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拉美經驗看韓國政治體制民主化

05-31

從拉美經驗看韓國政治體制民主化

2010-01-21 14:35

作者：布魯斯·卡明斯

摘要：內容提要：比較研究認為，韓國的威權主義政體與近年來拉美國家的經驗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即便如此，韓國與拉美國家在民主化問題上還是存在更多的不同，例如，韓國不存在政黨體系或政治經驗網路，軍方無法「把政治傳回去」，等等。本文在做出二者異同的比較後，聯繫羅伯特·達爾等著名學者關於民主化的一般理論，對韓國民主化進程提出了一種新的解釋。

一、拉美和韓國的異同

（一）官僚威權主義

　　官僚威權主義政體具有以下特徵：以高度寡頭化和跨國化的資產階級作為社會基礎；跨國專家階層在大城市經濟發展中和高壓政治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缺乏代表不同利益的民主制度和各種渠道；排斥民眾部門，尤其是工人階級；在經濟上排斥中小企業；經濟的跨國化；社會的去國家化。

　　韓國的威權主義（我稱之為官僚威權主義工業化政體）與近年來的拉美經驗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在我看來，1961—1963 年的軍事統治時期和國家主導下從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發展的過渡是重合的，正式威權主義體制的形成（1972—1979 年的維新政體，1980—1987 年的全斗煥時期）與影響深遠的產業深化是重合的。如果說奧唐奈的模型，像一些批評者說的那樣，不適用於拉美（阿根廷除外），這個模型看來適用於韓國。

　　國際的或安全的維度在韓國個案中是相當重要的。朴正熙啟動重工業化（鋼鐵、石化、汽車、造船）和發展威權主義體制正是處於一個急劇變化的環境之中。當時，尼克松向中國開放、向日本實施「新經濟政策」，這兩者都是發生在 1971 年 8 月。尼克松主張美國新重商主義，同時放任威權主義的發展。「尼克松主義」需要依靠區域警察，需要精明地緩和與蘇聯、中國的關係，這鼓勵了朴正熙的行為，給他創造了空間。我並不想揣測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哪個更為重要。我的觀點是，產業深化的需要和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共同使得奉行新重商主義的朴正熙和他的顧問們確信要建立一個正式的官僚威權主義政體。這個政體是工業化發展時序的政治結果，也是 1970 年代「後—後」發展的必需條件。它與巴西在重要的方面是可比較的，尤其是在它的飛速增長期（1968—1974 年）和「深化」期（1974—1978 年）。

韓國模式還表現在嚴厲的高壓統治和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之間的循環。1950 年代的進口替代戰略處於一個鬆散的威權主義政體之下，之後是 1960—1961 年的政治自由化；然後過渡到軍人直接統治下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1961—1963 年）；之後又是一個相對自由化的政體（1963—1971 年）。產業深化與一個正式的官僚威權主義工業化政權在時間上重合，該政權在危機中垮台（1972—1979 年）；其後是 1980 年代早期在美國壓力下進行的經濟自由化，與1985—1988 年的政治自由化相呼應。

　　韓國與拉美的相似，還因為其政體無法解決「三大挑戰」。第一，韓國的官僚威權主義工業化政體一直存在合法性問題，並像巴西一樣試圖以快速的經濟發展來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個挑戰是領導人的更替，1988 年似乎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如果知道新總統盧泰愚是 1980 年政變的共同策劃者，那麼這與其說是更替，不如說是繼任。無論如何，這個政體採取的指定接任方式在 1987 年 6 月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騷亂。第三個挑戰是，官僚威權主義政體在解決危機時會遇到巨大困難，「通常生硬地、拚命地終止危機」。

　　美國在韓國的角色與在拉美相比也是驚人的相似：縱容軍人或威權主義統治者，只要他們地位牢固，通過軍事援助、警察訓練、情報共享、中央情報局「顧問」等方式給予支持。當政體陷入危機時，這些支持會突然不復存在—從此，美國成為民主的擁護者，「開始徒勞地在威權主義政體中尋找『令人尊敬的』因素，與威權主義政體曾竭力消滅的民主力量結盟」。

