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軍事失敗原因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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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於：2008-11-24 22: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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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明帝國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內有農民軍大起義，外有滿清虎視眈眈。為維護明朝的統治，明政府必須依靠軍隊來保衛政權，對內鎮壓農民軍起義，對外抵抗清軍的進攻。當時，明朝掌握著全國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擁有一支數量龐大的軍隊，更重要的是明朝有比較安定、富饒的江南地區作為後方基地，如果明政府處置得當，完全可以避免在軍事上不斷失敗，最後導致亡國的命運。明朝在軍事上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重文輕武的體制，使軍隊缺乏生機和活力 明朝初期，武人的地位還比較高，軍隊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視，明太祖、明成祖本人就非常通曉軍務，常親自領兵作戰，這無疑有助於提高軍人的政治地位和榮耀感。但是，明朝初期，就有重文輕武的傾向，無論是朱元璋還是朱棣都對武將嚴加防範。為了朱明王朝的長治久安，特別是有鑒於歷史的藩鎮之亂，朱元璋對武將採取了防範制度，設立了五軍都督府，分割軍權，避免武將專權。朱元璋還大興黨獄，對軍功赫赫的武將大加殺戮，使武人為之膽寒。朱元璋認為治國還需文人，在天下廣建學校，實行科舉制度，通過科舉考試來選拔官吏，對具有科舉功名的士人進行不同程度的減免徭役，大力提高文人的政治地位。朱棣則選拔文臣進入內閣，參與機務，內閣成為常設機構。朱棣以後，內閣制逐漸完善，內閣地位和權勢顯著提高，文臣以進入內閣為榮，內閣常常由大學士充任，武將是被排斥在外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在明朝中後期，造就了一支數量龐大的知識分子隊伍，形成了一個社會主導群體—科舉出身的士士大夫階層，科舉出身的文臣逐漸充滿了明朝的各個部門，即便是兵部尚書，也是由科舉出身的文臣充任，明朝逐漸形成了以道德立國，以文臣治國的制度。同時，由於長久的太平無事，武將無用武之地，在政治上逐漸的被邊緣化，明代中後期，整個社會形成了重文輕武的風氣。以政治地位而論，明軍的最高武職為總兵，而總兵卻無品級，反映出武人的地位之低下。文官治國，雖然有利於國家的穩定，防止武人擁兵叛亂，但也有其弊端，「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督撫監司多文臣，少武略，寇之初起，蔑視為不足平，及其方張，則爭言招撫，曰姑撫之而修我戎備。一就撫，則恬然無事而不為之虞。間有才能練達者，又意見不協，文法拘牽，摩克奏功」。而明季士大夫在國家面臨著內憂外患之際，卻無良策，崇禎帝曾責備文臣們說：「你們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榷，猶然事事如故，召對都成舊套，商榷俱屬虛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又言：「朕自即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為卿等當有嘉謀奇策，召對商榷時，朕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 武將在朝廷上缺乏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武將雖然直接親率軍隊對敵作戰，但是，對於軍事行動的制定卻沒有發言權、決策權。朝中完全是文官的天下，長期重武輕文的制度與風氣，使他們往往輕視武將，將其視為只會廝殺的魯莽武夫，從而更顯出自己的優越感。