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研究綜述——中國文學網

孫烈鵬　張雁

　　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宋詩研究的規模和深度都超過了從前，大量的論文和專著發表、出版，大批宋代詩人別集、選注本及有關資料重印再版或整理刊行。在宋詩的總體特徵和發展過程研究、體派研究、作家作品研究和理論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進展。以下主要介紹1997—1999年度宋詩的研究狀況。

　　一、總體特徵研究

　　宋詩作為中國古典詩歌史上的一座豐碑，總是與唐詩相對應而存在。如何概括總結宋詩異於唐詩的總體特徵，既是歷代學者感興趣的話題，也是宋詩研究難以迴避的問題。3年來，研究者繼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探討，以期展現宋詩的「廬山真面目」。

　　有的學者從文學的內部研究入手，討論宋詩在創作手法上異於唐詩的特點。如張高評《新變代雄與宋詩之文學史地位》（《陰山學刊》1997年3期）一文認為，宋詩由學唐變唐而自成一家。宋詩不但突破動搖了唐詩塑造的詩學本色，而且系統地建構了宋調的新典範。標新求變的宋詩，可以帶給讀者鮮明的感受及更多關注的興趣，表現出陌生化的美感來。宋人學古變古的方法是在形式上作選擇、琢磨、添加、改換；除批判性的繼承外，在內容上又作建設性的嫁接、交融、借鑒、整合，所以能「創前未有，傳後無窮」。變唐賢之所已能，發唐詩之所未盡。作者對宋詩變唐的研究，細緻深入，體現出較高的學術價值。張晶《「意」與「理」：宋詩的高致》（《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則試圖在對宋人審美情趣、哲學思想以及宋代文化底蘊進行清理的過程中，以情韻兼勝的唐詩為參照凸現出宋詩意理並擅的美學特質。「宋代詩人往往不是以一個特定的客觀物境來寓托自己的情感，創造出一個興象玲瓏的『第二自然』來，而是以主體之『意』作為統攝，將一些並不聯屬的意象組合在一起……詩人們往往並不是追求那種含蓄朦朧、韻味無窮的『韻外之致』，而是著重於在詩中透闢地、醒豁地表達出詩人之意」。所以「要想品鑒那種『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的詩境，最好到唐詩中找；而要得到一種心靈的叩擊、智慧的啟迪、精神的升華，卻最好漫步於宋詩之林」。歐海龍《靈魂的悸動與嬗變——從唐宋詩之別看宋初士人文化心態》（《中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1期）嘗試從宋初七十餘年間的詩壇風雲中推衍有宋一代文士的風華流尚，「就唐宋詩的氣象之別而言，宋初士人的心理機制向內收斂，使其心靈趨於狹窄、敏感、細膩、缺乏理想的熱情和濃郁壯大的情思，作品的內容、題材陷於唱和酬答及風花雪月之事；就唐宋詩的『情』、『理』之別而言，宋初士人的心理狀態則以心性的道德修養為文化之本，追求理想人格的完美；就唐宋詩的濃淡之別而言，其人生態度和生活情趣趨於清凈無為，自然適意，追求清淡之風，審美情趣亦由唐人那種熱情奔放、雄渾昂揚、色彩明麗的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樸實自然，幽遠高雅」。

　　有的學者則注意到哲學思潮對宋詩的影響：一是佛教的禪學，因宋代士大夫禪悅之風甚盛，故禪宗滲入詩人的思維，王數海的《北宋詩風形成的禪因佛緣》（《齊魯學刊》1998年第2期）探討了北宋詩人與佛禪的關係以及北宋詩風中蘊藏的佛禪因子。張晶的《返觀自我的冷靜諦視：從詩禪關係看宋詩的特質》（《社會科學輯刊》1998年2期）則從詩人接受禪宗返觀自我的諦視入手，分析了宋詩人創作心理的改變與宋詩冷靜理智特質形成的關係，都頗有見地。二是儒家的道學，過去學者多從文與道的角度談道學與文學的關係，而李春清的兩篇文章《論自得：兼談宋學對宋代詩學的影響》（《中國文化研究》1998年2期）和《論涵泳：兼談道學與宋代詩學的內在聯繫（《河北學刊》1998年4期）則特別注意到道學的生命情趣對詩人的影響，觀點較新穎。重視宋詩學中的「自得」、「涵泳」、「自適」等來自道學的觀念，是近年來宋詩研究值得注意的新動向。羅立剛《宋元之季的哲學與文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則在細心清理宋元易代鼎革之季的哲學與文學創作及批評思想的流變過程中，敏銳地感知到兩者之間緊密而又複雜的聯繫。作者認為與「文」、「道」一體；「文」、「氣」相聯；「道」、「文」二離三個理學與文學關係發展階段相伴相生的是宋代文學「文附於道」、「文道並重」、「重文輕道」的演變歷程；表現在具體創作實踐上，前期是大倡古文、以文為詩、以詩為詞等一系列的「尊」體運動，構造並發展了有宋一代文學的特色，後期則導致了「尊」體運動的停滯，並最終出現了「降」體運動，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宋代文學的特質，呈現出從「一代」文學向「易代」文學過渡的特色。宋末詩壇因「理」求「法」、從「活法」到「清空」以及由「雅」趨「俗」的創作趨向正是在「性命雙修」、「三教合一」的哲學思想的浸潤下內化為時人的自覺追求。

