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佔中」行動全景觀察與深層剖析（下）

香港「佔中」行動全景觀察與深層剖析（下）

2014-11-21 劉兆佳  瑪雅 崑崙策研究院

　　劉兆佳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特區政府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瑪雅 鳳凰衛視出版中心主筆

　　原題：香港「佔中」行動全景觀察與深層剖析（上）

　　——專訪香港特區政府前中央政策顧問劉兆佳

　　內容提要: 只有中國共產黨的一國兩制方針，才能為香港帶來清晰的未來和廣闊的發展前景。目前圍繞香港政改問題的紛爭和由此引發的非法「佔中」行動，實質是管治權之爭。中國政府對來自香港的威脅不會置之不理。任何試圖以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所享有的自由、權利和特殊條件來改變內地體制的行為，只會貽害香港，是置廣大香港人的利益和命運於不顧。

　　回歸17年只是很短的時間。我們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建立一種適當的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香港人與內地同胞的關係，以及香港內部不同力量之間的關係。香港大多數人是理性的，主流意見是要和內地繼續發展經濟合作。香港未來的發展離不開中央的對港政策，離不開香港和內地的良好關係。要在這個基礎上，去思考香港未來的民主道路。

（下文接上篇）

　　西式民主不是香港的明智選擇

　　瑪雅：反對派既然把西式民主視為香港政治的未來，就應該「遵守遊戲規則」。以破壞法治的「佔中」行動向中央施壓、逼迫梁振英下台，以損害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民生為代價，來達到極少數人的政治目的，這不是民主，是褻瀆民主。據一些已經退出「佔中」的學生說，很多學生示威者是被硬拉進去的，並沒有所謂「民主訴求」。這讓人不能不質疑：假如反對派得到特區的管治權，香港真的會有他們想要的西式民主嗎？即便有，西式民主真的有利於香港的長治久安嗎？

　　劉兆佳：不少香港人認為，在原有的法治、自由、人權、廉政和善治的基礎上，民主政治能讓香港與西方世界完全接軌，至於如此的話，會對香港和國家帶來什麼負面影響，則不在他們考慮之列。特別是反對派和有「本土」、「港獨」意識的人，認為只有中國結束「一黨專政」，變成西方式民主國家，香港的前途才有保障。香港如果能在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起到先鋒作用，這不但是香港的光榮，也是香港人的「歷史使命」。我認為，這是背離現實政治發展的幼稚觀點。

　　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教訓表明：結束「一黨專政」不可能是一個一帆風順的過程，必然經歷艱辛痛苦，國家和人民付出沉重代價，能否「成功」也未可知。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中國一旦出現政局動蕩，香港能否經受得起沒有人能說得准，但香港人珍而重之的繁榮穩定必將告吹。

　　退一步說，就算中國變成一個西方式民主國家，姑且不論是否真的對中華民族有利，這個「民主國家」的政府能否取得全國人民同意，給予香港人特殊優厚的待遇呢？事實上，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人作為中國公民所得到的權力和利益遠比內地同胞多，但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卻少得多。況且，中國國內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的，在「民選」的中國政府不能不制定財富「再分配」和「平等化」的政策下，香港人能否保有自身的利益也是未知數。因此，從任何角度來看，只有中國共產黨的一國兩制方針才能為香港帶來清晰的未來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漠視共產黨和香港的「共同利益」，意圖改變中共在中國執政的現實只能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從香港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出發，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至關重要，關係香港的存亡續絕。任何試圖以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所享有的自由、權利和特殊條件來改變內地體制和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地位的行為，只會貽害香港，是置廣大香港人的利益和命運於不顧。事實上，中國政府早已發出嚴正警告，對來自香港的威脅不會置之不理，必然採取果斷措施保護共產黨政權和國家利益。早在回歸前多年鄧小平就說過，「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瑪雅：很多人認為，「佔中」行動的實質，是極少數香港人依託西方勢力、以政改為借口煽動民眾鬧事，挑戰中國政府，反對共產黨。他們意圖搞亂香港，以搞亂香港來搞亂中國，遏制中國崛起。據報道，美國一些智庫和非政府組織與「佔中」不無干係。香港立法會已發起動議，對「佔中」的幕後策劃和資金來源展開調查。你對這個問題如何分析？