戰場情況千變萬化，而朝中的官員卻在千里之外對戰況高談闊論、指手畫腳甚至瞎指揮，他們沒有去戰場實地調查，但是卻最有發言權、決策權。明代實行了以文臣制武帥的體制，武將由文臣充任的總督、巡撫等官統領，軍隊的軍餉、組織、管理等事務則由文臣負責。 重文輕武的體制使武將倍受壓制，在太平時期，文武之間的矛盾還不太突出，在戰爭時期，往往導致武將與文臣充任的督撫之間的矛盾重重。督撫在軍中擔任指揮者的角色，上陣殺敵的任務需要武將率領軍隊在戰場上來完成，一旦戰事失敗，卻往往由武將來承擔責任，以至於連崇禎本人對於這種現象也頗為不滿：「今邊疆失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敘功不升，文官朦朧偏心，朕甚惡之。 武將、與督撫的矛盾重重，武將不肯聽督撫的調遣，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明軍在戰場上的一再潰敗。武將與督撫的矛盾實際上是明朝武人與文臣的矛盾，「三百年來，武途積輕，文臣率奴隸視之，一旦有事，以為迫而用我。其庸駑者既選軟畏縮，即知兵任戰者，亦養寇自封。督責之急，不得已力斗取一捷，即高壘自便，策調不前。」武將們不但受文臣的控制，還常常受到皇帝派出的宦官監督。永樂以後，宦官監軍、統領軍隊的現象日益增多，到了明朝末年，宦官在軍中已經是無處不在，「時流賊大熾，命太監臣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為內中軍，分入大帥曹文詔、左良玉、張應昌諸營，名曰監軍，在邊鎮者，悉名監視」，對將帥處處牽制。軍隊將領受朝中鬥爭影響嚴重。明代中後期，朝中黨爭激烈，高級將領也不能倖免，即使像戚繼光這樣功勛卓著的將領在清算張居正的運動中也受到牽連，竟被罷官奪俸。 武將受到重重壓制，必然壓抑了其作戰的積極性，對朝廷產生不滿而產生離心傾向，明末動蕩的戰亂局勢，為武將勢力的上升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明朝末年，風起雲湧的農民大起義嚴重打擊了明朝的地方政權，使朝廷對一些地方失去控制，戰爭的嚴重威脅需要武將來維護明朝的統治，而武將卻消極作戰，積極擴充軍隊，逐漸形成了擁兵自重的軍事集團。其中以左良玉最為飛揚跋扈，不聽指揮，大臣吳甡上奏說：「左良玉跋扈甚，督師（楊）嗣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於曩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弘光時期，除左良玉軍外，還形成了以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為首的江北四鎮，四鎮以定策功自居，不聽朝廷節制，怯於公仇，勇於私鬥，甚至以武力來挾迫朝廷，使朝廷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權，從而使弘光政權在軍事上陷於被動局面。清軍南下時，左良玉軍引兵東下，弘光朝廷的軍隊正忙於打內戰，使北方防線空虛，清軍順利佔領南京，弘光政權覆亡。 戰略抉擇上的失誤 明朝在戰略上的一個重大失誤就是同時「攘外」與「安內」。明朝末年，外有滿清軍隊的進攻，內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使明朝在軍事上處於內外夾擊的困難境地。而明政府對於明朝當時面臨的困境沒有保持清醒的頭腦，從而導致戰略抉擇的失誤。 崇禎時期，明朝面臨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國內的階級矛盾，而不是同關外滿清的民族矛盾。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對明朝威脅最大的是國內的農民大起義。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滿清是無力單方面推翻明朝統治的，清兵連年同明軍作戰，導致國力消耗過大，同時滿清的勢力局限於東北地區，對明朝作戰的戰略空間相對較小。因而，皇太極執政後，急於主動同明朝進行接觸，希望同明朝議和，以便休養生息，充實國力。然而，明政府在與清議和的問題上，出現了重大的分歧，崇禎帝以及楊嗣昌、陳新甲等官員一度希望對清議和，以便獲得喘息之機，專力對付國內的農民軍。但是明朝的官員絕大多數反對明清議和，認為對清議和是莫大的恥辱。出現這種情況絲毫不奇怪，明朝奉行的是以文官治國，以道德立國的體制，在思想觀念上受儒家正統學說頗深，夷夏觀念甚強。