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香江：香港與內地60年移居志

「你必須擁抱他。」與澎湃新聞記者見面那天瓢潑大雨，即便從港島回新界打車花了一個多小時，趙磊還是喜歡這座城市帶給自己的熟悉和舒適：「起碼下雨天走在人行道上，踩到的磚頭不會迸水。」趙磊去年有了第一個孩子，他想得最多的不是「上車」（購置第一套房子），而是如何從一年前做電商的失敗中積累教訓，重新開始跨境醫療的創業。從香港科技大學碩士畢業後，他一邊從事金融工作一邊做「港漂圈」，今年是他在香港的第九年，他已擁有16萬微信粉絲。34歲的張翠是4個孩子的母親。當2015年剛得知有了第四個孩子，她有些抓狂地指著丈夫嚷，「我左右手各牽一個，懷裡兜一個，多一個安哪兒？」她們一家住在港島東尾巴上一套四十多平方的房子里，2007年從廣東肇慶嫁入香港以來，這是她住過最寬敞的地方了。夫婦倆當時以160萬的價格購入，現在房子已經飛漲至350萬，但即將到來的新生命會分去他們本來就不多的空間。丈夫讓她自己做決定，無論如何，他會尊重她。最終他們生下了這個孩子。回歸後，像趙磊、張翠一樣的普通赴港者正為他們的「香港夢」而奮鬥：底層的為了物理的生存空間營營役役，中產們則循著機會找尋向上的空間。在這場同時間的拉鋸戰中，新港人們即便偶爾錯覺浮在空中，也仍對在這彈丸之地辟得一席立足之地滿懷希望。兩地香港特區政府的公開數據顯示，在擁有700多萬人口的香港，過去二十年里，超過90萬內地人為了與家人團聚而移民。他們在正式拿到香港身份證之前，一腳踏在香港，一腳踏在內地。張翠和先生曾是中學同學，先生念高中時隨父母去香港，拿了香港的身份證。分別十年後，二人在肇慶重逢，聊起少年往事，情投意合，慢慢就走到了一起。2007年兩人結婚，讓張翠心焦的不是兩地六小時的車程，而是每月回內地一續的港澳通行證，續一次證就需要等待兩周。「一個月奔波一次，大著肚子也要乘車回去。那時我沒有身份證，父母也無法以『探親』為由過來香港照看孩子。他們至多只能來一周，兩天還浪費在路上。」2017年6月初，香港，家庭主婦張翠在家中照顧四個孩子。自2007年從廣東肇慶嫁入香港以來，她與丈夫、孩子住在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 澎湃新聞記者 吳 越 圖「到我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政策有所改變，夫妻關係可以在港停留三個月，」張翠說，「但那時候還是比較嚴格，需要有醫生出具證明信，說明孩子在香港出生，才可以通關。」她沒有完整地坐完月子，就急匆匆趕回老家續證。公公要上班，而婆婆身體不好，她幾乎沒有親人可以依靠。她還沒有帶孩子經驗，給孩子沖涼都要等先生回來。帶著兩個孩子，回趟家太不方便了。「以前還可以坐船，從尖沙咀坐船回我家。可能乘船的人少，現在取消了。我喜歡坐船回家，因為帶著小孩，船的空間比較大，方便孩子走動。」船行取消後，她只能帶著孩子擠進沙丁魚罐頭般的公交車車廂回家。那段時間裡她沒身份，無法在香港找工作，她曾考慮過回老家工作，「沒工作的感受會和生活脫節，即便有朋友聯繫，但因為不在一起生活，還是有很多不同。」但她的丈夫接受不了剛結婚不久就分居兩地，而且她回廣東月收入一千多，差不多等於從香港來回廣州的車旅費，一來一回等於做了無用功。直到她在四年後拿到單程證，一切才稍稍安定下來。單程證是1980年10月後的產物，所有內地居民赴港定居必須向內地公安部門申請單程證，只有在香港有親人的內地居民才可申請赴港定居。因單程證名額有限，申請的人需要輪候，回歸前有個案輪候長達10多年。「新移民申請來港團聚，由內地公安局審批及分配名額，一般排隊需要四至五年。」張翠解釋說。重新工作的想法一再被擱置，四個孩子讓她無暇去考慮其他，「我現在沒有工作，因為孩子放學時間有時挺早，小孩子才兩歲半。這邊的幼兒園兩歲便可入托，規定是三歲入學。我之前找了一些超市收銀的工作，但是時間不合適，就算了。」今年是張翠來港第十年，等身份證滿七年，她可以換香港永久居留證。蝸居新移民們最初的生活安放在幾平方米的火柴盒空間里。羅霞1997年拿到香港身份，跟丈夫和三個女兒住進的是3平方米的劏（tāng）房。這間「劏房」的房東是把一間三十多平的屋子隔成了七間，洗手間和廚房公用。在這樣局促的空間里，碌架床（雙層床）是標配。三個孩子睡上層，夫婦倆睡下層。讓羅霞心痛的是，有次小女兒剛睡醒還犯著迷糊，從上層一不小心摔下來，把手腕摔斷了。

