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中國文人畫的價值(25P)

[1-2]中國文人畫的價值(25P)一幅畫什麼都有 詩書畫印 一幅畫什麼都看不見 這就是"文人畫"

文 人 畫

文 / 杜哲森

  中國傳統繪畫重要風格流派。在創作上強調個性表現和詩、書、畫等多種藝術的結合,作者多屬具有較深厚、較全面的文化修養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畫」的稱謂最先由明代董其昌提出,並對其歷史傳承關係作了初步闡述:「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為嫡子。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家黃子久、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缽。」日本美術史家大村西崖和中國畫家陳師曾對文人畫的藝術特點、畫家的身份及歷史淵源又作了較深入的研究。陳師曾的關於文人畫特質的論述,即「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空善」的理論,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沿革 文人畫的形成和發展,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多種因素促成的一種文化現象,它有著一個相當長的演進過程。早在兩晉時代,一些畫家在創作上表現出來的某些創作思想和藝術追求,諸如王□的「畫乃吾自畫」思想,宗炳的「暢神」說,王微對創作中感情成分的強調,以及顧愷之的「形神」理論等等,都應看作是文人畫的濫觴。到了唐代,王維隱居輞川以後,體現著他的藝術觀念和審美情趣的水墨畫,具有了更鮮明的文人畫特色。五代的董源、巨然在山水畫創作上追求平淡天真和筆墨情韻,又為文人畫的發展提供了直接的藝術規範。到了北宋,文同、蘇軾、米芾等人更在創作實踐和理論批評上為文人畫廣為張目,影響所及,使文人畫成為一股有相當影響的藝術思潮,開始從院體畫與畫工畫中分化出來。但文人畫的鼎盛期是在元代,眾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了厭世和逃世心理,將繪畫作為個人進行精神上自我調節的手段。在這個過程中,趙孟□、柯九思強調以書入畫,錢選提出「士氣」說,倪瓚鼓吹「自娛」思想,更多的畫家則是將具有象徵意義的梅蘭竹菊(史稱「四君子」)作為自己的表現題材,用以標榜個人的志節情操。這樣,畫家的主體意識被進一步強化,文人士大夫的藝術觀念和審美理想在創作中也就得到了更突出的表現。延至明代,文人畫已上升為畫壇的主導地位,並直接影響到了清代繪畫的基本格局和審美取向,形成了獨具民族特色的繪畫體系。朱耷、石濤及揚州八怪突破四王的籬絆,開創了新局面。文人畫又經趙之謙、吳昌碩影響到現代的齊白石、潘天壽等人。

  特徵 文人畫是一種綜合型藝術,集文學、書法、繪畫及篆刻藝術為一體,是畫家多方面文化素養的集中體現,尤其和書法的關係更為密切。書法中的點、線和筆畫間組合不但是構成藝術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欣賞對象。運筆的疾徐輕重,點線的疏密粗細所形成的特有的節奏和韻律,要能體現出畫家創作過程中特有的心態、氣質和個性,並將這些與所表現的事物的形神有機地結合起來,做到心手相應,氣力相合,跡雖斷而氣連,筆不周而意周。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畫更注重水墨的運用,講究墨分五色。王維之所以受到蘇軾、董其昌的極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後期創作中開水墨畫的先河。文人畫家所以重水墨而輕色彩,這同中國傳統繪畫的藝術觀念和審美觀念有直接關係,即傳統繪畫一直不曾把真實地再現事物的表象作為創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內在神韻作為最高的藝術追求。基於這種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學思想,即摒棄華艷,唯取真淳,講究繪事後素、返樸歸真、大巧若拙等等,這些都成為文人畫家在藝術上的自覺追求。文人畫特色和體系的形成,又與文人士大夫將繪畫視為精神調節手段有關,創作對這些畫家來講,起到的不過是一種精神舒絡的作用,這樣,不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簡單的工具(筆、墨、紙),最概括的語言(黑、白、灰3色),傳達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為創作中的必然的選擇。

  基於以上幾方面的特徵,又決定了文人畫在題材選取上有趨同傾向,即山水、花鳥、尤其梅蘭竹菊等成為傳統的表現題材。相對來講題材是比較狹窄的,為了克服這一局限,題款在創作中起到了深化主題、豐富意蘊的重要作用。相同的題材,通過具有不同含意的題款,可以揭示出每個畫家(或同一個畫家不同作品)的不同的創作用心和藝術追求。

