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教授對高饒事件的系列研究 3
政爭與權爭——「高饒事件」起因再解讀 (二)
愛思想網 2009年4月 作者●王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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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幹弱枝的大一統體制：地方削權和中央分權
如果說「蘇區黨人」與「白區黨人」的問題，實際上是中共從造反到掌權的角色轉變過程中的矛盾和衝突的集中反映，那麼，建國後過渡性政權體制到黨和國家政治體制的正式確立，是一個調整權力架構過程中的真刀真槍的利益再分配，更是兩者衝突的焦點。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中共建政伊始，實行中央和大區兩級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權體制。大區體制是在統一全國的軍事行動中形成的中央和地方分權的格局，大區政府既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機關，又是地方最高權力機關，有很大獨立性。大區體制對消滅大陸的國民黨殘餘力量和盤根錯節的地方割據勢力發揮了巨大作用，使中共新政權在廣大地域牢牢地紮下了根基。但如果大區相互串聯起來，也足可以形成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方勢力。這就使中共的新政權面臨著歷史上十分相似的一個老問題，國家初建時的削藩問題。即如何儘快結束各地「諸侯」分治的「五雄七霸」局面，建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中央大一統集權體制。這也是自晚清以來，歷屆中國政府都沒有實現的政治目標。 ( http://www.aisixiang.com ) 深諳中國歷史的毛澤東自然十分熟悉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等前朝開國故事，對唐人柳宗元的《封建論》尤其有心得，十分警惕國家出現「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局面。在開國之初，毛澤東曾當面警告過各大野戰軍的軍頭，如果不聽話，就拿你們開刀。在建國不到一年的時間，彭德懷赴朝參戰、劉伯承去南京辦學、林彪去蘇聯養病、聶榮臻調任總參謀長。各大區主要軍事將領相繼離開了自己的部隊和地盤，軍事與政事分離，從根本上消弭了地方割據的可能。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52年，經過剿匪、鎮反和土地改革等運動，大陸上的敵對勢力已經消滅殆盡，國民經濟得到初步恢復，朝鮮戰爭也進入停戰期。中共中央開始準備大規模國家工業化建設，不失時機地把強幹弱枝即加強中央集權的問題提上了日程。中共的中央集權過程，是在實現過渡時期總路線、全面引進蘇聯計劃體制中完成的。其要旨有二：一是固本抑末，上收大區權力，結束「諸侯」分治局面，建立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二是調整中央政制，建立以毛澤東為軸心的中央分權制衡體制。 ( http://www.aisixiang.com ) 於是，「削藩」之後，如何平衡各山頭的利益成為突顯問題，並集中表現為中央高層權力分配的衝突。這便是「高饒事件」發生的體制背景。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52年8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將各中央局大區書記和一批幹部調到中央工作，以加強中央的領導力量。[35]從1952年8月到1953年初，各中央局主要領導人先後奉調進京。其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為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952年8月就職）；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53年4月就職）；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52年9月就職）；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為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1952年11月就職）；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52年11月就職）。 ( http://www.aisixiang.com ) 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軍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東北局主要領導人的身份，就任與政務院平級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位高權重，遠在其他人之上。故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把各大區主要領導人調至中央的同時，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撤銷大行政區軍政委員會或人民政府，成立大區行政委員會。大區行政委員會僅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機關，不再是地方最高政權機關。大區行政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委員和主要行政人員，由政務院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命。1952年12月至1953年2月，華東行政委員會、中南行政委員會、東北行政委員會、西北行政委員會、華北行政委員會、西南行政委員會先後成立。