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的《四書釋義》

◎ 王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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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科舉制度從漢武帝在公元前124年創建太學「開科取士」開始，到1905年廢止科舉制度，期間持續了兩千年，基本跟統一的王朝體制相始終。余英時先生說：「『科舉』可以說是統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過公開考試的方式，向全國的『士』階層中選拔人才，納入整體的行政系統，擔任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職務。」

科舉考試的文本，作為帝國系統的精神基礎，堪稱「茲事體大」，不能不特別重視。從漢武帝到宋代都是以「五經」試「士」，五經本來是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因為樂經散佚，剩下「五經」。元代開始改以「四書」試「士」，基礎文本是朱熹的《四書集注》。所謂「四書」就是大語孟中，大是《大學》，語是《論語》，孟是《孟子》，中是《中庸》。

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裡，四書五經作為科舉考試的基礎文本被誦讀詮釋，其對中華民族的塑造定型，自然是至深至遠，就算科舉制度廢止一百多年，很多人不再讀四書五經了，但很多思想精神乃至語言習慣，仍然以各種方式存在並發揮影響力，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也因此，說到中學或者國學，四書五經佔據核心地位是很自然的。也因此，海外學者論及世界文明會把東亞這一片地區視之為「儒教文明圈」，雖然儒釋道三家各有各的勢力和功用，但到底以儒家學說為主流，成為中國文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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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五經，或不可分。今天的學者還有用五經解四書的，例如台灣的劉祖君先生。但元代開始科舉考試主要先考四書而後試五經也有原因，這個原因，我的理解是：五經誠如清代章學誠所說主要是「政典」，而四書就不限於是「政典」了，黃榦說朱子「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康熙說朱子「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我們細品這些話，不難覺察出「四書」更具有既形而上又形而下的系統意味。

朱子弟子黃榦在《朱子形狀》中說：「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黃榦的這些話，也是強調四書的根本性、整體性和系統性。四書之重要，也是在於它構成了我們思想的基本框架和操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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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給家人開讀書目錄，四書赫然在焉。他在《四書釋義》中說：「竊謂此後學者欲上窺中國古先聖哲微言大義，藉此探求中國文化淵旨，自當先《論語》，次《孟子》。此兩書，不僅為儒家之正統，亦為中國文化精神結晶所在，斷當奉為無上之盛典。《學》、《庸》自難於媲美。然《學》、《庸》兩書，言簡而義豐，指近而寓遠，亦不失為儒籍之瑰寶，國學之鴻篇。雖當於《語》《孟》分別而觀，正不妨與《語》《孟》連類而及也。」《語》《孟》是儒家正統，文化結晶；《學》《庸》是儒籍瑰寶，國學鴻篇。透過四書，可以知道中國古代聖賢先哲們的微言大義乃至文化淵旨。在錢穆先生的心目中，四書的地位極為崇高。所以，要了解中國文化、學中學或者說國學，一定要首先了解四書。離開四書，則中國文化就無從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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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把《論語》的內容分為九類：1、關於個人人格修養之教訓；2、關於社會倫理之教訓；3、政治談；4、哲理談；5、對於門弟子及古人時人之批評；6、孔子之出處及日常之行事；7、孔子之自述語；8、弟子之誦美及時人之批評；9、孔門弟子之言論行事。其中一二兩項佔全書之半，其餘的占另一半。

錢穆先生說，研究一個偉大的人物，首先要注意其一生之行實，其次其人之性情，以至於日常瑣事；要考察一個人的真精神所在，就要看其人格的真相，讓這個人格真相活現於我之腦際，自明晰而感親昵，自親昵而生了解，然後乃研究其思想學說之大體，乃為得之。錢穆先生的這個意見很有意思，一個人的思想不能只看文字文本。我以為並非任何一個人都要這樣去研究他，值得這樣去研究的是具有聖人意味的人，因為這樣的人除了思想有價值，他這個人本身更是思想的化身。如果這個人的思想跟人本身分裂，這個人所倡導的東西就不值得我們信奉了。