從民族主義觀念上來講，對清議和更令人難以接受，當然，這方面也有歷史上的原因，北宋亡於金，南宋亡於元，明人認為宋朝的滅亡在於宋朝對外一再議和妥協，而明朝推翻了元的統治，重建了漢族王朝，使明朝的民族自信心重新受到恢復，天朝上國的大國心態揮之不去；再者，關外滿清是金的繼承者，滿清建立政權之初國號為後金，後改為清，因而，與清議和，無異於效仿北宋、傷害民族自尊心。崇禎四年，皇太極曾與明朝太僕少卿張春有過接觸，「大清有議和意，春為言之於朝，朝中嘩然詆春。」可見，對清議和，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崇禎十五年，崇禎帝委託陳新甲對清進行秘密議，結果消息泄露，朝廷輿論大嘩，指責的矛頭直指陳新甲，導致陳新甲被殺，明清議和失敗。 正如樊樹志先生在《晚明史》中所評論的：「大臣死抱住《春秋》大義不放，用傳統政治理論來否定媾和，使頗有政治主見的思宗也不敢理直氣壯地力挽狂瀾，怯懦地退縮。經過此番波瀾，思宗再也不敢與清朝嘗試和談，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中他已無牌可打了。」 明政府對滿清不妥協、不議和的立場，使滿清主政者十分惱怒，不斷通過武力進犯的方式向明軍進攻，想迫使明朝與其議和。明軍與清兵的連年交戰，不僅消耗了國家大量的兵力、物力、財力，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更重要的是明軍在與清軍的交戰中，損失了許多優秀的將領，如袁崇煥中清軍的反間計而被冤殺，盧象升在抵抗清軍的戰鬥中陣亡，洪承疇在松山兵敗後被俘……更為嚴重的是，明軍與清兵作戰中一再敗北，嚴重打擊了明軍的士氣，普遍對清兵有一種畏敵如虎的恐懼感。孫傳庭說：「自敵南下，我兵實不能一矢加遺。想台省自有確聞，仆何敢妄贅。大約各處兵情，一言北敵，遂無人色，又安能責以交鋒刃？」 以軍事常識而論，一個國家在面臨重大軍事威脅的情況下，應避免同時兩線作戰，以免腹背受敵。崇禎十一年，明軍在對李自成、張獻忠的軍事鬥爭中取得了重大勝利。洪承疇、孫傳庭等率軍大敗農民軍，李自成的殘部所剩無幾，只得躲入深山密林，張獻忠率部在谷城接受熊文燦的招撫，農民軍的烈火暫時被撲滅了，使明政府認為國內局勢已經安穩。就在這時，清兵再次越過長城，大舉南下，一路攻城略地，勢如破竹。明政府認為「攘外」重於「安內」，令洪承疇、孫傳庭率大軍抗擊清軍，使中原兵力空虛，給了農民軍趁機重新復起的機會，崇禎十二年，張獻忠在谷城再次舉起反明的大旗，各地農民起義軍紛紛響應，又形成了新的高潮，特別是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日益壯大，成為反明的主力軍。此後，明軍面對農民軍、清軍的兩方進攻，不得不同時兩面作戰，在戰略上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對於這種情況，清人趙翼一針見血地指出：「外有我朝之兵，內有流寇之擾，南討則慮北，北拒則慮南，使早與我朝通和，得以全力辦賊，尚可掃除。」 明崇禎朝滅亡後，弘光政權在南京成立，當時，滿清軍隊已經入關，佔領了北京，並不斷地追擊李自成的大順軍，民族矛盾已成為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弘光政權卻堅持「款清滅寇」的方針，繼續把農民軍作為為主要敵人，從而導致戰略抉擇的失誤。清軍與大順軍在北方交戰，很多投降大順政權的原明朝官員開始反叛，轉而擁護弘光政權，清軍又立足未穩，北方地區出現戰略真空，但弘光朝廷在軍事上不主動出擊，抗清北伐，反而擁軍觀望，喪失了收復北方失地的大好機會。不久，清軍擊敗大順軍主力，揮師南下，順利地佔領南京，弘光政權滅亡。 軍事體制上的弊端 明朝在政治上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體制，「內重而外輕，君尊而臣卑，法相繩而權相制，雖有奸臣，不能作大逆；雖有豪傑，不能建奇勛。」在軍事指揮體制上也是如此，明代中後期，在軍事指揮體制上，逐漸形成了朝廷——總督、巡撫——武將的三級指揮體制，指揮權高度集中在朝廷手中，總督、巡撫權力次之，武將及其軍隊則作為命令的執行者。 此外，朝廷還以宦官充任監軍，隨時隨地監視著軍隊的一舉一動，軍隊被朝廷統得死死的，毫無自主權，軍隊在千里之外作戰，朝廷卻牢牢的掌控著軍隊的指揮權，而文官充斥的朝廷往往善於高談闊論，真正通曉兵務的卻很少，極容易導致盲目指揮、草率的作出決定。