一個怪胎——「文人畫」出現的偶然

來源:《江蘇畫刊》文:沈勤

水墨畫在宋之前與文人並無多大關係。反之,文人與畫在宋之前也無關聯。

  繪畫藝術對那些立志高遠的文人只能算做雕蟲小技,而書法則是文人存身立命的門面。至唐代開科舉,書法更是文人獲取功名、進身仕途的必修課目,書法不好者不能通過考試。 不過,對照同時代的書法與繪畫,這兩個藝術門類之間在各自的發展脈絡中相互影響。從春秋至秦、漢,我們從屬於繪畫門類的漆器紋飾與絲綢的紋飾中,看得見繪畫意識要先於書法,看到的飛動著、變化著的線條已經具有了獨立被欣賞的抽象美了。而此時的書法更多的還是一種「寫字」。漢代,具有自主意識的畫匠們,開始描繪現實生活中的一切,像兒童一般,對世間的一切充滿新奇。等不及新技法的準備成熟,幼稚的思維已創造出中國美術史上最充滿生命力的圖像。

  南北朝時,書法先於繪畫迎來了第一個高峰。門閥士族擁有對學識資源的絕對壟斷權,讀書、習字、文章、做官,順理成章,在他們的手中,終於把寫字弄成了藝術。

  而繪畫還在消化著由西域傳入的新技法,與宗教和教化互為表裡,與文人的心理需求和書法的形而上形態還相距甚遠。

  終於,人物繪畫與書法藝術在唐代一同站在了各自的峰頂,而各自作者的地位卻不可同日而語,書法大家多為高官,而畫家則地位卑微。青綠山水的開派大師李思訓,在唐朝廷供職,一日皇帝興起,當眾讓他們畫畫,李覺得是對他的羞辱。由此可見,唐時繪畫相較書法的地位之低下。

  魏晉以來,由漢代的「入世」生活,轉向「出世」的田園生活,是文人在精神上的需求,但不管「入世」還是「出世」作為這主體的「人」也只是挪個地方而已。看顧愷之的《洛神賦》,圖中「人」還是風景中的主角,就是最準確的說明。

  到了唐代,自然山水、邊塞大漠成了文人書法豪情的借用物,情景交融。魏晉時的那個「人」在精神上已經化作唐代的高山、大河、荒漠。獨立的山水詩達到了頂峰。

  「仕」文人的喜好:肯定要影響繪畫的選題取向。獨立的山水畫在唐代起步(所謂「獨立」只是相較人物畫而言,硫不是畫者在精神上的獨立)。此時的山水畫,與「詩」的文學描繪有關,但與「詩」的情緒無關。

  看唐代的青山綠水,基本就是顏色地圖。

  五代小國君主們過一天日子是一天,興不起大風浪,就是寫詩畫畫度日。南京的皇帝一心寫詩、養畫家,而四川的皇帝辦起了畫院。畫家的地位自是提高許多,但與「文人」、「書法」還沒有碰面的副業。

  因為是業餘選手,對於複雜技法下的再現性繪畫方法根本無從談起,另一個困難則是時間上的投入,主業是政治家的文人業餘畫家,官場上勾心鬥角後還能有多少時間留給繪畫?所以聰明的蘇東坡們只能另闢蹊徑,書法是他們的強項,那麼就用書法的標準去評畫。

  因為是文人,所以他們有理論;因為是身居高位,所以有影響。

  由他們的影響力去倡導他們的理論,在宋代也不過是說笑而已,但是書法終於與繪畫碰面了。兩個中國藝術史上最完美的門類——「書法」與「宋畫」的會合實在是中國藝術史上的悲劇!兩種極至的語言,寫實與抽象,將要在後代雜交成不倫不類的「文人畫」。寫到此處,只想為中國繪畫致哀。

  元朝的外族侵入,從此改變了中國繪畫的方向,卻成全了蘇東坡的玩笑。

  自漢以後,一直作為社會領導層的文人,在亡國後其心理上遭受到打擊,決不會是後世的美術史所描繪的那麼輕鬆。

  漢人淪為社會的下層,而文人匯聚的江南漢人更是下層中的下層,其社會地位是中國歷史上至今為止最為低下的,排在妓女和乞丐之後。人格尊嚴的受損與羞辱不敢想像!科舉的廢除對文人更是致命一擊,這一次,文人要真正地歸隱山林了(在此前,「歸隱」一直是文人們心理上的家園,仕途通達才是他們真正的心之所往)。

  生活和尊嚴一落千丈,作詩作畫成了「苦讀」後無所事事的文人消磨時間、忘記痛苦的良方。

  不過,這種作習時間的改變不足以讓回家丟棄那麼精美的「宋畫」,而去創造退化的「文人畫」。

  真正畫風的改變是經濟上的原因。宋朝有皇家供養著畫家,這給那些有天份、但貧窮的畫家鋪出了一個施展才華的田地,試問百年時間能出幾個天才?元朝的自謀職業,這一刀就砍去了不知多少個天才。那麼就剩下幾個世家文人,靠積蓄的銀兩還能擔負業餘的「寫意」之用,不「寫意」還能畫什麼呢?