　　繼北宋陳師道在《後山詩話》中首次明確提出韓愈「以文為詩」的特點之後，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更進一步總結道：「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其後，「以文為詩」在人們眼中似乎便成為了宋詩的痼疾，是直接導致宋詩情韻不足、意興闌珊而理致盎然的罪魁禍首。然而事實究竟如何呢？郭鵬《「以文為詩」辨——關於唐宋詩變中一個文學觀念的檢討》（《北京大學學報》1999年1期）認為以往的研究「沒有從『以文為詩』在創作上所造成的成敗得失入手，去進一步清理儒學復古主義興起後和中唐古文運動以來一直流行著的泛文學觀念」，指出：「由於『文』的概念的寬泛，不同性質散文的創作觀念和語言特點對詩歌創作的潛在影響是不同的」：由此出發，郭文分別檢討了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詩歌創作實踐，強調一方面，詩歌對文學散文藝術手法的有效借鑒可以「成功體現出詩歌的審美特點在文學觀念下得以保持，即各種散文性因素的運用都與詩文的美感特徵以及抒情本性結合在一起，對詩而言，雖然風格發生了很大變化，文學趣味卻並沒有喪失」；但另一方面，「如果創作主體在『以文為詩』中也囿於一種實用的觀念，像非文學散文那樣去直露地運用敘說、議論等手法，甚至直接將非文學散文整飭為詩的外在形式，變成『還未能擺脫押韻的牽累的散文』，就必然導致文學趣味的淡化和喪失。」郭文將肇始於六朝的「文筆之爭」的前背景引入「以文為詩」的創作及批評表述之中，無疑較之單純的詩文之爭具有更為貼切且深入的學術基點。郭鵬《黃庭堅與「以文為詩」》（《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與安熙珍《蘇軾「以文為詩」在文學史上的意義》（《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則結合黃、蘇二人具體的創作實踐對他們「以文為詩」的創作表現進行了較為細緻的辨析。郭文認為黃庭堅「其一，在對韓愈『以文為詩』的傳習上，他與歐、蘇等人的側重點不盡相同。其二，他重視傳統詩學裡的『興托』手法和『句律』形式，以此來修正時人『以文為詩』時流易平俗的偏頗，並確立了宋詩『拗峭避俗』的重要風格。其三，在隸事、使字和用韻等方面，山谷有時過分地求與人異，產生了新弊，且山谷也深化了北宋文人詩的論理傾向」。安文則認為「以文為詩」在蘇軾詩歌的兩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一是詩歌語言領域的擴大；其二是詩歌經驗世界的拓展。在詩語方面，他運用虛字、散文章法以及俗語方言等，把意象的領域擴展得非常廣泛；在詩境方面，他把博大的胸懷和思想，自由自在地用於詩中的『議論』」。

　　與「以文為詩」的高致相呼應，禪宗對宋詩獨特風韻的形成也是有功不小。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正是揭櫫宋詩與禪宗關係的一部力作。在該書基礎上，周氏又從言語機鋒、句法結構和修辭技巧等方面對滲透在宋詩中的禪學因子進行了較為深入細緻的剖析。如《反常合道：曲喻與佯謬——禪宗語言對宋詩語言藝術的影響》（《文史知識》1999年1期）即在對「曲喻」與「佯謬」的定義過程中指出：「禪宗公案語言最突出的特點，即用具象語言回答抽象問題，有如蘇、黃曲喻的以其象喻抽象」；在《禪宗偈頌與宋詩翻案法》（《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2期）一文中，周氏敏銳地發現「在宋代文學領域，尤其是詩歌領域，翻案意識是貫穿於各類題材作品中的重要創作思潮，在詠史、詠物、題畫、諷喻、抒懷等各類詩中，均能找出大量的翻案實例，以致成為宋詩的重要特色之一」；那麼，該如何來理解這蔚然成風的「翻案」現象呢？它的流行又表明了宋人怎樣的一種文化心態呢？周氏進而解釋動因在於該時代思想界、學術界的懷疑與開拓精神的影響，而其較直接的契機則在於禪門公案偈頌的啟示。可以說，由參禪而接受的起疑情、唱反調的翻案精神已成為宋代士大夫的一種思維定式，並自覺或不自覺地移植到文學創作和其他學術活動中」；「（翻案）充分體現了宋人的懷疑精神和獨立自主意識，翻案的結果，不斷產生新思想，開拓新境界，詩人的個性也由此得到展現」。

　　從文化、政治、法律等角度多維透視宋詩的特質，也是一大趨勢。劉揚忠《中華千秋詩酒緣：宋代閑雅清曠的詩酒情》（《古典文學知識》1997年4期）一文試圖從宋代詩人詞客的飲酒行為方式；飲酒心理特徵和若干言酒詩詞中，探尋宋人異於唐人的退縮型、封閉型的時代精神。竇玉璽《北宋的法律與詩歌》（《河南師大學報》1999年3期）、王建平《北宋詩歌蘊含的政治情結》（《河南師大學報》1999年第5期）等文則分別從法律、政治的角度探討宋詩所沉積的文化基因和情感內涵，頗有新意。另一篇文章《晚宋詩歌的歷史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3期），作者勾承益站在歷史研究的角度，對晚宋詩歌加以關注，發現保留至今的四萬首左右的該時期詩歌作品，幾乎涉及當時社會每一個方面，在不少方面還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文章著重從三個方面進行了研究，即晚宋詩人群體（官僚群體、學校群體和遺民群體）、詩歌與晚宋政治、詩歌與晚宋世風，指出研究晚宋詩歌對研究晚宋歷史的重要價值。吳建偉的《唐宋回族先民漢文詩歌創作的伊斯蘭傾向》（《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4期）則是一篇涉及少數民族文學的宋詩研究文章，文章以李珣、蒲壽宬等回族詩人漢文詩歌創作為例，論述了唐宋時期回漢文化交流及其相互影響並通過回族詩人的創作實踐，使其詩作既保持著中國傳統詩文的特徵，又體現著其居主導地位的伊斯蘭精神。該文探討宋代漢族詩人與少數民族地區的詩歌交流及其相互影響，拓寬了宋詩研究的視野，富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此外，胡可先的《論宋末的杜詩學》（《杜甫研究學刊》1998年1期）和黃瑞雲的《善學唐者莫過於宋：說南宋詩》（《湖北師院學報》1997年1期）也是值得注意的兩篇論文。胡文從研究宋代杜詩學的思想意蘊與文化精神入手，首先闡述了理學的發展給宋代杜詩學的興盛帶來了契機，也使杜詩學發生了異化；繼而指出在南宋特殊的社會環境下，杜詩學在南宋遺民中得到發揚，使其表現出民族精神、詩史精神和理學砥礪，杜詩學從理學的異化中得以回歸與進步。該文研究了有宋一代不同階段的杜詩學的情況，頗有獨到見解，特別是關於江湖詩派的杜詩學一節，為時人所未論及，對江湖詩派研究有補缺的作用。黃文則在後半部分對南宋詩進行重新分期，將南宋詩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自高宗紹興十三年（1143）陸遊到臨安應試，至寧宗嘉定三年（1210）陸遊去世，凡70年。此時斯為南宋詩的高潮，詩壇上則是陸、范、楊三足鼎立；第二階段自陸遊去世到理宗景定五年（1264），凡54年，其間是江湖詩派的世界，代表人物則是姜夔、劉克莊等人；第三階段即指宋末詩壇，從度宗咸淳元年（1265）開始，其結束應算到遺民詩人代表人物林景熙於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去世，凡45年。這種分期不無新意，但將南宋詩第三期延伸到宋亡後三十多年，似有待商榷；姜夔與陸遊、范成大本是生活在同一時期，而黃文將姜夔和劉克莊劃入同一時期，似不大合適。