　　劉兆佳：香港回歸時，西方人和香港的反對派一樣，把民主化和政制改革作為一國兩制的主要目標，並把這一目標的實現作為檢驗一國兩製成敗的試金石。他們堅持香港走西方民主道路，希望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對內地產生政治、經濟影響，推動中國走向和平演變。

現在不一樣了，西方人越來越把香港當成中國的一部分，不像以前當成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對香港的動機恐怕也會轉變，在遏制中國的意圖下，是不是有意讓香港成為中國的麻煩製造者？起碼是嘰哩哇啦。最近的政改方案，美國人、英國人、日本人都出來發聲，給予香港反對派道義上的支持。這代表什麼？是不是在他們的對華政策中，香港的角色有變？是不是在他們和中國的大國博弈中，香港不需要再是穩定製造者，而是麻煩製造者？

　　瑪雅：西方人把香港當成一顆棋子，由他們來操控，與中國博弈。

　　劉兆佳：從遏制中國這整個一盤棋來說，大棋子有大棋子的作用，小棋子有小棋子的作用。在這方面，西方人也不是什麼陰謀，他是陽謀。香港回歸時，西方人說得很清楚，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會對內地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逐步把中國跟西方拉近，使中國效仿西方發展模式，成為西方的追隨者或附庸國。

　　問題是，這麼多年過去，中國沒有走親西方的路，中國崛起反而對西方模式構成挑戰。我最近看了很多分析中美關係的書，美國的主流看法是，中國不會走西方的路。一個崛起的中國在國際上影響力越來越大，更加維護自己的利益，蓄意改變現行國際秩序，挑戰美國霸權。特別是東海、南海爭端，中國想把美國從西太平洋趕出去。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重返亞洲，建構美日軍事同盟，恢復和一些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合作，建立TPP……這些在中國人看來，肯定是要遏制中國。所以整個來看，香港在西方對華政策中是什麼角色？西方對香港究竟是什麼盤算？值得留意和思考。

　　當然，西方不會圖謀香港獨立，也不會指望反對派成為香港特首，因為沒這個可能。但西方目的何在？是不是讓香港產生不穩定因素，給國家帶來麻煩，削弱中國國力？同時使香港失去對台灣的示範作用，拖慢中國統一的進程？又或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中國金融改革、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成為威脅中國金融安全的地方？

　　瑪雅：這使得香港局勢更加複雜，更具變數，給中央政府解決香港問題增加了難度。

　　劉兆佳：中央把目前的問題視為管治權之爭，所以要考慮一系列問題：假如反對派當權，會不會把香港變成反共基地？會不會跟西方勢力勾結，推動中國和平演變？會不會使一國兩制走向另外的方向？而這個方向對香港不利，對國家也不利。從這個角度來說，在政改問題上，中央和部分港人之間有無法調和的矛盾。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特區政府權威薄弱，中央政府為了保護國家利益，同時保護特區政府不受太多衝擊，採取了主動積極的態度，先把這個球接過來，主導整個政改。

　　另外，香港回歸這十多年，不斷有人挑戰中央權威，策動對抗中央的行動，試圖搞壞特區的環境。所以在過去幾年，中央越來越積極地使用它的權力，希望能夠撥亂反正。過去中央和內地學者很少就香港事務發言，現在要奪回話語權，改正一些偏離《基本法》、不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的情況，重新樹立中央權威。《白皮書》的發表就說明了這個問題。這肯定會讓一部分港人，特別是爭取民主的人，對中央更加不滿，導致衝突步步升級。

　　從中央來說，必然更加從保險的一面來處理香港問題，從國家主權和安全方面來考慮。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減少對香港的依賴？比如人民幣離岸中心，以前只有香港一個，現在新加坡、倫敦、紐約、法蘭克福，越來越多。這是不是減少對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依賴的一個部署？所以，不管西方的圖謀是什麼，中國政府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對香港產生了新的擔憂，並採取相應對策。

　　在這種種情況下，政改方案不可能有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結果，只能由中央說了算。未來一段時間，反對派的對抗情緒可能還會增加，矛頭不光是中央政府，還有特區政府。中央和一些港人之間、特區政府和一些港人之間，建制派和反對派之間，主流精英和傳統愛國力量之間，各種矛盾還會繼續發酵，在某種程度上影響香港的穩定和發展。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現實。