作為朝廷委任的督撫，其實際指揮權力也非常有限，熊廷弼曾悲憤的上疏言：「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哄然言師勞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哄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退一步講，即使朝廷對戰場局勢判斷正確，但朝廷旨意往來頗費時間，其時戰場形勢千變萬化，而軍隊卻在等待旨意行事，不敢擅自採取行動，常常錯失戰機，甚至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面。 高度中央集權的軍事指揮體制，在實踐中對明軍造成惡劣的影響，一些重大戰役因朝廷的直接干預而導致失敗。崇禎十四年，洪承疇奉命率軍解錦州之圍，通曉兵務的洪承疇認為清方實行的是圍點打援的戰術，主張打一場持久戰，而朝廷卻好大喜功，想速戰速決，極力催促洪領兵出戰，最後導致明軍在松山被圍，糧草斷絕，軍心渙散，明軍慘敗，連洪承疇本人也被清兵俘獲，後投降了清朝。松山兵敗，明朝不僅喪失了十餘萬精銳之師，更重要的是使明朝失去了被農民軍視為勁敵的統帥洪承疇。 崇禎十五年，孫傳庭在柿園之役中被李自成打得大敗，便退回陝西，準備扼守潼關。孫傳庭在陝西大力屯田積糧，整治軍隊，積極擴軍備戰，訓練新兵，製造火器，「三家出壯丁一，火車載火炮甲仗者三萬輛，戰則驅之拒馬，止則環以自衛。督工苛急，夜以繼日，秦民不能堪。」孫傳庭的這種做法加重了陝西地區的負擔，一些士大夫便製造輿論，想促使孫傳庭早日率軍出關，而崇禎帝本人急於剿滅農民軍，中原又無兵可用，便於崇禎十六年命孫傳庭以兵部尚書銜總督七省軍務，授尚方劍，催促孫傳庭速領兵出關赴河南作戰。就當時天下形勢來說，對明朝非常不利，經過多年作戰，明軍主力部隊損失慘重，只剩下遼東的吳三桂部、陝西的孫傳庭部、湖廣的左良玉部，這三支軍隊形成「品」字形，勉強維持守局。吳三桂要鎮守遼東，阻擋清兵進入內地，不能輕易調往關內與農民軍作戰，機動部隊只有左良玉部和孫傳庭部，左良玉部人馬雖眾，但降軍居多，飛揚跋扈，不肯受朝廷指揮，孫傳庭部的戰略地位就顯得非常重要，孫傳庭本人主張固守潼關，積蓄力量，以待時機，而李自成農民軍接連在中原戰場上取得勝利，士氣高，顯然，孫傳庭出關作戰帶有很大的風險。在朝廷的一再催戰下，孫傳庭迫不得已率軍，孫出關時頓足嘆息說：「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孫傳庭出關後不久，果然被李自成打得大敗，孫傳庭本人也戰死沙場，李自成順利地佔領潼關、西安，孫傳庭部被消滅後，免除了農民軍的後顧之憂，為李自成向北京進軍創造了有利條件。此後，明政府再也無力組織大規模的會戰向農民軍反撲，只能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了。 明朝自立國以來，具有濃厚的鎖國傾向，是「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不主張對外擴張，明朝的疆域與漢、唐相比要小得多，明朝武功與漢、唐相比也遜色得多，因而在軍事作戰思想上，存在著重防守而輕進攻的傾向。為了阻止北方蒙古軍隊的南侵，朱元璋在北方沿邊地區分封了九個藩王，以藩王來守邊，朱棣奪取帝位後，實行削藩政策，解除了藩王的領兵之權，朱棣本人親自統兵多次北攻蒙古，但始終未能解除邊患，「元人北歸，屢謀興復。正統以後，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甚重」。明朝為了守衛邊防，開始大規模的整修長城，「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綿亘萬里，分地守御」。 明代後期，火器有了很大發展，在軍事作戰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特別是在遼東戰場上，明軍雖在遼東的野外戰場上屢次戰敗，但在守城的戰役中利用火器的優勢重創敵軍，取得了寧遠大捷，並用紅夷重炮擊傷努爾哈赤，使努爾哈赤不久死去。但火器的應用也使明軍形成了長於守城而短於野戰的弊病，缺乏機動作戰的能力。「明末兵器莫奇於火炮，然兵之弱反因之，恃此則十步之內無兵也，況復遺此焚身者與敵，適自敝其圍哉！」士兵們對火器產生了依賴思想，缺乏勇往直前、拚力作戰的勇猛精神。孫傳庭曾在陝西大量製作新式火器「火車」，希望憑藉火器來同農民軍作戰，但在野外戰場上，這些火車兵被李自成的騎兵沖得四散逃命，「脫挽輅而奔，車傾塞道」，毫無用武之地。 國家財政困難，影響軍隊的戰鬥力 財政與軍隊是封建國家的重要支柱，「歷史學家似有公議，認為明代之覆亡由於財政之破產。迄止1644年明軍欠餉達白銀數百萬兩，很多士兵已經經年累月領不到餉。」在保障軍隊的軍餉方面，明朝一直有預貯銀兩的制度，但是在明季遭到破壞，「按祖制：省直各有預貯銀兩以備急用，多者幾十萬，少者十餘萬：如薊鎮則有銀八萬五千有奇，貯遵化縣庫，名曰『備邊』。