　　在世紀之交學術界的百年回眸中，莫礪鋒、陶文鵬、程傑的文章《回顧、評價與展望：關於本世紀宋詩研究的談話》（《文學遺產》1998年5期）很值得注意。文章以談話的形式，對本世紀宋詩研究的總體情況進行了回顧與總結，尤其對唐宋詩優劣論爭進行了評價，並在此基礎上展望未來，探討了宋詩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趨勢。

　　《中華大典·文學典·宋遼金元分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的面世是宋代文學研究中的一件盛事。該典共計1200萬字，輯錄了宋遼金元時期的主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理論的資料性文獻，極便學人蔘覽。該典與業已面世的《全宋文》、《全宋詩》一起堪稱宋代文學研究的資料寶庫。

　　二、體派研究

　　近三年關於宋詩體派的研究，涉及到怡老詩社、白體、九僧、理學詩派、新黨作家群、江西詩派、江湖詩派等。

　　歐陽光《宋代的怡老詩社》（《文學遺產》1997年1期）一文提出了「怡老詩社」的概念，很有新意。宋代文士結社唱和活動活躍，在眾多詩社中，有一類屬於怡老性質的，參加者多為退休官員，年齡多在七八十歲以上。作者認為這類詩社從文學成就來看並不高，但在反映宋代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基本關係方面，具有研究價值。張鳴《宋初水邊林下的「白體」詩風》（《文史知識》1997年8月）一文著重考察白體詩風在一般貧寒士人王禹偁、呂蒙正，山林隱士魏野、林逋和僧侶佛徒智圓和尚中的影響，也就是說，白體詩風不僅籠罩了官場，而且瀰漫到了山林；不僅流行於廟堂之上，同樣也流行於水邊林下，而不限於宋初三體中的「白體」詩人。這一觀點對於重新認識宋初詩壇是頗有參考價值的。祝尚書的《論「宋初九僧」及其詩》（《四川大學學報》1998年2期）從基本史料入手，彌補了各種文學史著作中對此未曾涉及或論述過於簡略的不足。馬茂軍《北宋理學詩派詩文創作論述》（《新疆師大學報》1997年3期）一文試圖通過對柳開、石介以及北宋五子（邵雁、周敦頤、張載、二程）的文學理論和詩文創作實踐的具體分析，探討北宋道學與文學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關係。沈松勤在《論王安石與新黨作家群》（《杭州大學學報》1998年1期）中認為王安石與新黨是一個政治集團，也是一個作家群，他們在自身的創作實踐之外，以科舉為中介，將文學納入經術之中，成了其政治主張和實踐的組成部分，因而阻礙了文學自身規律的運行，侵蝕了文學的自主性和多樣性，在北宋文學史上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給後世文壇留下了深刻的教訓。文章論述的新黨作家群，過去多為學術界所忽略，應引起宋詩研究者的特別注意。

　　崔琴玉（韓）、馬志強的文章《宋代江西詩派與朝鮮海東江西詩派詩風比較》（《中州學刊》1997年6期）選題很新。江西詩派不僅在國內有深遠的影響，而且對韓國朝鮮時代的詩歌創作也有很大影響，朝鮮即有海東江西詩派。文章從宋代江西詩派和朝鮮海東江西詩派風格的比較入手，說明這種詩風與韓國古典詩歌風格上的淵源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此文由中韓學者合作寫成，這種方式對於開展宋詩與海外漢文化圈的文學創作之關係的研究，是頗有意義的嘗試。劉文剛的《一則關於江西詩派的新材料》（《文學遺產》1998年3期）介紹了宋人賀允中《江東天籟集序》中的一則有關江西詩派的材料，證明江西詩派之名，是此派詩人自稱的，表明他們有創立詩派的自覺意識與強烈願望。文章雖短，對於研究江西詩派卻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黃寶華《〈江西詩社宗派圖〉的寫定與〈江西詩派〉》（《文學遺產》1999年6期）力圖澄清宋詩史上的一樁疑案：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的寫作時間。黃文結合宋人的有關記載（吳曾《能改齋漫錄》）和當時的政治及人文情勢（宋高宗紹興初年正是倡導元祐學術、擢用元祐舊人之時，也是臨川唱酬的鼎盛時期），判定該圖當作於紹興三年（1133），而非莫礪鋒《江西詩派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版）中所認定的作於徽宗崇寧元年（1102）或崇寧二年間。該文隨後又對應《宗派圖》之行而付梓的《江西詩派》26家詩集的刊刻和流傳情況進行了較為細緻的梳理和描述。黃文對於研究「江西詩派」形成的背景以及宋人如何看待當時的「江西詩派」等問題無疑具有相當的啟發性。