　　中央政府與反對派的政治角力

　　瑪雅：中央自始至終態度都很明確，特區政權不能由對抗中央的人來掌握。鄧小平說得很清楚，香港的事，必要時「中央就要干預」。可是為什麼，過去30多年香港的反對派勢力發展到這麼大？能與中央支持的建制派和「愛國愛港」力量分庭抗禮？

　　劉兆佳：這起因於英國人的「光榮撤退」大計。香港的反對派主要是公共服務、自由職業、媒體、教育、社會服務等行業的精英，他們受過高等教育，不少人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作為新興力量，他們需要藉助殖民政府開放政治空間在政治上冒起，所以希望英國人在回歸前實施最大限度的民主改革。英國人出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懷疑和厭惡，對香港人的「同情」，希望在殖民管治結束前「還政於民」，在香港建立完全自治的政治體制，從而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價值觀，以及延續英國的影響力，讓中國政府的權力徒具空文。於是，他們扶持新的政治勢力，主要是認同西方政治理念和懷抱反共意識的反對派，與他們結為「非神聖同盟」，共同對付中國政府、建制派和「愛國愛港」力量。

　　由於香港人普遍對「九七」回歸感到憂慮，對內地同胞懷有政治優越感，認為民主政治可以維護香港的法治、自由和善治，這使反對派勢力及其主張頗有市場。儘管在中國的反制下，英國人不能完全按照他們的意願落實「光榮撤退」大計，但卻為香港後來的管治和長遠發展製造了障礙，留下諸多後患。儘管在英國人離開後，反對派失去了「靠山」，但在部分香港人揮之不去的「恐共」情緒陰霾下，仍然具有相當的政治能量。相對於「愛國愛港」力量而言，在民意、輿論和選舉等方面仍佔優勢。

　　回歸十多年的大部分時間，很多挑戰中央權力、不符合《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事，反倒成了是反對派指責中央。比如香港法律界老是說，人大釋法就是破壞香港法治，就是破壞香港司法獨立，有些事情法院的判決不符合《基本法》，也不做什麼。

　　十八大報告說，要在香港問題上更積極、更進取、更有所作為。從中央角度來說，這是要把香港拉回正軌。但是對部分港人來說，特別是反對派，中央政府要改變對香港的政策，破壞香港高度自治，減少香港人所擁有的政治空間和權利。這種情況下，中央處理香港問題的手法出現變化，自然會與一部分港人產生摩擦。雖然在我看來，《白皮書》沒有改變一國兩制的內涵，只是肯定中央在一國兩制發展中的角色。但要把這個情況扭轉過來，當然引起香港人一些疑惑。

　　瑪雅：反對派得以興起是拜港英政府所賜，英國人走後「靠山」就沒了，卻在17年後掀起這麼大的風浪。而中央一直扶持的建制派卻沒能起來，這是為什麼？

　　劉兆佳：我的看法是，由於過去的一些做法，讓反對派及其支持者產生了一些現在看來是不切實際的期望，助長了反對派里的激進勢力。因為反對派老是提出自己的主張，並且覺得中央在最後關頭可能做出讓步，這縱容了反對派里的激進勢力，讓相對溫和的務實勢力抬不起頭。

　　瑪雅：反對派屢試不爽，每每逼迫中央讓步，這次「佔中」也是打的這個算盤。

　　劉兆佳：可這次不同了，他們錯誤估計了中央可能作出的強硬反應。過去兩年來，中央政府高調錶明立場，認為這種情況非得扭轉不可。這肯定會引起香港人反彈，因為香港人已經習慣了反對派的說法。現在突然說，你們的看法不是中央的看法，那他肯定不滿意。最不幸的是，這種衝突隨著特首普選這一政權爭奪的過程出現，必然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這種局面很不理想，但是這個坎兒恐怕繞不過去，只能慎重去面對，逐步把衝突一一化解，起碼約束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程度。