這樣，大區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從實權的層級變為虛權的層級，中央政府直接管轄各省市、自治區。1954年11月，各大區被完全取消，徹底消除了地方尾大不掉的可能。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地方「削藩」之後，毛澤東立刻著手調整中央的權力構架，改變建國時期的中央體制，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在中國傳統王朝體制下，君權與相權經常衝突不斷。史家錢穆說：「明代以前，宰相為行政領袖，與王室儼成敵體」。[36]歷代王朝政治的發展趨勢是不斷地分割相權，加強君權。明代廢丞相，設內廷。清王朝更是以皇帝秘書班子的軍機處作為中央最高權力中樞。這是中國皇權專制「聖人持要，四方來效」 （韓非子）的歷史必然邏輯。對於這些中國傳統政治的利弊得失，歷代帝王分權制衡的馭臣之術，毛澤東都是非常熟悉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49年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共領導下的聯合政府性質的體制，政府的實際權力在政務院，類似於責任內閣制。中共入主中央政府後，繼續了延安時期形成的毛劉體制。毛澤東之下，劉少奇負責黨務，周恩來負責政務。劉少奇是黨內第二號人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劉、周本著各司其職的工作原則，對一些在自己職責份內的工作就便處理了。如劉少奇發表的許多講話、文章，沒有事先徵求毛澤東意見。甚至一些中央文件，沒有經毛澤東同意，就批發出去了。這使毛澤東極為惱火。周恩來主持政務院工作，國事繁冗，車水馬龍，也讓毛澤東很有些不快感覺。甚至說出了「什麼都是西花廳（周恩來處），哪有頤年堂（毛澤東處）」的悻悻之語。這十分類似歷史上君權與相權衝突的老問題。 ( http://www.aisixiang.com ) 當時毛澤東一批再批的所謂「分散主義」的問題，以現代民主政治的觀點，本是比較簡單的責任許可權劃分和工作程序的問題。說到底，也無非是政權初創，各項事權不明確的問題。但以 「聖人持要，四方來效」的觀點來看，這就是「聖上」的「大權旁落」，問題的性質就很嚴重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毛澤東認為劉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行為「擅權」蔽上，早就有在必要時要讓他「挪挪位子」的想法。[37]各大區書記奉調北京後，毛澤東在中央的力量大增，開始把他的想法付諸行動，著手調整黨和國家的權力構架。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53年2月底，毛澤東提出要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議一議調整中央書記處所屬的辦事機構的建議。劉少奇很快拿出了一個初步方案：黨中央設總書記，或增設幾個副主席；實行部長集體辦公制；國家實行部長會議或議會制。他還提出了書記處負責人分工和中央各部門領導人分工的名單，在少數領導人中徵求意見。接著，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草擬了一個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38] ( http://www.aisixiang.com ) 劉少奇提出的名單方案，是研究「高饒事件」的一個關鍵性的史料，歷來鮮為人知。據《高崗在北京》一書披露，劉少奇最初提出的書記處名單是：彭真當政府黨組書記，習仲勛管文委，鄧子恢管農業，安子文管組織，劉瀾濤管財經，饒漱石管工青。[39]其中，彭、安、劉都是原來在中央工作的華北局幹部，俱是占居要職。新進中央的各大區書記，都沒有安排在核心崗位上。這勢必讓其他山頭的人馬感到不快。所以，高崗認為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只是安排人員，甚至認為劉少奇的徵求意見是在搞試探。 ( http://www.aisixiang.com ) 毛澤東對劉少奇這些年來在政治上跟不上去早有不滿，在人事安排上劉少奇似乎是過多地考慮了他熟悉的幹部，這無疑使毛澤東對他的看法更加嚴重了。特別是安子文起草的「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有薄一波、饒漱石、劉瀾濤，這都是劉少奇「圈圈」里的人，而戰功最為卓著的林彪居然沒有列入。雖然起草人或許是出於林彪身體不好難以承擔繁重國事的考慮，但畢竟林彪是四野的旗幟，奪取天下四野位居首功，帳下走出的戰將如雲。這個名單顯然沒有到照顧山頭間的平衡，還很有些包攬中央組織人事大權的嫌疑。 ( http://www.aisixiang.com ) 關於安子文起草的這個名單，歷來是一個眾說紛紜的事情，有安子文擅自起草說，有高崗授意說，有劉少奇授意說。以理推之，高崗不分管組織，又剛到中央工作，高崗授意說的理由最不成立。安子文以中組部副部長身份，能膽大妄為到擅自起草政治局人選名單的程度，也很難讓人信服。最順理成章的是劉少奇授意說。劉少奇主持黨務工作，即使讓安搞個名單提供最高層參考，本也是份內之事。在一次黨內小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安子文未經授權私擬「名單」，暗指劉少奇越權違規。 ( http://www.aisixiang.com ) 毛澤東將這份絕密名單送給高崗閱看。[40]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舉動，表示他很不贊同劉少奇的人事安排。高崗對華北山頭的成見很深，看到這個「有薄（一波）無林（彪）」的名單，自然是非常惱火的。高崗把毛澤東的意見和他的意見摻雜在一起，在高級幹部中私下傳播，散布劉少奇有「圈圈」，周恩來有「圈圈」，煽動對劉少奇和華北山頭「宗派主義」的不滿。軍隊高級幹部尤其火大。 ( http://www.aisixiang.com )
