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哲文：多少遺憾，都付斷壁殘垣

　　武雲溥   

　　2012年5月14日，古建築專家羅哲文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八歲。《羅哲文傳》作者張海燕認為，羅哲文對中國古建築保護工作的貢獻，絕不遜於他的老師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家願意說梁林，是因為梁林的身上光環太多了，而羅老先生沒有。這個時代，很多人會『選擇性遺忘』，而我希望，我們能把羅老記住得久一些。」他是梁思成的親傳弟子，是解放前中國最著名的古建築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成員。

　　他和老師當年在美軍轟炸地圖上畫了兩個圈，保護日本的京都、奈良兩座古城免遭戰火。

　　他畢生從事古建文物保護工作，傾力推進萬里長城整修和北京舊城保護，並為諸多歷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奔走呼籲。

　　他曾任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中國文物研究所所長，被譽為「萬里長城第一人」。

　　2012年5月14日，古建築專家羅哲文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八歲。

　　營造學社的幸運少年

　　1940年，四川宜賓李庄鎮，少年羅哲文隨意翻看著一份報紙。那年他十六歲，趕上抗戰爆發，中學都沒念完，有時幫家裡放牛，大部分時間百無聊賴。看到報紙上登出一則招生廣告：「中國營造學社招收練習生……免學費，發工資……」雖然不知道「中國營造學社」是做什麼的，羅哲文還是很高興，決定去報名試試看。

　　梁思成也沒想到會有什麼樣的人來報考，戰亂年代，人心惶惶，即使在西南大後方，安心做學問仍是一種奢望。創辦於1928年的中國營造學社，是當時中國頂級的建築史研究機構，最初是北洋大員朱啟鈐利用美國對華專項基金贊助設立，梁思成1930年加入學社後，帶領一眾專家學者，做了大量古建築維修工作。孰料1937年盧溝橋炮響，中國營造學社被迫離開北平南遷，輾轉入川。

　　沒有任何建築學基礎的羅哲文，居然成了當年考生中唯一被錄取者，這讓他喜出望外：「只見考題中有寫字、畫畫等內容，對此很感興趣……從此我便學起了古建築。」羅哲文後來回憶，大概自己繪畫的天分被梁思成看中，機緣巧合，這才得以入門。後來加入營造學社的王世襄和洪慰德，都是出身名門，家學淵源，卻也沒有羅哲文這樣好運氣。

　　梁思成讓羅哲文跟著自己學測繪，參加田野調查，說：「羅哲文給我寫、測繪，增加了我手的功能。」林徽因也非常看重羅哲文這個小夥子，鼓勵他學好外語和文學。羅哲文記得林徽因對他說，莫宗江、陳明達先生進學社時年紀更小，現在已經可以獨立開展調查研究了，「她說我只要認真學習，一定能趕上他們的。」梁思成更是手把手地教羅哲文，「他連鴨嘴筆和圓規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做了詳細的示範。」

　　1940年到1945年，中國營造學社在李庄的幾年，是羅哲文一生最充實、快樂的時光。白天跟著老師們在山間考察，或是讀書、繪圖；吃過晚飯，羅哲文和王世襄、莫宗江一起去河邊散步。「走在最前面的王世襄是個胖子，個頭也高一些，背著個書筐，中間的莫宗江拉著金岳霖教授的一條狗，再後面跟著的就是個頭和年紀都要小一些的我。」羅哲文本名羅自福，別人常笑稱他「羅斯福」，梁思成聽了也覺得好笑，就給他改名「哲文」。

　　秘密為日本保全文化遺產

　　1944年夏天，羅哲文跟著梁思成，悄悄乘上一艘小火輪，順長江直下，前往陪都重慶。

　　「那天天氣酷熱，梁先生叫我跟他到重慶去辦一件事。」羅哲文很高興，重慶是他從沒去過的「大地方」。啟程前梁思成沒告訴羅哲文去做什麼，倒請這位學生吃了冰淇淋，好像提前慰勞他。「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這種洋玩意兒，覺得味道好極了。」

　　到了重慶，師徒二人被安排住進一幢小樓，每人一個單間。小樓在山上，綠樹掩映，出出進進的人都面無表情，行色匆匆。後來羅哲文才知道，這是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所在地。梁思成告訴他，每天會有一些地圖送來，梁思成會用鉛筆在圖上標出若干記號，羅哲文的任務是根據這些記號，用繪圖儀器重新繪製帶有特殊標記的地圖。所有工作都要保密，盡量不要出門。

　　羅哲文二話沒說，按老師的囑咐開始工作。一看地圖，他就明白為什麼要保密了：全是50000∶1比例的軍用地圖，圖上的方位除了中國的淪陷區，還有日本。

　　整整一個多月時間，兩人埋頭幹活，羅哲文看到梁思成總是面帶憂色。「那時我理解不了先生的良苦用心，更不懂得他苦心憂慮為了什麼，只知道那些大比例尺的圖一定是有特殊用處的軍用地圖。」羅哲文按照梁思成的要求，在日本地圖上標出了奈良和京都兩座古城。在這些地圖上，梁思成畫了很多圓圈和方框，標出的都是當地的著名古建和文物場所。「奈良和京都兩座古城是整體圈出的。」