（二）韓國與拉美的差異

　　除了前面所講的韓國與拉美的相同點，兩者也有重要的差異。奧唐奈對官僚威權主義國家的分類非常符合韓國的情況，就像馬丁認為巴西的政體同樣符合那樣，但事實不僅僅如此。首先，韓國的官僚威權主義工業化政體具有超出所有南美國家及其領導人想像的強制能力。實際上，這個國家就軍國主義和准法西斯而言可與 1930 年代的日本相比，在韓國革命的無休止鬥爭中不斷擴張。中央控制的全國警察，與西班牙佛朗哥時期的民防軍相似，具有自我管理的通訊、運輸和武器，自 1945 年以來就已存在。它是日本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然後在美國佔領軍的幫助下建立。軍事部門具有 60 萬人規模，遠遠超過拉美國家，在朝鮮戰爭後其軍隊人數在全世界排名第六或第七，平民軍人的比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這支軍隊同樣產生於 1945 年，雖然與日本殖民者直接聯繫較少。1961 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幫助下建立的韓國中央情報局，逐漸把觸角延伸到韓國人所有生活領域。

　　與拉美不同，這個國家一向排外：韓國在很長時間內不存在自由和獨立的工會，工人中沒有建立具有支配性的政黨或聯盟。只要這樣的組織一發芽，國家就會摧毀它。1945 年擺脫日本統治後，韓國出現了強大的工會，左派工人領導人把大部分工廠組織起來，甚至接管了許多工廠。美國佔領當局連續三年對這些工會進行整頓，以一個國家控制的「工會」取而代之。1950 年代的進口替代階段沒有出現民粹主義的參與。直到最近，工人仍然發現反對派是靠不住的，他們和政府一樣反對工人的聯合。

　　反對派具有土地的背景，這與拉美極為不同。在韓國「土地改革」問題令人困擾並被廣泛誤解。韓國有著數世紀之久的地主階級，在日本殖民時期也是如此—實際上，殖民者為了獲取稻穀和穩定農民而更為支持地主。地主所有制特別保守，缺乏企業家精神。

韓國和拉美的一個重要區別是，韓國不存在政黨體系或政治經驗網路，軍方無法「把政治傳回去」。政黨仍然是圍繞一個領導人而聚集在一起的支持者，具有不同尋常的自上而下的庇護關係（所有事情都必須經過黨的領導人或政府首腦）。後來，由於過去 1/4 世紀的不平衡發展，他們形成了明顯的地域特性。朴正熙、全斗煥和盧泰愚都來自東南部，向這個地區進行大量投資，從而犧牲了西南部。西南部有著肥沃的稻田，是反對派的傳統基地。

　　韓國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比拉美國家（除了古巴）要強得多。它的單邊弱勢較不為人所知。美國仍然指揮著韓國軍隊，在一系列軍事基地中維持著 4.1 萬人的部隊，控制著常駐核武器，通過長期的人事關係深入滲透到各個官僚機構，在一些領域直接介入，經常監視韓國官員。

　　但是單邊弱勢並不必然意味著對世界市場開放，現實恰恰相反。1940 年代以來，韓國是為數不多的貿易保護主義島嶼。美國多年來對此一直容忍、縱容，只要它能促進韓國經濟發展。另一個關鍵差異是，韓國處於與南美國家非常不同的區域格局之中。該區域同樣處於美國單邊霸權控制下，單邊霸權表現得更為集中、更具有庇護性、更少擴散性。但是自 1960 年代早期以來，與拉美不同，韓國處於美國霸權和日本經濟的雙重影響之下，對這兩個市場具有高度的貿易依賴性。

　　儘管韓國是一個依附性國家，在安全、貿易、財政和政治上依附於美國和日本，但它並沒有表現出殖民地依附性的典型特徵。外商直接投資的水平比拉美要低得多，儘管韓國的跨國部門較大，與外國跨國公司建立了很多合資企業。與台灣不同，但與許多拉美國家相似，韓國通過外國貸款進行籌資來實現其「大規模發展」，其負債水平大致與阿根廷相當（在 1980 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這兩個國家分別是第三大和第四大債務國）。與拉美國家不同，韓國是通過一個高度指導性的政府來分配這些資金，資助新興產業，遏制無效率和衰敗的產業，一直關注世界市場競爭。在拉美，經濟政策通常是由一群跨國專家制定的，大部分經濟學家是在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或宗主國的其他機構中接受訓練的。