所以，錢穆先生考察孔子的時代、孔子的事迹。有意思的是，錢穆也觀察孔子的日常生活。孔子的平居氣象：他是恭敬的、和舒的、嫻雅的、微笑的、戲謔的、恬淡而暢快的、從容不迫的、圓滿的；孔子的情感：他是誠懇濃郁的、是自然流露的；孔子的談論：他不談怪力亂神，罕有談利與命，談仁最多；孔子應對事情的態度：他是流行而圓通的，不固執、不臆想、不想當然、不自私自利，他是篤而慎的。

經過錢穆先生的提煉，我們彷彿看見一個活生生的孔子如顯在目前，他是親切的、近人情的、舒適自在的，但同時他也是有原則的、有敬畏的、有區別的，是一個很圓融的、通達的長者，所以，孔子是相當具有人格魅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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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說孟子的重要性有三點：1、發明性善之義，這是中國傳統政教之綱領，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之依託；2、孟子提倡養氣，孟子說性善，是指人的本體就是性善，說養氣則是小我的慎獨功夫，也就是每個人動搖要有自己的修養；3、孟子言知言，因為孟子知道性善，能夠養氣，所以孟子知道一個人到底想表達什麼意思，孟子的這個貢獻，類似古希臘的蘇格拉底。錢穆先生說孟子生於亂世，外則發明人性之善，內則自盡吾心，以知言養氣為重要的事務。一個時代要想撥亂反正，必須倡導孟子之學，必須遵守孟子之道，然後才可以企及孔子。

錢穆先生有專章概述孟子與門弟子對於士生活的意見。如孟子認為，「士」推廣「道」、奉行仁義，就不應該被認為是「無事而食」或者「不耕而食」，當然應該「得食」甚至被諸侯供養。錢穆說，戰國時期，貴族制度已遭到破壞，平民有些參加政治活動的，慢慢形成為一個士人階級。這些士人，進可以加官晉爵，退起碼不用從事勞役。有些像蘇張縱橫之徒，以獵取富貴為目的，他們是孟子特別厭惡的。孟子提倡的是仕禮，亦即是士人的行為準則。士人不應該輕易去當官，除非是為了免死。就算是出仕也是有原則的。這孟子與門弟子的議論表明孟子不是一個迂腐的書獃子，也不是一個沒有原則的老滑頭，他能夠審時度勢，在複雜的環境中維持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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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認為《大學》出自曾子與其門人，實不可靠。而《中庸》也決非出自子思之手。但雖然如此，兩書的價值仍然存在。《大學》闡發入門以及修行的次第，《中庸》則陳義甚高。學習《論語》、《孟子》，最後總是會要旁及《學》《庸》。

《大學》的重點是「三綱」、「七證」、「八目」。《大學》的「三綱」是開篇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順便說一句：南懷瑾先生認為有四綱：三綱之外，還有一綱是「道」。《大學》有「七證」：「知、止、定、靜、安、慮、得」；《大學》的「八目」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修養的次第把我們的人生做了一個完整的規劃，雖然，每個人都是凡夫俗子，但按照修行的次第進行下去，都可能成為聖人。

錢穆按照朱熹的《中庸章句》來解《中庸》。關於《中庸》，錢穆說：「朱子注《四書》，既為其畢生精力所萃，而《中庸章句》用心尤密……通觀大體，古今諸家，求能超絕朱子《章句》之右者，尚無其書。故今一仍朱子《章句》之舊，偶刪一二注語，要已存其全體之大貌焉。」錢穆又說：「《大學》不出『性』字，而朱子以性說之。《中庸》不出『心』字，而朱子以心說之。此正見朱子大氣包舉，細心斡旋。在當時實具苦心，所以能夠轉移風氣，重昌絕學，決非偶然。吾儕尚論古人，必貴於深知其世運，而默識其用心。」這裡，朱子所謂「當時」，則是佛學東來之後「彌近理而大亂真」的情況。所以，宋明理學尤其是程朱融釋歸儒，厥功甚偉。錢穆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理解朱子，並認同了朱熹對《學》《庸》二書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