　　羅哲文沒有想到，他和老師筆下圈圈畫畫，竟拯救了無數文物免遭轟炸。原來，這些地圖是美軍計劃空襲日本之前，請中國政府協助標出「免炸」區域所用，梁思成作為古建專家擔負了這一保護人類共有文化遺產的重任。 「當時梁先生接觸什麼人我不知道，打電話都用英語，我也從不打聽。」羅哲文說，時隔四十年後，1985年他訪問日本奈良，與日本學者交流，才知道當年自己無意間充當了這座古城的「保護神」。此時梁思成早已去世，生前從未細講其中緣由。「六十年代中、日、美關係微妙，他不便說出與美軍的這種合作。」羅哲文回憶，「梁先生素來謙恭，他認為保護人類共同文化遺產是自己的責任。」 

　　騎著毛驢修長城

　　1945年日本投降，清華大學遷回北平，請梁思成回校主持建築系。梁思成提出，由中國營造學社與清華大學合辦中國建築研究所，專門從事古建築的勘察測繪工作。羅哲文獲梁思成特許，破格成為中國建築研究所的研究生，同時擔任清華建築系主任助理。羅哲文還協助梁思成編印了《全國重要文物建築簡目》。一百多頁的書，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油印，羅哲文就在鋼板蠟紙上一筆一畫刻寫出來。

　　1950年，二十七歲的羅哲文調到國家文物局，任文物處業務秘書，他成了局裡最年輕的古建築專家。1952年郭沫若提議開發長城，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把「修長城」的任務交給了羅哲文。這一修就是幾十年，長城，成為羅哲文一生魂牽夢縈的事業。

　　他第一次去看長城，是乘火車到八達嶺，再騎一頭小毛驢上山。「到達目的地時，天色已經很晚。八達嶺滿目荒涼，夕陽照著山上的長城殘骸。我想起當年戍邊的戰士就在這兒待著，當年的長城，一定非常雄壯。」羅哲文興起，作了首詩：

　　斷壁殘垣古墟殘，夕陽如火照燕山。

　　今朝賜上金戎刀，要使長龍復舊觀。

　　「要使長龍復舊觀」並不容易，羅哲文發現，長城經歷兩千多年風雨侵蝕和人為破壞，保存完整的段落已不多。他選擇了山海關、居庸關、八達嶺三個重點段落，展開艱苦的實地勘察，每天騎著毛驢上山，經常和衣睡在荒草地里。三個月後，羅哲文拿出一份八達嶺長城維修計劃，請梁思成審定。梁思成抱病看完羅哲文繪製的草圖，在圖上批了「整舊如舊」的意見。「老師提的意見，對我以後幾十年的文物維修工作都具有指導意義。他說古建築維修要有古意，不要全都換成新磚、新石，不要用洋灰……『故壘斜陽』更覺有味兒。」

　　1953年國慶節，修繕後的八達嶺長城向遊客開放，羅哲文和他的小毛驢又開始向嘉峪關、金山嶺、慕田峪等地進發。金山嶺長城是單面牆，羅哲文用山羊把磚馱上去，一隻山羊一次只能馱兩塊磚。他還爬過很多險隘之地，「有一些地方單用腳上不去，要手腳並用，上面抓著，下面蹬著，才能上去，我曾經差一點摔死了。」

　　1984年，鄧小平為長城保護工作題詞「愛我中華，修我長城」，1985年，羅哲文和另外幾位專家共同起草報告，申報長城為「世界文化遺產」，當年年底，中國正式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一直到2003年，羅哲文還以年近八旬的高齡，帶領考察團西出玉門關，沿絲綢之路尋訪漢代長城遺址，並穿越了「死亡之海」羅布泊。一生為長城奔走，羅哲文被稱為「萬里長城第一人」。

　　為保舊城上書周恩來

　　1954年初，有一天羅哲文突然接到鄭振鐸的通知，讓他趕快去北海團城，整理一份包括測繪圖紙、文獻資料、文物照片在內的完整資料，儘快在《文物保護參考》雜誌上發表。

　　羅哲文知道，這是為了保護北京舊城，漫長而艱難的戰役。他的老師梁思成，在解放軍進城之初就呼籲，一定要儘力保護舊城古建。然而在轟轟烈烈的經濟建設熱潮和隨之而來的政治運動面前，舊城被大面積拆除，師生倆都心痛不已。有一次中南海里蓋新樓，要佔清音閣那塊地，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特別要求，請國家文物局的同志先來鑒定一下。羅哲文就代表文物局前去勘察，認為清音閣是珍貴的文物，如果一定要拆，最好把物件分類編號，異地恢復。這個意見獲得批准，清音閣最後搬到陶然亭公園重建，成為新中國最早異地搬遷的文物古建。