　　最後一個重要差異是韓國的資產階級不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的資產階級強大。如果還記得黑格爾的格言，「中產階級之培育應是國家的主要利益」，我們就可以分析韓國階級結構的「晚成」和國家在階級形成中的作用。國家幾乎替代了缺席的資產階級，儘管可以快速地創造階級——正如北朝鮮系統地培育工人無產階級，作為其存在的公認基礎。

二、文獻回顧

（一）回到達爾

　　奧唐奈、施密特和懷特黑德把他們的（和其他人）關於這些民主化開啟的解釋彙編成四卷本的民主化研究。奧唐奈和施密特在總結時強調這些解釋純粹是國別的、地方性的。

　　奧唐奈現在否認民主化的時序可以根據政體的經濟績效進行相關預測；實際上他最近的著作顯然是非理論的和不確定的。對於結構如何型塑選擇的關心讓位於偶然事件、領袖行為、大眾熱情和社群。

　　先前對政治經濟學的強調已經讓位於對拉美國家民主化成功開始的非理論的、特殊的解釋。民主化開啟實際上成為了觀察鏡，詞語的含義隨作者意願而定，地區間的可比較性不復存在。判斷一個人走的是強硬路線還是溫和路線，判斷一個體制是「開明專制」還是「有限民主」，其判斷規則是什麼？當面對短期的、具體的、模糊而極為複雜的政治時刻時，把分析放在一邊是一回事；因不充分的、隨情景變化的觀點而拋棄強有力的解釋，是另外一回事。這種觀點不但使我們無法與其他情景相比較，而且會與諸如世界體系、區域互動、依附性和民主等概念相混淆。

奧唐奈、施密特、考夫曼和普沃斯基並沒有自己提出民主的定義，而是參考羅伯特·達爾《多頭政體》中的民主定義，該書是對北美政體經典的多元主義解釋。奧唐奈寫道：「通過長期的暴力鬥爭，主要的政治、社會和宗教力量認識到消滅彼此的成本超過互相容忍彼此差異的成本」，「羅伯特·達爾提出的模型很好地描述了這個過程」。

　　巴克拉奇認為：「精英與群眾的關係，在關鍵的方面，與經典理論相反：群眾，而非精英，是體制的潛在威脅；精英而非群眾，是體制的保護者。」普通人在體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通過投票，臨時參與利益團體的活動，很少有晉陞至政黨精英。「但是，大體上，他被期望保持相對的被動性—實際上體制健全正有賴於此。」從多元主義理論到塞繆爾·亨廷頓的「民主的危機」只是一個小跳躍，但是亨廷頓從來不向第三世界推薦多元主義；他希望的是權力的集中而非權力的分散。多元主義的批評者發現替代達爾多元政體的選擇是自我發展的或參與式民主，通過與他人結社來賦權，而非通過個人主義的聲明——這與拉美和東亞近年來的大眾動員非常相似。

（二）衝突的問題

　　此時，我們應重溫一下馬克思在黑格爾政治哲學批判中的觀點：德國只是對中世紀取得部分勝利的產物。黑格爾的國家概念是封建的、有機的和民主的混合物。英國和法國的問題在於如何解決，德國的問題在於衝突。黑格爾含蓄地承認這種混合性和迫在眉睫的衝突，但是希望通過發揮中產階級的歷史性作用來克服它們。如果中產階級不存在或者不健全，用黑格爾的話來講，那就是「培育中產階級符合國家的主要利益」。如果黑格爾沉迷於把陳舊的有機國家概念和現代議會形式混在一起，這對於馬克思而言僅僅意味著「後發展」，它註定要成為過去，因為它在英國和美國已經成為過去。

　　顯然，這是巴林頓·摩爾對通向現代性的三條道路進行精巧分析的核心，每一條道路都與中產階級有著非常大的關係。

　　摩爾表述過這樣三個觀點：第一，焦點在於突破性地創造政治權力的新形式；第二，認識到政治學說和制度的全球傳播；第三，依附問題。創新就是在恰當的結構背景下開始民主化。

　　北美和南美都是外來政治（或者碎片政治），而東亞一般不是這樣，或者至少目前不是這樣。我此處所指是哈茨意義上的：拉美把南歐的、伊比利亞的和本土的政治混合在一起（簡單地說，把自由的、法團的和本土主義的模型混合在一起），但從來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美國政治更多地像是移植的，而非混合的：洛克自由主義被強加在一個土著人遭到血腥清除的大陸上，他們從來沒有被同化，因此，美國的自由主義既不同於歐洲，也不同於拉美的變體。