  宋朝的宮中有使不完的絲絹供大批畫家去創作精美的暈染寫實的山水、畫、花鳥畫。元朝這種昂貴的絲絹材料靠自己是萬萬負擔不起的。況且有錢還得有地方去買。據記載,元初時江南一地大片桑樹林被毀,絲綢業發展停滯,僅有的一點絲綢,蒙古人還能容你最下賤的南漢的文人使用?

  這就是我們後世所見的大改變。一入元,用絲絹材料畫的「寫實」法變成了生宣上的「寫意」法。

  繪畫材料的改變對畫法的改變是決定性的。宋朝成熟的暈染法用在生宣上幾乎是不可能的。放棄「暈染法」,在生宣的紙上用干筆點點、用濕筆草草地快速畫完,它不「寫意」,它還能寫什麼?

  另一原因是宋皇宮中大量的藏畫對畫家非常有幫助,而入元後,畫畫的人肯定是一張也難以見到。文人世家可能會有幾張藏著,但中國人的習慣,也不會讓家藏示人。關起門來,偶爾張開,就這麼一藏又會砍斷多少天才與宋畫的關聯。

  只有在絲絹上才能營造出的」詩「的實境,在生宣上已經不能被一絲一毫地感覺到了。

  女人畫的畫怎能看不出詩意呢,為補上詩意的不足,乾脆用熟練的書法寫上「詩」,文人畫誕生了!

  宋代的畫是畫中有詩。此後的畫是畫中寫詩。

  文人的文氣只在書寫的詩中賣弄。而過去文人創造的書法,入畫之後我們也只能在絲瓜藤、葡萄藤上看見了。

  一個怪胎,我們還以為是特點。一幅畫什麼都有,詩、書、畫、印,一幅畫什麼都看不見,這就是「文人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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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蘇 軾 《枯木竹石圖》

蘇軾強調繪畫抒寫主觀情感的功能,主張詩畫相融相通,要求作品有詩的境界,物象有活的精神,是宋代文人墨戲的創導者與實踐者。他的傳世作品《枯木竹石圖》,繪干扭枝曲的枯樹,若掙扎伸展,堅硬頑強;雖筆墨不多,卻有孤傲險怪之氣,與其傲岸豪放的性格相一致,抒寫了胸中的磊落不平。

[元] 吳 鎮 《漁父圖》

「元四家」之一。吳鎮身清寒,孜孜繪藝不求聞達。所作山水、人物、花鳥,以濕筆見長,粗頭亂服,淋漓渾厚,淳樸天真,充滿野逸之趣,以寄託自由不羈、歸隱江湖的志。

[元]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局部

黃公望是繪畫史上所稱元四家」(注:「元四家」是指元代四位突出的山水畫家:黃公望、倪瓚、吳鎮和王蒙。)的重要代表,對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其作品被明清的山水畫家奉為經典,至今仍有很大的影響。《富春山居圖》是他晚年藝術進入自然渾成化境的精心佳構,也是他存世作品中的最恢弘的巨作。《富春山居圖》原作為紙本,水墨,高33cm,長636.9cm。描繪的是浙江富春江兩岸初秋景色。畫中峰岳起伏,坡地沙堵,變化無窮:「凡數十峰,一峰一狀,數十樹,一樹一態,雄秀蒼茫,變化極矣」,有「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的藝術效果,充分體現了黃公望發揮筆墨情趣的獨特藝術神髓。

[五代] 巨 然 《秋山問道圖》

巨然繪畫善用長披麻皴,焦墨苔點,更在山頂上多頭,或水邊岩下布以煙雲嵐氣,以通密林群峰的壅塞之氣,明潤郁蔥,寄託隱於林泉的閒情逸緻。

[元] 王 蒙 《秋山草堂圖》

「元四家」之一。「王叔明(蒙)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泛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為宗,故其縱逸多姿,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王蒙的畫法,善變而多巧妙,喜畫重山復嶺之繁景,常用解索皴和焦墨點苔。所畫山石峰巒,曲折盤桓,重疊崢嶸。所寫山林樹木,蒼鬱茂密而具有渾遠的空間感。 《秋山草堂圖》畫高山崇嶺,茂樹清淡,山腳草堂臨水,水際荻花蕭瑟,堂內隱者怡然自得。表現出江南自然山川的濕潤,創造出蓊鬱深秀、渾厚華潤的境界。畫上自題小篆書「秋山草堂」四字, 下行楷書又識云: 「黃鶴山中樵者王子蒙為畫於淞峰書舍」。