　　張瑞君的《時代風尚、文人心態與南宋江湖詩派的形成發展》（《山西大學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1期）嘗試在較為廣闊的社會文化層面和人文背景下辨析江湖詩派的形成原因以及由此而生髮出的美學表現。馮乾在《近二十年來南宋江湖詩派研究綜述》（《文史知識》1998年11期）一文中，從體派內涵、形成時間、詩派成員、江湖情懷、江湖習氣、江湖淵源等方面，對江湖詩派的研究情況作了綜述，足資參考。

　　三、作家作品研究

　　文學即人學，研究宋詩顯然不能脫離開它們的作者去奢談藝術的創新或技法的成熟。於宋詩而言，它擁有著超軼前朝數倍的作者與作品，前有歐、梅、蘇、黃，後有尤、范、陸、楊，其間更不乏詩壇宿將如王安石、陳與義等，真可謂名家輩出，競顯風流。而時人對宋代詩人的關注，則主要集中在以下幾位對宋詩獨特風貌的形成有著較大貢獻的詩人身上。

　　王安石詩研究。王安石最受世人矚目的詩歌創作無疑當數他的「翻案詩」與「半山體」（荊公體）。其「翻案詩」中最有名的當然是借王昭君之遇隱傷己志的《明妃曲》。漆俠《王安石的〈明妃曲〉》（《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1期）是一篇有感於《司馬光評傳》中有意貶低王氏《明妃曲》而抬高司馬氏《明妃曲》做法的商榷文章；漆文認為不論是從藝術價值還是就歷史現實意義來看，王詩無疑都要勝出一籌；文學研究不能套用黨爭的粗暴做法和觀點來衡量詩歌的美學價值。沈松勤《北宋黨爭與「荊公體」》（《文學遺產》1999年4期）、薛磊《「半山體」及其晚唐淵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5期）等文著重從現實和藝術層面探討了「半山體」（荊公體）的淵源所自及其美學表現。沈文認為：「就創作主體而言，『荊公體』的形成，則與王安石在熙寧新舊黨爭中的心理歷程密切相關，或者說，王安石晚年詩風的變化，是黨爭促使其以實踐理性為主要內涵的參政主體之退縮和以生命為本質的個體主張之張揚的結果。」並進而指出：「以佛家的空寂透徹之理排遣內心的經世之悲，是『荊公體』創作主體的特徵……詩律精嚴、對偶工整，則是『荊公體』的文體特徵，兩者互為表裡，溶為一體。」與沈文所認定的「荊公體」乃深受「西昆體」影響不同的是，薛文從藝術技巧和意境創造方面入手概括了「半山體」與以姚合為代表的「晚唐體」三個共同之處：取境近、詩風清和重詩「味」；由此得出「從姚合以來的『晚唐體』詩風經過陸龜蒙、宋初晚唐體詩人的傳承，對『半山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半山體』的精巧工穩的詩風和清麗纖細的詩境正是在其影響下產生的」。沈文與薛文的觀點雖不盡一致，但我們應當了解的是，任何一個有著突出藝術成就的詩人，都必然會經過「轉益多師是汝師」的積養階段，而不可能是固守一隅，坐井觀天的。萬偉成《禪與詩：王安石晚年的生活寄託與詩歌創作》（《文史知識》1997年5期）指出王安石晚年接受佛禪，使得他的生活方式、個性特徵與詩歌創作呈現出與早年迥然不同的差異。引禪入詩，使得他的詩歌在闡述禪理，酬贈僧侶、吟詠人生、寄情山水等方面饒有「僧趣」，深契禪機。

　　蘇軾詩研究。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天才人物，蘇軾以其豪宕不羈的文採風流、激揚奮發的氣度韻略、好學深思的意興理致以及出入三教的靈動俊逸之姿引得眾多的研究者為之心儀不已。馬銀華《一蓑煙雨任平生：論蘇軾的人生哲學與文學創作》（《煙台師院學報》1997年3期）一文認為，蘇軾在多次的宦海浮沉中，從自己生活經歷出發，對人生社會進行了深入思索，並通過對儒、道、釋等傳統哲學的吸收融合，逐漸形成了一套以自我為中心，以外部條件的具備與否為輔助性前提的可隱可仕、無適而不可的實用主義自然人生哲學。正是這種人生哲學使得蘇軾能以一種超然的審美態度對待人生，在處境最艱難的時候，也能寫出最達觀、最至情的詩文，從而使其創作進入一個廣博深厚的領域，達到一種「與天地合一」，「與萬物同化」的新境界。楊海明的《蘇軾：睿智文人的人生感悟與處世態度》（《吳中學刊》1997年2期）、林斌的《蘇軾貶居黃州心態探微》（《社科縱橫》1997年3期）、馬茂軍《論蘇軾的文人品格與詩風》（《學術研究》1997年9期）等文章也探討了蘇軾的人生態度與其文學創作的關係。李貴的《論蘇軾七律的自我意識——兼及蘇軾在七律史上的地位》（《江西社會科學》1999年6期）發現在蘇軾的七律中其自我意識表現得特彆強烈；例如用詞遣句中表示「我」或「我之存在」的詞語使用得遠較他人為多；而且即便是在唱和詩、輓詩或詠物寫景詩等難以為我所用的創作形式中，蘇軾也能毫不費力地以己入詩；由此作者認為蘇軾的這種強烈的自我寫作意識毫無疑問地啟迪了後世公安三袁的「性靈」說。張光亞《試論蘇軾詩詞的模糊美》（《中州學刊》1999年第4期）則討論了蘇詩在語言運用及意境構造上的有意隱約和省略。並分析了由此而帶來的豐厚藝術蘊涵。方然的《蘇軾詩歌創作的分期問題新探》（《四川大學學報》1997年3期）對蘇詩的創作分期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認為蘇軾詩歌創作中的分界並不是「烏台詩案」，蘇軾黃州詩作題材方面雖然有所變化，但詩中所蘊含的思想情緒並未產生質的飛躍。這個飛躍實際上產生在這場痛苦反思的終結，確切地說，蘇軾詩歌創作前期終結與後期開端的標誌，是《題西林壁》。作者認為蘇軾的詩歌創作，就其政治態度、思想情緒前後期的顯著差別而言，是政治上由補天濟世轉變成為民圖利，與民同樂；情緒上由悲愁哀嘆轉變為暢達樂觀、豪放自然。朱靖華的《論蘇東坡詩詞韻體寓言》（《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8年2期）分析了蘇軾的詩體寓言，指出蘇東坡的詩體寓言緊密貼近時代及其個人遭際，不斷對之進行理性升華，並從而概括出具有高度人生哲理的格言警句，讀之令人沉思、頓悟、深得指點迷津之妙。它既機智風趣又嚴峻凌厲，充滿著歷史的沉重感和敏銳的現實感，具有高度的社會認識意義和文化價值，是中國詩歌及寓言史上的瑰寶。饒學剛在《東坡黃州生活創作系年》（《黃岡師專學報》1997年5期）一文中對蘇軾從元豐三年一月至元豐七年四月被貶黃州期間的文學創作活動進行了詳細的系年，也頗有價值。