　　總的來說，很多問題都是過去兩三年發生的，不是源於一國兩制，而是源於內地的變化、香港的變化，以及國際上的變化。但是從一國兩制的角度來看，必須面對這些變化，積極妥善把問題處理好，理順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我不認為中央政府希望改變香港原有的制度和價值觀，那樣一來，香港對國家的價值就沒了。中央政府要改變的是一些港人在回歸這麼多年後還不接受共產黨在中國執政這個事實，還要挑戰中央權威，還要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之外搞對抗性行動。這些根本不是一國兩制之下想見到的。一國兩制沒有說要把香港搞成獨立政治實體，沒有說要不斷挑戰中央權威、否定國家現行制度的合法性。

　　所以對反對派來說，必須接受共產黨在中國執政這個現實，不要妄圖衝擊中央的權威和權力；要在《憲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下進行活動，把政治目標和行動都局限在香港；不要妄圖讓香港扮演它不應該扮演的角色，把香港變成一個「反共基地」或「顛覆基地」，讓香港來左右內地政治發展，推動中國和平演變。反對派及其支持者在經過一連串鬥爭、冷靜下來後要想清楚，究竟是要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框架下來運作，爭取自己的權益，還是不斷挑起風波，試圖改變一國兩制的安排。這就是目前鬥爭的核心所在，也是香港將來走哪條道路的關鍵時刻。

　　香港不會成為動亂之都

　　瑪雅：分析認為，「佔中」的最大危害是撕裂了香港社會，造成支持者和反對者尖銳對立。同時，短期內對香港經濟造成嚴重傷害；若長期持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國際信用評級都會受損。你對香港的前景擔憂嗎？

　　劉兆佳：我不太擔憂，香港不會成為動亂之都。大部分香港人不熱衷於民主鬥爭，主流民意希望保持繁榮穩定。這次「佔中」行動風起雲湧，但你看過去數十年，雖然民主化和政改爭議鬧得沸沸揚揚，香港社會基本是安定的，經濟也取得了一定發展。一般而言，政治與社會、經濟的聯繫相當緊密，但在香港，政治紛亂並沒有完全滲透到社會和經濟領域。

　　這與香港人的政治文化尤其是「矛盾民主觀」不無相關。香港人的民主觀又與殖民統治的歷史不無相關。政治學講「路徑依賴」，香港獨特的殖民地經歷「限定」了香港的民主發展。

　　首先，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既然香港的繁榮、穩定、自由、人權、法治、廉政、平等機會等「好東西」都來自威權型的殖民管治，則民主改革便不重要。不但不重要，人們甚至擔心民主化會對這些「好東西」產生負面影響。第二，既然大多數人在殖民管治下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實際利益，成為既得利益者，除非有足夠強大的理由，變更現狀就不是選項。第三，在對殖民管治頗為滿意的情況下，香港難以孕育反對力量和反對派領袖，民主運動縱然有規模也有限。第四，在英國人懷柔管治下，香港出現了一個勢力龐大的華人精英階層。這些人是香港的中流砥柱，是維護既有權力和利益格局的保守力量。既然民主化會讓民眾力量抬頭，危及主流精英的利益，他們自然對民主改革持反對或保留的態度。

　　瑪雅：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主流精英大多是建制派，是一國兩制「天然」的支持者。

　　劉兆佳：主流精英已經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和照顧，不需要動員香港人來維護他們的利益。事實上，發動群眾對他們不利，因為他們必須願意犧牲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滿足群眾的訴求，才有可能取得民意的支持。因此，香港人因「九七」問題而上升的民主訴求，以及隨之而來的福利訴求和民粹情緒，對主流精英來說是嚴重的政治威脅。香港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和隱約出現的要求政府實行財富和收入再分配的聲音，更讓主流精英感到如芒在背，促使他們對民主改革採取更謹慎的態度。民主化同時也意味著「反共」勢力抬頭，以及由此衍生的香港人與中央政府的衝突和對抗，這對香港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絕對不利。所以，主流精英選擇與中央政府合作，作為應對香港政治環境變化的策略，對民主改革則主張漸進和緩進的步伐。

