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有感

近日通讀了《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本書，作者張維為以一種獨特的視角對比中西文明和中印文明之間的不同，在中國崛起這個時代課題上試圖探索一條新路。

作者將中國現有的政經體制、社會結構和文明傳統稱為「中國模式」，用以區別「西方模式」和「印度模式」。作者在GDP超越日本，中產階級規模以及政經影響力和國際政治話語權等幾個方面與西方和印度進行對比，著力闡發「中國模式」的優越性。

近日來網路媒體頻頻出現中國加快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呼籲，甚至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副總理李克強也多次公開談論。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更是直截了當的呼喚政治體制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他認為所謂「中國模式」實在算不上一種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經常用「摸著石頭過河」來形容改革探索，中國的經濟體制非市場非計劃，中國到底要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這個頂層設計實際一直以來是模糊的。現在重多社會人士和政經要人不斷呼籲頂層設計和政經改革，可見中國模式自身也存在很大的問題。

若想透徹理解今日之中國，必先了解昨日之中國，也必先了解庶民的中國。在對比「西方模式」的同時，我們還要了解「西方模式」的由來以及「西方模式」的邏輯。這樣才能準確把脈，為中國向何處去提供借鑒和參考。

一、中國文化缺少民主和科學兩大關鍵要義

自五四以來，經新文化的宣傳和學者的努力，揭發出「科學」和「民主」實是救治彌補中國文化的良方。中國歷史有漫長的封建社會，而民主精神和科學思想並未在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中產生，真是咄咄怪事，另無數學者大家困惑不已。

毋庸置疑，現代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必然歸宗於憲政民主，而民主習慣和民主體制在中國之未能生根，實在是一件天大的怪事。現在熱議憲政民主，但是大家都忽略一點，民主實際是先在各個公開或獨立的集團之間實現民主，相互鬥爭，相互約束限制，相互覬覦最高權力，繼而才能全民民主。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演化形成能有與執政黨實力相當的政經集團，客觀也不存在。民主開端在於解除(此處xx代替，你懂的)*和言論自由。而不在於鄉村自治或加強人大權力。無論是一院制還是兩院制，在憲法的框架下政黨集團之間公開競爭對抗才能逐漸培養民主氛圍和訓練民主習慣。多年前曾聞中國欲學校日本自民黨模式，黨內各派競爭上台執政。但日本經濟停滯和民主黨上台後，這種議論彷彿已消失。中國現在不可能再通過暴力革命或顏色革命來實現民主，只能依靠執政黨自身的覺悟和自我超越來完成這個歷史性變化。

中國自古就少有政經集團與皇權抗衡。漢武帝摧抑豪強、打壓墨家、獨尊儒術實際就是取締能與政府和皇權分庭抗禮的勢力集團。春秋以降，墨家勢力極盛，各地均有墨家組織，領袖為巨子，列國之間征戰有時候都要求助墨家人士。秦國巨子的兒子犯罪，秦始皇竟赦免以綏靖墨家。漢初豪強大俠竟然動輒干預朝局、左右宰相人選。

魏晉豪強大族與朝代相始末。有名的王與馬共天下。貴如安樂公謝靈運者遊山玩水都要繞路開山避開土族勢力範圍。科舉取仕的目的之一也是為打擊門閥貴族。中國歷史逐漸在皇權與其它權力的鬥爭中走向高峰，而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也逐漸被滌盪淘洗變得碎裂化，扁平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沒有了階級和世家貴族和勢力集團。

明代朱元璋打擊江南富商，加強歷代宣揚的重農抑商政策，其本質仍為摧毀財經集團膨脹帶給統治集團的壓力。清朝一味閉關鎖國。中國專制皇權的膨脹和鞏固壓抑摧毀了一切社會活力和進步萌芽。中國終於走向保守封閉、教條僵化。準確理解中國歷史才能對未來中國把握方向。

經濟發展、社會活躍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各種政黨、集團、機構、組織等次國家行為體的活躍。人不可能自身影響歷史或社會，只有依託某種集團組織。便觀中國的團體組織，實在找不出什麼像樣的團體組織形式。不是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就是水滸梁山聚義，要麼就是鬆散的結社或王朝家天下政治。中國社會組織學貧乏的很。中國文化里也從沒有對團體組織有過明確的研究，中國文化一直倡導的是私德的完善。然而我們現代這個社會正是需要千千萬萬的、形式各樣的社會團體來改造我們的社會。