[元] 倪 瓚 《漁庄秋霽圖》

「元四家」之一。《漁庄秋霽圖》是倪瓚五十五歲時的作品,充分展現了他成熟時期的典型畫風。畫卷描繪江南漁村秋景及平遠山水,以其獨特的構圖顯露個人特色,即所謂的「三段式」。畫面以上、中、下分為三段, 上段為遠景,三五座山巒平緩地展開;中段為中景,不著一筆,以虛為實,權作渺闊平靜的湖面;下段為近景,坡丘上數棵高樹,參差錯落,枝葉疏朗,風姿綽約。整幅畫不見飛鳥,不見帆影,也不見人跡,一片空曠孤寂之境。中國畫極為講究筆法。倪瓚在前人所創「披麻皴」的基礎上,再創「折帶皴」,以此表現太湖一帶的山石,如畫遠山坡石,用硬毫側筆橫擦,濃淡相錯,頗有韻味。其畫中之樹也用枯筆,結體有力,樹頭枝椏用雀爪之筆型點劃,帶有書法意味。畫的中右方以小楷長題連接上下景物,使全圖渾然一體,達到詩、書、畫的完美結合。倪瓚平實簡約的構圖、剔透松靈的筆墨、幽淡荒寒的意境,對明以後的文人畫家產生很大的影響。

[清] 石濤 《梅花圖》

石濤是明清時期最富有創造性的傑出畫家,在繪畫藝術上有獨特貢獻,成為清一代大畫師。摹古派的領袖人物王原祁評曰:「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為第一。」由於他飽覽名山大川,「搜盡奇峰打草稿」,形成自己蒼鬱恣肆的獨特風格。石濤善用墨法,枯濕濃淡兼施並用,尤其喜歡用濕筆,通過水墨的滲化和筆墨的融和,表現出山川的氤氳氣象和深厚之態。有時用墨很濃重,墨氣淋漓,空間感強。在技巧上他運筆靈活。或細筆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線勾斫,皴點並用。有時運筆酣暢流利,有時又多方拙之筆,方園結合,秀拙相生。石濤作畫構圖新奇。無論是黃山雲煙,江南水墨,還是懸崖峭壁,枯樹寒鴉,或平遠、深遠、高遠之景,都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他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寫之景傳達深邃之境。石濤還講求氣勢。他筆情恣肆,淋漓洒脫,不拘小處瑕疵,作品具有一種豪放鬱勃的氣勢,以奔放之勢見勝。

[宋] 范 寬 《雪景寒林圖》

范寬是北宋初(與李成、關同齊名)「三家山水」畫家之一。三人都師承荊浩,屬北方派系,即描繪的多半是黃河中游一帶的崇山峻岭。而范寬的畫風更顯雄傑、渾厚,尤其獨創一種畫「雪」的景觀,在北宋山水畫中成就較為卓著。范寬畫山創造性地以一種短條子皴結合點簇的筆法表現山的質地。他存世的作品雖不多,從現有幾件作品看,足見其藝術功力之深厚。范寬有句山水畫名言:「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於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道出了中國山水畫古代美學規律。

[清] 鄭板橋 《石壁蘭竹圖》

「揚州八怪」中最受人們稱道的畫家是鄭板橋。他有詩、書、畫三絕,三絕中又有三真:真氣、真訣、真趣。他的蘭、竹之作,遍布世界,馳譽中外,深得人們的喜愛和推崇。鄭板橋善畫蘭,竹,石,尤精墨竹,學徐渭,石濤,八大的畫法,擅長水墨寫意。在創作方法上,提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階段論。鄭板橋特彆強調要表現「真性情」、「真意氣」。他筆下的竹。往往就是自己思想和人品的化身。他的墨竹,往往挺勁弧直,具有一種弧傲,剛正,「倔強不馴之氣」。

在藝術手法上,鄭板橋主張「意在筆先」,用墨干淡併兼,筆法疲勁挺拔,布局疏密相間,以少勝多,具有「清癯雅脫」的意趣。他還重視詩、書、畫三者的結合,用詩文點題,將書法題識穿插於畫面形象之中,形成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尤其是將書法用融於繪畫之中,畫竹是「以書之關紐透入於畫」。畫蘭葉是「借草書中之中豎,長撇運之」,進一步發展了文人畫的特點。