江南有銀十萬兩有奇，貯鎮江府庫。浙江有銀十七萬兩有零，貯溫州府庫，名曰『備倭』。他省仿是。地方猝有變亂，不煩催科，不支官帑，事可立辦。自魏忠賢生祠開端，咸取給於是，造祠者十之二三，余皆入撫按司道私囊中矣。」明朝末年，遼東戰爭軍費開支巨大，北方各地又發生了大規模的旱災，而各級官吏、將領貪污成風，導致軍隊軍餉、糧餉嚴重不足，國家財政嚴重困難。崇禎末年，國庫已經空虛，軍備開支要依靠內帑維持，十七年春正月，「朝罷，召對閣臣，揖，賜茶，閣臣云：『庫藏久虛，外餉不至，恃者皇上內帑耳。』明帝（崇禎）默然良久曰：『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語畢，泣下」。 國家財政困難，嚴重影響了軍隊的穩定、建設和發展。因拖欠軍餉而發生的軍隊嘩變事件也多次發生，崇禎元年七月甲申，遼東寧遠軍以軍糧四月不得，大嘩，執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推官蘇涵，置譙樓上，棰擊交下，括賞金得二萬，不厭，遂借商民得五萬」，而「宜不越三月，有錦州之嘩也」。官兵的嘩變事件已經成了朝廷的一塊心病，大臣周延儒曰：「關門昔年防敵，今日防兵。前寧遠嘩，朝廷即餉之，又錦州焉。各邊尤而效之，未知其極！今雖予之，當益思經久之策。」皇帝及朝臣們常常以倫理道德說教來分析、解決問題，空言塞責，而不能務實、認真地解決問題： 袁崇煥屢疏請餉，上召對，諭諸臣曰：「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復遼，及清慎為己任；這闕餉事，須講求長！」又曰：「關兵動輒鼓噪，各邊效尤，何以底止！」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軍士要挾，不止為少餉，畢竟別有隱情，古人羅雀掘鼠，軍心不變，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嘗少他月餉，如何輒動鼓噪，此其中必有原故。」上曰：「正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豈遂至此！『羅雀掘鼠』四字，深契聖心。」 明明是官兵生活困難，無以為計，被迫鼓噪，而朝廷卻認為是另有隱情，以「羅雀掘鼠」的典故來為朝廷辯解。 士兵們為生活所迫，不僅嘩變，甚至參加了農民起義軍，「流賊所由起，大約有六：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難民、響馬是也」，可見叛卒、逃卒、驛卒是構成農民起義軍的重要組成部分。 崇禎帝對於軍餉的缺乏也無可奈何，只能讓軍隊自行籌餉。崇禎帝曾對孫傳庭說：「措兵難，措餉更難，朕給而今歲餉六萬金，後則聽若自行設處，不中制。」左良玉的軍隊就曾長期受到軍餉嚴重不足的困擾，侯恂在給左良玉的信中說：「將軍以兵三十萬稱盛，然止有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眾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軍安求之？」軍餉的嚴重缺乏，使軍隊產生離心傾向，左良玉曾向楚王乞二十萬人的軍餉，被拒絕後，左良玉便以乞餉為名率軍沿江東下大掠。 軍餉的缺乏不僅使軍隊的戰鬥力嚴重下降，還嚴重打擊了軍隊的士氣，士兵們無法生活，便只能劫掠百姓，置軍紀於不顧。在戰爭中的非常時期，對於軍紀問題，即便是作為軍中主帥，也常常只能聽之任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的將領甚至支持這種做法，「（左）良玉聞賊將至，遂縱兵大掠而東，所過焚廬舍，夷井灶，雞犬無所留，千里一空，江左大震」。明朝末年，官軍紀律敗壞已經蔚然成風，明軍紀律敗壞是多種因素造成的，如武人地位低下，倍受壓制而產生不滿情緒，但更重要的是，軍隊雖名為國家的柱石，但缺乏物質生活保障，士兵們甚至處於忍飢挨餓之中。士兵的正常生活都無法維持，更別講上陣奮勇殺敵了。 軍隊是國家政權的堅強柱石和保衛者。明朝末年，國家內憂外患，面臨著嚴峻激烈的軍事鬥爭，在這樣的情況下，朝廷應大力加強軍隊建設，從根本上改革僵硬、不合時宜的體制，努力培養、選拔優秀的軍事人才，同時改變重文輕武的體制，做到文武並重，奪取軍事鬥爭的勝利。然而朝廷思想守舊，在處理國家戰略方面缺乏應變能力，在體制方面，缺乏改革的勇氣，死抱住舊的體制不放，以致明朝在軍事鬥爭中一再失敗，最終導致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