二、中國文化缺乏對「公德」的規範

中國古代強調修身、私德好。認為私德好的人方可以執政，而中國傳統文化認為私德好的人會在行公務的時候將其好的私德推廣放大，以利天下。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道行則大行，道不行則隱。指的都是私德的放大和收斂。始終沒有談到公德的界限。修身為私德，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仍為私德。公德要采公議，決公務，行公溥。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中國傳統八段式人生箴言其實可分作兩段：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可靠自己完成，屬於私德範疇；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少靠兩人以上完成，靠自己完不成，故而屬於公德範疇。一人為私，兩人為公。靜坐但求已過，慎獨，這都是可通過反求諸己自我修鍊完成的；齊家治國平天下，就得遇事商量，尊重公議。

私德和公德完全是兩套東西。私德要求一個人品行好，學問好，修養好，反省力強，坐懷不亂；公德要求人有組織紀律性，有耐心包容力，服從公議。中國素來強調私德，忽視公德。認為聖賢的私德推廣放大可以覆蓋庶民的德行。王陽明跳出來講：滿街都是聖人。徹底推翻了私德的狹隘和虛偽，認為德不專私，天下有種普遍的德行既公德是可人人通過學習而獲得。

三、西方民主社會和自由市場經濟源自自由民對封建的反動

中國自古在觀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田畝什一而稅、服力役彷彿是自然自明的事。從沒有人追究過稅的合理性問題。在西方中古社會，農奴人身不自由，連他本身也是封建貴族、領主的財產，自然也談不上稅的問題。只是在商業和城市復興以後，一部分農奴獨立為自由人，相互結合在自由市內進行自治，擁有獨立的武備、行政機構、外交內政權利，自行組織基特爾（行會）管理從業者等等，以對抗其他封建勢力的侵蝕。這時候現代的稅制才真正產生。納稅成為每個脫離領主封建統治後免於再度淪為農奴的保護費，納稅人要求自由市的政府機構保護其商業自由和人身自由。隨著封建領主的衰落，逐漸向擁有大量財富的商業自由市借貸用於戰爭或者其他，以地租為主的封建經濟勢力逐漸瓦解。原始歸位，封建社會稅賦起于田租，或以田租為衡量依據。商業社會賦稅則是要求政府保障其貿易自由，無論戰爭還是其他一切有助於提升商業競爭的公共行為，涉及補充征免稅的，都要經過眾議。這是稅的合理性根源。因為稅實際涉及每個人切身利益，因此便有了議會召開來平衡解決財政和賦稅問題。西方的民主習慣便逐漸培養形成了。

四、中國為一倫理本位的社會，急需進行現代化改造與轉型

著名學者梁漱溟曾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國為一倫理本位的社會。倫理本位的社會有別於西方社會的組織結構，具體表現在：

倫理本為社會特點：

1）    精神信仰上：沒有宗教熱情和宗教信仰，崇拜祖先，迷信自然；

2）    社會組織上：以家庭為單位，以親情血緣為紐帶，小農經濟；

3）    強調私德，崇拜聖賢；

4）    缺乏團體組織和集團生活；

西方社會特點：

1）    精神信仰上：信仰上帝，有宗教熱情；

2）    社會組織上：以企業、行會為基礎，以法律為秩序，大工業生產；

3）    強調公德，崇拜偉人；

4）    受團體或集團生活約束和訓練強；

這些差別是中西社會划出了一條明顯的鴻溝，也導致了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中國從蘇聯學會了發展組織嚴密紀律政黨的方法，從西方和日本借鑒了軍隊和企業組織的方法，於是現代中國首次面臨了集團生活，超越了以往範圍較小的家庭生活範疇進入公共生活領域。但是中國傳統文化並沒有與時俱進，仍停留在學習古典經義和試圖恢復文化傳統的窠臼上。指導現代生活的文化傳統並沒有形成，以至於人們對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發展漠不關心，甚至極度缺乏想像力。

改造我們的中國，讓中國真正完成文明型國家的轉型與升級，必須首要改造我們的文化，而改造我們的文化，必須改造我們的社會結構。這便是社會名流和政經要人呼喚改革頂層設計的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