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煒光：人性「本善」還是「本惡」？———天益：學習型社會領航者

李煒光：人性「本善」還是「本惡」？——再讀黎鳴先生的《中國人為什麼『愚蠢』》● 李煒光與其他民族的先哲一樣，中國的聖人們在我們這個民族的初期創建的文化，它所留下來的思想印跡，是永遠不可磨滅的。這不是我們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必須要繼承下去而且必須要繼承好的問題。像歷代文人那樣死記硬背原鍋不動一味歌功頌德表示敬畏是繼承，批判地繼承其合理科學的成分並有機融合促其更新發展也是繼承。我們應該選擇哪一種？中國聖人們留給現代中國人的思想遺產既擁有偉大的智慧，這種智慧的巨大價值在未來將越來越表現出來；但也存在巨大的謬誤，從事著「偉大的誤導」。當代中國人如果連這一點也看不到，也不願意承認，那其實我們離開舊時代的文人其實沒有走出多遠。批判不是毀滅，而是有選擇的繼承和更新，是中國文化的一次新生。這新生，應該在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手中進行和完成。但就我們現在這種精神狀態和所表現出得幼稚無知，能擔當起這個重任嗎？ ( http://www.tecn.cn )中國人當今最緊要的是學會思想的批判和對不同思想觀點的寬容、容納，而決不能像舊文人那樣做統治者認可的思想的應聲蟲和思想奴隸，繼續做世俗權力的圖解工具，充當焚書式的思想毀滅者。有的網友在討論中說我是在用近代西方的哲學思想與古代中國聖賢相比，就是說，沒有可比性。那就讓我們先回到人類社會的初期，那個著名的一千年（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去看看，讓中國的聖人和西方的哲人、先知們「比試」一下吧。 ( http://www.tecn.cn )差不多兩千年以前，中西方的聖人、先賢們幾乎同時針對人性這個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並由此沿著各自的歷史軌道一路演變下去，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文化。中國古代儒家聖人主張人性本善。孟子說：「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宋代王應麟在《三字經》中將其總結為：「人之初，性本善。」幾乎在同一個時代，西方的古代哲人們，特別是宗教先知所創立的完全是另外一種精神。他們認為人性本惡，既然是惡，就必須想辦法走向善，因為人類需要善才能共存。對此，古希臘人找出的辦法是追求知識，他們認為，在一個人性本惡的社會中，無疑，追求知識和信仰比追求人性善要現實得多，可行得多。古希伯來人則主張信仰上帝，由於人是性惡的，所以這個善只能來自於外部，準確地說，必然是來自於高明於人類的神——上帝。善就是信仰上帝，只有遵從上帝的誡律和約定，人才能得到救贖，並使自己的靈魂獲得拯救。 ( http://www.tecn.cn )這樣，早在2500百多年前，中國的聖人和西方的哲人、先知一道，為人類社會的未來樹立了一個精神的燈塔，指引著人類前行。可惜的是，他們沒有形成合力，信仰和知識為近代西方哲學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而中國的這一股精神「光束」卻始終沒有與西方文化合為一體，自己照自己的，而且逐漸暗淡下來。 ( http://www.tecn.cn )認為人性本善的中國人沒有向外求信仰、求拯救的需求，因為他們認為人自身就是善的，所以中國人心中沒有永恆的「神」的位置，中國人的心裡只有「人」。看起來中國人也信神，磕頭拜佛，虔誠得很，但卻只有信仰的形式，沒有信仰的內涵。比較起來，他們更怕的是現實中的統治者。儘管中國人也祭天地鬼神，但那不是信仰，只是為了求雨驅病而「臨時抱佛腳」的一件有用的工具而已，體現的只是一種功利的需要，可以完全不追求人的靈魂的拯救。中國人一般不會因為說了錯話、辦了錯事而煩惱，而懊悔，而受良心的譴責。所以，「拯救你的靈魂」、「懺悔」、「救贖」這樣的名詞不是漢語能夠創造得出來的。 ( http://www.tecn.cn )中國聖人的心地十分高尚，可惜他們創造的文化後來被極權政治所利用，所改造，所糟蹋。試想，在一個由本性惡的人類組成的社會中宣揚克己復禮，清心寡欲，其結果會是什麼？反正不可能做到，大家就都不必認真；反正永遠做不到，統治者乾脆就拿它當了作惡的遮羞布。 ( http://www.tecn.cn )西方人創造了上帝，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很有必要；中國人沒有創造出抽象的上帝，是因為他們沒有覺得自己需要有一個這樣的上帝。沒有上帝，有主人，有皇上，中國人仍然覺得自己過得很好。西方人虔誠地信仰上帝，可以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戰鬥而拋灑熱血；中國人則把自己的忠誠和所有的讚美之辭全部用在了統治者身上，如「萬壽無疆」、「萬歲、萬萬歲」等等。中國沒有也不可能發生宗教戰爭，中國人只為世俗的權力或金錢而戰。西方人尊崇上帝，中國人尊崇世俗權力。上帝是神，統治者是人，這是兩個無法相比的高度，代表的是精神的高貴和鄙俗。精神的高貴才能帶來行為的高貴，精神和鄙俗必然導致行為的鄙俗。中國人從那些「聖人」開始，就把人間一切最美好最崇高最肉麻的頌歌獻給了掌握世俗權力的統治者，2000多年了，無論統治者殺了多少人，作了多少惡，中國人從未想到改變一下自己對統治者的愛戴之情，更沒有抑制一下自己對統治者「行善」的熱烈期待，他們把自己完全交給了統治者，包括自己的自由以至生命。 ( http://www.tecn.cn )人性原惡的存在是一條永恆的真理。人要取得進步，要實現自我的價值，人類要推進社會，要從事更高級的文明的創造，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自己身上的原惡，普遍存在於一切人身上的人性的原惡。這是任何人從生至死都必須與之戰鬥的最不可輕視的敵人。這正是古希臘德爾菲神諭「認識你自己」所給予人類的最偉大的啟示。但對於這樣一條無可辯駁、無可改變的真理，中國人卻從來不去正視它、承認它，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然而，數千年「痴心不改」地歌頌權威的結果，不僅沒能實現人們的願望，反而統治者對權力的使用更加肆無忌憚。威望越高的統治者，往往也就是作惡最多的統治者。這是個規律，是個中國人至今「不認頭」的客觀規律——人類給予權威的不應該是頌歌，而是制度的約束和控制，是把憲政民主「強加」在他們頭上的，是把他們關進「籠子」。一個世界各國連小學生都能確回答的問題，卻至今沒有多少中國人知道它的正確答案，原因就在於自己傳統文化那個「性本善」的長期誤導。」 ( http://www.tecn.cn )我們說中國聖人主張人性本善是一種偏誤，而且這種偏誤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誤導的作用，決不是說它毫無價值，恰恰相反，它在未來將對整個人類的未來產生不可限量的影響，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人性本善本、人為了達到善必須克己、忠孝、禮讓，即「仁者愛人」的思想是個的極度超前的意識，是人類社會高度進化的理想境界，甚至可以說達到了人類精神高度的極點。黎鳴先生說：「中國聖人把人性未來的必然向善錯誤地看成了人性本善。這是一種倒果為因或倒本位末的錯誤。」這是一個不可原諒過去，但卻可以展望未來的錯誤。它所宣揚的問題就表現在這種思想的極端性與不可操作性的矛盾。把話說得好過了頭，而在解決現實中卻倍感力不從心，以至於完全背離了其「愛人」的偉大目標，這正是中國聖人們的宿命和悲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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