[清] 趙之謙 《花卉冊》

「海上畫派」重要畫家,篆刻家,是「前海派」代表人物,書法,繪畫兼有巨大成就。

趙之謙在繪畫上繼承徐渭、石濤、八大等人的傳統,並融入自己的治印和書寫之法,尤其寫意花卉最為人稱道。他的花卉畫內容,除傳統題材外,還喜畫溫州、福州等地的奇花異卉,如葵樹、繡球、鐵樹等,並擴大到日常菜蔬,如白菜、蘿蔔、地瓜、蒜頭等。布局經營也很獨特,構圖飽滿嚴整,而且詩、書、畫印有機結合。他的筆墨也富有特色,酣暢而又嚴整,潑墨寫意中不失形象之真實。他還將篆、隸的用筆融於繪畫,顯得峻勁深厚,古茂沉雄。在敷色方面,他善於運用紅、綠、黑三種重色,在對比中求協調,使畫面濃麗強烈,一反淡雅格調。堅實的筆墨與鮮明的色彩,使作品收到雅俗共賞的藝術效果。

[明] 徐 渭 《墨葡萄圖軸》

明代傑出書畫家、文學家。

徐渭的《萄葡圖》純以水墨寫葡萄,隨意塗抹點染,任乎性情。畫藤條紛披錯落,向下低垂。以飽含水分的潑墨寫意法,點畫葡萄枝葉,水墨酣暢。葡萄珠的晶瑩透徹之感,顯得淋漓酣暢。可看作是文入畫中趨於放潑的一種典型。作畫狀物不拘形似,僅略得其意,重在寄興遣懷。此圖將水墨葡萄與作者的身世感慨結合為一。徐渭在畫上自題詩曰: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從中可得知此圖作於五十歲以後,一種飽經患、抱負難酬的無可奈何的憤恨與抗爭,盡情抒泄於筆墨之中。在徐渭筆下,繪畫不再是對客觀對象的描摹再現,而是表現主觀情懷的手段。他又善於以草書之法入畫,此幅用筆,似草書之飛動。淋漓恣縱,詩畫與書法在圖中得到自如充分的結合。其畫面上所呈現的那種亂頭粗服的美,較之元代畫家的逸筆草草,更具有一種野拙的生機力感。正如他自己所說: 「信手拈來自有神」, 「不求形似求生韻」。此圖署款: 「天池」,「湘管齋」朱文印。

[清] 八大山人 《墨荷圖》

清代畫家,清初四僧之一,江西南昌人。1648落髮為僧,字刃庵,號雪個、驢、人屋、八大山人。有許多奇特的畫押,如 「添鷗鶿」、「拾得」。署款「八大」,也常連綴成「哭之」、「笑之」字樣,以寄託其憤懣之情。朱耷兼善詩、書、畫。詩的格調古怪而幽澀,充滿神秘性和諷刺性。書法源於王羲之、顏真卿、王寵等人,而能以禿筆傳達出傲岸不馴的情態和流暢秀健的風神,自創一格。繪畫最負盛名,擅長花鳥、山水,其闊筆寫意花鳥畫,以象徵寓意的手法、誇張奇特的形象、簡樸豪放的筆墨、孤傲雄奇的格調,創造出前所未有的風貌,給後世以深遠的影響。

[清] 吳昌碩 《玉蘭圖》

吳昌碩是晚清著名畫家,書法家、篆刻家,為「後海派」中的代表。吳昌碩的藝術貴於創造,他以書法入畫,藝術上別闢蹊徑,齊白石曾詩道:「我欲九原為走狗,三家(指徐渭、朱耷和吳昌碩)門下轉輪來。」 吳昌碩最擅長寫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影響最大,由於他書法篆刻功底深厚,他把書法、篆刻的行筆、運刀及章法、體勢融入繪畫,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獨特畫風,他自己說;「我平生得力之處在於能以作書之法作畫。」他常常用篆筆寫梅蘭,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筆力得厚老辣,力透根背,又縱橫恣肆,氣勢雄強,布局新穎,構圖也近書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的格局,或作對角斜勢,虛實相生,主體突出。用色上似趙之謙,喜用濃麗對比的顏色,尤善用西洋紅,色澤強烈鮮艷。

[現代] 潘天壽 《靈岩澗一月》

潘天壽(一八九七—七一年),浙江寧海人,擅長寫意花鳥及山水畫,併兼指墨畫、人物畫;他的繪畫藝術,具有雄渾奇崛、蒼古高翠的獨特風格。這幅作品的整個畫面博大而靜穆,用筆蒼勁挺拔,構圖奇崛險峭,山川野景洋溢著純樸、寧靜、曠野的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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