　　正如哈茨所言，「舊制度不會完全消失，向南美移植的制度大多是軍事的、宗教的和農業的。從歐洲向南美的移植，洛克自由主義把貴族統治和小農階級都拋棄了。當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徹底的資本主義國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從弗朗西斯科·畢爾巴鄂關於智利「封建主義」的經典分析開始，拉美人哀嘆自由中產階級未能「像資產階級在歐洲那樣」崛起。北美自由主義如同在真空中開始發展，除了與黑人的衝突。南美自由主義的發展總是磕磕碰碰。人們選擇了領袖模式，就像西班牙歷史及其規律的投射，混合著本土印第安人的傳統，在本應是中產階級發展的真空中喧鬧；後來，人們選擇了民粹主義。精確地講，拉美的形式往往是接近完全發展的歐洲的形式，並不是完全的自由共和模式、法團主義模式、法西斯模式。哈茨指出，這種碎片化，儘管存在多元性，最後仍會導致西歐遇到的問題。

　　顯然，這是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評價，既冒犯美洲的自由主義者，也冒犯美洲的法團主義者。它拒絕完整性，正如它拒絕真實性一樣。無論是在南美，還是在東亞，民主化運動的形式問題和我們闡釋所用的辭彙具有根深蒂固的歐洲根源：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歐洲，我們都談論歐洲，以至於資產階級問題成為對韓國政治的最有雄心的解釋。

（三）時間的交叉性

　　從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評，到哈茨關於碎片化的思考，有助於我們把握資產階級或多元主義民主的不確定性。此處有兩點需要強調：全球各地民主化的不同時間和世界範圍內的「歐洲移植」。我們發現不同次序下的不同混合，佩里·安德森稱之為「不同歷史時間的交叉」。

　　安德森研究二戰前的歐洲政體，它們還不是完全的資產階級民主政體，但是或多或少具有自由的形式，同時伴隨著一直以來的農業或貴族統治，和剛剛出現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及「想象中將要發生的社會革命」。直到 1945 年，我們才可以說西歐發展的終極目標是資本主義，如果是這樣的話。直到那時，自由進步主義者仍必須與右翼的保守主義作鬥爭，與左翼的社會革命作鬥爭，它們兩者都是反市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了這種局面，在西歐實現了普遍的資產階級民主。哈茨關於自由統治的燦爛前景實現了，革命的可能性消失了。至少在安德森看來，這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當代終點：「不可動搖的完整工業化的資本主義文明」。

　　但是，這種混合格局並非在所有地方都成為過去。安德森指出，第三世界出現了「曾經在第一世界流行的結構」：資本主義之前的寡頭政治，新興但不穩定的資本主義發展，傷筋動骨的社會革命。我認為，這種觀點，讓我們有可能更接近當代東亞和拉美民主化的真義。

　　如果亞歷山大·格爾申克隆是正確的話—他認為不存在相同的工業化，工業化先後進行，每一個新階段都會改變問題的條件，我們也可以說沒有相同的民主化。工業化和民主化都與摩爾的三條道路、哈茨的「形式問題」、安德森的「三角結構」相關。與其說每一個階段是獨特的，不如說每一個階段具有不同的問題，或相同的問題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出來。

（四）沃勒斯坦和波蘭尼的貢獻

　　請允許我引用馬克思的一個簡單公式，「我採取以下次序來分析資產階級經濟體系：資本、土地財產、工資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沃勒斯坦似乎從這個公式中受益良多，構建了他的世界體系理論。

　　就世界市場理論而言，我喜歡卡爾·波蘭尼的《大轉型》，他認為國家或多或少是世界經濟的成功看門人，周期性地開放或封閉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對本國的經濟政策、社會結構和政治聯盟會產生極大的影響。並且，我認為奧唐奈在其關於 1930 年代出現的民粹主義階段的分析和官僚權威主義階段的分析中基本上有同樣的思考。