　　瑪雅：這也就是說，香港的民主運動沒有群眾基礎，更沒有主流精英的支持，民主派在香港很難成大氣候。

　　劉兆佳：所以我們看到，回歸十幾年來，香港人民主訴求的升與降往往是實用或功利思想驅動的。當人們對時下一些社會經濟情況不滿、對特區政府的施政不認同、對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有意見、對內地侵犯人權的事件感到義憤、對財團的巧取豪奪表達憤怒的時候，社會上要求民主的呼聲便會驟然響起，激烈的抗議行為也會突然爆發，但往往衝動過後便無以為繼。當真的有人提出政制改革時，人們的熱情往往開始冷卻，無法支撐一場經久不息的運動。

　　所以，儘管在中央和建制派眼裡，反對派所領導的民主運動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戰績」，但對於大多數反對派來說，香港的「民主」發展步子太慢，全面民主化的目標甚為遙遠。這種急切感使得反對派內部怨毒不平之氣不斷走高，鬥爭手法也愈發走向偏激。在這個過程中，反對派里的激進勢力冒起，與相對緩和的務實派產生了分化。群龍無首和激進趨勢導致他們與中央和建制派的鬥爭不斷升級，香港的政治鬥爭沒完沒了。這種緊張局面窒礙了特區的有效管治和香港的長遠發展，加劇了香港人對政治的厭惡和疏離感，越來越不信任連同反對派和建制派在內的所有政治勢力。尤其是高度依賴群眾支持的反對派，明顯損失了推動民主運動的政治能量和動員能力。

　　瑪雅：「佔中」行動漸失民心，遭到香港社會強烈反彈。有市民說，「佔中」是違法行為，不是民主。參與者根本不懂得什麼是民主，他們「沒有資格爭取民主」。

　　劉兆佳：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什麼「佔中」會被年輕人的激烈行動劫持，而主要的民主派政黨失去了領導力，反而被年輕人牽著鼻子走？其實這正揭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危機所在。香港的抗爭行動越來越由年輕人主導，說明反對派的主要政黨失去了社會支持，其領導力被更激進的反對勢力所取代。而年輕人比較偏激，政治現實感不足，在情緒化的情況下容易引發更激烈的對抗行動，必然導致主流社會越來越不接受他們的行動。根據政治學理論，當一個運動或行動出現年輕人主導和激烈化趨勢，就表示正在走向衰落。衰落過程中，也是社會衝突甚至暴力行為最容易出現的時候。「佔中」行動也一樣。但這並不表示香港的反對力量越來越強大，反而凸現其走向衰敗的頹勢。

　　瑪雅：所以你不太擔心香港目前局面和未來發展，因為民意希望儘快結束混亂，社會恢復理性和正常？所謂「陽光總在風雨後」。

　　劉兆佳：一路以來香港人習慣了平靜的政治生活，不習慣衝突和對抗。香港是個商業社會，香港人總體來說很理性，注重穩定與發展。當社會衝突超出一定範圍，演化為激烈對抗，人們會擔心破壞社會穩定，影響經濟和民生，打擊投資者信心，損害香港與中央和內地的關係。這個時候，主流民意會出現保守主義的反彈，對這種行為進行阻止。換句話說，香港社會具有自我調控能力，不會成為動亂之都。

　　我不太擔憂香港未來發展。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矛盾衝突也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將潛在的問題暴露出來，有助於雙方看清對方的底線，了解對方的關切，減少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找到重新調整各方關係的契機，從而建立比較合適的關係。

　　毋庸諱言，現在的情況不樂觀。即便如此，我還是認為一國兩制是有效的，不需要放棄或改變。相比155年的殖民統治歷史，回歸17年只是很短的時間，我們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建立一種適當的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香港人與內地同胞的關係，以及香港內部不同力量之間的關係。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怎麼來處理一些具體問題？總的來說，國家還會不斷發展，還會為香港的發展帶來很多機會。而香港大多數人是理性的，主流意見是要和內地繼續發展經濟合作。從這個角度來說，香港的民主派只能在政治現實的夾縫中找出路，量力而為，不可抱有不切實際的理想，勉強爭取，走向對抗。要知道，香港回歸中國後，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必然出現重大變化。而且西方很難再成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為西方自身難保、自顧不暇。香港未來的發展離不開中央的對港政策，離不開香港和內地的良好關係，因此香港人必須要與中央政府合作，與內地同胞和睦相處。在這個基礎上去思考，香港未來往哪走？走一條什麼樣的民主路？

　　（全文完；來源：《經濟導刊》）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