毛澤東顯然是想借重這些大區來的力量，改變劉、周主持中央工作的格局。高崗是大區幹部的領頭羊，在這個變動中是舉足輕重的角色。高崗任主席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成員有4名政治局委員、11名中央委員、2名候補中委，陣容強大。毛澤東對高崗信賴有加，幾乎無話不談，經常一起說些私房話，議論劉少奇、周恩來，表示對他們的不滿。 ( http://www.aisixiang.com )
這時發生的一件最為嚴重的事情，是毛澤東密查劉少奇歷史上被捕叛變的問題。1953年春夏之交，毛澤東交給高崗一項絕密任務，要他秘密調查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瀋陽）被捕的事情。高崗不負重託，指派東北局第二書記張明遠調查並密報了相關的情況。[41] ( http://www.aisixiang.com ) 高崗曾在黨內高級幹部中私下散布說：「自從把各大區的書記調到中央工作以後，中央內部的情況發生了改變，劉少奇、彭真、薄一波他們再不能像過去那樣蒙蔽毛主席了。現在除了周總理是中立態度，林老（林伯渠）和董老（董必武）因年老體衰不大管事外，中央其它許多同志都對他們不滿意。」[42]他還說：「少奇進城以後沒做什麼工作，對毛主席幫助不大，毛主席對少奇不滿意」等等[43]。高崗的這些話，當然不是毫無根據的空穴來風。 ( http://www.aisixiang.com ) 正當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日益不滿，中央高層出現信任危機的時候，斯大林突然去世了。斯大林不僅是蘇聯共產黨的領袖，也是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斯大林的死，給毛澤東提供了更方便地調整中共高層權力構架的歷史機緣。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53年初，毛澤東借新稅制推行中出現的問題大做文章。他尖銳地批評新稅制，一沒有經過中央討論，二沒有通知地方，替資本家說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指責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錯誤」。隨後，毛澤東在組織上採取了一系列消弱和分割劉少奇、周恩來權力的措施。在遏抑劉、周的同時，讓高崗取得了很大權力。 ( http://www.aisixiang.com ) 措施一，撤銷政府黨組幹事會，分割周恩來的經濟權力。 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撤銷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規定：「今後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必須事先請示中央，並經過中央討論和決定或批准以後，始得執行。」[44]該決定還對中央政府的領導工作重新作了分工，劃分為國家計劃、政法、財經、文教、外交等六口。周恩來除名義上負總責外，具體工作只分管外交，職權範圍大大削減。 ( http://www.aisixiang.com ) 5月15日，政務院將所屬20個部中的8個工業部移交給高崗領導的國家計委。[45]國家計委權力很大，當時有「經濟內閣」之稱。 ( http://www.aisixiang.com ) 毛澤東甚至還有撤換總理的想法。在1953年春，毛澤東和高崗議論中央領導人，提出「如果恩來不當總理，你來組閣怎麼樣？」。高崗故作推辭，推薦了體弱多病的林彪。[46] ( http://www.aisixiang.com ) 措施二，指責劉少奇擅自簽發中央文件，分割組織人事權力。
1953年3月，毛澤東兩次對劉少奇「擅自」發文件的事情大發雷霆。1953年5月19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和中辦主任楊尚昆的指示中說：「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還要楊尚昆檢查1952年8月1日到1953年5月5日的中央和軍委電報和文件，查明有多少是沒有經他看過的。他嚴厲指責說：「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47]可見，毛澤東的惱怒非同一般。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53年4月，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正式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各中央局的組織部長任副部長。這意味著原來由彭真和安子文掌管的黨中央組織大權，轉移到了大區來的幹部手中。 ( http://www.aisixiang.com ) 6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同時，批判「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所謂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從政治路線上再次敲打了劉、周。 ( http://www.aisixiang.com ) 這樣，毛澤東把黨政的兩項最重要的權力，黨務的組織權和政府的經濟權，都從劉、周手裡析離出來了。毛澤東的心腹愛將高崗「一馬當先」，不僅把周恩來的經濟權力收歸旗下，而且還要涉足劉少奇負責的黨務領域。[48] ( http://www.aisixiang.com ) 到1953年6月，中央實際形成了劉少奇管黨務，周恩來管外交，高崗管經濟的格局。這個三足鼎立的中央權力格局的形成，改變了過去內閣制的體制，應該是初步實現了毛澤東「分權持要」的意圖。進而，毛澤東提出了中央領導人分為一線和二線的設想。 ( http://www.aisixiang.com ) 四、毛澤東一、二線體制設想的提出與「高饒事件」的發生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使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工作的不滿和批評，不僅有了政治路線上的合法性依據，而且確立了他變更和調整中央權力格局的政治正當性。