2017年6月初，香港，張翠的長女坐在鋼琴凳上玩耍。張翠雖然極盡節儉，但是她還是給孩子們買了一台鋼琴，並且希望他們不要因為空間狹小而錯失追逐夢想的機會。 / 本組圖片 澎湃新聞記者 吳越

2017年6月初，香港，張翠在家中陪伴四個孩子。

2017年6月初，香港，張翠的小女兒因為發燒坐在地上哭。

2017年6月初，香港，張翠的兒子在家裡玩玩具。

2017年6月初，香港，抱著小女兒的張翠，望向在房間里彈鋼琴的長女。

2017年6月初，香港，張翠的長女在房間裡面彈鋼琴。每天做飯也要算準時間，僅能容納兩個人的廚房不允許羅霞在裡面磨磨蹭蹭。她很快發現七戶人家中只有四家會自己做飯，她會精確地計算好時間，在其他租客還沒回家前把菜都做好。房間里如果放一張桌子門就開不了，於是她會在上層的床護欄上架一塊板，板的另一頭恰好擱在對牆的支架上，把熱菜端進房「就擺在天上晾」。好在，她們一家五口現已住進公屋，三平方變成了三十平方。對空間的訴求經過極度壓縮後，空間哪怕只擴張一點，身處其中的人都容易感到滿足。羅霞說到一家人所住的深水埗公屋，眼裡滿是喜悅，她沒想到有一天「居者有其屋」會在她身上兌現。公開資料顯示，新移民底層家庭並非只集中在天水圍，還有屯門、油尖旺、黃大仙、觀塘、彩虹、長沙灣、深水埗、石硤尾等地。張翠40平方米的家已算蝸居族裡寬敞的，但四個孩子和丈夫的東西如何收納成為傷腦筋的問題。她的家裡掛著好多繩子，繩子上一層層掛著衣服。儘管能看出她在記者拜訪前收拾過家裡的東西，但還是沒有騰出更多的空間讓孩子可以隨意跑動。家中空間逼仄，張翠常會選擇把孩子帶到樓下不遠的公園玩耍，等孩子再大些可以讓他們去圖書館。香港中環街景。 / 澎湃新聞記者 吳 越住慣老家寬敞的大房子，張翠的母親第一次來他們的新房，不悅地問了句，「怎麼在房裡走到哪都會撞桌子？」她母親第一次去香港的菜場就被菜價嚇到了，她讓對方稱五塊錢的菜心，本以為對方會裝好一大把遞給她，沒想到對方沒伸手拿錢，倒是問起，「你是要幾根菜心？」她這才發現，內地每斤單價一塊的菜在這裡都是十幾二十塊。張翠早已習慣生菜六七塊，菜心十多塊。有次丈夫問她為什麼連續好幾天都買同一種菜，她只能不好意思地說，挑最便宜的買，一下子煮許多，分幾天吃。如果趕在收攤之前買，菜會更便宜。令人欣慰的是，成長在這些家庭的孩子大多乖巧懂事。「我的四個孩子中，老大和老二選擇同一個興趣班，我可以省心一點。大女兒現在才三年級，但已經很會照顧小妹妹了。養小孩有很多開支無法算，不像水電費那麼具體。也會教育孩子合理消費，多數時候會用獎勵的形式送孩子禮物。」張翠說。儘管極盡節儉，張翠還是大手一揮給大女兒買了台鋼琴。烤漆黑的鋼琴放在本就不大的屋子裡，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她希望孩子不要因為空間狹小而錯失追逐夢想的機會。觸夢香港芭蕾舞團前首席演員吳菲菲熟悉踮起腳尖的感覺，一如她從東北來南方城市香港後的生活狀態。2003年，17歲的吳菲菲還是瀋陽音樂學院舞蹈系的學生，她去香港芭蕾舞團交流，直接被選中發了聘書。她還能記起那時在港鐵上激動地用IC卡給父親打長途，父親鼓勵她，「就留在香港試試吧。」吳菲菲在瀋陽是舞蹈隊里的佼佼者，可來了香港優勢卻沒有了。香港的舞蹈排練和內地重複練習基本功不同，更看重個人的悟性，這讓過去依賴老師的吳菲菲有些迷惘。「老師講求高效，腦子都轉得飛快，他只是一個給你提供知識和服務的人，不會手把手教你。」2017年6月2日，香港，香港芭蕾舞團前首席演員吳菲菲（右）正在練功房排練。 / 澎湃新聞記者 吳 越 圖她從第二組群演的替補做起，可跳了一兩年還是原地踏步，每個月只有五場演出，芭蕾舞團的兩組群舞已經是足夠的了。如果幸運的話，她可能是第二組的群舞，如果不幸，可能連第二組的群舞都排不上。「覺得自己有點跟不上，無形當中會有些打擊和阻礙。覺得自己走得不是很順，那時有點灰心，想要放棄。」有天她結束排練準備回家了，回頭檢查有沒東西落下時，卻發現同一批進入舞蹈團的一個日本女孩和一個英國女孩還在練習。「雖然合約說到六點鐘大家可以下班了，可是人家還在練，我就有點不安。那時候我才意識到，是自己不努力。」開始積極投入排練後，「表情和氣場都是不同的。」工作日是每周一到周六的上午半天，她結束排練就去看其他人練習，領舞、獨舞。每晚結束排練她太累，就會躺在地上半個小時再爬起來。