波蘭尼和沃勒斯坦的觀點也提供了一個維度來分析國家結構的力量：譬如，一些國家在面對本國社會時是強大的，但在面對霸權和「世界體系」時是弱小的。我認為這是區分韓國和拉美國家、區分它們各自的民主化道路的一種方法。

　　根據這些討論，讓我們直接回到韓國民主化失敗這個問題上。韓國曾經存在似乎穩定統治的政治模式，但被破壞性的無序所打斷。群眾與國家的衝突表現了我們剛才所講的 20 世紀早期西歐的「影子結構」，人們仍然相信政治的效力—儘管（還是因為？）鎮壓減弱了。在韓國、阿根廷和大多數「第三世界」，政治的結構仍然重要。

與拉美和北美不同，韓國政治源於一個悠久的、直接的政治傳統，類似於「威權主義」。在中國、韓國和越南，儒家哲學和治國藝術是極為重要的，它產生於古代中國，傳播到這兩個附庸國，經過許多世紀得到充分的發展。

　　地主背景、儒家思想與自由民主的理念混合在一起，後者往往被前兩者過濾、改造，同時還要面對韓國的「反封建」和「反自由」——韓國革命。用安德森的話來說，它是「衰敗的貴族秩序、新興的資產階級、未來的社會革命」的複雜產物。

　　韓國最重要的發展是近年來在年輕人中出現了一種革命思想，它在持不同政見的學生和勞工之間建立聯繫。這個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美」的，或者應譯為反依附的或反帝國主義的，源於前面所講的美國對韓國的單邊滲透。這種趨勢既源於左派理論，又源於激進的韓國民族主義，左派和右派的激進民族主義者為了反對美國和日本的統治而集聚在一起。在這方面，北朝鮮因為其長期堅持的獨立和自力更生而成為人們嚮往的地方。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韓國的中產階級迅速成長，但是其政治傾向很難確定。他們在 1987 年 6 月的運動中給予持不同政見的年輕人以關鍵性支持，然而一旦選舉結束，他們就退出街頭。遭受國家和大企業任意蹂躪的中小企業、不發達的地區、目睹學生遭受棍棒的父母等，都心懷不滿。一個基本的問題是政體缺乏有效的代表性。

　　韓國在 1987 年和 1988 年出現的民主化，和巴西的一樣，沒有摧毀壓制性的國家結構。官僚威權主義的能力基本上是潛伏的，但能夠立刻動員起來。它就像纏在民主化事業上的不死的陰魂那樣，總是妨礙進步，準備消滅任何不可接受的結果。韓國的國家結構比拉美的要強大得多，這意味著民主化更可能失敗。

三、一種新的解釋

（一）仍然是依附的世紀嗎？

　　我打算以民主化的外部來源——解釋韓國和拉美異同的一種新方法，來結束這篇論文。我的觀點是建立在一個不易辯護的命題之上：美國戰後在它的範圍內仍然是霸權，儘管可能相對下降，至少在 1980 年代還是比較強盛的。我所指的不是里根的軍備增長，而是保羅·沃爾克作為美國中央銀行行長和世界經濟的舵手所代表的經濟機制。霸權意味著為維持世界體系而付出成本，也意味著把這些成本分攤給其他人。

　　關於沃爾克在處理拉美債務危機中的角色，我認為沃爾克在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任期代表了重新休整部署的霸權，主要依靠經濟機制，在國內外貫徹節約和效率的原則。美國在生產鏈中的地位，越來越依靠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要求國外目標市場實行自由化。

　　格雷德注意到，沃爾克把消除美國經濟中的通貨膨脹的代價轉嫁給普通工薪者，強制執行經濟緊縮方案，導致了 193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不景氣。他從 1970 年代的銀行貸款崩潰中拯救了銀行，使它們「尷尬地依附於華盛頓」。當然，拉美國家在美聯儲、國際貨幣基金和銀行的強制要求下制定了他們自己的經濟緊縮方案。懷特海德認為它們「受到美國國內貨幣當局的支配」。但是實際上，大多數國家採取了經濟緊縮方案。因為美國和日本的技術支配和巨大的北美市場對世界的影響，只有那些極為孤立的、頑抗的國家能夠不受節儉和效率要求的影響。