在組織上，毛澤東重用高崗，期望他能成為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得力助手。 ( http://www.aisixiang.com ) 毛高的親密關係，讓其他領導人都感到了某種威脅。（機敏精細的周恩來曾一度改變發文的順序，把高崗放到他的前面，以試探毛、高的意圖，摸摸底。）這樣一來，黨內協商機制就發生了畸輕畸重的非常變化：過去較為均衡的毛、劉、周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毛澤東為軸心的，劉、周、高三足鼎立的不均衡格局。毛澤東因勢利導，提出了中央領導人分一線二線的體制設想。「高饒事件」的發生，是在毛澤東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的體制以後的事情。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說：對高饒的問題，「我們是到1953年秋冬才發現的。」[49]1954年，高崗在事發後的檢討中說：在財經會議之後，他才有反對劉少奇的活動。[50]周恩來在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上說，「從中央提出是否採取部長會議的國家制度和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後」，高崗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反對兩位中央領導（劉、周），「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位的陰謀活動」。[51]時隔20多年後，在1980年2月26日召開的一次安排中央人事的小範圍會議上，鄧小平以高饒事件的歷史教訓告誡大家，說：高崗是在分一線二線這件事上出了問題，「他要搶這個一線。」[52]這就點出了高饒事件的實質是權爭，而且是在毛澤東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後發生的權爭。 ( http://www.aisixiang.com )
誠然，「高饒事件」背後是毛劉之爭。但毛澤東是一位精通權術的政治家，有其平衡高層權力鬥爭的底線。高崗本是毛澤東為他的新格局嵌入的平衡劉、周的棋子，但這個棋子的魯莽行動卻幾乎導致翻盤，以至於毛澤東不得不忍痛割愛，把他清除出局。那麼，毛澤東是如何考慮調整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如何考慮接班人問題的？對此，缺乏中央工作經驗的「二杆子」高崗至死也沒有搞明白，糊裡糊塗上馬，糊裡糊塗落馬。這就需要進一步考察下列幾個問題： ( http://www.aisixiang.com ) 首先，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和對高崗的重用，是否意味要用高崗取代劉少奇的地位。1953年上半年，毛澤東開始調整中央權力配置。他極其嚴厲地批評了劉少奇、周恩來政治上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右傾」，組織上自行其事的「分散主義」，對高崗十分器重，委以重任。這是出於更換「接班人」的考慮，還是出於調整中央權力構架的考慮？他不滿劉少奇，甚至考慮讓劉少奇去擔任虛權的國家主席，這是「貶劉」？「抑劉」？還是「倒劉」？同理，他重用高崗，是想換馬，還是在備馬？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以毛澤東的政治智慧，他雖然很器重高崗，但絕不會重蹈覆轍，再把高崗擺到劉少奇的位置上。就制度而言，無論從斯大林集權體制來講，還是從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來講，毛澤東都是要實現最高權威掌控下的一元格局，不會允許再出現君臣爭權的二元格局。就領袖素質而言，高崗雖然精力過人，勇於任事，但心機不細，城府不深，拙於思考，長於行動。這是毛澤東能夠放心委以重任的條件，但作為交班的條件就未必合適了。毛澤東重用高崗的直接目的，還是為了變更從延安時期形成的毛劉體制，平衡劉少奇、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局面，以實現以他為軸心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中央權力架構。此外如果他對高崗還有更大的期許，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情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其次，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是未雨綢繆的體制考慮，還是儲君位置上的人事更迭。共產黨國家的接班人體制，歷來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制度安排。接班人既沒有「家天下」儲君的血緣繼承資格，也沒有民主選舉產生的法定權威，只是出於最高領導人壽限原因的被迫「交班」安排。斯大林突然死亡，事先沒有對身後事的任何安排，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在蘇共領導人中開展了一場問鼎最高權力的激烈鬥爭，貝利亞成為這場權力鬥爭的第一個犧牲品。斯大林之死引發的混亂讓中共領導人深受震動。毛澤東開始考慮如何實現權力交接的平穩過渡，對高崗和其他人多次提出過「萬一我不在了，怎麼辦？」的問題。[53]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53年，毛澤東60歲。劉少奇和周恩來55歲，高崗48歲。對於政治家，60歲是正當盛年的歲數。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的考慮，應是比較從容的長遠計議，而不會有虛位以待的緊迫感。所以，毛澤東提出了在中共領導層中實行一線二線梯次安排的設想，把年富力強的人放到處理黨政日常事務性工作的前台，他則居於主持大政方針的後台。這樣，毛澤東既能擺脫日常事務的繁冗，又能防止大權旁落出現「分散主義」的危險，有時間和精力考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問題，填補斯大林死後的權威空白。