　　但是同樣珍貴的北海團城，遇到拆遷令，就頗費了一番周折。當時有領導人認為，北京城要改善交通，馬路一定要筆直寬闊，團城擋了路，要拆。羅哲文找梁思成想辦法，梁思成請了蘇聯專家參觀團城，上書說情也不行，最後一直驚動了周恩來。周恩來專門為團城拆遷問題開了會，聽取文物專家們的意見，最後才決定將中南海的西北圍牆向南移數十米，計劃要修的馬路也順勢南移，這才避開了團城。

　　1966年，「文革」開始，北京古建再遭劫難。有關部門下令，為了修地鐵，需要拆掉建國門西南角的古觀象台遺址。當時國家文物局已經停止正常工作，專家都成了「臭老九」，說話沒人聽。羅哲文聽說古觀象台要拆，急壞了，自己帶著相機和測繪儀去建國門測繪攝影，又聯合北京天文館的專家，起草了一份《關於保護古觀象台的報告》。這次羅哲文有了經驗，以「革命群眾」的名義，又把報告轉送到了周恩來的案頭。很幸運，周恩來注意到了這份「群眾報告」，一看還相當專業，就下令地鐵施工繞開古觀象台，還專門撥了一筆經費，用於古觀象台的地基加固。

　　「文革」風雨中，羅哲文盡自己所能，保護了一批古建築免於破壞，但更多的珍貴文物遺址還是被砸毀拆掉了。他自己也因為幾次向周恩來上書，被造反派盯上。造反派從羅哲文的檔案里發現，羅哲文父親羅樹培當年是靖國軍里「手持雙槍」的營長，而江青說過，小說《紅岩》里的「雙槍老太婆是土匪」——「雙槍」胡亂一聯繫，羅哲文就被打成了「土匪的兒子」，遣送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北京市公安部門還把羅哲文年邁的老母親武裝押送回宜賓老家，押解人員向宜賓當地政府鄭重宣布，羅哲文的母親就是「雙槍老太婆」，必須嚴加管制。

　　1981年，羅哲文回四川考察時，想起這段啼笑皆非的往事，賦詩云：

　　車過華鎣感慨多，十年歲月嘆蹉跎。

　　我娘從未川東過，何來雙槍老太婆？

　　為保護古建和長城一生奔忙

　　《羅哲文傳》作者張海燕認為，羅哲文對中國古建築保護工作的貢獻，絕不遜於他的老師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家願意說梁林，是因為梁林的身上光環太多了，而羅老先生沒有。這個時代，很多人會『選擇性遺忘』，而我希望，我們能把羅老記住得久一些。」

　　羅哲文生前似乎對此不以為意，他曾手書一幅字，寫的是梁思成的詩：

　　登山一馬當先，豈敢冒充少年。

　　只因唯恐落後，所以拚命向前。

　　晚年羅哲文恰如詩中所述，像年輕時一樣四處奔忙，一刻不願停歇。老舍的兒子舒乙與羅哲文是多年老友，形容羅哲文是個「小老頭」：「他一半時間在飛機上，不停地出席各地的古建、文物專業會議，忙得很。」在推進文保工作的策略上，羅哲文與梁思成不同：梁是「泣血痛哭」，羅則贊同政府主導、專家諮詢、公眾參與的辦法，因為他逐漸發現，在當下中國的現實中，「城市決策者的權力越大，毀壞力也更大。」所以，他努力推進更多「歷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想的是「多保護一個總比不保護好」。羅哲文的弟子馬炳堅說，老人有時一早上要趕兩個會，家裡電話一天到晚響個不停。可請他去開會的人「一半尊重他的意見，另一半只是聽聽，該怎麼修還怎麼修。」開完會回來，羅哲文有時會對馬炳堅感嘆一聲：「我被當幌子了。」

　　他的無奈和遺憾還有很多——京杭大運河申遺、蜀道申遺、在日本奈良為梁思成塑像，是三件羅哲文生前想做而未完成的事。他一直記著北京老城牆被拆時，梁思成失聲痛哭的樣子：「拆城牆就像扒我的皮，抽我的血。」1969年有一天，羅哲文路過西直門，看到城樓上搭起了腳手架，大驚。一打聽才知道，西直門瓮城被列為「破四舊」對象，要拆。羅哲文沒辦法，拿個相機每天去拍，眼看著城樓變瓦礫。那時梁思成已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很多朋友和學生怕被牽連，都避而不見。羅哲文去醫院探望梁思成，兩人無語垂淚。

　　2012年初，北總布衚衕24號院也被拆了，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病床上的羅哲文還在念叨，他原本以為這次拆房子，是要在原址上建梁思成紀念館的。

　　「北京已經成這樣了，」羅哲文嘆道，「保護得太晚了。」 

　　摘自《文史參考》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