　　羅伯特·考夫曼發現競爭性或民主的體制和安全渡過經濟危機的能力具有相關性（例如，墨西哥），處理危機能力不足與非競爭性體制具有相關性。非競爭性體制是高度壓制性的，但是其大眾力量最能「挑戰跨國經濟利益」（智利、阿根廷、烏拉圭—我們可以稱它們為強大三角）。因此，解決危機的方法是走向具有廣泛基礎的政治體制。

（二）為什麼要民主化？

　　如果脫離世界系統，人們就無法理解民主化的動機。如果採取經濟緊縮政策，官僚威權主義政體只會使得目標群體付出更大代價，增加重商主義者卸責的概率。在危機中，民主體制可以分散和分擔責任，適應外部現實，達到次優。民主體制還是跨國資本優選的制度。

　　為什麼呢？首先，消除正在擴散的危機。其次，民主是強烈要求發展中國家向美國商品開放市場的必然結果，特別是像銀行和保險這樣的服務業，也包括煙草、穀物和肉類。畢竟，強大的官僚威權主義國家可以把世界排除在外，1970 年代的朴政權無疑是這樣的。他們還壓低工資，華盛頓顯然希望增加工資，這可以削弱這些國家的出口競爭力。在 1987 年 8 月，韓國政府勉強同意大幅增加工資，以平息不斷蔓延的罷工；在過去，韓國政府更傾向於採取強制手段。

　　用來鬆動官僚威權主義政體的政策通常會得到本國商業利益的支持。例如，在整個 1980 年代，韓國人對大企業得到國家強力干預越來越憤怒。在韓國這樣的國家，民主化有利於避免特定的資本家獲得國家的照顧，而損害其他人的利益。

　　債務危機及其與依附問題的關係，有一個方面被忽視了，即其影響深遠的地區分布不平衡。正是這種不平衡，使得我們難以解釋拉美和東亞政治經濟的差異。韓國習慣依賴於國際貸款，而非外商直接投資，這是由於其在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工業化背景，由於特殊的國家結構

（包括像韓國銀行這樣的金融機構）、本國市場規模小、長期的民族主義和重商主義。因此，與拉美相比，韓國在 1970 年代能夠更好地利用主權貸款來促進工業發展。韓國產業升級後在世界市場上具有比較優勢，就像巴西在 1970 年代的情況那樣，但是其經濟沒有受跨國公司的控制。因此，韓國成為少數能夠在世界體系中實現向上流動的國家。此時，巴西、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工業化國家陷入了危機——主要由於無法償還巨額外債。

　　正當強勢美元政策向無數商品開放了美國市場之時，亞洲的新興工業化國家搶走了墨西哥和巴西已經獲得的市場地位。並且，當拉美國家越來越無力進口美國商品時，美國貿易將更加倚重於環太平洋地區，從而刺激了東亞向美國市場的出口，擠掉了拉美用於償還外債的出口商品。這就推翻了詹姆斯·庫爾思關於生產鏈中的地位差異能幫助拉美經濟復甦的誘人結論。

　　因此，我對民主化開啟的解釋不限於一國的特殊情況。我贊同盧西亞諾·馬丁斯的觀點：巴西的自由化實際上是源於經濟困難，而不是由於政權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力量的變化。他把巴

西的經濟危機與阿根廷的軍事危機相比，促成了民主化的開啟。我認為，韓國的民主化更多應

歸功於有控制地開放代表受排斥利益的途徑和閥門，而不是鞏固多元主義代表制度。誰來控制這個過程？這是國家精英、軍人精英和商業精英為了對付群眾而彼此衝突和協調的結果，美國居其中斡旋緩衝。韓國在過去三年發生的事情和巴西的菲格雷多政權在 1979 年之後是非常相似的：把溫和的反對派吸納入體制，容忍罷工，鬆綁媒體，允許流亡的反政府人士回國。

　　當然，韓國有它的不同之處：它的領導人及其美國後台希望日本政治體製成為韓國的最終模式：一黨統治，同時存在合法的但弱小的反對派。這就是美國大使館向韓國統治者提供的日本自民黨模式。他們現在倡導成立某種勞動黨以容納城市工人階級，使其在政治上變得溫順。然而，韓國屬於第三世界，而不是第一世界，這是它與拉美根本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