　　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大家，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同時代的金、遼朝的文學發展上，更波及到日本、朝鮮等國。胡傳志《「蘇學盛於北」的歷史考察》（《文學遺產》1998年5期）一文從金初蘇學的傳播和取向，金代中期蘇學的兩種傾向、金末對蘇學的反思三個方面對「蘇學盛於北」現象作了歷史的考察，對於深入研究金源蘇學、正確認識蘇軾的影響、金代文學的發展以至南宋文學的一些具體問題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王水照的《蘇軾作品初傳日本考略》（《湘潭師院學報》1998年2期）勾勒出了蘇軾作品在日本流傳情況的大致線索：蘇軾為日本人所知，約在1150年，離他去世不到50年。成書於1253年的《正眼法藏》最早介紹了蘇軾的一首偈詩，開啟了後世五山詩僧從詩禪因緣來解讀蘇詩的方式。五山文學時期是蘇軾詩集在日本傳播的興盛時期，既有從中國傳入的宋元刊本，也有日本禪寺所刻的「五山版本」，更有五山僧的注釋本。降及江戶時代，因受當時文壇排斥宋詩風氣的影響，蘇軾傳播處於低潮。該文不僅在文獻學上頗有價值，而且對於域外宋詩研究的開展具有啟發性。

　　黃庭堅研究。高國藩、梅俊道的《海內孤本〈黃律卮言〉的發現及其價值》（《江西社會科學》1997年5期）介紹了該書的發現、流傳情況及其文獻價值。《黃律卮言》是明代萬曆年間由黃庭堅的子孫請人選編的山谷七律選集，共選黃庭堅的七律一百六十餘首，占其一生所作七律的一半以上，編選的方法頗為特殊，是按黃庭堅的生平宦跡為線索。孤本的發現為黃庭堅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黃庭堅詩學體系論》（《九江師專學報》1997年4期）是九江師專中文系凌佐義教授的遺作，凌先生多年來從事宋詩尤其是黃庭堅詩的研究，成果頗豐。該文從本體論、詩人論、創作論、風格論、鑒賞論等諸方面對黃庭堅的詩論加以梳理，建構出黃氏詩學的框架。凌先生的《十年來黃庭堅研究綜述》（《文學遺產》1997年4期）對研究者也很有參考價值。黃雲姬《論黃庭堅詩歌的審美藝術兼與唐詩比較》（《福建論壇》1998年4期）一文認為黃庭堅等一代詩人獨自樹立了區別於唐詩的另一種詩境美，肯定了宋人在確立詩的個性中所作的努力。王訶魯《論黃庭堅詩中的典故符號》（《江西社會科學》1999年1期）從被人譏為「獺祭魚」的黃庭堅詩歌中的典故入手，分析了黃庭堅用事的創新之處：①數典歸一，眾美輻輳。②綜學在博，取事貴約。③使翻案法，反彈琵琶。並指出黃庭堅詩歌中所用的典故「或是由司空見慣的爛熟故事中脫胎換骨而新生的信息；或是從天經地義的地方找出來的新問題；或是打舊事料的飽和封閉狀態中衝出來的個性特色和真知灼見」，所以才被稱道為：「獨用昆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此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朱弁《風月堂詩話》）此外，吳昆的《黃庭堅與「歲寒三友」：兼論「歲寒三友」文化義的生成》（《廣州師院學報》1997年4期）、梅俊道的《黃庭堅後期詩作平淡簡放的藝術追求》（《中國韻文學刊》1997年1期）等文也各有勝解。

