樣,也期待工資上調,但前提必須是市場的自發調節而不是政府的主動調節。他認為人們有權決定儲蓄、投資與資本積累,不應受到政府干預。在亞當· 斯密的經濟自由理論下,財富創造就不再是一個零和遊戲,不再造成利益衝突,反而能使各方利益歸於一致。亞當· 斯密是一個激進的改革者,因為他首次提出了包含市場自由性與政府有限性的自由民主思想,即「大市場(Big Market),小政府」———市場將通過價格自動調整供給與需求,並使之達到最優,政府只需要提供諸如國防教育之類的公共服務,而不應對市場進行干涉,政府在市場中只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他認為,只有如此,才能實現國家的繁榮、促進國內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財產公有制理論的開創者———馬克思如果說亞當·斯密是資本主義自由放任思想的創造者,那麼,可以說馬克思就是資本主義的毀滅者。亞當·斯密認為個人利益的自由追逐能達到最優結果,看不見的手會自動引導他們達到應該達到的狀態,而馬克思卻認為這會導致無政府狀態的危機,只有財產公有制才能使他們的生活狀態更好。馬克思在經濟學上提出了許多學說。勞動價值論認為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剩餘價值論認為資本家所得的利潤皆為剩餘價值,資本家和地主是勞動的剝削者;隨著競爭加劇,利潤的下降、資本積累、壟斷權力、無產階級的大規模失業將導致「更加廣泛和更具破壞性的」經濟危機。在其巨著《資本論》里,馬克思試圖創造一個不同於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的世界。他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認為資本主義有其致命缺陷,維護的是資產階級及商人的利益,殘酷地剝削工人,勞動力僅僅變成了廉價商品,而完全沒有靈魂,這種體制天生的缺陷就是會導致其經常發生經濟危機,而後將自我毀滅。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號召無產階級行動起來,以暴力手段推翻資產階級政府。他特彆強調「暴力」這一詞,因為如果不使用暴力,資產階級政府是難以主動倒台的。除此之外,他還表示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必須以財產的公有製為基礎,因為私有制是階級鬥爭、利益衝突、奴隸制形成的根源。沒有私有財產,就不會有買賣,就沒有交換的必要,從而金錢就會被淘汰。他提倡中央集權,由中央政府安排生產與消費,在這種體制下,沒有交換和金錢,生產和消費同樣能夠繼續存在,甚至可以更加繁榮。三、調控宏觀經濟的主張者———凱恩斯亞當· 斯密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自由放任學說在經歷了邊際革命後,依然遭到了攻擊,其古典理論如預算平衡、低稅率等亦受到前所未有的懷疑。1929—1933年的大蕭條,使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他們呼籲社會主義、中央集權和資產國有化。因而,亞當· 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眼看就要崩塌。幸運的是,凱恩斯在這時出現了。他提出了挽救自由經濟的折衷辦法,避免了資本主義政府的倒台,也避免了西方文明的基礎被摧毀。與馬克思不同,凱恩斯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因為他所有的努力皆在於拯救資本主義,而不是摧毀它。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質上是不穩定的,並且沒有能自動達到充分就業的傾向。然而與此同時,他也認為沒有必要將整個經濟體國有化,沒有必要施行工資管制,也沒有必要介入微觀領域的供給與需求。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掌控好自由放任經濟的方向盤,讓其在通向繁榮的路上行駛。應該怎樣達到這樣的目的呢?他認為,不是通過控制價格和工資,而是通過謹慎地使用政府預算赤字將錢花在公共支出上,以擴大經濟的總需求並恢復民眾的信心。一旦經濟回到了充分就業的軌道上,就可以停止使用預算赤字的方法,此時亞當·斯密的古典理論將會自動地發揮作用。凱恩斯的總需求管理使人們開始相信,人們可以靠自己來決定經濟的命運。他認為政府能夠以增加或減少總需求為條件消除資本主義固有的經濟周期,卻不需要消滅資本主義自身。同時,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也能在微觀層面發揮作用。事實上,凱恩斯使其在經濟理論上的主要對手———馬克思主義,在發達國家的步伐完全停止了。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於三位經濟學家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角度不同,導致他們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亞當·斯密認為市場經濟體制是完美的,能夠自行解決發展中的問題,「看不見的手」是萬能的;凱恩斯以資本主義制度為前提,認為國家對經濟的適度干預能夠更好地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和解決經濟問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產生於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也必然會在進一步的發展中消亡,但是必須承認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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