這是個體制性的制度安排，並非是更換接班人的走馬換將。鄧小平後來講：「毛主席是從這個戰略思想來考慮中央和國務院領導成員的配備的。毛主席的說法是，這樣比較能夠經得住風險，也就是說，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不會影響到整個集體。」[54]也就是說，毛澤東所設想的中央分一線二線的體制，應是一個在他掌控之下的「集體領導」分權制衡的格局，而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格局。在這個格局中，劉、高各有其位，相互替代不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第三，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和批評，糾正他堅持新民主主義綱領的「右傾」錯誤，是否就要立馬打倒劉少奇。建國以來，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政治上雖有多次衝突，但集中爆發還是在1953年6月至8月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全國財經會議本是具體的工作會議。但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實際上開成了一個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會議。 ( http://www.aisixiang.com )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會議以檢討「新稅制」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傾」錯誤，並聯繫到黨內在對待城鄉資本主義經濟問題上的分歧，上綱到「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對薄一波的批判，還聯繫到劉少奇在天津對資本家的講話及關於東北富農問題的講話。按照毛澤東的意圖，會議形成了「批薄射劉」的局面。會上，不但高崗「跳得」很高，其他人的發言也相當尖銳。如黃克誠批評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說薄一波是「季諾維也夫」；譚震林拍著桌子罵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饒漱石的發言也很激烈。薄一波接連兩次檢討都沒有過關。會後，薄一波財政部長的職務被撤銷，交由副總理鄧小平兼任。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自建國以來第一次在黨內公開了他與劉少奇的政治分歧。在8月11日的總結會議上，劉少奇作了自我批評，除檢討「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等錯誤觀點外，還檢討了關於土改、和平民主新階段、天津講話等問題上的錯誤。劉少奇受到批評，在黨內威望大跌。也正是由於黨內高級幹部們都清楚劉少奇在政治上「犯了錯誤」，才會形成10月份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討安伐劉」的局面。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全國財經會議後，毛澤東提出了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的設想。以毛澤東這幾年對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工作積累下的諸多不滿而言，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確立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組織上削弱了劉、周的權力，實現了劉管黨務、周管外交、高管經濟「三分天下」的格局，很難想像毛澤東會放手把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交給一線，自己安心退居二線考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事情。也可以認為，毛澤東對劉少奇立即承認錯誤的示弱態度還是能夠認可的。[55]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第四，毛澤東關於中央領導分一線二線的設想，是否要實現中央高層的「集體領導」。當時中共中央提出的是否採取部長會議制或議會制的國家制度、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徵求黨內高層的意見。[56]這實際上是要在中央實行分權體制，還是實行集權體制的問題。從制度上看，總書記制更類似於歷史上的君相格局，副主席制更類似內閣格局。如果實行總書記制，劉少奇一直負責黨務工作，自然是總書記非他莫屬。這樣，中央的權力構架還會是自延安時期形成的毛劉體制的延續。而毛澤東這幾年對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已有諸多不滿，實際是想要變動這個權力構架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高崗深知毛澤東的心思。他堅決反對設總書記，主張多設幾個副主席。過去說高崗要多設幾個副主席是「封官許願」，拉攏人，搞權權交易。新出版的《高崗在北京》一書則另有說法。書中說：高崗把自己的看法告訴陳雲。陳雲說：「設總書記的確不好。要設就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都可以參加。」高崗拍一下大腿：「對，這個辦法好。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周恩來在揭批高崗座談會的總結髮言中說，高崗是「血口噴人」，「臨死還要拉上一個墊背的」。[57]以高崗的資歷和在黨和國家擔任的職務而言，他贊成多設幾個副主席，自己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職，並不能說是有僭越的野心。