　　陸遊詩研究。作為宋詩史上最為多產的詩人，陸遊的詩歌創作以其奮發蹈厲、力挽山河的氣勢和氣象萬千的美學表現吸引著眾多研究者的目光。曾明的系列文章《陸遊山水詩的審美特徵及儒家美學的影響》（《天府新論》1997年5期）、《陸遊山水詩中的人文主義精神》）（《西南民院學報》1997年1期）、《陸遊山水詩的藝術精神》（《西南民院學報》1997年6期）從返樸歸真、達觀超脫的寧靜心理，登山訪水、回歸故園的熾熱情感，仁民愛物、閑適恬淡的鮮活人性等多個方面，探討了陸遊山水詩的美學意義。沈家莊的《論放翁氣象》（《文學遺產》1999年第2期）是一篇專門揭示並總結陸遊詩歌美學風格的力作。沈文首先標舉：「陸詩大氣包舉，吞吐八荒；或浩浩蕩蕩，汪洋恣肆；或纖麗纏綿，清秀雅潔；無事不入，無情不可，一言以蔽之，曰：有渾厚從容磅沛廣大之氣象也。」繼而指出：「放翁氣象，是由其博採眾家——特別是盛唐、中唐、晚唐大家、名家之長『混成』而得之。」並分別舉出陸遊在詩歌創作中深受李白、杜甫、高適、岑參、白居易等人詩歌風華滋養的實例。於宋代諸賢，陸遊則深味蘇、黃原創之旨，出入江西詩派，於「活法」、「精嚴」之外另悟「詩家三昧」，故而才能「橫極才力，上法子美，下攬子瞻，裁製既富，變制亦多」（《古詩選》附《今體詩鈔》姚鼐《序目》）。姚大勇《陸遊「詩家三昧」新探》（《學術月刊》1999年1期）認為陸遊所稱「詩家三昧」即江西詩派所標舉的「悟人」、「活法」，是「人在創作時創作主體與外部世界高度融合，藝術規律已內化為人的自覺要求，雖是信筆點染，實皆有法度可尋」的自由境界。吳中勝、鍾峰《「放翁前身少陵老」嗎？：論陸遊學杜》（《杜甫研究學刊》1999年3期）認為正是在杜甫「每飯不能忘君」的忠悃之心的感召下，陸詩才具備了如此積鬱激昂的感情力量和美學風格。王樹溥《陸遊詩作中自我形象的塑造》（《遼寧師大學報》1999年2期）則著重分析了陸遊詩歌所表現出的人格理想和情感體驗。

　　楊萬里詩研究。楊萬里以其詩歌通脫自然的瀟洒風彩不但被視作江西詩派的殿軍，更被譽為「南宋四大家」之一。關於楊萬里詩歌的特色，最為引人注目的無疑當數其明白家常卻又幽默雋永、興味盎然的語言和靈活多變、避熟就新而又妙趣橫生的藝術構思。張瑞君《析楊萬里的詩歌語言藝術（《名作欣賞》1999年5期）與《論楊萬里詩歌的藝術構思》（《河北大學學報》1999年2期）即分別探討了以上兩個問題，指出楊萬里在藝術結構方面，「重鋪敘反襯，重結尾寓意逗出奇趣，給人一種變幻莫測的美感」；「善於運用豐富的聯想將毫不關涉的事物聯繫起來，大開大合，構成妙趣」；「在結構全詩時不平鋪直敘，在開頭、結尾都巧妙安排，又特別注意變化，慘淡經營而又自然天成」；「善於大跨度的時空跳躍」；「善於正意反說，直意曲說，在小小的篇幅中形成變化，不流於呆板」。龔國光《誠齋體與俗文學——楊萬里詩歌創作再認識》（《江西社會科學》1999年3期）、張瑞君《誠齋詩的繼承性與創新》（《晉陽學刊》1999年6期）對楊萬里詩歌風格形成的藝術原因進行了分析，指出正是由於楊萬里不但善於從前輩詩人如李白、杜甫、王維、王安石、蘇軾及江西派諸詩家處汲取多重營養，還自覺主動地在民歌、民謠等俗文學中發掘著創作的靈感和契機，並藉著取法自然的催化與醞釀最終自鑄偉辭，進而造就了誠齋體的絕代風華。柯素莉《開闢新境的誠齋山水詩——兼論楊萬里山水詩的主體情感體驗及其諧趣》（《江漢大學學報》1999年2期）具體分析了楊萬里山水詩中通脫自在的情感和活潑氣象，認為楊詩開創了中國山水詩中「天人合一」的新境界。李沛霖《漫談誠齋體的幽默》（《雲夢學刊》1998年3期）一文認為構思上出奇制勝、曲徑通幽，語言上通俗自然、活潑風趣，是「誠齋體」幽默藝術的主要表現形式。

　　除了上述重要詩人以外，對其他宋代詩人的研究也取得了進展。莫礪鋒《論歐陽修的人格與其文學業績的關係》（《中國文學研究》1997年4期）論述了歐陽修在道德情操和學術修養兩個方面的人格特徵，並指出歐陽修的文學創作成就及領導北宋詩文革新的業績都與其人格有深刻的內在聯繫。嚴傑採用傳統的「知人論世」的方法，在《歐陽修詩歌創作論》（《文學遺產》1998年4期）一文中對歐詩進行了詳細的分期：一、自少年應舉至景祐三年貶官夷陵前，是翩翩才子時期；二、自景祐三年至慶曆五年貶官滁州前，是勇於實現政治理想時期；三、慶曆五年至至和元年入朝，是被貶外任、進取與退避心理並存時期；四、至和元年至治平元年外任前，是地位顯赫而未能盡展抱負時期；五、治平元年至熙寧五年去世，是從外任到退隱而歸心天然時期。梅堯臣的詩歌善寫日常生活，向來以平淡著稱。張廷傑卻在《論梅堯臣的邊塞詩》（《寧夏大學學報》1998年1期）一文中專門探討梅的邊塞詩，概括其特點為：包容深廣，長於紀實，敢於批判，筆勢淋漓，思辨敏銳。