揉揉腿，拉拉筋，放鬆下肌肉。「七八點到家，買外賣放在家裡，一點都吃不下去。逼自己吃，覺得不吃的話沒有足夠的熱量和營養。 有時吃兩口休息下，然後就睡著了，一個晚上就過去了。」她慢慢有了機會，跳《藍鳥》的雙人舞，2012年憑獨舞《一間她自己的房間》獲得香港舞蹈年獎。2013年，吳菲菲左邊的胯部嚴重受傷，無法走路，睡覺平躺在床上都痛。她做復健、理療，恢復又複發，反反覆復，一直吃止痛藥。那時還一直在演出，跟國外請來的一位嘉賓演員跳雙人舞，她不想放棄，但也無可奈何。2014年7月她正式離開了舞台。「雖然我在舞台上跳舞，謝幕的時候有觀眾的掌聲和歡呼，當時覺得什麼汗水、淚水都值了。但後來我發現自己對教課也很感興趣，不一定要自己跳，學生學會了拿成績了，我反而會更有成就感。」在她看來，香港本地藝術發展比較晚，主打是金融。她在香港芭蕾舞團這些年，舞蹈團從之前的默默無聞到聲名鵲起，她覺得所有的辛苦沒有白費。她開始對這個城市有了歸屬感，「時間就是那個答案。時間長了，就會對這個地方有熟悉的感覺，哪怕空氣的味道，建築的風格，沿途行人的穿著。每次一下飛機，我就知道回到香港了。」創業1997年6月，還在上小學五年級的趙磊從哈爾濱去北京參加夏令營，名為「我去香港上大學」。「那麼巧，我自己都服了，可能當時就埋下了來香港的種子吧。」2008年，趙磊到香港念機械工程的研究生，這個來自東北的男生一開始有些不適應，「那時我想吃一些好吃的，都會去深圳，我會覺得這個地方如此熟悉，道路的寬度如此熟悉，電梯的速度如此熟悉，人們的說話方式也是我熟悉的。」2010年，他投身金融行業，在一家金融機構做二級市場投資，同時經營著「港漂圈」的微博。「每年在香港的港漂大概有3.3~3.4萬人。」趙磊將港漂這一人群分為這幾類，第一類是從內地到香港讀書的學生，第二類是直接從內地到香港工作的，專才和優才。還有一類是內地人去了海外念書再回來香港。2003年，經教育部批准，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8所公立大學正式面向內地招收自費本科生，招生範圍僅限北京、上海、廣東、浙江、江蘇、福建6個省市。香港在同一年施行的政策還有向內地開放自由行以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趙磊把這些政策放開視為港漂形成的背景。在他看來，「港漂擁有幾個屬性，第一年齡在20到40歲，第二受過高等教育，第三他到了新環境，沒有舊的社會資源可以利用，必須要通過自己的拼搏和創新去積累資源。」2013年，趙磊辭去工作，專職創業做「港漂圈」，他看好這個群體的發展。2015年他做跨境電商，2016年中段失敗了。2016年啟動運作跨境醫療，目標客戶是更具視野的中產人士。「資本普遍指望獲得短期回報，青年人傾向於爭取高工資而承擔低風險，所以創業者要左手溫暖右手，把痛苦當做快樂去欣賞，去體味……」他曾在2013年11月在自己的朋友圈寫道，像是預言了當下的自己。從創業開始，他也更深刻地意識到香港這座城市對他的改變，「一定要往上走，它把你的時間感覺都調快了。」這是專業和效率至上的城市調性所致。「比方說我們想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一般來說七天就成立起來了。有時候你（還可以）加急的，我之前成立一家公司，已經是一個月月尾了，到下個月月初就會有新的政策，可能收費就會更多，我就會緊急地問合作的會計師事務所，結果對方給我加急，第二天就做出來了，超級快。」這讓趙磊偶爾變得患得患失。「創業會讓你的心情發生很大起伏。一天醒來，你會覺得整個世界都在離你而去，又一天醒來，你會覺得整個世界都在向你迎面而來。」他說自己目前不會考慮買房，堅持想把籃子里的錢用來創業。看到一些年輕人在為「上位」（升職）、「上車」（購置第一套房產）而焦慮，他更想擁抱新的變化。新移民們至少都是願意擁抱變化的人。趙磊說起，就像20世紀70年代中期那批從內地到香港的人，「他們那一代，存在些被迫的東西，但只要肯努力肯拼搏，就會有相應的收益。那是一個你來到香港，只要肯做事情就可以成功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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