他的目的很明確，多設副主席的意思就是反對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 ( http://www.aisixiang.com ) 毛澤東關於一線的制度安排無疑是實現分權制衡的「集體領導」，但具體的人事安排是不清楚的。不過從事後人們揭發批判高崗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1953年10月，高崗到南方休假期間，曾在高級幹部中散布說：毛澤東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搞政治局。他還提出要讓林彪當部長會議主席。[58]高崗的話或有添枝加葉的私貨，後來對高崗的批判也肯定有落井下石的成分，但基本內容肯定是編造不出來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高崗私下散布的這個中央高層人事安排的方案，是對中央已經形成的劉黨務、周外交、高經濟的工作格局的又一重大調整。高崗如接替劉少奇管黨務，掌握的實際權力又將擴大；劉少奇如改為負責國家政務，其權力將更加虛化；政府體制由政務院改為部長會議制，周恩來的權力也將被進一步分解。如果再由林彪或其他人接替部長會議主席，周恩來專管外交事務。這樣，中央一線可能就是一個由毛澤東駕馭的三駕馬車或是四駕馬車的分權把口的格局。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以毛澤東「比較能夠經得住風險」的制度要求來看，在國家政府工作的中共領導人是為中央一線，由劉、周、高等分工負責，實現相互制衡的權力構架。所謂「集體領導」，實際上是要變更歷史上形成的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這個體制性的分權，要比人事上的換馬更具制度上的穩定性。歷史上，儲君久居生事，造成骨肉相殘的悲劇比比皆是。毛澤東當然深知個中利害。另外，且不說劉少奇在黨內的根基並不是輕易可以動搖的，變更太大勢必引起黨內衝突。就高崗在黨內的資歷而言，比劉、周都淺得多。當時黨內老人都建在，高崗要取代劉少奇，能不能壓住陣也是個問題。高崗私下散布的這個方案，是出於他的個人野心膨脹的謀權動機，還是他猜度到毛澤東心理的護主動機，都可暫且不論，但源頭無疑是來自毛澤東與他「個別醞釀」的私下談話。 ( http://www.aisixiang.com ) 從這個「胎死腹中」的方案來看，在毛澤東布置的這個新棋局中，高崗無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棋子。但從「法、術、勢」的政治邏輯觀之，毛澤東也肯定不會在制度上再給自己設置一個對立面。以高崗的黨內根基和能力水平，是可以制衡劉、周，但要取代劉、周則是另一回事兒了。毛澤東在政治上貶抑劉、周，在人事上重用高崗，是要實現組織上的大權獨攬。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的是制衡劉、周，並非要打倒劉、周。高崗私下散布的這個方案，應該說是體現了毛澤東這時的真實意圖。儘管這時的毛劉關係，已是嫌隙畢顯，矛盾橫生，但不能因此而將「文革」打倒劉少奇的史事倒推因果。如果說這個時候毛澤東就要從政治上打倒劉少奇，現有的證據還不能提供足夠的支持。 ( http://www.aisixiang.com ) 但是，由於政治道行尚淺的高崗把毛澤東考慮的接班人問題僅僅看成是人事更替的問題，「倒劉」心切，四處串聯，一意孤行，犯了黨內生活的大忌，被揪住了「非組織活動」的尾巴，黯然落馬，身敗名裂。非但毛澤東關於中央一線二線的設想沒有實現，已形成的劉、周、高三權鼎立的格局也不復存在了。高饒事件造成了巨大的黨內裂痕，影響至深至遠。從以後的歷史看，這個事件划出了一道難以彌補的政治鴻溝，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每次黨內鬥爭，都會有來自這一事件的沉重的歷史迴音。在這條黨內裂痕的盡頭，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徹底打倒了劉少奇和他領導下的「白區黨人」。當然，這是另一個題目的內容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王海光，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 --------------------------------------------------------------------------------
[1]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1955年3月31日通過）。
[2]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446頁。 ( http://www.aisixiang.com ) [3]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 ( http://www.aisixiang.com ) [4] 林蘊暉：《國史札記·事件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出版。 [5] 毛澤東：《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在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 [6]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 [7] 張明遠：《我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第334頁。 [8] 劉少奇：《關於華北互助組問題的批語》，1951年7月3日，《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 ( http://www.aisixiang.com ) [9]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大風出版社，2008年，第11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