　　過去不受重視或不知名的詩人的創作，近幾年也漸次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如晏殊、丁謂、慧洪、朱熹、辛棄疾等人的詩歌都有專題論文予以研究。如劉乃昌《柳絮池塘淡淡風：淺議晏殊詩風》（《文學遺產》1998年1期）一文，將晏殊的文學創作放在西昆酬唱與詩文革新運動的轉換時期來考察，揭示其詩作的過渡性特色：頗含思致，偶發議論；較少典實，喜用白描；避忌濃艷，崇尚清雅。日本學者池澤滋子《丁謂不應歸入西昆派：評丁謂與〈西昆酬唱集〉》（《四川大學學報》1998年4期）提出了丁謂不應歸入西昆派的幾條理由：一是丁謂與西昆詩人只是偶有唱和；二是他們政治品格不同；三是丁謂在景德三年秋天和《梨》以後再未參加過西昆酬唱。鄭群輝的文章《北宋詩僧慧洪覺范的文學成就》（《學術論壇》1997年3期）指出，慧洪深受黃庭堅的賞識，並與江西詩派中眾多詩人相互唱和，詩名頗響。慧洪是宋詩僧中的翹楚，在文學史上應佔有一席之地。詹石窗的《詩成造化寂無聲：武夷散人白玉蟾詩歌與艮背修行觀略論》（《宗教學研究》1997年3期）在勾勒白玉蟾四種類型詩歌的基礎上，集中分析了其詩體現出來的「艮背」修鍊思想與其文藝思想的關係，折射出道教對古代文學、古代思想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是一篇哲學與文學交叉研究的論文，視角頗新。王利民的《陳子昂的玄感和朱熹的理興——〈感遇〉與〈寓齋感興〉對讀》（《中國韻文學刊》1999年1期）通過比較分別在道教文化和理學思想貫注下孳生起來的詩歌情志涵養，指出：「玄感是陳子昂的心理結構中居於『感時思報國』的志趣之後、基於仙道信仰的超脫情懷。理興是理學家從對生命和性理的深度體驗中得到的一種特別的感動。」《寓齋感興》的理興體現為對文明之源的回溯，對人文精神的深切體悟，以及探索造化之源而產生的與宇宙生命相感應的同構心態。還體現為寄寓在詠史懷古之中的與道德理性相結合的道德情感。王文進而認為《寓齋感興》確立了後世理學詩人性理詩的范型。辛棄疾以詞名家，詩卻很少有人過問，鞏本棟《作詩猶愛邵堯夫——論辛棄疾的詩歌創作》（《南京大學學報》1999年1期）對辛棄疾這位大詞人的詩歌創作特點及其原因作出了切中肯綮的解析：「辛棄疾的詩歌創作取徑於『康節體』的主要原因，即是受到南宋理學思想的影響，受到邵雍觀物識理，『吟詠情性』的詩學觀念影響，是其進退求適的思想和心態的一種需要。這也就使得他的詩歌創作與邵雍一樣，走了一條『不復以文字見長，意所欲言，自抒胸臆，脫然於詩法之外』的道路，使他在詩歌創作中並沒有像詞的創作那樣，傾注出其對恢復、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的極大熱情，而是成了他體悟人生哲理，抒發世事感慨，自道其進退求適的心態和性情的主要窗口和手段，而這一窗口與手段，也正是我們全面認識和評價辛棄疾所不可或缺的。」

　　此外，祝尚書的《百杯酒成百篇詩——北宋詩人張伯玉》（《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年3期）、唐驥《「少公峭拔千尋麓」——熙豐變法時期的蘇轍詩》（《寧夏大學學報》1999年3期）、湛芬《張耒詩歌特點及優劣之我見》（《貴州師大學報》1999年2期）、張炯《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謝翱的文學成就》（《文學遺產》1999年1期）等文章對有宋一代其他各具特色的詩人及其作品的藝術成就也有所發明。

　　四、詩論研究

　　「議論爭煌煌」的宋代學術流風所及，宋人關於詩歌創作的言論可謂層出不窮；最早的詩話著作北宋歐陽修《六一詩話》雖系叢談脞語，所記復多時人軼事，但從當時文人墨客彼此之間寥寥數語的品藻評騭中我們已可約略地感知到宋人關於詩歌創作的犀見；其後最為著名者無疑當推嚴羽《滄浪詩話》和張戒《歲寒堂詩話》。除為數眾多的詩話著作外，散見於宋人文集、詩集中的詩論更是連篇累牘。面對積澱如此豐厚的文學遺產，我們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並最終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先入為主地以論證論毫無疑問會失之於簡單和粗率，而結合著詩人具體的創作實踐來解析其意識及潛意識深處的藝術追求卻不失為一條可取之徑。錢志熙《黃庭堅的詩學理論》（《文史知識》1999年第9期）即有感於黃庭堅的大量詩論由於其零散的發表及傳播方式而為後人所曲解的事實，提出「研究黃庭堅詩論，看來應該以他自己的詩文集所提供的材料為主要依據，來折衷平衡當時人著述中所記載的黃氏詩論材料」；基於此，錢氏認為所謂「脫胎換骨」、「點鐵成金」和「以俗為雅，以故為新」只是惠洪之流的故弄玄虛，「修養論、創作論、風格論、功用觀——這就是黃庭堅詩論的總體系」，而「黃氏詩論體系中最有價值，最富創造性的，還應該是他那以『法、意、神』三要素的統一為核心的詩歌創作論」，即「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不煩繩削而自合」的藝術境界。胡迎建《論楊萬里的文學思想及其詩論》（《江西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根據楊萬里「作詩力求胸襟的透脫無礙與思維的活潑自在，強調性靈的發現與藝術的獨創」的創作實際得出楊萬里「崇尚實用，轉移風氣；追求自然，去浮華雕飾；強調氣格，務求奇意；重視內容，領悟風味」的文學思想及詩論的核心。

　　文藝思想的形成有其階段性和變異性，因此，要正確地理解前人詩論，實有必要對其詩論著作作一番全面深入的整體觀照。查洪德《關於方回詩論的「一祖三宗」說》（《文史哲》1999年第1期）首先指出「歷來談方回詩論，都把目光集中於一部《瀛奎律髓》。其實，《桐江集》、《桐江續集》中論詩的文字，數量與質量都不在《瀛奎律髓》之下；《文選顏鮑謝詩評》則反映了與《瀛奎律髓》明顯不同的詩學觀點，與《桐江集》、《桐江續集》一起，體現了方回另一方面、另一階段的詩學理論」；由此出發，查文認為方回所標舉的「一祖三宗」乃是僅就唐宋律詩而言，並且「他所謂『一祖三宗』之說，並非堅持一貫，他始則立『一祖三宗』之說為江西拓展門戶，以擴大後學眼界，糾江西派狹隘之病；終則自破『一祖三宗』之說而主『詩備眾體』，這就是從守門戶到消除門戶之見的過渡」。

　　嚴羽的《滄浪詩話》是宋代詩論研究的重頭戲，「妙悟」與「入神」一再出現在論文題目中。任先大的《對嚴羽話語系統中「李杜話語」的思考》（《雲夢學刊》1997年3期）認為，嚴羽的「李杜話語」強調李杜並重，未可軒輊，這已成為現代學術界的一種共識。嚴羽對李杜話語的探索，在李杜話語的全部歷史上確立了一種基調：一是李杜並重，不以李杜論優劣；二是李杜詩歌「入神」。前者著眼於李杜的對立，後者著眼於李杜的同一。曹東《嚴羽「入神」審美說探析》（《洛陽師專學報》1998年1期）一文認為，從《易經》直到杜甫、殷璠等有關「神」的說法，是嚴羽「入神」說的先聲和淵源。「入神」說包含了嚴羽的最高的美學原則和審美理想，對明清和近代文論有巨大影響，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曹東還在《〈滄浪詩話〉研究述略》（《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1997年5期）中從「中國的《滄浪詩話》研究」和「外國的《滄浪詩話》研究」兩個方面，綜述了嚴羽及其詩歌理論研究的歷史和現狀。蔣寅的《作為批評家的嚴羽》（《文藝理論研究》1998年3期），一改當代學者們著重探討《滄浪詩話》中理論問題的態度，較全面地討論了嚴羽的詩歌批評。文章從批評學和詩學史的角度出發進行研究，認為嚴羽是我國詩歌批評史上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成熟的詩歌批評家。張晶在《審美境界：嚴羽詩歌美學思想的本質》（《天府新論》1998年4期）中對《滄浪詩話》的美學價值重新進行發掘與審視，對幾個關鍵問題作出了較有時代特色的闡釋：一，嚴羽詩學的核心範疇是「妙悟」說；二，「妙悟」的內涵不是單一的，而是豐富又彼此相關的複合性有機整體；三、嚴羽詩學思想的核心和本質是詩的審美境界，應是一種直覺與理性的兼容。

　　除以上幾篇文章外，還有兩篇論文值得注意，一是周裕鍇的《宋代詩學術語的禪學語源》（《文藝理論研究》1998年6期）。北宋中葉以後，隨著禪悅之風的盛行，宋代士大夫的心態大為改變，傳統的主要受儒家、道家影響的文論話語已不能完全傳達他們的審美觀念。同時，宋詩創作中佛教的思想資源、語言材料及表達方式的不斷滲入，特別是宋人受參禪啟示對詩歌文本的重新認識，使宋代詩學極需要與「法眼」相對應的一套新的文論話語來填補傳統文論話語的不足。文章從這一角度出發，對宋詩論中常規的禪宗術語，如「反常合道」、「句中有眼」、「點鐵成金」等的出處、內涵及與禪門宗派的關係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文章角度新穎，論述詳實，特別是對「奪胎換骨」的考辨頗有說服力。另一篇是姚海燕的《論朱熹〈詩集傳〉之「淫詩說」》（《上海師大學報》1998年1期）。姚文對朱熹提出「淫詩說」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該學說體現了朱子大膽疑古疑經，勤于思考，勇於求實的學風及其辯明思精、渾融謹嚴的「詩教」思想，同時也反映了他作為一個道學家的詩學見解。朱熹以其「淫詩說」完整而圓滿的理論體系，使《詩》之為經與《詩》中存在「淫詩」這一矛盾得到圓滿解決，重新置《詩經》於更加穩固的經典的權威地位。

　　縱觀1997—1999年度的宋詩研究，應當說在前人豐厚積累的基礎之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關宋詩史的一些基本事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文化視野進入審美批評，藝術感悟亦趨向精細。但不足之處也是明顯的，一些研究成果彼此相因之處多而發明少；且在研究層面和深度上還有待拓展和提高。王水照《走近「蘇海」——蘇軾研究的幾點反思》（《文學評論》1999年3期）提出了三點對於蘇軾研究所寄予的期望：「一是應重視『小環境』和具體事件的實證研究」，「二是對新材料的挖掘和鑒別」，「三是對文本的正確解讀」。我們以為這三點對於新世紀的宋詩研究來說，也是富有啟發意義的。另外，蔣寅在《中國詩學的百年歷程》（《中國詩學》第6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中專門對古典詩歌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設性意見，「進行細緻的文獻考索和整理，在現有文獻的清理中發現新的材料和新的問題」；「在詳備的文獻基礎上開展專題的研究，從文化制度、地域、家族、集團、性別、體制、傳播等各個視角對詩歌史進行綜合研究」；「重新清理詩學史發展的線索和內在邏輯。由於豐富的創作活動進入我們的視野，更多的著作被閱讀，歷來認定的一些結論就將被重新審視和估價」；「闡明中國詩學的基本觀念和理論內涵」。毫無疑問，抱持著更加誠懇務實的態度，摒棄先入為主的成見，從錙銖的文獻考訂積累中辨偽存真、發掘新意，新世紀的宋詩研究必將取得更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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